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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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的家世

一 醇贤亲王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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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一九○六年,即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旧历正月十四,我出生于北京的醇王府。我的祖父奕讠瞏,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初封郡王,后晋亲王,死后谥法“贤”,所以后来称做醇贤亲王。我的父亲载沣,是祖父的第五子,因为第一和第三、四子早殇,第二子载湉被姨母慈禧太后接进宫里,当了皇帝(即光绪皇帝),所以祖父死后,由父亲袭了王爵。我是第二代醇王的长子。在我三岁那年的旧历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笃,慈禧突然决定立我为嗣皇帝,承继同治(载淳,是慈禧亲生子,载湉的堂兄弟),兼祧光绪。在我入宫后的两天内,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十一月初九日,我便登极为皇帝——清朝的第十代,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年号宣统。不到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我退了位。
  我的记忆是从退位时开始的。但是叙述我的前半生,如果先从我的祖父和我的老家醇王府说起,事情就会更清楚些。
  醇王府,在北京曾占据过三处地方。咸丰十年,十九岁的醇郡王奕囗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妹妹成婚,依例先行分府出宫,他受赐的府邸坐落在宣武门内的太平湖东岸,即现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这就是第一座醇王府。后来,载湉做了皇帝,根据雍正朝的成例,“皇帝发祥地”(又称为“潜龙邸”)须升为宫殿,或者空闲出来,或者仿雍王府(雍正皇帝即位前住的)升为雍和宫的办法,改成庙宇,供奉菩萨。为了腾出这座“潜龙邸”,慈禧太后把什刹后海的一座贝子府①赏给了祖父,拨出了十六万两银子重加修缮。这是第二座醇王府,也就是被一些人惯称为“北府”的那个地方。我做了皇帝之后,我父亲做了监国摄政王,这比以前又加了一层搬家的理由,因此隆裕太后(光绪的皇后,慈禧太后和我祖母的侄女)决定给我父亲建造一座全新的王府,这第三座府邸地址选定在西苑三海集灵囿紫光阁一带。正在大兴土木之际,武昌起义掀起了革命风暴,于是醇王府的三修府邸、两度“潜龙”、一朝摄政的家世,就随着清朝的历史一起告终了。
  ①宗室爵位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各等。贝子府即是贝子的府第。——作者


第一章 我的家世

一 醇贤亲王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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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一九○六年,即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旧历正月十四,我出生于北京的醇王府。我的祖父奕讠瞏,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初封郡王,后晋亲王,死后谥法“贤”,所以后来称做醇贤亲王。我的父亲载沣,是祖父的第五子,因为第一和第三、四子早殇,第二子载湉被姨母慈禧太后接进宫里,当了皇帝(即光绪皇帝),所以祖父死后,由父亲袭了王爵。我是第二代醇王的长子。在我三岁那年的旧历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笃,慈禧突然决定立我为嗣皇帝,承继同治(载淳,是慈禧亲生子,载湉的堂兄弟),兼祧光绪。在我入宫后的两天内,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十一月初九日,我便登极为皇帝——清朝的第十代,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年号宣统。不到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我退了位。
  我的记忆是从退位时开始的。但是叙述我的前半生,如果先从我的祖父和我的老家醇王府说起,事情就会更清楚些。
  醇王府,在北京曾占据过三处地方。咸丰十年,十九岁的醇郡王奕囗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妹妹成婚,依例先行分府出宫,他受赐的府邸坐落在宣武门内的太平湖东岸,即现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这就是第一座醇王府。后来,载湉做了皇帝,根据雍正朝的成例,“皇帝发祥地”(又称为“潜龙邸”)须升为宫殿,或者空闲出来,或者仿雍王府(雍正皇帝即位前住的)升为雍和宫的办法,改成庙宇,供奉菩萨。为了腾出这座“潜龙邸”,慈禧太后把什刹后海的一座贝子府①赏给了祖父,拨出了十六万两银子重加修缮。这是第二座醇王府,也就是被一些人惯称为“北府”的那个地方。我做了皇帝之后,我父亲做了监国摄政王,这比以前又加了一层搬家的理由,因此隆裕太后(光绪的皇后,慈禧太后和我祖母的侄女)决定给我父亲建造一座全新的王府,这第三座府邸地址选定在西苑三海集灵囿紫光阁一带。正在大兴土木之际,武昌起义掀起了革命风暴,于是醇王府的三修府邸、两度“潜龙”、一朝摄政的家世,就随着清朝的历史一起告终了。
  ①宗室爵位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各等。贝子府即是贝子的府第。——作者
在清朝最后的最黑暗的年代里,醇王一家给慈禧太后做了半世纪的忠仆。我的祖父更为她效忠了一生。
  我祖父为道光皇帝的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所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死于光绪十六年。翻开皇室家谱“玉牒”来看,醇贤亲王奕囗在他哥哥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间,除了他十岁时因咸丰登极而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没有得到过什么“恩典”,可是在咸丰帝死后那半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尊号刚出现的那几个月间,他忽然接二连三地得到了一大堆头衔: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能出这样大的风头,当然是由于妻子的姐姐当上了皇太后。但是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我很小的时候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年幼的六叔载洵看见陈士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原来,拿肃顺这件事才是他飞黄腾达的真正起点。
  这事发生在一八六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屈辱的和议宣告结束,逃到热河卧病不起的咸丰皇帝,临终之前,召集了随他逃亡的三个御前大臣和五个军机大臣,立了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且任命这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第二天,咸丰帝“驾崩”,八位“顾命王大臣”按照遗命,扶载淳就位,定年号为“棋祥”,同时把朝政抓在手里。
  这八位顾命王大臣是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和军机大臣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其中掌握实权的是两位亲王和一位协办大学士,而肃顺更是其中的主宰。肃顺在咸丰朝很受器重,据说他善于擢用“人才”,后来替清廷出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汉族大地主曾国藩、左宗棠之流,就是由他推荐提拔的。因为他重用汉人,贵族们对他极其嫉恨。有人说他在太平军声势最盛的时期,连纳贿勒索也仅以旗人①为对象。又说他为人凶狠残暴,专权跋扈,对待异己手腕狠毒,以致结怨内外,种下祸根。其实,肃顺遭到杀身之祸,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这个集团与当时新形成的一派势力水火不能相容,换句话说,是他们没弄清楚在北京正和洋人拉上关系的恭亲王,这时已经有了什么力量。
  ①满族统治阶级对满族人民实行的统治制度是军事、行政、生产合一的八旗制度。这个制度是由“牛录”制(汉译作“位领”,是满族早期的一种生产和军事合一的组织形式)发展而来的,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建黄。白、红、蓝四旗,万历四十四年(1615)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田旗,共为八旗。凡满族成员都被编入旗,叫做旗人,平时生产战时出征。皇太极时又建立了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
 恭亲王奕訢①,在咸丰朝本来不是个得意的人物。咸丰把奕訢丢在北京去办议和,这件苦差事却给奕訢造成了机运,奕訢代表清廷和英法联军办了和议,接受了空前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颇受到洋人的赏识。这位得到洋人支持的“皇叔”,自然不甘居于肃顺这班人之下,再加上素来嫉恨肃顺的王公大臣的怂恿,恭亲王于是跃跃欲试了。正在这时,忽然有人秘密地从热河“离宫”带来了两位太后的懿旨。
  ①奕訢(1832—1898)是道光的第六子,道光三十年封为恭亲王。他因为这次与英法联军谈判之机缘,得到了帝国主义的信任与支持,顺利地实行了政变。此后即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和同文馆,进行洋务活动,成为洋务派的首领。但是后来他因有野心,慈禧与他发生了矛盾,而帝国主义也物色到了更好的鹰犬,即把他抛弃,洋务派首领位置便由李鸿章等所代替。
这两位太后一位是咸丰的皇后钮祜录氏,后来尊号叫慈安,又称东太后,另一位就是慈禧,又称西太后。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由于怀孕,升为贵妃,儿子载淳是咸丰的独子,后来当了皇帝,母以子贵,她立时成了太后。不知是怎么安排的,她刚当上太后,便有一个御史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这主意遭到肃顺等人的狠狠驳斥,说是本朝根本无此前例。这件事对没有什么野心的慈安太后说来,倒无所谓,在慈禧心里却结下了深仇。她首先让慈安太后相信了那些顾命大臣心怀叵测,图谋不轨,然后又获得慈安的同意,秘密传信给恭亲王,召他来热河离宫商议对策。当时肃顺等人为了巩固既得势力,曾多方设法来防范北京的恭亲王和离宫里的太后。关于太后们如何避过肃顺等人的耳目和恭亲王取得联系的事,有种种不同的传说。有人说太后的懿旨是由一个厨役秘密带到北京的,又有人说是慈禧先把心腹太监安德海公开责打一顿,然后下令送他到北京内廷处理,懿旨就这样叫安德海带到了北京。总之,懿旨是到了恭亲王手里。恭亲王得信后,立即送来奏折,请求觐见皇帝。肃顺等人用“留守责任重大”的“上谕”堵他,没能堵住。肃顺又用叔嫂不通问的礼法,阻他和太后们会见,依然没有成功。关于恭亲王与太后的会见,后来有许多传说,有的说是恭亲王化妆成“萨满”①进去的,有的说是恭亲王直接将了肃顺一军,说既然叔嫂见面不妥。就请你在场监视好了,肃顺一时脸上下不来,只好不再阻拦。还有一个说法是恭亲王祭拜咸丰灵位时,慈禧太后让安德海送一碗面赏给恭亲王吃,碗底下藏着慈禧写给奕訢的懿旨。总之,不管哪个传说可靠,反正恭亲王和太后们把一切都商议好了。结果是,太后们回到北京,封奕訢为议政王,八个顾命王大臣全部被捕,两个亲王赐自尽,肃顺砍了头,其余的充军的充军,监禁的监禁。载淳的年号也改为“同治”,意思是两太后一同治政。从此开始了西太后在同光两代四十七年垂帘听政的历史。我的祖父在这场政变中的功勋,是为慈禧在半壁店捉拿了护送“梓宫”②返京的肃顺。我祖父于是获得了前面所说的那一串头衔。
  ①据说满族早期有一种原始宗教,叫做“萨满教”。以天堂为上界,诸神所居,地面为中界,人类所居,地狱为下界,恶魔所居。男巫叫“萨满”,女巫叫“乌答有”。他们为人治病、驱邪时,口念咒语,手舞足蹈,作神鬼附身状。满族进关后,此教仍然保存,但只限女巫(称萨满太太)经常进宫。
  ②皇帝的棺材是梓木做的,皇帝生时居住的是宫殿,故死后躺的棺材亦叫做“梓宫”。
此后,同治三年,奕囗又被赐以“加亲王衔”的荣誉,同治十一年正式晋封为亲王。同治十三年,同治皇帝去世,光绪皇帝即位,他更被加封亲王“世袭罔替”,意思是子孙世代承袭王爵,而不必按例降袭。在光绪朝,恭亲王曾几度失宠,但醇亲王受到的恩典却是有增无已,极尽人世之显赫。
  我在醇王府里看见过祖父留下的不少亲笔写的格言家训,有对联,有条幅,挂在各个儿孙的房中。有一副对联是:“福禄重重增福禄,恩光辈辈受思光”。当时我觉得祖父似乎是心满意足的。但我现在却另有一种看法,甚至觉得前面说到的那个看戏训子的举动,祖父都是另有用意。
  如果说二十一岁的醇郡王缺乏阅历,那么经历了同治朝十三年的醇亲王,就该有足够的见识了。特别是关于同治帝后之死,醇亲王身为宗室亲贵,是比外人知之尤详,感之尤深的。
  在野史和演义里,同治是因得花柳病不治而死的,据我听说,同治是死于天花(翁同和的日记也有记载)。按理说天花并非必死之症,但同治在病中受到了刺激,因此发生“痘内陷”的病变,以致抢救无术而死。据说经过是这样:有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在同治床前说起了婆婆又为了什么事责骂了她,失声哭泣。同治劝她忍受着,说将来会有出头的日子。慈禧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对儿子和媳妇早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她听说皇后去探视同治,就亲自来到养心殿东暖阁外,偷听儿子和媳妇的谈话。这对小夫妻万没料到几句私房话竟闯下滔天大祸,只见慈禧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痛打,并且叫内廷准备棍杖伺候。同治吓得昏厥过去了,慈禧因此没有对皇后用刑。同治一死,慈禧把责任全部安到皇后的头上,下令限制皇后的饮食。两个月后,皇后也就被折磨死了。皇后死后,慈禧的怒气还不消,又革掉了皇后的父亲崇绔的侍郎职位。第二年,有个多事的御史上了一个奏折,说外边传说很多,有说皇后死于悲痛过度,有说死于绝粟,总之,节烈如此,应当表彰,赐以美谥云云。结果皇后的谥法没有争到,这位御史把自己的官也丢了。
在同治死前,慈禧同治母子不和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我在故宫时就听到老太监说过,同治给东太后请安,还留下说一会话,在自己亲生母亲那里,简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同治亲政时,慈禧在朝中的亲信羽翼早已形成,东太后又一向不大问事;皇帝办起事来如果不先问问西太后,根本行不通。这就是母子不和的真正原因。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帝后之死,可以说是慈禧面目的进一步暴露。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他决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参加了那次御前会议的翁同和在日记里写过,当慈禧宣布立载湉为嗣的话一出口,我祖父立即“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按照祖制,皇帝无嗣就该从近支晚辈里选立皇太子。载淳死后,自然要选一个溥字辈的,但是那样一来,慈禧成了太皇太后,再去垂帘听政就不成了。因此她不给儿子立嗣,却把外甥载湉要去做儿子。当时有个叫吴可读的御史,以“尸谏”为同治争嗣,也没能使她改变主意。她只不过许了一个愿,说新皇帝得了儿子,就过继给同治。有一位侍读学士的后人,也是我家一位世交,给我转述过那次御前会议情形时说,那天东太后没在场,只有西太后一人,她对那些跪着的王公大臣们说:“我们姐儿俩已商议好了,挑个年岁大点儿的,我们姐儿俩也不愿意。”连惟一能控制她一点的东太后也没出来表示意见,别人自然明白,无论是“尸谏”还是痛哭昏迷,都是无用的了。
从那以后,在我祖父的经历上,就出现了很有趣的记载。一方面是慈禧屡赐恩荣,一方面是祖父屡次的辞谢。光绪入宫的那年,他把一切官职都辞掉了。“亲王世袭罔替”的恩典是力辞不准才接受的。这以后几年,他的惟一差使是照料皇帝读书。他于得兢兢业业,诚惶诚恐,于是慈禧又赏了他“亲王双俸”、“紫禁城内乘坐四人轿”。后来恭亲王失宠,革掉了议政王大臣,慈禧太后又命军机大臣们,今后凡有重大政务要先和醇亲王商议,这等于给了他更高的职务。按例,男子结婚便算成年。光绪如果结了婚,太后理应归政。这是慈禧极不情愿的事,于是就在光绪婚前,由奕囗带头向太后叩请继续“训政”。清朝创建新式海军,奕囗接受了这个重任,海军初步建成之后,他须代表太后去检阅,偏要拉着一位太监同去,因为这位李莲英大总管是慈禧的心腹人。慈禧赐他夫妇坐杏黄轿,他一次没敢坐进去。这种诚惶诚恐的心理,不仅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之中,连家里的陈设上也带着痕迹。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为“思谦堂”,命名书斋为“退省斋”。书斋里条几上摆着“欹器”①,刻着“满招损,谦受益”的铭言。子女的房中,到处挂着格言家训,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其实问题不在钱财,而是怕招灾惹祸。最有意思的是,他在光绪二年写了一个奏折,控告一个没有具体对象的被告,说是将来可能有人由于他的身份,要援引明朝的某些例子,想给他加上什么尊崇;如果有这样的事,就该把倡议人视为小人。他还要求把这奏折存在宫里,以便对付未来的那种小人。过了十几年之后,果然发生了他预料到的事情。光绪十五年,河道总督吴大澄上疏请尊崇皇帝本生父以称号。慈禧见疏大怒,吓得吴大澄忙借母丧为由,在家里呆了三年没敢出来。
  ①欹器亦叫做敧器,苟子《宥生篇》云:“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敧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日:‘此盖为宥坐之器。’(宥与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坐右,以为戒,或曰宥与侑同,即劝。)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敧,中则正,满则复。’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复,虚而奇攴。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复者哉!’”
毫无疑问,自从光绪入宫以后,我祖父对于他那位姻姊的性格一定有更多的了解。在光绪年间,她的脾气更加喜怒无常。有一个太监陪她下棋,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只马”,她立刻大怒道:“我杀你一家子!”就叫人把这太监拉了出去活活打死了。慈禧很爱惜自己的头发,给她梳头的某太监有一次在梳子上找到一根头发,不由得心里发慌,想悄悄把这根头发藏起来,不料被慈禧从镜子里看到了,这太监因此挨了一顿板子。伺候过慈禧的太监都说过,除了李莲英之外,谁轮着在慈禧的跟前站班,谁就提心吊胆。慈禧年岁渐老,有了颜面肌抽搐的毛病,她最不愿意人家看见。有个太监大概是多瞧了一眼,她立刻问:“你瞧什么?”太监没答上来,就挨了几十大板。别的太监知道了,站班时老是不敢抬头,她又火了:“你低头干什么?”这太监无法回答,于是也挨了几十大板。还有一回,慈禧问一个太监天气怎样,这个乡音未变的太监说:“今儿个天气生冷生冷的。”慈禧对这个“生冷生冷”听着不顺耳,也叫人把这太监打了一顿。除了太监,宫女也常挨打。
奴仆挨打以至杖毙,在北京王府里不算什么稀奇事,也许这类事情并不足以刺激醇亲王。如果这都不算,那么光绪七年的关于东太后的暴卒,对醇亲王来说,就不能是一件平常事了。据说咸丰去世前就担心懿贵妃将来母以子贵做了太后,会恃尊跋扈,那时皇后必不是她的对手,因此特意留下一道朱谕,授权皇后,可在必要时制裁她。生于侯门而毫无社会阅历的慈安,有一次无意中把这件事向慈禧泄露出来。慈禧从此下尽功夫向慈安讨好,慈安竟被她哄弄得终于当她的面前烧掉了咸丰的遗诏。过了不久,东太后就暴卒宫中。有的说是吃了慈禧送去的点心,有的说喝了慈禧给慈安亲手做的什么汤。这件事对醇亲王说来无疑地是个很大刺激,因为后来的事实就是如此:他更加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把取信讨好慈禧,看做是他惟一的本分。他负责建设海军的时候(李鸿章是会办大臣),为了让太后有个玩的地方,便将很大一部分海军经费挪出来修建了颐和园。这座颐和园修建工程最紧张的阶段,正值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御史吴兆泰因为怕激起灾民闹事,建议暂时停工,因此夺官,“交部议处”。而醇亲王却一言不发,鞠躬尽瘁地完成了修建任务。一八九○年颐和园完工,他也与世长辞了。四年后,他手创的所谓海军惨败于甲午之役。花了几千万两白银所建造的船只,除了颐和园的那个石舫,大概没有再剩下什么了。
二 外祖父荣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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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贤亲王有四位“福晋”①,生了七子三女。他去世时,遗下三子一女,最长的是第五子,即我的父亲载沣,那年八岁,承袭了王爵。我的两个叔父,五岁的载洵和三岁的载涛,同时晋封为公爵。我家从此又开始蒙受着新的“恩光福禄”。然而,醇王府这最后十几年的恩光福禄,比过去的几十年掺和着更多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与耻辱,也同样的和慈禧这个名字不能分开。
  ①即是满语妻子的意思,也含有贵妇的意义(一说即汉语“夫人”的音译),清朝制度对亲王、都王世子之妻室均要加封,正室封为“福晋”,侧室封为“侧福晋”。
一件大事是慈禧给我父亲母亲指婚。这次的“恩光”也可以说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件的一件产物。首先,这是对于戊戌政变中给她立下大功的忠臣荣禄的恩典。我外祖父荣禄是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年间做过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贪污几乎被肃顺杀了头。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摆脱了这次厄运,又花钱买得候补道员的衔。这种做法就是清末广泛推行的“捐班”,是与“科举”同样合法的出身。同治初年,我祖父建立神机营(使用火器的皇家军队),荣禄被派去当差,做过翼长和总兵,经过一番累迁,由大学士文祥推荐授工部侍郎,以后又做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初年,升到工部尚书。后来因为被告发贪污受贿,革职降级调出北京。甲午战争这年,恭亲王出办军务,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甲午战后他推荐袁世凯练新军时,已经当上了兵部尚书。他这时已远比从前老练,善于看准关节,特别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因此渐渐改变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印象。他回到北京的第二年,得到了一件复查慈禧陵寝工程雨损的差使。这个工程先经一个大臣检查过,报称修缮费需银三十万。据说这位大臣因为工程原由醇亲王奕囗生前监工督办,不便低估原工程的质量,所以损毁情形也报得不太严重。但荣禄另是一个做法。他摸准了太后的心理,把损毁程度夸张了一番,修缮费报了一百五十万两。结果太后把那位大臣骂了一通,对已死的醇亲王的忠心也发生了疑问,而对荣禄却有了进一步的赏识。
荣禄有了李莲英这个好朋友,加上他的妻子很会讨好太后,常被召进宫去陪伴太后聊天,所以他对慈禧的心理越摸越熟。他知道慈禧光绪母子不和的内情,也深知这场不和对自己前途的关系,当然他更愿意在这场内江中给慈禧出主意。在光绪皇帝发出变法维新的各种上谕时,那些被罢黜和担心被挤掉位置的人只知哭哭啼啼,而他早已给慈禧安排好计策。当时有人把皇帝太后身边这两派势力称为帝党和后党。荣禄是当权派后党的头脑,翁同和是没有实权的帝党的头脑。维新派之能够和皇帝接触上,是由于翁同和对康有为的推荐,慈禧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计策,先强逼着光绪叫他的老师翁同和退休回了家。据说,翁同和行前荣禄还握着他的手挥泪问他:“您怎么把皇帝给得罪了?”翁同和离开北京不多天,荣禄就走马上任,做了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位居首辅,统辖近畿三军。荣禄得到了这个职位后,本想接着用六部九卿联名上疏的办法,废掉光绪,由太后恢复听政,但因甲午战败之后,当权派受到各方指责,有人很怕这一举动会引起民愤,不敢附议,只得作罢。但是荣禄的愿望终于在戊戌政变时乘机达到了。这件事的经过,据说是这样:先是荣禄定计要在太后和光绪在天津检阅新军时实行政变。光绪知道了这个消息,秘密通知维新派设法营救。维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结果反而断送了光绪。在举国以谈维新为时髦的时候,袁世凯曾参加过维新人士的团体“强学会”,翁同和革职返乡路过天津时,袁世凯还向他表示过同情,并且申述了对皇帝的无限忠诚。因此,维新派对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议光绪加以笼络。
光绪召见了他,破格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谭嗣同①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杀荣禄像杀一条狗似的那么容易!”谭嗣同有意试探地说:“你要不干也行,向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作了全盘报告。荣禄得讯,连忙乘火车北上,在丰台下车直奔颐和园,告诉了慈禧。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人士被杀,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而我的外祖父,正如梁启超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清史稿》里也说是“得太后信杖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细巨,常待一言决焉”。
 ①谭嗣同(1865—1893),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是清末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之一,忿中日战争失败,在测阳创“算学社”著“仁学”,后又组织“南学会”办“湘报”,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他被袁世凯出卖后遇害,一同遇害的还有维新派的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旧史称为六君子。
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荣禄对慈禧太后的忠诚,有了进一步表现。慈禧在政变后曾散布过光绪病重消息,以便除掉光绪。这个阴谋不料被人发觉了,后来闹到洋人出面要给光绪看病,慈禧不敢惹洋人,只好让洋人看了病。此计不成,她又想出先为同治立嗣再除光绪的办法。她选的皇储是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亻隽,根据荣禄的主意,到元旦这天,请各国公使来道贺,以示对这件举动的支持。可是李鸿章的这次外交没办成功,公使们拒绝了。这件事情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了,不是公使们对慈禧的为人有什么不满,而是英法美日各国公使不喜欢那些亲近帝俄的后党势力过分得势。当然,慈禧太后从上台那天起就没敢惹过洋人。洋人杀了中国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对她还不大,但洋人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废光绪和立皇储,直接表示反对她的统治,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
荣禄劝告她,无论如何不能惹恼洋人,事情只能慢慢商量,关于溥亻隽的名分,不要弄得太明显。《清史稿》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慈禧听从了荣禄的意见,可是溥亻隽的父亲载漪因为想让儿子当上皇帝,伙同一批王公大臣如刚毅、徐桐等人给慈禧出了另一个主意,利用反对洋人的义和团,给洋人压力,以收两败俱伤之效。义和团的问题,这时是清廷最头痛的问题。在洋人教会的欺凌压榨之下,各地人民不但受不到朝廷的保护,反而受到洋人和朝廷的联合镇压,因此自发地爆发了武装斗争,各地都办起了义和团,提出灭洋口号。义和团经过不断的斗争,这时已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朝廷里几次派去军队镇压,都被他们打得丢盔曳甲。
对团民是“剿”是“抚”,成了慈禧举棋不定的问题。载漪和大学士刚毅为首的一批王公大臣主张“抚”,先利用它把干涉废立的洋人赶出去再说。兵部尚书徐用仪和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办法,认为利用团民去反对洋人必定大祸临门,所以主张“剿”。两派意见正相持不下,一件未经甄别的紧急情报让慈禧下了决心。这个情报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释为想逼慈禧归政于光绪。慈禧大怒,立刻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和兵营,发出内帑赏给团民,悬出赏格买洋人的脑袋。为了表示决心,她把主“剿”的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砍了头。后来,东交民巷没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城却先后失守,联军打向北京来了。慈禧这时又拿出了另一手,暗中向洋人打招呼,在炮火连天中派人到东交民巷去联络。北京失陷,她逃到西安,为了进一步表示和洋人作对的原来不是她,她又下令把主“抚”的刚毅、徐桐等一批大臣杀了头。在这一场翻云覆雨中,荣禄尽可能不使自己卷入旋涡。
他顺从地看慈禧的颜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时,他也给慈禧准备着“后路”。他承旨调遣军队进攻东交民巷外国兵营,却又不给军队发炮弹,而且暗地还给外国兵营送水果,表示慰问。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出走,他授计负责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劻,在谈判中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归政,一切条件都可答应。就这样,签订了赔款连利息近十亿两亿、让外国军队驻兵京城的辛丑条约。荣禄办了这件事,到了西安,“宠礼有加,赏黄马褂①。双眼花翎②紫貂,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③,转文华殿大学士”——除了《清史稿》里这些记载外,另外值得一说的,就是西太后为荣禄的女儿“指婚”,嫁与醇亲王载沣为福晋。
  ①黄马褂是皇帝骑马时穿的黄色外衣,“赏穿黄马褂”是清朝皇帝赏给有功的臣工的特殊“恩典”之一。
  ②花翎是清朝皇帝赏给有功的臣工的礼帽上的装饰品。皇族和高级官员赏孔雀翎,低级官员赏鹖翎(俗称老鸹翎,因是蓝色的又称蓝翎)。皇帝赏臣工戴的花翎又依据官阶高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
  ③商代以来历朝一般都设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作为国君辅弼之官,设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作为辅导太子之官。但后来一般都是大官加衔,以示恩宠,而无实权。明清两季亦以朝臣兼任,纯属虚衔。
关于我父母亲这段姻缘,后来听到家里的老人们说起,西太后的用意是很深的。原来政变以后,西太后对醇王府颇为猜疑。据说在我祖父园寝(墓地)上有棵白果树,长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谁在太后面前说,醇王府出了皇帝,是由于醇王坟地上有棵白果树,“白”和“王”连起来不就是个“皇”字吗?慈禧听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树砍掉了。引起她猜疑的其实不仅是白果树,更重要的是洋人对于光绪和光绪兄弟的兴趣。庚子事件前,她就觉得可怕的洋人有点倾心于光绪,对她却是不太客气。庚子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国为克林德公使被杀事道歉。父亲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这也使慈禧大感不安,加深了她心里的疑忌:洋人对光绪兄弟的重视,这是比维新派康有为更叫她担心的一件事。为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王府撮合成为亲家。西太后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她感到对自己有一丝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细加以考虑和果断处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还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又何尝不是怕留后患而下的毒手?维护自己的统治,才是她考虑一切的根据。就这样,我父亲于光绪二十七年在德国赔了礼回来,在开封迎上回京的銮驾,奏复了一番在德国受到的种种“礼遇”,十一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指婚”的懿旨。

三 慈禧太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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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后,载漪被列为祸首之一,发配新疆充军,他的儿子也失去了大阿哥的名号。此后七年间没有公开提起过废立的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西太后在颐和园渡过了她的七十四岁生日,患了痢疾,卧病的第十天,突然做出了立嗣的决定。跟着,光绪和慈禧就在两天中相继去世。我父亲这几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十九日。上朝。致庆邸急函一件……
  二十日。上疾大渐。上朝。奉旨派载沣恭代批折,钦此。
  庆王到京,午刻同诣000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著授为
  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0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
  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
  再辞,钦遵于申刻由府携溥0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0交在00皇后宫
  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
二十一日。癸酉百刻,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亥刻,小臣同庆王、
  世相、鹿协揆、张相、袁尚书、增大臣崇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
  承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面承懿旨:
  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
  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教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
  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挑。
  钦此。又面承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
  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
  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钦此。是日住于西苑军机处。

这段日记,我从西太后宣布自己的决定的头一天,即十九日抄起,是因为十九日那句“致庆邸急函”和二十日的“庆王到京”四个字,与立嗣大有关系。这是西太后为了宣布这个决定所做的必要安排之一。为了说清楚这件事,不得不从远处说起。
  庆王就是以办理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的奕匡力①。在西太后时代,能得到太后欢心就等于得到了远大前程。要想讨西太后的欢心,首先必须能随时摸得着太后的心意,才能做到投其所好。荣禄贿赂太监李莲英,让太太陪伴太后游乐,得到不少最好最快的情报,因此他的奉承和孝敬,总比别人更让太后称心满意。如果说奕劻的办法和他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奕劻在李莲英那里花了更多的银子,而奕劻的女儿即著名的四格格②也比荣禄太太更机灵。如果西太后无意中露出了她喜欢什么样的坎肩,或者嵌镶着什么饰品的鞋子,那么不出三天,那个正合心意的坎肩、鞋子之类的玩艺就会出现在西太后的面前。奕劻的官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西太后的赏识下,奕劻一再加官晋爵,以一个远支宗室的最低的爵位辅国将军,逐步进到亲王,官职做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得到了这个左右逢源的差使,身价就更加不同,无论在太后眼里和洋人的眼里,都有了特殊的地位。辛丑议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他既为西太后尽了力,使她躲开了祸首的名义,也让八国联军在条约上满了意。当时人们议论起王公们的政治本钱时,说某王公有德国后台,某王公有日本后台……都只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一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谁也不能比,计有八国之多。因此西太后从那以后非常看重他。光绪二十九年,他进入了军机处,权力超过了其他军机大臣,年老的礼亲王的领衔不过是挂个虚名。
后来礼王告退,奕劻正式成了领衔军机大臣,他儿子载振也当了商部尚书,父子显赫不可一世。尽管有反对他的王公们暗中搬他,御史们出面参他贪赃枉法,卖官鬻爵,都无济于事,奈何他不得。有位御史弹劾他“自任军机,门庭若市,细大不捐,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将私产一百二十万两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储”,有位御史奏称有人送他寿礼十万两,花一万二千两买了一名歌妓送给他儿子。结果是一个御史被斥回原衙门,一个御史被夺了官。
  ①奕劻是乾隆第十七子庆值亲王永璘之孙。初袭辅国将军,咸丰二年封贝子,十年封贝勒,同治十一年加郡王衔,光绪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封庆郡王,二十年封亲王。
  ②格格是清代皇族女儿的统一称呼,皇帝的女儿封公主称固伦格格,亲王女儿郡主称和硕格格,郡王女儿封县主称多罗格格,贝勒女儿封郡君亦称多罗格格,贝子女儿封县君称固山格格,镇国公、辅国公女儿封乡君称格格。格格又有汉族“小姐”之意,故旗人家女儿也叫格格。
西太后对奕劻是否就很满意?根据不少遗老们侧面透露的材料,只能这样说:西太后后来对于奕劻是又担心又依赖,所以既动不得他,并且还要笼络他。
  使西太后担心的,不是贪污纳贿,而是袁世凯和奕劻的特殊关系。单从袁在奕劻身上花钱的情形来看,那关系就很不平常。袁世凯的心腹朋友徐世昌后来说过:庆王府里无论是生了孩子,死了人,或是过个生日等等,全由直隶总督衙门代为开销。奕劻正式领军机处之前不久,有一天庆王府收到袁家送来十万两(一说二十万两)白银,来人传述袁的话说:“王爷就要有不少开销,请王爷别不赏脸。”过了不久,奕劻升官的消息发表了,人们大为惊讶袁世凯的未卜先知。
戊戌政变后,西太后对袁世凯一方面是十分重视的,几年功夫把他由直隶按察使提到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恩遇之隆,汉族大臣中过去只有曾、胡、左、李才数得上。另一方面,西太后对这个统率着北洋新军并且善于投机的汉族大臣,并不放心。当她听说袁世凯向贪财如命的庆王那里大量地送银子时,就警惕起来了。
  西太后曾经打过主意,要先把奕劻开缺。她和军机大臣瞿鸿囗露出了这个意思,谁知这位进士出身后起的军机,太没阅历,竟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太。这位太太有位亲戚在一家外文报馆做事,于是这个消息便辗转传到了外国记者的耳朵里,北京还没有别人知道,伦敦报纸上就登出来了。英国驻北京的公使据此去找外务部,讯问有无此事。西太后不但不敢承认,而且派铁良和鹿传霖追查,结果,瞿鸿囗被革了职。
 西太后倒奕劻不成,同时因奕劻有联络外国人的用途,所以也就不再动他,但对于袁世凯,她没有再犹豫。光绪三十三年,内调袁为外务部尚书,参加军机。明是重用,实际是解除了他的兵权。袁世凯心里有数,不等招呼,即主动交出了北洋新军的最高统帅权。
  西太后明白,袁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并非立时就可以解除,袁和奕劻的关系也不能马上斩断。正在筹划着下一个步骤的时候,她自己病倒了,这时又忽然听到这个惊人消息: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的儿子载振为皇帝。
不管奕劻如何会办外交和会奉承,不管袁世凯过去对她立过多大的功,也不管他们这次动手的目标正是被她痛恨的光绪,这个以袁世凯为主角的阴谋,使她马上意识到了一种可怕的厄运——既是爱新觉罗皇朝的厄运,也是她个人的厄运。因此她断然地做出了一项决定。为了实现这个决定,她先把奕劻调开,让他去东陵查看工程,然后把北洋军段祺瑞①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开往深水,把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调进来接防。等到奕劻回来,这里一切大事已定:慈禧宣布了立我为嗣,封我父亲为摄政王。但是为了继续笼络住这位有八国朋友的庆王,给了他亲王世袭罔替的思荣。
  ①段祺瑞(1864—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是袁世凯创办的北洋军的得力将领。在民国后成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袁世凯死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数度把持北京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又企图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组织华北汉奸政权,旋被抛弃,不久被蒋介石软禁在上海,一直到死。
关于袁、庆的阴谋究竟确不确,阴谋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我说不清。但是我有一位亲戚亲自听铁良事后说起过西太后的这次安排。铁良说,为了稳定段祺瑞的第六镇北洋军,开拔之先发给了每名士兵二两银子,一套新装和两双新鞋。另外,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每位军机大臣一份。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案极为平常,加之有人前一天还看到他像好人一样,站在屋里说话,所以当人们听到光绪病重的消息时都很惊异。更奇怪的是,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总之光绪是死得很可疑的。如果太监李长安的说法确实的话,那么更印证了袁庆确曾有过一个阴谋,而且是相当周密的阴谋。
还有一种传说,是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绪前面,所以下了毒手。这也是可能的。但是我更相信的是她在宣布我为嗣皇帝的那天,还不认为自己会一病不起。光绪死后两个小时,她还授命监国摄政王:“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到次日,才说:“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指光绪的皇后,她的侄女那拉氏)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她之所以在发现了来自袁世凯那里的危险之后,或者她在确定了光绪的最后命运之后,从宗室中单单挑选了这样的一个摄政王和这样一个嗣皇帝,也正是由于当时她还不认为自己会死得这么快。在她来说当了太皇太后固然不便再替皇帝听政,但是在她与小皇帝之间有个听话的摄政王,一样可以为所欲为。
  当然,她也不会认为自己老活下去。在她看来,她这个决定总算为保全爱新觉罗的宝座而尽了力。她甚至会认为,这个决定之正确,就在于她选定的摄政王是光绪的亲兄弟。因为按常情说,只有这样的人,才不至于上袁世凯的当。

四 摄政王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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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皇帝、我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那是我刚在毓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的时候。有个太监进来禀报说:“王爷来了。”老师立刻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并且把见王爷时该做什么,指点了给我,然后告诉我站立等候。过了一会,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礼给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坐。坐好,我拿起书按老师的指示念起来: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梁惠王立于沼上是下不来了。幸好我的父亲原来比我还慌张,他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
  “好,好,皇帝好,好好地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呆了不过两分钟。
  从这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不像老师,他没胡子,脸上没皱纹,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以后他每隔一个月来一次,每次呆的时间也都不过两分钟。我又知道了他说话有点结巴,明白了他的花翎子之所以跳动,是由于他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
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族语父亲)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
对他说来,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工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问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①。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奕訢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①溥伟(1880-1937),恭亲王奕訢之孙,光绪二十四年袭王爵,辛亥革命前为禁烟大臣,辛亥后在德帝国主义庇护下寓居青岛,青岛被日本占领后又投靠日本。在此期间与升允等组织宗社党,不断进行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出任沈阳四民维持会会长,企图在日本支持下组织“明光帝国”,但不久即被抛弃,拿了日本人赏的一笔钱老死于旅顺。
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互有分歧,各有打算。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夺过来,而醇王府的兄弟们首先所瞩目的,则是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就是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句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
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忿忿不平的。载泽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劻,摄政王又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相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王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①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制抵,可是他毫无办法。
  ①一九○九年袁世凯被清廷罢斥后,息影于彰德迈水(安阳河),表面上不谈政治,曾经著蓑衣竹笠,作渔翁状,驾扁舟一叶,垂竿洹水滨,以示志在山水之间,其实仍与旧部来往不断,尤其是有“军师”徐世昌经常秘密向他报告国事政局,朝廷动向,并得到他暗中部署,因此,武昌事起,就有了徐世昌等联名保举及袁讨价还价的故事。
后来武昌起义的风暴袭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时机已至,就运动奕劻、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为袁做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必然有恃无恐。摄政王发完了威风,那桐便告老辞职,奕劻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工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只好赶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挽请奕劻“体念时艰”,最后乖乖地签发了谕旨: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委袁的亲信冯国璋①、段祺瑞为两军统领。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府邸后,另一伙王公们包围了他,埋怨他先是放虎归山,这回又引狼入室。他后悔起来,就请这一伙王公们出主意。这伙人说,让袁世凯出来也还可以,但要限制他的兵权,不能委派他的旧部冯国璋、段祺瑞为前线军统。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有人认为冯国璋还有交情,可以保留,于是载洵贝勒也要求,用跟他有交情的姜桂题来顶替段祺瑞。王公们给摄政王重新拟了电报,摄政王派人连夜把电报送到庆王府,叫奕劻换发一下。庆王府回答说,庆王正歇觉,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这一个上谕,奕劻就告诉他,头一个上谕当夜就发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