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帝师王沪宁

有人说，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在政治学界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头脑冷静、才思敏捷、谈吐幽默、智慧过人的人；还有人说，他是一位富有感召力的领导者与倡导者；更有人说，似乎任何奇迹发生在他身上都不足为奇，因为他本身就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然而，他一生的愿望，就是写几本好的书，教几个好的学生，甚至一直在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向前走着，刚毅、果敢、沉着。他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无意选择去做外交官
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生于上海，籍贯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他上中学那几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里老师挨批，社会上打打斗斗。那时，爱学习的王沪宁是个性格十分内向的人，对自己的父母也从不吐露心事。学校罢课后，他就躲在家里看书，从不参加抄家、批斗等活动。
也就是在那时，小小年纪的他开始第一次思考：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什么要这样？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理想的？虽然那时候，这些想法还都很模糊，很表面，但他的思考已经表现出了日后的哲学倾向和政治倾向。
1971年，王沪宁初中毕业。由于体弱多病他躲过了上山下乡的浪潮，留在家里可以继续自学。那时候，因破四旧，可供阅读的书很有限，但王沪宁抓到什么读什么，一副如饥似渴的样子。
现在回想起来，王沪宁仍对那段时光充满眷恋。他对身边的同事说：“那时候虽然没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书好读，但对我个人却形成了两大优点：一是我学会了思考，可以把一些最普遍的事情条理化分析，问几个为什么；二是让自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读书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事。”
1974年夏天，由于好学，做人又谨慎，做了不到3年的学徒工之后，王沪宁被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到当时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教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等五校合并成立的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法语。
华东师大西语系有一个雅号叫“大使培训班”，言下之意是出过许多大使，同时，这个系也有意为国家的外交战线培养一批优秀的人才。王沪宁的英语很好，法语就更棒了。本来，按正常情况，他完全可以走上一条外交官生活道路的。但是，一个新颖的理想在引导着他，使他在毕业时毅然选择了另外的道路。
1977年2月，通过3年的法语专业的学习，王沪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工作了一年。那时，正赶上中国恢复中断达10年之久的高考和研究生制度，王沪宁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学术。
1978年9月，他毫不迟疑地报考了位于沪上东北角邯郸路220号的“江南第一学府99——复旦大学刚恢复的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有意思的是，王沪宁选择的专业并非哲学，而是当时刚恢复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他的导师则是有名的研究《资本论》的权威陈其人先生。
读书引发婚姻悲喜剧
在师从陈其人先生攻读研究生时，王沪宁引起了一位女同学的注意。
她叫——周琪，北京人。
23岁的王沪宁与和他同岁的周琪谈起了富有“哲学意味”的恋爱，直到毕业，双双留校任教，喜结良缘，一切都很顺利。
那时候，人们谈恋爱习惯于去一些公园啦、电影院啦等地方，他们连在校园里“花前月下”一番的情趣都没有，两个人就是躲在屋子里看书。看书，做笔记，写论文，唯一像谈恋爱的样子是两个人在一起讨论某一个政治学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争论政治哲学方面的某一个问题。在这种时候，两个人谁也不让谁，你一句我一句像吵架似的。也只有在这种时期，他们之间才谈得上有所交流。
在王沪宁和周琪准备结婚时，王沪宁仍然埋头书堆里，对一切事情不闻不问。周琪毕竟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不想太马虎草率，于是，她一个人在家收拾一间“蜗居”，尽可能使它充满温馨情致，而淡化一点办公室里（由于房子窄，办公室也就成了书房）的书堆要埋人的窒息感。周琪于是拜托王沪宁上街去采购一些最简单的日用品，比如毛巾、肥皂、床单、毛巾被、枕巾等等，另外还特意加上了“一束鲜花”，本来，这一切都应该是王沪宁主动考虑才对，特别是那“一束鲜花”。但周琪理解自己执著于学术的年轻丈夫的追求，便自己尽可能主动一些。她怕王沪宁忘了，便随手拿起桌上的一张纸，在上面一一记下来，连同采购所需要的钱，一起交到王沪宁手里。
王沪宁高高兴兴上街了，等到傍晚，已经做好晚饭多时的周琪才等回了王沪宁。只见王沪宁满头大汗，怀抱一大堆书，气喘吁吁地回来了，而周琪让他买的结婚用品，他一件也没买。
王沪宁的婚姻成于此也败于此。十几年相濡以沫的夫妻，各自为了学术事业而没要孩子。在90年代初，两人结束了这段说不上该怎样评价和感受的婚姻。
研究学术潜心政治学
马克思的实践和理论让王沪宁认识到，政治的使命就是：充分运用政治手段，促进人类进步和文明发展。
通过对世界各个国家、意识形态集团的分析，王沪宁看到，世界大多数政治体系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尽管它们追求的目的、代表的社会利益迥然不同。“然而，不论为了什么，政治活动都是首要的手段。”当美国未来学家站在美国的角度预言“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与富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王沪宁指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他认为，如果改成下面这句话就是可能的了“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和富国都不能离开创造性的政治活动”。
早在1988年，复旦首次派队问鼎亚洲大专辩论会的时候，年仅33岁的王沪宁就被时任校长谢希德(后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委以教练的重任，率队出征狮城并不负众望。时隔5载复旦再次组队迎战，王沪宁出山担任顾问当然也在情理与预料当中。
作为一位学有建树、著作等身的政治学教授，他治学谨严，功底深厚，就连我这个政治学门外人，也能随口报出诸如《比较政治分析》、《反腐败：中国的试验》、《美国反对美国》、《国家主权》、《行政生态分析》、《当代中国家庭村落文化》、《腐败与反腐败》等十几部政治学专著。讲坛上的王沪宁，谈笑风生，气度不凡；生活里的王沪宁，则经常是穿着宽松肥大的水洗布或灯心绒长裤，喜欢在路边的小面馆吃炒年糕。喜欢蹲在马路边同修车的老头儿闲谈几句，喜欢在旧书摊上溜溜瞧瞧，穿着随意的衣服，过着随意的人生。妄自揣摩一下，似乎在学问上他追求着完美与圆满，而在生活上他在意的则是自满与自乐。
如此说来，便也不难理解，这位昔日复旦园的堂堂名教授，堂堂博士生导师，会乐于同校园里的那些小字辈为伍，去那个拥挤、闷热、杂乱、吵吵嚷嚷的小吃部吃一碗大排面或菜肉大馄饨；会同他们一道把旋转餐桌当成幸运大转盘，看那第一份上来的客饭到底会停在谁的面前；会同人们一道散步，一道猜谜，一道编故事。
王沪宁的许多观点都是新颖的，他大量评价外国最新的、经典的政治学名著，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大量撰文，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作对比性剖析，提出“巨型国家”概念，给我国的政治制度以理论上的定位。
王沪宁一开始并没有影响中央决策层的意向，但他“理论介入”的冲动却一直就有，否则，做学问也就毫无意义。
在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不久，中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家发展模式上，邓小平同志表示他欣赏新加坡模式。这时，年轻有为的王沪宁写出了一份近万字的报告，从各种发展模式论证中，得出我国改革开放需要借助多种模式，但最终落实到国家权威、国家文化、国家物质实力等综合情况上。对此，海外有传媒说王沪宁在搞“新权威主义理论”，这其实是一种无知。
曾庆红、吴邦国力荐之人
无论交往多还是少，王沪宁身上有两种东西会给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是理性的力量，一个是智慧的力量。理性和智慧，这两样东西一般人或多或少都会具备一些，但能够成为鲜明的人格特征的，却在人群中为数极少。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党特别需要一套完整的有见地的政治学理论作参考，而在上海复旦大学教学与研究的王沪宁当时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政治学理论的知名青年学者。当时，年仅30岁的王沪宁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是轰动国内的新闻。为此，王沪宁政治学方面的才华，早在十三大之前就已经被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看中。
当时，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曾庆红对王沪宁很是欣赏。有一年春节，市委有关领导分别到各大学参加教授春节茶话会，曾庆红选择了去复旦。茶话会之后，曾庆红特意找了当时年仅三十出头的王沪宁，与他就当前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那一次，讨论的气氛非常热烈，几乎分不出谁是领导、谁是学者了。
当年调王沪宁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是曾庆红的力荐，而另一位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也曾有过请王沪宁任政治顾问的念头。吴邦国进入北京后，仍念念不忘要调王沪宁入京，而且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
当时，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虽然没有见过王沪宁，但爱看王沪宁的理论书。数年后，当王沪宁调进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时，听到他大段引用自己的政治学著作原文，感到十分惊讶。据传，江泽民与他见面时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了。”
王沪宁的政治理论著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能够深入浅出地阐明理论观点，让一般的读者都能看懂。同时，他还注重理论的实用性，可以说，他的每篇文章，每部著作(包括译著)，都针对着我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王沪宁之所以能够进京，是因为他的理论工作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他曾经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一定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不能移花接木，也不能搞拔苗助长”。在民主政治方面，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超过我国现阶段的条件”，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轴来发展民主政治，也只有这样，发展民主政治才是有效的”。这些理论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决议中看出。
1995年，王沪宁在吴邦国和曾庆红的力荐下，被调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中南海当时最红的智囊人物滕文生的领导下工作。从此，二人一起被海外媒体视为江泽民的“核心幕僚”。
王沪宁的从政，在当时学界和政界引起不小的震动，影响了一批学者投身政坛。此前的中共智囊学者，比如胡乔木、邓力群等，首先是党内有相当资历的人物，其后才逐渐转入理论研究。而王沪宁首先是一位知名学者，以这种背景投身政治，对更多有志投身政治的学者来说，是一个新典型。
江泽民“三个代表”起草人
王沪宁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不久之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为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起草了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论十二大关系》，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个理论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就是要求“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与发展，在改革与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真正实现国家的进步和振兴”。
勿庸置疑，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也必须有自己的特点。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突出强调的是“速度”，小平同志的“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的指示对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时，极力提倡稳定的是陈云同志，陈云同志是中国搞计划经济的元老，他在我国建国之初，根据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情况制订了一系列有效的计划经济方案，为当时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陈云并没有坚持自己的“计划”观点，相反，他凭着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经验和经济学方面的渊博的知识，同样提倡在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但不同的是，这位一直信守“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老革命家，既能看到改革发展的需要，又能把新旧的理论贯穿在一起。有人曾经打过一个有趣的比喻，说邓小平和陈云两位老人是配合最为默契的搭档，他们一个踩油门，一个把离合管刹车，把中国这辆改革开放的列车开得又快又稳。
所以，有人说：“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王沪宁的理论，我们才发现王沪宁目光之敏锐，角度之恰当，抓核心抓得那么有见地。从1980年代中期的王沪宁理论研究，我们发现就是在邓小平的‘改革者’、‘发展’与陈云的‘稳定’、‘效益’之间，找到了个最佳的结合点，真正做到了政治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长期稳定，真正实现国家的进步和振兴。”
当“十二大关系”作为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内容被以“决议”的形式传达之后，连国外传媒也表示了敬佩。美联社在当天就发表评论说：“中共的新决议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值得肯定的，它既表现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群众智慧，又表现了未来中国的强大希望——如果中国在中共这十二大方案操作下进行的话。”《泰晤士报》以头版的醒目位置高度赞扬了第三代领导人的发展眼光，同时认为：“这种决议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体现。”法新社也没有忽视这一件中国的大事，他们的评价甚至是充满激情的：“中国这只昏睡了百年的巨狮不仅在1949年睁开了那双傲视一切的巨眼，同时，在经过一系列摸索阶段的碰撞和挫折之后，终于腾跃起来了!它的舞步越来越趋和谐，它的目光越来越趋敏锐，它的生命力也越来越旺盛!在今天世界，这只醒狮开始对天嘶鸣，并向普天之下发出善意和充满威力的宣言——中共的十二大关系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已经强大并且会继续强大下去的中国……”
同时，王沪宁通过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研究认为：“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必须有统一和稳定的政治领导”，“以党内民主带动和推进全社会的民主”。这些有理有力的论述为我党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王沪宁的最大理论贡献还在于他为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执笔起草了“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的理论，此后，作为我党创造性论述被写入党章，与毛邓思想同等重要。
十六大前，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督导党章修改和十六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并点名让王沪宁这位“御用秘书”来主持这两个文件的修改、起草工作，确保十六大政治报告和党章成为中共历史上的新里程碑。也就是在2002年十六大上，王沪宁当选中央委员，同年10月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而滕文生则转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胡锦涛核心“幕僚”
2002年，新一代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上任。此段时期是中共历史上在理论创新频度最高最快的时期，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执政能力建设等一批理论创新成果，适应了变革时期中国的需要，也在党内取得高度共识。王沪宁与他领导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其间举足轻重，为胡锦涛总书记所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的形成夯实了学术基础。
在2007年10月的十七大上，一批为中央最高层出谋划策并贴身相随、同时掌管国家要害部门的核心幕僚党代表群体，包括令计划、陈世炬、夏勇、滕文生、王沪宁等，受到了世人瞩目，被认为将在未来5年中共政坛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接替王刚升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一直被外界认为是胡锦涛主席最信任且得力的助手之一。海外传媒报道，胡锦涛总书记的每次出访考察，身边必有两个身影始终相随，其中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大管家”的身份自不待言，胡锦涛主席每次出国访问出席活动前，令计划都会提前到场踩点检查保安部署行程等事宜；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则扮演“文胆”的角色，是总书记的第一智囊。
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王沪宁与令计划一道晋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继邓力群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书记处书记之后，又一位理论界人士出任该职。值得关注的是，其还身兼中央政研室主任职务，这种情形在过去似乎从未有过。有分析称，这意味着胡锦涛主席希望统合中国所有研究机构，并加重智库和理论研究在中共决策过程中的份量。
从中南海专家讲座、最高层集体学习等制度的建立，到胡锦涛主席在重大政治社会经济问题上对专家学者建言的重视，在高层和智囊之间，一种新型合作关系正在逐渐形成。这种变化根源于中国执政党的成熟，也与智囊群体对中国现代化之路复杂性的认识更趋理性、建设性有关。
负责构建习近平式“大国外交”路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新一届政府已确定“大国外交”路线，并按照该路线重新编制外交安全政策的决策结构。也就是说，中国正在布局“习近平式外交”。
目前，中国相关部门正在广泛听取学术界和智囊机构的意见，构建以美中关系为中心的习近平式“大国外交”。而负责此项工作的是2012年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中国构想中的“大国外交”将摆脱以邻国、经济为中心的外交路线，立足世界谋求中国的利益，同时承担国际义务。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7日在记者会上说，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愿意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李克强在描述中国时用“发展中的大国”一词代替其间一直使用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词。2012年，中国还对“G2”（两国集团）一词反驳称，这是内含美国阴谋的词汇，并自称为“发展中国家”。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18日在《东方早报》发表文章表示：“我们经常强调国际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但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国际责任中国化，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会看着中国能做点什么，以及怎么做。”中国《环球时报》19日也在一篇题为《应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社论中写道：“中国正站到综合国力世界第二的位置，我们面对的战略挑战只会因这个位置增加，不会减少。中国需要有更大的外交谋略支持今后发展。
据了解，按照“大国外交”路线，中国正在对外交安全体系进行整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是外事、国家安全工作的最高议事、协调机构，旗下设有中央外事办公室。中国计划将该中央外事办公室扩建为类似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作用，负责协调中国军方和政府和情报机关的外交、安全政策。而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的有力人选是政治局委员王沪宁。
最珍视读书人头衔
王沪宁是中国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中国最年青的政治学者，中国由学院知识分子进入高层政治圈第一人；也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起草人，是三任国家主席最重要的理论智囊。
他的身份众多，头衔也很多。不过，他自己最为珍视的头衔是“读书人”。当别人介绍他是一位智囊、学者的时候，他会立即更正：不，只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不仅仅是一种谦逊，真正称得上是读书人的，恐怕没几个。读书人实际上就是专注某一项工作的人，与偶尔的读书不同，就如偶尔的炒炒菜并不能称之为厨师一样。　
王沪宁常常给人的感觉是勤奋、智慧、理性、从容，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勤奋和理性。
“复旦图书馆借书都有贴到书里的借阅卡，每一个借阅的人都要在借阅卡上签字。”，“但是学生借过的每一本书上都能看到王沪宁的签字，而当时复旦大学的学生几乎都有这样的体验，足见王沪宁看过的书有多少了。”读书和写书已成为他不可割舍的生活方式。
曾经有人问王沪宁一生最大的理想是什么，他答道：读几本好书，教几个好学生，再写几本好书。
爱读书、爱写作、爱思考的王沪宁，是一个在任何时候均十分有理性的人，不会动感情，他本人也说：“ 我是轻易不动感情的。但是，我知道，我内心深处有着无比壮阔的感情的波澜。”这是他最后一次带领学生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舌战狮城捧得桂冠后的表白。他本人还将这两句话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
同时，他也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思考：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面临许许多多的难题和矛盾，我们真正艰巨的任务是在大千世界中来征服难题，克服矛盾。并且将他的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希望他们更透彻地思考中国的未来发展。
有人说，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在政治学界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头脑冷静、才思敏捷、谈吐幽默、智慧过人的人；还有人说，他是一位富有感召力的领导者与倡导者；更有人说，似乎任何奇迹发生在他身上都不足为奇，因为他本身就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然而，他一生的愿望，就是写几本好的书，教几个好的学生，甚至一直在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向前走着，刚毅、果敢、沉着。他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无意选择去做外交官
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生于上海，籍贯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他上中学那几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里老师挨批，社会上打打斗斗。那时，爱学习的王沪宁是个性格十分内向的人，对自己的父母也从不吐露心事。学校罢课后，他就躲在家里看书，从不参加抄家、批斗等活动。
也就是在那时，小小年纪的他开始第一次思考：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什么要这样？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理想的？虽然那时候，这些想法还都很模糊，很表面，但他的思考已经表现出了日后的哲学倾向和政治倾向。
1971年，王沪宁初中毕业。由于体弱多病他躲过了上山下乡的浪潮，留在家里可以继续自学。那时候，因破四旧，可供阅读的书很有限，但王沪宁抓到什么读什么，一副如饥似渴的样子。
现在回想起来，王沪宁仍对那段时光充满眷恋。他对身边的同事说：“那时候虽然没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书好读，但对我个人却形成了两大优点：一是我学会了思考，可以把一些最普遍的事情条理化分析，问几个为什么；二是让自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读书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事。”
1974年夏天，由于好学，做人又谨慎，做了不到3年的学徒工之后，王沪宁被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到当时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教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等五校合并成立的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法语。
华东师大西语系有一个雅号叫“大使培训班”，言下之意是出过许多大使，同时，这个系也有意为国家的外交战线培养一批优秀的人才。王沪宁的英语很好，法语就更棒了。本来，按正常情况，他完全可以走上一条外交官生活道路的。但是，一个新颖的理想在引导着他，使他在毕业时毅然选择了另外的道路。
1977年2月，通过3年的法语专业的学习，王沪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工作了一年。那时，正赶上中国恢复中断达10年之久的高考和研究生制度，王沪宁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学术。
1978年9月，他毫不迟疑地报考了位于沪上东北角邯郸路220号的“江南第一学府99——复旦大学刚恢复的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有意思的是，王沪宁选择的专业并非哲学，而是当时刚恢复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他的导师则是有名的研究《资本论》的权威陈其人先生。
读书引发婚姻悲喜剧
在师从陈其人先生攻读研究生时，王沪宁引起了一位女同学的注意。
她叫——周琪，北京人。
23岁的王沪宁与和他同岁的周琪谈起了富有“哲学意味”的恋爱，直到毕业，双双留校任教，喜结良缘，一切都很顺利。
那时候，人们谈恋爱习惯于去一些公园啦、电影院啦等地方，他们连在校园里“花前月下”一番的情趣都没有，两个人就是躲在屋子里看书。看书，做笔记，写论文，唯一像谈恋爱的样子是两个人在一起讨论某一个政治学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争论政治哲学方面的某一个问题。在这种时候，两个人谁也不让谁，你一句我一句像吵架似的。也只有在这种时期，他们之间才谈得上有所交流。
在王沪宁和周琪准备结婚时，王沪宁仍然埋头书堆里，对一切事情不闻不问。周琪毕竟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不想太马虎草率，于是，她一个人在家收拾一间“蜗居”，尽可能使它充满温馨情致，而淡化一点办公室里（由于房子窄，办公室也就成了书房）的书堆要埋人的窒息感。周琪于是拜托王沪宁上街去采购一些最简单的日用品，比如毛巾、肥皂、床单、毛巾被、枕巾等等，另外还特意加上了“一束鲜花”，本来，这一切都应该是王沪宁主动考虑才对，特别是那“一束鲜花”。但周琪理解自己执著于学术的年轻丈夫的追求，便自己尽可能主动一些。她怕王沪宁忘了，便随手拿起桌上的一张纸，在上面一一记下来，连同采购所需要的钱，一起交到王沪宁手里。
王沪宁高高兴兴上街了，等到傍晚，已经做好晚饭多时的周琪才等回了王沪宁。只见王沪宁满头大汗，怀抱一大堆书，气喘吁吁地回来了，而周琪让他买的结婚用品，他一件也没买。
王沪宁的婚姻成于此也败于此。十几年相濡以沫的夫妻，各自为了学术事业而没要孩子。在90年代初，两人结束了这段说不上该怎样评价和感受的婚姻。
研究学术潜心政治学
马克思的实践和理论让王沪宁认识到，政治的使命就是：充分运用政治手段，促进人类进步和文明发展。
通过对世界各个国家、意识形态集团的分析，王沪宁看到，世界大多数政治体系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尽管它们追求的目的、代表的社会利益迥然不同。“然而，不论为了什么，政治活动都是首要的手段。”当美国未来学家站在美国的角度预言“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与富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王沪宁指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他认为，如果改成下面这句话就是可能的了“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和富国都不能离开创造性的政治活动”。
早在1988年，复旦首次派队问鼎亚洲大专辩论会的时候，年仅33岁的王沪宁就被时任校长谢希德(后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委以教练的重任，率队出征狮城并不负众望。时隔5载复旦再次组队迎战，王沪宁出山担任顾问当然也在情理与预料当中。
作为一位学有建树、著作等身的政治学教授，他治学谨严，功底深厚，就连我这个政治学门外人，也能随口报出诸如《比较政治分析》、《反腐败：中国的试验》、《美国反对美国》、《国家主权》、《行政生态分析》、《当代中国家庭村落文化》、《腐败与反腐败》等十几部政治学专著。讲坛上的王沪宁，谈笑风生，气度不凡；生活里的王沪宁，则经常是穿着宽松肥大的水洗布或灯心绒长裤，喜欢在路边的小面馆吃炒年糕。喜欢蹲在马路边同修车的老头儿闲谈几句，喜欢在旧书摊上溜溜瞧瞧，穿着随意的衣服，过着随意的人生。妄自揣摩一下，似乎在学问上他追求着完美与圆满，而在生活上他在意的则是自满与自乐。
如此说来，便也不难理解，这位昔日复旦园的堂堂名教授，堂堂博士生导师，会乐于同校园里的那些小字辈为伍，去那个拥挤、闷热、杂乱、吵吵嚷嚷的小吃部吃一碗大排面或菜肉大馄饨；会同他们一道把旋转餐桌当成幸运大转盘，看那第一份上来的客饭到底会停在谁的面前；会同人们一道散步，一道猜谜，一道编故事。
王沪宁的许多观点都是新颖的，他大量评价外国最新的、经典的政治学名著，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大量撰文，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作对比性剖析，提出“巨型国家”概念，给我国的政治制度以理论上的定位。
王沪宁一开始并没有影响中央决策层的意向，但他“理论介入”的冲动却一直就有，否则，做学问也就毫无意义。
在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不久，中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家发展模式上，邓小平同志表示他欣赏新加坡模式。这时，年轻有为的王沪宁写出了一份近万字的报告，从各种发展模式论证中，得出我国改革开放需要借助多种模式，但最终落实到国家权威、国家文化、国家物质实力等综合情况上。对此，海外有传媒说王沪宁在搞“新权威主义理论”，这其实是一种无知。
曾庆红、吴邦国力荐之人
无论交往多还是少，王沪宁身上有两种东西会给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是理性的力量，一个是智慧的力量。理性和智慧，这两样东西一般人或多或少都会具备一些，但能够成为鲜明的人格特征的，却在人群中为数极少。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党特别需要一套完整的有见地的政治学理论作参考，而在上海复旦大学教学与研究的王沪宁当时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政治学理论的知名青年学者。当时，年仅30岁的王沪宁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是轰动国内的新闻。为此，王沪宁政治学方面的才华，早在十三大之前就已经被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看中。
当时，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曾庆红对王沪宁很是欣赏。有一年春节，市委有关领导分别到各大学参加教授春节茶话会，曾庆红选择了去复旦。茶话会之后，曾庆红特意找了当时年仅三十出头的王沪宁，与他就当前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那一次，讨论的气氛非常热烈，几乎分不出谁是领导、谁是学者了。
当年调王沪宁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是曾庆红的力荐，而另一位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也曾有过请王沪宁任政治顾问的念头。吴邦国进入北京后，仍念念不忘要调王沪宁入京，而且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
当时，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虽然没有见过王沪宁，但爱看王沪宁的理论书。数年后，当王沪宁调进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时，听到他大段引用自己的政治学著作原文，感到十分惊讶。据传，江泽民与他见面时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了。”
王沪宁的政治理论著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能够深入浅出地阐明理论观点，让一般的读者都能看懂。同时，他还注重理论的实用性，可以说，他的每篇文章，每部著作(包括译著)，都针对着我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王沪宁之所以能够进京，是因为他的理论工作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他曾经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一定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不能移花接木，也不能搞拔苗助长”。在民主政治方面，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超过我国现阶段的条件”，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轴来发展民主政治，也只有这样，发展民主政治才是有效的”。这些理论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决议中看出。
1995年，王沪宁在吴邦国和曾庆红的力荐下，被调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中南海当时最红的智囊人物滕文生的领导下工作。从此，二人一起被海外媒体视为江泽民的“核心幕僚”。
王沪宁的从政，在当时学界和政界引起不小的震动，影响了一批学者投身政坛。此前的中共智囊学者，比如胡乔木、邓力群等，首先是党内有相当资历的人物，其后才逐渐转入理论研究。而王沪宁首先是一位知名学者，以这种背景投身政治，对更多有志投身政治的学者来说，是一个新典型。
江泽民“三个代表”起草人
王沪宁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不久之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为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起草了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论十二大关系》，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个理论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就是要求“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与发展，在改革与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真正实现国家的进步和振兴”。
勿庸置疑，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也必须有自己的特点。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突出强调的是“速度”，小平同志的“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的指示对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时，极力提倡稳定的是陈云同志，陈云同志是中国搞计划经济的元老，他在我国建国之初，根据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情况制订了一系列有效的计划经济方案，为当时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陈云并没有坚持自己的“计划”观点，相反，他凭着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经验和经济学方面的渊博的知识，同样提倡在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但不同的是，这位一直信守“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老革命家，既能看到改革发展的需要，又能把新旧的理论贯穿在一起。有人曾经打过一个有趣的比喻，说邓小平和陈云两位老人是配合最为默契的搭档，他们一个踩油门，一个把离合管刹车，把中国这辆改革开放的列车开得又快又稳。
所以，有人说：“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王沪宁的理论，我们才发现王沪宁目光之敏锐，角度之恰当，抓核心抓得那么有见地。从1980年代中期的王沪宁理论研究，我们发现就是在邓小平的‘改革者’、‘发展’与陈云的‘稳定’、‘效益’之间，找到了个最佳的结合点，真正做到了政治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长期稳定，真正实现国家的进步和振兴。”
当“十二大关系”作为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内容被以“决议”的形式传达之后，连国外传媒也表示了敬佩。美联社在当天就发表评论说：“中共的新决议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值得肯定的，它既表现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群众智慧，又表现了未来中国的强大希望——如果中国在中共这十二大方案操作下进行的话。”《泰晤士报》以头版的醒目位置高度赞扬了第三代领导人的发展眼光，同时认为：“这种决议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体现。”法新社也没有忽视这一件中国的大事，他们的评价甚至是充满激情的：“中国这只昏睡了百年的巨狮不仅在1949年睁开了那双傲视一切的巨眼，同时，在经过一系列摸索阶段的碰撞和挫折之后，终于腾跃起来了!它的舞步越来越趋和谐，它的目光越来越趋敏锐，它的生命力也越来越旺盛!在今天世界，这只醒狮开始对天嘶鸣，并向普天之下发出善意和充满威力的宣言——中共的十二大关系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已经强大并且会继续强大下去的中国……”
同时，王沪宁通过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研究认为：“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必须有统一和稳定的政治领导”，“以党内民主带动和推进全社会的民主”。这些有理有力的论述为我党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王沪宁的最大理论贡献还在于他为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执笔起草了“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的理论，此后，作为我党创造性论述被写入党章，与毛邓思想同等重要。
十六大前，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督导党章修改和十六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并点名让王沪宁这位“御用秘书”来主持这两个文件的修改、起草工作，确保十六大政治报告和党章成为中共历史上的新里程碑。也就是在2002年十六大上，王沪宁当选中央委员，同年10月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而滕文生则转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胡锦涛核心“幕僚”
2002年，新一代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上任。此段时期是中共历史上在理论创新频度最高最快的时期，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执政能力建设等一批理论创新成果，适应了变革时期中国的需要，也在党内取得高度共识。王沪宁与他领导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其间举足轻重，为胡锦涛总书记所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的形成夯实了学术基础。
在2007年10月的十七大上，一批为中央最高层出谋划策并贴身相随、同时掌管国家要害部门的核心幕僚党代表群体，包括令计划、陈世炬、夏勇、滕文生、王沪宁等，受到了世人瞩目，被认为将在未来5年中共政坛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接替王刚升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一直被外界认为是胡锦涛主席最信任且得力的助手之一。海外传媒报道，胡锦涛总书记的每次出访考察，身边必有两个身影始终相随，其中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大管家”的身份自不待言，胡锦涛主席每次出国访问出席活动前，令计划都会提前到场踩点检查保安部署行程等事宜；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则扮演“文胆”的角色，是总书记的第一智囊。
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王沪宁与令计划一道晋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继邓力群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书记处书记之后，又一位理论界人士出任该职。值得关注的是，其还身兼中央政研室主任职务，这种情形在过去似乎从未有过。有分析称，这意味着胡锦涛主席希望统合中国所有研究机构，并加重智库和理论研究在中共决策过程中的份量。
从中南海专家讲座、最高层集体学习等制度的建立，到胡锦涛主席在重大政治社会经济问题上对专家学者建言的重视，在高层和智囊之间，一种新型合作关系正在逐渐形成。这种变化根源于中国执政党的成熟，也与智囊群体对中国现代化之路复杂性的认识更趋理性、建设性有关。
负责构建习近平式“大国外交”路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新一届政府已确定“大国外交”路线，并按照该路线重新编制外交安全政策的决策结构。也就是说，中国正在布局“习近平式外交”。
目前，中国相关部门正在广泛听取学术界和智囊机构的意见，构建以美中关系为中心的习近平式“大国外交”。而负责此项工作的是2012年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中国构想中的“大国外交”将摆脱以邻国、经济为中心的外交路线，立足世界谋求中国的利益，同时承担国际义务。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7日在记者会上说，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愿意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李克强在描述中国时用“发展中的大国”一词代替其间一直使用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词。2012年，中国还对“G2”（两国集团）一词反驳称，这是内含美国阴谋的词汇，并自称为“发展中国家”。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18日在《东方早报》发表文章表示：“我们经常强调国际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但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国际责任中国化，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会看着中国能做点什么，以及怎么做。”中国《环球时报》19日也在一篇题为《应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社论中写道：“中国正站到综合国力世界第二的位置，我们面对的战略挑战只会因这个位置增加，不会减少。中国需要有更大的外交谋略支持今后发展。
据了解，按照“大国外交”路线，中国正在对外交安全体系进行整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是外事、国家安全工作的最高议事、协调机构，旗下设有中央外事办公室。中国计划将该中央外事办公室扩建为类似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作用，负责协调中国军方和政府和情报机关的外交、安全政策。而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的有力人选是政治局委员王沪宁。
最珍视读书人头衔
王沪宁是中国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中国最年青的政治学者，中国由学院知识分子进入高层政治圈第一人；也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起草人，是三任国家主席最重要的理论智囊。
他的身份众多，头衔也很多。不过，他自己最为珍视的头衔是“读书人”。当别人介绍他是一位智囊、学者的时候，他会立即更正：不，只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不仅仅是一种谦逊，真正称得上是读书人的，恐怕没几个。读书人实际上就是专注某一项工作的人，与偶尔的读书不同，就如偶尔的炒炒菜并不能称之为厨师一样。　
王沪宁常常给人的感觉是勤奋、智慧、理性、从容，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勤奋和理性。
“复旦图书馆借书都有贴到书里的借阅卡，每一个借阅的人都要在借阅卡上签字。”，“但是学生借过的每一本书上都能看到王沪宁的签字，而当时复旦大学的学生几乎都有这样的体验，足见王沪宁看过的书有多少了。”读书和写书已成为他不可割舍的生活方式。
曾经有人问王沪宁一生最大的理想是什么，他答道：读几本好书，教几个好学生，再写几本好书。
爱读书、爱写作、爱思考的王沪宁，是一个在任何时候均十分有理性的人，不会动感情，他本人也说：“ 我是轻易不动感情的。但是，我知道，我内心深处有着无比壮阔的感情的波澜。”这是他最后一次带领学生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舌战狮城捧得桂冠后的表白。他本人还将这两句话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
同时，他也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思考：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面临许许多多的难题和矛盾，我们真正艰巨的任务是在大千世界中来征服难题，克服矛盾。并且将他的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希望他们更透彻地思考中国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