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官渡对峙阶段袁绍兵力及损失考（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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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官渡之战袁绍的兵力并没有一般认为的十万，兵力损失也并非八万，笔者根据裴注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居延汉简等史料以及辎重粮草得出袁绍的军队数量为6万左右，辎重民夫7万多人，被杀八万大多为民夫。全文共一万六千余字。

前言

凡三国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进攻方的兵力似乎只有官渡之战有详细记载，而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的进攻方的兵力史料皆不确定，只能依靠推测，且数字不一。记得琅琊前辈燕京晓林曾经对三大战役双方的兵力有过详细的分析，但很多兵力数字的出处缺乏史料根据，全凭猜测，尤其是对官渡之战袁绍一方的实力和兵力在已有史料的基础上过于夸大，而袁绍部将的军职分析也缺乏史料依据，故而价值有限，不免遗憾。笔者在看过裴注三国志后，偶然看的居延汉简这一重要考古史料，又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在此动笔与诸位共赏。

关于官渡之战大多史料皆众口一词说进攻方袁绍有十万之众，而赤壁曹操和夷陵刘备的数字皆不明，不免奇怪，盖因官渡后，袁氏不数年而亡，而魏蜀都存续数十年，其兵力数量皆有人为隐晦，袁氏则无，因而兵数显现。但十万之众是否确为官渡之战袁绍的兵力数量吗，怕不尽然，笔者根据裴注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居延汉简等史料以及粮草辎重来分析。
一．袁绍的兵力初步史料

199年袁绍消灭公孙瓒，其总兵力有两个记载，其一是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兼四州之地，众十馀万。】其二是三国志袁绍传的【众数十万。】两处记载矛盾，相差可有倍数之远。而关于袁绍出兵官渡的兵力，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三国志袁绍传记载【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后汉书袁绍传也同样记载【于是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出攻许。】第二种则是裴注世语记载【绍步卒五万，骑八千。】

第一种的两段记载都很耐人寻味，因为都出现【将攻许】和【欲出攻许】的语句，也就是说在199年袁绍准备了10万人进攻许昌，而非正式出兵，那袁绍渡过黄河后有多少士兵呢，史料没有明确说明。因此史学届普遍将准备阶段的10万人列为袁绍渡河的数字，但以武帝纪【众十馀万】而言，出兵10万颇显勉强。而第二种五万八千人到符合【众十馀万】的标准，但似乎人数较少而被否定，主要理由就如同孙盛评曰【案魏武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孙盛的观点就是说袁绍冀州人口多，何况还有幽，并，青，又是大举，所以有10万没问题。那孙盛的观点是否正确呢，笔者根据史料来分析袁绍的的统治范围及人口和总兵力。

二．袁绍的统治范围

根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表明袁绍掌控了冀，青，幽，并四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史料来看袁绍并未完全掌握冀，青，幽，并四州。

根据武帝纪记载【秋八月，公进军黎阳，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齐、北海、东安，留于禁屯河上。】
公孙瓒传记载【鲜于辅将其众奉王命。以辅为建忠将军，督幽州六郡。太祖与袁绍相拒於官渡，阎柔遣使诣太祖受事，迁护乌丸校尉。】
张燕传记载【其后人众寝广，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其小帅孙轻、王当等，各以部众从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
公孙度传记载【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
九州春秋记载【谭始至青州，为都督，未为刺史，后太祖拜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盖不过平原而已。】

以上史料可见袁绍在青州6郡的统治极为薄弱，东莱郡诸县受到公孙度的占领，被置营州，199年八月袁绍主力在【尔乃大军过荡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质，争为前登，犬羊残丑，消沦山谷】，张范传记载【是时，太祖将征冀州，术复问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数千，敌十万之众，可谓不量力矣】！可见曹操在袁绍主力不在时欲偷袭冀州，但袁绍回师后【於是操师震慴，晨夜逋遁，屯据敖仓，阻河为固】，曹操从黎阳撤回，但青州依然被臧霸夺去齐、北海、东安三郡，因此在官渡前袁绍在青州的统治范围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平原郡一带。而幽州11郡自辽东起皆有公孙度统治，鲜于辅在袁绍消灭公孙瓒后自立掌控6郡并接受曹操的任命，袁绍遣袁熙所置幽州不过掌控4郡而已。并州在东汉末年受到外族侵扰，范围收缩，并且与冀州一样受到黑山张燕的侵害。

三．袁绍统治范围的人口

自汉末以来，冀，青，幽，并四州接连遭受黄巾起义，军阀混战，外族侵扰以及饥荒。史料列举如下：

三国志公孙瓒传记载【丘力居等钞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瓒不能御。】
后汉书公孙瓒传记载【绍复遣兵数万与揩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
后汉书公孙瓒传记载【是时，旱、蝗，谷贵，民相食。瓒恃其才力，不恤百姓。】
三国志卢毓传【统十岁而孤，遇本州乱，二兄死难，当袁绍公孙瓒交兵，幽冀饥荒，养寡嫂孤兄子，以学行见称。】
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嵩与角弟梁战于广宗。。。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重三万余两，悉虏其妇子，系获甚众。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尸，传首京师。嵩复与钜鹿太守冯翊郭典攻角弟宝于下曲阳，又斩之。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
后汉书鲜卑传【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五年，鲜卑寇幽州。六年夏，鲜卑寇三边。】
晋书载记一记载【会羌渠为国人所杀，於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
三国志张燕传记载【其后人众寝广，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其小帅孙轻、王当等，各以部众从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灵帝不能征，河北诸郡被其害。】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
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永和五年（140年）冀州人口约为580万，青州人口约为299万，幽州人口约为247万，并州人口约为66万。而东汉末年冀，青，幽，并的人口损失极为严重，至太康元年（280年）晋书记载冀州人口户三十二万六千，加上划给司州的原属于东汉冀州的广平郡，阳平郡，魏郡，以东汉冀州范围计算户口约为45万户左右。青州人口约为户五万三千，幽州人口约为户五万九千，并州人口约为户五万九千二百。

故太康元年四州在籍户口（在籍户口只能反映大体人口分布，而国家之间能够反映人口比例，反映各国兵力比例，但不能反映实际人口，有士家隐户存在，【士家】盖指士之家庭，世为兵者而言，下同）合计为63万户，按每户4-5人计算，人口约在250万-300万之间，以晋司马彪所著续汉书郡国志注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的史料，魏国九州不过443万人。太康元年东汉冀州范围为45万户，而191年李历曾谏韩馥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则是以永和五年冀州人口580万为基础，类似的还有战国苏秦对楚威王曰【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楚国人口约为500万，中国人口通史），可知曹操在冀州【校计甲兵】【可得三十万众】，30万人当为一户出一人得出，为农耕文明下可征发男丁的极限值，则204年冀州在籍户口数为30万，人口在120万-150万之间。

比照蜀之亡【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及吴之亡【得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三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可知兵民比例为1:10左右，因此以魏国在籍人口443万人计算，晋书文帝纪诸葛诞作乱时（257年）司马昭上表【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中的50万当为魏国总兵力，魏灭蜀时【于是征四方之兵十八万】，晋灭吴时【东西凡二十馀万】，灭国之战用兵数均在50万以内。

如此太康元年河北四州人口按照兵在籍人口比例1:10计算不过25万-30万众，勉强达到袁绍传中【众数十万】的标准，而以200年冀州人口在120万-150万之间计算，冀州兵力当为12万-15万左右。200年至257年魏国数十年发展，掌控九州不过443万人口，军队50万，可见200年袁绍据四州而有【众数十万】的说法水分颇多。

晋太康时期青，幽，并三州合计不满18万户，由200年冀州30万户至太康元年45万户的增长推算200年三州合计不过12万户。而幽州11郡，鲜于辅掌控6郡，公孙度割据辽东，袁绍所置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不过掌控4郡而已。而袁绍置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6郡中公孙度和臧霸侵占4郡，故所辖盖不过黄河以北平原郡一带。冀州及并州，黑山张燕【众至百万】尚且盘踞，因此袁绍在青，幽，并三州实际控制地区的在籍户口不过数万户而已，所得兵力不过两三万而已。

故袁绍所依不过冀州30万户耳，以比例1:10计算，盖与武帝纪所载【众十馀万】大致符合，而【众数十万】是一户出一人的穷兵赎武之法，据献帝春秋记载袁绍死后【绍为人政宽，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或丧亲】，荀攸传荀攸言【绍以宽厚得众心】，又郭嘉传郭嘉言【袁绍有恩于民夷】，可见袁绍是得民心，而非穷兵赎武之人，因此袁绍传的【众数十万】是为夸张之言。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曾提到赤壁前【今操已拥百万之众】，但曹操果有百万士卒吗？故孙盛评曰【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完全不可取。
四．其他战役的兵力史料对比

有趣的是三国志程昱传记载【袁绍在黎阳，将南渡。。。昱不肯，曰：“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在袁绍渡河前，程昱说袁绍有【十万众】，其消息哪里来的，在只有原始通讯的古代，消息无非源于袁绍官方的行令檄文。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在伐魏诏自称【统领步骑二十万众】，根据晋书地理志刘备章武元年（221年）【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蜀汉灭亡时，刘禅上降表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虽相差四十余年，但户口数相差不远，以【带甲将士十万二千】计算，故第一次北伐士卒不会超过十万。

赤壁之战时曹操给孙权的信中写【今治水军八十万众】，在周瑜传中变成【船步兵数十万】，到江表传周瑜所言变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数十年后诸葛恪所言【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比照257年魏国【今诸军可五十万】，诸史料唯周瑜之说最少，故也大体属实。

零陵先贤传记载在官渡前，刘先为刘表奉章诣许，曹操自称【今孤有熊罴之士，步骑十万，奉辞伐罪，谁敢不服？】从语气来看，明显是为压过刘表一头，而刘表传又记载刘先回去后对刘表言【将军拥十万之众】。结果双方竟然皆自称10万，可见都有水分。

与官渡最相似的例子是南北朝陈庆之荥阳城外围一战，梁书陈庆之传记载【天穆之众，并是仇雠。我等才有七千，虏众三十余万。】实际上北魏主力在北方镇压六镇起义，元天穆不可能有三十余万，但史书记载的原则是可以夸张、可以隐匿，但要无中生有添加一件事，大概中国古代的史官们是干不出来的。真相就是同传记载【（元天穆）先遣其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即尔朱兆）领胡骑五千，骑将鲁安领夏州步骑九千，援杨昱。】这支援军虽非元天穆亲自率领，但必然打着元天穆的旗号，夸张的号称三十余万。因此元天穆的名字作为领兵将领出现在南朝史官的记载上也是可以理解的。近万人的援军，被陈庆之数千人轻易击败，也是可以解释，因规模不大，被北朝史书轻轻地隐匿了，而【虏众三十余万】不过是援军打着元天穆的旗号而已，但南朝史官直接就把对方号称的数字写在史书上了。

荥阳城外围一战的例子可见程昱所言【十万众】与陈庆之【虏众三十余万】一样，数字皆存在水分。赤壁之战时孙权一方居然对曹操士卒具体数字不明，江表传记载当东吴群臣得知曹操信中所言【今治水军八十万众】，竟然【莫不乡震失色】，周瑜对孙权言【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东吴群臣显然是因为八十万数字而感到惧怕，可见己方对于敌方的兵力情报主要来源于敌方的公开信息，故可以认定程昱所言【十万众】当为袁绍的号称耳，且为曹方所普遍认同。

赤壁之战和诸葛亮北伐，曹操和诸葛亮皆有兵力号称，袁绍又岂会没有。对历史军事感兴趣的一般都了解，古籍中的兵力记载大多严重夸张，明末萨尔浒之战，明军号称47万，实则不到10万，因为随着年代越近，则史料越多越详细，能够刨去水分，测算出实际的兵力。在古代兵力超过10万，军旗，军乐之类的原始通讯方式难以满足需求，在没有无线电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受到通讯瓶颈的困扰，部队难以协同行动。因此一般同一次出兵，兵数有几种的话，通常取较小的数字。而世说新语是一部记述魏晋士大夫玄学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步卒五万，骑八千】极有可能是私下言语中透露的真实情况。
五．由粮草推断袁绍在官渡对峙时的兵力

由于袁绍实际出兵数字的史料并不明确，而史学界采用袁绍传【众数十万】的说法，因此大都相信10万一说。但袁绍渡河后的兵力真的毫无史料可查吗，非也，裴注三国志给了我们极其重要的线索，那就是粮草辎重。

孙子兵法作战篇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力屈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可见后勤辎重对于战争的重要性。

武帝纪裴注曹瞒传记载许攸说曹曰【今袁氏辎重有万馀乘，在故市、乌巢】。而武帝纪又记载【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公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徐晃传记载【又与史涣击袁绍运车於故市】，故武帝纪和徐晃传的抄粮为同一次，地点在故市。根据地图，故市（今河南省郑州管城区，方北辰）在官渡（今河南郑州市中牟县城东北2.5公里官渡镇）西北35公里处，乌巢（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僧固乡史固村）在官渡东北45公里处，两地相距太远，许攸说曹后，曹操只袭击了乌巢，可见袭击故市和乌巢是在不同的时间，而故市应该是是此前徐晃、史涣袭击故市那一次，从方向来看，故市之粮应该来自其北方30公里处曹操原来的粮仓敖仓，曹操曾经【屯据敖仓，阻河为固】，可见敖仓屯有粮草，而乌巢之粮才是来自袁绍后方大本营，因此疑为曹瞒传记载有误，许攸所言【万馀乘】应该专指在乌巢，而不是两地相加。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万馀乘】辎重是什么概念：

辎重表示运输部队携带的军械、粮草、被服等物资。根据贯穿两汉边防情况的居延汉简记载【入粟大石廿五石车一辆居摄三年三月。】和【入粟大石二十五石，车一辆输甲沟候官】，及九章算术记载【六人共车，车载二十五斛】。九章算术成书於东汉初年，后期基本定型，故东汉每乘辎重全部运载粮草可以装载大约二十五斛（斛是古代容积单位，唐朝之前，斛为民间对石的俗称，1斛=1石，1石为120斤，东汉每斤222.73克，1斛约合25千克，二十五斛加上车近1吨），在运输时民夫走的是土路，下雨会导致道路泥泞不堪而难走以及上坡和上桥时都需要更多的人手，而且长期的路途会导致民夫疲劳，故需要6个人运输。也就是说万馀乘辎重如果全部装载粮草可以运输25-30万斛（1350-1500斤）左右，所需人力为6-8万人。

如果30万斛可以提供多少人食用呢？在确定人数之前先计算一下袁绍的运粮周期，袁绍的运粮路线差不多是由邺城出发，经过黎阳，从延津渡过黄河直至袁绍官渡大营，来回距离差不多350公里左右约合800-900里，在汉代30里为一舍，武经总要前集卷五军行次第【凡军行在道，十里齐整休息，三十里会乾粮，六十里食宿】。资治通鉴卷注唐制【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可见辎重的日行速度大约是30里，来回差不多是一个月，而袁曹对峙从八月至十月，八月是为白露秋分，常言道【白露忙割地，秋分无生田】，运输频繁，耗费民力，影响秋收，因此袁绍的运粮周期就是一个月左右。至于乌巢又名乌巢泽，附近是一片沼泽湖泊，地势低洼潮湿，且鼠雀众多，既不适合存放粮草，也不适合防守，而淳于琼则是【将兵万馀人北迎运车，琼宿乌巢】，故淳于琼是临时住宿乌巢，而袁军也不可能每天走40里（约合17公里）去乌巢吃饭。

现在可以计算30万斛的食用数量：一斛等于一石，氾胜之书记载【岁食三十六石】，齐民要术记载【岁食三十六石】，盐铁论记载【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也就是说一男丁一般情况下一年食36斛，每月3斛，因此万馀乘运输30万斛粮草理论上只能供十万人一月之食。但是以【简精卒十万，骑万匹】计算，30万斛需要供养的不仅仅是10万军队，还有运输【万馀乘】辎重的7万民夫，及万匹战马。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六人共车】外是否可以用马车和牛车？曹瞒传提到曹军在乌巢【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说明有牛马。以盐铁论记载【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一匹马的食量相当于中户六口人，汉书赵充国传记载【一马自驮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一马每月耗费粮草至少10石，而赵充国统帅的击羌部队中，一万军马和牛等畜力的月用刍稾就达到【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刍稾即秣草，折合一马或牛月用刍稾二十五余石，明朝的纪效新书曾记载【每辆骡八头，车正一名，专司进止；舵工一名，专备留后。每车载米豆煤妙一十二石五斗（明朝1斤约590克，一石约70.8千克，十二石五斗约885千克）】，可见马车成本太高，而袁绍不过【骑万匹】，由此可以首先把马车排除。而袁绍曾经【遣骑救之】，故乌巢的马来自袁绍所派遣的骑兵。


那牛车如何？虽然没有汉朝史料，但可以根据其他朝代史料窥探一番，据明朝太祖实录记载【大车1辆，编车夫3人，载米10石（10石约708千克），配牛3头。小车1辆，编车夫1人，载米3石（约212千克左右），配牛1头】（黄牛中健牛最大挽力为 428.2 公斤，甘肃农业信息网，下同），汉朝辎重车载重25石（汉石）约660千克，而明朝配牛3头的辎重车载重10石（明石）约708千克，可见明朝的牛车载重略高于汉朝，但大体差不多，故汉朝辎重用牛运输也需要配牛3头，【万馀乘】辎重需不下三四万头牛。而牛的食量如何？宋朝范纯粹言【凡一牛马所费,当五人之食】，唐六典称每日【驰及牛之乳者、运者各以斗菽,田牛半之。驰盐三合,牛二合（十合为一升）】，其【运者】是指正处于驮运途中之牛,因体力消耗大而费料多，可见使用牛车依然成本太高。而耕牛在古代极其重要，是汉代农业生产的保证，礼记王制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风俗通记载【（汉）律不得屠杀少齿】，八九月份又是农忙季节，所以为运输而使用太多耕牛会影响来年的收成，而进入【冬十月】后，气候寒冷，如果饲养不当，会使牛生长缓慢，甚至掉膘。至此可以认定乌巢虽有牛车，但由于运输成本和农业规律，【万馀乘】辎重绝大部分仍是【六人共车】。从【载米3石，配牛1头】来看，每头牛拉力为200千克-300千克左右，而牛的重量为300-500千克左右，故【六人共车】的情况属实。

如此以最节约成本的【六人共车】计算，光军队和民夫所需粮草依然超过50万斛，加上【骑万匹】的粮食刍稾所需不下80万斛，何况辎重所装不只是粮草，路途更有损耗，所以按男丁每月3斛计算，30万斛是远远不足以供养袁绍的10万大军的。那男丁每月3斛是否为食量最小值呢？非也。

根据居延汉简记载，士卒月粮最高【三石三斗三升】，最低额为【一石七斗四升】，数量相差如此悬殊的原因可能出于多种情况。或战时与平时有别，或剧作劳动与轻微劳动有差，或发放口粮的时间地点有异等。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所使用的计量器具有所不同。根据汉简【凡出谷小石十五石为大石九石】；【人糜小石十二石为大石七石二斗】。可知汉代计量器具有【大石】【小石】之分，且他们之间的比例为6∶10，即大石六斗合小石一石。汉简中言及二石及其以下者多为大石计量；而二石以上者则多为小石计量。如此，则三石三斗三升、三石、二石六斗，折合大石分别为二石、一石八斗、一石五斗六升。

如此士卒月粮为1.5大石-2大石左右。取最小的1.5石计算，十万士卒，七万民夫，一万匹战马当六人，袁绍全军一个月所需粮草依然达到35万斛，这还是在辎重全部是米栗没有计算刍稾，军械，被服和损耗的情况下，在运输过程中，由于运途艰难，有一定损耗。汉简记录【右凡十二辆输城官凡出入折耗五十九石三斗】，12辆车共300石，失耗近60石，约20％左右，何况进入【冬十月】后必须增加大量被服，根据汉简【裘袍一领四斤四两】，被服轻而体积大，这会占去辎重车的大量容量，势必减少米栗的比例，故以【简精卒十万，骑万匹】计算远超过袁绍每次运粮的补给量。如此世语记载的【绍步卒五万，骑八千】出现了，近6万士兵加上7万余民夫，8千战马，以战时最少每人1.5石计算，加上民夫身上可以背负几天口粮，沿途的补给及官渡附近的征收，辎重则扣除替换军械，被服以及沿途的损耗，刍稾则可以在沿途采集部分，故【绍步卒五万，骑八千】大致在25-30万斛粮草的范围。

此外三国志鲍勋传注引魏书记载【信乃引军还乡里，收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五千馀乘】。五千余辎重在全部是粮食的情况下约十余万斛，大体供应五六万人一个月的粮草，鲍信的故乡是泰山平阳（今山东新泰），他召集了徒众二万，准备了辎重五千馀乘，约需要3万多的民夫，而平阳与联军集结地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直线距离为320公里，约合800里，以辎重30里的日行速度计算，路程约一个月，因此五千余辎重大体供应两万多军队一个月的粮草。

还有三国志先主传记载【比到当阳，众十馀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馀里，】【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及於当阳之长坂。】从中可以看出【辎重数千两】维持着【众十馀万】【三百馀里】的粮草，以【日行十馀里】计算，约二十余日，数千辎重的粮草大体在75000斛--250000斛之间，考虑到十余万人大都是民众含有老弱病残，食量有限，故十余万人二十余天的粮草大体在数千辆辎重的范围内。

三国志明帝纪记载景初二年（238年）【初，帝议遣宣王讨渊，发卒四万人。议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司马懿讨伐公孙渊只发兵四万，众臣就嫌兵多，耗费大，这固然有【四千里征伐】路远之难题，但也说明以魏国九州之国力亦觉负担之严重，遑论199年袁绍粗定四州后而出兵10万。

明朝永乐第一次北伐(1410年)，兵力号称50万，但以明实录的记载来看只动员了十一万四千人，北伐时间共120多天，而携带的粮食数目约二十万石约合五十余万汉石，减去长城以内的官仓补给二十天，尚余100天。故后勤人力约70000人，前线兵力约44000人。五十余万汉石维持十一万四千人约百天。以永乐之强盛，天子御驾亲征却连同民夫只不过十余万人，可想而知200年袁绍之状。

在解放战争中持续三个月的淮海战役中，60万解放军竟然需动员【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农民543万支援前线，其中一线民工共220余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扁担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寒山碧著，邓小平怎样指挥淮海战役，中原出版社，1991年4月，第388页）。在动用大量牲畜船只的情况下，军民比例依然达到1∶9，可见战争动员人力及物资之浩大，民工除修路运粮之外，还协助部队挖掘交错纵横之包围濠沟。1948年中国基本还是农业国与古代相似，60万解放军尚需民工543万人，那200年袁绍6万军队需要多少民夫呢？

从史料来看，袁绍一方在对峙阶段并没有缺粮，哪怕故市的运粮队被击破，也没有袁军缺粮而士气下降的记载，因此在乌巢被击破前，袁绍军队的粮草供应是充分的，但淳于琼【北迎运车】至乌巢却十分重要，因为气候进入【冬十月】是为立冬，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冬，终也，万物收藏也。水始冰。水面初凝，未至于坚也。地始冻。土气凝寒未至于拆】，对于运输方面来说是一大考验，何况西汉末叶至隋初，气候转寒旱，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小冰河期，后汉书记载【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馀】。【东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夏六月，寒风如冬时】。文帝本纪载【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冬十月，帝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馀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不江，乃还】，可知自东汉以来，冬季长江，淮河都曾结冰，遑论北方黄河。

所以淳于琼10月之行后在农历11月黄河极有可能结冰的情况下对袁军后勤运输是极严重的打击，是否还有下一次运输队难说，未来粮草可能就地补给，而战事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故乌巢辎重对袁军极其重要。李典传记载203年袁尚与曹操大战于黎阳时【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将兵屯河上】，李典言【蕃军少甲而恃水】，邺城之战后【谭谓尚曰：“我铠甲不精，故前为曹操所败】。可见乌巢之战导致袁军装备损失惨重，其后的战场上士卒缺少甲胄，故以【万馀乘】辎重推论袁绍渡河的实际兵力是【绍步卒五万，骑八千】而民夫约7万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六．由骑兵数量和粮草推断曹操的兵力

在笔者推断曹操的兵力前首先描述一下曹操的周边状况：

在刘表方面，官渡时【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后【会绍与太祖连战，军未得南。而表急攻羡，羡病死】，刘表不仅观望而且乘机平定长沙太守张羡的三郡叛乱。而江南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去世后，孙权继位【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又庐江太守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故孙权【是岁举兵攻术于皖城】直至【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可见刚继位孙权政权不稳，急于平叛无力北上。在关中【繇至长安，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备遣子人侍】，因此关中诸军阀保持中立而观望。

可见官渡时曹操的周边情况对其极为有利，何况曹操【以登为广陵太守】，为【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以宠为汝南太守】，而宛城张绣【率众归太祖】，可见其他战线布置妥当，可以用少量兵力来应付。据不完全统计在官渡前线除统帅曹操外，谋士荀攸，郭嘉，贾诩；主要将领除夏侯惇外其余张辽，乐进，于禁，徐晃，曹仁，曹洪，夏侯渊，张绣，许褚，史焕等皆出战，而荀彧留守许昌。曹操能拿的出手的谋士将领全部出现，可谓精英尽出，所以曹操完全有能力也应该集结大量兵力与袁绍在官渡对抗。

根据武帝纪，曹操在奇袭乌巢时【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部队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然而根据百度地图，乌巢在袁军后方，曹操官渡大营与乌巢的直线距离超过40公里，曹瞒传记载曹操【夜从间道出】，间道就是偏僻的小路，说明需要绕过袁绍大营，故其路程应不下60-70公里。许攸投奔献计时，曹操【跣出迎之】，可见曹操在睡觉，而许攸是摸黑逃出袁绍大营，在【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公】后，【夜往，会明至】，因此时间是非常紧迫，孙子兵法军争篇曰【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因此以古代的军事训练强度及身体条件，因此步卒不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奔袭一个半的马拉松距离后再继续战斗（汶川地震解放军13小时徒步行军70公里，新华网），这么短的时间内赶到后还有战斗力也只有骑兵能够做到，而到达乌巢后曹军有较为充沛的体能，可以下马步战攻击淳于琼的营寨。故曹操的五千人应该全部骑马。

在延津之战时曹操就【时骑不满六百】，而【以议郎督骑】的曹仁并没有参战，因此六百骑不会是曹操全部的骑兵，曹仁很早就【遂从太祖为别部司马，行厉锋校尉】，【仁常督骑，为军前锋】。通常汉朝一个校尉的部队为两千人上下，可见曹仁约有一两千骑，三国志公孙瓒传记载【瓒惧术闻而怨之，亦遣其从弟越将千骑诣术以自结】，后汉书刘虞传记载【虞乃使数千骑就和奉迎天子，而术竟不遣之】，可见袁术至少从公孙瓒和刘虞处获得数千骑兵，曹操消灭袁术后自然能够获得部分，又【其馀兖豫之民，及吕布张扬之遗众】，吕布张扬是并州人自然有不少骑兵，曹操在198-199年击灭后便能够获得，而后官渡对峙时【繇送马二千馀匹给军】，所以曹操要四处凑成5000骑并非难事，故【步骑】应为陈寿误记。按照袁绍的步骑比例，以5000骑兵推论，曹操官渡总兵力在四万人以上。

此外，曹操在官渡相持阶段的兵力通过粮草也有迹可循，任峻传记载【贼数寇钞绝粮道，乃使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补复陈以营卫之，贼不敢近】。【数寇】说明至少被袁绍钞绝三次以上，而袁曹对峙从八月至十月三个月左右，官渡距离许昌来回170公里，合400-450里，辎重日行30里，因此通过运粮次数，粮道距离以及曹操对运粮者曰【却十五日为汝破绍】来看，半个月应该为曹操的运粮周期。

从【乃使千乘为一部】的语气来看肯定有好几部，假定有一部，就是千乘，辎重约是25000斛，比照袁绍的情况以半个月的运粮周期计算，只能供养3万人，哪怕只有【繇送马二千馀匹给军】的米麦及刍稾，刨去后连养活6000民夫都勉强，故不取。假定有两部就是2000乘，约50000斛，以半个月的运粮周期计算，可供6-7万人，扣除1.2万民夫，至少有四五万士卒，但若算上5000马匹，那步卒数量大为缩水，此步骑比例过于夸张，因而2000乘亦不取。

而假定三部就是3000乘，约75000斛，以半个月的运粮周期计算，扣除5000匹战马约25000斛的米麦，剩余可供6-7万人，扣除1.8万民夫，比照袁绍的情况，曹操在对峙时亦在四万人以上。而史料不断记载曹操军队【军食乏】，在【为补复陈以营卫之，贼不敢近】后依旧乏粮，说明曹操兵数肯定不少。通过骑兵数量和步骑比例以及军粮可以推论曹操在官渡的兵力高峰时大致在四万以上，也与现在的史学界主流的看法大致相同。
七．通过官渡对峙情况推论双方兵力对比

通过运用粮车数量及各种史料来推断双方在官渡对峙时的兵力，大致是袁绍以约六万对峙曹操四万。哪怕按照袁绍传199年准备【精卒十万】的说法，刨去白马，延津两战以及于禁袭击河内汲、获嘉二县袁绍的别营，三战中袁绍共损失兵力不下万人，所谓的【精卒十万】也已经不足。

根据武帝纪的记载【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曹操能够【数十里】和【分营与相当】说明有足够的兵力和袁绍对峙。那【合战】一词是为何意？

根据杜预左传注言【且谓楚众多，故惮合战】。荀子【合战用力而敌退，是众威也】。百战奇略【言若我兵分屯数处，敌若以众攻我，当合军以击之】。可见【合战】之意就是集结兵力进行主力会战，曹操既然有把握进行会战，可见双方会战的兵力应该差不太远，正如曹操注孙子言【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但合战结果却是袁绍获胜，曹操大败而【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曹丕诏书以【四方瓦解,远近顾望】来形容，可见会战曹操损失惨重（属于击溃战，真正战死的不多，但溃兵没收拢的也算在战损内），故【兵不满万】是合战兵力所剩余的，【伤者十二三】也是【合战不利】所带来的。

至于荀彧信中所言【公以十分居一之众】是指合战兵力所剩余的数量。但认为曹操在官渡【分营与相当】时兵数就是【兵不满万】乃至以此兵力进行【合战】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孙子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曹操官渡前虽然败仗多可好歹也看过兵法，兵力若只有袁绍的【十分居一】岂会【合战】，袁绍以十倍之数难道不能围困曹操，何况袁绍在【太祖善其言，遂使将骑击备，破走之，仁尽复收诸叛县而还。绍遣别将韩荀钞断西道，仁击荀於鸡洛山，大破之。由是绍不敢复分兵出】两次分兵失败后不再分兵，而曹操能够连续分兵击破袁绍的分兵，说明袁绍的兵力并不比曹操多多少。

荀彧传【与绍连战。太祖保官渡，绍围之】，汉晋春秋记载张郃说绍曰【公虽连胜】，可见官渡前期，曹操在正面战场直面袁绍可谓连战连败，由于【兵不满万】只是合战兵力所剩，而非曹操官渡全部兵力，所以曹操还能【相拒连月】。在张郃、高览【重兵】(以张郃宁国中郎将的军职看重兵应该是一万多人）投降后能够如贾诩传记载【围击绍三十馀里营】，所以曹操有足够的兵力大范围攻击袁绍官渡大营。
八．关于袁绍的损失

三国志袁绍传引张璠汉纪云【杀绍卒凡八万人】，而后汉书则略改为【前后所杀八万人】。其数字最早的来源就是武帝纪引献帝起居注曹操报捷上书【得斩绍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遂大破溃。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馀级，辎重财物巨亿。】在曹操的上书里说明共斩首8员袁绍将领，士卒七万多，数据大凡与八万相近。问题是曹操上书所言是否可信呢？怕不尽然，疑点颇多。

三国志国渊传记载【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可见曹操的报捷文书【凡斩首七万馀级】有水分。但凡报捷文书都是尽量夸大斩首数字，可也未及八万之数，那八万之数从何而来？

报捷文书中【得斩绍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曹操所说的斩首的8员将领分别是白马的颜良，延津的文丑，曹瞒传记载在乌巢战死的眭元进、韩莒子、吕威璜、赵睿、淳于琼五人以及官渡的沮授。除了颜良文丑，乌巢之战袁绍军就死了5人，而在袁绍官渡大营只死了沮授一人，可见官渡战况并不激烈，如果官渡大营所杀八万人，那为何只有沮授一员将领被擒？

武帝纪和袁绍传均强调【绍及谭弃军走】和【绍与谭单骑退渡河】。惊讶的是袁绍和官渡各营将领除了沮授竟然在抛弃士兵的情况下全部安全逃脱，贾诩曾言【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而在袁绍后方【昱收山泽亡命，得精兵数千人】。不知袁绍及诸营将领是如何逃脱的？

三国志荀彧传记载【遂以奇兵袭绍别屯，斩其将淳于琼等，绍退走。】仅说明袁绍在淳于琼被斩之后退走而已，而武帝纪记载曹操竟然【追之不及】，更惊讶的是在三国志王基传中，王基言【武皇帝克袁绍於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离官渡之战相隔五十余年的王基的话则显然说明曹操因为担心袁绍的反击而没有追击，不仅如此，曹操的报捷上书则以【大将军邺侯】的尊称来称呼袁绍，而不是逆贼，曹操是否因为胜果有限而需要留一条后路缓和与袁绍关系？

最关键的是那运输【万馀乘】辎重的七万左右河北民夫的去向，史料遗漏了他们，当年【受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时在袁绍的帮助下（谢承后汉书记载【袁绍以曹操为东郡太守。。。乃以（曹）操为兖州刺史】，可见此时曹操尚依附袁绍，同书又记载【操得兖州，兵众强盛，内怀反绍意】）曹操并没有缺粮的情况，而根据后汉书荀彧传曹操上书所言【绍既破败，臣粮亦尽】，说明此时严重缺粮，曹操是没有点石成粮的本事，哪怕到建安六年还是粮少【太祖就谷东平之安民】，所以战后是没有办法养活那么多的民夫，那这些民夫的下场又如何？

由于无论是汉纪还是后汉书一再强调所杀八万人，以上疑问的答案那只有一种，就是【前后所杀八万人】大多为民夫，而武帝纪的【虏其众】是指民夫。笔者巧合的发现【凡斩首七万馀级】结合【以一为十】来看是为斩首近万，最激烈的乌巢一战曹瞒传记载不过【杀士卒千馀人】，可见【以一为十】的可信度极高，再加上七万民夫恰好八万多人，数量不仅符合后汉书所载【前后所杀八万人】，也解释了民夫的下场。

几年后曹操围攻邺城，袁绍传记载邺城在【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情况下依然抵抗曹操，直到【尽收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这未尝不是当年坑杀河北民夫的原因。占领邺城后曹操进行了屠城如荀彧所言【公前屠邺城，海内震骇，各惧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众】。由曹操屠城可见邺城抵抗之激烈。

与官渡之战相对应的是夷陵之战，据刘晔传注引傅子记载【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馀人，备仅以身免。】而刘备【支党四万人】，【前后五十余营】。汉末一营千人，刘备不过五六万而已。估计傅子所说是孙权的破贼文书，又是以一为十，实际不过被杀万人左右，盖因官渡和夷陵皆是击溃战，而非长平那样的包围歼灭战，古代战场若非包围实际上溃兵更多。
九．官渡后的情况

官渡后，武帝纪记载【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绍归，复收散卒，攻定诸叛郡县】。而袁绍仅通过【复收散卒】便能够平叛。荀彧传记载【六年，太祖就谷东平之安民，粮少，不足与河北相支，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讨刘表】。曹操依然与袁绍在对峙，因为担心粮少无法抗衡，而想撤退，可见袁绍依然咄咄逼人，曹操还是处于下风。

袁绍死后，曹操开始主动进攻冀州，庞德传记载【建安中，太祖讨袁谭、尚於黎阳，谭遣郭援、高干等略取河东。】袁尚袁谭与曹操大战与黎阳，竟然还能遣兵将主动进攻河东。而锺繇传记载【而袁尚所置河东太守郭援到河东，众甚盛。诸将议欲释之去，繇曰：“袁氏方强，援之来，关中阴与之通】。贾逵传又记载【郭援之攻河东，所经城邑皆下】。可见郭援兵力强盛，攻势淋漓，甚至关中有人暗通。

而在黎阳，袁氏兄弟先是鏖战半年从【秋九月】至【八年春三月】，退回邺城后【尚逆击破操，操军还许】。迫使曹操逃到邺城东南80公里处的阴安，迁民至河南【使辽与乐进拔阴安，徙其民河南。】曹操以不到20余天的时间就回到许昌然后发布【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惩罚军令，其败何其惨也。直到袁氏兄弟相争才有机可乘，可还是用了5年时间才得以平定河北，所以官渡后袁氏依然实力强劲，在官渡，黎阳，邺城三战后依然如荀攸所言【带甲十万】，可见此三战的袁氏一方的损失与武帝纪【众十馀万】的总兵力相对应。以官渡之战后的战局来看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消灭了袁绍主力的说法实在不可取。

十．简评三国志袁绍传

陈寿的三国志卷六的袁绍传记载极为省略，著名的界桥之战没有记载，反而在卷八的公孙瓒传中记载了，而袁绍传却连【语在公孙瓒传】都没有。此外，袁绍传多处与其他传存在记载矛盾，如官渡前曹操东征刘备是袁绍传记载【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而于禁传却记载【刘备以徐州叛，太祖东征之。绍攻禁，禁坚守，绍不能拔】。此外袁绍传又记载【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沮授又谏绍：“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绍不听。】而武帝纪却记载【二月，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两处记载皆有矛盾。

而袁绍在获得冀州后的记载几乎全部省略，只有不听劝告任曹操迎接汉献帝的记载，回避了臧洪传中196年袁绍在东郡围攻臧洪【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而无法抽身的史料。结合连界桥之战也没有记载来看，可见陈寿在袁绍传里对袁绍的事迹多有回避，这可能与曹操早年依附于袁绍有着莫大的关系，曹操虽然作为兖州刺史，但任命臧洪为兖州东郡太守的却是袁绍【绍叹其能，徙为东郡太守】。可见直接在袁绍传记载其全部事迹有可能暴露曹操与袁绍之间的关系，故只能在其他传里零散记载。

与后汉书袁绍传相比，三国志袁绍传中陈寿对袁绍的征战经历几乎只字不提，只提到【击破瓒于易京，并其众】。让人以为袁绍四州之地几乎都是别人送的，将他描绘成一个家世极好但不会打仗却又刚愎自用虚有其表之人，但试问一个被拥有【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的【超世之杰】击败的人怎么会是草包呢？

有趣的是陈寿在武帝纪中提到【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在评论曹操时再次写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据四州，强盛莫敌。】汉末群雄中只提到袁绍，可见袁绍是曹操统一北方最大的对手。因此陈寿的曲笔就是在袁绍传中夸大袁绍的兵力，极力贬低袁绍的才能，将袁绍的总兵力从武帝纪中的【众十馀万】提高到袁绍传中的【众数十万】。

关于陈寿三国志的评价，在裴松之的上三国志注表就提到【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清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也云【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又提到曹魏战争【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 】。可见陈寿三国志曲笔多多，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矛盾之处很多，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

总结

无论三国志还是后汉书都没有记载袁绍渡过黄河后有多少兵力，257年魏国才【今诸军可五十万】，可汉末人口损失严重，袁绍不过粗定四州，因此袁绍官渡前的总兵力应该如武帝纪所言【众十馀万】为准。通过双方的辎重判断官渡对峙时袁曹的兵力当6万对4万。

袁绍在官渡被【所杀八万人】也并非全部是士卒，大多为运输【万馀乘】辎重的7万多民夫，不然在战后曹操缺粮的情况下民夫成了失踪人口。而官渡后袁氏依然【带甲十万】，曹操在平定四州亦颇为艰难，亦可见官渡袁绍的士卒损失并不严重。

综上所述，十万之众当为袁绍号称，实际出兵数量如世语记载【绍步卒五万，骑八千】，一次运粮周期的民夫7万多人，而被杀八万大多为民夫。而曹操在官渡的兵力最高峰4万以上，民夫在2万左右。

官渡之战魏国官方以曹丕诏书【昔袁绍之难】来形容，不仅是袁绍之众盛，而且是袁绍的军事才能让人恐惧，官渡前曹操败仗极多，多次侥幸地死里逃生，而袁绍居然是恐怖的全胜。凡亲临战场，必定无坚不摧，故【天下畏其强】，曹操战后曾对鲜于辅言【如前岁本初送公孙瓒头来，孤自视忽然耳】，可见后怕之情，因此官渡之战的真正意义在于打破了袁绍不败的神话，缩小了双方的差距，鼓舞了曹操军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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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官渡之战袁绍的兵力并没有一般认为的十万，兵力损失也并非八万，笔者根据裴注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居延汉简等史料以及辎重粮草得出袁绍的军队数量为6万左右，辎重民夫7万多人，被杀八万大多为民夫。全文共一万六千余字。

前言

凡三国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进攻方的兵力似乎只有官渡之战有详细记载，而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的进攻方的兵力史料皆不确定，只能依靠推测，且数字不一。记得琅琊前辈燕京晓林曾经对三大战役双方的兵力有过详细的分析，但很多兵力数字的出处缺乏史料根据，全凭猜测，尤其是对官渡之战袁绍一方的实力和兵力在已有史料的基础上过于夸大，而袁绍部将的军职分析也缺乏史料依据，故而价值有限，不免遗憾。笔者在看过裴注三国志后，偶然看的居延汉简这一重要考古史料，又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在此动笔与诸位共赏。

关于官渡之战大多史料皆众口一词说进攻方袁绍有十万之众，而赤壁曹操和夷陵刘备的数字皆不明，不免奇怪，盖因官渡后，袁氏不数年而亡，而魏蜀都存续数十年，其兵力数量皆有人为隐晦，袁氏则无，因而兵数显现。但十万之众是否确为官渡之战袁绍的兵力数量吗，怕不尽然，笔者根据裴注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居延汉简等史料以及粮草辎重来分析。
一．袁绍的兵力初步史料

199年袁绍消灭公孙瓒，其总兵力有两个记载，其一是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兼四州之地，众十馀万。】其二是三国志袁绍传的【众数十万。】两处记载矛盾，相差可有倍数之远。而关于袁绍出兵官渡的兵力，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三国志袁绍传记载【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后汉书袁绍传也同样记载【于是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出攻许。】第二种则是裴注世语记载【绍步卒五万，骑八千。】

第一种的两段记载都很耐人寻味，因为都出现【将攻许】和【欲出攻许】的语句，也就是说在199年袁绍准备了10万人进攻许昌，而非正式出兵，那袁绍渡过黄河后有多少士兵呢，史料没有明确说明。因此史学届普遍将准备阶段的10万人列为袁绍渡河的数字，但以武帝纪【众十馀万】而言，出兵10万颇显勉强。而第二种五万八千人到符合【众十馀万】的标准，但似乎人数较少而被否定，主要理由就如同孙盛评曰【案魏武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孙盛的观点就是说袁绍冀州人口多，何况还有幽，并，青，又是大举，所以有10万没问题。那孙盛的观点是否正确呢，笔者根据史料来分析袁绍的的统治范围及人口和总兵力。

二．袁绍的统治范围

根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表明袁绍掌控了冀，青，幽，并四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史料来看袁绍并未完全掌握冀，青，幽，并四州。

根据武帝纪记载【秋八月，公进军黎阳，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齐、北海、东安，留于禁屯河上。】
公孙瓒传记载【鲜于辅将其众奉王命。以辅为建忠将军，督幽州六郡。太祖与袁绍相拒於官渡，阎柔遣使诣太祖受事，迁护乌丸校尉。】
张燕传记载【其后人众寝广，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其小帅孙轻、王当等，各以部众从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
公孙度传记载【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
九州春秋记载【谭始至青州，为都督，未为刺史，后太祖拜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盖不过平原而已。】

以上史料可见袁绍在青州6郡的统治极为薄弱，东莱郡诸县受到公孙度的占领，被置营州，199年八月袁绍主力在【尔乃大军过荡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质，争为前登，犬羊残丑，消沦山谷】，张范传记载【是时，太祖将征冀州，术复问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数千，敌十万之众，可谓不量力矣】！可见曹操在袁绍主力不在时欲偷袭冀州，但袁绍回师后【於是操师震慴，晨夜逋遁，屯据敖仓，阻河为固】，曹操从黎阳撤回，但青州依然被臧霸夺去齐、北海、东安三郡，因此在官渡前袁绍在青州的统治范围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平原郡一带。而幽州11郡自辽东起皆有公孙度统治，鲜于辅在袁绍消灭公孙瓒后自立掌控6郡并接受曹操的任命，袁绍遣袁熙所置幽州不过掌控4郡而已。并州在东汉末年受到外族侵扰，范围收缩，并且与冀州一样受到黑山张燕的侵害。

三．袁绍统治范围的人口

自汉末以来，冀，青，幽，并四州接连遭受黄巾起义，军阀混战，外族侵扰以及饥荒。史料列举如下：

三国志公孙瓒传记载【丘力居等钞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瓒不能御。】
后汉书公孙瓒传记载【绍复遣兵数万与揩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
后汉书公孙瓒传记载【是时，旱、蝗，谷贵，民相食。瓒恃其才力，不恤百姓。】
三国志卢毓传【统十岁而孤，遇本州乱，二兄死难，当袁绍公孙瓒交兵，幽冀饥荒，养寡嫂孤兄子，以学行见称。】
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嵩与角弟梁战于广宗。。。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重三万余两，悉虏其妇子，系获甚众。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尸，传首京师。嵩复与钜鹿太守冯翊郭典攻角弟宝于下曲阳，又斩之。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
后汉书鲜卑传【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五年，鲜卑寇幽州。六年夏，鲜卑寇三边。】
晋书载记一记载【会羌渠为国人所杀，於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
三国志张燕传记载【其后人众寝广，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其小帅孙轻、王当等，各以部众从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灵帝不能征，河北诸郡被其害。】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
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永和五年（140年）冀州人口约为580万，青州人口约为299万，幽州人口约为247万，并州人口约为66万。而东汉末年冀，青，幽，并的人口损失极为严重，至太康元年（280年）晋书记载冀州人口户三十二万六千，加上划给司州的原属于东汉冀州的广平郡，阳平郡，魏郡，以东汉冀州范围计算户口约为45万户左右。青州人口约为户五万三千，幽州人口约为户五万九千，并州人口约为户五万九千二百。

故太康元年四州在籍户口（在籍户口只能反映大体人口分布，而国家之间能够反映人口比例，反映各国兵力比例，但不能反映实际人口，有士家隐户存在，【士家】盖指士之家庭，世为兵者而言，下同）合计为63万户，按每户4-5人计算，人口约在250万-300万之间，以晋司马彪所著续汉书郡国志注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的史料，魏国九州不过443万人。太康元年东汉冀州范围为45万户，而191年李历曾谏韩馥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则是以永和五年冀州人口580万为基础，类似的还有战国苏秦对楚威王曰【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楚国人口约为500万，中国人口通史），可知曹操在冀州【校计甲兵】【可得三十万众】，30万人当为一户出一人得出，为农耕文明下可征发男丁的极限值，则204年冀州在籍户口数为30万，人口在120万-150万之间。

比照蜀之亡【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及吴之亡【得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三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可知兵民比例为1:10左右，因此以魏国在籍人口443万人计算，晋书文帝纪诸葛诞作乱时（257年）司马昭上表【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中的50万当为魏国总兵力，魏灭蜀时【于是征四方之兵十八万】，晋灭吴时【东西凡二十馀万】，灭国之战用兵数均在50万以内。

如此太康元年河北四州人口按照兵在籍人口比例1:10计算不过25万-30万众，勉强达到袁绍传中【众数十万】的标准，而以200年冀州人口在120万-150万之间计算，冀州兵力当为12万-15万左右。200年至257年魏国数十年发展，掌控九州不过443万人口，军队50万，可见200年袁绍据四州而有【众数十万】的说法水分颇多。

晋太康时期青，幽，并三州合计不满18万户，由200年冀州30万户至太康元年45万户的增长推算200年三州合计不过12万户。而幽州11郡，鲜于辅掌控6郡，公孙度割据辽东，袁绍所置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不过掌控4郡而已。而袁绍置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6郡中公孙度和臧霸侵占4郡，故所辖盖不过黄河以北平原郡一带。冀州及并州，黑山张燕【众至百万】尚且盘踞，因此袁绍在青，幽，并三州实际控制地区的在籍户口不过数万户而已，所得兵力不过两三万而已。

故袁绍所依不过冀州30万户耳，以比例1:10计算，盖与武帝纪所载【众十馀万】大致符合，而【众数十万】是一户出一人的穷兵赎武之法，据献帝春秋记载袁绍死后【绍为人政宽，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或丧亲】，荀攸传荀攸言【绍以宽厚得众心】，又郭嘉传郭嘉言【袁绍有恩于民夷】，可见袁绍是得民心，而非穷兵赎武之人，因此袁绍传的【众数十万】是为夸张之言。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曾提到赤壁前【今操已拥百万之众】，但曹操果有百万士卒吗？故孙盛评曰【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完全不可取。
四．其他战役的兵力史料对比

有趣的是三国志程昱传记载【袁绍在黎阳，将南渡。。。昱不肯，曰：“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在袁绍渡河前，程昱说袁绍有【十万众】，其消息哪里来的，在只有原始通讯的古代，消息无非源于袁绍官方的行令檄文。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在伐魏诏自称【统领步骑二十万众】，根据晋书地理志刘备章武元年（221年）【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蜀汉灭亡时，刘禅上降表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虽相差四十余年，但户口数相差不远，以【带甲将士十万二千】计算，故第一次北伐士卒不会超过十万。

赤壁之战时曹操给孙权的信中写【今治水军八十万众】，在周瑜传中变成【船步兵数十万】，到江表传周瑜所言变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数十年后诸葛恪所言【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比照257年魏国【今诸军可五十万】，诸史料唯周瑜之说最少，故也大体属实。

零陵先贤传记载在官渡前，刘先为刘表奉章诣许，曹操自称【今孤有熊罴之士，步骑十万，奉辞伐罪，谁敢不服？】从语气来看，明显是为压过刘表一头，而刘表传又记载刘先回去后对刘表言【将军拥十万之众】。结果双方竟然皆自称10万，可见都有水分。

与官渡最相似的例子是南北朝陈庆之荥阳城外围一战，梁书陈庆之传记载【天穆之众，并是仇雠。我等才有七千，虏众三十余万。】实际上北魏主力在北方镇压六镇起义，元天穆不可能有三十余万，但史书记载的原则是可以夸张、可以隐匿，但要无中生有添加一件事，大概中国古代的史官们是干不出来的。真相就是同传记载【（元天穆）先遣其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即尔朱兆）领胡骑五千，骑将鲁安领夏州步骑九千，援杨昱。】这支援军虽非元天穆亲自率领，但必然打着元天穆的旗号，夸张的号称三十余万。因此元天穆的名字作为领兵将领出现在南朝史官的记载上也是可以理解的。近万人的援军，被陈庆之数千人轻易击败，也是可以解释，因规模不大，被北朝史书轻轻地隐匿了，而【虏众三十余万】不过是援军打着元天穆的旗号而已，但南朝史官直接就把对方号称的数字写在史书上了。

荥阳城外围一战的例子可见程昱所言【十万众】与陈庆之【虏众三十余万】一样，数字皆存在水分。赤壁之战时孙权一方居然对曹操士卒具体数字不明，江表传记载当东吴群臣得知曹操信中所言【今治水军八十万众】，竟然【莫不乡震失色】，周瑜对孙权言【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东吴群臣显然是因为八十万数字而感到惧怕，可见己方对于敌方的兵力情报主要来源于敌方的公开信息，故可以认定程昱所言【十万众】当为袁绍的号称耳，且为曹方所普遍认同。

赤壁之战和诸葛亮北伐，曹操和诸葛亮皆有兵力号称，袁绍又岂会没有。对历史军事感兴趣的一般都了解，古籍中的兵力记载大多严重夸张，明末萨尔浒之战，明军号称47万，实则不到10万，因为随着年代越近，则史料越多越详细，能够刨去水分，测算出实际的兵力。在古代兵力超过10万，军旗，军乐之类的原始通讯方式难以满足需求，在没有无线电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受到通讯瓶颈的困扰，部队难以协同行动。因此一般同一次出兵，兵数有几种的话，通常取较小的数字。而世说新语是一部记述魏晋士大夫玄学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步卒五万，骑八千】极有可能是私下言语中透露的真实情况。
五．由粮草推断袁绍在官渡对峙时的兵力

由于袁绍实际出兵数字的史料并不明确，而史学界采用袁绍传【众数十万】的说法，因此大都相信10万一说。但袁绍渡河后的兵力真的毫无史料可查吗，非也，裴注三国志给了我们极其重要的线索，那就是粮草辎重。

孙子兵法作战篇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力屈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可见后勤辎重对于战争的重要性。

武帝纪裴注曹瞒传记载许攸说曹曰【今袁氏辎重有万馀乘，在故市、乌巢】。而武帝纪又记载【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公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徐晃传记载【又与史涣击袁绍运车於故市】，故武帝纪和徐晃传的抄粮为同一次，地点在故市。根据地图，故市（今河南省郑州管城区，方北辰）在官渡（今河南郑州市中牟县城东北2.5公里官渡镇）西北35公里处，乌巢（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僧固乡史固村）在官渡东北45公里处，两地相距太远，许攸说曹后，曹操只袭击了乌巢，可见袭击故市和乌巢是在不同的时间，而故市应该是是此前徐晃、史涣袭击故市那一次，从方向来看，故市之粮应该来自其北方30公里处曹操原来的粮仓敖仓，曹操曾经【屯据敖仓，阻河为固】，可见敖仓屯有粮草，而乌巢之粮才是来自袁绍后方大本营，因此疑为曹瞒传记载有误，许攸所言【万馀乘】应该专指在乌巢，而不是两地相加。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万馀乘】辎重是什么概念：

辎重表示运输部队携带的军械、粮草、被服等物资。根据贯穿两汉边防情况的居延汉简记载【入粟大石廿五石车一辆居摄三年三月。】和【入粟大石二十五石，车一辆输甲沟候官】，及九章算术记载【六人共车，车载二十五斛】。九章算术成书於东汉初年，后期基本定型，故东汉每乘辎重全部运载粮草可以装载大约二十五斛（斛是古代容积单位，唐朝之前，斛为民间对石的俗称，1斛=1石，1石为120斤，东汉每斤222.73克，1斛约合25千克，二十五斛加上车近1吨），在运输时民夫走的是土路，下雨会导致道路泥泞不堪而难走以及上坡和上桥时都需要更多的人手，而且长期的路途会导致民夫疲劳，故需要6个人运输。也就是说万馀乘辎重如果全部装载粮草可以运输25-30万斛（1350-1500斤）左右，所需人力为6-8万人。

如果30万斛可以提供多少人食用呢？在确定人数之前先计算一下袁绍的运粮周期，袁绍的运粮路线差不多是由邺城出发，经过黎阳，从延津渡过黄河直至袁绍官渡大营，来回距离差不多350公里左右约合800-900里，在汉代30里为一舍，武经总要前集卷五军行次第【凡军行在道，十里齐整休息，三十里会乾粮，六十里食宿】。资治通鉴卷注唐制【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可见辎重的日行速度大约是30里，来回差不多是一个月，而袁曹对峙从八月至十月，八月是为白露秋分，常言道【白露忙割地，秋分无生田】，运输频繁，耗费民力，影响秋收，因此袁绍的运粮周期就是一个月左右。至于乌巢又名乌巢泽，附近是一片沼泽湖泊，地势低洼潮湿，且鼠雀众多，既不适合存放粮草，也不适合防守，而淳于琼则是【将兵万馀人北迎运车，琼宿乌巢】，故淳于琼是临时住宿乌巢，而袁军也不可能每天走40里（约合17公里）去乌巢吃饭。

现在可以计算30万斛的食用数量：一斛等于一石，氾胜之书记载【岁食三十六石】，齐民要术记载【岁食三十六石】，盐铁论记载【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也就是说一男丁一般情况下一年食36斛，每月3斛，因此万馀乘运输30万斛粮草理论上只能供十万人一月之食。但是以【简精卒十万，骑万匹】计算，30万斛需要供养的不仅仅是10万军队，还有运输【万馀乘】辎重的7万民夫，及万匹战马。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六人共车】外是否可以用马车和牛车？曹瞒传提到曹军在乌巢【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说明有牛马。以盐铁论记载【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一匹马的食量相当于中户六口人，汉书赵充国传记载【一马自驮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一马每月耗费粮草至少10石，而赵充国统帅的击羌部队中，一万军马和牛等畜力的月用刍稾就达到【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刍稾即秣草，折合一马或牛月用刍稾二十五余石，明朝的纪效新书曾记载【每辆骡八头，车正一名，专司进止；舵工一名，专备留后。每车载米豆煤妙一十二石五斗（明朝1斤约590克，一石约70.8千克，十二石五斗约885千克）】，可见马车成本太高，而袁绍不过【骑万匹】，由此可以首先把马车排除。而袁绍曾经【遣骑救之】，故乌巢的马来自袁绍所派遣的骑兵。


那牛车如何？虽然没有汉朝史料，但可以根据其他朝代史料窥探一番，据明朝太祖实录记载【大车1辆，编车夫3人，载米10石（10石约708千克），配牛3头。小车1辆，编车夫1人，载米3石（约212千克左右），配牛1头】（黄牛中健牛最大挽力为 428.2 公斤，甘肃农业信息网，下同），汉朝辎重车载重25石（汉石）约660千克，而明朝配牛3头的辎重车载重10石（明石）约708千克，可见明朝的牛车载重略高于汉朝，但大体差不多，故汉朝辎重用牛运输也需要配牛3头，【万馀乘】辎重需不下三四万头牛。而牛的食量如何？宋朝范纯粹言【凡一牛马所费,当五人之食】，唐六典称每日【驰及牛之乳者、运者各以斗菽,田牛半之。驰盐三合,牛二合（十合为一升）】，其【运者】是指正处于驮运途中之牛,因体力消耗大而费料多，可见使用牛车依然成本太高。而耕牛在古代极其重要，是汉代农业生产的保证，礼记王制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风俗通记载【（汉）律不得屠杀少齿】，八九月份又是农忙季节，所以为运输而使用太多耕牛会影响来年的收成，而进入【冬十月】后，气候寒冷，如果饲养不当，会使牛生长缓慢，甚至掉膘。至此可以认定乌巢虽有牛车，但由于运输成本和农业规律，【万馀乘】辎重绝大部分仍是【六人共车】。从【载米3石，配牛1头】来看，每头牛拉力为200千克-300千克左右，而牛的重量为300-500千克左右，故【六人共车】的情况属实。

如此以最节约成本的【六人共车】计算，光军队和民夫所需粮草依然超过50万斛，加上【骑万匹】的粮食刍稾所需不下80万斛，何况辎重所装不只是粮草，路途更有损耗，所以按男丁每月3斛计算，30万斛是远远不足以供养袁绍的10万大军的。那男丁每月3斛是否为食量最小值呢？非也。

根据居延汉简记载，士卒月粮最高【三石三斗三升】，最低额为【一石七斗四升】，数量相差如此悬殊的原因可能出于多种情况。或战时与平时有别，或剧作劳动与轻微劳动有差，或发放口粮的时间地点有异等。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所使用的计量器具有所不同。根据汉简【凡出谷小石十五石为大石九石】；【人糜小石十二石为大石七石二斗】。可知汉代计量器具有【大石】【小石】之分，且他们之间的比例为6∶10，即大石六斗合小石一石。汉简中言及二石及其以下者多为大石计量；而二石以上者则多为小石计量。如此，则三石三斗三升、三石、二石六斗，折合大石分别为二石、一石八斗、一石五斗六升。

如此士卒月粮为1.5大石-2大石左右。取最小的1.5石计算，十万士卒，七万民夫，一万匹战马当六人，袁绍全军一个月所需粮草依然达到35万斛，这还是在辎重全部是米栗没有计算刍稾，军械，被服和损耗的情况下，在运输过程中，由于运途艰难，有一定损耗。汉简记录【右凡十二辆输城官凡出入折耗五十九石三斗】，12辆车共300石，失耗近60石，约20％左右，何况进入【冬十月】后必须增加大量被服，根据汉简【裘袍一领四斤四两】，被服轻而体积大，这会占去辎重车的大量容量，势必减少米栗的比例，故以【简精卒十万，骑万匹】计算远超过袁绍每次运粮的补给量。如此世语记载的【绍步卒五万，骑八千】出现了，近6万士兵加上7万余民夫，8千战马，以战时最少每人1.5石计算，加上民夫身上可以背负几天口粮，沿途的补给及官渡附近的征收，辎重则扣除替换军械，被服以及沿途的损耗，刍稾则可以在沿途采集部分，故【绍步卒五万，骑八千】大致在25-30万斛粮草的范围。

此外三国志鲍勋传注引魏书记载【信乃引军还乡里，收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五千馀乘】。五千余辎重在全部是粮食的情况下约十余万斛，大体供应五六万人一个月的粮草，鲍信的故乡是泰山平阳（今山东新泰），他召集了徒众二万，准备了辎重五千馀乘，约需要3万多的民夫，而平阳与联军集结地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直线距离为320公里，约合800里，以辎重30里的日行速度计算，路程约一个月，因此五千余辎重大体供应两万多军队一个月的粮草。

还有三国志先主传记载【比到当阳，众十馀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馀里，】【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及於当阳之长坂。】从中可以看出【辎重数千两】维持着【众十馀万】【三百馀里】的粮草，以【日行十馀里】计算，约二十余日，数千辎重的粮草大体在75000斛--250000斛之间，考虑到十余万人大都是民众含有老弱病残，食量有限，故十余万人二十余天的粮草大体在数千辆辎重的范围内。

三国志明帝纪记载景初二年（238年）【初，帝议遣宣王讨渊，发卒四万人。议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司马懿讨伐公孙渊只发兵四万，众臣就嫌兵多，耗费大，这固然有【四千里征伐】路远之难题，但也说明以魏国九州之国力亦觉负担之严重，遑论199年袁绍粗定四州后而出兵10万。

明朝永乐第一次北伐(1410年)，兵力号称50万，但以明实录的记载来看只动员了十一万四千人，北伐时间共120多天，而携带的粮食数目约二十万石约合五十余万汉石，减去长城以内的官仓补给二十天，尚余100天。故后勤人力约70000人，前线兵力约44000人。五十余万汉石维持十一万四千人约百天。以永乐之强盛，天子御驾亲征却连同民夫只不过十余万人，可想而知200年袁绍之状。

在解放战争中持续三个月的淮海战役中，60万解放军竟然需动员【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农民543万支援前线，其中一线民工共220余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扁担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寒山碧著，邓小平怎样指挥淮海战役，中原出版社，1991年4月，第388页）。在动用大量牲畜船只的情况下，军民比例依然达到1∶9，可见战争动员人力及物资之浩大，民工除修路运粮之外，还协助部队挖掘交错纵横之包围濠沟。1948年中国基本还是农业国与古代相似，60万解放军尚需民工543万人，那200年袁绍6万军队需要多少民夫呢？

从史料来看，袁绍一方在对峙阶段并没有缺粮，哪怕故市的运粮队被击破，也没有袁军缺粮而士气下降的记载，因此在乌巢被击破前，袁绍军队的粮草供应是充分的，但淳于琼【北迎运车】至乌巢却十分重要，因为气候进入【冬十月】是为立冬，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冬，终也，万物收藏也。水始冰。水面初凝，未至于坚也。地始冻。土气凝寒未至于拆】，对于运输方面来说是一大考验，何况西汉末叶至隋初，气候转寒旱，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小冰河期，后汉书记载【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馀】。【东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夏六月，寒风如冬时】。文帝本纪载【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冬十月，帝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馀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不江，乃还】，可知自东汉以来，冬季长江，淮河都曾结冰，遑论北方黄河。

所以淳于琼10月之行后在农历11月黄河极有可能结冰的情况下对袁军后勤运输是极严重的打击，是否还有下一次运输队难说，未来粮草可能就地补给，而战事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故乌巢辎重对袁军极其重要。李典传记载203年袁尚与曹操大战于黎阳时【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将兵屯河上】，李典言【蕃军少甲而恃水】，邺城之战后【谭谓尚曰：“我铠甲不精，故前为曹操所败】。可见乌巢之战导致袁军装备损失惨重，其后的战场上士卒缺少甲胄，故以【万馀乘】辎重推论袁绍渡河的实际兵力是【绍步卒五万，骑八千】而民夫约7万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六．由骑兵数量和粮草推断曹操的兵力

在笔者推断曹操的兵力前首先描述一下曹操的周边状况：

在刘表方面，官渡时【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后【会绍与太祖连战，军未得南。而表急攻羡，羡病死】，刘表不仅观望而且乘机平定长沙太守张羡的三郡叛乱。而江南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去世后，孙权继位【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又庐江太守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故孙权【是岁举兵攻术于皖城】直至【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可见刚继位孙权政权不稳，急于平叛无力北上。在关中【繇至长安，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备遣子人侍】，因此关中诸军阀保持中立而观望。

可见官渡时曹操的周边情况对其极为有利，何况曹操【以登为广陵太守】，为【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以宠为汝南太守】，而宛城张绣【率众归太祖】，可见其他战线布置妥当，可以用少量兵力来应付。据不完全统计在官渡前线除统帅曹操外，谋士荀攸，郭嘉，贾诩；主要将领除夏侯惇外其余张辽，乐进，于禁，徐晃，曹仁，曹洪，夏侯渊，张绣，许褚，史焕等皆出战，而荀彧留守许昌。曹操能拿的出手的谋士将领全部出现，可谓精英尽出，所以曹操完全有能力也应该集结大量兵力与袁绍在官渡对抗。

根据武帝纪，曹操在奇袭乌巢时【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部队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然而根据百度地图，乌巢在袁军后方，曹操官渡大营与乌巢的直线距离超过40公里，曹瞒传记载曹操【夜从间道出】，间道就是偏僻的小路，说明需要绕过袁绍大营，故其路程应不下60-70公里。许攸投奔献计时，曹操【跣出迎之】，可见曹操在睡觉，而许攸是摸黑逃出袁绍大营，在【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公】后，【夜往，会明至】，因此时间是非常紧迫，孙子兵法军争篇曰【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因此以古代的军事训练强度及身体条件，因此步卒不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奔袭一个半的马拉松距离后再继续战斗（汶川地震解放军13小时徒步行军70公里，新华网），这么短的时间内赶到后还有战斗力也只有骑兵能够做到，而到达乌巢后曹军有较为充沛的体能，可以下马步战攻击淳于琼的营寨。故曹操的五千人应该全部骑马。

在延津之战时曹操就【时骑不满六百】，而【以议郎督骑】的曹仁并没有参战，因此六百骑不会是曹操全部的骑兵，曹仁很早就【遂从太祖为别部司马，行厉锋校尉】，【仁常督骑，为军前锋】。通常汉朝一个校尉的部队为两千人上下，可见曹仁约有一两千骑，三国志公孙瓒传记载【瓒惧术闻而怨之，亦遣其从弟越将千骑诣术以自结】，后汉书刘虞传记载【虞乃使数千骑就和奉迎天子，而术竟不遣之】，可见袁术至少从公孙瓒和刘虞处获得数千骑兵，曹操消灭袁术后自然能够获得部分，又【其馀兖豫之民，及吕布张扬之遗众】，吕布张扬是并州人自然有不少骑兵，曹操在198-199年击灭后便能够获得，而后官渡对峙时【繇送马二千馀匹给军】，所以曹操要四处凑成5000骑并非难事，故【步骑】应为陈寿误记。按照袁绍的步骑比例，以5000骑兵推论，曹操官渡总兵力在四万人以上。

此外，曹操在官渡相持阶段的兵力通过粮草也有迹可循，任峻传记载【贼数寇钞绝粮道，乃使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补复陈以营卫之，贼不敢近】。【数寇】说明至少被袁绍钞绝三次以上，而袁曹对峙从八月至十月三个月左右，官渡距离许昌来回170公里，合400-450里，辎重日行30里，因此通过运粮次数，粮道距离以及曹操对运粮者曰【却十五日为汝破绍】来看，半个月应该为曹操的运粮周期。

从【乃使千乘为一部】的语气来看肯定有好几部，假定有一部，就是千乘，辎重约是25000斛，比照袁绍的情况以半个月的运粮周期计算，只能供养3万人，哪怕只有【繇送马二千馀匹给军】的米麦及刍稾，刨去后连养活6000民夫都勉强，故不取。假定有两部就是2000乘，约50000斛，以半个月的运粮周期计算，可供6-7万人，扣除1.2万民夫，至少有四五万士卒，但若算上5000马匹，那步卒数量大为缩水，此步骑比例过于夸张，因而2000乘亦不取。

而假定三部就是3000乘，约75000斛，以半个月的运粮周期计算，扣除5000匹战马约25000斛的米麦，剩余可供6-7万人，扣除1.8万民夫，比照袁绍的情况，曹操在对峙时亦在四万人以上。而史料不断记载曹操军队【军食乏】，在【为补复陈以营卫之，贼不敢近】后依旧乏粮，说明曹操兵数肯定不少。通过骑兵数量和步骑比例以及军粮可以推论曹操在官渡的兵力高峰时大致在四万以上，也与现在的史学界主流的看法大致相同。
七．通过官渡对峙情况推论双方兵力对比

通过运用粮车数量及各种史料来推断双方在官渡对峙时的兵力，大致是袁绍以约六万对峙曹操四万。哪怕按照袁绍传199年准备【精卒十万】的说法，刨去白马，延津两战以及于禁袭击河内汲、获嘉二县袁绍的别营，三战中袁绍共损失兵力不下万人，所谓的【精卒十万】也已经不足。

根据武帝纪的记载【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曹操能够【数十里】和【分营与相当】说明有足够的兵力和袁绍对峙。那【合战】一词是为何意？

根据杜预左传注言【且谓楚众多，故惮合战】。荀子【合战用力而敌退，是众威也】。百战奇略【言若我兵分屯数处，敌若以众攻我，当合军以击之】。可见【合战】之意就是集结兵力进行主力会战，曹操既然有把握进行会战，可见双方会战的兵力应该差不太远，正如曹操注孙子言【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但合战结果却是袁绍获胜，曹操大败而【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曹丕诏书以【四方瓦解,远近顾望】来形容，可见会战曹操损失惨重（属于击溃战，真正战死的不多，但溃兵没收拢的也算在战损内），故【兵不满万】是合战兵力所剩余的，【伤者十二三】也是【合战不利】所带来的。

至于荀彧信中所言【公以十分居一之众】是指合战兵力所剩余的数量。但认为曹操在官渡【分营与相当】时兵数就是【兵不满万】乃至以此兵力进行【合战】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孙子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曹操官渡前虽然败仗多可好歹也看过兵法，兵力若只有袁绍的【十分居一】岂会【合战】，袁绍以十倍之数难道不能围困曹操，何况袁绍在【太祖善其言，遂使将骑击备，破走之，仁尽复收诸叛县而还。绍遣别将韩荀钞断西道，仁击荀於鸡洛山，大破之。由是绍不敢复分兵出】两次分兵失败后不再分兵，而曹操能够连续分兵击破袁绍的分兵，说明袁绍的兵力并不比曹操多多少。

荀彧传【与绍连战。太祖保官渡，绍围之】，汉晋春秋记载张郃说绍曰【公虽连胜】，可见官渡前期，曹操在正面战场直面袁绍可谓连战连败，由于【兵不满万】只是合战兵力所剩，而非曹操官渡全部兵力，所以曹操还能【相拒连月】。在张郃、高览【重兵】(以张郃宁国中郎将的军职看重兵应该是一万多人）投降后能够如贾诩传记载【围击绍三十馀里营】，所以曹操有足够的兵力大范围攻击袁绍官渡大营。
八．关于袁绍的损失

三国志袁绍传引张璠汉纪云【杀绍卒凡八万人】，而后汉书则略改为【前后所杀八万人】。其数字最早的来源就是武帝纪引献帝起居注曹操报捷上书【得斩绍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遂大破溃。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馀级，辎重财物巨亿。】在曹操的上书里说明共斩首8员袁绍将领，士卒七万多，数据大凡与八万相近。问题是曹操上书所言是否可信呢？怕不尽然，疑点颇多。

三国志国渊传记载【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可见曹操的报捷文书【凡斩首七万馀级】有水分。但凡报捷文书都是尽量夸大斩首数字，可也未及八万之数，那八万之数从何而来？

报捷文书中【得斩绍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曹操所说的斩首的8员将领分别是白马的颜良，延津的文丑，曹瞒传记载在乌巢战死的眭元进、韩莒子、吕威璜、赵睿、淳于琼五人以及官渡的沮授。除了颜良文丑，乌巢之战袁绍军就死了5人，而在袁绍官渡大营只死了沮授一人，可见官渡战况并不激烈，如果官渡大营所杀八万人，那为何只有沮授一员将领被擒？

武帝纪和袁绍传均强调【绍及谭弃军走】和【绍与谭单骑退渡河】。惊讶的是袁绍和官渡各营将领除了沮授竟然在抛弃士兵的情况下全部安全逃脱，贾诩曾言【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而在袁绍后方【昱收山泽亡命，得精兵数千人】。不知袁绍及诸营将领是如何逃脱的？

三国志荀彧传记载【遂以奇兵袭绍别屯，斩其将淳于琼等，绍退走。】仅说明袁绍在淳于琼被斩之后退走而已，而武帝纪记载曹操竟然【追之不及】，更惊讶的是在三国志王基传中，王基言【武皇帝克袁绍於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离官渡之战相隔五十余年的王基的话则显然说明曹操因为担心袁绍的反击而没有追击，不仅如此，曹操的报捷上书则以【大将军邺侯】的尊称来称呼袁绍，而不是逆贼，曹操是否因为胜果有限而需要留一条后路缓和与袁绍关系？

最关键的是那运输【万馀乘】辎重的七万左右河北民夫的去向，史料遗漏了他们，当年【受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时在袁绍的帮助下（谢承后汉书记载【袁绍以曹操为东郡太守。。。乃以（曹）操为兖州刺史】，可见此时曹操尚依附袁绍，同书又记载【操得兖州，兵众强盛，内怀反绍意】）曹操并没有缺粮的情况，而根据后汉书荀彧传曹操上书所言【绍既破败，臣粮亦尽】，说明此时严重缺粮，曹操是没有点石成粮的本事，哪怕到建安六年还是粮少【太祖就谷东平之安民】，所以战后是没有办法养活那么多的民夫，那这些民夫的下场又如何？

由于无论是汉纪还是后汉书一再强调所杀八万人，以上疑问的答案那只有一种，就是【前后所杀八万人】大多为民夫，而武帝纪的【虏其众】是指民夫。笔者巧合的发现【凡斩首七万馀级】结合【以一为十】来看是为斩首近万，最激烈的乌巢一战曹瞒传记载不过【杀士卒千馀人】，可见【以一为十】的可信度极高，再加上七万民夫恰好八万多人，数量不仅符合后汉书所载【前后所杀八万人】，也解释了民夫的下场。

几年后曹操围攻邺城，袁绍传记载邺城在【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情况下依然抵抗曹操，直到【尽收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这未尝不是当年坑杀河北民夫的原因。占领邺城后曹操进行了屠城如荀彧所言【公前屠邺城，海内震骇，各惧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众】。由曹操屠城可见邺城抵抗之激烈。

与官渡之战相对应的是夷陵之战，据刘晔传注引傅子记载【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馀人，备仅以身免。】而刘备【支党四万人】，【前后五十余营】。汉末一营千人，刘备不过五六万而已。估计傅子所说是孙权的破贼文书，又是以一为十，实际不过被杀万人左右，盖因官渡和夷陵皆是击溃战，而非长平那样的包围歼灭战，古代战场若非包围实际上溃兵更多。
九．官渡后的情况

官渡后，武帝纪记载【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绍归，复收散卒，攻定诸叛郡县】。而袁绍仅通过【复收散卒】便能够平叛。荀彧传记载【六年，太祖就谷东平之安民，粮少，不足与河北相支，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讨刘表】。曹操依然与袁绍在对峙，因为担心粮少无法抗衡，而想撤退，可见袁绍依然咄咄逼人，曹操还是处于下风。

袁绍死后，曹操开始主动进攻冀州，庞德传记载【建安中，太祖讨袁谭、尚於黎阳，谭遣郭援、高干等略取河东。】袁尚袁谭与曹操大战与黎阳，竟然还能遣兵将主动进攻河东。而锺繇传记载【而袁尚所置河东太守郭援到河东，众甚盛。诸将议欲释之去，繇曰：“袁氏方强，援之来，关中阴与之通】。贾逵传又记载【郭援之攻河东，所经城邑皆下】。可见郭援兵力强盛，攻势淋漓，甚至关中有人暗通。

而在黎阳，袁氏兄弟先是鏖战半年从【秋九月】至【八年春三月】，退回邺城后【尚逆击破操，操军还许】。迫使曹操逃到邺城东南80公里处的阴安，迁民至河南【使辽与乐进拔阴安，徙其民河南。】曹操以不到20余天的时间就回到许昌然后发布【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惩罚军令，其败何其惨也。直到袁氏兄弟相争才有机可乘，可还是用了5年时间才得以平定河北，所以官渡后袁氏依然实力强劲，在官渡，黎阳，邺城三战后依然如荀攸所言【带甲十万】，可见此三战的袁氏一方的损失与武帝纪【众十馀万】的总兵力相对应。以官渡之战后的战局来看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消灭了袁绍主力的说法实在不可取。

十．简评三国志袁绍传

陈寿的三国志卷六的袁绍传记载极为省略，著名的界桥之战没有记载，反而在卷八的公孙瓒传中记载了，而袁绍传却连【语在公孙瓒传】都没有。此外，袁绍传多处与其他传存在记载矛盾，如官渡前曹操东征刘备是袁绍传记载【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而于禁传却记载【刘备以徐州叛，太祖东征之。绍攻禁，禁坚守，绍不能拔】。此外袁绍传又记载【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沮授又谏绍：“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绍不听。】而武帝纪却记载【二月，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两处记载皆有矛盾。

而袁绍在获得冀州后的记载几乎全部省略，只有不听劝告任曹操迎接汉献帝的记载，回避了臧洪传中196年袁绍在东郡围攻臧洪【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而无法抽身的史料。结合连界桥之战也没有记载来看，可见陈寿在袁绍传里对袁绍的事迹多有回避，这可能与曹操早年依附于袁绍有着莫大的关系，曹操虽然作为兖州刺史，但任命臧洪为兖州东郡太守的却是袁绍【绍叹其能，徙为东郡太守】。可见直接在袁绍传记载其全部事迹有可能暴露曹操与袁绍之间的关系，故只能在其他传里零散记载。

与后汉书袁绍传相比，三国志袁绍传中陈寿对袁绍的征战经历几乎只字不提，只提到【击破瓒于易京，并其众】。让人以为袁绍四州之地几乎都是别人送的，将他描绘成一个家世极好但不会打仗却又刚愎自用虚有其表之人，但试问一个被拥有【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的【超世之杰】击败的人怎么会是草包呢？

有趣的是陈寿在武帝纪中提到【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在评论曹操时再次写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据四州，强盛莫敌。】汉末群雄中只提到袁绍，可见袁绍是曹操统一北方最大的对手。因此陈寿的曲笔就是在袁绍传中夸大袁绍的兵力，极力贬低袁绍的才能，将袁绍的总兵力从武帝纪中的【众十馀万】提高到袁绍传中的【众数十万】。

关于陈寿三国志的评价，在裴松之的上三国志注表就提到【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清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也云【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又提到曹魏战争【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 】。可见陈寿三国志曲笔多多，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矛盾之处很多，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

总结

无论三国志还是后汉书都没有记载袁绍渡过黄河后有多少兵力，257年魏国才【今诸军可五十万】，可汉末人口损失严重，袁绍不过粗定四州，因此袁绍官渡前的总兵力应该如武帝纪所言【众十馀万】为准。通过双方的辎重判断官渡对峙时袁曹的兵力当6万对4万。

袁绍在官渡被【所杀八万人】也并非全部是士卒，大多为运输【万馀乘】辎重的7万多民夫，不然在战后曹操缺粮的情况下民夫成了失踪人口。而官渡后袁氏依然【带甲十万】，曹操在平定四州亦颇为艰难，亦可见官渡袁绍的士卒损失并不严重。

综上所述，十万之众当为袁绍号称，实际出兵数量如世语记载【绍步卒五万，骑八千】，一次运粮周期的民夫7万多人，而被杀八万大多为民夫。而曹操在官渡的兵力最高峰4万以上，民夫在2万左右。

官渡之战魏国官方以曹丕诏书【昔袁绍之难】来形容，不仅是袁绍之众盛，而且是袁绍的军事才能让人恐惧，官渡前曹操败仗极多，多次侥幸地死里逃生，而袁绍居然是恐怖的全胜。凡亲临战场，必定无坚不摧，故【天下畏其强】，曹操战后曾对鲜于辅言【如前岁本初送公孙瓒头来，孤自视忽然耳】，可见后怕之情，因此官渡之战的真正意义在于打破了袁绍不败的神话，缩小了双方的差距，鼓舞了曹操军的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