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陈老总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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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上边的四句诗曾经传诵一时。作者就是元帅诗人陈毅，这是其《题西山红叶》一诗的头四句，作于1966年深秋。其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华大地陷入了狂热的政治浪潮之中。65岁的陈毅忧国忧民，登北京西山而远眺，遂成一篇，表达了自己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
1901年8月26日，陈毅出生于四川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他的大家庭比较富裕，有田地40亩，耕读传家，门风淳朴。陈毅少年时，家境败落下去，只得往返于乐至与成都间寄读。1916年，15岁的陈毅考上了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染织专业。然而他志不在此，自称“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这为他后来的人生际遇打下了基础。
1917年底，由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陈毅中途辍学了。当时吴玉章等人在成都创办了一个可以免费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陈毅就和胞兄陈孟熙考进了该学校，并于1918年3月入校就读。1919年8月，陈毅和一群中国学生乘海轮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法国，陈毅与蔡和森、李富春等学生走得比较近，后来又相继认识了周恩来、李维汉、颜昌颐、赵世炎、陈延年、李隆郅（即李立三）、邓小平、聂荣臻等日后的中共豪杰。当时蔡和森鼓吹要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他的介绍下陈毅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感到深受启发。陈毅后来说过：“蔡和森对我起了很重要的影响。”
蔡和森与毛泽东同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过书，既是好同学、好朋友又是革命同志。蔡和森后来成为了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之一，还当过政治局委员、常委。他干起活来颇为玩命，身患肺病还忘我工作，党内称其为“革命的老黄牛”。蔡和森的第一个妻子是他的留法同学向警予，也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两人是爱情与理想的结合，当年被称为是“向蔡同盟”，人人称羡。然而蔡和森性格严肃，专注工作。而向警予性格也很古板，不苛言笑，外号“革命老祖母”，党内无人敢与其开玩笑。这样的一对夫妻在一起，除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外，家庭生活注定是无趣的。向警予毕竟是个女人，渴望温情，后来就被风流倜傥的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吸引，二人堕入爱河。这场婚外恋一直闹到了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不得不专门召开会议来解决党内两位领袖的家事。虽然会议上批评了彭述之，并决定向蔡二人同赴莫斯科学习，将向彭分开。然而覆水难收，蔡和森和向警予还是在苏联分了手。1928年春，向警予因叛徒出卖在汉口被捕，后英勇就义，时年33岁。1931年6月，蔡和森也在香港被叛徒顾顺章带人捕获，后被引渡到广州杀害，时年36岁。同盟会元老柳亚子曾与蔡向熟识，闻讯后很悲痛，还写了一首诗悼念二人：“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
1921年9月，为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而抵押中国西南铁路50年建设权及全国印花税、验契税的卖国行为，陈毅参加了由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等留法学生领导的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法国政府非常恼怒，派出武装警察将大批留法学生拒捕起来，并强行武装押送回国。这样，除周恩来、赵世炎等少数人外，蔡和森、李隆郅、黎纯一、陈毅等104名留法学生被迫返国。后来，留在法国的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就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赵世炎此人值得一说。他是与周恩来、罗亦农共同领导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三巨头之一，曾担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是李大钊的主要助手之一。李大钊曾称赞其说：“世炎脑子快，很多问题对我很有启发。”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已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的赵世炎转入地下活动。1927年 7月2日黄昏，上海风雨交加，因叛徒出卖，赵世炎的住所被国民党密探包围。当时赵世炎打着伞从外面回来，他的妻子夏之栩冒险将放在窗台上作为信号的花盆推落到楼下报警。但因雨雾模糊，赵世炎没有发觉。一回到住所，他就被密探逮捕。敌人对他严刑审问，但赵世炎坚贞不屈。7月19日，赵世炎被押上刑场。刽子手对他施以乱刀，赵世炎立而不倒，壮烈牺牲，时年26岁。赵世炎有个妹妹叫赵君陶，赵君陶生了个儿子取名李鹏，也就是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李鹏。
回国后，陈毅回了四川家乡，继续与蔡和森通信，并加入了共青团。后又去了重庆，应聘担任了《新蜀报》的主笔。1923年底，他在胞兄陈孟熙介绍下来到北京，进入了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在此期间，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陈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位颜昌颐是陈毅的留法同学，后来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秘书。1929年8月24日，由于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告密，颜昌颐与彭湃、杨殷、邢士贞、张际春等人被捕。当时周恩来也要参加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而幸免。后除张际春因出身黄埔被蒋介石放了一马外，其余四人均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为了营救他们，中共特科在顾顺章、陈赓等人带领下准备在路上武装劫囚车。偏偏从外秘密购买的武器运来晚了，因擦拭涂在枪上的黄油又耽误了时间，最终营救行动失败，颜昌颐与彭湃等人英勇就义。后来陈赓大将每当回忆此事，都不免扼腕长叹，万分遗憾。
从中法大学毕业后，陈毅被派回四川做响应北伐的兵运工作。在此期间认识了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共产党人，并与他们一起发动了泸州起义。后来起义失败，陈毅转到武汉，担任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文书。该校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是当时中共军事干部汇聚的一所学校。1927年7月底，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师生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一起准备出发“东征讨蒋”。实际上则是奉党的指示秘密向南昌集结，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8月2日，教导团从武汉出发乘船东下。然而该团还在路上时，南昌起义部队已过早离开南昌南下广东。8月4日，教导团到了九江时，被张发奎的部队截住包围，随后遭到集中缴械，并分别站队听候发落。陈毅其时明为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实是团内的中共党团负责人。他知道自己早晚会暴露，不敢在此地久留，就与特务连连长肖劲等一些人乘天黑离队去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经过昼夜兼程，陈毅和肖劲终于在江西宜黄追上了起义部队。陈毅来到起义指挥部，见到了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起义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等人。在汇报了教导团的情况后，陈毅要求到主力部队去工作。周恩来和刘伯承商量了一下，就派陈毅到第11军25师73团任团政治指导员。周恩来还怕他嫌职务小，陈毅则爽朗地说：“什么小不小，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陈毅去的这个第11军25师73团可不是一般的部队，其前身正是北伐时期战功赫赫的叶挺独立团，也是叶挺指挥的第11军首屈一指的主力团。25师师长是黄埔一期生周士第，未来的共和国上将；73团团长是黄埔教官黄浩声，是叶挺的老部下，据说后来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建国后死于狱中。该团下属干部中也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如1营党代表蔡协民，后来成了朱毛红4军政治部主任，也是美女曾志的老公之一；2连代连长彭明治，黄埔二期生，后来成了开国中将；2营长周子昆，叶挺的爱将，后来成了新四军副参谋长，在皖南事变中和项英一起被叛徒刘厚总杀害；6连连长聂鹤亭，后来成了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开国中将；7连连长林彪，这位就不用多介绍了；11连代连长许德华，后改名许光达，开国十大将之一；就连看护王云霖，后来也成了华北军区空军后勤部第二副部长，开国少将。73团日后历经改编，战功累累，直到成为了现在的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机步127师379团，鼎鼎大名的“叶挺独立团”。
跟着陈毅追上了起义部队的肖劲，后来成为了井冈山红4军28团3营营长。在1928年6月的龙源口战斗中，肖劲率部攻打老七溪岭，勇猛冲锋在最前面，不幸被流弹击中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他不顾伤痛，顽强率部继续冲锋，最后壮烈牺牲。如果不死，肖劲将成为几个月后与林彪竞争28团团长的有力人选。肖劲牺牲后，陈毅感慨万分，还在永新城内自己住房的粉墙上写下了一篇《龙源口大捷随感》，赞颂红军之英勇。
从教导团出来追起义部队的还有几个人。如程子华，往南昌跑了两天没追上起义部队，又回头往武汉跑。后来乘船经上海、香港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程子华历任红军、八路军、解放军高级将领，打完衡宝战役后从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司令员任上调去当了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全军授衔时他已转入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工作，否则其资历足可授大将。还有一个王良，未能追上南昌起义军，转入卢德铭所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参加了秋收起义。先后任红4军28团排长、连长、第1纵队1支队支队长、第1纵队纵队长、红10师师长、红一军团红4军军长等职。王良在战斗中显示了出色的指挥才能，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朱德曾将缴获自张辉瓒的怀表奖给了他。王良当时激动地表示：“我要带着它到中国革命最后胜利。”1932年6月，王良在江西武平县大禾圩指挥战斗时遭敌冷枪击中，当场牺牲，年仅27岁。军政委罗瑞卿收藏起了王良留下的这块怀表，日后每当打胜仗时，他就拿出这块怀表看看说：“我们又打赢了！”
1927年9月19日，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三河坝分兵。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主力约1万余人向潮汕进发，打通出海口去接收苏援军火；朱德率25师及第9军一部3000余人留守三河坝，防止敌人抄袭主力部队的后路。不料起义军主力南下后在汤坑战斗中受挫，被迫撤退，后在普宁县流沙被打散，起义归于失败，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分头逃走。留守三河坝的朱德部成了众矢之的，遭到敌人重兵围攻，损失惨重。朱德率部且战且走，一直退到赣南，部队在路上失散严重，仅剩下800余人。25师的中、高级指挥员也因各种原因纷纷离去，如师长周士第、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73团团长黄浩声、75团团长孙一中（即后来的湘鄂西苏区红3军参谋长孙德清）等。像25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是受朱德委托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后李硕勋担任了广东省军委书记，1931年7月在去琼州（今海南岛）检查指导工作途中，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李硕勋遭到了敌人严刑拷打，坚强不屈，最后英勇牺牲，年仅28岁。李硕勋的妻子就是赵世炎的妹妹赵君陶，当时他们的儿子李鹏才3岁；25师的师长周士第外号“猛将”，是叶挺独立团出来的主要干将，资历很老。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的离队令朱德是相当不悦。周士第离开部队回上海后与党组织失散，造成了一段时间的脱党，这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他日后在军中的地位。几经蹉跎后，周士第重回中央苏区再次起步。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他被派到红二方面军工作。此后多年追随贺龙，当过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又当过八路军120师参谋长，总算没有掉队。1955年，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相比他起步时的资历，只能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了；73团团长黄浩声离队则是不辞而别；75团团长孙一中是因为负伤离队。到了最后，25师的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了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74团参谋长王尔琢，再加上一个时年41岁的朱老总。
在赣南的天心圩、大庾、上堡，朱德主持对剩下的部队分别进行了整训、整编，史称“赣南三整”。在此期间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5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以原25师为基础编为第1、第4两个步兵支队，其中原73团编为第1支队，原75团编为第4支队，共编了9个连队。在此之前，朱德在党内地位并不高，其起义时的第9军副军长职务也是空的，大家只尊敬他是个老同志。而从“赣南三整”之后，朱德成为了这支起义军余部的灵魂，带着他们凛然前行，湘南暴动，上井冈山，纵横赣南、闽西，创建中央苏区，终于奠定了自己“红军之父”的历史地位。
在革命低潮的情况下，朱德率领这支部队隐蔽到了老相识军阀范石生麾下等待时机。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王尔琢指挥发动了湘南暴动，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后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共同上了井冈山，拉开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从坚持井冈山斗争到挺进赣南、闽西创建苏区期间，陈毅先后担任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等职。在关于建军方向的著名的前委、军委“朱毛之争”中，毛泽东感到自己坚持的意见得不到大家的接受，一怒之下辞去前委书记不干，结果陈毅被推选为代理前委书记。陈毅后来回忆，那时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自以为真理在手，你不干，我来干！在1929年6月的红4军“七大”上，陈毅主持会议，对毛泽东、朱德各打五十大板，想居中调停。这种和稀泥的领导是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他斥之为“陈毅主义”。在“七大”上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取代了毛泽东在红4军内的地位。而在真刀实枪的对敌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中，陈毅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的高人一筹。他和朱德的性格比较温和，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出手不够狠，行事不够“矫枉过正”，往往容易纵敌以机，在事功的取得上还真就不如毛泽东。开完“七大”后，中央要红4军派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汇报情况，陈毅决定亲自前往。他离队后，红4军在出击闽中和进军东江时连遭失利，一时间部队中怀疑声四起，军心涣散。为了统一思想，解决目前遭到的困难，代理前委书记的朱德就于9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4军“八大”。会上讨论得很激烈，朱德有心让大家畅所欲言，却又拿不出什么好的策略措施，结果是乱吵一通毫无结果。面对这个局面，很多人怀念起了毛泽东领导时的雷厉风行。一些将领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朱德也表示同意，就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然而毛泽东回信说，他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不解决红4军党内的是非原则问题，他不回来。在朱德等人一力敦请下，正在患病的毛泽东坐着担架赶来参加“八大”。不过当他到达上杭时，会议已结束了，遂留在上杭养病。
陈毅经辗转到了上海后，向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详细汇报了朱毛红军及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受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了一封信，对红4军党内争论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做出了比较全面的回答。此后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执笔又起草了一封信，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该信从路线的高度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并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带着这封信回到了红4军，并派专人将此信送去给毛泽东看，并附自己一信，请毛泽东尽快回前委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终于回到了红4军。在不久后召开的红4军“九大”上，通过了综合毛泽东的军队、根据地建设思想与“九月来信”精神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仍担任前委书记，朱德、陈毅等人为前委委员。
还在上海的时候，中央组织部曾征求过陈毅的意见，是否到鄂豫皖或广西正在酝酿组建的红7军工作。陈毅也犹豫过，但他表示还有一件事没办，就是回江西去把毛泽东请回来，然后再考虑工作的问题。后来真把毛泽东请回来了，他向毛谈起了自己的工作问题，而毛泽东则不假思索地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陈毅也非常干脆：“老毛你这样信任我，我就干！”爽朗大度，不计前嫌，这是陈毅性格中一个很大的优点。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日后虽遇到了多次坎坷磨难，但终于都得以平安度过。
此后，陈毅被派到了红6军去当政委。红6军的军长大大有名，就是日后共国和36位军事家之一的黄公略。可惜黄公略死得太早，不然必是元帅无疑。不久红6军改称红3军，与红4军、红12军共同组成了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在这个时候，陈毅奉调离开了主力红军，去赣南组建红22军并担任了军长。陈毅很重视干部的培训，他在信丰县主持办起了红22军干部学校，自己亲任校长，为红22军及地方武装培养骨干。在干部学校，他认识了女学员肖菊英，后来与她结婚。不料，江西苏区突然掀起了肃反运动，许多红军指战员都被抓走并遭到错误杀害。红22军政委邱达三就被作为“AB团”要犯逮捕，几经折腾释放，最后还是被杀害了。主持这次肃反的，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原来还是陈毅手下的一个纵队政委。李韶九在红军中崛起很快，一年多时间就从一个团级干部升到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并深受毛泽东的信任，委其以肃反大权。李韶九滥捕滥杀，很快引发了惊天动地的“富田事变”，最终导致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的灭顶之灾。因为陈毅对肃反扩大化持怀疑态度，李韶九就打起了陈毅的主意。据肖克后来回忆，陈毅的马和枪都不错，李韶九就公开对人说：“我过不了多久就要有匹好马，有条好枪了。这可是个大人物！”陈毅听说后也没客气：“老子有好几条枪，谁敢来！”此后，陈毅每次去上级开会都有大难临头之感。一次他又要远出开会，便嘱咐妻子肖菊英，如果到了约定的日子自己没有回来，就可能发生了意外的事。后陈毅开完会回来，中途遇到敌军袭击，经辗转才回到驻地，结果耽误了时间。肖菊英等不到陈毅回来，以为他已遇害，就投入井中自尽了。这件事令陈毅万分悲痛，难过遗憾了一生。
1968年10月，陈毅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谈起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时说：“在中央苏区时，整我是AB团的团长，整了三年多。李韶九对我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写信报告了毛主席，两天就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由此可见陈毅当时的危险处境。李韶九这个人的口碑原来也不太好，史料中对于李的评价是：“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后来周恩来到了江西苏区后，对肃反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李韶九也受到了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改派到基层去做群众工作。中央红军长征离开江西时，李韶九被留在苏区工作。他“牺牲”于1935年，死因不明，后被追任为革命烈士。不过也有一说，据说还是陈毅自己说的，主力红军前脚一走，因伤留在苏区的陈毅就把李韶九给毙了。
李韶九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掌握苏区数万红军的生杀大权呢？黄克诚在回忆录中曾记载了与何笃才的一段对话。何笃才参加过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后任红4军28团机枪连党代表。在著名的湘南“八月失败”时，红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拉走了6个连队。幸好6连连长李见林、党代表赵尔陆和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立场坚定，又悄悄带回了4个连队。袁崇全只拉走了2个连队。28团团长王尔琢去追赶袁崇全，还牺牲在袁的枪下。在这件事上，何笃才是很有功劳的。黄克诚回忆：“（何笃才）由于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从此就不受重用，调到红三军团三师任宣传科长。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权力。结果，干坏了事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何笃才有这样的认识，在当年是很不容易的。最终他也没能逃脱肃反，在1932年初的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期间，时任红三军团红3师宣传科长的何笃才被错误杀害。
第五次反围剿时，陈毅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西方军总指挥，负责指挥江西地方红军部队依托阵地节节阻击敌人。1934年8月28日，陈毅到老营盘前沿阵地视察时，右胯骨被敌人枪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开始时医生给陈毅采取了保守治疗，但后来发现碎骨太多，只有手术取出。而这时红军主力已准备离开苏区西征，手术用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装箱打包了。周恩来闻讯后亲自做了干预，命令取出电台的汽油发电机做电源，重新开箱为陈毅做了手术。因为伤太重，陈毅不能跟着红军主力长征了，只好留下来与项英搭班子坚持苏区斗争。在建国后授予的十大元帅中，只有陈毅没能参加举世瞩目的长征，这令他遗憾了终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国民党军占领了江西苏区，形势极度恶化。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许多高级指挥员叛变投敌。如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红10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特别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曾是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上井冈山后又是与毛泽东、朱德并列的前委领导人，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4军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1929年，龚楚还受中央派遣前往广西参与组织了百色起义，历任红7军参谋长、军长等职，和邓小平搭过一段班子。这样的一个高级领导人，竟然主动投敌，还带人企图诱捕项英、陈毅。幸亏陈毅经验丰富，使没有耐心的龚楚过早现了原形，他和项英才幸免于难。纵使如此，北山地区游击队也毁在了龚楚手里，只有毛泽东的大舅子贺敏学带少数人逃脱。龚楚此后又继续引导国民党军围剿红军游击队，给革命队伍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样一个罪行累累的龚楚，后来在国民党军中却混得不咋样，才成了一个多如牛毛的中将。全国解放时，他逃到香港，后又转去了美国。1990年，已年过九旬、双目失明的龚楚从海外返回家乡广东乐昌县定居。当时他分别给邓小平、杨尚昆、王震写了信，在表达敬意和问候的同时也不免怀大江东去之慨。不久邓小平就从北京亲自给他挂了电话，龚楚在接老同事的电话时是何等心情，后人已无法猜测了。
在沧海横流的艰难时局中，陈毅和项英、粟裕等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刀头饮血，出生入死，创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传奇。正如他的《梅岭三章》中所言：“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不愧是元帅诗人。陈毅的第二段婚姻也泡了汤。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在苏区江西省委儿童局任职的赖月明，这次婚姻历时两年。1934年12月，留守苏区的红军被迫转入游击战争，陈毅只好动员赖月明回兴国家乡。当中央苏区全部沦陷后，赖月明一家逃向荒僻的山区。不久他们听说陈毅已被国民党杀害，赖月明的父亲就强逼她再嫁了。等到后来陈毅出山组建新四军时，派人打听到了赖月明的消息，说她因抗拒逼嫁而跳崖自尽了。陈毅非常难过，还写了一首诗《兴国旅舍》寄情：“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实际上赖月明并没有跳崖，而是另组了家庭，当时已经有了别人的孩子。直到1959年，她看到报纸上陈毅会见外宾的照片，才知道前夫原来没有死。赖月明想去找陈毅，但被丈夫和儿女们死死抓住，不让她去。又过了30年，74岁的赖月明接受了传媒记者的采访，世人才知道陈老总的“月明”还活在人间。只可惜，此时陈老总已再也不能听到这个消息了。
1937年，共国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也受命组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是要继承老4军的“铁军”精神，打出抗日战场上的新威风。陈毅受命去了南昌，在八路军办事处所在的一座旧式旅馆里进行新四军筹备组建工作。不久，他去湘赣边界做红军游击队谭余保部的改编工作。然而谭余保根本不相信国共两党会合作，把陈毅当作叛变投敌的国民党说客，命人将陈毅捆绑起来，用烟管敲他的脑壳，又把他关起来，还险些将其杀掉。陈毅苦口婆心地对谭余保宣讲政策，但谭怎么都不信。陈毅最后急了，大骂谭余保是革命罪人，是“土匪”。这时谭余保留了个心眼，派人下山去打探消息。一直到了吉安新四军通讯处，才了解了真实情况。谭余保得知后急忙给陈毅松了绑，连连谢罪。这事虽然过去了，但双方心里还是结了疙瘩。后来到了延安整风时，陈毅和谭余保见了面仍连招呼也不打。毛泽东得知后，把王震找来，让他去给二人说和说和。王震拿起枪就出去打了几只野味，做了一桌菜，把陈毅和谭余保找来做客。在酒酣耳热之间，陈谭二人终于冰释前嫌。等到了文革中，王震成了第一个被揭发批判的部长级官员。陈毅闻讯后非常气愤，说道：“王胡子可是个好人啊！”
新四军组建后，陈毅被任命为第1支队司令员，后兼了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他率部挺进江南敌后，着手开辟了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巩固了江南后，又渡江北上开辟了苏北根据地。为打退国民党顽军进攻，陈毅、粟裕指挥江北新四军部队在江苏泰兴地区发起黄桥战役，一举歼灭顽军韩德勤部1.1万人，取得了新四军历史上的空前胜利。这一战后，苏北根据地得到极大巩固，陈粟部新四军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基本控制了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纵横数百里的苏北地区。不过，黄桥战役的胜利也刺激了蒋介石，使得孤悬皖南敌后的叶挺、项英率领的新四军军部处境更加困难。在蒋介石的一再命令下，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开始转移。为防日蒋加害，项英决定不顾蒋介石和国民党第三战区下达的直接北上命令，而是率军南下茂林绕道北上。结果在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新四军军部及9000余官兵大部损失，军长叶挺去谈判被扣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阵亡，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副官刘厚总杀害。
皖南事变当时震惊中外，新四军一时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叛军”，取消了番号。不过究其根本，还是主要源于双方在苏北争夺中的刺激而导致。当时国内的《大公报》就对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各打了五十大板，认为首先“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是新四军，“此次新四军事件……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而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几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下令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此后，陈毅与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密切配合，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快速形了新四军在华中的战略布局，并多次粉碎了日伪顽军的进攻。在领导新四军的戎马倥偬中，陈毅还收获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这回的妻子叫张茜，在新四军皖南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于女兵众多的新四军中也属著名美人之一。陈毅比张茜大21岁，但二人幸福地相伴了终生。
1942年9月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职务。在此之后，爆发了新四军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塘事件”。饶漱石经过一番内查外调后，突然召开会议批判陈毅，称其历史上“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只会下几手臭棋，不会打仗”等，以极其猛烈的火力将陈毅批得焦头烂额。军内的多数干部都认为饶漱石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因此对陈毅是避之不及。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陈毅被逼急了，曾经对着饶漱石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事后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称“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一再声称他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以保证“无愧”。在延安的毛泽东熟知陈毅的为人，也对历史上的事情很清楚，并不认为陈毅的“错误”是什么了不得的事。然而饶漱石当时是刘少奇非常器重的干部，而毛发动延安整风正需要借助刘少奇，像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刘在北方局的班底也都登上了高位，对于陈饶之间的矛盾自然不能轻易评判。毛泽东很快回电，称“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并调陈毅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陈毅离开军部时，轻装简从，只带了两名警卫员。而军部也只派了一名参谋、一名炊事员护送一程，平时熟识的新四军诸多干部连去给陈毅送行的都没有。陈毅倒也乐观，你们不来送我，我却要致礼给你们，遂作《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赠别诗一首。其中两段为：“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上边的四句诗曾经传诵一时。作者就是元帅诗人陈毅，这是其《题西山红叶》一诗的头四句，作于1966年深秋。其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华大地陷入了狂热的政治浪潮之中。65岁的陈毅忧国忧民，登北京西山而远眺，遂成一篇，表达了自己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
1901年8月26日，陈毅出生于四川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他的大家庭比较富裕，有田地40亩，耕读传家，门风淳朴。陈毅少年时，家境败落下去，只得往返于乐至与成都间寄读。1916年，15岁的陈毅考上了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染织专业。然而他志不在此，自称“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这为他后来的人生际遇打下了基础。
1917年底，由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陈毅中途辍学了。当时吴玉章等人在成都创办了一个可以免费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陈毅就和胞兄陈孟熙考进了该学校，并于1918年3月入校就读。1919年8月，陈毅和一群中国学生乘海轮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法国，陈毅与蔡和森、李富春等学生走得比较近，后来又相继认识了周恩来、李维汉、颜昌颐、赵世炎、陈延年、李隆郅（即李立三）、邓小平、聂荣臻等日后的中共豪杰。当时蔡和森鼓吹要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他的介绍下陈毅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感到深受启发。陈毅后来说过：“蔡和森对我起了很重要的影响。”
蔡和森与毛泽东同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过书，既是好同学、好朋友又是革命同志。蔡和森后来成为了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之一，还当过政治局委员、常委。他干起活来颇为玩命，身患肺病还忘我工作，党内称其为“革命的老黄牛”。蔡和森的第一个妻子是他的留法同学向警予，也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两人是爱情与理想的结合，当年被称为是“向蔡同盟”，人人称羡。然而蔡和森性格严肃，专注工作。而向警予性格也很古板，不苛言笑，外号“革命老祖母”，党内无人敢与其开玩笑。这样的一对夫妻在一起，除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外，家庭生活注定是无趣的。向警予毕竟是个女人，渴望温情，后来就被风流倜傥的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吸引，二人堕入爱河。这场婚外恋一直闹到了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不得不专门召开会议来解决党内两位领袖的家事。虽然会议上批评了彭述之，并决定向蔡二人同赴莫斯科学习，将向彭分开。然而覆水难收，蔡和森和向警予还是在苏联分了手。1928年春，向警予因叛徒出卖在汉口被捕，后英勇就义，时年33岁。1931年6月，蔡和森也在香港被叛徒顾顺章带人捕获，后被引渡到广州杀害，时年36岁。同盟会元老柳亚子曾与蔡向熟识，闻讯后很悲痛，还写了一首诗悼念二人：“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
1921年9月，为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而抵押中国西南铁路50年建设权及全国印花税、验契税的卖国行为，陈毅参加了由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等留法学生领导的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法国政府非常恼怒，派出武装警察将大批留法学生拒捕起来，并强行武装押送回国。这样，除周恩来、赵世炎等少数人外，蔡和森、李隆郅、黎纯一、陈毅等104名留法学生被迫返国。后来，留在法国的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就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赵世炎此人值得一说。他是与周恩来、罗亦农共同领导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三巨头之一，曾担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是李大钊的主要助手之一。李大钊曾称赞其说：“世炎脑子快，很多问题对我很有启发。”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已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的赵世炎转入地下活动。1927年 7月2日黄昏，上海风雨交加，因叛徒出卖，赵世炎的住所被国民党密探包围。当时赵世炎打着伞从外面回来，他的妻子夏之栩冒险将放在窗台上作为信号的花盆推落到楼下报警。但因雨雾模糊，赵世炎没有发觉。一回到住所，他就被密探逮捕。敌人对他严刑审问，但赵世炎坚贞不屈。7月19日，赵世炎被押上刑场。刽子手对他施以乱刀，赵世炎立而不倒，壮烈牺牲，时年26岁。赵世炎有个妹妹叫赵君陶，赵君陶生了个儿子取名李鹏，也就是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李鹏。
回国后，陈毅回了四川家乡，继续与蔡和森通信，并加入了共青团。后又去了重庆，应聘担任了《新蜀报》的主笔。1923年底，他在胞兄陈孟熙介绍下来到北京，进入了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在此期间，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陈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位颜昌颐是陈毅的留法同学，后来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秘书。1929年8月24日，由于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告密，颜昌颐与彭湃、杨殷、邢士贞、张际春等人被捕。当时周恩来也要参加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而幸免。后除张际春因出身黄埔被蒋介石放了一马外，其余四人均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为了营救他们，中共特科在顾顺章、陈赓等人带领下准备在路上武装劫囚车。偏偏从外秘密购买的武器运来晚了，因擦拭涂在枪上的黄油又耽误了时间，最终营救行动失败，颜昌颐与彭湃等人英勇就义。后来陈赓大将每当回忆此事，都不免扼腕长叹，万分遗憾。
从中法大学毕业后，陈毅被派回四川做响应北伐的兵运工作。在此期间认识了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共产党人，并与他们一起发动了泸州起义。后来起义失败，陈毅转到武汉，担任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文书。该校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是当时中共军事干部汇聚的一所学校。1927年7月底，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师生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一起准备出发“东征讨蒋”。实际上则是奉党的指示秘密向南昌集结，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8月2日，教导团从武汉出发乘船东下。然而该团还在路上时，南昌起义部队已过早离开南昌南下广东。8月4日，教导团到了九江时，被张发奎的部队截住包围，随后遭到集中缴械，并分别站队听候发落。陈毅其时明为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实是团内的中共党团负责人。他知道自己早晚会暴露，不敢在此地久留，就与特务连连长肖劲等一些人乘天黑离队去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经过昼夜兼程，陈毅和肖劲终于在江西宜黄追上了起义部队。陈毅来到起义指挥部，见到了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起义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等人。在汇报了教导团的情况后，陈毅要求到主力部队去工作。周恩来和刘伯承商量了一下，就派陈毅到第11军25师73团任团政治指导员。周恩来还怕他嫌职务小，陈毅则爽朗地说：“什么小不小，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陈毅去的这个第11军25师73团可不是一般的部队，其前身正是北伐时期战功赫赫的叶挺独立团，也是叶挺指挥的第11军首屈一指的主力团。25师师长是黄埔一期生周士第，未来的共和国上将；73团团长是黄埔教官黄浩声，是叶挺的老部下，据说后来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建国后死于狱中。该团下属干部中也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如1营党代表蔡协民，后来成了朱毛红4军政治部主任，也是美女曾志的老公之一；2连代连长彭明治，黄埔二期生，后来成了开国中将；2营长周子昆，叶挺的爱将，后来成了新四军副参谋长，在皖南事变中和项英一起被叛徒刘厚总杀害；6连连长聂鹤亭，后来成了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开国中将；7连连长林彪，这位就不用多介绍了；11连代连长许德华，后改名许光达，开国十大将之一；就连看护王云霖，后来也成了华北军区空军后勤部第二副部长，开国少将。73团日后历经改编，战功累累，直到成为了现在的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机步127师379团，鼎鼎大名的“叶挺独立团”。
跟着陈毅追上了起义部队的肖劲，后来成为了井冈山红4军28团3营营长。在1928年6月的龙源口战斗中，肖劲率部攻打老七溪岭，勇猛冲锋在最前面，不幸被流弹击中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他不顾伤痛，顽强率部继续冲锋，最后壮烈牺牲。如果不死，肖劲将成为几个月后与林彪竞争28团团长的有力人选。肖劲牺牲后，陈毅感慨万分，还在永新城内自己住房的粉墙上写下了一篇《龙源口大捷随感》，赞颂红军之英勇。
从教导团出来追起义部队的还有几个人。如程子华，往南昌跑了两天没追上起义部队，又回头往武汉跑。后来乘船经上海、香港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程子华历任红军、八路军、解放军高级将领，打完衡宝战役后从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司令员任上调去当了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全军授衔时他已转入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工作，否则其资历足可授大将。还有一个王良，未能追上南昌起义军，转入卢德铭所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参加了秋收起义。先后任红4军28团排长、连长、第1纵队1支队支队长、第1纵队纵队长、红10师师长、红一军团红4军军长等职。王良在战斗中显示了出色的指挥才能，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朱德曾将缴获自张辉瓒的怀表奖给了他。王良当时激动地表示：“我要带着它到中国革命最后胜利。”1932年6月，王良在江西武平县大禾圩指挥战斗时遭敌冷枪击中，当场牺牲，年仅27岁。军政委罗瑞卿收藏起了王良留下的这块怀表，日后每当打胜仗时，他就拿出这块怀表看看说：“我们又打赢了！”
1927年9月19日，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三河坝分兵。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主力约1万余人向潮汕进发，打通出海口去接收苏援军火；朱德率25师及第9军一部3000余人留守三河坝，防止敌人抄袭主力部队的后路。不料起义军主力南下后在汤坑战斗中受挫，被迫撤退，后在普宁县流沙被打散，起义归于失败，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分头逃走。留守三河坝的朱德部成了众矢之的，遭到敌人重兵围攻，损失惨重。朱德率部且战且走，一直退到赣南，部队在路上失散严重，仅剩下800余人。25师的中、高级指挥员也因各种原因纷纷离去，如师长周士第、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73团团长黄浩声、75团团长孙一中（即后来的湘鄂西苏区红3军参谋长孙德清）等。像25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是受朱德委托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后李硕勋担任了广东省军委书记，1931年7月在去琼州（今海南岛）检查指导工作途中，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李硕勋遭到了敌人严刑拷打，坚强不屈，最后英勇牺牲，年仅28岁。李硕勋的妻子就是赵世炎的妹妹赵君陶，当时他们的儿子李鹏才3岁；25师的师长周士第外号“猛将”，是叶挺独立团出来的主要干将，资历很老。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的离队令朱德是相当不悦。周士第离开部队回上海后与党组织失散，造成了一段时间的脱党，这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他日后在军中的地位。几经蹉跎后，周士第重回中央苏区再次起步。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他被派到红二方面军工作。此后多年追随贺龙，当过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又当过八路军120师参谋长，总算没有掉队。1955年，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相比他起步时的资历，只能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了；73团团长黄浩声离队则是不辞而别；75团团长孙一中是因为负伤离队。到了最后，25师的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了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74团参谋长王尔琢，再加上一个时年41岁的朱老总。
在赣南的天心圩、大庾、上堡，朱德主持对剩下的部队分别进行了整训、整编，史称“赣南三整”。在此期间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5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以原25师为基础编为第1、第4两个步兵支队，其中原73团编为第1支队，原75团编为第4支队，共编了9个连队。在此之前，朱德在党内地位并不高，其起义时的第9军副军长职务也是空的，大家只尊敬他是个老同志。而从“赣南三整”之后，朱德成为了这支起义军余部的灵魂，带着他们凛然前行，湘南暴动，上井冈山，纵横赣南、闽西，创建中央苏区，终于奠定了自己“红军之父”的历史地位。
在革命低潮的情况下，朱德率领这支部队隐蔽到了老相识军阀范石生麾下等待时机。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王尔琢指挥发动了湘南暴动，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后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共同上了井冈山，拉开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从坚持井冈山斗争到挺进赣南、闽西创建苏区期间，陈毅先后担任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等职。在关于建军方向的著名的前委、军委“朱毛之争”中，毛泽东感到自己坚持的意见得不到大家的接受，一怒之下辞去前委书记不干，结果陈毅被推选为代理前委书记。陈毅后来回忆，那时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自以为真理在手，你不干，我来干！在1929年6月的红4军“七大”上，陈毅主持会议，对毛泽东、朱德各打五十大板，想居中调停。这种和稀泥的领导是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他斥之为“陈毅主义”。在“七大”上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取代了毛泽东在红4军内的地位。而在真刀实枪的对敌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中，陈毅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的高人一筹。他和朱德的性格比较温和，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出手不够狠，行事不够“矫枉过正”，往往容易纵敌以机，在事功的取得上还真就不如毛泽东。开完“七大”后，中央要红4军派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汇报情况，陈毅决定亲自前往。他离队后，红4军在出击闽中和进军东江时连遭失利，一时间部队中怀疑声四起，军心涣散。为了统一思想，解决目前遭到的困难，代理前委书记的朱德就于9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4军“八大”。会上讨论得很激烈，朱德有心让大家畅所欲言，却又拿不出什么好的策略措施，结果是乱吵一通毫无结果。面对这个局面，很多人怀念起了毛泽东领导时的雷厉风行。一些将领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朱德也表示同意，就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然而毛泽东回信说，他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不解决红4军党内的是非原则问题，他不回来。在朱德等人一力敦请下，正在患病的毛泽东坐着担架赶来参加“八大”。不过当他到达上杭时，会议已结束了，遂留在上杭养病。
陈毅经辗转到了上海后，向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详细汇报了朱毛红军及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受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了一封信，对红4军党内争论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做出了比较全面的回答。此后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执笔又起草了一封信，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该信从路线的高度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并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带着这封信回到了红4军，并派专人将此信送去给毛泽东看，并附自己一信，请毛泽东尽快回前委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终于回到了红4军。在不久后召开的红4军“九大”上，通过了综合毛泽东的军队、根据地建设思想与“九月来信”精神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仍担任前委书记，朱德、陈毅等人为前委委员。
还在上海的时候，中央组织部曾征求过陈毅的意见，是否到鄂豫皖或广西正在酝酿组建的红7军工作。陈毅也犹豫过，但他表示还有一件事没办，就是回江西去把毛泽东请回来，然后再考虑工作的问题。后来真把毛泽东请回来了，他向毛谈起了自己的工作问题，而毛泽东则不假思索地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陈毅也非常干脆：“老毛你这样信任我，我就干！”爽朗大度，不计前嫌，这是陈毅性格中一个很大的优点。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日后虽遇到了多次坎坷磨难，但终于都得以平安度过。
此后，陈毅被派到了红6军去当政委。红6军的军长大大有名，就是日后共国和36位军事家之一的黄公略。可惜黄公略死得太早，不然必是元帅无疑。不久红6军改称红3军，与红4军、红12军共同组成了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在这个时候，陈毅奉调离开了主力红军，去赣南组建红22军并担任了军长。陈毅很重视干部的培训，他在信丰县主持办起了红22军干部学校，自己亲任校长，为红22军及地方武装培养骨干。在干部学校，他认识了女学员肖菊英，后来与她结婚。不料，江西苏区突然掀起了肃反运动，许多红军指战员都被抓走并遭到错误杀害。红22军政委邱达三就被作为“AB团”要犯逮捕，几经折腾释放，最后还是被杀害了。主持这次肃反的，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原来还是陈毅手下的一个纵队政委。李韶九在红军中崛起很快，一年多时间就从一个团级干部升到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并深受毛泽东的信任，委其以肃反大权。李韶九滥捕滥杀，很快引发了惊天动地的“富田事变”，最终导致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的灭顶之灾。因为陈毅对肃反扩大化持怀疑态度，李韶九就打起了陈毅的主意。据肖克后来回忆，陈毅的马和枪都不错，李韶九就公开对人说：“我过不了多久就要有匹好马，有条好枪了。这可是个大人物！”陈毅听说后也没客气：“老子有好几条枪，谁敢来！”此后，陈毅每次去上级开会都有大难临头之感。一次他又要远出开会，便嘱咐妻子肖菊英，如果到了约定的日子自己没有回来，就可能发生了意外的事。后陈毅开完会回来，中途遇到敌军袭击，经辗转才回到驻地，结果耽误了时间。肖菊英等不到陈毅回来，以为他已遇害，就投入井中自尽了。这件事令陈毅万分悲痛，难过遗憾了一生。
1968年10月，陈毅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谈起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时说：“在中央苏区时，整我是AB团的团长，整了三年多。李韶九对我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写信报告了毛主席，两天就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由此可见陈毅当时的危险处境。李韶九这个人的口碑原来也不太好，史料中对于李的评价是：“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后来周恩来到了江西苏区后，对肃反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李韶九也受到了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改派到基层去做群众工作。中央红军长征离开江西时，李韶九被留在苏区工作。他“牺牲”于1935年，死因不明，后被追任为革命烈士。不过也有一说，据说还是陈毅自己说的，主力红军前脚一走，因伤留在苏区的陈毅就把李韶九给毙了。
李韶九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掌握苏区数万红军的生杀大权呢？黄克诚在回忆录中曾记载了与何笃才的一段对话。何笃才参加过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后任红4军28团机枪连党代表。在著名的湘南“八月失败”时，红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拉走了6个连队。幸好6连连长李见林、党代表赵尔陆和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立场坚定，又悄悄带回了4个连队。袁崇全只拉走了2个连队。28团团长王尔琢去追赶袁崇全，还牺牲在袁的枪下。在这件事上，何笃才是很有功劳的。黄克诚回忆：“（何笃才）由于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从此就不受重用，调到红三军团三师任宣传科长。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权力。结果，干坏了事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何笃才有这样的认识，在当年是很不容易的。最终他也没能逃脱肃反，在1932年初的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期间，时任红三军团红3师宣传科长的何笃才被错误杀害。
第五次反围剿时，陈毅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西方军总指挥，负责指挥江西地方红军部队依托阵地节节阻击敌人。1934年8月28日，陈毅到老营盘前沿阵地视察时，右胯骨被敌人枪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开始时医生给陈毅采取了保守治疗，但后来发现碎骨太多，只有手术取出。而这时红军主力已准备离开苏区西征，手术用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装箱打包了。周恩来闻讯后亲自做了干预，命令取出电台的汽油发电机做电源，重新开箱为陈毅做了手术。因为伤太重，陈毅不能跟着红军主力长征了，只好留下来与项英搭班子坚持苏区斗争。在建国后授予的十大元帅中，只有陈毅没能参加举世瞩目的长征，这令他遗憾了终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国民党军占领了江西苏区，形势极度恶化。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许多高级指挥员叛变投敌。如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红10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特别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曾是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上井冈山后又是与毛泽东、朱德并列的前委领导人，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4军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1929年，龚楚还受中央派遣前往广西参与组织了百色起义，历任红7军参谋长、军长等职，和邓小平搭过一段班子。这样的一个高级领导人，竟然主动投敌，还带人企图诱捕项英、陈毅。幸亏陈毅经验丰富，使没有耐心的龚楚过早现了原形，他和项英才幸免于难。纵使如此，北山地区游击队也毁在了龚楚手里，只有毛泽东的大舅子贺敏学带少数人逃脱。龚楚此后又继续引导国民党军围剿红军游击队，给革命队伍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样一个罪行累累的龚楚，后来在国民党军中却混得不咋样，才成了一个多如牛毛的中将。全国解放时，他逃到香港，后又转去了美国。1990年，已年过九旬、双目失明的龚楚从海外返回家乡广东乐昌县定居。当时他分别给邓小平、杨尚昆、王震写了信，在表达敬意和问候的同时也不免怀大江东去之慨。不久邓小平就从北京亲自给他挂了电话，龚楚在接老同事的电话时是何等心情，后人已无法猜测了。
在沧海横流的艰难时局中，陈毅和项英、粟裕等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刀头饮血，出生入死，创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传奇。正如他的《梅岭三章》中所言：“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不愧是元帅诗人。陈毅的第二段婚姻也泡了汤。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在苏区江西省委儿童局任职的赖月明，这次婚姻历时两年。1934年12月，留守苏区的红军被迫转入游击战争，陈毅只好动员赖月明回兴国家乡。当中央苏区全部沦陷后，赖月明一家逃向荒僻的山区。不久他们听说陈毅已被国民党杀害，赖月明的父亲就强逼她再嫁了。等到后来陈毅出山组建新四军时，派人打听到了赖月明的消息，说她因抗拒逼嫁而跳崖自尽了。陈毅非常难过，还写了一首诗《兴国旅舍》寄情：“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实际上赖月明并没有跳崖，而是另组了家庭，当时已经有了别人的孩子。直到1959年，她看到报纸上陈毅会见外宾的照片，才知道前夫原来没有死。赖月明想去找陈毅，但被丈夫和儿女们死死抓住，不让她去。又过了30年，74岁的赖月明接受了传媒记者的采访，世人才知道陈老总的“月明”还活在人间。只可惜，此时陈老总已再也不能听到这个消息了。
1937年，共国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也受命组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是要继承老4军的“铁军”精神，打出抗日战场上的新威风。陈毅受命去了南昌，在八路军办事处所在的一座旧式旅馆里进行新四军筹备组建工作。不久，他去湘赣边界做红军游击队谭余保部的改编工作。然而谭余保根本不相信国共两党会合作，把陈毅当作叛变投敌的国民党说客，命人将陈毅捆绑起来，用烟管敲他的脑壳，又把他关起来，还险些将其杀掉。陈毅苦口婆心地对谭余保宣讲政策，但谭怎么都不信。陈毅最后急了，大骂谭余保是革命罪人，是“土匪”。这时谭余保留了个心眼，派人下山去打探消息。一直到了吉安新四军通讯处，才了解了真实情况。谭余保得知后急忙给陈毅松了绑，连连谢罪。这事虽然过去了，但双方心里还是结了疙瘩。后来到了延安整风时，陈毅和谭余保见了面仍连招呼也不打。毛泽东得知后，把王震找来，让他去给二人说和说和。王震拿起枪就出去打了几只野味，做了一桌菜，把陈毅和谭余保找来做客。在酒酣耳热之间，陈谭二人终于冰释前嫌。等到了文革中，王震成了第一个被揭发批判的部长级官员。陈毅闻讯后非常气愤，说道：“王胡子可是个好人啊！”
新四军组建后，陈毅被任命为第1支队司令员，后兼了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他率部挺进江南敌后，着手开辟了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巩固了江南后，又渡江北上开辟了苏北根据地。为打退国民党顽军进攻，陈毅、粟裕指挥江北新四军部队在江苏泰兴地区发起黄桥战役，一举歼灭顽军韩德勤部1.1万人，取得了新四军历史上的空前胜利。这一战后，苏北根据地得到极大巩固，陈粟部新四军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基本控制了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纵横数百里的苏北地区。不过，黄桥战役的胜利也刺激了蒋介石，使得孤悬皖南敌后的叶挺、项英率领的新四军军部处境更加困难。在蒋介石的一再命令下，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开始转移。为防日蒋加害，项英决定不顾蒋介石和国民党第三战区下达的直接北上命令，而是率军南下茂林绕道北上。结果在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新四军军部及9000余官兵大部损失，军长叶挺去谈判被扣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阵亡，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副官刘厚总杀害。
皖南事变当时震惊中外，新四军一时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叛军”，取消了番号。不过究其根本，还是主要源于双方在苏北争夺中的刺激而导致。当时国内的《大公报》就对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各打了五十大板，认为首先“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是新四军，“此次新四军事件……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而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几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下令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此后，陈毅与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密切配合，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快速形了新四军在华中的战略布局，并多次粉碎了日伪顽军的进攻。在领导新四军的戎马倥偬中，陈毅还收获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这回的妻子叫张茜，在新四军皖南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于女兵众多的新四军中也属著名美人之一。陈毅比张茜大21岁，但二人幸福地相伴了终生。
1942年9月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职务。在此之后，爆发了新四军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塘事件”。饶漱石经过一番内查外调后，突然召开会议批判陈毅，称其历史上“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只会下几手臭棋，不会打仗”等，以极其猛烈的火力将陈毅批得焦头烂额。军内的多数干部都认为饶漱石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因此对陈毅是避之不及。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陈毅被逼急了，曾经对着饶漱石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事后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称“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一再声称他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以保证“无愧”。在延安的毛泽东熟知陈毅的为人，也对历史上的事情很清楚，并不认为陈毅的“错误”是什么了不得的事。然而饶漱石当时是刘少奇非常器重的干部，而毛发动延安整风正需要借助刘少奇，像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刘在北方局的班底也都登上了高位，对于陈饶之间的矛盾自然不能轻易评判。毛泽东很快回电，称“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并调陈毅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陈毅离开军部时，轻装简从，只带了两名警卫员。而军部也只派了一名参谋、一名炊事员护送一程，平时熟识的新四军诸多干部连去给陈毅送行的都没有。陈毅倒也乐观，你们不来送我，我却要致礼给你们，遂作《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赠别诗一首。其中两段为：“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
陈毅到延安时，已是1943年3月了。自从在中央苏区一别，他与毛泽东已有9年未见了。此时终于重逢，除了要系统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陈毅还要向毛泽东倾诉“黄花塘事件”的满腹委屈。然而毛泽东上来就给他浇了头冷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见毛说到这个份上，陈毅也只好表示：“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经过了毛泽东的开导教育后，陈毅给饶漱石和华中局、新四军分委各同志发了个电报，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同时毛泽东也给华中去了电报，认为“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 “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希望饶漱石能对军内干部进行解释。然而饶漱石回电仍继续指责陈毅，称“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等，这真是令陈毅怒火中烧。毛泽东则写信给陈毅，继续开导他，认为“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现在双方都在火头上，越解释误会越大，不如暂时扔到一边去学习，将来是可以解释清楚的。陈毅听了毛泽东的话，便暂时放下心结，又投身于整风学习之中。他读了很多文件，越读越觉得毛泽东高明，不由感慨道：“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望尘莫及！”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领导。
不能不感叹毛泽东当时的领导艺术。对于陈饶之争，从大局出发必须挺饶，但又要令陈毅心服。于是他巧妙地避开矛盾，一口一个“人家”，意思是饶漱石对陈毅有误会，毛也爱莫能助。同时又表示自己是了解陈毅的，有错误是可以说清的，他也会对饶进行劝勉。结果就是两头调动，避免一方独大，从而充分激发出下属的积极性，使其集中合力来奉献于党的事业，这是中国革命终于能够成功的一大关键。不过，延安整风毕竟不是和风细雨的同志间谈心，还伴随着暴风骤雨般的审干“抢救运动”，一时特务如麻，内奸遍地，众多好同志受到了冤枉。陈毅因为勇于检讨自己在红军时期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因而没有受到很大冲击，还较为顺利地被选为了中央委员。而老战友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都被打成了“经验主义”代表，彭德怀更是在华北座谈会上遭到了猛烈批判，当时这些人都被整得灰头土脸。然而，以陈毅的悟性，仍然对延安整风持一定的保留意见。20多年后的文革初期，陈毅面对国家的混乱局面忍无可忍，终于将延安整风的事翻了出来，这就是当年被宣布为“二月逆流”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此乃后话。
在延安整风期间，陈毅还在毛泽东授意下参加了接待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外事活动。陈毅不卑不亢，开阖自如，展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陈毅后来能成为外交部长，正始于此时。他的文名和武功也传到了陪都重庆，引起了一帮民主人士的关注。像柳亚子就曾赋诗称赞陈毅曰：“兼资文武此全才，重向江东卷土来。我喜故乡消息好，前锋直指雨花台!”
党的七大结束后，大批干部仍滞留延安，包括陈毅。据他回忆，当时是“天天下围棋”。陈毅喜欢围棋在党内是出名的，因而也有了“只会下棋，不会打仗”的戏谑之言。在陈毅的带动下，新四军中下围棋的风气很盛，不少指战员都能来几手。像邓子恢、张云逸、叶飞、方毅、陶勇、梅嘉生、张劲夫、夏征农、汪道涵、胡立教、金明等中高级干部，都是棋迷。建国后陈毅担任了外交部长，在中日还没有建交时就以围棋为纽带，大力促进了两国的民间交流。陈毅当时的忘年棋友中，还有日后的一代棋圣聂卫平。1963年，日本棋院为了感谢陈毅对中日围棋交流的贡献，特别授予他“名誉七段”称号。陈毅逝世后，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棋院又追授给他“名誉八段”称号，成为了一段历史佳话。
后来薄一波去探望陈毅，问他为何不立即返回新四军，陈毅回答道：“他们不让我走。”当时有权不让陈毅走的，也就只有毛泽东、刘少奇了。实际上，陈毅要回华中，只需说一句“我服从小饶的领导”便可。但陈毅对饶漱石实在没有好印象，就是不说这个话。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全国性的洗牌时机已到来，在延安雪藏数年的中共群雄都跃跃欲试。陈毅也去找了毛泽东，表示愿意去东北，不想回华中，因为“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此时国内形势是一日三变，毛泽东必须放虎归山了。他不同意陈毅去东北，要其还是回华中，职务为华中局副书记，给饶漱石当副手。毛泽东一锤定音：“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能起作用！”为了抢得战略先机，毛泽东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于1945年8月25日一次将陈毅与刘伯承、邓小平、林彪、薄一波、陈赓、肖劲光、邓华、傅秋涛、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王近山、傅秋涛、滕代远、聂鹤亭、江华、张际春、黄华等20多名高级军政领导人从延安运到山西黎城，再转赴各战略区，迅速展开战略布局。当时在延安的叶剑英紧张万分：“老天保佑，这架飞机可别出问题，上边可都是我党我军的精华呀……！”老天确实保佑了，要不然，连总设计师都在飞机上，中国历史必然改写。
按照中央的预定部署，陈毅回华中，统领新四军部队；林彪去山东，统领以八路军115师为基础的山东部队。不久，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即去重庆参加国内和平谈判。然而形势发展瞬息万变，华北冀热辽部队在苏军配合下迅速攻下了山海关，先头已进抵沈阳，并发现东北有大量遗弃的武器物资，扩兵也很容易。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朱德等人接到报告后大喜，此乃抢占东北的天赐良机呀！他们迅速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心从华北、华东、华中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和10万部队抢占东北。在征得了毛泽东同意后，刘少奇立即大展拳脚进行部署。要占领东北就必须有一员能总揽军事指挥的大将，经过慎重考虑后，毛泽东、刘少奇决定林彪不去山东改去冀热辽，罗荣桓赴东北，陈毅、饶漱石从华中转去山东，并成立东北局和华东局，迅速进行了战略性的力量调整。
接到命令后，陈毅立即转道赴山东，到达临沂后与罗荣桓交接了工作。其后迅速整合山东军区剩下的野战部队5万余人，再加上警备旅和区县武装，投入了阻击国民党军北上抢地盘的作战中。为了在谈判桌上争条件，国共双方打打停停，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斗智斗勇。双方的争夺焦点在东北，而山东则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和资源区。陈毅与黎玉、张云逸、陈士榘等人一边指挥部队攻歼拒不投降的伪军，扩大解放区，一边与国民党及军调部美蒋方面周旋。陈毅多次出席与国民党一方的谈判，舌战群敌，游刃有余，展示了过人的外交风采。一直折腾到1946年6月底，国民党方面图穷匕见，全面内战终于爆发。
在解放战争初期，陈毅、陈士榘指挥山东野战军一战泗县，二战两淮均失利，一时弄得意气灰心。面对优势国民党军的全面围剿，陈毅决定与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联合作战，寻机歼敌。1946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粟裕北上沭阳与陈毅会合，指挥山野和华中野部队突然出手，分割包围了国军整编69师，同时顽强阻击整编11师，生生将两敌的联系切断。经4天激烈战斗，一举歼灭了69师，并重创11师一部，共歼敌2.1万余人，整编69师师长戴之奇战败自杀。这就是著名的宿北战役，为两支野战军联合作战取得的第一场大胜利，一扫陈毅几次战败的郁闷情绪。他兴奋地说：“谁说陈毅老了，不能打仗了！” 这次战役也显示出了粟裕卓越的大兵团作战指挥才能，赢得了陈毅与各级将领们的信任，为两支野战军合并指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后，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部队又相继取得了鲁南、莱芜、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4万余人，缴获大量重兵器装备。而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也合并组建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并成立了统一的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连战皆捷，一举成为了当时全国各解放区中人数最多、战绩最好的野战军。
在这一阶段，陈毅显示了其虚怀若谷的统帅风采。他知道自己在作战指挥上远远不如粟裕，便放手用人，将战役指挥权交给了粟裕，自己鼎力支持粟裕，同时掌握全局，排除其他干扰，为前线作战创造必要的条件。他还说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头禅：“粟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你们坚决执行。”陈粟这对黄金搭档，就这样历练出来了。
1947年7月华野“七月分兵”后，连续打了几次败仗，损兵5万余人，山东解放区也大部沦陷。负责华野战役指挥的粟裕一时备受质疑，遭到了以谭震林为代表的军队将领的严厉指责。粟裕自己也不得不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引咎自责。这时陈毅秘密发电报给中央军委，认为几次战败有教训可吸取，但不宜过分指责粟裕。电报中有一段话非常著名：“我认为我党二十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前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陈毅在关键时刻支持粟裕，显示出了一名战区军事统帅的远见卓识。毛泽东此际正是一生中判断准确、虚怀若谷的领导力巅峰之时，当即发电勉励了粟裕，并指示陈毅、粟裕速去鲁西南，组成华野西兵团，实施外线出击作战。
此后，陈毅、粟裕率华野西兵团在沙土集打了一个翻身仗，又越过陇海路南下，挺进豫皖苏，破击平汉路，相继歼敌7万余人，协同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往来于中原，将豫皖苏、大别山和鄂豫陕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完成了中央军委制定的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1948年1月，陈毅奉毛泽东指示返回陕北，在米脂县杨家沟见到了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一行。这时，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战略设想，要粟裕率华野3个主力纵队渡过长江，深入江南，进行大纵深机动作战，吸引调动敌人，以利各个战区集中兵力歼敌。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战略设想，陈毅向来是鼎力支持，有困难，自己克服。这一次又是如此，他表示完全赞成。然而粟裕接到军委的指示电报后却另有思考，认为这一设想于全局不利，达不到预期目的。但因为一时没有考虑成熟，便提出3个纵队先到陇海线休整，准备渡江，并很快得到了军委的批准。到了1948年4月，陈毅回到华野指挥部，准备督促部队实施过江行动。粟裕这时却把自己已思考成熟的反对意见完整汇报给了陈毅。如此一来令陈毅非常意外，他作为华野司令员已经在主席面前承担下来的战略任务，副司令员却反对。一个战略区负责人在中央面前出尔反尔，此前还没有过先例。这要是在红军肃反时期，不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立即就要拿下了。然而中国革命进行到现在，无论是理论还是领袖精英都已历练得颇为成熟了，充分交换意见成为了决策时必不可少的运筹过程。陈毅没有急于表态，而是答应将粟裕的意见报告给中央军委。粟裕也同时将他的意见以长电形式完整报告给了中央军委。
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在晋察冀军区驻地的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陈毅、粟裕都应召参加。自从在中央苏区一别，粟裕和毛泽东已经14年未见了。如今在这里重逢，双方都很激动。就像电影《大决战》中演得那样，粟裕将自己的意见“斗胆直呈”给了毛泽东。而毛在慎重考虑后，同意华野主力先留在中原，打几个大仗，为将来渡江创造条件。考虑到中原战场气候已成，下一步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就要联合作战，统一的指挥机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也已成立，需要陈毅去加强中原局的工作。据此，决定陈毅离开华野到中原，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由粟裕担任。然而粟裕知道陈毅在华野的影响，提出“华野离不开陈军长”，希望能保留陈毅的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职务。毛泽东考虑后，同意了粟裕的建议，任命粟裕为华野司令员兼代政委，陈毅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协助刘邓工作。
当时中原解放区新建，剿匪、土改、反特的任务很重，需要大量干部下去工作。中央从华北抽调了4700多名基层干部，由陈毅、邓子恢带领到了中原，协助刘邓大刀阔斧巩固根据地，使得中原新区成为了支援部队与国民党军作战的有力后方。在此期间，陈毅在整军、理财、土改、统战等方面都显示出了成熟的领导能力，确实不虚此行，中原需要陈毅。
此后陈毅协助刘邓指挥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并进入总前委辅助总揽全局指挥。两大野战军合力破敌，将士用命，终于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全胜，基本歼灭了国民党军在中原、华东地区的精锐兵团，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兵锋直逼南京、上海、武汉等国民党腹心统治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随后，淮海战役总前委转为渡江战役总前委，开始筹划渡江作战。
进入1949年后，国民党已主要剩下江南半壁，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无力继续与人民解放军对抗，不得不打出了举行国内和平谈判的招牌。根据中共中央与总前委的原定计划，于4月10日发起渡江战役。但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南京政府派出了和谈代表团去北平，渡江时间就拖了下来。进入4月中旬后，天气不等人，长江的桃花水就要到来，百万大军云集江北，军心士气、粮草接济都是大问题，拖不起。邓小平和陈毅在汇集了各方情况后，专电报告中央，认为渡江时间不宜再推迟，建议先打过江，再进行和平接收为有利。毛泽东进行了全局考虑后，要求军事必须服从于政治上的需要，渡江时间可推迟到4月22日。不论谈判签字与否，最迟于4月29日渡江。在此之前，应向全军宣传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邓小平、陈毅接电后进行了研究，对最后一项有了不同意见。当时开过七届二中全会不久，新组建了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在渡江战役总前委里，负总责的就是邓小平和陈毅。于是，二人自作主张以总前委的名义传达全军：推迟渡江是为了谈判，为了政治上有利。惟如此，我们才能有理有利。最后，我们总要渡江。全军官兵应深刻理解这一点，防止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
效果出奇的好。全军官兵在明白了迟迟不渡江的原委后，反而信心更足，士气更加高昂。在此时，邓小平已显示出了其精通辩证法的领袖素质，日后成就果然不可限量。只可惜陈毅后来早逝，不然谁知道会不会出一个“改革元帅”呢？
最终，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0日，二野、三野百万大军从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江防上扬帆竞渡，一举突破长江天险。此后宜将剩勇追穷寇，连克南京、上海，控制浙赣路，歼敌40余万，取得了渡江战役的全胜。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陈毅已被确定为未来的上海市市长。要胜任这个职位，必须在行政、组织、财经、统战等方面都要具有丰富经验，还要有比较出色的外交才能。上海是当时远东最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内外关系非常复杂，一定程度上还是中共对外展示执政能力的窗口，不会搞外交是不行的。毛泽东在确定陈毅之前，还慎重地征求了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的意见。几位老先生自然知道陈毅有“兼资文武此全才”之名，均表示赞成。如此，在三野部队于5月27日攻占上海后，陈毅立即率大批干部进驻，着手实施城市接管。在上海市长任上期间，陈毅礼贤下士，依靠产业工人，善待工商、文化、科学等各界人士，使他们都能为建设上海出力献策。与此同时，他和华东局财委在中央指导下，连续打赢了反投机、反封锁等几个战役，使上海经济很快恢复，人民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而饶漱石、潘汉年等人主持反特斗争，严厉打击了暗藏的敌特，也为上海的安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上海成为了支援战争的重要经济物资供应地。同时，为了防止美蒋对华东地区采取突然袭击，身兼华东军区司令员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在处理上海政务之余，又拿出了很大精力去主持华东的沿海战备防御、反登陆、剿匪等工作。陈毅在华东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一直干到1955年3月，前后5年半，手握百万大军，为华东的国防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3年12月，陈毅赴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一天，毛泽东突然召他去中南海。陈毅赶去后，毛先是泛谈了一些华东的事情，然后像是漫不经心地问起了饶漱石的情况。陈毅一时不明就里，没敢多说，便按照一般党内规矩谈了饶的一些优点。毛泽东听了后反应冷漠，这令陈毅感到了几许困惑。等谈完后，陈毅告辞出来，正好遇到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陈和杨很熟，就提起主席今天的问话有些奇怪。杨尚昆当然清楚最近中央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提醒陈毅，主席是要听你说饶漱石的“真实情况”。久历政治风雨的陈毅立时明白饶出事了，立即返回去，向毛详细谈了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的言行及一些是非情况。毛泽东点了点头，这才把近几个月来高岗和饶漱石在中央搞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毛又把陈毅找来，问起了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的事情。1950年初在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时，按惯例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然而陈毅觉得自己已经身兼华东军区司令员、三野司令员和上海市市长等职，工作非常忙，恐怕照顾不过来，就谦让说还是让饶漱石同志来挑这个重担吧。当毛泽东问起饶漱石时，饶也谦让起来，推举陈毅来担任这个职务。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指示华东局对此事进行研究。当时华东局组织部提名饶漱石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其后就应该召开华东局会议表决通过才好。但是饶漱石没有召开华东局会议，而仅将华东局组织部提名文件给在上海的华东局委员看过一遍，就用华东局名义报呈中央，说鉴于陈毅同志已身兼数职，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就这样，中央批准由饶漱石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如今毛泽东再次提起此事，显然是进一步提醒陈毅。他告诫陈毅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不过，按道理来说，毛的这段告诫也并非很高明。陈毅当初推让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时，饶漱石可是党内很红的人物，身兼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之后）、中央军委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数职，被称为“华东王”。这时的饶漱石，谁能说他和“野心家”有什么关系？回想数年前陈毅刚到延安时，想向毛汇报黄花塘的事情，还当场遭到了毛的拒绝。难道那时候饶漱石的活动就是正常的吗？看走眼的仅是陈毅吗？说到底，不过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领袖的权谋心机，令得属下不得不见机行事。而真正的实事求是和党内监察，也就形同虚设了。
1954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不点名地指出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会后，即分别召开座谈会对高岗和饶漱石进行揭发和批评。当时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是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都是先后在华东局任职的高级干部，很多问题当场核实起来也就方便了。座谈会的结果都在意料之中，高岗和饶漱石不得不缴械投降，从此身败名裂。高岗性子烈，对被扣上“反党”帽子不服，先后两次自杀，终于成功。饶漱石则又被牵出了主持上海反特时的一些违规操作，结果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狱。饶郁闷得在狱中患了精神分裂症，关了10年后被假释出狱。文革中饶漱石再次被抓捕入狱，于1975年病死在秦城。一个曾经的中共一方大员，最后落得了如此结果。对于陈毅来说，饶的倒台令他洗雪了当年“黄花塘事件”时所受的冤屈，怎么说也是出了一口气。而在七届四中全会期间，刘少奇亲自到陈毅住处，诚挚地向陈毅道歉说：“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如此一来，当初陈毅在延安为什么会受到那样的待遇，也就更清楚了。
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32次会议，决定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增补徐海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个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不是中共中央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而是根据建国初替代宪法的《共同纲领》而设立的，统一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其有统一战线性质，如副主席里有程潜，委员里有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等人。到了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不再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继续作为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而存在，但人员得到了大大扩充，已不再是全国武装力量领导机关，而主要起咨询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下属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武装力量。据此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2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毅被任命为新产生的国务院副总理，并兼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这样，陈毅就离开了工作5年多的上海，进入了国务院系统工作。在国务院，陈毅先后分管政法、民族事务与科学卫生工作，在军委里他又兼管国防科学技术工作。当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忙不过来时，陈毅也负责一些外事工作。像1955年4月，因周恩来突发急性阑尾炎住院动手术，就由陈毅率团去印度尼西亚出席了亚非会议，为后来的万隆会议打下了基础。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中央军委成员中除毛泽东、邓小平外，其余10人都被授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据有关资料披露，当时授予元帅的条件为：
1、革命根据地参与创建者；
2、红军时期军团（或者军）级领导职务；
3、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师级和新四军军级、相当规模根据地一级军区领导职务；
4、解放战争时期方面军（野战军）领导职务；
5、授衔时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当时没有设立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常委）职务。
这五条一卡，全部满足条件授予元帅军衔的也就剩下中央军委的12人了。而毛泽东预定是要被授予大元帅的，那么剩下的11人就全都应该被授元帅军衔。不过，鉴于历史上周恩来和刘少奇的资历任职已满足了前三个条件，并曾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也可考虑授予元帅军衔。这样，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授予元帅军衔的问题专门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当时全军授衔是一件要平衡方方面面难度极大的工作，连毛泽东都说过：“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为此，开始就确定了一项原则，授衔人数宜少不宜多。在授衔前，首先就把长期以来一直在军队工作的大批女同志予以转业、送去上学或复员到了地方，这件事极大伤害了她们的感情。结果到授衔时，全军被授予军衔的女军人只有不到5000人，其中被授予将官的只有李贞一人（少将）。而要完成全军授衔的高难度工作，更是要先从最高层做起。毛泽东就表示不要大元帅军衔，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也表示不要元帅军衔。为了将授衔人数减下来，又提到了已到地方工作的部队干部原则上不参加授予现役军衔。一来二去，军委的12人里就有毛泽东、邓小平、陈毅3个人可以授也可以不授军衔。在将近一年的讨论酝酿时间中，授予元帅的方案先是提出了除毛泽东外的军委成员11人，后来邓小平被拿掉，而陈毅也有了悬念。如果都高风亮节，按照宜少不宜多的原则通过，人民解放军就将只有9名元帅了。最后关头周恩来说话了，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并强调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原也有元帅军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而就现在的资料看，没有发现陈毅当时是什么态度。由此，最终产生的就是如今我们熟知的十大元帅。
经过了毛泽东的开导教育后，陈毅给饶漱石和华中局、新四军分委各同志发了个电报，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同时毛泽东也给华中去了电报，认为“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 “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希望饶漱石能对军内干部进行解释。然而饶漱石回电仍继续指责陈毅，称“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等，这真是令陈毅怒火中烧。毛泽东则写信给陈毅，继续开导他，认为“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现在双方都在火头上，越解释误会越大，不如暂时扔到一边去学习，将来是可以解释清楚的。陈毅听了毛泽东的话，便暂时放下心结，又投身于整风学习之中。他读了很多文件，越读越觉得毛泽东高明，不由感慨道：“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望尘莫及！”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领导。
不能不感叹毛泽东当时的领导艺术。对于陈饶之争，从大局出发必须挺饶，但又要令陈毅心服。于是他巧妙地避开矛盾，一口一个“人家”，意思是饶漱石对陈毅有误会，毛也爱莫能助。同时又表示自己是了解陈毅的，有错误是可以说清的，他也会对饶进行劝勉。结果就是两头调动，避免一方独大，从而充分激发出下属的积极性，使其集中合力来奉献于党的事业，这是中国革命终于能够成功的一大关键。不过，延安整风毕竟不是和风细雨的同志间谈心，还伴随着暴风骤雨般的审干“抢救运动”，一时特务如麻，内奸遍地，众多好同志受到了冤枉。陈毅因为勇于检讨自己在红军时期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因而没有受到很大冲击，还较为顺利地被选为了中央委员。而老战友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都被打成了“经验主义”代表，彭德怀更是在华北座谈会上遭到了猛烈批判，当时这些人都被整得灰头土脸。然而，以陈毅的悟性，仍然对延安整风持一定的保留意见。20多年后的文革初期，陈毅面对国家的混乱局面忍无可忍，终于将延安整风的事翻了出来，这就是当年被宣布为“二月逆流”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此乃后话。
在延安整风期间，陈毅还在毛泽东授意下参加了接待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外事活动。陈毅不卑不亢，开阖自如，展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陈毅后来能成为外交部长，正始于此时。他的文名和武功也传到了陪都重庆，引起了一帮民主人士的关注。像柳亚子就曾赋诗称赞陈毅曰：“兼资文武此全才，重向江东卷土来。我喜故乡消息好，前锋直指雨花台!”
党的七大结束后，大批干部仍滞留延安，包括陈毅。据他回忆，当时是“天天下围棋”。陈毅喜欢围棋在党内是出名的，因而也有了“只会下棋，不会打仗”的戏谑之言。在陈毅的带动下，新四军中下围棋的风气很盛，不少指战员都能来几手。像邓子恢、张云逸、叶飞、方毅、陶勇、梅嘉生、张劲夫、夏征农、汪道涵、胡立教、金明等中高级干部，都是棋迷。建国后陈毅担任了外交部长，在中日还没有建交时就以围棋为纽带，大力促进了两国的民间交流。陈毅当时的忘年棋友中，还有日后的一代棋圣聂卫平。1963年，日本棋院为了感谢陈毅对中日围棋交流的贡献，特别授予他“名誉七段”称号。陈毅逝世后，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棋院又追授给他“名誉八段”称号，成为了一段历史佳话。
后来薄一波去探望陈毅，问他为何不立即返回新四军，陈毅回答道：“他们不让我走。”当时有权不让陈毅走的，也就只有毛泽东、刘少奇了。实际上，陈毅要回华中，只需说一句“我服从小饶的领导”便可。但陈毅对饶漱石实在没有好印象，就是不说这个话。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全国性的洗牌时机已到来，在延安雪藏数年的中共群雄都跃跃欲试。陈毅也去找了毛泽东，表示愿意去东北，不想回华中，因为“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此时国内形势是一日三变，毛泽东必须放虎归山了。他不同意陈毅去东北，要其还是回华中，职务为华中局副书记，给饶漱石当副手。毛泽东一锤定音：“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能起作用！”为了抢得战略先机，毛泽东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于1945年8月25日一次将陈毅与刘伯承、邓小平、林彪、薄一波、陈赓、肖劲光、邓华、傅秋涛、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王近山、傅秋涛、滕代远、聂鹤亭、江华、张际春、黄华等20多名高级军政领导人从延安运到山西黎城，再转赴各战略区，迅速展开战略布局。当时在延安的叶剑英紧张万分：“老天保佑，这架飞机可别出问题，上边可都是我党我军的精华呀……！”老天确实保佑了，要不然，连总设计师都在飞机上，中国历史必然改写。
按照中央的预定部署，陈毅回华中，统领新四军部队；林彪去山东，统领以八路军115师为基础的山东部队。不久，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即去重庆参加国内和平谈判。然而形势发展瞬息万变，华北冀热辽部队在苏军配合下迅速攻下了山海关，先头已进抵沈阳，并发现东北有大量遗弃的武器物资，扩兵也很容易。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朱德等人接到报告后大喜，此乃抢占东北的天赐良机呀！他们迅速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心从华北、华东、华中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和10万部队抢占东北。在征得了毛泽东同意后，刘少奇立即大展拳脚进行部署。要占领东北就必须有一员能总揽军事指挥的大将，经过慎重考虑后，毛泽东、刘少奇决定林彪不去山东改去冀热辽，罗荣桓赴东北，陈毅、饶漱石从华中转去山东，并成立东北局和华东局，迅速进行了战略性的力量调整。
接到命令后，陈毅立即转道赴山东，到达临沂后与罗荣桓交接了工作。其后迅速整合山东军区剩下的野战部队5万余人，再加上警备旅和区县武装，投入了阻击国民党军北上抢地盘的作战中。为了在谈判桌上争条件，国共双方打打停停，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斗智斗勇。双方的争夺焦点在东北，而山东则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和资源区。陈毅与黎玉、张云逸、陈士榘等人一边指挥部队攻歼拒不投降的伪军，扩大解放区，一边与国民党及军调部美蒋方面周旋。陈毅多次出席与国民党一方的谈判，舌战群敌，游刃有余，展示了过人的外交风采。一直折腾到1946年6月底，国民党方面图穷匕见，全面内战终于爆发。
在解放战争初期，陈毅、陈士榘指挥山东野战军一战泗县，二战两淮均失利，一时弄得意气灰心。面对优势国民党军的全面围剿，陈毅决定与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联合作战，寻机歼敌。1946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粟裕北上沭阳与陈毅会合，指挥山野和华中野部队突然出手，分割包围了国军整编69师，同时顽强阻击整编11师，生生将两敌的联系切断。经4天激烈战斗，一举歼灭了69师，并重创11师一部，共歼敌2.1万余人，整编69师师长戴之奇战败自杀。这就是著名的宿北战役，为两支野战军联合作战取得的第一场大胜利，一扫陈毅几次战败的郁闷情绪。他兴奋地说：“谁说陈毅老了，不能打仗了！” 这次战役也显示出了粟裕卓越的大兵团作战指挥才能，赢得了陈毅与各级将领们的信任，为两支野战军合并指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后，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部队又相继取得了鲁南、莱芜、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4万余人，缴获大量重兵器装备。而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也合并组建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并成立了统一的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连战皆捷，一举成为了当时全国各解放区中人数最多、战绩最好的野战军。
在这一阶段，陈毅显示了其虚怀若谷的统帅风采。他知道自己在作战指挥上远远不如粟裕，便放手用人，将战役指挥权交给了粟裕，自己鼎力支持粟裕，同时掌握全局，排除其他干扰，为前线作战创造必要的条件。他还说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头禅：“粟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你们坚决执行。”陈粟这对黄金搭档，就这样历练出来了。
1947年7月华野“七月分兵”后，连续打了几次败仗，损兵5万余人，山东解放区也大部沦陷。负责华野战役指挥的粟裕一时备受质疑，遭到了以谭震林为代表的军队将领的严厉指责。粟裕自己也不得不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引咎自责。这时陈毅秘密发电报给中央军委，认为几次战败有教训可吸取，但不宜过分指责粟裕。电报中有一段话非常著名：“我认为我党二十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前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陈毅在关键时刻支持粟裕，显示出了一名战区军事统帅的远见卓识。毛泽东此际正是一生中判断准确、虚怀若谷的领导力巅峰之时，当即发电勉励了粟裕，并指示陈毅、粟裕速去鲁西南，组成华野西兵团，实施外线出击作战。
此后，陈毅、粟裕率华野西兵团在沙土集打了一个翻身仗，又越过陇海路南下，挺进豫皖苏，破击平汉路，相继歼敌7万余人，协同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往来于中原，将豫皖苏、大别山和鄂豫陕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完成了中央军委制定的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1948年1月，陈毅奉毛泽东指示返回陕北，在米脂县杨家沟见到了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一行。这时，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战略设想，要粟裕率华野3个主力纵队渡过长江，深入江南，进行大纵深机动作战，吸引调动敌人，以利各个战区集中兵力歼敌。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战略设想，陈毅向来是鼎力支持，有困难，自己克服。这一次又是如此，他表示完全赞成。然而粟裕接到军委的指示电报后却另有思考，认为这一设想于全局不利，达不到预期目的。但因为一时没有考虑成熟，便提出3个纵队先到陇海线休整，准备渡江，并很快得到了军委的批准。到了1948年4月，陈毅回到华野指挥部，准备督促部队实施过江行动。粟裕这时却把自己已思考成熟的反对意见完整汇报给了陈毅。如此一来令陈毅非常意外，他作为华野司令员已经在主席面前承担下来的战略任务，副司令员却反对。一个战略区负责人在中央面前出尔反尔，此前还没有过先例。这要是在红军肃反时期，不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立即就要拿下了。然而中国革命进行到现在，无论是理论还是领袖精英都已历练得颇为成熟了，充分交换意见成为了决策时必不可少的运筹过程。陈毅没有急于表态，而是答应将粟裕的意见报告给中央军委。粟裕也同时将他的意见以长电形式完整报告给了中央军委。
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在晋察冀军区驻地的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陈毅、粟裕都应召参加。自从在中央苏区一别，粟裕和毛泽东已经14年未见了。如今在这里重逢，双方都很激动。就像电影《大决战》中演得那样，粟裕将自己的意见“斗胆直呈”给了毛泽东。而毛在慎重考虑后，同意华野主力先留在中原，打几个大仗，为将来渡江创造条件。考虑到中原战场气候已成，下一步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就要联合作战，统一的指挥机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也已成立，需要陈毅去加强中原局的工作。据此，决定陈毅离开华野到中原，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由粟裕担任。然而粟裕知道陈毅在华野的影响，提出“华野离不开陈军长”，希望能保留陈毅的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职务。毛泽东考虑后，同意了粟裕的建议，任命粟裕为华野司令员兼代政委，陈毅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协助刘邓工作。
当时中原解放区新建，剿匪、土改、反特的任务很重，需要大量干部下去工作。中央从华北抽调了4700多名基层干部，由陈毅、邓子恢带领到了中原，协助刘邓大刀阔斧巩固根据地，使得中原新区成为了支援部队与国民党军作战的有力后方。在此期间，陈毅在整军、理财、土改、统战等方面都显示出了成熟的领导能力，确实不虚此行，中原需要陈毅。
此后陈毅协助刘邓指挥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并进入总前委辅助总揽全局指挥。两大野战军合力破敌，将士用命，终于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全胜，基本歼灭了国民党军在中原、华东地区的精锐兵团，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兵锋直逼南京、上海、武汉等国民党腹心统治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随后，淮海战役总前委转为渡江战役总前委，开始筹划渡江作战。
进入1949年后，国民党已主要剩下江南半壁，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无力继续与人民解放军对抗，不得不打出了举行国内和平谈判的招牌。根据中共中央与总前委的原定计划，于4月10日发起渡江战役。但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南京政府派出了和谈代表团去北平，渡江时间就拖了下来。进入4月中旬后，天气不等人，长江的桃花水就要到来，百万大军云集江北，军心士气、粮草接济都是大问题，拖不起。邓小平和陈毅在汇集了各方情况后，专电报告中央，认为渡江时间不宜再推迟，建议先打过江，再进行和平接收为有利。毛泽东进行了全局考虑后，要求军事必须服从于政治上的需要，渡江时间可推迟到4月22日。不论谈判签字与否，最迟于4月29日渡江。在此之前，应向全军宣传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邓小平、陈毅接电后进行了研究，对最后一项有了不同意见。当时开过七届二中全会不久，新组建了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在渡江战役总前委里，负总责的就是邓小平和陈毅。于是，二人自作主张以总前委的名义传达全军：推迟渡江是为了谈判，为了政治上有利。惟如此，我们才能有理有利。最后，我们总要渡江。全军官兵应深刻理解这一点，防止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
效果出奇的好。全军官兵在明白了迟迟不渡江的原委后，反而信心更足，士气更加高昂。在此时，邓小平已显示出了其精通辩证法的领袖素质，日后成就果然不可限量。只可惜陈毅后来早逝，不然谁知道会不会出一个“改革元帅”呢？
最终，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0日，二野、三野百万大军从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江防上扬帆竞渡，一举突破长江天险。此后宜将剩勇追穷寇，连克南京、上海，控制浙赣路，歼敌40余万，取得了渡江战役的全胜。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陈毅已被确定为未来的上海市市长。要胜任这个职位，必须在行政、组织、财经、统战等方面都要具有丰富经验，还要有比较出色的外交才能。上海是当时远东最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内外关系非常复杂，一定程度上还是中共对外展示执政能力的窗口，不会搞外交是不行的。毛泽东在确定陈毅之前，还慎重地征求了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的意见。几位老先生自然知道陈毅有“兼资文武此全才”之名，均表示赞成。如此，在三野部队于5月27日攻占上海后，陈毅立即率大批干部进驻，着手实施城市接管。在上海市长任上期间，陈毅礼贤下士，依靠产业工人，善待工商、文化、科学等各界人士，使他们都能为建设上海出力献策。与此同时，他和华东局财委在中央指导下，连续打赢了反投机、反封锁等几个战役，使上海经济很快恢复，人民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而饶漱石、潘汉年等人主持反特斗争，严厉打击了暗藏的敌特，也为上海的安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上海成为了支援战争的重要经济物资供应地。同时，为了防止美蒋对华东地区采取突然袭击，身兼华东军区司令员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在处理上海政务之余，又拿出了很大精力去主持华东的沿海战备防御、反登陆、剿匪等工作。陈毅在华东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一直干到1955年3月，前后5年半，手握百万大军，为华东的国防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3年12月，陈毅赴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一天，毛泽东突然召他去中南海。陈毅赶去后，毛先是泛谈了一些华东的事情，然后像是漫不经心地问起了饶漱石的情况。陈毅一时不明就里，没敢多说，便按照一般党内规矩谈了饶的一些优点。毛泽东听了后反应冷漠，这令陈毅感到了几许困惑。等谈完后，陈毅告辞出来，正好遇到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陈和杨很熟，就提起主席今天的问话有些奇怪。杨尚昆当然清楚最近中央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提醒陈毅，主席是要听你说饶漱石的“真实情况”。久历政治风雨的陈毅立时明白饶出事了，立即返回去，向毛详细谈了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的言行及一些是非情况。毛泽东点了点头，这才把近几个月来高岗和饶漱石在中央搞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毛又把陈毅找来，问起了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的事情。1950年初在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时，按惯例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然而陈毅觉得自己已经身兼华东军区司令员、三野司令员和上海市市长等职，工作非常忙，恐怕照顾不过来，就谦让说还是让饶漱石同志来挑这个重担吧。当毛泽东问起饶漱石时，饶也谦让起来，推举陈毅来担任这个职务。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指示华东局对此事进行研究。当时华东局组织部提名饶漱石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其后就应该召开华东局会议表决通过才好。但是饶漱石没有召开华东局会议，而仅将华东局组织部提名文件给在上海的华东局委员看过一遍，就用华东局名义报呈中央，说鉴于陈毅同志已身兼数职，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就这样，中央批准由饶漱石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如今毛泽东再次提起此事，显然是进一步提醒陈毅。他告诫陈毅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不过，按道理来说，毛的这段告诫也并非很高明。陈毅当初推让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时，饶漱石可是党内很红的人物，身兼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之后）、中央军委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数职，被称为“华东王”。这时的饶漱石，谁能说他和“野心家”有什么关系？回想数年前陈毅刚到延安时，想向毛汇报黄花塘的事情，还当场遭到了毛的拒绝。难道那时候饶漱石的活动就是正常的吗？看走眼的仅是陈毅吗？说到底，不过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领袖的权谋心机，令得属下不得不见机行事。而真正的实事求是和党内监察，也就形同虚设了。
1954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不点名地指出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会后，即分别召开座谈会对高岗和饶漱石进行揭发和批评。当时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是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都是先后在华东局任职的高级干部，很多问题当场核实起来也就方便了。座谈会的结果都在意料之中，高岗和饶漱石不得不缴械投降，从此身败名裂。高岗性子烈，对被扣上“反党”帽子不服，先后两次自杀，终于成功。饶漱石则又被牵出了主持上海反特时的一些违规操作，结果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狱。饶郁闷得在狱中患了精神分裂症，关了10年后被假释出狱。文革中饶漱石再次被抓捕入狱，于1975年病死在秦城。一个曾经的中共一方大员，最后落得了如此结果。对于陈毅来说，饶的倒台令他洗雪了当年“黄花塘事件”时所受的冤屈，怎么说也是出了一口气。而在七届四中全会期间，刘少奇亲自到陈毅住处，诚挚地向陈毅道歉说：“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如此一来，当初陈毅在延安为什么会受到那样的待遇，也就更清楚了。
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32次会议，决定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增补徐海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个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不是中共中央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而是根据建国初替代宪法的《共同纲领》而设立的，统一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其有统一战线性质，如副主席里有程潜，委员里有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等人。到了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不再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继续作为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而存在，但人员得到了大大扩充，已不再是全国武装力量领导机关，而主要起咨询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下属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武装力量。据此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2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毅被任命为新产生的国务院副总理，并兼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这样，陈毅就离开了工作5年多的上海，进入了国务院系统工作。在国务院，陈毅先后分管政法、民族事务与科学卫生工作，在军委里他又兼管国防科学技术工作。当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忙不过来时，陈毅也负责一些外事工作。像1955年4月，因周恩来突发急性阑尾炎住院动手术，就由陈毅率团去印度尼西亚出席了亚非会议，为后来的万隆会议打下了基础。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中央军委成员中除毛泽东、邓小平外，其余10人都被授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据有关资料披露，当时授予元帅的条件为：
1、革命根据地参与创建者；
2、红军时期军团（或者军）级领导职务；
3、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师级和新四军军级、相当规模根据地一级军区领导职务；
4、解放战争时期方面军（野战军）领导职务；
5、授衔时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当时没有设立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常委）职务。
这五条一卡，全部满足条件授予元帅军衔的也就剩下中央军委的12人了。而毛泽东预定是要被授予大元帅的，那么剩下的11人就全都应该被授元帅军衔。不过，鉴于历史上周恩来和刘少奇的资历任职已满足了前三个条件，并曾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也可考虑授予元帅军衔。这样，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授予元帅军衔的问题专门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当时全军授衔是一件要平衡方方面面难度极大的工作，连毛泽东都说过：“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为此，开始就确定了一项原则，授衔人数宜少不宜多。在授衔前，首先就把长期以来一直在军队工作的大批女同志予以转业、送去上学或复员到了地方，这件事极大伤害了她们的感情。结果到授衔时，全军被授予军衔的女军人只有不到5000人，其中被授予将官的只有李贞一人（少将）。而要完成全军授衔的高难度工作，更是要先从最高层做起。毛泽东就表示不要大元帅军衔，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也表示不要元帅军衔。为了将授衔人数减下来，又提到了已到地方工作的部队干部原则上不参加授予现役军衔。一来二去，军委的12人里就有毛泽东、邓小平、陈毅3个人可以授也可以不授军衔。在将近一年的讨论酝酿时间中，授予元帅的方案先是提出了除毛泽东外的军委成员11人，后来邓小平被拿掉，而陈毅也有了悬念。如果都高风亮节，按照宜少不宜多的原则通过，人民解放军就将只有9名元帅了。最后关头周恩来说话了，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并强调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原也有元帅军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而就现在的资料看，没有发现陈毅当时是什么态度。由此，最终产生的就是如今我们熟知的十大元帅。
陈毅是个好同志。。
备车，去八宝山，我要送送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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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比原来的还要精彩，赞一个。
沈大:54年以前有军委副主席，总理还是第一副，为什么后来不设了呢？
诗人搞外交还是把好手。
说到蔡和森，不得不提李一纯，也是个传奇人物。先后嫁了杨开智，李立三，蔡和森。每次还有妹妹做替补备选。
sjzlhs 发表于 2015-3-25 10:59
沈大:54年以前有军委副主席，总理还是第一副，为什么后来不设了呢？
54年以前的那个军委不是中共中央军委，性质不一样。彭总52年回来后就一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其他副主席都没有实际权力。因此54年重建中央军委后顺延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未设副主席。到59年庐山会议后彭下台，军委改组，为突显林彪，才重设了副主席，林为第一副主席。
沈大:54年以前有军委副主席，总理还是第一副，为什么后来不设了呢？
54年以前的那个军委不是中共中央军委，性质不一样。彭总52年回来后就一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其他副主席都没有实际权力。因此54年重建中央军委后顺延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未设副主席。到59年庐山会议后彭下台，军委改组，为突显林彪，才重设了副主席，林为第一副主席。
陈毅是个好同志。。
备车，去八宝山，我要送送陈毅。
总理更是好同志.走好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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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年以前的那个军委不是中共中央军委，性质不一样。彭总52年回来后就一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其他副主席都 ...
有点遗憾。解放战争没怎么提饶的事迹
有点遗憾。解放战争没怎么提饶的事迹
卖黑段子的又来了。。。还插标卖文档?100元一个邮件?。。。
1469 发表于 2015-3-25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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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总的后半生
到了1956年9月，陈毅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正式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1958年2月，陈毅又接替周恩来成为了外交部部长，并继续兼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要说周恩来既当总理，又得兼管外交部工作，是太忙了。为了迎合毛泽东的作息时间，他也是习惯晚上办公，上午睡觉。而下面的人都是正常白天上班的，结果从早上起各部门就到周这里来排队，周中午一起来就要挨个批文件。他起床第一件事是上厕所，坐在马桶上就开始办公，一坐便是大半天。当时外交部的人就笑称，想见总理“要到厕所里去排队”。周恩来心细如发，事必恭亲，管的事太多，长此以往确实忙不过来。而到了1957年时，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会议回来，雄心万丈，对于世界革命也热心起来。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时一直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际已不合时宜。在多种因素促成下，外交部长面临换人。当时外交部副部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曾经的党的总书记，留过美又留过苏，是把搞外交的好手。然而毛泽东对张闻天一向有看法，根本不会同意由他来继任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明白这一点，他就提出了陈毅。对此毛泽东欣然应允，可见他是早就胸有成竹。
陈毅果然不负重望，在1958年炮击金门、1959年与赫鲁晓夫争吵时，都冲在前面，态度极为强硬，像一门“大炮”，获得了毛的赞扬。当中印边界发生纠纷时，陈毅与周恩来于1960年4月访问印度，和印度领导人及各界代表周旋，极力解释与缓和印方对中国的攻击。有的印度记者蛮横地指责中国“侵略”，陈毅则拍案而起，厉声斥责对方，显出了一名元帅的威风，一时令外界瞩目。关于中苏分歧，陈毅在1962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了一番话：“苏联的卫星重1000吨。但有着6亿人口的中国是太重了，作为一颗卫星，未免太重了一点。不是这样吗？——我们不希望拥有卫星国，但也决不做任何人的卫星国！”
1958年，中国军界平地刮起狂澜，从彭德怀提出要反对南京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到林彪向毛泽东秘密报告，终于促使毛泽东作出指示，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主持，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大会的气氛很紧张，批判对象从肖克扩大到李达、陈伯钧、宋时轮、叶剑英、粟裕、刘伯承等人。其中粟裕被扣上了“一贯反领导”的“个人主义”帽子，遭到以彭德怀为首者的猛烈批判。而几位老帅对粟裕的印象也不好，没说什么好话。陈毅作为与粟裕多年的搭档，必须要表态。他出语惊人，上来就放了一炮：“粟裕这个人，就一个字：‘阴’。”如此，粟裕真是辩无可辩了。后来毛泽东也下了结论，点明粟裕是军中“坏人”，要彻底批判。最后粟裕只能痛加检讨以求过关，否则真有可能被打倒的危险。陈毅这时则说了几句好话。在粟裕第九次检讨后说：“讲得很好。”并带头鼓掌表示通过。第二天又在大会上说：“昨天他（粟裕）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最后表示：“粟裕同志勇敢吃屎的态度很好。以前我对粟裕同志不肯吃屎的态度很不满意。现在他已经当着大家的面吃屎了，我表示欢迎。我现在对粟裕同志没有意见了。”会后，陈毅还积极投身中央布置的肃清粟裕影响的动作中。他直接就指向了粟裕指挥的曾备受赞誉的苏中七战七捷，称其是战术胜利，战略失败。因为它耽误了山东与华中两支野战军的联合，导致了苏北根据地的丧失。陈毅指示有关部门把七战七捷批倒，从此这个名字也一度消失，改以苏中战役代称。
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另外被批判得很厉害的是刘伯承与肖克。陈毅对他们的态度与对粟裕有所不同。当刘伯承准备当众检讨时，陈毅跑到北京医院看望刘伯承，对刘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而肖克眼看就要被打成“反党”时，陈毅却谈起了肖克素来和士兵的关系不错，离开5师时，官兵都哭哭啼啼、依依不舍。由此可见，陈毅也是分对象区别对待。在上边已经定了调子的情况下，他和粟裕是老搭档，如果不有所表示，甚至话不说得厉害点，那就有搞山头的嫌疑，而这在军队中是大忌。所以，陈毅对刘伯承和肖克可以缓颊，而对粟裕就不能。粟裕后来曾说过“陈老总关键的时候还是陈军长”，也是意有所指的。不过，要说陈毅完全不想批粟裕，也不见得。当初在“黄花塘事件”时，粟裕也和大家一样表态批陈毅，也是躲着陈毅走，这令曾经赋诗赞誉过粟裕的陈毅该是何等痛心！总之，陈毅在58年严厉批判粟裕，既是完成上边布置的政治任务，也是发泄了自己郁积在心中多年的怨气。这既有基本史实支撑，也符合人性的特点。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上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领导们都过去了，只有陈毅受命留守北京。在开会期间，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来找陈毅聊天，中间开了一句玩笑，说你可以乘机大权独揽，发动政变了。陈毅听后很是吃惊，当时中苏关系已变得非常微妙，尤金说这话啥意思？他立即报告了在庐山的毛泽东。此时庐山上的斗争更加激烈，毛泽东已决意对执言上书的彭德怀发动反击。陈毅的报告让他更加警觉，加上此前苏联政府已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制造原子弹的设备，再联想到彭德怀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情况，遂认为彭德怀写这封信可能有“国际背景”。于是，毛泽东接连召开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穷追猛打，揭发批判其所谓的“里通外国”。陈毅及时将不正常的情况反映给领袖，显示了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敏感。然而，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有没有敏感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沾到谁就有可能被挂上。几年后贺龙随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不幸听到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一句“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的醉话。虽然贺龙当场驳斥了马利诺夫斯基，并报告了周恩来，周立即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抗议，直至勃列日涅夫赔礼道歉。二人的及时处置在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但很快毛就在不同场合连续提出了防止“政变”“兵变”的问题。而贺龙本人，最后在文革中还是被扣上了“大土匪”“搞兵变”的罪名而被打倒。联想到当初，这其中有何关联？而陈毅的遭遇也没好多少，他在“九一三”事件后的“老同志座谈会”上再次提及此事，谈及有人（当时陈毅认为是“林彪之流”）借此事恶毒攻击他，说他与尤金勾结搞政变，又说他反毛主席，搞宫廷政变，而且搞得很凶，“好像不去出席庐山会议，就是为的留在北京搞政变”。真是谁沾上谁倒霉，也不论你当时是多么警觉和忠心。
庐山会议后，彭黄张周成了反党集团，军队和地方上倒了一大批人。而58年遭到彭德怀批判的将领这时又被提了出来。刘少奇就对粟裕说，你可以“提一提”。毛泽东也派杨尚昆去找刘伯承，让他“说一说”。然而刘、粟二人却只是照本宣科地说了几句，结果连台面也没上去。不主动落井下石，是刘伯承和粟裕在个人品质上的闪光点之一。
陈毅虽然将主要精力转到了外交工作上，但对军队的事情仍然很关心。在国内三年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有人提出核武器研制可暂时下马。陈毅则坚决反对，声称：“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为了先把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搞清楚，陈毅受中央委托，去找了老部下张爱萍，当场点将。张爱萍是党内军内一贯有名的“刺头”人物，邓小平都称其是军队中“惹不起”的人之一。他是有意见就说，对于自己不熟悉的工作都有可能拒绝。陈毅亲自上门去点将，也是要用自己老上级的身份去促成张爱萍出山。张爱萍一看老总来了，有想法也不好多提，便卖力气去干了。这一干，还干上了瘾，成为了主持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的元老。
对于国内的知识分子来说，陈老总更是一个贴心人。陈毅天生是文人气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知识分子向来礼贤下士。在主持新四军时，陈毅就不避嫌疑地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从军，新四军的整体文化水平在当时相当高。后来到了新四军部队北上山东时，山东的老百姓还都觉得奇怪，这支队伍都是长头发，好多人是小分头，被装也是花里胡哨的，像是一帮学生兵呀？在对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改造上，陈毅主张应将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区别开来，充分发挥其力量，边工作边学习和改造。然而到了1957年，一场反右运动从天而降，广大知识分子全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在“大跃进”的狂热中，陈毅起初也很兴奋，指示外交部在院子里起小高炉炼铁。当后来发现费大力气耽误工作炼出了一堆废铁疙瘩时，陈毅就有些怀疑了。而经过了极度的经济困难后，陈毅认识到了不顾客观规律，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造成的恶果。他开始大声疾呼，甚至说出了犯忌的话：“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自从红军时期后，能公开说出这样涉及毛泽东的话来，对于陈毅还是首次。
在1962年3月于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在报告中作出论断：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陈毅听到知识在几年来遭到“左”的迫害的苦楚后，更是语出惊人：“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完，陈毅就站起来，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鞠了一躬。一时，台下掌声雷动，不少知识分子感动得落下了眼泪。然而，仅仅过了几年，又掀起了一场对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大批判，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再次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戴上了“臭老九”的帽子。一直到70年代末的国家拨乱反正，他们才熬出了头。
在周恩来主持外交部期间，外事接待活动中的排场较大，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要上茅台，外国朋友临走要送礼物。周恩来为人好客，觉得中国是大国，对外国朋友不能寒酸了。相应地，外交工作上也就形成了些习惯做法，如内外有别，周密准备，打扫卫生，隆重欢迎，盛宴招待，厚礼馈赠，列队相送等。外宾所到之处，各地早早就得准备，战战兢兢，生怕接待不周挨了批评。
有一次，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来访，恰巧北京来了一次寒流，乌兰诺娃受了点风感冒了，周恩来非常生气，把接待人员叫来一顿好训：“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们当成了路边草！”当即以邓大姐的名义，送了一件貂皮大衣给乌兰诺娃，弄得对方还很意外。
还有一次，缅甸文工团访华，周恩来指示要以厚礼相送，结果临走时每人送毛皮上衣一件。缅甸是终年湿热的亚热带丛林气候，这些人拿了毛皮衣服回去，一辈子可能也用不上。
诸如此类的请客送礼造成了相当大的铺张浪费，外交部很多人员也看不惯。副部长张闻天觉得国家还穷，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搞了一个礼宾改革方案准备呈报。当时正值周恩来主持反冒进时期，厉行节约，大砍基建。外交部有胆大的，就写了一个反对铺张浪费的材料送新华社当了内参。张闻天知道后觉得事情不妙，当时周正在外出访问亚欧11国，国内整出一内参来，不明摆着针对总理吗！张想去撤回来，就去找总书记邓小平。小平同志向来领袖气质，举重若轻，手一挥：反映点情况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张闻天一时也没辙，这礼宾改革方案还得等总理批呢，却先挖了人家墙脚。
不久，周恩来回国，在国际俱乐部的一次酒会上发了脾气：“以后要是请客没钱，没有茅台，用我的工资！”旁边的贺龙和乔冠华一看不好，赶紧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这才圆了场。张闻天这次没到会，听到消息后只能徒然长叹。果然，礼宾改革方案就此无声无息了。
到了陈毅继任外交部长，第一件事就是要大家提意见。张闻天等人就提出了外事接待方面浪费多的问题。然而陈毅知道，这个事情上不只是周恩来的意思，毛泽东也主张对外国朋友要大方。因而，他倾听了张闻天等人的意见，相对降低了一点招待标准，但改进动作也不是很大。后来张闻天他们又拿出一个削减驻外干部津贴费的方案，并将其发给各驻外使馆征求意见。要知道，建国初派到国外当大使的人，多是根红苗正的军人，有不少还是将军，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才信得过，不受资本主义的腐蚀。这些人多带过兵打过仗，哪有那么好说话的。反馈回来的意见当然多表示支持，但有的语气就阴阳怪气的，还有些明显是反话。陈毅一看不对，就将此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很快指示：对外不要过于寒酸，津贴还可以增加一些。结果，驻外干部的津贴不但没减，反而增加了。
就陈毅本人来说，在生活和工作中是很俭朴的。当出国访问时，他都和大家吃住在一起，嘻嘻哈哈，没有架子。陈毅还极其反对建楼堂馆所，他有一句名言：“只要我活着，外交部就不能盖大楼！”于是，在很多年里，外交部工作人员都挤在小楼里办公。陈毅爱吃肉，但因为身体胖，血压高，夫人张茜就禁止他吃。这下可苦了陈毅，常常馋得找不着北。他家里的厨师施师傅看到了，认为既然陈老总想吃，那就是身体需要。他想了几天，终于想到了帮首长的办法。于是就和陈毅商量好，每当陈毅下班后座驾开进大门时，他就立即捅火炒菜，并迅速切好一个白肉、香肠之类的冷盘。陈毅大踏步进家后就直奔厨房，拿起盘子直接用手风卷残云大快朵颐。而张茜往往下楼要晚几分钟，等她下来，陈毅已享用完了，施师傅也藏起了盘子，陈毅则心满意足地坏笑着去和夫人打招呼。这个秘密，他们保持了几年，一直到文革初期的天下大乱时才被迫中断。
经过七千人大会后的国民经济调整，到1965年时市场供应已经基本恢复，人民生活终于度过了难关。然而，中国很快又陷入了一场天下大乱的政治狂澜之中。从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打倒彭、罗、陆、杨，再到中共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步步深入。就在这时，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扩大会议，主题很奇怪：批判朱德。除毛泽东外，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陈毅、薄一波、乌兰夫、张鼎丞等领导人悉数参会。会上的批判调子很高，什么“有野心”“想当领袖”“分裂的隐患”“定时炸弹”等，一堆帽子砸得朱老总晕头转向。
陈毅的发言火力相当猛烈，对这位当年一起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毫不客气：“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可怜的朱老总只能无力地解释说：“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保持下去。”
说来也怪，朱德早早就卸去了实际权力，是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代表人物而成为党内高层领导象征的。然而在建国后的多次党内斗争中，却总要梢上朱德。如54年高饶事件后，没有多少瓜葛的朱德却做了检讨；59年庐山会议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黄克诚，会上朱德先挨了林彪一顿猛烈批判，被斥为“没做过一天总司令”；62年七千人大会上，做了不少调查研究的朱德发了言，会后却被指责为“不合时宜”等。再加上这次准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央又是先把朱德批判了一通，这到底是风从何来呢？
对此，周恩来在批判发言说得比较明确了：“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难怪。朱德虽然已没有了权力，但德高望重，是杆大旗，有很大的影响力，关键时刻有人不放心呢。所以才要留心限制，经常敲打，打掉威风，防患于未然。朱德为人宽厚，多年隐忍，一忍再忍。到了文革中，朱德又被打成“大军阀”“黑司令”，家里一院子的批判大字报和大标语。到了这个时候，朱老总才忍不住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些人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局，做出这样的容忍和个人的牺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都会清楚的。”
文革初期，陈毅因为支持派工作组而惹了麻烦，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就起来造反，要打倒他。陈毅个人受到了冲击，外交部也受到了冲击。外事口一向是周恩来的权力范围，他不得不下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保护陈毅，并多次同造反学生见面，做工作，强调中央不同意打倒陈毅。然而陈毅却仍坚持应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文革运动，为派工作组辩解，结果越来越被动。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就专门请秘书转告：“陈总不要再多讲话了！”“陈总不能倒，陈总一倒，外事口就会像快刀割韭菜，一倒一茬。”在当时的情况下，地位高如刘少奇、邓小平都轰然倒地，各级党组织也都受到了冲击，一个小小的副总理陈毅更算不了什么，要倒就是一句话的事。而当时毛泽东却不同意说这句话，因而周恩来才有底气保陈毅。后来中央文革的江青也出面保陈毅，说陈是支持毛主席的。这样，陈毅在做了一番深刻检讨后终于过关，成了第一个被解放出来的副总理与部长。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穿着军装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见到陈毅后还握着他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给毛泽东敬了军礼，回答道：“请主席放心，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几年后，陈毅因癌症住进了301医院后，还曾经和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谈起过当时的处境：“1966年8、9月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据陈丕显后来回忆：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陈毅在家中宴请了曾共同在华东战斗过多年的陈丕显、江渭清、叶飞、李葆华、谭启龙等老战友。席间，陈毅端起酒杯站起来，沉重地说：“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施坦。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施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真是何其悲壮！不过，有点令人意外的是，仅凭着对毛泽东的谄媚，陈毅就那么恨林彪吗？已断定其将来必成“叛徒”？要知道，当时中央闹得最欢的是中央文革小组那帮人，可不是林彪。
1967年初，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文革进入了所谓“全面夺权”阶段。搞起来后，不但地方的权被夺了，不少中央机关的权也被夺了。像外事口，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去引导夺权。陈毅也打电话过去，让自己人先把权夺了，至少别让外人给夺了。形势发展下去，连军队夺权也成了时髦，而毛泽东竟然一度默许。这下子可热闹了，一时间军队各大院校中造反派别林立，各大群众组织五花八门，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冲击上级军事领导机关，甚至进京围攻国防部大楼。军队各级的许多领导人被揪斗、游街、罚跪，被当众揪掉领章帽徽。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不明不白地淹死在一口水井里，死后竟被造反派鞭尸。就连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被追得东躲西藏。邱会作更是被关在地下室里，连打带饿，弄了个半死，幸得林彪伸手救援。
各方告急纷纷涌来，军队元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坐不住了，纷纷质疑这种搞法。在京西宾馆的军委常委碰头会上，老帅们和中央文革一行人吵成一团。叶剑英和徐向前都拍了桌子，情急之下叶剑英竟拍断了右手掌骨。连林彪也觉得有些惹火烧身，把江青召来训斥了一顿，甚至掀翻了桌子。毛泽东不得不发话，同意了稳定军队的《八条命令》，禁止再冲击军队。同时，毛又以中央文革擅自点名打倒中央四把手陶铸为由将其批评了一顿，算是给军方将领们一个面子。不料，双方都在火头上，不肯善罢甘休。1967年2月，周恩来先后两次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参加者为军队老帅、各位副总理及中央文革一干人马。原定议题本为研究“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始后，老帅和副总理们就将一肚子火发向中央文革。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等人先后发言，痛斥中央文革搞乱党和国家的做法。当陈毅站起来说话后，会议形势就控制不住了。
陈毅说道：“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陈毅是忍无可忍，将当年延安整风的事翻了出来，借古喻今。
这一下子不得了。会议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人就拿着材料来找江青汇报。江青看到竟有这样出格的发言，马上命三人连夜向毛泽东告状。当毛看到陈毅胆大包天，发言敢直指确立自己领袖地位的延安整风，那种恼火是可以想像的。他很快找来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代表林彪的叶群开会，发了雷霆震怒：“我听说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听着，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我！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他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毛又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把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去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你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我也下台，你们请王明再回来当主席嘛！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最后，毛愤然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会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个人，连续批了七次，将他们批得焦头烂额，不得不俯首听命。自此，原有的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散了摊，形同取消。而中央文革地位大升，在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一切党政军大事统统要由中央文革讨论决定。而这次在怀仁堂与中央文革的争吵也被称为“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陈毅成了黑干将，处在被半打倒状态。
外交部在其后的运动中受到了猛烈冲击，外事工作纪律完全被搞乱，甚至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的荒唐事件。一时间，中国同已建交的亚、非、欧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而陈毅更是被迫公开出席群众组织的“批判会”，遭到狂热人群的声讨，到处是一片“打倒陈毅”的口号声。严重的时候，陈毅竟然被人当众扇了耳光，面临被武斗的危险。周恩来不得不出面，陪着陈毅挨批。当造反派气势汹汹冲上来要揪斗陈毅时，周恩来挺身挡在前面，厉声喝道：“谁要揪斗陈毅，先从我的身上踏过去！”对此，毛泽东表示：“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就让他们喊，没有什么了不起。人家要打倒，就打倒一下嘛！”“我对陈毅也没办法，就是要红卫兵给他点压力……将来保陈毅也要靠红卫兵。”总的来看，毛是想让群众批判一下陈毅，但又不是真的将他打倒，要“烧而不焦”。周恩来是明白毛的用心的，因而才能力保陈毅。而另一位与他关系很好的副总理贺龙，周就保不了了。从另一个角度说，从建国起中国的外交工作就是周恩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手主抓的，保了陈毅，实际上也是保了自己。关于这一点，当时毛泽东就说得很直白：“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把陈毅打倒了，你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后，毛泽东觉得搞过了，弄得中国在国际上很被动，于是下了指示批评这是极“左”行为，抓了一批造反派，冲击外交部的风潮才得以收敛。当时有人贴了大字报批判“打倒陈毅”的口号，为陈毅鸣冤。然而周恩来发现大字报上有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嫌疑，他知道这是毛泽东绝对不允许的，于是立即批判了为陈毅鸣冤的大字报，指责其为“翻案风有各种形式，极‘左’也可以为‘二月逆流’翻案。因为‘左’是同右合作的，是保护右的。”
果然，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二月逆流”再次遭到了猛烈批判。而陈毅作为“二月逆流”的代表，更是首当其冲，在华东组里遭到众人围攻批判。周恩来当时就点名批评了几位老帅：“中央文革曾保过聂（荣臻），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 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毛泽东也点了陈毅的名字，话说得很不客气：“对这些老同志（指参加‘二月逆流’的人），还是让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
在那个年代，什么叫“右”呀？那就是反革命！也难怪当时连不少中央工作人员都感到，主席怎么能这么对待陈老总呢？太伤人了！谁能相信这还是井冈山出来的老战友！也确实，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已把刘少奇开除出党，并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的目标已被彻底打倒，毛泽东有理由得意洋洋。说一句陈毅“右”，又算得了什么呢。
到了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陈毅又受到了严厉批判，从井冈山一直到“二月逆流”，被算了历史总账。一些和陈毅很熟识的老干部也不得不积极表态，指责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看这趋势，陈毅就要被打倒了。然而，毛泽东却另有想法了。在九大上，林彪集团得到了巨大成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人都进了政治局，中央高层的力量天平已有失衡之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要限制一下他们的力量，不能再过分打击其他老帅了。于是毛又下了指示，对陈毅的批判要“适可而止”。并命人分头做了工作，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都被选为了中央委员，叶剑英更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很明显，这是为了制衡林彪一伙。不过，陈毅的外交部长是干不下去了。他被宣布为“因病休养”，由姬鹏飞代理了外交部长一职。
1969年3月的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后，中苏边境形势极度紧张，双方在几千里边境线上陈兵百万，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毛泽东指示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分别到北京四家工厂“蹲点”，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毅负责，提出书面看法。陈毅等人把这个任务当成了一项大事，每月讨论两、三次，并积极查阅关材料进行思考分析。在经过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后，四人拿出了两份研究成果：《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国、苏联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中国应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
这两份报告递上去后，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央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毛泽东很快作出指示：一、允许在柬埔寨逗留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来华，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二、同意重开在华沙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而美国尼克松政府正在谋求从越南战争中脱身，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时从对抗苏联的大战略角度出发，也需要联合中国。因此，双方一拍即合，中美关系大门就这样打开了。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持续20多年的敌对关系由此解除。可惜，陈毅已在一个半月前病逝，没能亲眼看到这历史性的一幕。
1969年10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了决定：10月20日之前，在京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董必武、朱德去广东；陈云去江西；陈毅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石家庄……。当时徐向前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比陈毅强些，石家庄医疗条件也比开封好，就提出自己去开封，让陈毅去石家庄，后来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到了石家庄后，陈毅的政治待遇骤然降低，看不到重要的中央文件了。按照河北省革委会的安排，他每周只有三个半天去铁路大厂参加工厂活动，其余时间，和张茜一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面对国家仍旧政治动荡的局面，陈毅的心情很郁闷，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身体。1970年7月，陈毅经常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工厂医生给他开了几次止痛片，但是没什么效果。到了8月底，张茜就动员陈毅向中央报告回北京治疗。就在此时，上面却通知让陈毅立即去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陈毅万万也没料到，这一去又面临了一场莫须有的政治打击。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欲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由陈伯达在华北组出面宣讲“天才论”，称党内有人反对毛泽东是天才，是“陆定一式的人物”，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矛头直指张春桥。而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奉林彪旨意四处串联，煽风点火。众多的中央委员不明内情，加上对中央文革等人反感已久，便一齐加入了炮轰声讨之中。偏偏陈毅多年来参加中央会议都在华东组，几次挨批判面对的都是曾在华东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心灵上伤痕累累。这次会议不想再去华东组，就经周恩来批准改到了华北组，正赶上陈伯达带着不明就里的汪东兴来进行串联。一听要批判张春桥一类的人物，饱受文革迫害的陈毅精神来了。他发言表示：“以前我错了，这回我非要跟上不可。”当陈伯达作了讲话后，陈毅第一个表示支持，并作了发言，表示“毛主席是天才，经过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最后，陈毅的讲话被收进华北组第二期简报，但却被概括成了一句话：陈毅同志作了拥护陈伯达意见的发言。
面对这个汹汹来势，毛泽东发了雷霆震怒。他很快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将林彪集团的军师陈伯达抛了出来，并找林彪谈话，将全会转入批判陈伯达，分化了林彪集团。张春桥等人缓过劲来后，立即开始追查拥护陈伯达讲话的人。而在华北组第一个站起来支持陈伯达的陈毅，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康生这时说话了：庐山这场斗争，是“二月逆流与八月红流合流”。周恩来也表示：“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更厉害的还在后面。据徐景贤在回忆录中记载，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其中有一句话令全场为之惊愕。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结果，会后即在全党掀起了“批陈整风”运动，陈毅受到了重点追查。后来陈毅感叹道：“这次庐山会议上，我讲了对主席的敬佩，认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有天才这样一段话，就把我搞成‘二陈合流’，真是莫明其妙，冤枉也！”
九届二中全会快结束时，陈毅、徐向前等人曾向主持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提出，能否让他们回北京检查一下身体。黄永胜正没好气，在电话中一口回绝：“哪里来的，回哪里去！”结果陈毅又回了石家庄，仍是腹痛腹泻，身体也更加消瘦了。最后，张茜忍无可忍，催陈毅连夜给周恩来写了信，请求批准返京治病。周恩来接信后立即复函同意，让陈毅进了301医院。然而，陈毅住院后，医院某负责人专门对医生交代：陈毅主要是治疗高血压和一般查体。此外，又反复向医护人员“敲警钟”，他是“二月逆流”黑干将，你们思想上要划清界限，这是阶级立场问题！结果，在长达56天时间里，陈毅的病历上除了经治医生的病程记录和科、部主任的一般性查房记录外，没有一次各科会诊的记录。之后，医生奉命对张茜说：陈毅身体检查不出什么，可以出院。1970年12月22日，陈毅出院了。其留在医院病历上的白纸黑字注明：病人自己要求出院。
又拖了20多天，陈毅因急剧腹痛再次入院。医生诊断是阑尾炎亚急性发作，打报告向周恩来请示是否进行手术。周恩来当即批准，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卞志强陪张茜一起前往医院。结果当医生打开陈毅的腹腔后，发现陈毅的阑尾是好的。真正的病因是结肠癌，并已出现扩散转移。医院的人慌了，赶紧更改手术方案，尽力切除了能看见的肿瘤。事后医院负责人担心周恩来查问，写了一份不足百字的检查，承认重视不够，发生差错，送请军委办事组的邱会作过目。邱会作看过说：“陈老总手术发现癌是好事，你们有什么错误？！陈老总要长瘤子，你能让他不长吗？！”说完在检查上批示：“暂不要写报告，以后需要写时，再研究。” 此后直到陈毅逝世，医院负责人也没有向中央交出一个字的检查。
其实检查不检查不重要了，因为说什么也晚了。陈老总的病，是生生被耽误了！
手术后的陈毅不得不接受了放射治疗，病情曾一度好转。1971年“五一”节的夜晚，陈毅还穿着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见到了正兴致盎然的毛泽东，一时激动，快步走上前去，向毛泽东敬了个军礼：“主席，您好！”突然，陈毅意识到自己还是“右”的代表，这样直接问候主席是否还有资格，不禁脸现怯意，声音也低了下来。而毛泽东见向来和自己没有什么拘束的陈毅如此神情，不由百感交集，伸出手用力握住陈毅的手，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这是陈毅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直接交谈。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党全国掀起了对林彪的大批判。在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上，陈毅带着病痛出席，作了两次作长篇发言。他把红军创建初期林彪历史上的事情来了个全面揭发，并首次提出了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曾当过“逃兵”的秘闻。最后讲到激动处，陈毅鼻口蹿血，当场昏倒在台上。他又被送进了医院，从此再没有下过床。
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说了一段话：“你们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不知道此时毛泽东有没有回忆起，当年之所以二月出了“逆流”，是不是和他曾经说过的另一段话有关系。
可惜的是，尽管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在场，却没有人把毛的话转告给陈毅。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再次对周恩来、叶剑英提及此事：“‘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周恩来、叶剑英慎重地核对了谈话记录后，才来到了医院。然而，此时陈毅已失去知觉两天，毫无反应了。在场的张茜听到周、叶的传达后，悲愤地说：“为什么不早来？这时候已经听不见了，传达有什么用！”
1972年1月6日深夜23时55分，陈毅在北京日坛医院病逝，享年71岁。
陈毅逝世后，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规格较低，参加人数有限制，悼词连头带尾仅600字，简历还占去了一半篇幅。但是当时也已患病在身的毛泽东突然决定出席追悼会，周恩来立即令人通知了在京的所有老同志都来出席陈毅的追悼会。毛泽东来到现场，慰问了张茜等陈毅的亲属，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当时粟裕也在场，毛泽东与他握了手，并感伤地说：“井冈山的同志不多了。”
是的，不多了。可怎么会多呢？当年井冈山的四大股东，除毛泽东外，朱老总成了“大军阀”，彭德怀囚死于狱中，陈毅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五大亲信，何长工早早就弃之不用，谭震林是“二月逆流”的黑爪牙，邓子恢成了“小脚女人”一辈子不得翻身，张鼎丞在文革中被诬蔑为“包庇叛徒”，陈正人在文革中边写检查边工作还不让住院最后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无论是并肩的战友还是亲密的下属，都落得如此下场。孤家寡人，怨得了谁呢？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能出席陈毅的追悼会，在当时情况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的悲愤心情，推动了其后部分老干部的解放。陈老总在天之灵要是看到自己还能发挥这样一个最后的作用，也会欣慰一些吧。
陈毅逝世后，张茜也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她抓紧最后的时间，将陈毅生前写成的大量诗词整理出来，将元帅诗人一生的心血结晶留给了后人。1974年3月20日，张茜在北京病逝，终年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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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总的后半生
到了1956年9月，陈毅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正式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1958年2月，陈毅又接替周恩来成为了外交部部长，并继续兼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要说周恩来既当总理，又得兼管外交部工作，是太忙了。为了迎合毛泽东的作息时间，他也是习惯晚上办公，上午睡觉。而下面的人都是正常白天上班的，结果从早上起各部门就到周这里来排队，周中午一起来就要挨个批文件。他起床第一件事是上厕所，坐在马桶上就开始办公，一坐便是大半天。当时外交部的人就笑称，想见总理“要到厕所里去排队”。周恩来心细如发，事必恭亲，管的事太多，长此以往确实忙不过来。而到了1957年时，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会议回来，雄心万丈，对于世界革命也热心起来。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时一直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际已不合时宜。在多种因素促成下，外交部长面临换人。当时外交部副部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曾经的党的总书记，留过美又留过苏，是把搞外交的好手。然而毛泽东对张闻天一向有看法，根本不会同意由他来继任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明白这一点，他就提出了陈毅。对此毛泽东欣然应允，可见他是早就胸有成竹。
陈毅果然不负重望，在1958年炮击金门、1959年与赫鲁晓夫争吵时，都冲在前面，态度极为强硬，像一门“大炮”，获得了毛的赞扬。当中印边界发生纠纷时，陈毅与周恩来于1960年4月访问印度，和印度领导人及各界代表周旋，极力解释与缓和印方对中国的攻击。有的印度记者蛮横地指责中国“侵略”，陈毅则拍案而起，厉声斥责对方，显出了一名元帅的威风，一时令外界瞩目。关于中苏分歧，陈毅在1962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了一番话：“苏联的卫星重1000吨。但有着6亿人口的中国是太重了，作为一颗卫星，未免太重了一点。不是这样吗？——我们不希望拥有卫星国，但也决不做任何人的卫星国！”
1958年，中国军界平地刮起狂澜，从彭德怀提出要反对南京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到林彪向毛泽东秘密报告，终于促使毛泽东作出指示，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主持，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大会的气氛很紧张，批判对象从肖克扩大到李达、陈伯钧、宋时轮、叶剑英、粟裕、刘伯承等人。其中粟裕被扣上了“一贯反领导”的“个人主义”帽子，遭到以彭德怀为首者的猛烈批判。而几位老帅对粟裕的印象也不好，没说什么好话。陈毅作为与粟裕多年的搭档，必须要表态。他出语惊人，上来就放了一炮：“粟裕这个人，就一个字：‘阴’。”如此，粟裕真是辩无可辩了。后来毛泽东也下了结论，点明粟裕是军中“坏人”，要彻底批判。最后粟裕只能痛加检讨以求过关，否则真有可能被打倒的危险。陈毅这时则说了几句好话。在粟裕第九次检讨后说：“讲得很好。”并带头鼓掌表示通过。第二天又在大会上说：“昨天他（粟裕）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最后表示：“粟裕同志勇敢吃屎的态度很好。以前我对粟裕同志不肯吃屎的态度很不满意。现在他已经当着大家的面吃屎了，我表示欢迎。我现在对粟裕同志没有意见了。”会后，陈毅还积极投身中央布置的肃清粟裕影响的动作中。他直接就指向了粟裕指挥的曾备受赞誉的苏中七战七捷，称其是战术胜利，战略失败。因为它耽误了山东与华中两支野战军的联合，导致了苏北根据地的丧失。陈毅指示有关部门把七战七捷批倒，从此这个名字也一度消失，改以苏中战役代称。
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另外被批判得很厉害的是刘伯承与肖克。陈毅对他们的态度与对粟裕有所不同。当刘伯承准备当众检讨时，陈毅跑到北京医院看望刘伯承，对刘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而肖克眼看就要被打成“反党”时，陈毅却谈起了肖克素来和士兵的关系不错，离开5师时，官兵都哭哭啼啼、依依不舍。由此可见，陈毅也是分对象区别对待。在上边已经定了调子的情况下，他和粟裕是老搭档，如果不有所表示，甚至话不说得厉害点，那就有搞山头的嫌疑，而这在军队中是大忌。所以，陈毅对刘伯承和肖克可以缓颊，而对粟裕就不能。粟裕后来曾说过“陈老总关键的时候还是陈军长”，也是意有所指的。不过，要说陈毅完全不想批粟裕，也不见得。当初在“黄花塘事件”时，粟裕也和大家一样表态批陈毅，也是躲着陈毅走，这令曾经赋诗赞誉过粟裕的陈毅该是何等痛心！总之，陈毅在58年严厉批判粟裕，既是完成上边布置的政治任务，也是发泄了自己郁积在心中多年的怨气。这既有基本史实支撑，也符合人性的特点。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上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领导们都过去了，只有陈毅受命留守北京。在开会期间，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来找陈毅聊天，中间开了一句玩笑，说你可以乘机大权独揽，发动政变了。陈毅听后很是吃惊，当时中苏关系已变得非常微妙，尤金说这话啥意思？他立即报告了在庐山的毛泽东。此时庐山上的斗争更加激烈，毛泽东已决意对执言上书的彭德怀发动反击。陈毅的报告让他更加警觉，加上此前苏联政府已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制造原子弹的设备，再联想到彭德怀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情况，遂认为彭德怀写这封信可能有“国际背景”。于是，毛泽东接连召开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穷追猛打，揭发批判其所谓的“里通外国”。陈毅及时将不正常的情况反映给领袖，显示了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敏感。然而，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有没有敏感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沾到谁就有可能被挂上。几年后贺龙随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不幸听到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一句“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的醉话。虽然贺龙当场驳斥了马利诺夫斯基，并报告了周恩来，周立即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抗议，直至勃列日涅夫赔礼道歉。二人的及时处置在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但很快毛就在不同场合连续提出了防止“政变”“兵变”的问题。而贺龙本人，最后在文革中还是被扣上了“大土匪”“搞兵变”的罪名而被打倒。联想到当初，这其中有何关联？而陈毅的遭遇也没好多少，他在“九一三”事件后的“老同志座谈会”上再次提及此事，谈及有人（当时陈毅认为是“林彪之流”）借此事恶毒攻击他，说他与尤金勾结搞政变，又说他反毛主席，搞宫廷政变，而且搞得很凶，“好像不去出席庐山会议，就是为的留在北京搞政变”。真是谁沾上谁倒霉，也不论你当时是多么警觉和忠心。
庐山会议后，彭黄张周成了反党集团，军队和地方上倒了一大批人。而58年遭到彭德怀批判的将领这时又被提了出来。刘少奇就对粟裕说，你可以“提一提”。毛泽东也派杨尚昆去找刘伯承，让他“说一说”。然而刘、粟二人却只是照本宣科地说了几句，结果连台面也没上去。不主动落井下石，是刘伯承和粟裕在个人品质上的闪光点之一。
陈毅虽然将主要精力转到了外交工作上，但对军队的事情仍然很关心。在国内三年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有人提出核武器研制可暂时下马。陈毅则坚决反对，声称：“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为了先把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搞清楚，陈毅受中央委托，去找了老部下张爱萍，当场点将。张爱萍是党内军内一贯有名的“刺头”人物，邓小平都称其是军队中“惹不起”的人之一。他是有意见就说，对于自己不熟悉的工作都有可能拒绝。陈毅亲自上门去点将，也是要用自己老上级的身份去促成张爱萍出山。张爱萍一看老总来了，有想法也不好多提，便卖力气去干了。这一干，还干上了瘾，成为了主持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的元老。
对于国内的知识分子来说，陈老总更是一个贴心人。陈毅天生是文人气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知识分子向来礼贤下士。在主持新四军时，陈毅就不避嫌疑地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从军，新四军的整体文化水平在当时相当高。后来到了新四军部队北上山东时，山东的老百姓还都觉得奇怪，这支队伍都是长头发，好多人是小分头，被装也是花里胡哨的，像是一帮学生兵呀？在对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改造上，陈毅主张应将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区别开来，充分发挥其力量，边工作边学习和改造。然而到了1957年，一场反右运动从天而降，广大知识分子全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在“大跃进”的狂热中，陈毅起初也很兴奋，指示外交部在院子里起小高炉炼铁。当后来发现费大力气耽误工作炼出了一堆废铁疙瘩时，陈毅就有些怀疑了。而经过了极度的经济困难后，陈毅认识到了不顾客观规律，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造成的恶果。他开始大声疾呼，甚至说出了犯忌的话：“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自从红军时期后，能公开说出这样涉及毛泽东的话来，对于陈毅还是首次。
在1962年3月于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在报告中作出论断：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陈毅听到知识在几年来遭到“左”的迫害的苦楚后，更是语出惊人：“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完，陈毅就站起来，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鞠了一躬。一时，台下掌声雷动，不少知识分子感动得落下了眼泪。然而，仅仅过了几年，又掀起了一场对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大批判，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再次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戴上了“臭老九”的帽子。一直到70年代末的国家拨乱反正，他们才熬出了头。
在周恩来主持外交部期间，外事接待活动中的排场较大，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要上茅台，外国朋友临走要送礼物。周恩来为人好客，觉得中国是大国，对外国朋友不能寒酸了。相应地，外交工作上也就形成了些习惯做法，如内外有别，周密准备，打扫卫生，隆重欢迎，盛宴招待，厚礼馈赠，列队相送等。外宾所到之处，各地早早就得准备，战战兢兢，生怕接待不周挨了批评。
有一次，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来访，恰巧北京来了一次寒流，乌兰诺娃受了点风感冒了，周恩来非常生气，把接待人员叫来一顿好训：“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们当成了路边草！”当即以邓大姐的名义，送了一件貂皮大衣给乌兰诺娃，弄得对方还很意外。
还有一次，缅甸文工团访华，周恩来指示要以厚礼相送，结果临走时每人送毛皮上衣一件。缅甸是终年湿热的亚热带丛林气候，这些人拿了毛皮衣服回去，一辈子可能也用不上。
诸如此类的请客送礼造成了相当大的铺张浪费，外交部很多人员也看不惯。副部长张闻天觉得国家还穷，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搞了一个礼宾改革方案准备呈报。当时正值周恩来主持反冒进时期，厉行节约，大砍基建。外交部有胆大的，就写了一个反对铺张浪费的材料送新华社当了内参。张闻天知道后觉得事情不妙，当时周正在外出访问亚欧11国，国内整出一内参来，不明摆着针对总理吗！张想去撤回来，就去找总书记邓小平。小平同志向来领袖气质，举重若轻，手一挥：反映点情况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张闻天一时也没辙，这礼宾改革方案还得等总理批呢，却先挖了人家墙脚。
不久，周恩来回国，在国际俱乐部的一次酒会上发了脾气：“以后要是请客没钱，没有茅台，用我的工资！”旁边的贺龙和乔冠华一看不好，赶紧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这才圆了场。张闻天这次没到会，听到消息后只能徒然长叹。果然，礼宾改革方案就此无声无息了。
到了陈毅继任外交部长，第一件事就是要大家提意见。张闻天等人就提出了外事接待方面浪费多的问题。然而陈毅知道，这个事情上不只是周恩来的意思，毛泽东也主张对外国朋友要大方。因而，他倾听了张闻天等人的意见，相对降低了一点招待标准，但改进动作也不是很大。后来张闻天他们又拿出一个削减驻外干部津贴费的方案，并将其发给各驻外使馆征求意见。要知道，建国初派到国外当大使的人，多是根红苗正的军人，有不少还是将军，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才信得过，不受资本主义的腐蚀。这些人多带过兵打过仗，哪有那么好说话的。反馈回来的意见当然多表示支持，但有的语气就阴阳怪气的，还有些明显是反话。陈毅一看不对，就将此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很快指示：对外不要过于寒酸，津贴还可以增加一些。结果，驻外干部的津贴不但没减，反而增加了。
就陈毅本人来说，在生活和工作中是很俭朴的。当出国访问时，他都和大家吃住在一起，嘻嘻哈哈，没有架子。陈毅还极其反对建楼堂馆所，他有一句名言：“只要我活着，外交部就不能盖大楼！”于是，在很多年里，外交部工作人员都挤在小楼里办公。陈毅爱吃肉，但因为身体胖，血压高，夫人张茜就禁止他吃。这下可苦了陈毅，常常馋得找不着北。他家里的厨师施师傅看到了，认为既然陈老总想吃，那就是身体需要。他想了几天，终于想到了帮首长的办法。于是就和陈毅商量好，每当陈毅下班后座驾开进大门时，他就立即捅火炒菜，并迅速切好一个白肉、香肠之类的冷盘。陈毅大踏步进家后就直奔厨房，拿起盘子直接用手风卷残云大快朵颐。而张茜往往下楼要晚几分钟，等她下来，陈毅已享用完了，施师傅也藏起了盘子，陈毅则心满意足地坏笑着去和夫人打招呼。这个秘密，他们保持了几年，一直到文革初期的天下大乱时才被迫中断。
经过七千人大会后的国民经济调整，到1965年时市场供应已经基本恢复，人民生活终于度过了难关。然而，中国很快又陷入了一场天下大乱的政治狂澜之中。从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打倒彭、罗、陆、杨，再到中共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步步深入。就在这时，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扩大会议，主题很奇怪：批判朱德。除毛泽东外，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陈毅、薄一波、乌兰夫、张鼎丞等领导人悉数参会。会上的批判调子很高，什么“有野心”“想当领袖”“分裂的隐患”“定时炸弹”等，一堆帽子砸得朱老总晕头转向。
陈毅的发言火力相当猛烈，对这位当年一起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毫不客气：“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可怜的朱老总只能无力地解释说：“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保持下去。”
说来也怪，朱德早早就卸去了实际权力，是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代表人物而成为党内高层领导象征的。然而在建国后的多次党内斗争中，却总要梢上朱德。如54年高饶事件后，没有多少瓜葛的朱德却做了检讨；59年庐山会议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黄克诚，会上朱德先挨了林彪一顿猛烈批判，被斥为“没做过一天总司令”；62年七千人大会上，做了不少调查研究的朱德发了言，会后却被指责为“不合时宜”等。再加上这次准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央又是先把朱德批判了一通，这到底是风从何来呢？
对此，周恩来在批判发言说得比较明确了：“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难怪。朱德虽然已没有了权力，但德高望重，是杆大旗，有很大的影响力，关键时刻有人不放心呢。所以才要留心限制，经常敲打，打掉威风，防患于未然。朱德为人宽厚，多年隐忍，一忍再忍。到了文革中，朱德又被打成“大军阀”“黑司令”，家里一院子的批判大字报和大标语。到了这个时候，朱老总才忍不住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些人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局，做出这样的容忍和个人的牺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都会清楚的。”
文革初期，陈毅因为支持派工作组而惹了麻烦，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就起来造反，要打倒他。陈毅个人受到了冲击，外交部也受到了冲击。外事口一向是周恩来的权力范围，他不得不下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保护陈毅，并多次同造反学生见面，做工作，强调中央不同意打倒陈毅。然而陈毅却仍坚持应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文革运动，为派工作组辩解，结果越来越被动。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就专门请秘书转告：“陈总不要再多讲话了！”“陈总不能倒，陈总一倒，外事口就会像快刀割韭菜，一倒一茬。”在当时的情况下，地位高如刘少奇、邓小平都轰然倒地，各级党组织也都受到了冲击，一个小小的副总理陈毅更算不了什么，要倒就是一句话的事。而当时毛泽东却不同意说这句话，因而周恩来才有底气保陈毅。后来中央文革的江青也出面保陈毅，说陈是支持毛主席的。这样，陈毅在做了一番深刻检讨后终于过关，成了第一个被解放出来的副总理与部长。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穿着军装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见到陈毅后还握着他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给毛泽东敬了军礼，回答道：“请主席放心，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几年后，陈毅因癌症住进了301医院后，还曾经和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谈起过当时的处境：“1966年8、9月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据陈丕显后来回忆：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陈毅在家中宴请了曾共同在华东战斗过多年的陈丕显、江渭清、叶飞、李葆华、谭启龙等老战友。席间，陈毅端起酒杯站起来，沉重地说：“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施坦。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施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真是何其悲壮！不过，有点令人意外的是，仅凭着对毛泽东的谄媚，陈毅就那么恨林彪吗？已断定其将来必成“叛徒”？要知道，当时中央闹得最欢的是中央文革小组那帮人，可不是林彪。
1967年初，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文革进入了所谓“全面夺权”阶段。搞起来后，不但地方的权被夺了，不少中央机关的权也被夺了。像外事口，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去引导夺权。陈毅也打电话过去，让自己人先把权夺了，至少别让外人给夺了。形势发展下去，连军队夺权也成了时髦，而毛泽东竟然一度默许。这下子可热闹了，一时间军队各大院校中造反派别林立，各大群众组织五花八门，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冲击上级军事领导机关，甚至进京围攻国防部大楼。军队各级的许多领导人被揪斗、游街、罚跪，被当众揪掉领章帽徽。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不明不白地淹死在一口水井里，死后竟被造反派鞭尸。就连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被追得东躲西藏。邱会作更是被关在地下室里，连打带饿，弄了个半死，幸得林彪伸手救援。
各方告急纷纷涌来，军队元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坐不住了，纷纷质疑这种搞法。在京西宾馆的军委常委碰头会上，老帅们和中央文革一行人吵成一团。叶剑英和徐向前都拍了桌子，情急之下叶剑英竟拍断了右手掌骨。连林彪也觉得有些惹火烧身，把江青召来训斥了一顿，甚至掀翻了桌子。毛泽东不得不发话，同意了稳定军队的《八条命令》，禁止再冲击军队。同时，毛又以中央文革擅自点名打倒中央四把手陶铸为由将其批评了一顿，算是给军方将领们一个面子。不料，双方都在火头上，不肯善罢甘休。1967年2月，周恩来先后两次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参加者为军队老帅、各位副总理及中央文革一干人马。原定议题本为研究“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始后，老帅和副总理们就将一肚子火发向中央文革。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等人先后发言，痛斥中央文革搞乱党和国家的做法。当陈毅站起来说话后，会议形势就控制不住了。
陈毅说道：“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陈毅是忍无可忍，将当年延安整风的事翻了出来，借古喻今。
这一下子不得了。会议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人就拿着材料来找江青汇报。江青看到竟有这样出格的发言，马上命三人连夜向毛泽东告状。当毛看到陈毅胆大包天，发言敢直指确立自己领袖地位的延安整风，那种恼火是可以想像的。他很快找来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代表林彪的叶群开会，发了雷霆震怒：“我听说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听着，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我！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他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毛又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把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去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你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我也下台，你们请王明再回来当主席嘛！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最后，毛愤然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会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个人，连续批了七次，将他们批得焦头烂额，不得不俯首听命。自此，原有的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散了摊，形同取消。而中央文革地位大升，在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一切党政军大事统统要由中央文革讨论决定。而这次在怀仁堂与中央文革的争吵也被称为“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陈毅成了黑干将，处在被半打倒状态。
外交部在其后的运动中受到了猛烈冲击，外事工作纪律完全被搞乱，甚至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的荒唐事件。一时间，中国同已建交的亚、非、欧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而陈毅更是被迫公开出席群众组织的“批判会”，遭到狂热人群的声讨，到处是一片“打倒陈毅”的口号声。严重的时候，陈毅竟然被人当众扇了耳光，面临被武斗的危险。周恩来不得不出面，陪着陈毅挨批。当造反派气势汹汹冲上来要揪斗陈毅时，周恩来挺身挡在前面，厉声喝道：“谁要揪斗陈毅，先从我的身上踏过去！”对此，毛泽东表示：“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就让他们喊，没有什么了不起。人家要打倒，就打倒一下嘛！”“我对陈毅也没办法，就是要红卫兵给他点压力……将来保陈毅也要靠红卫兵。”总的来看，毛是想让群众批判一下陈毅，但又不是真的将他打倒，要“烧而不焦”。周恩来是明白毛的用心的，因而才能力保陈毅。而另一位与他关系很好的副总理贺龙，周就保不了了。从另一个角度说，从建国起中国的外交工作就是周恩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手主抓的，保了陈毅，实际上也是保了自己。关于这一点，当时毛泽东就说得很直白：“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把陈毅打倒了，你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后，毛泽东觉得搞过了，弄得中国在国际上很被动，于是下了指示批评这是极“左”行为，抓了一批造反派，冲击外交部的风潮才得以收敛。当时有人贴了大字报批判“打倒陈毅”的口号，为陈毅鸣冤。然而周恩来发现大字报上有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嫌疑，他知道这是毛泽东绝对不允许的，于是立即批判了为陈毅鸣冤的大字报，指责其为“翻案风有各种形式，极‘左’也可以为‘二月逆流’翻案。因为‘左’是同右合作的，是保护右的。”
果然，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二月逆流”再次遭到了猛烈批判。而陈毅作为“二月逆流”的代表，更是首当其冲，在华东组里遭到众人围攻批判。周恩来当时就点名批评了几位老帅：“中央文革曾保过聂（荣臻），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 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毛泽东也点了陈毅的名字，话说得很不客气：“对这些老同志（指参加‘二月逆流’的人），还是让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
在那个年代，什么叫“右”呀？那就是反革命！也难怪当时连不少中央工作人员都感到，主席怎么能这么对待陈老总呢？太伤人了！谁能相信这还是井冈山出来的老战友！也确实，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已把刘少奇开除出党，并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的目标已被彻底打倒，毛泽东有理由得意洋洋。说一句陈毅“右”，又算得了什么呢。
到了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陈毅又受到了严厉批判，从井冈山一直到“二月逆流”，被算了历史总账。一些和陈毅很熟识的老干部也不得不积极表态，指责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看这趋势，陈毅就要被打倒了。然而，毛泽东却另有想法了。在九大上，林彪集团得到了巨大成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人都进了政治局，中央高层的力量天平已有失衡之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要限制一下他们的力量，不能再过分打击其他老帅了。于是毛又下了指示，对陈毅的批判要“适可而止”。并命人分头做了工作，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都被选为了中央委员，叶剑英更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很明显，这是为了制衡林彪一伙。不过，陈毅的外交部长是干不下去了。他被宣布为“因病休养”，由姬鹏飞代理了外交部长一职。
1969年3月的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后，中苏边境形势极度紧张，双方在几千里边境线上陈兵百万，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毛泽东指示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分别到北京四家工厂“蹲点”，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毅负责，提出书面看法。陈毅等人把这个任务当成了一项大事，每月讨论两、三次，并积极查阅关材料进行思考分析。在经过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后，四人拿出了两份研究成果：《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国、苏联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中国应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
这两份报告递上去后，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央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毛泽东很快作出指示：一、允许在柬埔寨逗留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来华，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二、同意重开在华沙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而美国尼克松政府正在谋求从越南战争中脱身，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时从对抗苏联的大战略角度出发，也需要联合中国。因此，双方一拍即合，中美关系大门就这样打开了。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持续20多年的敌对关系由此解除。可惜，陈毅已在一个半月前病逝，没能亲眼看到这历史性的一幕。
1969年10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了决定：10月20日之前，在京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董必武、朱德去广东；陈云去江西；陈毅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石家庄……。当时徐向前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比陈毅强些，石家庄医疗条件也比开封好，就提出自己去开封，让陈毅去石家庄，后来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到了石家庄后，陈毅的政治待遇骤然降低，看不到重要的中央文件了。按照河北省革委会的安排，他每周只有三个半天去铁路大厂参加工厂活动，其余时间，和张茜一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面对国家仍旧政治动荡的局面，陈毅的心情很郁闷，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身体。1970年7月，陈毅经常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工厂医生给他开了几次止痛片，但是没什么效果。到了8月底，张茜就动员陈毅向中央报告回北京治疗。就在此时，上面却通知让陈毅立即去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陈毅万万也没料到，这一去又面临了一场莫须有的政治打击。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欲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由陈伯达在华北组出面宣讲“天才论”，称党内有人反对毛泽东是天才，是“陆定一式的人物”，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矛头直指张春桥。而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奉林彪旨意四处串联，煽风点火。众多的中央委员不明内情，加上对中央文革等人反感已久，便一齐加入了炮轰声讨之中。偏偏陈毅多年来参加中央会议都在华东组，几次挨批判面对的都是曾在华东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心灵上伤痕累累。这次会议不想再去华东组，就经周恩来批准改到了华北组，正赶上陈伯达带着不明就里的汪东兴来进行串联。一听要批判张春桥一类的人物，饱受文革迫害的陈毅精神来了。他发言表示：“以前我错了，这回我非要跟上不可。”当陈伯达作了讲话后，陈毅第一个表示支持，并作了发言，表示“毛主席是天才，经过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最后，陈毅的讲话被收进华北组第二期简报，但却被概括成了一句话：陈毅同志作了拥护陈伯达意见的发言。
面对这个汹汹来势，毛泽东发了雷霆震怒。他很快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将林彪集团的军师陈伯达抛了出来，并找林彪谈话，将全会转入批判陈伯达，分化了林彪集团。张春桥等人缓过劲来后，立即开始追查拥护陈伯达讲话的人。而在华北组第一个站起来支持陈伯达的陈毅，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康生这时说话了：庐山这场斗争，是“二月逆流与八月红流合流”。周恩来也表示：“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更厉害的还在后面。据徐景贤在回忆录中记载，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其中有一句话令全场为之惊愕。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结果，会后即在全党掀起了“批陈整风”运动，陈毅受到了重点追查。后来陈毅感叹道：“这次庐山会议上，我讲了对主席的敬佩，认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有天才这样一段话，就把我搞成‘二陈合流’，真是莫明其妙，冤枉也！”
九届二中全会快结束时，陈毅、徐向前等人曾向主持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提出，能否让他们回北京检查一下身体。黄永胜正没好气，在电话中一口回绝：“哪里来的，回哪里去！”结果陈毅又回了石家庄，仍是腹痛腹泻，身体也更加消瘦了。最后，张茜忍无可忍，催陈毅连夜给周恩来写了信，请求批准返京治病。周恩来接信后立即复函同意，让陈毅进了301医院。然而，陈毅住院后，医院某负责人专门对医生交代：陈毅主要是治疗高血压和一般查体。此外，又反复向医护人员“敲警钟”，他是“二月逆流”黑干将，你们思想上要划清界限，这是阶级立场问题！结果，在长达56天时间里，陈毅的病历上除了经治医生的病程记录和科、部主任的一般性查房记录外，没有一次各科会诊的记录。之后，医生奉命对张茜说：陈毅身体检查不出什么，可以出院。1970年12月22日，陈毅出院了。其留在医院病历上的白纸黑字注明：病人自己要求出院。
又拖了20多天，陈毅因急剧腹痛再次入院。医生诊断是阑尾炎亚急性发作，打报告向周恩来请示是否进行手术。周恩来当即批准，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卞志强陪张茜一起前往医院。结果当医生打开陈毅的腹腔后，发现陈毅的阑尾是好的。真正的病因是结肠癌，并已出现扩散转移。医院的人慌了，赶紧更改手术方案，尽力切除了能看见的肿瘤。事后医院负责人担心周恩来查问，写了一份不足百字的检查，承认重视不够，发生差错，送请军委办事组的邱会作过目。邱会作看过说：“陈老总手术发现癌是好事，你们有什么错误？！陈老总要长瘤子，你能让他不长吗？！”说完在检查上批示：“暂不要写报告，以后需要写时，再研究。” 此后直到陈毅逝世，医院负责人也没有向中央交出一个字的检查。
其实检查不检查不重要了，因为说什么也晚了。陈老总的病，是生生被耽误了！
手术后的陈毅不得不接受了放射治疗，病情曾一度好转。1971年“五一”节的夜晚，陈毅还穿着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见到了正兴致盎然的毛泽东，一时激动，快步走上前去，向毛泽东敬了个军礼：“主席，您好！”突然，陈毅意识到自己还是“右”的代表，这样直接问候主席是否还有资格，不禁脸现怯意，声音也低了下来。而毛泽东见向来和自己没有什么拘束的陈毅如此神情，不由百感交集，伸出手用力握住陈毅的手，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这是陈毅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直接交谈。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党全国掀起了对林彪的大批判。在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上，陈毅带着病痛出席，作了两次作长篇发言。他把红军创建初期林彪历史上的事情来了个全面揭发，并首次提出了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曾当过“逃兵”的秘闻。最后讲到激动处，陈毅鼻口蹿血，当场昏倒在台上。他又被送进了医院，从此再没有下过床。
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说了一段话：“你们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不知道此时毛泽东有没有回忆起，当年之所以二月出了“逆流”，是不是和他曾经说过的另一段话有关系。
可惜的是，尽管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在场，却没有人把毛的话转告给陈毅。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再次对周恩来、叶剑英提及此事：“‘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周恩来、叶剑英慎重地核对了谈话记录后，才来到了医院。然而，此时陈毅已失去知觉两天，毫无反应了。在场的张茜听到周、叶的传达后，悲愤地说：“为什么不早来？这时候已经听不见了，传达有什么用！”
1972年1月6日深夜23时55分，陈毅在北京日坛医院病逝，享年71岁。
陈毅逝世后，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规格较低，参加人数有限制，悼词连头带尾仅600字，简历还占去了一半篇幅。但是当时也已患病在身的毛泽东突然决定出席追悼会，周恩来立即令人通知了在京的所有老同志都来出席陈毅的追悼会。毛泽东来到现场，慰问了张茜等陈毅的亲属，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当时粟裕也在场，毛泽东与他握了手，并感伤地说：“井冈山的同志不多了。”
是的，不多了。可怎么会多呢？当年井冈山的四大股东，除毛泽东外，朱老总成了“大军阀”，彭德怀囚死于狱中，陈毅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五大亲信，何长工早早就弃之不用，谭震林是“二月逆流”的黑爪牙，邓子恢成了“小脚女人”一辈子不得翻身，张鼎丞在文革中被诬蔑为“包庇叛徒”，陈正人在文革中边写检查边工作还不让住院最后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无论是并肩的战友还是亲密的下属，都落得如此下场。孤家寡人，怨得了谁呢？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能出席陈毅的追悼会，在当时情况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的悲愤心情，推动了其后部分老干部的解放。陈老总在天之灵要是看到自己还能发挥这样一个最后的作用，也会欣慰一些吧。
陈毅逝世后，张茜也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她抓紧最后的时间，将陈毅生前写成的大量诗词整理出来，将元帅诗人一生的心血结晶留给了后人。1974年3月20日，张茜在北京病逝，终年52岁。
哎，陈老总。
这个标题是“陈老总的前半生”，后半生另起一篇为好。
毛是诗人，一生浪漫情怀。陈也是诗人，也是浪漫情怀。
陈对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敢于直言，但有二人例外，就是毛和周。
特意去看了陈老总的《手莫伸》，原来耳熟能详的“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成由谦逊败由奢”从这里来。
沈听雪的党史文章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