贞观十三年发生的暴恐事件，畅谈版转过来的。

如今 暴恐事件所引发的讨论，无论是强力维稳观，还是和解对话观，抑或发展民生、推进文化融合等等，甚至所谓的“民主宪政派”提出的高度民族自治，其实都不足以谋疆藏之问题。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这是一次典型的暴力恐怖事件，由此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联系到贞观九年(635)李世民的一次自我吹嘘，或者联系更早前的与几位大臣关于民族政策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唐代君臣的民族政策是有远见的，也是超越时代的。如今欧美盛行的“新帝国主义论调”，实质上正是该思想的翻版。
　　贞观九年(635)，李世民曾吹嘘自己的三大成就，其中之一就是民族和解，他说：“从周朝秦朝，周边民族时有入侵。如今周边民族都已经臣服，就是说从怀柔远人的方面看，我又超越古人了。”
　　在这之前，就如何安置被击败而归降的突厥人，大臣们也有过一次激烈的辩论，我摘录几条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来对照分析。
　　魏征说：“……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
　　温彦博反对，他说：“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
　　魏征又说：“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
　　温彦博又反对：“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
　　给事中杜楚客支持魏征的意见,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
　　这一次争辩的结果，李世民采用了温彦博的怀柔政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
　　随后不久，凉州都督李大亮发现了问题所在，他上疏曰：“……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遗憾的是，李世民不听，随后才有了贞观十三年的暴恐事件。
　　显然，李大亮“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的思想，是前追江统、后承魏征的。而温彦博满嘴的仁义道德，则具有玩笑性质，会让我们想到宋襄公，一次暴恐即宣布片面怀柔的破产，也难怪李世民公开向魏征致歉。
　　“化中国以信”，这句话好理解。中国古代君主追求“四夷宾服”的政治理想，前提都是修内政，从而实现“天下宴然”。
　　也就是说，李世民前期民族政策的成功，取决于内政的成功，诸如对话机制、权力监督机制的确立，倡导廉政、节俭、朴素等价值观，重视农田水利建设等等，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朴实的民族平等意识；但更主要或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内政的成功，国力大增，在对突厥、吐谷浑、高昌、安西四镇、漠北薛延陀等历次征伐中取得胜利，正是“驭夷狄以权”所发挥的效果。
　　换句话说，即使大唐王朝经济再繁荣，文化再昌明，再怎么提倡民族平等，如果对外战争老是吃败仗，李世民的“天可汗”帽子是否戴得成，实在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说，李大亮“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的思想，是从贞观之治的实践中得来的，也是可以继续实践下去的。
　　英国谋士库珀提出的新帝国主义策略，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后现代国家没有内部安全危机，却受到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的威胁，因此便要惯於双重标准：对内仍以法律和共同防卫为基础；但若面对的是欧洲后现代大陆以外的‘失败国家’，那就须使用十九世纪的粗暴方法，即武力、先发制人攻击及欺诈等。库珀认为，这种新帝国主义是一种符合人权要求和世界性价值观的帝国主义，也是旨在带来秩序和组. 织的帝国主义。”是不是很眼熟？简直就是“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思想的翻版。
　　如今昆明“3.1” 暴恐事件所引发的讨论，无论是强力维稳观，还是和解对话观，抑或发展民生、推进文化融合等等，甚至所谓的“民主宪政派”提出的高度民族自治，其实都不足以谋疆藏之问题。
　　有些少数民族笔杆子还不惜篡改历史，污蔑中原王朝利用战争殖民盘剥云云，其实不值一驳。中国从秦汉到隋唐，包括明清以及现代，都长期保留了游牧部落和个体的习俗与宗教信仰，充分保障了他们居住交往和生活的权利，并“以中国之租赋”，长期给予供养,但游牧依然反叛不止，这总是事实吧。
　　殷鉴不远，“魏征们”的敌视，有着历史的局限，在今天不宜保留；但“温彦博们”的理想主义，只会削弱主体汉民族的意识，危害祖国大一统的局面，也是不足取甚至危险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5827cf0102eh6y.html?tj=1如今 暴恐事件所引发的讨论，无论是强力维稳观，还是和解对话观，抑或发展民生、推进文化融合等等，甚至所谓的“民主宪政派”提出的高度民族自治，其实都不足以谋疆藏之问题。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这是一次典型的暴力恐怖事件，由此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联系到贞观九年(635)李世民的一次自我吹嘘，或者联系更早前的与几位大臣关于民族政策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唐代君臣的民族政策是有远见的，也是超越时代的。如今欧美盛行的“新帝国主义论调”，实质上正是该思想的翻版。
　　贞观九年(635)，李世民曾吹嘘自己的三大成就，其中之一就是民族和解，他说：“从周朝秦朝，周边民族时有入侵。如今周边民族都已经臣服，就是说从怀柔远人的方面看，我又超越古人了。”
　　在这之前，就如何安置被击败而归降的突厥人，大臣们也有过一次激烈的辩论，我摘录几条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来对照分析。
　　魏征说：“……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
　　温彦博反对，他说：“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
　　魏征又说：“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
　　温彦博又反对：“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
　　给事中杜楚客支持魏征的意见,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
　　这一次争辩的结果，李世民采用了温彦博的怀柔政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
　　随后不久，凉州都督李大亮发现了问题所在，他上疏曰：“……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遗憾的是，李世民不听，随后才有了贞观十三年的暴恐事件。
　　显然，李大亮“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的思想，是前追江统、后承魏征的。而温彦博满嘴的仁义道德，则具有玩笑性质，会让我们想到宋襄公，一次暴恐即宣布片面怀柔的破产，也难怪李世民公开向魏征致歉。
　　“化中国以信”，这句话好理解。中国古代君主追求“四夷宾服”的政治理想，前提都是修内政，从而实现“天下宴然”。
　　也就是说，李世民前期民族政策的成功，取决于内政的成功，诸如对话机制、权力监督机制的确立，倡导廉政、节俭、朴素等价值观，重视农田水利建设等等，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朴实的民族平等意识；但更主要或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内政的成功，国力大增，在对突厥、吐谷浑、高昌、安西四镇、漠北薛延陀等历次征伐中取得胜利，正是“驭夷狄以权”所发挥的效果。
　　换句话说，即使大唐王朝经济再繁荣，文化再昌明，再怎么提倡民族平等，如果对外战争老是吃败仗，李世民的“天可汗”帽子是否戴得成，实在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说，李大亮“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的思想，是从贞观之治的实践中得来的，也是可以继续实践下去的。
　　英国谋士库珀提出的新帝国主义策略，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后现代国家没有内部安全危机，却受到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的威胁，因此便要惯於双重标准：对内仍以法律和共同防卫为基础；但若面对的是欧洲后现代大陆以外的‘失败国家’，那就须使用十九世纪的粗暴方法，即武力、先发制人攻击及欺诈等。库珀认为，这种新帝国主义是一种符合人权要求和世界性价值观的帝国主义，也是旨在带来秩序和组. 织的帝国主义。”是不是很眼熟？简直就是“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思想的翻版。
　　如今昆明“3.1” 暴恐事件所引发的讨论，无论是强力维稳观，还是和解对话观，抑或发展民生、推进文化融合等等，甚至所谓的“民主宪政派”提出的高度民族自治，其实都不足以谋疆藏之问题。
　　有些少数民族笔杆子还不惜篡改历史，污蔑中原王朝利用战争殖民盘剥云云，其实不值一驳。中国从秦汉到隋唐，包括明清以及现代，都长期保留了游牧部落和个体的习俗与宗教信仰，充分保障了他们居住交往和生活的权利，并“以中国之租赋”，长期给予供养,但游牧依然反叛不止，这总是事实吧。
　　殷鉴不远，“魏征们”的敌视，有着历史的局限，在今天不宜保留；但“温彦博们”的理想主义，只会削弱主体汉民族的意识，危害祖国大一统的局面，也是不足取甚至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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