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秦晖：对文革的四种判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4: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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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晖 (进入专栏)
（本文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国立清华大学人社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上的讲座文字记录。未经秦晖教授审阅，纯粹是私人记录。）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交流。文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屏幕上的每一个题目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今天只会想到哪里讲哪里。之后的互动大家再提问。 文革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扭曲。既被赞扬的人扭曲，也被否定的人扭曲。我们知道改革一开始是以否定文革开始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最近提出：改革共识基本破裂【《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我认为，其实改革是关于“走出哪里”的共识，“走向哪里”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共识。至于走出文革，则是全社会的共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东欧的改革很不一样。
改革初年，当局就否定文革讲了好多话。但是他们发现，按照他们的话语逻辑，很多东西很难讲下去。现在就当作历史上没有这事。民间对文革的印象，则是当年否定的镜像。官方文革解释的困境和民众的想象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于是演变成以下四种观点、两个逻辑的描述。
一、体制内肯定。体制派不见得就在体制内。当然这一派也可以叫做左派。大陆的左派和世界的左派有很大的区别。在大陆的左派中，对文革肯定和否定又构成另一个维度。肯定的左派认为文革是个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文革的目的是铲除走资派，保证红色江山。这种人对邓小平的改革持最大否定。他们颂毛反邓，肯定文革而否定改革。
这种观点在改革初年是没有市场的。我说过，文革达到了负帕累托效应。这场运动几乎把全社会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所有人都得罪了。没有人认为文革是好的。而体制内肯定这一派的观点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受到文革太大的冲击。海外毛派曾经对四人帮被捕表示过强烈抗议。江青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美国还上演过话剧《江青》。
现在这一派在大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邓江改革的弊病激起的广泛民怨。另一方面由于新一代国人对毛的害处没有切身的体验。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得好：“死人都是好的”。这是一种对过去的玫瑰色幻象。这种对文革的想象源于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尤其在青年大学生中尤其流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陆交换生们怎么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市场的。很多人都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对当权派有相当的反感。
二、体制内否定。邓小平在文革问题上观点略微偏向于党内民主派，至少在他复出后的早期。他对文革的反省，还是比较早的。邓小平认为，文革是几乎断送我党江山的鲁莽之举。陈云也是持这种看法。这种观点的另一面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充满了好感。基本他们上是肯定前十七年，而否定文革。但是后来邓退回去了。不过即使是邓，认识上的基本格局也没变。他认为文革最大的悲剧就是冲击了“走资派”。这种观点回避了前十七年的社会矛盾。把文革全部归结于毛的多疑和胡闹。归结起来，这一派对文革的主要认识就是：文革就是反当权派。
显然，他们对文革后期当权者迫害群众、造反派的行为闭口不谈，甚至持肯定态度。邓和陈云的最大区别是：邓认为整个文革期间活跃过的都不是什么好人。而陈对“八旗子弟”（既现在的太子党--陈注）非常有好感。这些贵族红卫兵，专整黑五类等社会的弱势群体。这种人的累累罪行，但社会对这些从来不清楚。他们现在正在中国活跃，我在此也就不点他们名字了。邓小平对这些人没好感，主要还是因为邓刘（少奇）两家的后代，大部分没有和他们一道取得政治优势，也就是没赶上趟。
在体制内否定者看来，文革的教训就是：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当权派。于是文革的混乱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过，在现今中国被当做中国民主化就会混乱的主要证据。不可否认，文革时期的确有比较变态的言论自由。不过这种畸形的自由在民主墙之后就被明令取缔了。邓号称取缔这种自由是否定文革的起点。同时废除了一九五四年宪法以来的游行示威罢工的权利。其实本来这些权利也一直没有，不过在文革期间，毛需要实现混乱的局面（从而达到打击走资派的目的--陈注），于是只要在毛划的一些禁区之外，冲击地方当局的抗争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这种观点的延伸，就是对旧有意识形态民粹色彩和革命色彩的厌烦。大家可能不知道，九零年的时候有过一个所谓太子党纲领。他们宣称，我们国家是有执政者的利益的，这种利益当然和人民的利益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放纵人民。很吊诡的时，这种庸俗的，充满既得利益色彩的反文革主张，竟然从反面使群众对文革那种自由打击当权派的美好景象产生了想象。
当然，当局察觉了这一点。于是越来越趋向于回避文革这个话题。肯定文革也不合适，批判文革也带来困扰，不如不要提。
三、反体制肯定。从最近来看，煽动文革狂热可能成为未来党内的一张牌。持反体制肯定的主要是海外一些由当年造反派演变为现代民主派的人士。如杨小凯和刘国凯。杨曾经写过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杨由于这样的经历，对不妥协的造反派持有很高的敬意。他认为造反派从社会学上，从思想上，与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这种观点重要特点是反毛，但肯定群众。文革期间虽然有毛的煽动，但人民对体制的不满是更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般说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许老百姓造反的只有很短时间，刘国凯就有所谓的的三年文革论。九大后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结束了。实际上照我看来，真正群众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一年多，就是说允许老百姓造反的话。从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间。这段时间的情景，在我们的话语中是文革的典型代表。
这种观点与陈云最为对立。一，反体制，陈肯定体制。二，肯定文革，陈否定。造反派和保皇派，陈反感造反派，同情保皇派--红色红卫兵。而杨对老红卫兵恨之入骨。
他们对邓小平也有相当大的反感。但是与一般民主派不一样的是，他们对邓仇恨的因素夹杂着邓在改革初年对造反派的清算。他们对等的反感在两个层面中凸显。他们不完全否定改革开放。他们对邓的厌恶如果不是有甚于，至少不亚于对毛的反感。
四、反体制否定。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党内老干部，不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造成文革的体制，即前十七年。这点与刘国凯有类似。胡（耀邦）赵（紫阳）也有类似。他们把反思的界限推到了六六年之前。这点上造成了八十年代一系列事件中，邓与胡赵分手了。更恰当地说，是胡赵在中国大分裂中脱离体制。他们最严重的对立面是体制类肯定（毛派观点）。他们更强调文革的意识形态原因。保皇派比保守派更为腐朽。和陈云对立。他们和杨刘不同，哪怕造反派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肯定，但是是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的抗争，而非从民主进步的观点。他们认为：文革的造反派，哪怕不是奉旨造反，也不能说近代持不同政见运动。更像是农民造反。他们反对把造反派和新启蒙运动挂钩。
四种观点在近三十年是有所起伏的。最近二十年的趋势，总的是体制性的否定越来越向典型化发展，但越来越说不出口，越来越脱离现实要求。在文革中，邓失势比较早，把文革中此消彼长的一系列势力都看作是捣蛋分子。邓之后整了很多保守派。只有我的家乡广西是造反派从来没有掌权的地方。当权派在文革中后期对造反派的镇压也特别厉害。八四年前后，邓松了口，处理问题，否造反派否保皇派。现在在广西已经成为禁区。
全国而言，贵族红卫兵现在大量进入高层。他们很多人参与过文革初期的对群众的镇压。邓实际上反对启用这些人。而这些人本来在邓江时代也没什么活动空间。但是陈云是这些人的总后台，陈认为：“我们的子女靠得住”。
九二年之后，一方面在经济战略上，陈云主张彻底失势。陈主张计划经济，但也是反毛的，因为毛也不搞计划经济，毛就是胡闹经济。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人事组织，九二年之后随着邓老去，很多高干子弟，特别是出身于与造反派对峙的保皇派，大量从政。陈云留过苏，陈云反毛并不是因为毛搞斯大林式经济，而是毛胡来，搞乱了斯大林式的经济。赵的回忆录中，对陈在改革初年非毛化的贡献给予肯定。我们所知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总后台实际上是陈。而邓在文革后复出比陈慢。邓在改革开始并没有对文革放炮。赵提到，陈在骨子里非常亲苏，他认为苏的计划搞得非常好。他认为陈反毛包括对毛晚年的外交上的不满意：联美反苏。陈认为苏联怎么着也是社会主义国际。和苏再怎么闹也不应对立。陈站在苏的立场上，这正是中国改革不同于东欧改革的不同点。我们要看到，中国非毛化一开始就是两种势力的合力。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当权派立场越来越得势。今天的当权派不仅比过去更腐败，由于他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改革，更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年的走资派的确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实。他们的事实坐实了毛当年的指责。于是，现在当权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们忘掉文革。他们对文革采取总体失语的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是现在的当权派和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可是高调否定文革。
但是他们不讲，老百姓不会不讲。他们自己失语，又不许自由民主派谈文革。于是，中国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上。 老百姓对官僚的怨恨远远超过当年，他们害怕再来一次文革，但又对毛派投鼠忌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像。刘少奇当年就揣测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众整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想依靠官僚整书生。
毛泽东为什么搞文革？
罗列极权国家的整人几种手段：如对自己人，用斯大林式整肃；对群众，用反右。从中我们看到，发动群众整当权派是非常罕见的手法。我反对纯粹用毛的理想主义解释文革。毛是个理想派确实有很多理由。但是，中共很多的大运动用意识形态不能解释的。比如，在经验统计上，暴力土改流血越多的地方就是越不需要平均地权的地方，比如老苏区。如果单纯因为左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无法解释。
关于七千人大会。毛曾经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鲁库说：七千人大会后，我意识到要把刘少奇干掉。最近的研究表明七千人大会原来想开成一个重新拧紧螺丝的大会。毛本来想要在会上克服所谓分散主义，重新开始粮食征购。并不是想让大家出气的大会。原来只打算开十天，结果开了二十八天。征粮指标不仅没提高，还减少了。
我认为七千人大会是毛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从来没遇到的被周围一致抵触的情况。用江青的话说，毛当时是憋着一口气的。毛感到从上到下一致的反对。
不过，上下的怨气是有区别的。老百姓角度来说，怨左不怨毛。他们对毛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反感。也即是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是刘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
毛害怕这两种力量结合。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两者干一仗。从而既保住左体制，又保住毛皇权。由于不怨毛与不怨左的情形的确存在，有空隙，所以毛的操作确实可行。
同时有这两种不满，就不能用反右或斯大林整肃式运动。如果仅想压制民众，毛本来的确可以用运动的手段达到。当年刘搞反右就是揣摩毛心意。 于是，毛先用群众搞刘派。再用靠这个手段实际拿回来的权力搞群众，上山下乡之类。但玩的太过火，文革末期，两股力量竟然结合了，就变成了走出文革的共识。
但是这两股势力最终还是要分家的。我们看到，八十年代，邓和胡赵本来企图调和这两股势力，但不幸的是，他们自己最终在八十年代也分道扬镳了。邓站陈云这边，赵站民主派这边。
我个人认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当权派整民众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的残酷。主流说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只强调当权派被整。这很不合事实。
更加荒诞的是，文革前期那些武斗学生领袖其实后来是被毛本身关起来的。但一直没判刑。邓上台后把他们正式判了。但他们反而怨邓不怨毛。的确很荒诞。
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积镇压。当时每天墙上都贴着很多死刑名单，每个名字上都打个醒目的红叉。我每天走街上看过去，看不见具体名字，但是看见一排墙上，很多叉。
毛的这些创造，实际上来源于中国法家的法术势。毛自己就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当年毛还搞群众运动，评法批儒。包括我，都是在毛当年的号召下才读韩非子的。我的古文能力也是被那时毛培养的。你看了韩非子你就知道，韩非子确实是集整人的集大成者。我在西方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媲美韩非子的权术著作。我认为，只要是理想主义者，都对人性有高调的预期。但我认为毛对人性就完全没有信心。但你很难说毛是个彻底的政治流氓，他还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性格的。但是很难去定位，在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彻底的流氓之间，有很广阔的空间。
可以发现，毛宁可牺牲自己的道德魅力，也要选择智力高点。比如，当年反右时号称的阳谋论，他宣称这些都是他早就计划好的。这么一说，他不完全就是个政治流氓吗？但毛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认为毛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后来，他一开始的确是真心希望群众给党提意见的，也就是说，毛没有他自己讲的这么坏。但他不知道这样讲对他的道德形象的破坏吗？原因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智力上的怀疑。斯大林在《君王论》上有这么一条批示：“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我认为韩非子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这个概念，毛的政治逻辑也是这样。
我不否认毛的理想主义因素，但这对于历史来说，太不重要了。
这一点，就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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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初年，当局就否定文革讲了好多话。但是他们发现，按照他们的话语逻辑，很多东西很难讲下去。现在就当作历史上没有这事。民间对文革的印象，则是当年否定的镜像。官方文革解释的困境和民众的想象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于是演变成以下四种观点、两个逻辑的描述。
一、体制内肯定。体制派不见得就在体制内。当然这一派也可以叫做左派。大陆的左派和世界的左派有很大的区别。在大陆的左派中，对文革肯定和否定又构成另一个维度。肯定的左派认为文革是个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文革的目的是铲除走资派，保证红色江山。这种人对邓小平的改革持最大否定。他们颂毛反邓，肯定文革而否定改革。
这种观点在改革初年是没有市场的。我说过，文革达到了负帕累托效应。这场运动几乎把全社会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所有人都得罪了。没有人认为文革是好的。而体制内肯定这一派的观点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受到文革太大的冲击。海外毛派曾经对四人帮被捕表示过强烈抗议。江青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美国还上演过话剧《江青》。
现在这一派在大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邓江改革的弊病激起的广泛民怨。另一方面由于新一代国人对毛的害处没有切身的体验。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得好：“死人都是好的”。这是一种对过去的玫瑰色幻象。这种对文革的想象源于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尤其在青年大学生中尤其流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陆交换生们怎么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市场的。很多人都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对当权派有相当的反感。
二、体制内否定。邓小平在文革问题上观点略微偏向于党内民主派，至少在他复出后的早期。他对文革的反省，还是比较早的。邓小平认为，文革是几乎断送我党江山的鲁莽之举。陈云也是持这种看法。这种观点的另一面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充满了好感。基本他们上是肯定前十七年，而否定文革。但是后来邓退回去了。不过即使是邓，认识上的基本格局也没变。他认为文革最大的悲剧就是冲击了“走资派”。这种观点回避了前十七年的社会矛盾。把文革全部归结于毛的多疑和胡闹。归结起来，这一派对文革的主要认识就是：文革就是反当权派。
显然，他们对文革后期当权者迫害群众、造反派的行为闭口不谈，甚至持肯定态度。邓和陈云的最大区别是：邓认为整个文革期间活跃过的都不是什么好人。而陈对“八旗子弟”（既现在的太子党--陈注）非常有好感。这些贵族红卫兵，专整黑五类等社会的弱势群体。这种人的累累罪行，但社会对这些从来不清楚。他们现在正在中国活跃，我在此也就不点他们名字了。邓小平对这些人没好感，主要还是因为邓刘（少奇）两家的后代，大部分没有和他们一道取得政治优势，也就是没赶上趟。
在体制内否定者看来，文革的教训就是：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当权派。于是文革的混乱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过，在现今中国被当做中国民主化就会混乱的主要证据。不可否认，文革时期的确有比较变态的言论自由。不过这种畸形的自由在民主墙之后就被明令取缔了。邓号称取缔这种自由是否定文革的起点。同时废除了一九五四年宪法以来的游行示威罢工的权利。其实本来这些权利也一直没有，不过在文革期间，毛需要实现混乱的局面（从而达到打击走资派的目的--陈注），于是只要在毛划的一些禁区之外，冲击地方当局的抗争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这种观点的延伸，就是对旧有意识形态民粹色彩和革命色彩的厌烦。大家可能不知道，九零年的时候有过一个所谓太子党纲领。他们宣称，我们国家是有执政者的利益的，这种利益当然和人民的利益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放纵人民。很吊诡的时，这种庸俗的，充满既得利益色彩的反文革主张，竟然从反面使群众对文革那种自由打击当权派的美好景象产生了想象。
当然，当局察觉了这一点。于是越来越趋向于回避文革这个话题。肯定文革也不合适，批判文革也带来困扰，不如不要提。
三、反体制肯定。从最近来看，煽动文革狂热可能成为未来党内的一张牌。持反体制肯定的主要是海外一些由当年造反派演变为现代民主派的人士。如杨小凯和刘国凯。杨曾经写过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杨由于这样的经历，对不妥协的造反派持有很高的敬意。他认为造反派从社会学上，从思想上，与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这种观点重要特点是反毛，但肯定群众。文革期间虽然有毛的煽动，但人民对体制的不满是更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般说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许老百姓造反的只有很短时间，刘国凯就有所谓的的三年文革论。九大后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结束了。实际上照我看来，真正群众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一年多，就是说允许老百姓造反的话。从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间。这段时间的情景，在我们的话语中是文革的典型代表。
这种观点与陈云最为对立。一，反体制，陈肯定体制。二，肯定文革，陈否定。造反派和保皇派，陈反感造反派，同情保皇派--红色红卫兵。而杨对老红卫兵恨之入骨。
他们对邓小平也有相当大的反感。但是与一般民主派不一样的是，他们对邓仇恨的因素夹杂着邓在改革初年对造反派的清算。他们对等的反感在两个层面中凸显。他们不完全否定改革开放。他们对邓的厌恶如果不是有甚于，至少不亚于对毛的反感。
四、反体制否定。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党内老干部，不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造成文革的体制，即前十七年。这点与刘国凯有类似。胡（耀邦）赵（紫阳）也有类似。他们把反思的界限推到了六六年之前。这点上造成了八十年代一系列事件中，邓与胡赵分手了。更恰当地说，是胡赵在中国大分裂中脱离体制。他们最严重的对立面是体制类肯定（毛派观点）。他们更强调文革的意识形态原因。保皇派比保守派更为腐朽。和陈云对立。他们和杨刘不同，哪怕造反派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肯定，但是是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的抗争，而非从民主进步的观点。他们认为：文革的造反派，哪怕不是奉旨造反，也不能说近代持不同政见运动。更像是农民造反。他们反对把造反派和新启蒙运动挂钩。
四种观点在近三十年是有所起伏的。最近二十年的趋势，总的是体制性的否定越来越向典型化发展，但越来越说不出口，越来越脱离现实要求。在文革中，邓失势比较早，把文革中此消彼长的一系列势力都看作是捣蛋分子。邓之后整了很多保守派。只有我的家乡广西是造反派从来没有掌权的地方。当权派在文革中后期对造反派的镇压也特别厉害。八四年前后，邓松了口，处理问题，否造反派否保皇派。现在在广西已经成为禁区。
全国而言，贵族红卫兵现在大量进入高层。他们很多人参与过文革初期的对群众的镇压。邓实际上反对启用这些人。而这些人本来在邓江时代也没什么活动空间。但是陈云是这些人的总后台，陈认为：“我们的子女靠得住”。
九二年之后，一方面在经济战略上，陈云主张彻底失势。陈主张计划经济，但也是反毛的，因为毛也不搞计划经济，毛就是胡闹经济。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人事组织，九二年之后随着邓老去，很多高干子弟，特别是出身于与造反派对峙的保皇派，大量从政。陈云留过苏，陈云反毛并不是因为毛搞斯大林式经济，而是毛胡来，搞乱了斯大林式的经济。赵的回忆录中，对陈在改革初年非毛化的贡献给予肯定。我们所知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总后台实际上是陈。而邓在文革后复出比陈慢。邓在改革开始并没有对文革放炮。赵提到，陈在骨子里非常亲苏，他认为苏的计划搞得非常好。他认为陈反毛包括对毛晚年的外交上的不满意：联美反苏。陈认为苏联怎么着也是社会主义国际。和苏再怎么闹也不应对立。陈站在苏的立场上，这正是中国改革不同于东欧改革的不同点。我们要看到，中国非毛化一开始就是两种势力的合力。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当权派立场越来越得势。今天的当权派不仅比过去更腐败，由于他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改革，更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年的走资派的确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实。他们的事实坐实了毛当年的指责。于是，现在当权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们忘掉文革。他们对文革采取总体失语的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是现在的当权派和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可是高调否定文革。
但是他们不讲，老百姓不会不讲。他们自己失语，又不许自由民主派谈文革。于是，中国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上。 老百姓对官僚的怨恨远远超过当年，他们害怕再来一次文革，但又对毛派投鼠忌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像。刘少奇当年就揣测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众整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想依靠官僚整书生。
毛泽东为什么搞文革？
罗列极权国家的整人几种手段：如对自己人，用斯大林式整肃；对群众，用反右。从中我们看到，发动群众整当权派是非常罕见的手法。我反对纯粹用毛的理想主义解释文革。毛是个理想派确实有很多理由。但是，中共很多的大运动用意识形态不能解释的。比如，在经验统计上，暴力土改流血越多的地方就是越不需要平均地权的地方，比如老苏区。如果单纯因为左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无法解释。
关于七千人大会。毛曾经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鲁库说：七千人大会后，我意识到要把刘少奇干掉。最近的研究表明七千人大会原来想开成一个重新拧紧螺丝的大会。毛本来想要在会上克服所谓分散主义，重新开始粮食征购。并不是想让大家出气的大会。原来只打算开十天，结果开了二十八天。征粮指标不仅没提高，还减少了。
我认为七千人大会是毛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从来没遇到的被周围一致抵触的情况。用江青的话说，毛当时是憋着一口气的。毛感到从上到下一致的反对。
不过，上下的怨气是有区别的。老百姓角度来说，怨左不怨毛。他们对毛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反感。也即是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是刘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
毛害怕这两种力量结合。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两者干一仗。从而既保住左体制，又保住毛皇权。由于不怨毛与不怨左的情形的确存在，有空隙，所以毛的操作确实可行。
同时有这两种不满，就不能用反右或斯大林整肃式运动。如果仅想压制民众，毛本来的确可以用运动的手段达到。当年刘搞反右就是揣摩毛心意。 于是，毛先用群众搞刘派。再用靠这个手段实际拿回来的权力搞群众，上山下乡之类。但玩的太过火，文革末期，两股力量竟然结合了，就变成了走出文革的共识。
但是这两股势力最终还是要分家的。我们看到，八十年代，邓和胡赵本来企图调和这两股势力，但不幸的是，他们自己最终在八十年代也分道扬镳了。邓站陈云这边，赵站民主派这边。
我个人认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当权派整民众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的残酷。主流说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只强调当权派被整。这很不合事实。
更加荒诞的是，文革前期那些武斗学生领袖其实后来是被毛本身关起来的。但一直没判刑。邓上台后把他们正式判了。但他们反而怨邓不怨毛。的确很荒诞。
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积镇压。当时每天墙上都贴着很多死刑名单，每个名字上都打个醒目的红叉。我每天走街上看过去，看不见具体名字，但是看见一排墙上，很多叉。
毛的这些创造，实际上来源于中国法家的法术势。毛自己就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当年毛还搞群众运动，评法批儒。包括我，都是在毛当年的号召下才读韩非子的。我的古文能力也是被那时毛培养的。你看了韩非子你就知道，韩非子确实是集整人的集大成者。我在西方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媲美韩非子的权术著作。我认为，只要是理想主义者，都对人性有高调的预期。但我认为毛对人性就完全没有信心。但你很难说毛是个彻底的政治流氓，他还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性格的。但是很难去定位，在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彻底的流氓之间，有很广阔的空间。
可以发现，毛宁可牺牲自己的道德魅力，也要选择智力高点。比如，当年反右时号称的阳谋论，他宣称这些都是他早就计划好的。这么一说，他不完全就是个政治流氓吗？但毛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认为毛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后来，他一开始的确是真心希望群众给党提意见的，也就是说，毛没有他自己讲的这么坏。但他不知道这样讲对他的道德形象的破坏吗？原因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智力上的怀疑。斯大林在《君王论》上有这么一条批示：“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我认为韩非子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这个概念，毛的政治逻辑也是这样。
我不否认毛的理想主义因素，但这对于历史来说，太不重要了。
这一点，就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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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国立清华大学人社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上的讲座文字记录。未经秦晖教授审阅，纯粹是私人记录。）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交流。文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屏幕上的每一个题目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今天只会想到哪里讲哪里。之后的互动大家再提问。 文革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扭曲。既被赞扬的人扭曲，也被否定的人扭曲。我们知道改革一开始是以否定文革开始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最近提出：改革共识基本破裂【《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我认为，其实改革是关于“走出哪里”的共识，“走向哪里”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共识。至于走出文革，则是全社会的共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东欧的改革很不一样。
改革初年，当局就否定文革讲了好多话。但是他们发现，按照他们的话语逻辑，很多东西很难讲下去。现在就当作历史上没有这事。民间对文革的印象，则是当年否定的镜像。官方文革解释的困境和民众的想象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于是演变成以下四种观点、两个逻辑的描述。
一、体制内肯定。体制派不见得就在体制内。当然这一派也可以叫做左派。大陆的左派和世界的左派有很大的区别。在大陆的左派中，对文革肯定和否定又构成另一个维度。肯定的左派认为文革是个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文革的目的是铲除走资派，保证红色江山。这种人对邓小平的改革持最大否定。他们颂毛反邓，肯定文革而否定改革。
这种观点在改革初年是没有市场的。我说过，文革达到了负帕累托效应。这场运动几乎把全社会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所有人都得罪了。没有人认为文革是好的。而体制内肯定这一派的观点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受到文革太大的冲击。海外毛派曾经对四人帮被捕表示过强烈抗议。江青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美国还上演过话剧《江青》。
现在这一派在大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邓江改革的弊病激起的广泛民怨。另一方面由于新一代国人对毛的害处没有切身的体验。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得好：“死人都是好的”。这是一种对过去的玫瑰色幻象。这种对文革的想象源于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尤其在青年大学生中尤其流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陆交换生们怎么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市场的。很多人都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对当权派有相当的反感。
二、体制内否定。邓小平在文革问题上观点略微偏向于党内民主派，至少在他复出后的早期。他对文革的反省，还是比较早的。邓小平认为，文革是几乎断送我党江山的鲁莽之举。陈云也是持这种看法。这种观点的另一面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充满了好感。基本他们上是肯定前十七年，而否定文革。但是后来邓退回去了。不过即使是邓，认识上的基本格局也没变。他认为文革最大的悲剧就是冲击了“走资派”。这种观点回避了前十七年的社会矛盾。把文革全部归结于毛的多疑和胡闹。归结起来，这一派对文革的主要认识就是：文革就是反当权派。
显然，他们对文革后期当权者迫害群众、造反派的行为闭口不谈，甚至持肯定态度。邓和陈云的最大区别是：邓认为整个文革期间活跃过的都不是什么好人。而陈对“八旗子弟”（既现在的太子党--陈注）非常有好感。这些贵族红卫兵，专整黑五类等社会的弱势群体。这种人的累累罪行，但社会对这些从来不清楚。他们现在正在中国活跃，我在此也就不点他们名字了。邓小平对这些人没好感，主要还是因为邓刘（少奇）两家的后代，大部分没有和他们一道取得政治优势，也就是没赶上趟。
在体制内否定者看来，文革的教训就是：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当权派。于是文革的混乱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过，在现今中国被当做中国民主化就会混乱的主要证据。不可否认，文革时期的确有比较变态的言论自由。不过这种畸形的自由在民主墙之后就被明令取缔了。邓号称取缔这种自由是否定文革的起点。同时废除了一九五四年宪法以来的游行示威罢工的权利。其实本来这些权利也一直没有，不过在文革期间，毛需要实现混乱的局面（从而达到打击走资派的目的--陈注），于是只要在毛划的一些禁区之外，冲击地方当局的抗争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这种观点的延伸，就是对旧有意识形态民粹色彩和革命色彩的厌烦。大家可能不知道，九零年的时候有过一个所谓太子党纲领。他们宣称，我们国家是有执政者的利益的，这种利益当然和人民的利益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放纵人民。很吊诡的时，这种庸俗的，充满既得利益色彩的反文革主张，竟然从反面使群众对文革那种自由打击当权派的美好景象产生了想象。
当然，当局察觉了这一点。于是越来越趋向于回避文革这个话题。肯定文革也不合适，批判文革也带来困扰，不如不要提。
三、反体制肯定。从最近来看，煽动文革狂热可能成为未来党内的一张牌。持反体制肯定的主要是海外一些由当年造反派演变为现代民主派的人士。如杨小凯和刘国凯。杨曾经写过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杨由于这样的经历，对不妥协的造反派持有很高的敬意。他认为造反派从社会学上，从思想上，与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这种观点重要特点是反毛，但肯定群众。文革期间虽然有毛的煽动，但人民对体制的不满是更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般说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许老百姓造反的只有很短时间，刘国凯就有所谓的的三年文革论。九大后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结束了。实际上照我看来，真正群众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一年多，就是说允许老百姓造反的话。从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间。这段时间的情景，在我们的话语中是文革的典型代表。
这种观点与陈云最为对立。一，反体制，陈肯定体制。二，肯定文革，陈否定。造反派和保皇派，陈反感造反派，同情保皇派--红色红卫兵。而杨对老红卫兵恨之入骨。
他们对邓小平也有相当大的反感。但是与一般民主派不一样的是，他们对邓仇恨的因素夹杂着邓在改革初年对造反派的清算。他们对等的反感在两个层面中凸显。他们不完全否定改革开放。他们对邓的厌恶如果不是有甚于，至少不亚于对毛的反感。
四、反体制否定。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党内老干部，不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造成文革的体制，即前十七年。这点与刘国凯有类似。胡（耀邦）赵（紫阳）也有类似。他们把反思的界限推到了六六年之前。这点上造成了八十年代一系列事件中，邓与胡赵分手了。更恰当地说，是胡赵在中国大分裂中脱离体制。他们最严重的对立面是体制类肯定（毛派观点）。他们更强调文革的意识形态原因。保皇派比保守派更为腐朽。和陈云对立。他们和杨刘不同，哪怕造反派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肯定，但是是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的抗争，而非从民主进步的观点。他们认为：文革的造反派，哪怕不是奉旨造反，也不能说近代持不同政见运动。更像是农民造反。他们反对把造反派和新启蒙运动挂钩。
四种观点在近三十年是有所起伏的。最近二十年的趋势，总的是体制性的否定越来越向典型化发展，但越来越说不出口，越来越脱离现实要求。在文革中，邓失势比较早，把文革中此消彼长的一系列势力都看作是捣蛋分子。邓之后整了很多保守派。只有我的家乡广西是造反派从来没有掌权的地方。当权派在文革中后期对造反派的镇压也特别厉害。八四年前后，邓松了口，处理问题，否造反派否保皇派。现在在广西已经成为禁区。
全国而言，贵族红卫兵现在大量进入高层。他们很多人参与过文革初期的对群众的镇压。邓实际上反对启用这些人。而这些人本来在邓江时代也没什么活动空间。但是陈云是这些人的总后台，陈认为：“我们的子女靠得住”。
九二年之后，一方面在经济战略上，陈云主张彻底失势。陈主张计划经济，但也是反毛的，因为毛也不搞计划经济，毛就是胡闹经济。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人事组织，九二年之后随着邓老去，很多高干子弟，特别是出身于与造反派对峙的保皇派，大量从政。陈云留过苏，陈云反毛并不是因为毛搞斯大林式经济，而是毛胡来，搞乱了斯大林式的经济。赵的回忆录中，对陈在改革初年非毛化的贡献给予肯定。我们所知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总后台实际上是陈。而邓在文革后复出比陈慢。邓在改革开始并没有对文革放炮。赵提到，陈在骨子里非常亲苏，他认为苏的计划搞得非常好。他认为陈反毛包括对毛晚年的外交上的不满意：联美反苏。陈认为苏联怎么着也是社会主义国际。和苏再怎么闹也不应对立。陈站在苏的立场上，这正是中国改革不同于东欧改革的不同点。我们要看到，中国非毛化一开始就是两种势力的合力。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当权派立场越来越得势。今天的当权派不仅比过去更腐败，由于他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改革，更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年的走资派的确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实。他们的事实坐实了毛当年的指责。于是，现在当权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们忘掉文革。他们对文革采取总体失语的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是现在的当权派和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可是高调否定文革。
但是他们不讲，老百姓不会不讲。他们自己失语，又不许自由民主派谈文革。于是，中国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上。 老百姓对官僚的怨恨远远超过当年，他们害怕再来一次文革，但又对毛派投鼠忌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像。刘少奇当年就揣测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众整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想依靠官僚整书生。
毛泽东为什么搞文革？
罗列极权国家的整人几种手段：如对自己人，用斯大林式整肃；对群众，用反右。从中我们看到，发动群众整当权派是非常罕见的手法。我反对纯粹用毛的理想主义解释文革。毛是个理想派确实有很多理由。但是，中共很多的大运动用意识形态不能解释的。比如，在经验统计上，暴力土改流血越多的地方就是越不需要平均地权的地方，比如老苏区。如果单纯因为左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无法解释。
关于七千人大会。毛曾经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鲁库说：七千人大会后，我意识到要把刘少奇干掉。最近的研究表明七千人大会原来想开成一个重新拧紧螺丝的大会。毛本来想要在会上克服所谓分散主义，重新开始粮食征购。并不是想让大家出气的大会。原来只打算开十天，结果开了二十八天。征粮指标不仅没提高，还减少了。
我认为七千人大会是毛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从来没遇到的被周围一致抵触的情况。用江青的话说，毛当时是憋着一口气的。毛感到从上到下一致的反对。
不过，上下的怨气是有区别的。老百姓角度来说，怨左不怨毛。他们对毛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反感。也即是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是刘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
毛害怕这两种力量结合。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两者干一仗。从而既保住左体制，又保住毛皇权。由于不怨毛与不怨左的情形的确存在，有空隙，所以毛的操作确实可行。
同时有这两种不满，就不能用反右或斯大林整肃式运动。如果仅想压制民众，毛本来的确可以用运动的手段达到。当年刘搞反右就是揣摩毛心意。 于是，毛先用群众搞刘派。再用靠这个手段实际拿回来的权力搞群众，上山下乡之类。但玩的太过火，文革末期，两股力量竟然结合了，就变成了走出文革的共识。
但是这两股势力最终还是要分家的。我们看到，八十年代，邓和胡赵本来企图调和这两股势力，但不幸的是，他们自己最终在八十年代也分道扬镳了。邓站陈云这边，赵站民主派这边。
我个人认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当权派整民众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的残酷。主流说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只强调当权派被整。这很不合事实。
更加荒诞的是，文革前期那些武斗学生领袖其实后来是被毛本身关起来的。但一直没判刑。邓上台后把他们正式判了。但他们反而怨邓不怨毛。的确很荒诞。
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积镇压。当时每天墙上都贴着很多死刑名单，每个名字上都打个醒目的红叉。我每天走街上看过去，看不见具体名字，但是看见一排墙上，很多叉。
毛的这些创造，实际上来源于中国法家的法术势。毛自己就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当年毛还搞群众运动，评法批儒。包括我，都是在毛当年的号召下才读韩非子的。我的古文能力也是被那时毛培养的。你看了韩非子你就知道，韩非子确实是集整人的集大成者。我在西方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媲美韩非子的权术著作。我认为，只要是理想主义者，都对人性有高调的预期。但我认为毛对人性就完全没有信心。但你很难说毛是个彻底的政治流氓，他还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性格的。但是很难去定位，在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彻底的流氓之间，有很广阔的空间。
可以发现，毛宁可牺牲自己的道德魅力，也要选择智力高点。比如，当年反右时号称的阳谋论，他宣称这些都是他早就计划好的。这么一说，他不完全就是个政治流氓吗？但毛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认为毛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后来，他一开始的确是真心希望群众给党提意见的，也就是说，毛没有他自己讲的这么坏。但他不知道这样讲对他的道德形象的破坏吗？原因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智力上的怀疑。斯大林在《君王论》上有这么一条批示：“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我认为韩非子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这个概念，毛的政治逻辑也是这样。
我不否认毛的理想主义因素，但这对于历史来说，太不重要了。
这一点，就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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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交流。文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屏幕上的每一个题目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今天只会想到哪里讲哪里。之后的互动大家再提问。 文革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扭曲。既被赞扬的人扭曲，也被否定的人扭曲。我们知道改革一开始是以否定文革开始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最近提出：改革共识基本破裂【《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我认为，其实改革是关于“走出哪里”的共识，“走向哪里”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共识。至于走出文革，则是全社会的共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东欧的改革很不一样。
改革初年，当局就否定文革讲了好多话。但是他们发现，按照他们的话语逻辑，很多东西很难讲下去。现在就当作历史上没有这事。民间对文革的印象，则是当年否定的镜像。官方文革解释的困境和民众的想象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于是演变成以下四种观点、两个逻辑的描述。
一、体制内肯定。体制派不见得就在体制内。当然这一派也可以叫做左派。大陆的左派和世界的左派有很大的区别。在大陆的左派中，对文革肯定和否定又构成另一个维度。肯定的左派认为文革是个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文革的目的是铲除走资派，保证红色江山。这种人对邓小平的改革持最大否定。他们颂毛反邓，肯定文革而否定改革。
这种观点在改革初年是没有市场的。我说过，文革达到了负帕累托效应。这场运动几乎把全社会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所有人都得罪了。没有人认为文革是好的。而体制内肯定这一派的观点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受到文革太大的冲击。海外毛派曾经对四人帮被捕表示过强烈抗议。江青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美国还上演过话剧《江青》。
现在这一派在大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邓江改革的弊病激起的广泛民怨。另一方面由于新一代国人对毛的害处没有切身的体验。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得好：“死人都是好的”。这是一种对过去的玫瑰色幻象。这种对文革的想象源于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尤其在青年大学生中尤其流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陆交换生们怎么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市场的。很多人都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对当权派有相当的反感。
二、体制内否定。邓小平在文革问题上观点略微偏向于党内民主派，至少在他复出后的早期。他对文革的反省，还是比较早的。邓小平认为，文革是几乎断送我党江山的鲁莽之举。陈云也是持这种看法。这种观点的另一面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充满了好感。基本他们上是肯定前十七年，而否定文革。但是后来邓退回去了。不过即使是邓，认识上的基本格局也没变。他认为文革最大的悲剧就是冲击了“走资派”。这种观点回避了前十七年的社会矛盾。把文革全部归结于毛的多疑和胡闹。归结起来，这一派对文革的主要认识就是：文革就是反当权派。
显然，他们对文革后期当权者迫害群众、造反派的行为闭口不谈，甚至持肯定态度。邓和陈云的最大区别是：邓认为整个文革期间活跃过的都不是什么好人。而陈对“八旗子弟”（既现在的太子党--陈注）非常有好感。这些贵族红卫兵，专整黑五类等社会的弱势群体。这种人的累累罪行，但社会对这些从来不清楚。他们现在正在中国活跃，我在此也就不点他们名字了。邓小平对这些人没好感，主要还是因为邓刘（少奇）两家的后代，大部分没有和他们一道取得政治优势，也就是没赶上趟。
在体制内否定者看来，文革的教训就是：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当权派。于是文革的混乱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过，在现今中国被当做中国民主化就会混乱的主要证据。不可否认，文革时期的确有比较变态的言论自由。不过这种畸形的自由在民主墙之后就被明令取缔了。邓号称取缔这种自由是否定文革的起点。同时废除了一九五四年宪法以来的游行示威罢工的权利。其实本来这些权利也一直没有，不过在文革期间，毛需要实现混乱的局面（从而达到打击走资派的目的--陈注），于是只要在毛划的一些禁区之外，冲击地方当局的抗争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这种观点的延伸，就是对旧有意识形态民粹色彩和革命色彩的厌烦。大家可能不知道，九零年的时候有过一个所谓太子党纲领。他们宣称，我们国家是有执政者的利益的，这种利益当然和人民的利益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放纵人民。很吊诡的时，这种庸俗的，充满既得利益色彩的反文革主张，竟然从反面使群众对文革那种自由打击当权派的美好景象产生了想象。
当然，当局察觉了这一点。于是越来越趋向于回避文革这个话题。肯定文革也不合适，批判文革也带来困扰，不如不要提。
三、反体制肯定。从最近来看，煽动文革狂热可能成为未来党内的一张牌。持反体制肯定的主要是海外一些由当年造反派演变为现代民主派的人士。如杨小凯和刘国凯。杨曾经写过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杨由于这样的经历，对不妥协的造反派持有很高的敬意。他认为造反派从社会学上，从思想上，与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这种观点重要特点是反毛，但肯定群众。文革期间虽然有毛的煽动，但人民对体制的不满是更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般说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许老百姓造反的只有很短时间，刘国凯就有所谓的的三年文革论。九大后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结束了。实际上照我看来，真正群众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一年多，就是说允许老百姓造反的话。从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间。这段时间的情景，在我们的话语中是文革的典型代表。
这种观点与陈云最为对立。一，反体制，陈肯定体制。二，肯定文革，陈否定。造反派和保皇派，陈反感造反派，同情保皇派--红色红卫兵。而杨对老红卫兵恨之入骨。
他们对邓小平也有相当大的反感。但是与一般民主派不一样的是，他们对邓仇恨的因素夹杂着邓在改革初年对造反派的清算。他们对等的反感在两个层面中凸显。他们不完全否定改革开放。他们对邓的厌恶如果不是有甚于，至少不亚于对毛的反感。
四、反体制否定。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党内老干部，不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造成文革的体制，即前十七年。这点与刘国凯有类似。胡（耀邦）赵（紫阳）也有类似。他们把反思的界限推到了六六年之前。这点上造成了八十年代一系列事件中，邓与胡赵分手了。更恰当地说，是胡赵在中国大分裂中脱离体制。他们最严重的对立面是体制类肯定（毛派观点）。他们更强调文革的意识形态原因。保皇派比保守派更为腐朽。和陈云对立。他们和杨刘不同，哪怕造反派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肯定，但是是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的抗争，而非从民主进步的观点。他们认为：文革的造反派，哪怕不是奉旨造反，也不能说近代持不同政见运动。更像是农民造反。他们反对把造反派和新启蒙运动挂钩。
四种观点在近三十年是有所起伏的。最近二十年的趋势，总的是体制性的否定越来越向典型化发展，但越来越说不出口，越来越脱离现实要求。在文革中，邓失势比较早，把文革中此消彼长的一系列势力都看作是捣蛋分子。邓之后整了很多保守派。只有我的家乡广西是造反派从来没有掌权的地方。当权派在文革中后期对造反派的镇压也特别厉害。八四年前后，邓松了口，处理问题，否造反派否保皇派。现在在广西已经成为禁区。
全国而言，贵族红卫兵现在大量进入高层。他们很多人参与过文革初期的对群众的镇压。邓实际上反对启用这些人。而这些人本来在邓江时代也没什么活动空间。但是陈云是这些人的总后台，陈认为：“我们的子女靠得住”。
九二年之后，一方面在经济战略上，陈云主张彻底失势。陈主张计划经济，但也是反毛的，因为毛也不搞计划经济，毛就是胡闹经济。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人事组织，九二年之后随着邓老去，很多高干子弟，特别是出身于与造反派对峙的保皇派，大量从政。陈云留过苏，陈云反毛并不是因为毛搞斯大林式经济，而是毛胡来，搞乱了斯大林式的经济。赵的回忆录中，对陈在改革初年非毛化的贡献给予肯定。我们所知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总后台实际上是陈。而邓在文革后复出比陈慢。邓在改革开始并没有对文革放炮。赵提到，陈在骨子里非常亲苏，他认为苏的计划搞得非常好。他认为陈反毛包括对毛晚年的外交上的不满意：联美反苏。陈认为苏联怎么着也是社会主义国际。和苏再怎么闹也不应对立。陈站在苏的立场上，这正是中国改革不同于东欧改革的不同点。我们要看到，中国非毛化一开始就是两种势力的合力。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当权派立场越来越得势。今天的当权派不仅比过去更腐败，由于他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改革，更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年的走资派的确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实。他们的事实坐实了毛当年的指责。于是，现在当权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们忘掉文革。他们对文革采取总体失语的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是现在的当权派和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可是高调否定文革。
但是他们不讲，老百姓不会不讲。他们自己失语，又不许自由民主派谈文革。于是，中国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上。 老百姓对官僚的怨恨远远超过当年，他们害怕再来一次文革，但又对毛派投鼠忌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像。刘少奇当年就揣测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众整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想依靠官僚整书生。
毛泽东为什么搞文革？
罗列极权国家的整人几种手段：如对自己人，用斯大林式整肃；对群众，用反右。从中我们看到，发动群众整当权派是非常罕见的手法。我反对纯粹用毛的理想主义解释文革。毛是个理想派确实有很多理由。但是，中共很多的大运动用意识形态不能解释的。比如，在经验统计上，暴力土改流血越多的地方就是越不需要平均地权的地方，比如老苏区。如果单纯因为左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无法解释。
关于七千人大会。毛曾经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鲁库说：七千人大会后，我意识到要把刘少奇干掉。最近的研究表明七千人大会原来想开成一个重新拧紧螺丝的大会。毛本来想要在会上克服所谓分散主义，重新开始粮食征购。并不是想让大家出气的大会。原来只打算开十天，结果开了二十八天。征粮指标不仅没提高，还减少了。
我认为七千人大会是毛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从来没遇到的被周围一致抵触的情况。用江青的话说，毛当时是憋着一口气的。毛感到从上到下一致的反对。
不过，上下的怨气是有区别的。老百姓角度来说，怨左不怨毛。他们对毛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反感。也即是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是刘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
毛害怕这两种力量结合。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两者干一仗。从而既保住左体制，又保住毛皇权。由于不怨毛与不怨左的情形的确存在，有空隙，所以毛的操作确实可行。
同时有这两种不满，就不能用反右或斯大林整肃式运动。如果仅想压制民众，毛本来的确可以用运动的手段达到。当年刘搞反右就是揣摩毛心意。 于是，毛先用群众搞刘派。再用靠这个手段实际拿回来的权力搞群众，上山下乡之类。但玩的太过火，文革末期，两股力量竟然结合了，就变成了走出文革的共识。
但是这两股势力最终还是要分家的。我们看到，八十年代，邓和胡赵本来企图调和这两股势力，但不幸的是，他们自己最终在八十年代也分道扬镳了。邓站陈云这边，赵站民主派这边。
我个人认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当权派整民众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的残酷。主流说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只强调当权派被整。这很不合事实。
更加荒诞的是，文革前期那些武斗学生领袖其实后来是被毛本身关起来的。但一直没判刑。邓上台后把他们正式判了。但他们反而怨邓不怨毛。的确很荒诞。
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积镇压。当时每天墙上都贴着很多死刑名单，每个名字上都打个醒目的红叉。我每天走街上看过去，看不见具体名字，但是看见一排墙上，很多叉。
毛的这些创造，实际上来源于中国法家的法术势。毛自己就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当年毛还搞群众运动，评法批儒。包括我，都是在毛当年的号召下才读韩非子的。我的古文能力也是被那时毛培养的。你看了韩非子你就知道，韩非子确实是集整人的集大成者。我在西方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媲美韩非子的权术著作。我认为，只要是理想主义者，都对人性有高调的预期。但我认为毛对人性就完全没有信心。但你很难说毛是个彻底的政治流氓，他还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性格的。但是很难去定位，在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彻底的流氓之间，有很广阔的空间。
可以发现，毛宁可牺牲自己的道德魅力，也要选择智力高点。比如，当年反右时号称的阳谋论，他宣称这些都是他早就计划好的。这么一说，他不完全就是个政治流氓吗？但毛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认为毛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后来，他一开始的确是真心希望群众给党提意见的，也就是说，毛没有他自己讲的这么坏。但他不知道这样讲对他的道德形象的破坏吗？原因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智力上的怀疑。斯大林在《君王论》上有这么一条批示：“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我认为韩非子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这个概念，毛的政治逻辑也是这样。
我不否认毛的理想主义因素，但这对于历史来说，太不重要了。
这一点，就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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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就是国立清华大学，让人奇怪：一个民国人物怎么对文革jjyy?
方船子1S 发表于 2015-2-22 22:59
开始就是国立清华大学，让人奇怪：一个民国人物怎么对文革jjyy?
哪里有国立清华大学？
开始就是国立清华大学，让人奇怪：一个民国人物怎么对文革jjyy?
哪里有国立清华大学？
哪里有国立清华大学？
自己找吧。。
自己找吧。。
方船子1S 发表于 2015-2-22 22:59
开始就是国立清华大学，让人奇怪：一个民国人物怎么对文革jjyy?
台湾现在也有清华大学
开始就是国立清华大学，让人奇怪：一个民国人物怎么对文革jjyy?
台湾现在也有清华大学
casinoking 发表于 2015-2-22 23:28
台湾现在也有清华大学
这位教授是大陆的清华跑到台湾的清华做报告？
怪不得。
哄不明就里人群，编得象那么回事。
casinoking 发表于 2015-2-22 23:28
台湾现在也有清华大学
这位教授是大陆的清华跑到台湾的清华做报告？
怪不得。
哄不明就里人群，编得象那么回事。
秦晖53年生人，81年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
先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检验一下邓力群的梦吧。看看能得出个什么结论。
yyw888 发表于 2015-2-22 23:39
先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检验一下邓力群的梦吧。看看能得出个什么结论。
邓立群是陈云的人，按照上文的说法，这句口号是陈云提出来的
先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检验一下邓力群的梦吧。看看能得出个什么结论。
邓立群是陈云的人，按照上文的说法，这句口号是陈云提出来的
不管是谁说的，现在就来检验吧。这才是重要的。
yyw888 发表于 2015-2-22 23:48
不管是谁说的，现在就来检验吧。这才是重要的。
你想检验什么呢？"走资派还在走?"
不管是谁说的，现在就来检验吧。这才是重要的。
你想检验什么呢？"走资派还在走?"
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呵呵。纯洁的婊x？
好文章，有深度！
你想检验什么呢？"走资派还在走?"
为了公平。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应该对错误的一面进行及时纠正。而不要搞双重标准。本来我们希望外援，不依赖外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正确的，因为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到，可有人就是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而这种错误理论，横行三十多年。最近习总在视察大飞机制造时说过去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要颠倒过来。这就是反思，就是说这样一句非常正确的话，也是需要勇气的。普通人说了可能还不顶用。因为是学霸资改派在掌控话语权。
为了公平。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应该对错误的一面进行及时纠正。而不要搞双重标准。本来我们希望外援，不依赖外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正确的，因为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到，可有人就是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而这种错误理论，横行三十多年。最近习总在视察大飞机制造时说过去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要颠倒过来。这就是反思，就是说这样一句非常正确的话，也是需要勇气的。普通人说了可能还不顶用。因为是学霸资改派在掌控话语权。
罗振宇：回到马克思主义本源，中国所谓左派其实还不是合格的左派
我们中国人现在的娱乐生活当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看左右两派的公知在微博上干架，这是除了《非诚勿扰》，《我是歌手》之外一大重要的娱乐内容。
比如说2013年的除夕夜，司马南就突然对任志强发难，以至于引起了所谓的潘任美事件，然后在此前不久，一个著名的右派作家开签售会，左派群众就去送菜刀，此前又发生左右派两派公知在北京的朝阳公园南门约架，导致朝阳公园一带高档公寓的房价据说都跌了。
所以这么多左派右派掐的这么热闹，很多小朋友们就问，那到底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你老罗是左派还是右派？我在这里可以非常明确地讲，我不敢说自己是右派，但我对当前中国某些左派的表演和言行，我肯定是没法认同的。
如果不考虑到大家有可能在看节目的时候是在吃饭，我真的是要用人类的某种排泄物来形容他们，因为他们跟排泄物实在有两个共同的特征，第一就是他们一定会被冲进历史的下水道，第二，就是他们现在散发出来的气味，又让我不得不去重视他们。
但是今天我们并不是打算批评左派，我们想用温和的态度跟左派来谈谈心，我们来跟他们说一说到底怎么样去当一个好左派，跟左派谈心我们第一个要讲的人就是托马斯·莫尔，这是一个标杆，他生活的年代非常早，他也是我们现在所谓社会主义的源头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写了那本著名的书叫《乌托邦》。
可是托马斯·莫尔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他是被国王亨利八世砍头而死的，这件事情发生在1533年，当时他已经在伦敦塔里被关了三年了，他为什么要被砍头呢？他当时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英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曾经当过英国下议院的院长，这么高的爵位，居然要被砍头，为了什么呢？因为他不肯宣誓，因为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要离婚，再娶一个小老婆，结果教皇就不批准，然后两方就掐起来了。
英国国王说那这么着吧！我们英国人民就整体脱离教会了，我本人就是英国教会圣公会的教主，我们从此不搭理教皇不就完了吗？全英国人民都向我宣誓。
要知道托马斯·莫尔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坚定而热忱的教徒，他就坚决不肯宣这个誓，当然他也不说我为什么不宣誓，他持有一种温和但是坚定的底线，我不反对你，但是让我效忠于你，门儿都没有，于是英国国王就二话不说，抓起来关到伦敦塔里，一直到想清楚为止嘛！
直到1533年他被砍头之前，有一个朋友找到托马斯·莫尔说，你就别跟国王较劲了，在咱们英国跟国王较劲，你要知道后果是很严重的呀！于是托马斯·莫尔就讲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我知道后果很严重，但是我是为了自由，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奴隶，只要他肯付出代价，他都能得到自由，我已经准备好了付出这个代价，于是他被砍头而死。
所以我们要跟左派讲一讲，想当一个好的左派，你至少要具有托马斯·莫尔那样的圣徒精神，所以这个人在历史上很有意思，不管是极右的宗教势力还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可他，因为我们认可他的圣徒精神。
跟左派们谈谈心我想说的第二个人是欧文，他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中坚分子，欧文这个人出生非常贫苦，但是他又长了一颗资本家的脑袋瓜子，非常会挣钱，所以年纪轻轻就挣了很多钱，但他又偏偏长了一颗无产阶级的心，他实在看不惯当时英国社会和整个欧洲的那种资本的丑恶嘴脸。
于是他把自己挣的所有钱都投到了美国，搞了一个试验，这是在1824年，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花了20万美金买了八英亩土地，招募一些人，开办了一个新和谐村，他就想通过一个试验，我倒要看看，一帮人在没有私有制，没有资本这种丑恶力量介入的情况下，能不能建设出一个可以完整的自由运行的社会。
当然，后来欧文这个试验失败了，但就在他失败的时候，全美国的欧文式的试验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全美国当时有十几个欧文式的新和谐村，还有四十多个傅里叶搞的那种法郎吉，也是一种社会主义试验。
其实直到今天的美国，还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试验村存在，我们想问问今天中国的左派们，我们都在说欧文这一代人是空想社会主义，而后面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最重要的就是做试验，要想建设人类美好蓝图，想建设人间乐土，没有这样的试验精神，你是一个好左派吗？
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聊的一个人是圣西门，如果按照当时人的习惯来说，他应该称之为圣西门伯爵了，因为他是法国的一个贵族，可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就把自己的贵族称号自己就扔掉了，什么狗屁贵族，我要当无产阶级，你们不是说无产阶级是白痴吗？他就自封了一个称号，我叫白痴公民，不要我的贵族称号。
他一生都勤于思考，勤于著述，到处留学，然后研究几乎当时人类的一切学问，不管是科学，哲学还是政治学，一辈子著作等身啊！当然，把家产花完之后，他陷入了困境，他最后其实是靠一个他过去家里的仆人的收留才度过了残生，一生非常之痛苦。
到了1823年，也就是欧文在美国搞试验的前一年的时候，他实在对这个世界绝望了，他觉得这个世界太丑恶了，他老人家那时候63岁，于是他在阴暗的小屋里拔枪自杀，一共冲自己的脑袋打了七枪，结果非常奇怪，没有死，他捂着满脑袋的血去找大夫，大夫不在家，然后又捂着满脑袋的血回家，大夫最后才跟来，发现前六枪都没有命中，最后一枪命中了，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一只眼睛，然后射到了后面的壁炉上，但是非常奇迹的是，他就带着这一只瞎眼，带着这一个穿过他脑袋的弹孔，又活了下来，一直到两年后的1825年的五月，圣西门才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在最后的时刻医生问他，说你疼吗？他说我不疼，当然也许我可能说的是假话，但这不重要，这个话题没意思，有意思的是我们还来聊聊社会主义吧！于是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跟医生聊了一会儿社会主义，最后他说，我的胜券在握，然后含笑而死。
听完了这三个故事，我想对今天中国的左派说，想当一个好的左派吗？那你至少应该具有托马斯·莫尔般的圣徒精神，应该有为什么样的底线不惜掉脑袋的精神，而你们居然都不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朝鲜去留学，你叫什么左派？
具有圣徒精神，你才不会满足于在微博上向右派吐槽这么廉价的所谓的左派精神，你还应该学习一下欧文，任何伟大的理想都是要靠试验的，不是靠骂倒几个右派你就实现了人间的公平，想当好一个左派，还应该学习一下圣西门，因为他终生都在思考，不仅有思考的精神，而且有思考的能力，你不要以为面对几位记者骂几句他妈的，把什么汉奸卖国贼抓起来满门抄斩，你就是一个英雄的左派了。
我们今天的中国的台面上在表演的那些左派，跟他们的这些先辈相比，实在是太不上台面了。
我们继续和中国的左派谈心，下面我们该说的人是马克思，要知道马克思的同代人和晚一辈的那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俄国当时的共产主义早期的理论家布哈林。
布哈林说我早年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觉得马克思主义那是丝丝入扣的逻辑啊！是逻辑力量打动了我，他说我读马克思主义就跟读欧几里得几何一样，它论证太严密了。
而马克思同时代的朋友，就是他的那个德国大诗人海涅，海涅就讲说，我看了马克思那套东西，我真的相信这个东西可以实现，不过我觉得有点不寒而栗，难道未来就是那个样子吗？但是看了他的书之后，我觉得，那就是未来。
最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几乎是马克思的同辈人了，沙皇俄国的宰相维特伯爵，他是沙皇的宰相啊！他自己在写日记的时候他说，我越读马克思的东西，我就越觉得他有一种数学般的严谨的论证，我觉得这就是人类的未来，只不过他后来又说了，我们俄国现在的基础不行，具体国情不行，所以我们现在还得靠伟大领袖沙皇带领我们前进，但未来我们要实现马克思那一套，你不要以为维特这是在讲假话，因为这是在他的日记当中写出来的，一直到他死后出版《维特伯爵回忆录》的时候，才把这段材料公布。
所以可见，在马克思生活的同代人，或者后一代人当中，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具有道德感召力和号召力的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在逻辑上非常有魅力的东西，是因为其论证的严谨和科学而捕获了很多人。
但是，这个情况到了二十世纪的20年代就发生了变化，当时法国有一个总理叫克里蒙梭，据说他说过这么一段话，因为他儿子是社会党人，属于左派，他自己是一个顽固右派，有人问他，哎，你儿子怎么跟你观点不一样啊？克里蒙梭说，嗨，人不就这嘛，一个人30岁之前不信社会主义，这个人就没良心，而一个人30岁之后还信社会主义，这个人就没头脑。
你看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形象就发生变化了，它的魅力主要是体现在道义方面而不是逻辑方面，克里蒙梭说你30岁之后还信就没头脑了嘛，可到了二十世纪晚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又发生了变化，它不仅没有逻辑上的力量，道义上的力量也没有，因为苏联人搞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试验，最后的结果呢？经济上崩溃，理论上破产，还出现了像《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小说，大家看完之后说，这共产主义不就是人间地狱吗？
所以到了198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最后一任总书记拉科夫斯基，他不得不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改名为波兰社会民主党，他的秘书把建党宣言写好之后送给他看，他拿起笔来把里面所有有关什么共产主义啊，马克斯啊，社会主义这些字眼全部圈掉，圈掉之后他自己也很无奈的讲了一段话，他说你看人家西德那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理勃兰特，天天在那儿讲社会主义，而我们这里却要像躲避瘟疫一样去躲避这个词，这是为什么呢？真是沧海桑田的变化呀！
我们中国人其实也走过这么一段道路，我们坚持了市场经济，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的思考起点都应该回到马克思那里，回到整个这个思想的源发地那里，我们来重新思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到底是什么？
当然了，我没有资格去谈这么宏大的话题了，但是没办法，谁让我们那个衣俊卿先生最近出了点儿状况呢！所以我们也不揣冒昧，看能不能用最简单的逻辑轮廓，我们来勾勒一下马克思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讲一句公道的话，所谓的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这样的两种辩论，我认为它永远不会终结，甚至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人类历史的未来，我认为它会永远争论下去。
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人性当中的两个目标啊！人总是一边追求自由，一边追求安定，一边追求更多的财富，一边又追求更多的保障，是人都是如此，至于对和不对这牵扯到对人性的批判，我们今天不谈，我们只要知道这是人性的两种偏好，它到什么时候人性不变则这两种追求就不会变。
那马克思是不是简简单单仅仅说我去追求公平这一边呢？那你把马克思想的太简单了，如果马克思仅仅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他和原始人当中看见别人吃肉自己流哈喇子的一个野蛮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马克思的全套理论基础其实都是从人类的组织方式开始来的，马克思讲过一句话非常著名的话，他说越往前追溯历史我们发现人就越从属于某一个共同体，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样，在秦汉时期的中国也是这样，你都是那个国家，或者领主，或者行会，或者采邑当中的一份子，上有领主老爷，下有这片终身无法摆脱的土地。
所以马克思说，这个时候的人是不完善的人，因为你是被束缚在一种不自由的状况当中，那么资本主义干了一件好事，就是把人从这种不自由的状况当中摆脱出来，你可以自由到市场上售卖自己的劳动力了，你可以到城市里去参加工业革命。
但是我们又非常惊讶地发现，当人获得了自由之后，转瞬之间又沦入了一种极为凄惨的状况，马克思生活时代的英国，我们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这是英国的国力最旺盛，最有活力的一个时代，要知道那个时代的伦敦，近似于人间地狱啊。
如果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你可以读两本书，一本是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本是《伦敦底层社会》，从这两本书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工人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那是人类最像地狱的地方，所以同时代的狄更斯讲，这里是天堂，这里也是地狱，这里直通天堂，这里直堕地狱。
那马克思就奇怪了，为什么人获得自由之后反而会堕入地狱呢？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词，这德文当中称之为异化，所谓的异化就是指一个事物的发展到最后却走向了它的反面，为什么人在获得自由之后却又自由的沦入不自由呢？马克思认为，这就是人的生存方式的问题，我们太依附于资本组织起来的那些大组织了。
他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其实就是每个人重新获得自由，重新用一种更自由的方式和他人进行协作和交换，这就是共产主义，当然马克思一生很少具体的描述共产主义是一幅什么摸样了，但是也有一次偶然的例外。
那就是1846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里有一小段话他描述了未来，他说到了共产主义那会儿，每个人都不被自己固定的职业所限制，他可以早上起来耕作，傍晚捕鱼，下午打猎，吃完晚饭之后写大批判文章，他说这就叫共产主义。
说实话，在工业革命刚刚结束的欧洲人是根本读不懂这段话的，因为工业革命人类得出最大的一个结论就是，只有分工，越精细的分工，然后协作起来才能够促进效率，而你马克思描述的这个情况，那不就是没有分工了吗？那效率何来呢？所以很多当时的人都说马克思是乌托邦。
可是，站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我们再回头看当年马克思理论，我们难道不能会心一笑吗？真的这种情况就实现了呀！我们每天早上，刚睁眼，拿起手机刷微博，我们当时事评论员，然后我们打开电脑，跟各种各样全世界各地的人进行协作，来回复，来发邮件，就各种各样的事情进行合作。
我们到了公司之后，在上班的间歇，趁老板不在，我们偷偷地在网站上下单，买点电子商务，现在很多公司的前台最重要的任务，已经是收来自淘宝网的快递。确实我们现在这些公司里的白领，已经不再像当年卓别林演的《摩登时代》那样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只能一天到晚拧螺丝，拧螺丝，拧螺丝，自己的整个生命被嵌入到这种枯燥而残忍的工业化社会当中。
我们已经拥有了马克思当年写在《共产党宣言》里面的那句话所预言的那种生活，那就是自由人的大联合，我们可以用更自由的方式和他人进行协作，所以在互联网界有一句话，什么是互联网？互联网就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我们一百多年后下的这个定义和马克思在150年前下的那个定义几乎是一模一样。
马克思的理想永远是伟大的，谁能说公平不伟大，谁能说自由不伟大，所以，对于今天中国的左派，我们要谈谈心，我们就问你，你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哦？小心说错哦，一旦说错马克思可是要在历史的深处对你发出嘲笑的哦。
刚才说的这一段我们制作团队说说的太枯燥了，那我们结尾就说点有趣的轶事，还是跟左派谈谈心，还是说说马克思，马克思这个人非常穷困，所以他一生往往是靠恩格斯的资助才能够勉强度日，所以燕妮呀，就是他夫人，其实挺希望他《资本论》早一点出版的，因为稿费可以补贴家用。
可是马克思这个人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拖稿，他一生好像只有《共产党宣言》按照指定的那个日子准时交稿，剩下的几乎所有的出版物他全部都拖，所以那个时代的出版商简直就怕了他这位老人家了，他拖得最厉害的恰恰就是这本《资本论》，拖了多少年呢？一共拖了16年，当然出版商也没饶了他，出版商也给他拖了16年才把资本论的稿费寄给他，当然这个时候马克思和燕妮都已经双双故去了，拿到这笔钱的是马克思的孩子们。
那问题就来了，马克思为什么要拖稿呢？甚至在他写作《资本论》的晚年，后来的研究者们发现，他基本上把《资本论》这件事其实是撂下了，不感兴趣，不写了，他晚年花大量的时间去读一些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著作，写了大量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笔记，那为什么马克思会这样？难道他有拖延症吗？
研究者告诉我们，马克思根本不是什么拖延症，他也根本对稿费不在乎，他对出版商的合同也不在乎，他对是不是完成了这本著作也不在乎，因为支撑着，鼓励着，激励着马克思一生向前走的只有一个动力，那就是对真理和人类未来的探察。
所以他把《资本论》放下不是因为他不想要这笔钱，而是因为他隐约感觉到，也许别的地方有他更感兴趣的真理，跟中国当前的左派谈谈心，我们就会问你一句，你有马克思这样爱智求真的精神吗？
中国的左派们，你们不管是司马南还是吴法天，还是司马平邦，还是张宏良，我不管你们骂过谁，我都想奉劝一句，骂谁，或者说仇恨谁，你们不是一个好左派。好左派的特征，如果你做不到马克思这样的境界，至少你也应该像罗素说的那句著名的话里所说的那样，你要有对爱情的追求，你要有对知识的渴望，你还要有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样，你才是一个够格的左派。
我们中国人现在的娱乐生活当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看左右两派的公知在微博上干架，这是除了《非诚勿扰》，《我是歌手》之外一大重要的娱乐内容。
比如说2013年的除夕夜，司马南就突然对任志强发难，以至于引起了所谓的潘任美事件，然后在此前不久，一个著名的右派作家开签售会，左派群众就去送菜刀，此前又发生左右派两派公知在北京的朝阳公园南门约架，导致朝阳公园一带高档公寓的房价据说都跌了。
所以这么多左派右派掐的这么热闹，很多小朋友们就问，那到底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你老罗是左派还是右派？我在这里可以非常明确地讲，我不敢说自己是右派，但我对当前中国某些左派的表演和言行，我肯定是没法认同的。
如果不考虑到大家有可能在看节目的时候是在吃饭，我真的是要用人类的某种排泄物来形容他们，因为他们跟排泄物实在有两个共同的特征，第一就是他们一定会被冲进历史的下水道，第二，就是他们现在散发出来的气味，又让我不得不去重视他们。
但是今天我们并不是打算批评左派，我们想用温和的态度跟左派来谈谈心，我们来跟他们说一说到底怎么样去当一个好左派，跟左派谈心我们第一个要讲的人就是托马斯·莫尔，这是一个标杆，他生活的年代非常早，他也是我们现在所谓社会主义的源头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写了那本著名的书叫《乌托邦》。
可是托马斯·莫尔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他是被国王亨利八世砍头而死的，这件事情发生在1533年，当时他已经在伦敦塔里被关了三年了，他为什么要被砍头呢？他当时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英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曾经当过英国下议院的院长，这么高的爵位，居然要被砍头，为了什么呢？因为他不肯宣誓，因为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要离婚，再娶一个小老婆，结果教皇就不批准，然后两方就掐起来了。
英国国王说那这么着吧！我们英国人民就整体脱离教会了，我本人就是英国教会圣公会的教主，我们从此不搭理教皇不就完了吗？全英国人民都向我宣誓。
要知道托马斯·莫尔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坚定而热忱的教徒，他就坚决不肯宣这个誓，当然他也不说我为什么不宣誓，他持有一种温和但是坚定的底线，我不反对你，但是让我效忠于你，门儿都没有，于是英国国王就二话不说，抓起来关到伦敦塔里，一直到想清楚为止嘛！
直到1533年他被砍头之前，有一个朋友找到托马斯·莫尔说，你就别跟国王较劲了，在咱们英国跟国王较劲，你要知道后果是很严重的呀！于是托马斯·莫尔就讲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我知道后果很严重，但是我是为了自由，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奴隶，只要他肯付出代价，他都能得到自由，我已经准备好了付出这个代价，于是他被砍头而死。
所以我们要跟左派讲一讲，想当一个好的左派，你至少要具有托马斯·莫尔那样的圣徒精神，所以这个人在历史上很有意思，不管是极右的宗教势力还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可他，因为我们认可他的圣徒精神。
跟左派们谈谈心我想说的第二个人是欧文，他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中坚分子，欧文这个人出生非常贫苦，但是他又长了一颗资本家的脑袋瓜子，非常会挣钱，所以年纪轻轻就挣了很多钱，但他又偏偏长了一颗无产阶级的心，他实在看不惯当时英国社会和整个欧洲的那种资本的丑恶嘴脸。
于是他把自己挣的所有钱都投到了美国，搞了一个试验，这是在1824年，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花了20万美金买了八英亩土地，招募一些人，开办了一个新和谐村，他就想通过一个试验，我倒要看看，一帮人在没有私有制，没有资本这种丑恶力量介入的情况下，能不能建设出一个可以完整的自由运行的社会。
当然，后来欧文这个试验失败了，但就在他失败的时候，全美国的欧文式的试验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全美国当时有十几个欧文式的新和谐村，还有四十多个傅里叶搞的那种法郎吉，也是一种社会主义试验。
其实直到今天的美国，还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试验村存在，我们想问问今天中国的左派们，我们都在说欧文这一代人是空想社会主义，而后面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最重要的就是做试验，要想建设人类美好蓝图，想建设人间乐土，没有这样的试验精神，你是一个好左派吗？
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聊的一个人是圣西门，如果按照当时人的习惯来说，他应该称之为圣西门伯爵了，因为他是法国的一个贵族，可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就把自己的贵族称号自己就扔掉了，什么狗屁贵族，我要当无产阶级，你们不是说无产阶级是白痴吗？他就自封了一个称号，我叫白痴公民，不要我的贵族称号。
他一生都勤于思考，勤于著述，到处留学，然后研究几乎当时人类的一切学问，不管是科学，哲学还是政治学，一辈子著作等身啊！当然，把家产花完之后，他陷入了困境，他最后其实是靠一个他过去家里的仆人的收留才度过了残生，一生非常之痛苦。
到了1823年，也就是欧文在美国搞试验的前一年的时候，他实在对这个世界绝望了，他觉得这个世界太丑恶了，他老人家那时候63岁，于是他在阴暗的小屋里拔枪自杀，一共冲自己的脑袋打了七枪，结果非常奇怪，没有死，他捂着满脑袋的血去找大夫，大夫不在家，然后又捂着满脑袋的血回家，大夫最后才跟来，发现前六枪都没有命中，最后一枪命中了，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一只眼睛，然后射到了后面的壁炉上，但是非常奇迹的是，他就带着这一只瞎眼，带着这一个穿过他脑袋的弹孔，又活了下来，一直到两年后的1825年的五月，圣西门才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在最后的时刻医生问他，说你疼吗？他说我不疼，当然也许我可能说的是假话，但这不重要，这个话题没意思，有意思的是我们还来聊聊社会主义吧！于是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跟医生聊了一会儿社会主义，最后他说，我的胜券在握，然后含笑而死。
听完了这三个故事，我想对今天中国的左派说，想当一个好的左派吗？那你至少应该具有托马斯·莫尔般的圣徒精神，应该有为什么样的底线不惜掉脑袋的精神，而你们居然都不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朝鲜去留学，你叫什么左派？
具有圣徒精神，你才不会满足于在微博上向右派吐槽这么廉价的所谓的左派精神，你还应该学习一下欧文，任何伟大的理想都是要靠试验的，不是靠骂倒几个右派你就实现了人间的公平，想当好一个左派，还应该学习一下圣西门，因为他终生都在思考，不仅有思考的精神，而且有思考的能力，你不要以为面对几位记者骂几句他妈的，把什么汉奸卖国贼抓起来满门抄斩，你就是一个英雄的左派了。
我们今天的中国的台面上在表演的那些左派，跟他们的这些先辈相比，实在是太不上台面了。
我们继续和中国的左派谈心，下面我们该说的人是马克思，要知道马克思的同代人和晚一辈的那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俄国当时的共产主义早期的理论家布哈林。
布哈林说我早年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觉得马克思主义那是丝丝入扣的逻辑啊！是逻辑力量打动了我，他说我读马克思主义就跟读欧几里得几何一样，它论证太严密了。
而马克思同时代的朋友，就是他的那个德国大诗人海涅，海涅就讲说，我看了马克思那套东西，我真的相信这个东西可以实现，不过我觉得有点不寒而栗，难道未来就是那个样子吗？但是看了他的书之后，我觉得，那就是未来。
最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几乎是马克思的同辈人了，沙皇俄国的宰相维特伯爵，他是沙皇的宰相啊！他自己在写日记的时候他说，我越读马克思的东西，我就越觉得他有一种数学般的严谨的论证，我觉得这就是人类的未来，只不过他后来又说了，我们俄国现在的基础不行，具体国情不行，所以我们现在还得靠伟大领袖沙皇带领我们前进，但未来我们要实现马克思那一套，你不要以为维特这是在讲假话，因为这是在他的日记当中写出来的，一直到他死后出版《维特伯爵回忆录》的时候，才把这段材料公布。
所以可见，在马克思生活的同代人，或者后一代人当中，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具有道德感召力和号召力的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在逻辑上非常有魅力的东西，是因为其论证的严谨和科学而捕获了很多人。
但是，这个情况到了二十世纪的20年代就发生了变化，当时法国有一个总理叫克里蒙梭，据说他说过这么一段话，因为他儿子是社会党人，属于左派，他自己是一个顽固右派，有人问他，哎，你儿子怎么跟你观点不一样啊？克里蒙梭说，嗨，人不就这嘛，一个人30岁之前不信社会主义，这个人就没良心，而一个人30岁之后还信社会主义，这个人就没头脑。
你看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形象就发生变化了，它的魅力主要是体现在道义方面而不是逻辑方面，克里蒙梭说你30岁之后还信就没头脑了嘛，可到了二十世纪晚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又发生了变化，它不仅没有逻辑上的力量，道义上的力量也没有，因为苏联人搞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试验，最后的结果呢？经济上崩溃，理论上破产，还出现了像《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小说，大家看完之后说，这共产主义不就是人间地狱吗？
所以到了198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最后一任总书记拉科夫斯基，他不得不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改名为波兰社会民主党，他的秘书把建党宣言写好之后送给他看，他拿起笔来把里面所有有关什么共产主义啊，马克斯啊，社会主义这些字眼全部圈掉，圈掉之后他自己也很无奈的讲了一段话，他说你看人家西德那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理勃兰特，天天在那儿讲社会主义，而我们这里却要像躲避瘟疫一样去躲避这个词，这是为什么呢？真是沧海桑田的变化呀！
我们中国人其实也走过这么一段道路，我们坚持了市场经济，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的思考起点都应该回到马克思那里，回到整个这个思想的源发地那里，我们来重新思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到底是什么？
当然了，我没有资格去谈这么宏大的话题了，但是没办法，谁让我们那个衣俊卿先生最近出了点儿状况呢！所以我们也不揣冒昧，看能不能用最简单的逻辑轮廓，我们来勾勒一下马克思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讲一句公道的话，所谓的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这样的两种辩论，我认为它永远不会终结，甚至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人类历史的未来，我认为它会永远争论下去。
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人性当中的两个目标啊！人总是一边追求自由，一边追求安定，一边追求更多的财富，一边又追求更多的保障，是人都是如此，至于对和不对这牵扯到对人性的批判，我们今天不谈，我们只要知道这是人性的两种偏好，它到什么时候人性不变则这两种追求就不会变。
那马克思是不是简简单单仅仅说我去追求公平这一边呢？那你把马克思想的太简单了，如果马克思仅仅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他和原始人当中看见别人吃肉自己流哈喇子的一个野蛮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马克思的全套理论基础其实都是从人类的组织方式开始来的，马克思讲过一句话非常著名的话，他说越往前追溯历史我们发现人就越从属于某一个共同体，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样，在秦汉时期的中国也是这样，你都是那个国家，或者领主，或者行会，或者采邑当中的一份子，上有领主老爷，下有这片终身无法摆脱的土地。
所以马克思说，这个时候的人是不完善的人，因为你是被束缚在一种不自由的状况当中，那么资本主义干了一件好事，就是把人从这种不自由的状况当中摆脱出来，你可以自由到市场上售卖自己的劳动力了，你可以到城市里去参加工业革命。
但是我们又非常惊讶地发现，当人获得了自由之后，转瞬之间又沦入了一种极为凄惨的状况，马克思生活时代的英国，我们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这是英国的国力最旺盛，最有活力的一个时代，要知道那个时代的伦敦，近似于人间地狱啊。
如果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你可以读两本书，一本是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本是《伦敦底层社会》，从这两本书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工人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那是人类最像地狱的地方，所以同时代的狄更斯讲，这里是天堂，这里也是地狱，这里直通天堂，这里直堕地狱。
那马克思就奇怪了，为什么人获得自由之后反而会堕入地狱呢？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词，这德文当中称之为异化，所谓的异化就是指一个事物的发展到最后却走向了它的反面，为什么人在获得自由之后却又自由的沦入不自由呢？马克思认为，这就是人的生存方式的问题，我们太依附于资本组织起来的那些大组织了。
他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其实就是每个人重新获得自由，重新用一种更自由的方式和他人进行协作和交换，这就是共产主义，当然马克思一生很少具体的描述共产主义是一幅什么摸样了，但是也有一次偶然的例外。
那就是1846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里有一小段话他描述了未来，他说到了共产主义那会儿，每个人都不被自己固定的职业所限制，他可以早上起来耕作，傍晚捕鱼，下午打猎，吃完晚饭之后写大批判文章，他说这就叫共产主义。
说实话，在工业革命刚刚结束的欧洲人是根本读不懂这段话的，因为工业革命人类得出最大的一个结论就是，只有分工，越精细的分工，然后协作起来才能够促进效率，而你马克思描述的这个情况，那不就是没有分工了吗？那效率何来呢？所以很多当时的人都说马克思是乌托邦。
可是，站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我们再回头看当年马克思理论，我们难道不能会心一笑吗？真的这种情况就实现了呀！我们每天早上，刚睁眼，拿起手机刷微博，我们当时事评论员，然后我们打开电脑，跟各种各样全世界各地的人进行协作，来回复，来发邮件，就各种各样的事情进行合作。
我们到了公司之后，在上班的间歇，趁老板不在，我们偷偷地在网站上下单，买点电子商务，现在很多公司的前台最重要的任务，已经是收来自淘宝网的快递。确实我们现在这些公司里的白领，已经不再像当年卓别林演的《摩登时代》那样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只能一天到晚拧螺丝，拧螺丝，拧螺丝，自己的整个生命被嵌入到这种枯燥而残忍的工业化社会当中。
我们已经拥有了马克思当年写在《共产党宣言》里面的那句话所预言的那种生活，那就是自由人的大联合，我们可以用更自由的方式和他人进行协作，所以在互联网界有一句话，什么是互联网？互联网就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我们一百多年后下的这个定义和马克思在150年前下的那个定义几乎是一模一样。
马克思的理想永远是伟大的，谁能说公平不伟大，谁能说自由不伟大，所以，对于今天中国的左派，我们要谈谈心，我们就问你，你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哦？小心说错哦，一旦说错马克思可是要在历史的深处对你发出嘲笑的哦。
刚才说的这一段我们制作团队说说的太枯燥了，那我们结尾就说点有趣的轶事，还是跟左派谈谈心，还是说说马克思，马克思这个人非常穷困，所以他一生往往是靠恩格斯的资助才能够勉强度日，所以燕妮呀，就是他夫人，其实挺希望他《资本论》早一点出版的，因为稿费可以补贴家用。
可是马克思这个人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拖稿，他一生好像只有《共产党宣言》按照指定的那个日子准时交稿，剩下的几乎所有的出版物他全部都拖，所以那个时代的出版商简直就怕了他这位老人家了，他拖得最厉害的恰恰就是这本《资本论》，拖了多少年呢？一共拖了16年，当然出版商也没饶了他，出版商也给他拖了16年才把资本论的稿费寄给他，当然这个时候马克思和燕妮都已经双双故去了，拿到这笔钱的是马克思的孩子们。
那问题就来了，马克思为什么要拖稿呢？甚至在他写作《资本论》的晚年，后来的研究者们发现，他基本上把《资本论》这件事其实是撂下了，不感兴趣，不写了，他晚年花大量的时间去读一些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著作，写了大量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笔记，那为什么马克思会这样？难道他有拖延症吗？
研究者告诉我们，马克思根本不是什么拖延症，他也根本对稿费不在乎，他对出版商的合同也不在乎，他对是不是完成了这本著作也不在乎，因为支撑着，鼓励着，激励着马克思一生向前走的只有一个动力，那就是对真理和人类未来的探察。
所以他把《资本论》放下不是因为他不想要这笔钱，而是因为他隐约感觉到，也许别的地方有他更感兴趣的真理，跟中国当前的左派谈谈心，我们就会问你一句，你有马克思这样爱智求真的精神吗？
中国的左派们，你们不管是司马南还是吴法天，还是司马平邦，还是张宏良，我不管你们骂过谁，我都想奉劝一句，骂谁，或者说仇恨谁，你们不是一个好左派。好左派的特征，如果你做不到马克思这样的境界，至少你也应该像罗素说的那句著名的话里所说的那样，你要有对爱情的追求，你要有对知识的渴望，你还要有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样，你才是一个够格的左派。
判断当今中国是否是真左派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把子女送到朝鲜，而不是西方。这是一块试金石，也是一块照妖镜，在这个标准面前，一切假左派，伪左派都现了原形
为了公平。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应该对错误的一面进行及时纠正。而不要搞双重标准。本来我们希望外 ...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话在那个时代有历史的局限性吧，如同解放初时说的中国资本家太少的论断。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话在那个时代有历史的局限性吧，如同解放初时说的中国资本家太少的论断。
这种老不拉叽的文章还拿出来献宝。
我佛山人 发表于 2015-2-23 12:01
判断当今中国是否是真左派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把子女送到朝鲜，而不是西方。这是一块试金石，也是一块照妖镜， ...
逻辑混乱，金正日 金正恩全在国外留学过。张德江年轻时候也在朝鲜留学过。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每年双方都互派留学生。难道这些学生的家长就是真左派？
现在的朝鲜到底是什么？全世界私下里公认为不过是挂着个社会主义头衔的封建君主王朝。
你连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概念都糊涂，还谈这些？先琢磨透人性再来谈主义吧。
判断当今中国是否是真左派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把子女送到朝鲜，而不是西方。这是一块试金石，也是一块照妖镜， ...
逻辑混乱，金正日 金正恩全在国外留学过。张德江年轻时候也在朝鲜留学过。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每年双方都互派留学生。难道这些学生的家长就是真左派？
现在的朝鲜到底是什么？全世界私下里公认为不过是挂着个社会主义头衔的封建君主王朝。
你连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概念都糊涂，还谈这些？先琢磨透人性再来谈主义吧。
判断当今中国是否是真左派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把子女送到朝鲜，而不是西方。这是一块试金石，也是一块照妖镜， ...
判断是不是真右派的标准是敢不敢把子女送到智利去。
判断是不是真右派的标准是敢不敢把子女送到智利去。
心有猛喵舔蔷薇 发表于 2015-2-23 12:22
逻辑混乱，金正日 金正恩全在国外留学过。张德江年轻时候也在朝鲜留学过。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每年双方都 ...
你大概连基本的逻辑都不懂。送到朝鲜的不等于是左派，但不送到朝鲜送到西方的肯定不是左派。
这句话你是否看懂？
左派们的理论根基和逻辑出发点：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核心。
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公有制比朝鲜更纯净，更符合马列主义的定义？
越南吗？
那么你不送到朝鲜，难道送到西方去接受民主自由的教育？笑话
逻辑混乱，金正日 金正恩全在国外留学过。张德江年轻时候也在朝鲜留学过。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每年双方都 ...
你大概连基本的逻辑都不懂。送到朝鲜的不等于是左派，但不送到朝鲜送到西方的肯定不是左派。
这句话你是否看懂？
左派们的理论根基和逻辑出发点：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核心。
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公有制比朝鲜更纯净，更符合马列主义的定义？
越南吗？
那么你不送到朝鲜，难道送到西方去接受民主自由的教育？笑话
Pinochet 发表于 2015-2-23 12:24
判断是不是真右派的标准是敢不敢把子女送到智利去。
南非或者利比里亚好不好？要不乌克兰？
判断是不是真右派的标准是敢不敢把子女送到智利去。
南非或者利比里亚好不好？要不乌克兰？
我佛山人 发表于 2015-2-23 12:25
你大概连基本的逻辑都不懂。送到朝鲜的不等于是左派，但不送到朝鲜送到西方的肯定不是左派。
这句话你 ...
很简单 你连是非都不懂 更别说逻辑了？公有制堪比朝鲜的还可以有古巴啊？在古巴有大把中国留学生
你大概连基本的逻辑都不懂。送到朝鲜的不等于是左派，但不送到朝鲜送到西方的肯定不是左派。
这句话你 ...
很简单 你连是非都不懂 更别说逻辑了？公有制堪比朝鲜的还可以有古巴啊？在古巴有大把中国留学生
我佛山人 发表于 2015-2-23 12:25
你大概连基本的逻辑都不懂。送到朝鲜的不等于是左派，但不送到朝鲜送到西方的肯定不是左派。
这句话你 ...
判断当今中国是否是真左派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把子女送到朝鲜，而不是西方。
你自己把这句话吞回去吧！
你大概连基本的逻辑都不懂。送到朝鲜的不等于是左派，但不送到朝鲜送到西方的肯定不是左派。
这句话你 ...
判断当今中国是否是真左派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把子女送到朝鲜，而不是西方。
你自己把这句话吞回去吧！
南非或者利比里亚好不好？要不乌克兰？
乃够绝的这不要他们老命不过对于不相信治病救人的人未尝不可
乃够绝的这不要他们老命不过对于不相信治病救人的人未尝不可
连人都琢磨不明白，还琢磨主义？不会走就先跑？动物世界里非洲草原上迁徙的兽群诞生的幼崽都没你牛啊。
Pinochet 发表于 2015-2-23 12:33
乃够绝的这不要他们老命不过对于不相信治病救人的人未尝不可
当年皮诺切特对这些乱逼逼的，就一个办法绑好了送上直升机 飞到大海上，扔给大自然。有话跟老天爷讲去。老天爷觉得你有理的肯定把你送回来。讲不明白的肯定扣下来。
乃够绝的这不要他们老命不过对于不相信治病救人的人未尝不可
当年皮诺切特对这些乱逼逼的，就一个办法绑好了送上直升机 飞到大海上，扔给大自然。有话跟老天爷讲去。老天爷觉得你有理的肯定把你送回来。讲不明白的肯定扣下来。
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市场的。很多人都希望再来一次文革。
很多人是多少人
很多人是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