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狼图腾》： 朴素民族与又一次河殇

　　整本《狼图腾》，在我看来是宫崎市定《朴素民族》和八十年代《河殇》的结合。在宫崎市定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但宫崎确是学术牛人，论述本身相当扎实，他认为，中国这个“文明主义的社会”，每逢发展到饱和点时，就会趋于颓废，此时，只有具有“朴素主义”的野蛮的游牧民族侵入并建立了他们的统治，才能使它重新振作起来。而《河殇》更不必说，在中华文明衰落论的叙述中，经年流淌的泥沙里再也不能演化出新的文明因子，中华文明的出路就是蓝色的文明——由黄色向蓝色的转变，亦即，若如福山所说，历史有终结，也定终结于蓝色文明。
　　但《狼》一书甚至连这些论证也无，对游牧文化（姑且称之为绿色文明）不吝赞美之词的同时，通篇是对黄色农耕文化的彻底否定。

　　这样的语句比比皆是：
　　“陈阵摸了摸狼崽的头继续说：性格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性格也决定民族的命运。农耕民族家畜性过多，这种窝囊性格，决定了农耕民族的命运。”
　　“到了牧区以后，我觉得农区来的人真可恶，难怪游牧民族要跟农耕民族打几千年的仗。我要是生在古代，也会像王昭君那样主动请求出塞的，哪怕当昭君的卫兵随从我也干。一旦打起仗来，我就站在草原大命一边，替天行道，替腾格里行道，替草原行道。”
　　 “您不知道，我们汉族人是多么恨狼，把最恶最毒的人叫作狼，说他们是狼心狗肺，把欺负女人的人叫做大色狼，说最贪心的人是狼子野心，把美帝国主义叫做野心狼，大人吓唬孩子，就说是狼来了……”
　　这还是出自汉族知青之口。在我看来，整本小说散发的恰不是狼性，正是谄媚的“畜性”（这个词正是作者在文中形容民耕文化所用的）。对非少数民族（除个别全力全意溶入其中的知青外），全是妖魔化的嘴脸。意识形态太过明显。军代表包包顺贵更是以丑角出现，当时冒进定是有，不懂绿色逻辑也自然会有，但一定不会只如文中所述，或许是悲剧，是正剧，但决不会全是丑剧。

　　整个书中全是劳动无用论（有大段成文），战争及战斗力至上，狼是完美无缺的，历史由狼改写，自觉真理在握压抑不住的大段议论，余秋雨式的抒情，一切好的都归于草原狼的恩赐。而历史上一切都归于游牧民族，传统农耕民族苟活也是因为吸取了游牧民族的战斗精神。甚至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和传统中国的文明都被宣判为完全落后。
　　
　　若这是八十年代寻根文学时作品，我还可以理解，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在被西方船坚炮利打昏了头脑以后，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也开始溃败，对几千年的否定，从西方寻新声，为了抵抗西方民族而努力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重估成了全盘否定，而重建不得不成为模仿。而后，短暂的本国现代性道路又以文革告终，（它被宣判为毒瘤，从而从健康肌体上切除），八十年代起，重又开始现代主义，先锋派，重又开始从外国“别求新声”，一路狂飙突进，也开始对少数民族异族文化的寻找，试图在汉文化之外，寻找中国的根。张承志、韩少功、阿城、李杭育，都在此时。
　　如果狼图腾是这时作品，我想我不会意外。但，不是。
　　在书中，草原人和草原狼共是腾格里的守护者。书中所说到游牧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像狼族一样的团结和英勇，在我看来是绝对值得思考也值得学习的。但书中对农耕文明不加分析地一概否认，在我看来，是奇怪的。

　　从前汉族说某些少数民族是“蛮夷”，而在《狼图腾》中，直指农耕民族为“畜性”，这样的二元结构，其实并没有变。这是又一次河殇，不过历史的终结处，如作者所指，是游牧民族的“绿色文明”。
　　再回到宫崎市定的《朴素》一书，论证过程相当扎实，只可惜学术目的也并不是单纯，背后也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在论证完朴素精神给过度文明化的汉文化带来的一次又冲击和清醒之后，下面的论证是这样的：但是，契丹、满洲和蒙古等具有“朴素主义”的游牧民族在救治了中国救治了汉族以后，却又都不免因“文明化”而趋于衰落，日本也是具有“朴素主义”的民族，但其朴素主义不同于契丹、满洲和蒙古，因为日本民族的“朴素主义”具有“发展性，是掌握了科学的新的朴素主义;井且掌握了“调和文明生活和朴素主义”的关键，日本如果对中国的统治一旦建立，就决不会再蹈契丹、满洲和蒙古等游牧民族在中国的复撤。于是，“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个“重任”自然应由日本来承担，也是完全自然的、合理的。
　　这个就很明显了。

　　《狼图腾》当然不是宫崎市定的《朴素民族》，但回头再看到诸如此类的语言：
　　“到了牧区以后，我觉得农区来的人真可恶，难怪游牧民族要跟农耕民族打几千年的仗。我要是生在古代，也会像王昭君那样主动请求出塞的，哪怕当昭君的卫兵随从我也干。一旦打起仗来，我就站在草原大命一边，替天行道，替腾格里行道，替草原行道。”
　　这样的语调，我想不起合适的词语形容，这是两千年前中行说的语调。
整本《狼图腾》，在我看来是宫崎市定《朴素民族》和八十年代《河殇》的结合。在宫崎市定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但宫崎确是学术牛人，论述本身相当扎实，他认为，中国这个“文明主义的社会”，每逢发展到饱和点时，就会趋于颓废，此时，只有具有“朴素主义”的野蛮的游牧民族侵入并建立了他们的统治，才能使它重新振作起来。而《河殇》更不必说，在中华文明衰落论的叙述中，经年流淌的泥沙里再也不能演化出新的文明因子，中华文明的出路就是蓝色的文明——由黄色向蓝色的转变，亦即，若如福山所说，历史有终结，也定终结于蓝色文明。
　　但《狼》一书甚至连这些论证也无，对游牧文化（姑且称之为绿色文明）不吝赞美之词的同时，通篇是对黄色农耕文化的彻底否定。

　　这样的语句比比皆是：
　　“陈阵摸了摸狼崽的头继续说：性格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性格也决定民族的命运。农耕民族家畜性过多，这种窝囊性格，决定了农耕民族的命运。”
　　“到了牧区以后，我觉得农区来的人真可恶，难怪游牧民族要跟农耕民族打几千年的仗。我要是生在古代，也会像王昭君那样主动请求出塞的，哪怕当昭君的卫兵随从我也干。一旦打起仗来，我就站在草原大命一边，替天行道，替腾格里行道，替草原行道。”
　　 “您不知道，我们汉族人是多么恨狼，把最恶最毒的人叫作狼，说他们是狼心狗肺，把欺负女人的人叫做大色狼，说最贪心的人是狼子野心，把美帝国主义叫做野心狼，大人吓唬孩子，就说是狼来了……”
　　这还是出自汉族知青之口。在我看来，整本小说散发的恰不是狼性，正是谄媚的“畜性”（这个词正是作者在文中形容民耕文化所用的）。对非少数民族（除个别全力全意溶入其中的知青外），全是妖魔化的嘴脸。意识形态太过明显。军代表包包顺贵更是以丑角出现，当时冒进定是有，不懂绿色逻辑也自然会有，但一定不会只如文中所述，或许是悲剧，是正剧，但决不会全是丑剧。

　　整个书中全是劳动无用论（有大段成文），战争及战斗力至上，狼是完美无缺的，历史由狼改写，自觉真理在握压抑不住的大段议论，余秋雨式的抒情，一切好的都归于草原狼的恩赐。而历史上一切都归于游牧民族，传统农耕民族苟活也是因为吸取了游牧民族的战斗精神。甚至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和传统中国的文明都被宣判为完全落后。
　　
　　若这是八十年代寻根文学时作品，我还可以理解，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在被西方船坚炮利打昏了头脑以后，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也开始溃败，对几千年的否定，从西方寻新声，为了抵抗西方民族而努力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重估成了全盘否定，而重建不得不成为模仿。而后，短暂的本国现代性道路又以文革告终，（它被宣判为毒瘤，从而从健康肌体上切除），八十年代起，重又开始现代主义，先锋派，重又开始从外国“别求新声”，一路狂飙突进，也开始对少数民族异族文化的寻找，试图在汉文化之外，寻找中国的根。张承志、韩少功、阿城、李杭育，都在此时。
　　如果狼图腾是这时作品，我想我不会意外。但，不是。
　　在书中，草原人和草原狼共是腾格里的守护者。书中所说到游牧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像狼族一样的团结和英勇，在我看来是绝对值得思考也值得学习的。但书中对农耕文明不加分析地一概否认，在我看来，是奇怪的。

　　从前汉族说某些少数民族是“蛮夷”，而在《狼图腾》中，直指农耕民族为“畜性”，这样的二元结构，其实并没有变。这是又一次河殇，不过历史的终结处，如作者所指，是游牧民族的“绿色文明”。
　　再回到宫崎市定的《朴素》一书，论证过程相当扎实，只可惜学术目的也并不是单纯，背后也是为了政治目的服务。在论证完朴素精神给过度文明化的汉文化带来的一次又冲击和清醒之后，下面的论证是这样的：但是，契丹、满洲和蒙古等具有“朴素主义”的游牧民族在救治了中国救治了汉族以后，却又都不免因“文明化”而趋于衰落，日本也是具有“朴素主义”的民族，但其朴素主义不同于契丹、满洲和蒙古，因为日本民族的“朴素主义”具有“发展性，是掌握了科学的新的朴素主义;井且掌握了“调和文明生活和朴素主义”的关键，日本如果对中国的统治一旦建立，就决不会再蹈契丹、满洲和蒙古等游牧民族在中国的复撤。于是，“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个“重任”自然应由日本来承担，也是完全自然的、合理的。
　　这个就很明显了。

　　《狼图腾》当然不是宫崎市定的《朴素民族》，但回头再看到诸如此类的语言：
　　“到了牧区以后，我觉得农区来的人真可恶，难怪游牧民族要跟农耕民族打几千年的仗。我要是生在古代，也会像王昭君那样主动请求出塞的，哪怕当昭君的卫兵随从我也干。一旦打起仗来，我就站在草原大命一边，替天行道，替腾格里行道，替草原行道。”
　　这样的语调，我想不起合适的词语形容，这是两千年前中行说的语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