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早期现代化基础对比（转）

中日早期现代化基础对比
【while】
    当十九世纪西方的势力出现在东亚地平线上的时候，整个东亚也终究被卷入了现代化的游戏。
    作为中国人，对于被称为“近代史”的这段历史，总是痛心切齿。但是，在近代、甚至现代史中，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却是同样作为东亚国家，一衣带水的日本。同样曾闭关锁国，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站到了现代化的起跑线上。为什么日本却能成功的转型成功，变成后起型现代化国家，而中国却要跌跌撞撞上百年才能勉强扭转过来。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文明比较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
    虽然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种传媒上也充斥着各种“以小见大”的对比类文章。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稍微深入一点的研究，就已足以令人发现，问题的真正答案，却存在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人口
    对于刚刚开始中日社会对比的人来说，也许第一个骇人的发现就是两国的人口增长上的差异。
    大致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中的人口增长曲线是完全符合马尔萨斯模型『注』的。新的王朝建立在战乱后地广人稀的国土上，伴随着人口的逐渐恢复，王朝达到高峰；然后，随着人口超过土地负荷能力，王朝崩溃，战乱使得人口十不余一，于是又一个新的循环开始。
    而清代人口增长的特点是，随着外国新作物的引进、摊丁入亩、永不加赋政策的实行以及对于土地的进一步开发，似乎连马尔萨斯的幽灵也无法阻止人口的爆炸了。清代的人口总数不仅大大超出了前朝，而且连暴虐的太平天
国起义也无法减少总人口。
    同时期的日本呢？
    结果几乎令人毛骨悚然：虽然在德川初期人口也有相应增加，但是从十八世纪初开始，一百多年的承平日子里，日本的人口几乎完全没有变化！
           满清纪年 推测中国人口         日本纪年 推测日本人口
    1741   乾隆 6   2 亿          1744   延享 1   2615 万
    1790   乾隆 55  2.8 亿        1792   宽政 4   2489 万
    1820   嘉庆 25  3.5 亿        1822   文政 5   2660 万
    1850   道光 30  4.27 亿       1846   弘化 3   2690 万
    而另一方面，从秀吉检地一直到明治初期的几百年里，据估计日本的耕地面积从 150 万町步上升到 300 余万町步；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大大增加了；一方面是总产值大大增加，另外一方面是人口保持恒定，这样一来，扣除保持人口基数的最低限量的食品，
社会上的财富实际上是大规模的增加了。
    土地政策
    德川幕府时期的人口问题成因，一定程度上是由日本残酷的土地政策和封建社会的长子继承制造成的。要对中国的土地政策作出评价，关系到自井田制度以来两千多年来对土地兼并的各种政策的讨论，不是这篇文章能包容得下的。
    这里只说说日本：就是德川幕府为了维持其封建制的基础而规定，农民的私田一律禁止买卖，而一町步（约一公顷）或产值在 10 石以下的田地也一律不得再分拆。这一政策一方面防止了土地兼并而保证了财富集中在武士阶层手中，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多生子女就无法保证其保有最基本生产资料的局面。再加上下面要谈到的封建社会的高税率，普通家庭根本难以养活较多的孩子。在庆安二年(1649) 刊发的《御振书》里，幕府公然鼓吹如果贫苦农民家孩子过多，为了减少吃饭的人口就应该将孩子寄给公家或者就送给别人。连上层政府都能如此赤裸裸的鼓吹，那么民间异常普遍的溺婴行为也不足为奇了；实际上，近年来的研究甚至显示：在经济宽裕的家庭里，溺婴行为更为流行。
    但这是因为如此严酷的政策，才造成了日本未被人口压力压倒的社会基础。相对而言，满清末期不但未能控制人口，而且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发展也被人口超过，从土客之争到太平天国战争，背后都可以看到人口压力的影子。
    基层管理以及税收
    对农村的控制不仅仅取决于政策的设定，更取决于底层的贯彻力。在这方面，即使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满清，其对底层的严酷控制能力也远不能与日本比。清代的税收政策以疏松而出名，虽然北方的蛮族在入侵的时候也曾在北京周边圈地以为铁杆庄稼。但是总体上来说，满清还是遵循了传统的无为而治的方针，对中央负责的官员，最底层起码也是县令的位置。而下面的管理与维持，依赖的是地方上的吏与大户。而作为前现代社会，中国的农业税向来就相对而言非常低，满清一朝的劳役则更是按照摊丁入亩的原则折算，征收数目并不大（据估计，在清末全部赋税负担只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2.4%）；为了了解基层并扩大税源而检地的企图虽然也有过，但实际上无论儒家的政治模型还是实际的基层官僚都无法完成这一任务，最后全部不了了之。据估计清末有近 1/3 的土地实职上是未在官方记录上而不用纳税的新田。这样一来，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满清政府终于发觉了财政上的无力，却对此无能为力，海关税和盐税反而逐渐成了重要收入。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于依然无力改革农村政治结构，在所谓的“黄金十年”中，国民政府 70％的收入，竟然还是来自盐税和海关税。
    另一方面，在以封建制为特征的日本，据说德川家康有过如此的名言：“不要使农民好过，但也不要叫他死掉，在这种程度上来征收。”一般来说，秀吉制定的对农民征收年贡的一般原则是“二公一民”，也就是说收成的三分之二；而实际征收也少有少过 60％的。因为整个日本的封建社会政治结构并不是如同中国一样的中央集权的小政府，而是由无数军阀家族一层层重叠下去的庞大武士阶级，哪怕是农村最基层的地方实际上也依然是处于当地领主的直接控制之下。即使是农民为了改善生活而新开的田地，一定也会在周期性的检地中被登记并被强制纳税。这样一来，当维新开始的时候，接管了旧式基层组织的明治政府，实际上就拥有了对地方资源的完整控制手段以及高额土地税收入。
    在维新开始后，明治年间的农业改革规定，土地的税率相当于其地价的 3%，平均折合下来大抵是年产量的1/3。由于日本经济总量相对仍然不高，海关和工业的税收都很少，实际上明治维新时期的启动资金都是通过这样的重地税来征收的。以 1875 年为例，日本国税收入不到6000 万日元，其中土地税就达到了 5034 万日元；作为对比，光绪十七年（1891），满清政府的地丁收入也仅仅只有 2366 万两而已(白银对日元的比例大致可参考甲午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折换为 3.6 亿日元)。考虑到两国人口和土地面积的悬殊差异，这一数字的对比足以说明两个国家对基础控制和动员能力的差距。如果没有德川时期的严厉的征收制度的基础，这样的土地税是难以想象的。(讽刺的是，虽然明治时期的税收比起满清已经严酷出许多，但是和德川幕府时期比起来，却成了难得的德政。十几年间，日本的耕地增加了 22%，稻产增加了一倍，连
人口也开始迅速爆炸。)
    资源流动与城市文化
    德川幕府属于封建制政权，与大一统的中国王朝不同，全国是由大大小小的军阀所分别统治的。处于权力中心的德川家，为了能够消弱地方上的强藩，而制定了“参觐交代”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大名不仅必须让妻儿作为人质生活在江户，连大名本人，也必须间年在领地和江
户之间交换住所。来往于领地与江户之间的往返费用和在江户的生活费用，即使对于大名们来说也是极其高昂的。然而，正是因为德川幕府这种人质制度，实质上造成了日本全国交通的发达以及全国经济资源的集中。据说十九世纪初期江户人口已经接近一百万，而其中为大名和武士服务的商人就多达五十余万。
    而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农民的所有收入除了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口粮之外，实际上全部被武士阶层拿走了；而不断增长的产出和维持不变的人口基数使得被武士阶层占据的财富越来越多；但是因为政治上的关系，实际上这部分财富又集中到少数几个重要城市，并逐渐转移到商
人手中；最后，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商人无权把财富投资于土地这样的不动产；结果在城市文化圈子里财富的大量集中和大量流动实际上已经对日本社会进行了相当的改造。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虽然就大城市的数目而言中国依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以城市化率而言，则已经被日本超过。
    阶级出生
    在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中国，基本上社会各阶级之间是可以流动的。虽然教育水平实际上受家庭经济情况决定，但是只要在科举考试中表现良好，那么无论出生如何都能进入社会精英阶层。而在封建制的日本，家庭出生却成了决定一个人社会阶级的唯一决定因素。除去极少数例外之外，武士阶级的大门总是对平民关闭的。 不仅平民无法成为武士，就是武士阶级中，根据出生家庭的不同其等级也完全不同。
    但是，通往上层道路一旦封死，其实际效果却是大量人力劳力涌入商业市场；反正升级无望也使得社会精英可以把学术研究转移到儒学之外的各种其他学科；而深严的武士社会内部等级，也使得无法翻身的下层武士最终成了倒幕运动的主力。
    从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来作比较，不难看出日本虽然是东亚国家，其制度实际上更近于西方的封建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说：“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和我们大部分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一切历史著作相比，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一幅更真更实的图画。”
    小结
    日本残酷的农业政策不仅使得其人口一直未能增加，还长期把民众的生活水平限制在最低水平上；这样一来，随着开垦和技术进步而增加的社会财富，则通过高税率集中到了武士阶级手中。因为其落后的政治制度而实行的人质制度则使得社会财富更进一步集中于以江户为代表的都市，形成了全国的统一市场，为社会的进化打下了基础。
    相对而言，在传统儒家治下的中国，因为其整个社会制度达到了前现代社会可能的最高点，反而未能发生改变。轻徭役低税收使得中国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土地产出的增加，完全消耗了资本的增加；放弃了对基层的直接（残酷）控制而仅以小型官僚队伍管理国家的朝廷，在危机到
来时缺乏动员与控制能力；少量的官僚数目以及相对富裕的乡村，使得社会财富均匀的分布而没有出现现代的城市文化；开明的社会阶级流动与合理的科举制度，缓解了社会精英对制度的不满，同时也使得大量社会财富回到对地产的再次投资中。
    以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标准来看，日本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来得野蛮、落后。然而，正是日本野蛮、落后的社会制度，最终造就了日本现代化的基础。对此，只能用一句老话来形容：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在温情
脉脉的田园牧歌中行进的。
    注 ： 马尔萨 斯的人口模型，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 (Malthus)，在 1798 年他匿名发表的《人口原理》中，提出下述人口成长模型：「人口的成长率与总人口数成正比。」中日早期现代化基础对比
【while】
    当十九世纪西方的势力出现在东亚地平线上的时候，整个东亚也终究被卷入了现代化的游戏。
    作为中国人，对于被称为“近代史”的这段历史，总是痛心切齿。但是，在近代、甚至现代史中，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却是同样作为东亚国家，一衣带水的日本。同样曾闭关锁国，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站到了现代化的起跑线上。为什么日本却能成功的转型成功，变成后起型现代化国家，而中国却要跌跌撞撞上百年才能勉强扭转过来。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文明比较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
    虽然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种传媒上也充斥着各种“以小见大”的对比类文章。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稍微深入一点的研究，就已足以令人发现，问题的真正答案，却存在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人口
    对于刚刚开始中日社会对比的人来说，也许第一个骇人的发现就是两国的人口增长上的差异。
    大致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中的人口增长曲线是完全符合马尔萨斯模型『注』的。新的王朝建立在战乱后地广人稀的国土上，伴随着人口的逐渐恢复，王朝达到高峰；然后，随着人口超过土地负荷能力，王朝崩溃，战乱使得人口十不余一，于是又一个新的循环开始。
    而清代人口增长的特点是，随着外国新作物的引进、摊丁入亩、永不加赋政策的实行以及对于土地的进一步开发，似乎连马尔萨斯的幽灵也无法阻止人口的爆炸了。清代的人口总数不仅大大超出了前朝，而且连暴虐的太平天
国起义也无法减少总人口。
    同时期的日本呢？
    结果几乎令人毛骨悚然：虽然在德川初期人口也有相应增加，但是从十八世纪初开始，一百多年的承平日子里，日本的人口几乎完全没有变化！
           满清纪年 推测中国人口         日本纪年 推测日本人口
    1741   乾隆 6   2 亿          1744   延享 1   2615 万
    1790   乾隆 55  2.8 亿        1792   宽政 4   2489 万
    1820   嘉庆 25  3.5 亿        1822   文政 5   2660 万
    1850   道光 30  4.27 亿       1846   弘化 3   2690 万
    而另一方面，从秀吉检地一直到明治初期的几百年里，据估计日本的耕地面积从 150 万町步上升到 300 余万町步；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大大增加了；一方面是总产值大大增加，另外一方面是人口保持恒定，这样一来，扣除保持人口基数的最低限量的食品，
社会上的财富实际上是大规模的增加了。
    土地政策
    德川幕府时期的人口问题成因，一定程度上是由日本残酷的土地政策和封建社会的长子继承制造成的。要对中国的土地政策作出评价，关系到自井田制度以来两千多年来对土地兼并的各种政策的讨论，不是这篇文章能包容得下的。
    这里只说说日本：就是德川幕府为了维持其封建制的基础而规定，农民的私田一律禁止买卖，而一町步（约一公顷）或产值在 10 石以下的田地也一律不得再分拆。这一政策一方面防止了土地兼并而保证了财富集中在武士阶层手中，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多生子女就无法保证其保有最基本生产资料的局面。再加上下面要谈到的封建社会的高税率，普通家庭根本难以养活较多的孩子。在庆安二年(1649) 刊发的《御振书》里，幕府公然鼓吹如果贫苦农民家孩子过多，为了减少吃饭的人口就应该将孩子寄给公家或者就送给别人。连上层政府都能如此赤裸裸的鼓吹，那么民间异常普遍的溺婴行为也不足为奇了；实际上，近年来的研究甚至显示：在经济宽裕的家庭里，溺婴行为更为流行。
    但这是因为如此严酷的政策，才造成了日本未被人口压力压倒的社会基础。相对而言，满清末期不但未能控制人口，而且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发展也被人口超过，从土客之争到太平天国战争，背后都可以看到人口压力的影子。
    基层管理以及税收
    对农村的控制不仅仅取决于政策的设定，更取决于底层的贯彻力。在这方面，即使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满清，其对底层的严酷控制能力也远不能与日本比。清代的税收政策以疏松而出名，虽然北方的蛮族在入侵的时候也曾在北京周边圈地以为铁杆庄稼。但是总体上来说，满清还是遵循了传统的无为而治的方针，对中央负责的官员，最底层起码也是县令的位置。而下面的管理与维持，依赖的是地方上的吏与大户。而作为前现代社会，中国的农业税向来就相对而言非常低，满清一朝的劳役则更是按照摊丁入亩的原则折算，征收数目并不大（据估计，在清末全部赋税负担只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2.4%）；为了了解基层并扩大税源而检地的企图虽然也有过，但实际上无论儒家的政治模型还是实际的基层官僚都无法完成这一任务，最后全部不了了之。据估计清末有近 1/3 的土地实职上是未在官方记录上而不用纳税的新田。这样一来，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满清政府终于发觉了财政上的无力，却对此无能为力，海关税和盐税反而逐渐成了重要收入。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于依然无力改革农村政治结构，在所谓的“黄金十年”中，国民政府 70％的收入，竟然还是来自盐税和海关税。
    另一方面，在以封建制为特征的日本，据说德川家康有过如此的名言：“不要使农民好过，但也不要叫他死掉，在这种程度上来征收。”一般来说，秀吉制定的对农民征收年贡的一般原则是“二公一民”，也就是说收成的三分之二；而实际征收也少有少过 60％的。因为整个日本的封建社会政治结构并不是如同中国一样的中央集权的小政府，而是由无数军阀家族一层层重叠下去的庞大武士阶级，哪怕是农村最基层的地方实际上也依然是处于当地领主的直接控制之下。即使是农民为了改善生活而新开的田地，一定也会在周期性的检地中被登记并被强制纳税。这样一来，当维新开始的时候，接管了旧式基层组织的明治政府，实际上就拥有了对地方资源的完整控制手段以及高额土地税收入。
    在维新开始后，明治年间的农业改革规定，土地的税率相当于其地价的 3%，平均折合下来大抵是年产量的1/3。由于日本经济总量相对仍然不高，海关和工业的税收都很少，实际上明治维新时期的启动资金都是通过这样的重地税来征收的。以 1875 年为例，日本国税收入不到6000 万日元，其中土地税就达到了 5034 万日元；作为对比，光绪十七年（1891），满清政府的地丁收入也仅仅只有 2366 万两而已(白银对日元的比例大致可参考甲午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折换为 3.6 亿日元)。考虑到两国人口和土地面积的悬殊差异，这一数字的对比足以说明两个国家对基础控制和动员能力的差距。如果没有德川时期的严厉的征收制度的基础，这样的土地税是难以想象的。(讽刺的是，虽然明治时期的税收比起满清已经严酷出许多，但是和德川幕府时期比起来，却成了难得的德政。十几年间，日本的耕地增加了 22%，稻产增加了一倍，连
人口也开始迅速爆炸。)
    资源流动与城市文化
    德川幕府属于封建制政权，与大一统的中国王朝不同，全国是由大大小小的军阀所分别统治的。处于权力中心的德川家，为了能够消弱地方上的强藩，而制定了“参觐交代”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大名不仅必须让妻儿作为人质生活在江户，连大名本人，也必须间年在领地和江
户之间交换住所。来往于领地与江户之间的往返费用和在江户的生活费用，即使对于大名们来说也是极其高昂的。然而，正是因为德川幕府这种人质制度，实质上造成了日本全国交通的发达以及全国经济资源的集中。据说十九世纪初期江户人口已经接近一百万，而其中为大名和武士服务的商人就多达五十余万。
    而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农民的所有收入除了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口粮之外，实际上全部被武士阶层拿走了；而不断增长的产出和维持不变的人口基数使得被武士阶层占据的财富越来越多；但是因为政治上的关系，实际上这部分财富又集中到少数几个重要城市，并逐渐转移到商
人手中；最后，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商人无权把财富投资于土地这样的不动产；结果在城市文化圈子里财富的大量集中和大量流动实际上已经对日本社会进行了相当的改造。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虽然就大城市的数目而言中国依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以城市化率而言，则已经被日本超过。
    阶级出生
    在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中国，基本上社会各阶级之间是可以流动的。虽然教育水平实际上受家庭经济情况决定，但是只要在科举考试中表现良好，那么无论出生如何都能进入社会精英阶层。而在封建制的日本，家庭出生却成了决定一个人社会阶级的唯一决定因素。除去极少数例外之外，武士阶级的大门总是对平民关闭的。 不仅平民无法成为武士，就是武士阶级中，根据出生家庭的不同其等级也完全不同。
    但是，通往上层道路一旦封死，其实际效果却是大量人力劳力涌入商业市场；反正升级无望也使得社会精英可以把学术研究转移到儒学之外的各种其他学科；而深严的武士社会内部等级，也使得无法翻身的下层武士最终成了倒幕运动的主力。
    从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来作比较，不难看出日本虽然是东亚国家，其制度实际上更近于西方的封建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说：“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和我们大部分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一切历史著作相比，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一幅更真更实的图画。”
    小结
    日本残酷的农业政策不仅使得其人口一直未能增加，还长期把民众的生活水平限制在最低水平上；这样一来，随着开垦和技术进步而增加的社会财富，则通过高税率集中到了武士阶级手中。因为其落后的政治制度而实行的人质制度则使得社会财富更进一步集中于以江户为代表的都市，形成了全国的统一市场，为社会的进化打下了基础。
    相对而言，在传统儒家治下的中国，因为其整个社会制度达到了前现代社会可能的最高点，反而未能发生改变。轻徭役低税收使得中国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土地产出的增加，完全消耗了资本的增加；放弃了对基层的直接（残酷）控制而仅以小型官僚队伍管理国家的朝廷，在危机到
来时缺乏动员与控制能力；少量的官僚数目以及相对富裕的乡村，使得社会财富均匀的分布而没有出现现代的城市文化；开明的社会阶级流动与合理的科举制度，缓解了社会精英对制度的不满，同时也使得大量社会财富回到对地产的再次投资中。
    以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标准来看，日本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来得野蛮、落后。然而，正是日本野蛮、落后的社会制度，最终造就了日本现代化的基础。对此，只能用一句老话来形容：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在温情
脉脉的田园牧歌中行进的。
    注 ： 马尔萨 斯的人口模型，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 (Malthus)，在 1798 年他匿名发表的《人口原理》中，提出下述人口成长模型：「人口的成长率与总人口数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