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驻藏始末及得失考

清军驻藏始末及得失考


清军入藏始于康熙56（1717）年，新疆准噶尔策旺阿拉不坦杀固始汗围布达拉宫，西安将军额伦特进援，败死喀喇乌苏河之役；康熙59（1720）年，皇14子、抚远大将军胤瑅（那个字字库没有，借用一下）率兵一万余分青海四川两路入藏，大败准噶尔部；雍正元（1723）年，蒙古和硕特部罗布藏丹金反于青海，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为截断其退路，命都统鄂齐、大学士班第、提督周瑛率兵2000入藏；雍正5（1727）年，卫藏战争爆发，清首设驻藏大臣，以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任之，同时以左都御史查郎阿率兵1万5千入藏平乱；乾隆15（1750）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杀驻藏大臣叛，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率兵入藏，助达赖平叛；乾隆53（1788）年，廓尔喀第一次侵藏，清理藩院侍郎巴忠、成都将军鄂辉率兵3000入援；乾隆56（1791）年，廓尔喀二次侵藏，清嘉勇公福康安率军1万7千入藏，破廓尔喀军，进逼加德满都，迫使廓尔喀求和罢兵；宣统元（1909）年，西藏内部不稳，为推行新政，清命四川总督赵尔丰组织川军，以统领钟颖节制入藏。以上系清军8次入藏始末。
上述大规模的清军入藏，系为了达成战役战术目标而采取的临时行为，规模大而不能持久，对西藏加强控制的最有效手段只能是设立驻军。
清军在藏驻军始自第二次入藏，命定西将军策旺诺尔不特统汉蒙兵3000驻藏，后康熙增派满兵1000，使驻军达到4000人；但因转饷艰难，开支浩大，而且边患渐平，雍正曾撤回全部军队，只留文臣，两次西藏乱事后又派兵进驻，此后时增时减，多不过两千，少时竟只有100人，致使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得以借机杀驻藏大臣叛乱，此后清廷鉴于此，常设驻军2000，3年一轮换，直至清末，成为定制。
清军在西藏用兵，开支之庞大，运转之艰难，都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但无论在鼎盛的康乾，还是风雨飘摇的宣统，他们始终注意保持在藏的军事存在，保持对西藏边防和内部稳定的关注和控制，其见识和决心，都是值得后人借鉴和称道的。
然而西藏山高水远，交通不便，气候恶劣，产粮稀少，大规模用兵，只能在非常时期，倾国之力而勉为之，不可以屡，更不可以久；而且，千里而趣利者，蹶上将军，清廷几次在西藏大规模用兵，死伤和非战斗减员的代价相当沉重，虽然出于对边地的控制和对内外的震慑，这样的代价总的说来是值得的，但毕竟长此以往，国力人力，都消耗不起。
在西藏驻军，免得劳师调遣，是较为稳健的做法。但西藏和内地的交通实在不便，转饷艰难，路途损耗，耗资巨大，是以清朝前期鼎盛之世，驻藏清军却屡设屡废，屡增屡减，事实证明，如果没有驻藏兵力，驻藏大臣等文员根本无法在西藏正常履行职责，显示清廷统治威权的存在，甚至本身的安全都无法保证，但派驻大量军队，当地养不起，运输运不起，这个两难的问题直到清末，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清军驻藏后期定额为2000人，分驻三地，其中驻拉萨不过千余，日喀则不过200，昌都康定，不过几十人（昌都有滇军分汛助守），以之控扼西藏要地，保护拉萨，巡检非常，已经勉为其难，以之戍边则更是难上加难了。当时驻藏清军旗绿都有，布防却依照八旗驻防的“扼点”原则，聚集于前后藏和西康三处的要害，虽然此举可以把后勤保障的难度降到最低，也能够集中有限的兵力以备非常，但对西藏广袤的内地和绵延的边防，其控制能力就大大降低了，而且，驻军皆在西藏膏腴之地，与地方争利，也影响了其和西藏地方的关系。
其实西藏山南等地，气候适宜，土地肥沃，临近边界，宜守也该守，而且驻防山南，可以驻屯，衣食便于自给，但一来清军兵力有限，鞭长莫及，二来其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新疆方面的廓尔喀余部和南部险峻山地的廓尔喀，对于印度方面因为感受不到具体的威胁，一直掉以轻心，遂疏于布防，遗祸至于今日。
阿里地区地势险要，地广人稀，气候恶劣，是蒙古各部屡次犯藏的来路，也是边防要地，但清军在新疆的布防，却是以伊犁将军为首，重北疆、轻南疆的态势，其结果，虽然清军始终重视对阿里的防卫，却始终无法有效达成在新藏一线的军事部属衔接。
清廷除了用兵、驻军，还不得不编练藏军，并在政治上扶植黄教，建立噶伦政体，改变了明代沿用的“多封众建”、使各派势力互相牵制的策略。
在政治上，独尊黄教和噶伦政体的确立，使得西藏摆脱了长期的分裂和动荡，逐步归于内部统一，对于境内的安定和民生是非常有利的。但达赖专尊地位的确立和噶伦体制的逐步根深蒂固，也使得西藏自吐蕃瓦解以来第一次重新有了一个统一的统治机构和完整的统治体系，在蒙古王公势力衰弱后，其政教合一的独特地位更使得西藏地方政府对领内的统治趋于严密。
在军事上，自乾隆56（1791）年福康安奏明乾隆，在西藏建立专业化藏军并额定编制体例后，迄清一代，没有大的变化：在拉萨、日喀则、江孜、定日四地设4代本，代本辖2如本，如本辖2甲本，甲本辖5定本，每定本兵25人，全军火枪什之五，刀矛什之二，弓箭什之三，每代本置炮2、3门，代本编制为500人，全军连佐杂在内为3000人。如本以上军官理论上由中央任命，其他军官由驻藏大臣和达赖相商任命。正规藏军的编成对于弥补驻藏清军兵力的不足，加强对西藏内地和边防的保位，起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藏军粮饷自筹，西藏汉人稀少，而清廷遥远，无力驾驭，自然渐渐成为西藏地方所控制的武装力量，在中央政权强大时尚且能够作为防备地方的武力，当中央政权疲弱，内外分裂势力坐大时，便有成为威胁国家统一的武力的隐患。
综上所述，清军在藏的军事部属，有得有失，其得因于不断总结教训，始终确保军事存在其失主要在于西藏特殊的地理人文条件、尤其是后勤保障和交通运输不便，限制了清军决策的多样性。后来清亡，中国内战不息，转饷无人，驻藏之军，便无力继续维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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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藏始于康熙56（1717）年，新疆准噶尔策旺阿拉不坦杀固始汗围布达拉宫，西安将军额伦特进援，败死喀喇乌苏河之役；康熙59（1720）年，皇14子、抚远大将军胤瑅（那个字字库没有，借用一下）率兵一万余分青海四川两路入藏，大败准噶尔部；雍正元（1723）年，蒙古和硕特部罗布藏丹金反于青海，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为截断其退路，命都统鄂齐、大学士班第、提督周瑛率兵2000入藏；雍正5（1727）年，卫藏战争爆发，清首设驻藏大臣，以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任之，同时以左都御史查郎阿率兵1万5千入藏平乱；乾隆15（1750）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杀驻藏大臣叛，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率兵入藏，助达赖平叛；乾隆53（1788）年，廓尔喀第一次侵藏，清理藩院侍郎巴忠、成都将军鄂辉率兵3000入援；乾隆56（1791）年，廓尔喀二次侵藏，清嘉勇公福康安率军1万7千入藏，破廓尔喀军，进逼加德满都，迫使廓尔喀求和罢兵；宣统元（1909）年，西藏内部不稳，为推行新政，清命四川总督赵尔丰组织川军，以统领钟颖节制入藏。以上系清军8次入藏始末。
上述大规模的清军入藏，系为了达成战役战术目标而采取的临时行为，规模大而不能持久，对西藏加强控制的最有效手段只能是设立驻军。
清军在藏驻军始自第二次入藏，命定西将军策旺诺尔不特统汉蒙兵3000驻藏，后康熙增派满兵1000，使驻军达到4000人；但因转饷艰难，开支浩大，而且边患渐平，雍正曾撤回全部军队，只留文臣，两次西藏乱事后又派兵进驻，此后时增时减，多不过两千，少时竟只有100人，致使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得以借机杀驻藏大臣叛乱，此后清廷鉴于此，常设驻军2000，3年一轮换，直至清末，成为定制。
清军在西藏用兵，开支之庞大，运转之艰难，都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但无论在鼎盛的康乾，还是风雨飘摇的宣统，他们始终注意保持在藏的军事存在，保持对西藏边防和内部稳定的关注和控制，其见识和决心，都是值得后人借鉴和称道的。
然而西藏山高水远，交通不便，气候恶劣，产粮稀少，大规模用兵，只能在非常时期，倾国之力而勉为之，不可以屡，更不可以久；而且，千里而趣利者，蹶上将军，清廷几次在西藏大规模用兵，死伤和非战斗减员的代价相当沉重，虽然出于对边地的控制和对内外的震慑，这样的代价总的说来是值得的，但毕竟长此以往，国力人力，都消耗不起。
在西藏驻军，免得劳师调遣，是较为稳健的做法。但西藏和内地的交通实在不便，转饷艰难，路途损耗，耗资巨大，是以清朝前期鼎盛之世，驻藏清军却屡设屡废，屡增屡减，事实证明，如果没有驻藏兵力，驻藏大臣等文员根本无法在西藏正常履行职责，显示清廷统治威权的存在，甚至本身的安全都无法保证，但派驻大量军队，当地养不起，运输运不起，这个两难的问题直到清末，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清军驻藏后期定额为2000人，分驻三地，其中驻拉萨不过千余，日喀则不过200，昌都康定，不过几十人（昌都有滇军分汛助守），以之控扼西藏要地，保护拉萨，巡检非常，已经勉为其难，以之戍边则更是难上加难了。当时驻藏清军旗绿都有，布防却依照八旗驻防的“扼点”原则，聚集于前后藏和西康三处的要害，虽然此举可以把后勤保障的难度降到最低，也能够集中有限的兵力以备非常，但对西藏广袤的内地和绵延的边防，其控制能力就大大降低了，而且，驻军皆在西藏膏腴之地，与地方争利，也影响了其和西藏地方的关系。
其实西藏山南等地，气候适宜，土地肥沃，临近边界，宜守也该守，而且驻防山南，可以驻屯，衣食便于自给，但一来清军兵力有限，鞭长莫及，二来其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新疆方面的廓尔喀余部和南部险峻山地的廓尔喀，对于印度方面因为感受不到具体的威胁，一直掉以轻心，遂疏于布防，遗祸至于今日。
阿里地区地势险要，地广人稀，气候恶劣，是蒙古各部屡次犯藏的来路，也是边防要地，但清军在新疆的布防，却是以伊犁将军为首，重北疆、轻南疆的态势，其结果，虽然清军始终重视对阿里的防卫，却始终无法有效达成在新藏一线的军事部属衔接。
清廷除了用兵、驻军，还不得不编练藏军，并在政治上扶植黄教，建立噶伦政体，改变了明代沿用的“多封众建”、使各派势力互相牵制的策略。
在政治上，独尊黄教和噶伦政体的确立，使得西藏摆脱了长期的分裂和动荡，逐步归于内部统一，对于境内的安定和民生是非常有利的。但达赖专尊地位的确立和噶伦体制的逐步根深蒂固，也使得西藏自吐蕃瓦解以来第一次重新有了一个统一的统治机构和完整的统治体系，在蒙古王公势力衰弱后，其政教合一的独特地位更使得西藏地方政府对领内的统治趋于严密。
在军事上，自乾隆56（1791）年福康安奏明乾隆，在西藏建立专业化藏军并额定编制体例后，迄清一代，没有大的变化：在拉萨、日喀则、江孜、定日四地设4代本，代本辖2如本，如本辖2甲本，甲本辖5定本，每定本兵25人，全军火枪什之五，刀矛什之二，弓箭什之三，每代本置炮2、3门，代本编制为500人，全军连佐杂在内为3000人。如本以上军官理论上由中央任命，其他军官由驻藏大臣和达赖相商任命。正规藏军的编成对于弥补驻藏清军兵力的不足，加强对西藏内地和边防的保位，起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藏军粮饷自筹，西藏汉人稀少，而清廷遥远，无力驾驭，自然渐渐成为西藏地方所控制的武装力量，在中央政权强大时尚且能够作为防备地方的武力，当中央政权疲弱，内外分裂势力坐大时，便有成为威胁国家统一的武力的隐患。
综上所述，清军在藏的军事部属，有得有失，其得因于不断总结教训，始终确保军事存在其失主要在于西藏特殊的地理人文条件、尤其是后勤保障和交通运输不便，限制了清军决策的多样性。后来清亡，中国内战不息，转饷无人，驻藏之军，便无力继续维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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