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生卧底，后半生囚徒

看完这篇文章有点心酸，转上来给大家看看，有些东西想想再说。
      
      眼前这个中年人名字不便透露，除此之外，在这间光线有点暗淡、挤满三代人的60平米房子里，很难看出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49岁，寻常无比，消瘦，脸色不太健康，嘴唇发白，因为常年抽烟，牙齿很黄。但他用的是化名，这显示他有一段绝对不能轻易透露的过去。他给自己挑的化名是宋名扬，此后的采访中他也不时表现出对自己名声的在意。他身上穿的是登喜路，背的是D&G挎包，但都是20年前的款式，这又说明他有过一段辉煌年月，不过总体来说，他不抢眼，尽管打着摩斯的头发梳得油亮。

另一次，我在一间尘土飞扬的马路旁边的小饭馆里跟他吃着家常菜，没喝酒，一个身材魁梧、面相很凶，留着极短的半寸的男人赶来见他，说起话来手指头把桌子敲得“梆梆响”，但除此之外，跟宋名扬说话时，他毕恭毕敬。看到宋名扬的烟盒空了，他立马起身去拿烟。宋名扬每拿出一根烟，他都很及时地点上。这一切，把宋名扬过去的日子都复活了。

20年前，刑警宋名扬是北京某个片区无人不晓的角色。他的摩托车停在马路边，不拔车钥匙，没人敢动。20年后，他刚结束了一年刑期，每周去一次戒毒所。他一见面先开口说：“你就叫我宋哥吧，过去我都让叫宋警官，可现在我都这样了，给‘警官’抹黑了。”

“现在个别警察，我还真瞧不上。”但他同时也说：“不能有损国家和警察”。采访过程中，这句话不时被提到。说这些话的时候，宋名扬靠在沙发上，时常会说些无伤大雅的脏话，烟一直没断过。讲到以前破案惊险的时候，他会坐起身来，眉飞色舞。说到第一次被戴上手铐的时候，他语气平淡。


1986年，我当警察第三个年头，立了第一个三等功。当时跟我同样警龄的没有立功的。队里派代表去北戴河疗养，都是我。

那是六七月份，一个小女孩大概就十来岁，被强奸了。大夏天，我每天就骑着自行车载着她在案发地附近转悠。我的同学同事见了我都问：“你骑个自行车带个小女孩瞎转悠啥呢？”第40天的时候，赶上附近一个公园消夏晚会。她说：“叔叔，就是他！”我当时太兴奋了，时隔二十多年都没法形容，又兴奋又紧张。

第一次拿到奖章，特别高兴，跟家里说，还戴着奖章照相。但此后就再没跟家里说过，怕他们看到奖章担心，怕他们瞎猜是冒了多大危险才得的。我爱人还是吓出精神病来了。有段时间，她一听刮风就害怕。我一回家，她抱着我就哭。儿子也是，不想跟他多交流，怕建立感情，万一哪天我光荣了他受不了。

1996年有一个涉枪案，线人跟我反映发现了手枪和手雷。局长让我争取更多线索，我就做了卧底。那是唯一的一次，之前从没接触过干卧底的，只听说过。

一个线人带我去了毒窝，在一个五层家属楼里。专门有人管开门。头一两回我也没抽，但装成抽完了去的，也不太敢说话，就听他们聊，偶尔插一句——当大哥的不能话太多，得摆出那个劲儿。那时候我喷摩斯，戴墨镜，穿都是好几千的名牌，得有大哥的样儿。

一次，一个小子抽多了连说带笑地问：“你丫不会是马爷（警察卧底）吧？”我当时也想到了，因为我一直没当面抽过。我就说：“来，哥们儿拿一包尝尝。我的弄没了。”我之前练过，当警察的什么都得会，卷好烟枪跟着抽，估计样子很像。但抽完以后我就恶心，直接喷着吐了。

完事儿后我跟他们说：“你们真没劲，我抽完就这德行，吐哪都是。”抽完了，我就学着流氓自虐，把烟头贴小腿上了，烫了个一毛钱钢镚儿那么大的疤，大概得六七根烟才能烫这么大。我看他们吃水果，有水果刀，就拿着刀子扒拉腿上的烟灰。后来又拿着刀子在腿上剌，一点一点的，肉都往外翻，伤口有半厘米深，四五厘米长，剌了个十字。那帮人就再没怀疑过。

要是弄不到枪，那就等于我白干。一个线人说他们从南方弄来二十来把枪，我就想着不管怎么，先弄把枪回来。

那天我车停在楼下，先抽了两口毒品，把车窗摇下来，好让他们观察我。我看没人来，就躺下眯瞪了，来了个小子，一眼看着我腰上挎的枪了，他也把枪拿出来了，说：“大哥你什么意思？”当时我躺着动都没动，说：“你什么意思，见着大哥了，就拿这个对着大哥？”他震了一会儿，发现四周没人，就把枪给我了，还有一个上香的筒，里面20发子弹，都给我了。我就这么上缴了枪和子弹。

刚开始抽毒品，精神高度紧张，受不了了，头几天老不睡觉，抽完了就迷瞪。自从我1996年抽上毒品，就再没立过大功，1996年立了最后一个三等功。之前从1986年到1996年10年间，我立了六七个三等功。集体功就不算了，太多了，别的乱七八糟的荣誉也太多了。

自从抽上毒之后，就萎靡了，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混日子。到2001年，北京公安局搞改革，重新组合。因为我以前太狂，加上吸毒，没人愿意要我。全北京每个局必须有个最后一名，硬性的，我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我特别失落，每天还得学习。当年在公安局那么风光的人物，一夜之间就成这了，能不失落吗？

不当刑警了，干预审了，我一直不习惯。跟我一起的都是新来的大学生、徒弟什么的。那阵子局里又弄来一批电脑，我一看电脑就更来气了，这我不会，等于没什么可干了。我老睡不着觉，到医院去看过，大夫说是抑郁症，老想过去的事。后来我一商量，说不行就退了吧。其间我一直在戒毒，住院戒完再抽，抽完就哭，精神实在扛不住了，就有了自杀的念头。家里时不时就收到监狱的信，都是以前的哥们儿写的，让我给寄钱，几千几千的。

1999年以前，我毒瘾大，有空就抽，两三个小时一次。那时候抽也不花钱，反正不缺。但1999年以后就不太抽了。当时是吃一种药，吃完了这个再吸毒就难受，没有快感。每天出门我妈都看着我把药吃了，跟傻子似的。我妈一看药进肚了，才让我上班。这个药吃了两年后开始胃出血，那药还特毁肝。现在我的肝已经不行了。

再以后我就去戒毒所，礼拜五下班了去，住两天，礼拜一再去上班。戒毒所我都是偷着去。混到2005年，来回戒了100多次。为了和之前的圈子隔绝，我还专门回老家戒，但一回来，一看着就又不行了。这跟毅力无关，不拿人就不叫毒品。

现在我已经有一年多没碰毒品了，要是再因为这给我逮进去，我真没话可说。我现在心理基本能控制住。医院医生说：“到今天这一步真不容易，等于过了一道鬼门关。”就算为了面子，我也不能再抽，大不了我躲，因为实在惹不起毒品这东西。有一天，一个以前认识的流氓见了我，说了句“宋哥，注意点身体”。我当时就火了，说：“妈的你等着。”我办完事回来，他还在那等着。他说大哥我没别的意思，就这么长时间不见，突然找不出话来问候一下。他是触到我这根神经了。

2010年9月中旬一天，晚上10点多，以前的线人郭方给我打电话：“大哥我今天都快死了，大哥帮我弄300块钱的。”我知道想抽抽不上的滋味，那天家里没有，是现去给他找的。我自己买了1800块钱的。大概过了俩小时，我到公园见了他。他开着车，后面坐了俩警察，刚走没几步，过来两个人把我拽住了。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郭方还是个小混混，在我们这片儿什么都卖，摊煎饼、洗相片、杂志报刊、彩票，有我当旗号，人家都给他面子。我这么照顾他，一方面我俩是最早的朋友和同学，另一方面，他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线人。一次他给我提供线索，受害人来报案，还没介绍完案情，我一拍桌子半开玩笑半吹牛地说：“这案子破了！”到现在他们也不一定知道我是怎么破的案子。

进去审的时候，这帮警察也不正经审我，俩人斜着躺着，抽着中华，净问我“当年白宝山那案子你怎么破的”之类，让我给他们讲故事。

他们跟我商量：“你帮我弄（钓）俩人？”我说想都别想。以前都是我用的线人，跟我出生入死，这回我出事了，用他们换我？我还是人吗？

我当警察时，破的都是大案，盗窃、抢劫、杀人，但涉毒的人我一般不抓。按法律都该判刑，但我清楚这帮人都很可怜，今天你没有，我有，明天他又有，互相匀一匀，维持着抽。但毒品很贵，跟人家要不能不给钱，一涉及钱，就是贩毒，就得逮起来。对那些只贩不抽的，我不放过。遇着这种可怜的涉毒的，我把他放了，给他做做工作，让他争取立功赎罪，给我做线人。他们就觉得：宋哥真仗义。

我要觉得这人可以，就跟他培养感情。一天两天发展一个好线人不可能，跟他们一起吃喝，有困难帮他解决，一点点建立信任，等有一天帮我破了大案了，我就给他建立专门的公安局线人档案。

那天我穿着以前的警大衣，他们拿手铐背着铐我，真寒碜，当时看地上有颗钉子，手指头那么长，还有我衣服上的拉链，我一赌气就吞了。吃完就肚子疼，真疼。我心脏不好，兜里有救心丸，还有十几片安定。我都吃了，真不想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送医院了。

监狱里一个通道里十个房间，好几百人，我这半辈子抓人比这都多。牢门外我常去，没想到我进里头了，我应该站外头的。第一次进监狱，管教拿大脚链子咔往那一扔，跟我开玩笑：“戴过吗？”我说，给人戴半辈子这东西。我就不说话了，自己吭哧吭哧戴上。

往前走了两步，边上有个反光板，我一看里头的自己，穿着囚皮，戴着脚镣，我真扛不住了，眼泪哗哗流，泣不成声，憋着又不想哭出声让他们看着。那脚链子多沉，我拿手掂量过，但没用脚衡量过。什么滋味啊？脚磨得直流血，现在都成疤了。弯腰能减轻点负担，走起路就跟狗似的，但我就这么挺直了走。我不想弯着腰跟狗似的。我是警察，虽然有今天，但我还是个人。

即便是那个时刻，我也不后悔。从前我给别人戴，他们都是罪有应得。我给戴脚镣的犯人全是重犯，自己都说自己该死。我踹他两脚，问他打你对不？都说对。狱警也挺照顾我的。以前一个比我年纪小的兄弟也坐牢，听说我进来了，给我收拾了一大包吃的、用的，还有换洗的衣服，其中有一件是半干的，他是真没有了，把自己的衣服都给我了。另外一个蹲监狱的知道我来了，想方设法要给我递一把烟。我看里面有个小孩可怜，跟我儿子差不多大，把我的方便面调料给他了，孩子连着说“谢谢叔叔！谢谢叔叔！”出狱了还专门给我写了封信。在看守所里，我给分局、市局的领导写过信，说明我的情况，不是为了给我自己减刑，就为了证明一条：我不是人民警察的败类。当时监狱里信纸不够，写信也是趴在地上写，后来都没寄出去。我当时真是憋，一边写一边哭，有好多话要说，可是没人听。

有人就想不通，问我“明知道毒品的危害，你为什么还要去干？你可以说这个案子我不破了，为什么还要上？明明是要死！真想不通。”

可是这还用想？和平年代警察就是最危险的行业。我刚参加工作时，局长给我们讲课都讲了。要现在有小年轻的，我还劝他去当刑警。多有意思。

以前我还写日记，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写得比较多。警察录取前几天，每天神魂不定，都念“阿弥陀佛保佑”。拿到录取通知那天，我在日记上用红笔大大地写着“光荣篇章”。第二天在家里请了两桌子，叫同学们一起来吃饭。现在翻起那些日记，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写的。
转自
人物（2012年第11期 总第285期）


看完这篇文章有点心酸，转上来给大家看看，有些东西想想再说。
      
      眼前这个中年人名字不便透露，除此之外，在这间光线有点暗淡、挤满三代人的60平米房子里，很难看出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49岁，寻常无比，消瘦，脸色不太健康，嘴唇发白，因为常年抽烟，牙齿很黄。但他用的是化名，这显示他有一段绝对不能轻易透露的过去。他给自己挑的化名是宋名扬，此后的采访中他也不时表现出对自己名声的在意。他身上穿的是登喜路，背的是D&G挎包，但都是20年前的款式，这又说明他有过一段辉煌年月，不过总体来说，他不抢眼，尽管打着摩斯的头发梳得油亮。

另一次，我在一间尘土飞扬的马路旁边的小饭馆里跟他吃着家常菜，没喝酒，一个身材魁梧、面相很凶，留着极短的半寸的男人赶来见他，说起话来手指头把桌子敲得“梆梆响”，但除此之外，跟宋名扬说话时，他毕恭毕敬。看到宋名扬的烟盒空了，他立马起身去拿烟。宋名扬每拿出一根烟，他都很及时地点上。这一切，把宋名扬过去的日子都复活了。

20年前，刑警宋名扬是北京某个片区无人不晓的角色。他的摩托车停在马路边，不拔车钥匙，没人敢动。20年后，他刚结束了一年刑期，每周去一次戒毒所。他一见面先开口说：“你就叫我宋哥吧，过去我都让叫宋警官，可现在我都这样了，给‘警官’抹黑了。”

“现在个别警察，我还真瞧不上。”但他同时也说：“不能有损国家和警察”。采访过程中，这句话不时被提到。说这些话的时候，宋名扬靠在沙发上，时常会说些无伤大雅的脏话，烟一直没断过。讲到以前破案惊险的时候，他会坐起身来，眉飞色舞。说到第一次被戴上手铐的时候，他语气平淡。


1986年，我当警察第三个年头，立了第一个三等功。当时跟我同样警龄的没有立功的。队里派代表去北戴河疗养，都是我。

那是六七月份，一个小女孩大概就十来岁，被强奸了。大夏天，我每天就骑着自行车载着她在案发地附近转悠。我的同学同事见了我都问：“你骑个自行车带个小女孩瞎转悠啥呢？”第40天的时候，赶上附近一个公园消夏晚会。她说：“叔叔，就是他！”我当时太兴奋了，时隔二十多年都没法形容，又兴奋又紧张。

第一次拿到奖章，特别高兴，跟家里说，还戴着奖章照相。但此后就再没跟家里说过，怕他们看到奖章担心，怕他们瞎猜是冒了多大危险才得的。我爱人还是吓出精神病来了。有段时间，她一听刮风就害怕。我一回家，她抱着我就哭。儿子也是，不想跟他多交流，怕建立感情，万一哪天我光荣了他受不了。

1996年有一个涉枪案，线人跟我反映发现了手枪和手雷。局长让我争取更多线索，我就做了卧底。那是唯一的一次，之前从没接触过干卧底的，只听说过。

一个线人带我去了毒窝，在一个五层家属楼里。专门有人管开门。头一两回我也没抽，但装成抽完了去的，也不太敢说话，就听他们聊，偶尔插一句——当大哥的不能话太多，得摆出那个劲儿。那时候我喷摩斯，戴墨镜，穿都是好几千的名牌，得有大哥的样儿。

一次，一个小子抽多了连说带笑地问：“你丫不会是马爷（警察卧底）吧？”我当时也想到了，因为我一直没当面抽过。我就说：“来，哥们儿拿一包尝尝。我的弄没了。”我之前练过，当警察的什么都得会，卷好烟枪跟着抽，估计样子很像。但抽完以后我就恶心，直接喷着吐了。

完事儿后我跟他们说：“你们真没劲，我抽完就这德行，吐哪都是。”抽完了，我就学着流氓自虐，把烟头贴小腿上了，烫了个一毛钱钢镚儿那么大的疤，大概得六七根烟才能烫这么大。我看他们吃水果，有水果刀，就拿着刀子扒拉腿上的烟灰。后来又拿着刀子在腿上剌，一点一点的，肉都往外翻，伤口有半厘米深，四五厘米长，剌了个十字。那帮人就再没怀疑过。

要是弄不到枪，那就等于我白干。一个线人说他们从南方弄来二十来把枪，我就想着不管怎么，先弄把枪回来。

那天我车停在楼下，先抽了两口毒品，把车窗摇下来，好让他们观察我。我看没人来，就躺下眯瞪了，来了个小子，一眼看着我腰上挎的枪了，他也把枪拿出来了，说：“大哥你什么意思？”当时我躺着动都没动，说：“你什么意思，见着大哥了，就拿这个对着大哥？”他震了一会儿，发现四周没人，就把枪给我了，还有一个上香的筒，里面20发子弹，都给我了。我就这么上缴了枪和子弹。

刚开始抽毒品，精神高度紧张，受不了了，头几天老不睡觉，抽完了就迷瞪。自从我1996年抽上毒品，就再没立过大功，1996年立了最后一个三等功。之前从1986年到1996年10年间，我立了六七个三等功。集体功就不算了，太多了，别的乱七八糟的荣誉也太多了。

自从抽上毒之后，就萎靡了，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混日子。到2001年，北京公安局搞改革，重新组合。因为我以前太狂，加上吸毒，没人愿意要我。全北京每个局必须有个最后一名，硬性的，我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我特别失落，每天还得学习。当年在公安局那么风光的人物，一夜之间就成这了，能不失落吗？

不当刑警了，干预审了，我一直不习惯。跟我一起的都是新来的大学生、徒弟什么的。那阵子局里又弄来一批电脑，我一看电脑就更来气了，这我不会，等于没什么可干了。我老睡不着觉，到医院去看过，大夫说是抑郁症，老想过去的事。后来我一商量，说不行就退了吧。其间我一直在戒毒，住院戒完再抽，抽完就哭，精神实在扛不住了，就有了自杀的念头。家里时不时就收到监狱的信，都是以前的哥们儿写的，让我给寄钱，几千几千的。

1999年以前，我毒瘾大，有空就抽，两三个小时一次。那时候抽也不花钱，反正不缺。但1999年以后就不太抽了。当时是吃一种药，吃完了这个再吸毒就难受，没有快感。每天出门我妈都看着我把药吃了，跟傻子似的。我妈一看药进肚了，才让我上班。这个药吃了两年后开始胃出血，那药还特毁肝。现在我的肝已经不行了。

再以后我就去戒毒所，礼拜五下班了去，住两天，礼拜一再去上班。戒毒所我都是偷着去。混到2005年，来回戒了100多次。为了和之前的圈子隔绝，我还专门回老家戒，但一回来，一看着就又不行了。这跟毅力无关，不拿人就不叫毒品。

现在我已经有一年多没碰毒品了，要是再因为这给我逮进去，我真没话可说。我现在心理基本能控制住。医院医生说：“到今天这一步真不容易，等于过了一道鬼门关。”就算为了面子，我也不能再抽，大不了我躲，因为实在惹不起毒品这东西。有一天，一个以前认识的流氓见了我，说了句“宋哥，注意点身体”。我当时就火了，说：“妈的你等着。”我办完事回来，他还在那等着。他说大哥我没别的意思，就这么长时间不见，突然找不出话来问候一下。他是触到我这根神经了。

2010年9月中旬一天，晚上10点多，以前的线人郭方给我打电话：“大哥我今天都快死了，大哥帮我弄300块钱的。”我知道想抽抽不上的滋味，那天家里没有，是现去给他找的。我自己买了1800块钱的。大概过了俩小时，我到公园见了他。他开着车，后面坐了俩警察，刚走没几步，过来两个人把我拽住了。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郭方还是个小混混，在我们这片儿什么都卖，摊煎饼、洗相片、杂志报刊、彩票，有我当旗号，人家都给他面子。我这么照顾他，一方面我俩是最早的朋友和同学，另一方面，他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线人。一次他给我提供线索，受害人来报案，还没介绍完案情，我一拍桌子半开玩笑半吹牛地说：“这案子破了！”到现在他们也不一定知道我是怎么破的案子。

进去审的时候，这帮警察也不正经审我，俩人斜着躺着，抽着中华，净问我“当年白宝山那案子你怎么破的”之类，让我给他们讲故事。

他们跟我商量：“你帮我弄（钓）俩人？”我说想都别想。以前都是我用的线人，跟我出生入死，这回我出事了，用他们换我？我还是人吗？

我当警察时，破的都是大案，盗窃、抢劫、杀人，但涉毒的人我一般不抓。按法律都该判刑，但我清楚这帮人都很可怜，今天你没有，我有，明天他又有，互相匀一匀，维持着抽。但毒品很贵，跟人家要不能不给钱，一涉及钱，就是贩毒，就得逮起来。对那些只贩不抽的，我不放过。遇着这种可怜的涉毒的，我把他放了，给他做做工作，让他争取立功赎罪，给我做线人。他们就觉得：宋哥真仗义。

我要觉得这人可以，就跟他培养感情。一天两天发展一个好线人不可能，跟他们一起吃喝，有困难帮他解决，一点点建立信任，等有一天帮我破了大案了，我就给他建立专门的公安局线人档案。

那天我穿着以前的警大衣，他们拿手铐背着铐我，真寒碜，当时看地上有颗钉子，手指头那么长，还有我衣服上的拉链，我一赌气就吞了。吃完就肚子疼，真疼。我心脏不好，兜里有救心丸，还有十几片安定。我都吃了，真不想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送医院了。

监狱里一个通道里十个房间，好几百人，我这半辈子抓人比这都多。牢门外我常去，没想到我进里头了，我应该站外头的。第一次进监狱，管教拿大脚链子咔往那一扔，跟我开玩笑：“戴过吗？”我说，给人戴半辈子这东西。我就不说话了，自己吭哧吭哧戴上。

往前走了两步，边上有个反光板，我一看里头的自己，穿着囚皮，戴着脚镣，我真扛不住了，眼泪哗哗流，泣不成声，憋着又不想哭出声让他们看着。那脚链子多沉，我拿手掂量过，但没用脚衡量过。什么滋味啊？脚磨得直流血，现在都成疤了。弯腰能减轻点负担，走起路就跟狗似的，但我就这么挺直了走。我不想弯着腰跟狗似的。我是警察，虽然有今天，但我还是个人。

即便是那个时刻，我也不后悔。从前我给别人戴，他们都是罪有应得。我给戴脚镣的犯人全是重犯，自己都说自己该死。我踹他两脚，问他打你对不？都说对。狱警也挺照顾我的。以前一个比我年纪小的兄弟也坐牢，听说我进来了，给我收拾了一大包吃的、用的，还有换洗的衣服，其中有一件是半干的，他是真没有了，把自己的衣服都给我了。另外一个蹲监狱的知道我来了，想方设法要给我递一把烟。我看里面有个小孩可怜，跟我儿子差不多大，把我的方便面调料给他了，孩子连着说“谢谢叔叔！谢谢叔叔！”出狱了还专门给我写了封信。在看守所里，我给分局、市局的领导写过信，说明我的情况，不是为了给我自己减刑，就为了证明一条：我不是人民警察的败类。当时监狱里信纸不够，写信也是趴在地上写，后来都没寄出去。我当时真是憋，一边写一边哭，有好多话要说，可是没人听。

有人就想不通，问我“明知道毒品的危害，你为什么还要去干？你可以说这个案子我不破了，为什么还要上？明明是要死！真想不通。”

可是这还用想？和平年代警察就是最危险的行业。我刚参加工作时，局长给我们讲课都讲了。要现在有小年轻的，我还劝他去当刑警。多有意思。

以前我还写日记，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写得比较多。警察录取前几天，每天神魂不定，都念“阿弥陀佛保佑”。拿到录取通知那天，我在日记上用红笔大大地写着“光荣篇章”。第二天在家里请了两桌子，叫同学们一起来吃饭。现在翻起那些日记，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写的。
转自
人物（2012年第11期 总第2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