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三年天可汗李世民遭遇爆恐事件。。。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这是一次典型的暴力恐怖事件，由此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联系到贞观九年(635)李世民的一次自我吹嘘，或者联系更早前的与几位大臣关于民族政策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唐代君臣的民族政策是有远见的，也是超越时代的。如今欧美盛行的“新帝国主义论调”，实质上正是该思想的翻版。
贞观九年(635)，李世民曾吹嘘自己的三大成就，其中之一就是民族和解，他说：“从周朝秦朝，周边民族时有入侵。如今周边民族都已经臣服，就是说从怀柔远人的方面看，我又超越古人了。”
在这之前，就如何安置被击败而归降的突厥人，大臣们也有过一次激烈的辩论，我摘录几条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来对照分析。
魏征说：“……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
温彦博反对，他说：“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
魏征又说：“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
温彦博又反对：“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
给事中杜楚客支持魏征的意见,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
这一次争辩的结果，李世民采用了温彦博的怀柔政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
随后不久，凉州都督李大亮发现了问题所在，他上疏曰：“……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遗憾的是，李世民不听，随后才有了贞观十三年的暴恐事件。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并拥突利子贺罗鹘夜犯御营，事败，皆捕斩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谓侍臣曰：“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这是一次典型的暴力恐怖事件，由此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联系到贞观九年(635)李世民的一次自我吹嘘，或者联系更早前的与几位大臣关于民族政策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唐代君臣的民族政策是有远见的，也是超越时代的。如今欧美盛行的“新帝国主义论调”，实质上正是该思想的翻版。
贞观九年(635)，李世民曾吹嘘自己的三大成就，其中之一就是民族和解，他说：“从周朝秦朝，周边民族时有入侵。如今周边民族都已经臣服，就是说从怀柔远人的方面看，我又超越古人了。”
在这之前，就如何安置被击败而归降的突厥人，大臣们也有过一次激烈的辩论，我摘录几条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来对照分析。
魏征说：“……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
温彦博反对，他说：“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
魏征又说：“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
温彦博又反对：“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
给事中杜楚客支持魏征的意见,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
这一次争辩的结果，李世民采用了温彦博的怀柔政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
随后不久，凉州都督李大亮发现了问题所在，他上疏曰：“……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遗憾的是，李世民不听，随后才有了贞观十三年的暴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