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战斗机的发展看土鳖军工复合体产业链的发展—市场化简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3:22:41
我是一个战争迷，并且是一个经济迷，但不是一个军迷，对于武器装备的基本性能都不甚了解，所以这个分析报告是从一些稍微宏观的角度来看航空军事工业的发展趋势......
首先从战斗机价格说起...
战斗机是世界各国空军的主要装备，体现着一个国家国防现代化的水平。现代战斗机高技术密集，其研制、生产、训练、作战，无不以巨大的金钱为代价，是不折不扣的“烧钱机器”。自从飞行器进入喷气时代以后，战斗机的发展已经跨越4 代。
从一代机到四代机，战斗机的技术性能在不断提升，但是与之相伴的是不断攀升的价格和研发周期。
二代机的价格基本上为100 万至200 万美元，而三代机早期型号的价格基本上在2000 万至3000万美元之间，先进的三代半战机价格普遍超过5000 万美元，四代机则全部进入亿元俱乐部。
战斗机价格的上涨，其背后是作战性能和研制难度的跨越式提升，强调高空高速二代机在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的三代机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而实现气动布局隐身兼具超机动能力的四代机在与三代机的模拟空战中基本上也是摧枯拉朽。
作战性能的大幅提升是先进技术融合的结果，例如机体材料由铝镁合金到铝锂合金再到复合材料，使得机体的强度和挂载能力大幅增加；机载雷达从机械扫描的多普勒雷达发展到无源相控阵雷达，再到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增加了几十倍。战斗机的升级是以材料科学、电子科学等的大量投入和不断进步为前提的。
战斗机的系统是极其复杂的，而先进技术融合带来技术复杂度和研制的难度得到了更高的提升，表现在战斗机研制成本和时间上的跨越式增长。起初，世界上能够设计生产二代机的国家差不多有几十个，能够生产三代机的国家在十个左右（其中能够完整研制三代机的国家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最后能够研制生产四代机的国家目前只有中美俄三国。而在研制难度提升的同时，研制周期与成本也呈跨越式上升。
战斗机作战性能提升的另一个代价是空军规模的几何倍缩小，美国作战飞机的数量从冷战中期近2 万多架的峰值下降到目前的6000 余架。以美国空军的重型空优战机为例，二代机F-4 的服役数量为3976 架（平均单价264 万美元），三代机F-15 的服役数量为1045 架（早期型号平均单价约3000万美元，后期型号Ｆ-15E 的价格为5600 万美元），四代机F-22 的服役数量减少至187 架（如果考虑研发费用单机价格超过3 亿美元）。
其新技术发展的飙升使得飞行员的训练成本也大幅上涨，高昂的飞行成本使得高级教练机、飞行模拟器等训练、模拟用途的辅助作战装备成为新的需求方向。战斗机飞行成本主要由航空燃油、零件损耗、维护费用等组成，现役的第三代战斗机每小时的飞行成本都在2-6 万美元每小时。而传统意义上，训练二代机飞行员可以不需要专门的高教机。
在武器装备价格几何式增长的情况下，通过装备代差弥补数量上的不足成为军事大国的无奈之举，战略威慑的形式正在从数量威慑转向技术威慑。一方面，现代化武器装备高昂的费用使得相对“单薄”的国防预算必须要“精打细算”，军队不得不急剧减小列装规模，由大范围的推广使用改变为仅核心作战单元配置。
另一方面，武器装备的代差在作战性能上带来压倒性的优势，列装规模的减小并不影响军队的总战斗力，先进武器装备在战略打击上还能提供先机等。
过去十年美国的国防预算中，技术的投入力度明显强于装备采购，美军坚持贯彻技术威慑的战略。以2008 年美国国防投入高点，至2015 年的7 年间为例，装备采购的费用下滑了50%（从1826 亿美元到906 亿美元），而研发试验领域的预算仅下滑了28%（从881 亿美元到633 亿美元），技术领域的投入占比从2008 年的33%提高到2015 年的42%。
冷战过后美国的技术威慑战略转型，使其投入重心向高新技术研发转移，以技术水平不断突破引领武器装备跨代式发展。美国的聚焦重点从具体的装备型号转变为技术，大量进行预先研究，根据预研的技术成果进行型号的研制。这种先预研后型号的模式使得美国在技术上不断与其他国家拉开差距，新型号的武器装备层出不穷。美国公开曝光的武器装备已经领先发达国家0.5-1 代水平，领先发展中国家1-2 代水平，技术威慑带来的巨大军事实力让人“望尘莫及”。
从航空发动机领域里美苏两种军工模式的较量，技术威慑带来的优势可见一斑。上个世纪50 年代，美苏两国基本上都处于第一代的水平，两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但是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第三
代航空发动机技术上苏联已落后美国约10 年，而第四代航空发动机技术目前只有美国完全掌握，两国的技术差距拉大至15 年以上。在核心机的预研领域，美国已经实现了第七代核心机的研制，与苏联拉开了巨大的代差。而目前实际上最为先进的F119 和F135 发动机的仅仅是在第四代核心机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技术领先程度令人不寒而栗。
技术威慑的战略转型还带来军队组件方式的转变，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能转型。信息化时代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人员消耗战：精简化的部队能节约费用以用于确保军人接受良好培训、保障和配备最精良的武器；高素质的军队人员能应对更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和作战负荷、发挥战术水平。
冷战过后，美国的军队结构经过几次大改，军队规模不断精简化。1990-1995 年间，美国现役军人人数明显减少，从1990 年的204.6 万人大幅下降至1995 年的151.8 万人。之后，美国现役军人人数继续下降，到2000 年降至并维持在约138 万人左右。2014 年末美国国防部公开表示，美国现役陆军人数将再度缩减约15%，达到1940 年以来最小规模，而缩减人员节约下来的经费将用于进一步提升装备水平和军人素质。
所以，现代武器装备价格与作战性能的提升将促使国防战略层面转型，研制难度提升激发军工产业链产业资源的整合，研制成本跨越上升最终将促进行业不断走向市场化。而打造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需要完成诸如战斗机之类的高技术复杂度的武器装备的生产，从材料、零部件、分系统到主机的设计、研制、试验和批产的全过程。因此，军工行业呈现极高壁垒：技术上的高密集度和高综合化、军工复合体产业链必须高度完整。
如此高壁垒面前，现代军工产业俨然成为只有少数人参与的游戏：即大国的军工巨头。而为了满足武器装备作战性能的不断升级，不断的竞争与淘汰催动下，巨头们不断吸收行业内资源，实力呈滚雪球式上涨；国际间的技术合作增加。最终，产业链资源向核心区靠拢，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
首先，现代装备是从方案、设计到投产再到定型和批产，现代装备最终能成为国防实力的中坚力量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对国防工业从设计能力、工艺能力、生产技术水平都是巨大的挑战，往往各个学科最尖端的技术成果都贡献给了国防工业。比如运用到航空发动机的某些材料，其技术指标超出一般工业要求的好几倍；而为了增加武器命中精度，战斗机的武器挂点对生产工艺的公差控制极其严格。
第二，现代装备还要求先进技术的高综合化。战斗机的系统极其复杂，包含有总体、结构、机电、航电等各个系统。比如，总体、气动设计要求强大的空气管理学等基础科学实力作支撑，而、机电、飞控和航电等系统则要求从硬件到软件上的综合，是电子科学、控制科学、通信工程等等众多科前沿技术综合化的结晶。
技术基础是军工行业的第一道门槛，在达到了高密集度和高综合化的技术水平之后，一国若想研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还必须拥有高度完整的军工复合体产业链。军工复合体产业链的完整程度实际上代表着一国在研制武器装备的路上最终能走多远，是军工行业的最后一道关卡，是其最核心的壁垒。军工的产业链一般呈金字塔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位于位于金字塔塔尖的主承包商，负责武器系统的总体设计、综合协调和总装，在技术深度和广度上的要求最高。主承包商一般掌握每个特定武器装备系统采购费的40%—60%，实际上垄断和支配着整个军品市场。二是分系统承包商，负责制造武器系统主要分系统和部件，构成武器装备的各个运行系统，呈现高技术密集型的特点，例如，发动机、机电系统、航电系统等。 三是零部件供应商，负责向武器系统或分系统制造商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对基础学科的研究深度要求很高，包括电子组件、集成电路、元器件、轴承。
在整个武器装备研制过程中，产业链所有环节呈现“木桶效应”。而所谓“军工复合体产业链”，指与现代热核战争密切相关的国防军事重工业体系、武器研发与制造体系以及军工附属产业制造体系的总称，代表着整个产业链自上而下的完整度。中国的军工技术也许在很多层面还显得落后，但是根据《简氏防务周刊》2013 年对世界军工产业格局的分析，中国已成为唯一能在军工复合体产业链完整程度上同美国相提并论的国家。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话形容现代军工行业再合适不过。现代军工行业对技术基础和产业链完整度要求苛刻，军工行业的门槛已经水涨船高。一方面，产业链完整度不够的国家不再具备生产先进的大型武器装备的能力；另一方面，技术发展速度落后、未能把握转型机会的各级制造商在产业链内部的竞争角逐中淘汰。
纵观战斗机的短短几十年历史，从一代机到四代机的三次换代，光是气动外形的更改就是革命性的，速度和难度极为惊人。世界上能够设计生产二代机的国家差不多有几十个，能够生产三代机的国家在十个左右（其中能够完整研制三代机的国家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而目能够研制生产四代机的国家目前只有中美俄三国。如果说30 年前以色列、瑞典这样的小国还可以凭借某些技术优势在战斗机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现今高端军工已经完全成为大国的游戏。
不仅如此，即便是美俄两国，其战斗机的生产商数量也大幅减少。1981 年美国空军发布“先进战斗机设计信息征求书”（即F-22 项目），提交概念设计书的公司有洛克希德公司、波音公司、诺斯罗普公司、麦道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格鲁曼公司、沃特飞机公司、罗克韦尔公司和仙童公司等9家公司，但时至今日美国具有先进战斗机制造能力的仅剩下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两大国际级军火军头。其中先进的四代机F-22 和F-35 均由洛克希德马丁牵头研制，大国军工的游戏参与者只剩所谓的军工巨头。
在高淘汰率的生产环境下，生产商之间以技术为基础的合作与并购成为了最有效的“双赢”模式。一方面，通过大集团合并、大集团收购小企业，巨头的实力滚雪球式上升，变身军工“巨无霸”；另一方面，国际间通过技术合作，弥补了一些国家在特定产业的不足。产业链的资源呈不断整合、集中的趋势。
2009 年著名的米高扬设计局被其老对手苏霍伊设计局收购，并且俄罗斯还将苏霍伊设计局、米高扬设计局、图波列夫设计局、伊留申设计局、雅克列夫实验设计局和伊尔库特生产集团合并成立联合航空制造公司。公司成立后，技术资源实现通用，不再重复研制开发类似产品形成浪费，可以利用有限资金开发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上世纪末，在政府的支持鼓励下，美国国防工业巨头之间开始“强强联手”的合并：波音和麦道公司合并成为航空工业巨头，波音公司垄断美国民机并且重新大规模进军机市场。1995 年洛克希德公司与马丁•玛丽塔（Martin Marietta）公司合并组成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并于1996 年收购洛拉尔的防务电子业务。新的两大航空巨头无论在技术优势、资源使用率和市场比例，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2000 年前，巨头间合并结束。
军工巨头为了进一步扩张，通过兼并科技公司的方式吸收行业内的优质资源。21 世纪初高科技武器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应用，刺激了美国军工集团在前沿技术领域的竞争，小企业拥有在创新领域的优势、甚至拥有一些在新型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产品，一举引发了对小企业并购热潮。近期，欧美军工集团又将目光投向了在网电类技术领先的小企业。
所谓“术业有专攻”，当现代武器装备的复杂程度超出一国的科技能力所负担时，各国便开始寻求国际间的军工技术合作。乌克兰军事工业非常发达，占原苏联国防潜力的30%。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依然大量依赖和乌克兰合作。乌克兰有244 家军工企业向俄提供相关材料和配套零部件，提供军工产品达7000 余种。乌克兰马达西奇 ( MotorSich)股份有限公司为俄罗斯所有型号直升机提升配套的涡轴发动机，比如卡-50 战斗直升机、米-26T 直升机的涡轴发动机等。乌克兰的军工业出口每年额度超过13 亿美元，是世界第八大武器供应商，军事工业为其经济提供了重大支撑。
乌克兰的军事工业并非小国国力所能支撑，而国际形势的改变又使之面临崩溃边缘，一方面，军工产业需要巨量的能源、原材料、资金投入，这些并不是乌克兰的小国国力所能支撑的；另一方面，其他大国的挤压限制了其发展空间。2011 年，乌老牌军工企业马尔舍夫坦克制造厂由于经营问题申请破产。目前，社会局势动荡进一步催化下，乌克兰的技术优势正在快速贬值，向海外寻求军事合作不失为缓解其内忧外患的良策。
截止2013 年，乌克兰武器装备出口交易金额超过35 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占有其21%份额。中国与乌克兰的武器贸易主要集中于零部件与服务方面，关注在技术引进。
现代武器装备的研制成本和周期跨越增长已是不可逆的趋势，而国防经费的有限增长，二者将成为长期存在的矛盾：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与“经济性”之间的矛盾。矛盾带来武器装备科研经费越来越大的缺口，推动行业向市场化方向迈进：第一，国家只有重新考虑经费的分配问题，经费投向产业链顶端的系统集成环节，第二，推行竞争性采购，提高武器装备的经济性；第三，把产业链中下层市场打开，一方面鼓励民营企业携技术进军军品市场，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多渠道筹集经费，包括资产证券化、发展民营业务，全行业市场化、军民融合的体系逐渐形成；第四，大力发展海外市场，以国际军火交易来反哺国内市场。这些举动最终又带来一致的结果，军工行业越来越趋向于市场化。例如，美国的国防经费还在逐年缩减，现在美国的年度研究、发展、试验与鉴定（RDT&E）预算已经低于700 亿。因此，面对庞大的科研投入需要，捉襟见肘的科研经费只能确保投给主承包商、投向最为关键的系统集成环节。在军工产业链的金字塔结构中，主承包商负责武器装备总体的设计、综合协调和总装，掌握着最核心的技术资源，能承制的只有军工巨头，寥寥几家；而分系统和零部件供应商的技术壁垒相对较低，产品技术通用性高，可替代性强。因此，总体级的系统承包商站在产业链顶端，实际上把控着国防工业发展的命脉，将得到最多的科研经费支持，表现出强者恒强的势头。
1992 年5 月，F/A-18E/F 计划正式开始，当时批准了正在进行工程制造发展的两项合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从一项总值为39.64 亿美元的合同（F/A-18E/F 总体合同）中获得了9700 万美元用于发展机身，通用电气公司从一项总值为7.54 亿美元的合同（发动机专项合同）的获得9400万美元用于发展F414-GE-400 发动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战斗机总体研发费用是其机身系统、发动机系统费用的约40 余倍。
2013 年美国海军和空军展开了下一代战斗机需求定义工作，第六代战斗机项目浮出水面，波音公司和洛马公司双巨头之间再度展开角逐，谁能拿下这块大蛋糕恐怕会直接影响其未来20 年的发展。
为了缓解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与“经济性”之间的矛盾，在保证先进性的前提下，提升武器装备的经济性便是重要的课题。世界各国通过加快武器装备采购市场的调整，引入市场机制，以推行竞争性采购的方式不断提升武器装别的经济性。竞争性采购一方面能减轻政府的预算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将竞争引入军工企业中，刺激其增强成本控制意识、改善管理模式等。世界各国都在推行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美国竞争性采购为国防部节约费用达到20%-50%。比如KC-130 空中加油伸缩套筒供应价格为75 万美元，在开放竞争性采购后售价仅仅15.8 万美元，降幅高达79%。
过去的国防工业体系依靠国防经费的支撑，固然在技术上拥有一定优势，但是成本投入过大、技术资源使用效能极低。在产业链中下层的分系统和零部件层级中，国防经费已无力再支撑其庞大的孤岛式的运作模式。从国家层面上看，为了继续维持军工产业链的运转，只有推动行业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一方面鼓励民营企业携技术进军军品市场，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多渠道筹集经费，包括资产证券化、发展民营业务。在这种机制下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一方面，军用技术民用化、民用技术军用化形成军民融合一体化的新体系，技术资源使用效能整体上升，科研经费需求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军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公众企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军用、民用技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信息技术为首的高新技术具有很强的军、民用之间的互通性。而现代武器装备系统的系统集成技术是技术核心，只要牢牢把握住主承包商手中的系统级集成技术，就相当于持有防止武器装备核心技术扩散的“保险箱”。因此，为了解决军用技术资源使用效能低下的问题，美国军方在分系统和零部件的市场，打通军民转化的渠道，推行“军民一体化”的改革思路。一方面，军工企业可以通过军用技术民用化增加资源使用效能；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进入军工领域，可以减少科研经费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等。
在军转民方面，美国国防部开放了分系统和零部件的军用技术市场，军用技术最大限度运用到民用上。据统计，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的军事技术中，85%采用的都是军民两用技术，纯军事技术仅占15%。从美国大型军工企业来看，虽然不同企业防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相差悬殊，但主营业务大多都集中在电子信息、系统集成、通信、卫星、导航、安防等军民两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这些公司都尽力利用这些高新技术在军民两大应用领域获得最大化收益。
在民转军方面，美国在军用技术市场大量引进民用技术，扩大了军方对民品采购的范围，同时提高军民产品标准的通用化水平。许多民用技术只需要很少的经费就能达到军用系统的80%或100%的性能。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美国防部一承包商研发了单兵数字化系统，重达80 磅，造价9万美元，而研究人员在英特尔（Intel）公司的芯片等民用产品的系统加以改造，该系统重量下降到25 磅，造价仅仅1 万美元。
伊拉克战争中，国防部大量使用硅谷的技术和民品，采购额高达250 亿美元。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许多民用公司在战场上忙碌着，被称为“五角大楼的私人军队”。
民企参军后，还会给原有的军工企业带来良性的竞争，刺激军工企业改善自身的管理能力、成本控制意识等。
参看美国军工企业，他们的背后既有来自白宫的引导，又有来自五角大楼的支持，还有来自华尔街资本市场的力挺。通过发行证券以筹集资金，军工企业能有效解决制约发展的资金瓶颈、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又打开了并购重组的窗口，通过产业整合实现快速扩张、不断成长，企业发展迎来新的春天。美国军工企业发展历程，都经历了由私人作坊到政府引导、最终走向资本市场的过程。不论是主承包商还是分系统与零部件承包商，无一不是通过资本市场的帮助而做大做强。冷战前，美国的军工企业基本完成在华尔街的公开亮相，冷战过后世界各国的军工企业的资本上市也都纷纷启动。
随着武器装备价格上升和研制成本、周期的跨越式增长，军工产业成本不断飙高。而列装规模的几何式缩减导致国内军工市场供过于求，国内军工市场有价无市。因此，大国开始大力发展海外军贸交易，通过武器出口反哺国内的军事工业。对大国而言，推行海外军贸交易能维持其技术先进性、继续贯彻技术威慑的战略，同时还能赚取外汇、扩大国际影响力。而对不具备军工复合体产业链的小国而言，武器装备进口则是其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唯一途径。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披露，全球每年武器出口交易量都在上升。2013 年，美国年度武器出口额已接近400 亿美金。
海外军贸市场的打开也为军工巨头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以世界第一军火商洛马公司为例，公司计划在未来的数年内，将国际市场年收入占公司年总收入的比例由目前的17%提高到20%。其拳头产品即先进战斗机，公司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F-16 累计出口世界上17 个国家，号称美国“国会”战斗机；而根据航空周刊的预测，在未来5 年里，洛马公司战斗机总出口量将占据国际市场的半壁江山。
根据预测，未来5 年里洛克希德将生产469 架战斗机，其中大部分（约有400 架）会是第四代战斗机F-35。根据 2013 年的数据，每架F-35 价格已经涨至1.66 亿美元。如此计算，仅仅未来5年内洛马公司通过F-35 战斗机在海外市场的销量，就能获得超过600 亿美元收入。
从技术威慑的战略转型出发，武器装备发展和军队建设着眼点均改变。而技术复杂度的不断提升，又使产业资源有了再整合的需要，市场集中度不断提升。即便如此，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与经济性仍是尖锐的矛盾，在矛盾推动下，军工行业迈向了市场化的进程。这是世界军工产业发展变革的共同逻辑。根据逻辑发展的推演，中长期来看我国军工产业还处在市场化改革的起航期，因此科研院所改制、军民融合、竞争性采购和武器装备定价体系将会进行历史性变革。
军工产业的积累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我国的军工产业已经走过艰难的积累期，在技术和产业链完整度已经形成完整体系。作为拥有完整国防工业的名副其实的“大军工”，在经过转型与调整之后，军工产业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还会有更明显的提升。不论从战斗机、教练机再到导弹、舰艇，我国国防工业都将面对一个极广阔的大市场：国内的存量市场和增量市场空间巨大；国际市场份额将会逐渐增多。
从存量市场看，我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军队，目前正处在机械化未完成而信息化起步的阶段，大量的老旧装备亟待更新换代，特别是战斗机，美军的现役军机最低配置都已达到三代机水平。而我国二代机歼-7 系列战斗机2006 年停产，至2011 年底这款服役约45 年的二代战机才开始逐步从一线部队撤出。所以，三代战斗机歼-10、歼-11 将是未来中国空军的骨干装备，目前现役三代机约有600 架，如果二、三代机以50%比例换装，我军对于三代机的需求量至少900 架。
从增量市场看，国防需求等级提升带来装备换代需要。在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强盛的今天，我国国防需求等级已经超越以往，在2008 年国防白皮书中我国空军的作战任务已经由“国土防空”重新定位为“攻防兼备”，而我国海军随着辽宁号下水、歼-15 着舰已经由黄水走出迈向蓝水。国防需求等级提升带来武器装备作战任务的改变，对列装武器装备性能提出跨代提升的需要，增量市场也就应运而生，而近年来各种武器装备不断推陈出新也佐证了这一点。以军机为代表，第四代战斗机歼-20 与歼-31、大型运输机运-20、10 吨级通用直升机直-20 以及各型号无人机纷纷亮相，我国国防工业将迎来增量市场的爆发期。
不仅如此，中国的国防工业还可以从国际军贸市场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中国的第二代战斗机歼-7 出口全世界14 个国家，累计外销超过1000 架，其中多用途改型的高性价比，为我国战斗机在国际市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近年来，与巴基斯坦合作的枭龙战斗机已交付超过100 架，教练机L-15 一经亮相也获得了多国订单。随着歼-31 等第四代战斗机研制进度的推进，我认为中国在国际军火贸易市场的份额会逐渐地扩大。
根据军工改革的逻辑我们看到，军工改革最终的方向是行业不断迈向市场化、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而从改革进程来看，我国军工产业市场化改革才刚刚起航，现阶段首先要解决一些体系制度上的历史遗留问题，如定价体系改革、科研院所改制，紧接着就要全面完成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的重组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工的市场经济改革都可以看到，市场化改革是必然趋势。所以，中国未来的国防工业体系架构也将呈现类似于美国的金字塔结构。
我是一个战争迷，并且是一个经济迷，但不是一个军迷，对于武器装备的基本性能都不甚了解，所以这个分析报告是从一些稍微宏观的角度来看航空军事工业的发展趋势......
首先从战斗机价格说起...
战斗机是世界各国空军的主要装备，体现着一个国家国防现代化的水平。现代战斗机高技术密集，其研制、生产、训练、作战，无不以巨大的金钱为代价，是不折不扣的“烧钱机器”。自从飞行器进入喷气时代以后，战斗机的发展已经跨越4 代。
从一代机到四代机，战斗机的技术性能在不断提升，但是与之相伴的是不断攀升的价格和研发周期。
二代机的价格基本上为100 万至200 万美元，而三代机早期型号的价格基本上在2000 万至3000万美元之间，先进的三代半战机价格普遍超过5000 万美元，四代机则全部进入亿元俱乐部。
战斗机价格的上涨，其背后是作战性能和研制难度的跨越式提升，强调高空高速二代机在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的三代机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而实现气动布局隐身兼具超机动能力的四代机在与三代机的模拟空战中基本上也是摧枯拉朽。
作战性能的大幅提升是先进技术融合的结果，例如机体材料由铝镁合金到铝锂合金再到复合材料，使得机体的强度和挂载能力大幅增加；机载雷达从机械扫描的多普勒雷达发展到无源相控阵雷达，再到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增加了几十倍。战斗机的升级是以材料科学、电子科学等的大量投入和不断进步为前提的。
战斗机的系统是极其复杂的，而先进技术融合带来技术复杂度和研制的难度得到了更高的提升，表现在战斗机研制成本和时间上的跨越式增长。起初，世界上能够设计生产二代机的国家差不多有几十个，能够生产三代机的国家在十个左右（其中能够完整研制三代机的国家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最后能够研制生产四代机的国家目前只有中美俄三国。而在研制难度提升的同时，研制周期与成本也呈跨越式上升。
战斗机作战性能提升的另一个代价是空军规模的几何倍缩小，美国作战飞机的数量从冷战中期近2 万多架的峰值下降到目前的6000 余架。以美国空军的重型空优战机为例，二代机F-4 的服役数量为3976 架（平均单价264 万美元），三代机F-15 的服役数量为1045 架（早期型号平均单价约3000万美元，后期型号Ｆ-15E 的价格为5600 万美元），四代机F-22 的服役数量减少至187 架（如果考虑研发费用单机价格超过3 亿美元）。
其新技术发展的飙升使得飞行员的训练成本也大幅上涨，高昂的飞行成本使得高级教练机、飞行模拟器等训练、模拟用途的辅助作战装备成为新的需求方向。战斗机飞行成本主要由航空燃油、零件损耗、维护费用等组成，现役的第三代战斗机每小时的飞行成本都在2-6 万美元每小时。而传统意义上，训练二代机飞行员可以不需要专门的高教机。
在武器装备价格几何式增长的情况下，通过装备代差弥补数量上的不足成为军事大国的无奈之举，战略威慑的形式正在从数量威慑转向技术威慑。一方面，现代化武器装备高昂的费用使得相对“单薄”的国防预算必须要“精打细算”，军队不得不急剧减小列装规模，由大范围的推广使用改变为仅核心作战单元配置。
另一方面，武器装备的代差在作战性能上带来压倒性的优势，列装规模的减小并不影响军队的总战斗力，先进武器装备在战略打击上还能提供先机等。
过去十年美国的国防预算中，技术的投入力度明显强于装备采购，美军坚持贯彻技术威慑的战略。以2008 年美国国防投入高点，至2015 年的7 年间为例，装备采购的费用下滑了50%（从1826 亿美元到906 亿美元），而研发试验领域的预算仅下滑了28%（从881 亿美元到633 亿美元），技术领域的投入占比从2008 年的33%提高到2015 年的42%。
冷战过后美国的技术威慑战略转型，使其投入重心向高新技术研发转移，以技术水平不断突破引领武器装备跨代式发展。美国的聚焦重点从具体的装备型号转变为技术，大量进行预先研究，根据预研的技术成果进行型号的研制。这种先预研后型号的模式使得美国在技术上不断与其他国家拉开差距，新型号的武器装备层出不穷。美国公开曝光的武器装备已经领先发达国家0.5-1 代水平，领先发展中国家1-2 代水平，技术威慑带来的巨大军事实力让人“望尘莫及”。
从航空发动机领域里美苏两种军工模式的较量，技术威慑带来的优势可见一斑。上个世纪50 年代，美苏两国基本上都处于第一代的水平，两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但是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第三
代航空发动机技术上苏联已落后美国约10 年，而第四代航空发动机技术目前只有美国完全掌握，两国的技术差距拉大至15 年以上。在核心机的预研领域，美国已经实现了第七代核心机的研制，与苏联拉开了巨大的代差。而目前实际上最为先进的F119 和F135 发动机的仅仅是在第四代核心机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技术领先程度令人不寒而栗。
技术威慑的战略转型还带来军队组件方式的转变，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能转型。信息化时代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人员消耗战：精简化的部队能节约费用以用于确保军人接受良好培训、保障和配备最精良的武器；高素质的军队人员能应对更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和作战负荷、发挥战术水平。
冷战过后，美国的军队结构经过几次大改，军队规模不断精简化。1990-1995 年间，美国现役军人人数明显减少，从1990 年的204.6 万人大幅下降至1995 年的151.8 万人。之后，美国现役军人人数继续下降，到2000 年降至并维持在约138 万人左右。2014 年末美国国防部公开表示，美国现役陆军人数将再度缩减约15%，达到1940 年以来最小规模，而缩减人员节约下来的经费将用于进一步提升装备水平和军人素质。
所以，现代武器装备价格与作战性能的提升将促使国防战略层面转型，研制难度提升激发军工产业链产业资源的整合，研制成本跨越上升最终将促进行业不断走向市场化。而打造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需要完成诸如战斗机之类的高技术复杂度的武器装备的生产，从材料、零部件、分系统到主机的设计、研制、试验和批产的全过程。因此，军工行业呈现极高壁垒：技术上的高密集度和高综合化、军工复合体产业链必须高度完整。
如此高壁垒面前，现代军工产业俨然成为只有少数人参与的游戏：即大国的军工巨头。而为了满足武器装备作战性能的不断升级，不断的竞争与淘汰催动下，巨头们不断吸收行业内资源，实力呈滚雪球式上涨；国际间的技术合作增加。最终，产业链资源向核心区靠拢，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
首先，现代装备是从方案、设计到投产再到定型和批产，现代装备最终能成为国防实力的中坚力量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对国防工业从设计能力、工艺能力、生产技术水平都是巨大的挑战，往往各个学科最尖端的技术成果都贡献给了国防工业。比如运用到航空发动机的某些材料，其技术指标超出一般工业要求的好几倍；而为了增加武器命中精度，战斗机的武器挂点对生产工艺的公差控制极其严格。
第二，现代装备还要求先进技术的高综合化。战斗机的系统极其复杂，包含有总体、结构、机电、航电等各个系统。比如，总体、气动设计要求强大的空气管理学等基础科学实力作支撑，而、机电、飞控和航电等系统则要求从硬件到软件上的综合，是电子科学、控制科学、通信工程等等众多科前沿技术综合化的结晶。
技术基础是军工行业的第一道门槛，在达到了高密集度和高综合化的技术水平之后，一国若想研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还必须拥有高度完整的军工复合体产业链。军工复合体产业链的完整程度实际上代表着一国在研制武器装备的路上最终能走多远，是军工行业的最后一道关卡，是其最核心的壁垒。军工的产业链一般呈金字塔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位于位于金字塔塔尖的主承包商，负责武器系统的总体设计、综合协调和总装，在技术深度和广度上的要求最高。主承包商一般掌握每个特定武器装备系统采购费的40%—60%，实际上垄断和支配着整个军品市场。二是分系统承包商，负责制造武器系统主要分系统和部件，构成武器装备的各个运行系统，呈现高技术密集型的特点，例如，发动机、机电系统、航电系统等。 三是零部件供应商，负责向武器系统或分系统制造商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对基础学科的研究深度要求很高，包括电子组件、集成电路、元器件、轴承。
在整个武器装备研制过程中，产业链所有环节呈现“木桶效应”。而所谓“军工复合体产业链”，指与现代热核战争密切相关的国防军事重工业体系、武器研发与制造体系以及军工附属产业制造体系的总称，代表着整个产业链自上而下的完整度。中国的军工技术也许在很多层面还显得落后，但是根据《简氏防务周刊》2013 年对世界军工产业格局的分析，中国已成为唯一能在军工复合体产业链完整程度上同美国相提并论的国家。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话形容现代军工行业再合适不过。现代军工行业对技术基础和产业链完整度要求苛刻，军工行业的门槛已经水涨船高。一方面，产业链完整度不够的国家不再具备生产先进的大型武器装备的能力；另一方面，技术发展速度落后、未能把握转型机会的各级制造商在产业链内部的竞争角逐中淘汰。
纵观战斗机的短短几十年历史，从一代机到四代机的三次换代，光是气动外形的更改就是革命性的，速度和难度极为惊人。世界上能够设计生产二代机的国家差不多有几十个，能够生产三代机的国家在十个左右（其中能够完整研制三代机的国家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而目能够研制生产四代机的国家目前只有中美俄三国。如果说30 年前以色列、瑞典这样的小国还可以凭借某些技术优势在战斗机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现今高端军工已经完全成为大国的游戏。
不仅如此，即便是美俄两国，其战斗机的生产商数量也大幅减少。1981 年美国空军发布“先进战斗机设计信息征求书”（即F-22 项目），提交概念设计书的公司有洛克希德公司、波音公司、诺斯罗普公司、麦道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格鲁曼公司、沃特飞机公司、罗克韦尔公司和仙童公司等9家公司，但时至今日美国具有先进战斗机制造能力的仅剩下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两大国际级军火军头。其中先进的四代机F-22 和F-35 均由洛克希德马丁牵头研制，大国军工的游戏参与者只剩所谓的军工巨头。
在高淘汰率的生产环境下，生产商之间以技术为基础的合作与并购成为了最有效的“双赢”模式。一方面，通过大集团合并、大集团收购小企业，巨头的实力滚雪球式上升，变身军工“巨无霸”；另一方面，国际间通过技术合作，弥补了一些国家在特定产业的不足。产业链的资源呈不断整合、集中的趋势。
2009 年著名的米高扬设计局被其老对手苏霍伊设计局收购，并且俄罗斯还将苏霍伊设计局、米高扬设计局、图波列夫设计局、伊留申设计局、雅克列夫实验设计局和伊尔库特生产集团合并成立联合航空制造公司。公司成立后，技术资源实现通用，不再重复研制开发类似产品形成浪费，可以利用有限资金开发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上世纪末，在政府的支持鼓励下，美国国防工业巨头之间开始“强强联手”的合并：波音和麦道公司合并成为航空工业巨头，波音公司垄断美国民机并且重新大规模进军机市场。1995 年洛克希德公司与马丁•玛丽塔（Martin Marietta）公司合并组成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并于1996 年收购洛拉尔的防务电子业务。新的两大航空巨头无论在技术优势、资源使用率和市场比例，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2000 年前，巨头间合并结束。
军工巨头为了进一步扩张，通过兼并科技公司的方式吸收行业内的优质资源。21 世纪初高科技武器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应用，刺激了美国军工集团在前沿技术领域的竞争，小企业拥有在创新领域的优势、甚至拥有一些在新型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产品，一举引发了对小企业并购热潮。近期，欧美军工集团又将目光投向了在网电类技术领先的小企业。
所谓“术业有专攻”，当现代武器装备的复杂程度超出一国的科技能力所负担时，各国便开始寻求国际间的军工技术合作。乌克兰军事工业非常发达，占原苏联国防潜力的30%。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依然大量依赖和乌克兰合作。乌克兰有244 家军工企业向俄提供相关材料和配套零部件，提供军工产品达7000 余种。乌克兰马达西奇 ( MotorSich)股份有限公司为俄罗斯所有型号直升机提升配套的涡轴发动机，比如卡-50 战斗直升机、米-26T 直升机的涡轴发动机等。乌克兰的军工业出口每年额度超过13 亿美元，是世界第八大武器供应商，军事工业为其经济提供了重大支撑。
乌克兰的军事工业并非小国国力所能支撑，而国际形势的改变又使之面临崩溃边缘，一方面，军工产业需要巨量的能源、原材料、资金投入，这些并不是乌克兰的小国国力所能支撑的；另一方面，其他大国的挤压限制了其发展空间。2011 年，乌老牌军工企业马尔舍夫坦克制造厂由于经营问题申请破产。目前，社会局势动荡进一步催化下，乌克兰的技术优势正在快速贬值，向海外寻求军事合作不失为缓解其内忧外患的良策。
截止2013 年，乌克兰武器装备出口交易金额超过35 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占有其21%份额。中国与乌克兰的武器贸易主要集中于零部件与服务方面，关注在技术引进。
现代武器装备的研制成本和周期跨越增长已是不可逆的趋势，而国防经费的有限增长，二者将成为长期存在的矛盾：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与“经济性”之间的矛盾。矛盾带来武器装备科研经费越来越大的缺口，推动行业向市场化方向迈进：第一，国家只有重新考虑经费的分配问题，经费投向产业链顶端的系统集成环节，第二，推行竞争性采购，提高武器装备的经济性；第三，把产业链中下层市场打开，一方面鼓励民营企业携技术进军军品市场，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多渠道筹集经费，包括资产证券化、发展民营业务，全行业市场化、军民融合的体系逐渐形成；第四，大力发展海外市场，以国际军火交易来反哺国内市场。这些举动最终又带来一致的结果，军工行业越来越趋向于市场化。例如，美国的国防经费还在逐年缩减，现在美国的年度研究、发展、试验与鉴定（RDT&E）预算已经低于700 亿。因此，面对庞大的科研投入需要，捉襟见肘的科研经费只能确保投给主承包商、投向最为关键的系统集成环节。在军工产业链的金字塔结构中，主承包商负责武器装备总体的设计、综合协调和总装，掌握着最核心的技术资源，能承制的只有军工巨头，寥寥几家；而分系统和零部件供应商的技术壁垒相对较低，产品技术通用性高，可替代性强。因此，总体级的系统承包商站在产业链顶端，实际上把控着国防工业发展的命脉，将得到最多的科研经费支持，表现出强者恒强的势头。
1992 年5 月，F/A-18E/F 计划正式开始，当时批准了正在进行工程制造发展的两项合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从一项总值为39.64 亿美元的合同（F/A-18E/F 总体合同）中获得了9700 万美元用于发展机身，通用电气公司从一项总值为7.54 亿美元的合同（发动机专项合同）的获得9400万美元用于发展F414-GE-400 发动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战斗机总体研发费用是其机身系统、发动机系统费用的约40 余倍。
2013 年美国海军和空军展开了下一代战斗机需求定义工作，第六代战斗机项目浮出水面，波音公司和洛马公司双巨头之间再度展开角逐，谁能拿下这块大蛋糕恐怕会直接影响其未来20 年的发展。
为了缓解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与“经济性”之间的矛盾，在保证先进性的前提下，提升武器装备的经济性便是重要的课题。世界各国通过加快武器装备采购市场的调整，引入市场机制，以推行竞争性采购的方式不断提升武器装别的经济性。竞争性采购一方面能减轻政府的预算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将竞争引入军工企业中，刺激其增强成本控制意识、改善管理模式等。世界各国都在推行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美国竞争性采购为国防部节约费用达到20%-50%。比如KC-130 空中加油伸缩套筒供应价格为75 万美元，在开放竞争性采购后售价仅仅15.8 万美元，降幅高达79%。
过去的国防工业体系依靠国防经费的支撑，固然在技术上拥有一定优势，但是成本投入过大、技术资源使用效能极低。在产业链中下层的分系统和零部件层级中，国防经费已无力再支撑其庞大的孤岛式的运作模式。从国家层面上看，为了继续维持军工产业链的运转，只有推动行业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一方面鼓励民营企业携技术进军军品市场，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多渠道筹集经费，包括资产证券化、发展民营业务。在这种机制下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一方面，军用技术民用化、民用技术军用化形成军民融合一体化的新体系，技术资源使用效能整体上升，科研经费需求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军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公众企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军用、民用技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信息技术为首的高新技术具有很强的军、民用之间的互通性。而现代武器装备系统的系统集成技术是技术核心，只要牢牢把握住主承包商手中的系统级集成技术，就相当于持有防止武器装备核心技术扩散的“保险箱”。因此，为了解决军用技术资源使用效能低下的问题，美国军方在分系统和零部件的市场，打通军民转化的渠道，推行“军民一体化”的改革思路。一方面，军工企业可以通过军用技术民用化增加资源使用效能；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进入军工领域，可以减少科研经费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等。
在军转民方面，美国国防部开放了分系统和零部件的军用技术市场，军用技术最大限度运用到民用上。据统计，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的军事技术中，85%采用的都是军民两用技术，纯军事技术仅占15%。从美国大型军工企业来看，虽然不同企业防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相差悬殊，但主营业务大多都集中在电子信息、系统集成、通信、卫星、导航、安防等军民两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这些公司都尽力利用这些高新技术在军民两大应用领域获得最大化收益。
在民转军方面，美国在军用技术市场大量引进民用技术，扩大了军方对民品采购的范围，同时提高军民产品标准的通用化水平。许多民用技术只需要很少的经费就能达到军用系统的80%或100%的性能。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美国防部一承包商研发了单兵数字化系统，重达80 磅，造价9万美元，而研究人员在英特尔（Intel）公司的芯片等民用产品的系统加以改造，该系统重量下降到25 磅，造价仅仅1 万美元。
伊拉克战争中，国防部大量使用硅谷的技术和民品，采购额高达250 亿美元。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许多民用公司在战场上忙碌着，被称为“五角大楼的私人军队”。
民企参军后，还会给原有的军工企业带来良性的竞争，刺激军工企业改善自身的管理能力、成本控制意识等。
参看美国军工企业，他们的背后既有来自白宫的引导，又有来自五角大楼的支持，还有来自华尔街资本市场的力挺。通过发行证券以筹集资金，军工企业能有效解决制约发展的资金瓶颈、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又打开了并购重组的窗口，通过产业整合实现快速扩张、不断成长，企业发展迎来新的春天。美国军工企业发展历程，都经历了由私人作坊到政府引导、最终走向资本市场的过程。不论是主承包商还是分系统与零部件承包商，无一不是通过资本市场的帮助而做大做强。冷战前，美国的军工企业基本完成在华尔街的公开亮相，冷战过后世界各国的军工企业的资本上市也都纷纷启动。
随着武器装备价格上升和研制成本、周期的跨越式增长，军工产业成本不断飙高。而列装规模的几何式缩减导致国内军工市场供过于求，国内军工市场有价无市。因此，大国开始大力发展海外军贸交易，通过武器出口反哺国内的军事工业。对大国而言，推行海外军贸交易能维持其技术先进性、继续贯彻技术威慑的战略，同时还能赚取外汇、扩大国际影响力。而对不具备军工复合体产业链的小国而言，武器装备进口则是其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唯一途径。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披露，全球每年武器出口交易量都在上升。2013 年，美国年度武器出口额已接近400 亿美金。
海外军贸市场的打开也为军工巨头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以世界第一军火商洛马公司为例，公司计划在未来的数年内，将国际市场年收入占公司年总收入的比例由目前的17%提高到20%。其拳头产品即先进战斗机，公司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F-16 累计出口世界上17 个国家，号称美国“国会”战斗机；而根据航空周刊的预测，在未来5 年里，洛马公司战斗机总出口量将占据国际市场的半壁江山。
根据预测，未来5 年里洛克希德将生产469 架战斗机，其中大部分（约有400 架）会是第四代战斗机F-35。根据 2013 年的数据，每架F-35 价格已经涨至1.66 亿美元。如此计算，仅仅未来5年内洛马公司通过F-35 战斗机在海外市场的销量，就能获得超过600 亿美元收入。
从技术威慑的战略转型出发，武器装备发展和军队建设着眼点均改变。而技术复杂度的不断提升，又使产业资源有了再整合的需要，市场集中度不断提升。即便如此，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与经济性仍是尖锐的矛盾，在矛盾推动下，军工行业迈向了市场化的进程。这是世界军工产业发展变革的共同逻辑。根据逻辑发展的推演，中长期来看我国军工产业还处在市场化改革的起航期，因此科研院所改制、军民融合、竞争性采购和武器装备定价体系将会进行历史性变革。
军工产业的积累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我国的军工产业已经走过艰难的积累期，在技术和产业链完整度已经形成完整体系。作为拥有完整国防工业的名副其实的“大军工”，在经过转型与调整之后，军工产业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还会有更明显的提升。不论从战斗机、教练机再到导弹、舰艇，我国国防工业都将面对一个极广阔的大市场：国内的存量市场和增量市场空间巨大；国际市场份额将会逐渐增多。
从存量市场看，我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军队，目前正处在机械化未完成而信息化起步的阶段，大量的老旧装备亟待更新换代，特别是战斗机，美军的现役军机最低配置都已达到三代机水平。而我国二代机歼-7 系列战斗机2006 年停产，至2011 年底这款服役约45 年的二代战机才开始逐步从一线部队撤出。所以，三代战斗机歼-10、歼-11 将是未来中国空军的骨干装备，目前现役三代机约有600 架，如果二、三代机以50%比例换装，我军对于三代机的需求量至少900 架。
从增量市场看，国防需求等级提升带来装备换代需要。在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强盛的今天，我国国防需求等级已经超越以往，在2008 年国防白皮书中我国空军的作战任务已经由“国土防空”重新定位为“攻防兼备”，而我国海军随着辽宁号下水、歼-15 着舰已经由黄水走出迈向蓝水。国防需求等级提升带来武器装备作战任务的改变，对列装武器装备性能提出跨代提升的需要，增量市场也就应运而生，而近年来各种武器装备不断推陈出新也佐证了这一点。以军机为代表，第四代战斗机歼-20 与歼-31、大型运输机运-20、10 吨级通用直升机直-20 以及各型号无人机纷纷亮相，我国国防工业将迎来增量市场的爆发期。
不仅如此，中国的国防工业还可以从国际军贸市场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中国的第二代战斗机歼-7 出口全世界14 个国家，累计外销超过1000 架，其中多用途改型的高性价比，为我国战斗机在国际市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近年来，与巴基斯坦合作的枭龙战斗机已交付超过100 架，教练机L-15 一经亮相也获得了多国订单。随着歼-31 等第四代战斗机研制进度的推进，我认为中国在国际军火贸易市场的份额会逐渐地扩大。
根据军工改革的逻辑我们看到，军工改革最终的方向是行业不断迈向市场化、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而从改革进程来看，我国军工产业市场化改革才刚刚起航，现阶段首先要解决一些体系制度上的历史遗留问题，如定价体系改革、科研院所改制，紧接着就要全面完成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的重组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工的市场经济改革都可以看到，市场化改革是必然趋势。所以，中国未来的国防工业体系架构也将呈现类似于美国的金字塔结构。
首先从战斗机价格说起...
战斗机是世界各国空军的主要装备，体现着一个国家国防现代化的水平。现代战斗机高技术密集，其研制、生产、训练、作战，无不以巨大的金钱为代价，是不折不扣的“烧钱机器”。自从飞行器进入喷气时代以后，战斗机的发展已经跨越4 代。
从一代机到四代机，战斗机的技术性能在不断提升，但是与之相伴的是不断攀升的价格和研发周期。
二代机的价格基本上为100 万至200 万美元，而三代机早期型号的价格基本上在2000 万至3000万美元之间，先进的三代半战机价格普遍超过5000 万美元，四代机则全部进入亿元俱乐部。
战斗机价格的上涨，其背后是作战性能和研制难度的跨越式提升，强调高空高速二代机在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的三代机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而实现气动布局隐身兼具超机动能力的四代机在与三代机的模拟空战中基本上也是摧枯拉朽。
作战性能的大幅提升是先进技术融合的结果，例如机体材料由铝镁合金到铝锂合金再到复合材料，使得机体的强度和挂载能力大幅增加；机载雷达从机械扫描的多普勒雷达发展到无源相控阵雷达，再到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增加了几十倍。战斗机的升级是以材料科学、电子科学等的大量投入和不断进步为前提的。
战斗机的系统是极其复杂的，而先进技术融合带来技术复杂度和研制的难度得到了更高的提升，表现在战斗机研制成本和时间上的跨越式增长。起初，世界上能够设计生产二代机的国家差不多有几十个，能够生产三代机的国家在十个左右（其中能够完整研制三代机的国家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最后能够研制生产四代机的国家目前只有中美俄三国。而在研制难度提升的同时，研制周期与成本也呈跨越式上升。
战斗机作战性能提升的另一个代价是空军规模的几何倍缩小，美国作战飞机的数量从冷战中期近2 万多架的峰值下降到目前的6000 余架。以美国空军的重型空优战机为例，二代机F-4 的服役数量为3976 架（平均单价264 万美元），三代机F-15 的服役数量为1045 架（早期型号平均单价约3000万美元，后期型号Ｆ-15E 的价格为5600 万美元），四代机F-22 的服役数量减少至187 架（如果考虑研发费用单机价格超过3 亿美元）。
其新技术发展的飙升使得飞行员的训练成本也大幅上涨，高昂的飞行成本使得高级教练机、飞行模拟器等训练、模拟用途的辅助作战装备成为新的需求方向。战斗机飞行成本主要由航空燃油、零件损耗、维护费用等组成，现役的第三代战斗机每小时的飞行成本都在2-6 万美元每小时。而传统意义上，训练二代机飞行员可以不需要专门的高教机。
在武器装备价格几何式增长的情况下，通过装备代差弥补数量上的不足成为军事大国的无奈之举，战略威慑的形式正在从数量威慑转向技术威慑。一方面，现代化武器装备高昂的费用使得相对“单薄”的国防预算必须要“精打细算”，军队不得不急剧减小列装规模，由大范围的推广使用改变为仅核心作战单元配置。
另一方面，武器装备的代差在作战性能上带来压倒性的优势，列装规模的减小并不影响军队的总战斗力，先进武器装备在战略打击上还能提供先机等。
过去十年美国的国防预算中，技术的投入力度明显强于装备采购，美军坚持贯彻技术威慑的战略。以2008 年美国国防投入高点，至2015 年的7 年间为例，装备采购的费用下滑了50%（从1826 亿美元到906 亿美元），而研发试验领域的预算仅下滑了28%（从881 亿美元到633 亿美元），技术领域的投入占比从2008 年的33%提高到2015 年的42%。
冷战过后美国的技术威慑战略转型，使其投入重心向高新技术研发转移，以技术水平不断突破引领武器装备跨代式发展。美国的聚焦重点从具体的装备型号转变为技术，大量进行预先研究，根据预研的技术成果进行型号的研制。这种先预研后型号的模式使得美国在技术上不断与其他国家拉开差距，新型号的武器装备层出不穷。美国公开曝光的武器装备已经领先发达国家0.5-1 代水平，领先发展中国家1-2 代水平，技术威慑带来的巨大军事实力让人“望尘莫及”。
从航空发动机领域里美苏两种军工模式的较量，技术威慑带来的优势可见一斑。上个世纪50 年代，美苏两国基本上都处于第一代的水平，两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但是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第三
代航空发动机技术上苏联已落后美国约10 年，而第四代航空发动机技术目前只有美国完全掌握，两国的技术差距拉大至15 年以上。在核心机的预研领域，美国已经实现了第七代核心机的研制，与苏联拉开了巨大的代差。而目前实际上最为先进的F119 和F135 发动机的仅仅是在第四代核心机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技术领先程度令人不寒而栗。
技术威慑的战略转型还带来军队组件方式的转变，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能转型。信息化时代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人员消耗战：精简化的部队能节约费用以用于确保军人接受良好培训、保障和配备最精良的武器；高素质的军队人员能应对更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和作战负荷、发挥战术水平。
冷战过后，美国的军队结构经过几次大改，军队规模不断精简化。1990-1995 年间，美国现役军人人数明显减少，从1990 年的204.6 万人大幅下降至1995 年的151.8 万人。之后，美国现役军人人数继续下降，到2000 年降至并维持在约138 万人左右。2014 年末美国国防部公开表示，美国现役陆军人数将再度缩减约15%，达到1940 年以来最小规模，而缩减人员节约下来的经费将用于进一步提升装备水平和军人素质。
所以，现代武器装备价格与作战性能的提升将促使国防战略层面转型，研制难度提升激发军工产业链产业资源的整合，研制成本跨越上升最终将促进行业不断走向市场化。而打造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需要完成诸如战斗机之类的高技术复杂度的武器装备的生产，从材料、零部件、分系统到主机的设计、研制、试验和批产的全过程。因此，军工行业呈现极高壁垒：技术上的高密集度和高综合化、军工复合体产业链必须高度完整。
如此高壁垒面前，现代军工产业俨然成为只有少数人参与的游戏：即大国的军工巨头。而为了满足武器装备作战性能的不断升级，不断的竞争与淘汰催动下，巨头们不断吸收行业内资源，实力呈滚雪球式上涨；国际间的技术合作增加。最终，产业链资源向核心区靠拢，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
首先，现代装备是从方案、设计到投产再到定型和批产，现代装备最终能成为国防实力的中坚力量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对国防工业从设计能力、工艺能力、生产技术水平都是巨大的挑战，往往各个学科最尖端的技术成果都贡献给了国防工业。比如运用到航空发动机的某些材料，其技术指标超出一般工业要求的好几倍；而为了增加武器命中精度，战斗机的武器挂点对生产工艺的公差控制极其严格。
第二，现代装备还要求先进技术的高综合化。战斗机的系统极其复杂，包含有总体、结构、机电、航电等各个系统。比如，总体、气动设计要求强大的空气管理学等基础科学实力作支撑，而、机电、飞控和航电等系统则要求从硬件到软件上的综合，是电子科学、控制科学、通信工程等等众多科前沿技术综合化的结晶。
技术基础是军工行业的第一道门槛，在达到了高密集度和高综合化的技术水平之后，一国若想研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还必须拥有高度完整的军工复合体产业链。军工复合体产业链的完整程度实际上代表着一国在研制武器装备的路上最终能走多远，是军工行业的最后一道关卡，是其最核心的壁垒。军工的产业链一般呈金字塔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位于位于金字塔塔尖的主承包商，负责武器系统的总体设计、综合协调和总装，在技术深度和广度上的要求最高。主承包商一般掌握每个特定武器装备系统采购费的40%—60%，实际上垄断和支配着整个军品市场。二是分系统承包商，负责制造武器系统主要分系统和部件，构成武器装备的各个运行系统，呈现高技术密集型的特点，例如，发动机、机电系统、航电系统等。 三是零部件供应商，负责向武器系统或分系统制造商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对基础学科的研究深度要求很高，包括电子组件、集成电路、元器件、轴承。
在整个武器装备研制过程中，产业链所有环节呈现“木桶效应”。而所谓“军工复合体产业链”，指与现代热核战争密切相关的国防军事重工业体系、武器研发与制造体系以及军工附属产业制造体系的总称，代表着整个产业链自上而下的完整度。中国的军工技术也许在很多层面还显得落后，但是根据《简氏防务周刊》2013 年对世界军工产业格局的分析，中国已成为唯一能在军工复合体产业链完整程度上同美国相提并论的国家。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话形容现代军工行业再合适不过。现代军工行业对技术基础和产业链完整度要求苛刻，军工行业的门槛已经水涨船高。一方面，产业链完整度不够的国家不再具备生产先进的大型武器装备的能力；另一方面，技术发展速度落后、未能把握转型机会的各级制造商在产业链内部的竞争角逐中淘汰。
纵观战斗机的短短几十年历史，从一代机到四代机的三次换代，光是气动外形的更改就是革命性的，速度和难度极为惊人。世界上能够设计生产二代机的国家差不多有几十个，能够生产三代机的国家在十个左右（其中能够完整研制三代机的国家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而目能够研制生产四代机的国家目前只有中美俄三国。如果说30 年前以色列、瑞典这样的小国还可以凭借某些技术优势在战斗机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现今高端军工已经完全成为大国的游戏。
不仅如此，即便是美俄两国，其战斗机的生产商数量也大幅减少。1981 年美国空军发布“先进战斗机设计信息征求书”（即F-22 项目），提交概念设计书的公司有洛克希德公司、波音公司、诺斯罗普公司、麦道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格鲁曼公司、沃特飞机公司、罗克韦尔公司和仙童公司等9家公司，但时至今日美国具有先进战斗机制造能力的仅剩下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两大国际级军火军头。其中先进的四代机F-22 和F-35 均由洛克希德马丁牵头研制，大国军工的游戏参与者只剩所谓的军工巨头。
在高淘汰率的生产环境下，生产商之间以技术为基础的合作与并购成为了最有效的“双赢”模式。一方面，通过大集团合并、大集团收购小企业，巨头的实力滚雪球式上升，变身军工“巨无霸”；另一方面，国际间通过技术合作，弥补了一些国家在特定产业的不足。产业链的资源呈不断整合、集中的趋势。
2009 年著名的米高扬设计局被其老对手苏霍伊设计局收购，并且俄罗斯还将苏霍伊设计局、米高扬设计局、图波列夫设计局、伊留申设计局、雅克列夫实验设计局和伊尔库特生产集团合并成立联合航空制造公司。公司成立后，技术资源实现通用，不再重复研制开发类似产品形成浪费，可以利用有限资金开发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上世纪末，在政府的支持鼓励下，美国国防工业巨头之间开始“强强联手”的合并：波音和麦道公司合并成为航空工业巨头，波音公司垄断美国民机并且重新大规模进军机市场。1995 年洛克希德公司与马丁•玛丽塔（Martin Marietta）公司合并组成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并于1996 年收购洛拉尔的防务电子业务。新的两大航空巨头无论在技术优势、资源使用率和市场比例，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2000 年前，巨头间合并结束。
军工巨头为了进一步扩张，通过兼并科技公司的方式吸收行业内的优质资源。21 世纪初高科技武器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应用，刺激了美国军工集团在前沿技术领域的竞争，小企业拥有在创新领域的优势、甚至拥有一些在新型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产品，一举引发了对小企业并购热潮。近期，欧美军工集团又将目光投向了在网电类技术领先的小企业。
所谓“术业有专攻”，当现代武器装备的复杂程度超出一国的科技能力所负担时，各国便开始寻求国际间的军工技术合作。乌克兰军事工业非常发达，占原苏联国防潜力的30%。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依然大量依赖和乌克兰合作。乌克兰有244 家军工企业向俄提供相关材料和配套零部件，提供军工产品达7000 余种。乌克兰马达西奇 ( MotorSich)股份有限公司为俄罗斯所有型号直升机提升配套的涡轴发动机，比如卡-50 战斗直升机、米-26T 直升机的涡轴发动机等。乌克兰的军工业出口每年额度超过13 亿美元，是世界第八大武器供应商，军事工业为其经济提供了重大支撑。
乌克兰的军事工业并非小国国力所能支撑，而国际形势的改变又使之面临崩溃边缘，一方面，军工产业需要巨量的能源、原材料、资金投入，这些并不是乌克兰的小国国力所能支撑的；另一方面，其他大国的挤压限制了其发展空间。2011 年，乌老牌军工企业马尔舍夫坦克制造厂由于经营问题申请破产。目前，社会局势动荡进一步催化下，乌克兰的技术优势正在快速贬值，向海外寻求军事合作不失为缓解其内忧外患的良策。
截止2013 年，乌克兰武器装备出口交易金额超过35 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占有其21%份额。中国与乌克兰的武器贸易主要集中于零部件与服务方面，关注在技术引进。
现代武器装备的研制成本和周期跨越增长已是不可逆的趋势，而国防经费的有限增长，二者将成为长期存在的矛盾：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与“经济性”之间的矛盾。矛盾带来武器装备科研经费越来越大的缺口，推动行业向市场化方向迈进：第一，国家只有重新考虑经费的分配问题，经费投向产业链顶端的系统集成环节，第二，推行竞争性采购，提高武器装备的经济性；第三，把产业链中下层市场打开，一方面鼓励民营企业携技术进军军品市场，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多渠道筹集经费，包括资产证券化、发展民营业务，全行业市场化、军民融合的体系逐渐形成；第四，大力发展海外市场，以国际军火交易来反哺国内市场。这些举动最终又带来一致的结果，军工行业越来越趋向于市场化。例如，美国的国防经费还在逐年缩减，现在美国的年度研究、发展、试验与鉴定（RDT&E）预算已经低于700 亿。因此，面对庞大的科研投入需要，捉襟见肘的科研经费只能确保投给主承包商、投向最为关键的系统集成环节。在军工产业链的金字塔结构中，主承包商负责武器装备总体的设计、综合协调和总装，掌握着最核心的技术资源，能承制的只有军工巨头，寥寥几家；而分系统和零部件供应商的技术壁垒相对较低，产品技术通用性高，可替代性强。因此，总体级的系统承包商站在产业链顶端，实际上把控着国防工业发展的命脉，将得到最多的科研经费支持，表现出强者恒强的势头。
1992 年5 月，F/A-18E/F 计划正式开始，当时批准了正在进行工程制造发展的两项合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从一项总值为39.64 亿美元的合同（F/A-18E/F 总体合同）中获得了9700 万美元用于发展机身，通用电气公司从一项总值为7.54 亿美元的合同（发动机专项合同）的获得9400万美元用于发展F414-GE-400 发动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战斗机总体研发费用是其机身系统、发动机系统费用的约40 余倍。
2013 年美国海军和空军展开了下一代战斗机需求定义工作，第六代战斗机项目浮出水面，波音公司和洛马公司双巨头之间再度展开角逐，谁能拿下这块大蛋糕恐怕会直接影响其未来20 年的发展。
为了缓解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与“经济性”之间的矛盾，在保证先进性的前提下，提升武器装备的经济性便是重要的课题。世界各国通过加快武器装备采购市场的调整，引入市场机制，以推行竞争性采购的方式不断提升武器装别的经济性。竞争性采购一方面能减轻政府的预算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将竞争引入军工企业中，刺激其增强成本控制意识、改善管理模式等。世界各国都在推行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美国竞争性采购为国防部节约费用达到20%-50%。比如KC-130 空中加油伸缩套筒供应价格为75 万美元，在开放竞争性采购后售价仅仅15.8 万美元，降幅高达79%。
过去的国防工业体系依靠国防经费的支撑，固然在技术上拥有一定优势，但是成本投入过大、技术资源使用效能极低。在产业链中下层的分系统和零部件层级中，国防经费已无力再支撑其庞大的孤岛式的运作模式。从国家层面上看，为了继续维持军工产业链的运转，只有推动行业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一方面鼓励民营企业携技术进军军品市场，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多渠道筹集经费，包括资产证券化、发展民营业务。在这种机制下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一方面，军用技术民用化、民用技术军用化形成军民融合一体化的新体系，技术资源使用效能整体上升，科研经费需求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军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公众企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军用、民用技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信息技术为首的高新技术具有很强的军、民用之间的互通性。而现代武器装备系统的系统集成技术是技术核心，只要牢牢把握住主承包商手中的系统级集成技术，就相当于持有防止武器装备核心技术扩散的“保险箱”。因此，为了解决军用技术资源使用效能低下的问题，美国军方在分系统和零部件的市场，打通军民转化的渠道，推行“军民一体化”的改革思路。一方面，军工企业可以通过军用技术民用化增加资源使用效能；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进入军工领域，可以减少科研经费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等。
在军转民方面，美国国防部开放了分系统和零部件的军用技术市场，军用技术最大限度运用到民用上。据统计，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的军事技术中，85%采用的都是军民两用技术，纯军事技术仅占15%。从美国大型军工企业来看，虽然不同企业防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相差悬殊，但主营业务大多都集中在电子信息、系统集成、通信、卫星、导航、安防等军民两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这些公司都尽力利用这些高新技术在军民两大应用领域获得最大化收益。
在民转军方面，美国在军用技术市场大量引进民用技术，扩大了军方对民品采购的范围，同时提高军民产品标准的通用化水平。许多民用技术只需要很少的经费就能达到军用系统的80%或100%的性能。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美国防部一承包商研发了单兵数字化系统，重达80 磅，造价9万美元，而研究人员在英特尔（Intel）公司的芯片等民用产品的系统加以改造，该系统重量下降到25 磅，造价仅仅1 万美元。
伊拉克战争中，国防部大量使用硅谷的技术和民品，采购额高达250 亿美元。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许多民用公司在战场上忙碌着，被称为“五角大楼的私人军队”。
民企参军后，还会给原有的军工企业带来良性的竞争，刺激军工企业改善自身的管理能力、成本控制意识等。
参看美国军工企业，他们的背后既有来自白宫的引导，又有来自五角大楼的支持，还有来自华尔街资本市场的力挺。通过发行证券以筹集资金，军工企业能有效解决制约发展的资金瓶颈、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又打开了并购重组的窗口，通过产业整合实现快速扩张、不断成长，企业发展迎来新的春天。美国军工企业发展历程，都经历了由私人作坊到政府引导、最终走向资本市场的过程。不论是主承包商还是分系统与零部件承包商，无一不是通过资本市场的帮助而做大做强。冷战前，美国的军工企业基本完成在华尔街的公开亮相，冷战过后世界各国的军工企业的资本上市也都纷纷启动。
随着武器装备价格上升和研制成本、周期的跨越式增长，军工产业成本不断飙高。而列装规模的几何式缩减导致国内军工市场供过于求，国内军工市场有价无市。因此，大国开始大力发展海外军贸交易，通过武器出口反哺国内的军事工业。对大国而言，推行海外军贸交易能维持其技术先进性、继续贯彻技术威慑的战略，同时还能赚取外汇、扩大国际影响力。而对不具备军工复合体产业链的小国而言，武器装备进口则是其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唯一途径。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披露，全球每年武器出口交易量都在上升。2013 年，美国年度武器出口额已接近400 亿美金。
海外军贸市场的打开也为军工巨头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以世界第一军火商洛马公司为例，公司计划在未来的数年内，将国际市场年收入占公司年总收入的比例由目前的17%提高到20%。其拳头产品即先进战斗机，公司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F-16 累计出口世界上17 个国家，号称美国“国会”战斗机；而根据航空周刊的预测，在未来5 年里，洛马公司战斗机总出口量将占据国际市场的半壁江山。
根据预测，未来5 年里洛克希德将生产469 架战斗机，其中大部分（约有400 架）会是第四代战斗机F-35。根据 2013 年的数据，每架F-35 价格已经涨至1.66 亿美元。如此计算，仅仅未来5年内洛马公司通过F-35 战斗机在海外市场的销量，就能获得超过600 亿美元收入。
从技术威慑的战略转型出发，武器装备发展和军队建设着眼点均改变。而技术复杂度的不断提升，又使产业资源有了再整合的需要，市场集中度不断提升。即便如此，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与经济性仍是尖锐的矛盾，在矛盾推动下，军工行业迈向了市场化的进程。这是世界军工产业发展变革的共同逻辑。根据逻辑发展的推演，中长期来看我国军工产业还处在市场化改革的起航期，因此科研院所改制、军民融合、竞争性采购和武器装备定价体系将会进行历史性变革。
军工产业的积累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我国的军工产业已经走过艰难的积累期，在技术和产业链完整度已经形成完整体系。作为拥有完整国防工业的名副其实的“大军工”，在经过转型与调整之后，军工产业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还会有更明显的提升。不论从战斗机、教练机再到导弹、舰艇，我国国防工业都将面对一个极广阔的大市场：国内的存量市场和增量市场空间巨大；国际市场份额将会逐渐增多。
从存量市场看，我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军队，目前正处在机械化未完成而信息化起步的阶段，大量的老旧装备亟待更新换代，特别是战斗机，美军的现役军机最低配置都已达到三代机水平。而我国二代机歼-7 系列战斗机2006 年停产，至2011 年底这款服役约45 年的二代战机才开始逐步从一线部队撤出。所以，三代战斗机歼-10、歼-11 将是未来中国空军的骨干装备，目前现役三代机约有600 架，如果二、三代机以50%比例换装，我军对于三代机的需求量至少900 架。
从增量市场看，国防需求等级提升带来装备换代需要。在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强盛的今天，我国国防需求等级已经超越以往，在2008 年国防白皮书中我国空军的作战任务已经由“国土防空”重新定位为“攻防兼备”，而我国海军随着辽宁号下水、歼-15 着舰已经由黄水走出迈向蓝水。国防需求等级提升带来武器装备作战任务的改变，对列装武器装备性能提出跨代提升的需要，增量市场也就应运而生，而近年来各种武器装备不断推陈出新也佐证了这一点。以军机为代表，第四代战斗机歼-20 与歼-31、大型运输机运-20、10 吨级通用直升机直-20 以及各型号无人机纷纷亮相，我国国防工业将迎来增量市场的爆发期。
不仅如此，中国的国防工业还可以从国际军贸市场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中国的第二代战斗机歼-7 出口全世界14 个国家，累计外销超过1000 架，其中多用途改型的高性价比，为我国战斗机在国际市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近年来，与巴基斯坦合作的枭龙战斗机已交付超过100 架，教练机L-15 一经亮相也获得了多国订单。随着歼-31 等第四代战斗机研制进度的推进，我认为中国在国际军火贸易市场的份额会逐渐地扩大。
根据军工改革的逻辑我们看到，军工改革最终的方向是行业不断迈向市场化、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而从改革进程来看，我国军工产业市场化改革才刚刚起航，现阶段首先要解决一些体系制度上的历史遗留问题，如定价体系改革、科研院所改制，紧接着就要全面完成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的重组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工的市场经济改革都可以看到，市场化改革是必然趋势。所以，中国未来的国防工业体系架构也将呈现类似于美国的金字塔结构。
我是一个战争迷，并且是一个经济迷，但不是一个军迷，对于武器装备的基本性能都不甚了解，所以这个分析报告是从一些稍微宏观的角度来看航空军事工业的发展趋势......
首先从战斗机价格说起...
战斗机是世界各国空军的主要装备，体现着一个国家国防现代化的水平。现代战斗机高技术密集，其研制、生产、训练、作战，无不以巨大的金钱为代价，是不折不扣的“烧钱机器”。自从飞行器进入喷气时代以后，战斗机的发展已经跨越4 代。
从一代机到四代机，战斗机的技术性能在不断提升，但是与之相伴的是不断攀升的价格和研发周期。
二代机的价格基本上为100 万至200 万美元，而三代机早期型号的价格基本上在2000 万至3000万美元之间，先进的三代半战机价格普遍超过5000 万美元，四代机则全部进入亿元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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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机价格的上涨，其背后是作战性能和研制难度的跨越式提升，强调高空高速二代机在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的三代机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而实现气动布局隐身兼具超机动能力的四代机在与三代机的模拟空战中基本上也是摧枯拉朽。
作战性能的大幅提升是先进技术融合的结果，例如机体材料由铝镁合金到铝锂合金再到复合材料，使得机体的强度和挂载能力大幅增加；机载雷达从机械扫描的多普勒雷达发展到无源相控阵雷达，再到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增加了几十倍。战斗机的升级是以材料科学、电子科学等的大量投入和不断进步为前提的。
战斗机的系统是极其复杂的，而先进技术融合带来技术复杂度和研制的难度得到了更高的提升，表现在战斗机研制成本和时间上的跨越式增长。起初，世界上能够设计生产二代机的国家差不多有几十个，能够生产三代机的国家在十个左右（其中能够完整研制三代机的国家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最后能够研制生产四代机的国家目前只有中美俄三国。而在研制难度提升的同时，研制周期与成本也呈跨越式上升。
战斗机作战性能提升的另一个代价是空军规模的几何倍缩小，美国作战飞机的数量从冷战中期近2 万多架的峰值下降到目前的6000 余架。以美国空军的重型空优战机为例，二代机F-4 的服役数量为3976 架（平均单价264 万美元），三代机F-15 的服役数量为1045 架（早期型号平均单价约3000万美元，后期型号Ｆ-15E 的价格为5600 万美元），四代机F-22 的服役数量减少至187 架（如果考虑研发费用单机价格超过3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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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新技术发展的飙升使得飞行员的训练成本也大幅上涨，高昂的飞行成本使得高级教练机、飞行模拟器等训练、模拟用途的辅助作战装备成为新的需求方向。战斗机飞行成本主要由航空燃油、零件损耗、维护费用等组成，现役的第三代战斗机每小时的飞行成本都在2-6 万美元每小时。而传统意义上，训练二代机飞行员可以不需要专门的高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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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器装备价格几何式增长的情况下，通过装备代差弥补数量上的不足成为军事大国的无奈之举，战略威慑的形式正在从数量威慑转向技术威慑。一方面，现代化武器装备高昂的费用使得相对“单薄”的国防预算必须要“精打细算”，军队不得不急剧减小列装规模，由大范围的推广使用改变为仅核心作战单元配置。
另一方面，武器装备的代差在作战性能上带来压倒性的优势，列装规模的减小并不影响军队的总战斗力，先进武器装备在战略打击上还能提供先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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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美国的国防预算中，技术的投入力度明显强于装备采购，美军坚持贯彻技术威慑的战略。以2008 年美国国防投入高点，至2015 年的7 年间为例，装备采购的费用下滑了50%（从1826 亿美元到906 亿美元），而研发试验领域的预算仅下滑了28%（从881 亿美元到633 亿美元），技术领域的投入占比从2008 年的33%提高到2015 年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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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过后美国的技术威慑战略转型，使其投入重心向高新技术研发转移，以技术水平不断突破引领武器装备跨代式发展。美国的聚焦重点从具体的装备型号转变为技术，大量进行预先研究，根据预研的技术成果进行型号的研制。这种先预研后型号的模式使得美国在技术上不断与其他国家拉开差距，新型号的武器装备层出不穷。美国公开曝光的武器装备已经领先发达国家0.5-1 代水平，领先发展中国家1-2 代水平，技术威慑带来的巨大军事实力让人“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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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航空发动机领域里美苏两种军工模式的较量，技术威慑带来的优势可见一斑。上个世纪50 年代，美苏两国基本上都处于第一代的水平，两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但是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第三
代航空发动机技术上苏联已落后美国约10 年，而第四代航空发动机技术目前只有美国完全掌握，两国的技术差距拉大至15 年以上。在核心机的预研领域，美国已经实现了第七代核心机的研制，与苏联拉开了巨大的代差。而目前实际上最为先进的F119 和F135 发动机的仅仅是在第四代核心机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技术领先程度令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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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威慑的战略转型还带来军队组件方式的转变，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能转型。信息化时代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人员消耗战：精简化的部队能节约费用以用于确保军人接受良好培训、保障和配备最精良的武器；高素质的军队人员能应对更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和作战负荷、发挥战术水平。
冷战过后，美国的军队结构经过几次大改，军队规模不断精简化。1990-1995 年间，美国现役军人人数明显减少，从1990 年的204.6 万人大幅下降至1995 年的151.8 万人。之后，美国现役军人人数继续下降，到2000 年降至并维持在约138 万人左右。2014 年末美国国防部公开表示，美国现役陆军人数将再度缩减约15%，达到1940 年以来最小规模，而缩减人员节约下来的经费将用于进一步提升装备水平和军人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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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代武器装备价格与作战性能的提升将促使国防战略层面转型，研制难度提升激发军工产业链产业资源的整合，研制成本跨越上升最终将促进行业不断走向市场化。而打造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需要完成诸如战斗机之类的高技术复杂度的武器装备的生产，从材料、零部件、分系统到主机的设计、研制、试验和批产的全过程。因此，军工行业呈现极高壁垒：技术上的高密集度和高综合化、军工复合体产业链必须高度完整。
如此高壁垒面前，现代军工产业俨然成为只有少数人参与的游戏：即大国的军工巨头。而为了满足武器装备作战性能的不断升级，不断的竞争与淘汰催动下，巨头们不断吸收行业内资源，实力呈滚雪球式上涨；国际间的技术合作增加。最终，产业链资源向核心区靠拢，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
首先，现代装备是从方案、设计到投产再到定型和批产，现代装备最终能成为国防实力的中坚力量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对国防工业从设计能力、工艺能力、生产技术水平都是巨大的挑战，往往各个学科最尖端的技术成果都贡献给了国防工业。比如运用到航空发动机的某些材料，其技术指标超出一般工业要求的好几倍；而为了增加武器命中精度，战斗机的武器挂点对生产工艺的公差控制极其严格。
第二，现代装备还要求先进技术的高综合化。战斗机的系统极其复杂，包含有总体、结构、机电、航电等各个系统。比如，总体、气动设计要求强大的空气管理学等基础科学实力作支撑，而、机电、飞控和航电等系统则要求从硬件到软件上的综合，是电子科学、控制科学、通信工程等等众多科前沿技术综合化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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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基础是军工行业的第一道门槛，在达到了高密集度和高综合化的技术水平之后，一国若想研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还必须拥有高度完整的军工复合体产业链。军工复合体产业链的完整程度实际上代表着一国在研制武器装备的路上最终能走多远，是军工行业的最后一道关卡，是其最核心的壁垒。军工的产业链一般呈金字塔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位于位于金字塔塔尖的主承包商，负责武器系统的总体设计、综合协调和总装，在技术深度和广度上的要求最高。主承包商一般掌握每个特定武器装备系统采购费的40%—60%，实际上垄断和支配着整个军品市场。二是分系统承包商，负责制造武器系统主要分系统和部件，构成武器装备的各个运行系统，呈现高技术密集型的特点，例如，发动机、机电系统、航电系统等。 三是零部件供应商，负责向武器系统或分系统制造商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对基础学科的研究深度要求很高，包括电子组件、集成电路、元器件、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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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武器装备研制过程中，产业链所有环节呈现“木桶效应”。而所谓“军工复合体产业链”，指与现代热核战争密切相关的国防军事重工业体系、武器研发与制造体系以及军工附属产业制造体系的总称，代表着整个产业链自上而下的完整度。中国的军工技术也许在很多层面还显得落后，但是根据《简氏防务周刊》2013 年对世界军工产业格局的分析，中国已成为唯一能在军工复合体产业链完整程度上同美国相提并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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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话形容现代军工行业再合适不过。现代军工行业对技术基础和产业链完整度要求苛刻，军工行业的门槛已经水涨船高。一方面，产业链完整度不够的国家不再具备生产先进的大型武器装备的能力；另一方面，技术发展速度落后、未能把握转型机会的各级制造商在产业链内部的竞争角逐中淘汰。
纵观战斗机的短短几十年历史，从一代机到四代机的三次换代，光是气动外形的更改就是革命性的，速度和难度极为惊人。世界上能够设计生产二代机的国家差不多有几十个，能够生产三代机的国家在十个左右（其中能够完整研制三代机的国家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而目能够研制生产四代机的国家目前只有中美俄三国。如果说30 年前以色列、瑞典这样的小国还可以凭借某些技术优势在战斗机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现今高端军工已经完全成为大国的游戏。
不仅如此，即便是美俄两国，其战斗机的生产商数量也大幅减少。1981 年美国空军发布“先进战斗机设计信息征求书”（即F-22 项目），提交概念设计书的公司有洛克希德公司、波音公司、诺斯罗普公司、麦道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格鲁曼公司、沃特飞机公司、罗克韦尔公司和仙童公司等9家公司，但时至今日美国具有先进战斗机制造能力的仅剩下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两大国际级军火军头。其中先进的四代机F-22 和F-35 均由洛克希德马丁牵头研制，大国军工的游戏参与者只剩所谓的军工巨头。
在高淘汰率的生产环境下，生产商之间以技术为基础的合作与并购成为了最有效的“双赢”模式。一方面，通过大集团合并、大集团收购小企业，巨头的实力滚雪球式上升，变身军工“巨无霸”；另一方面，国际间通过技术合作，弥补了一些国家在特定产业的不足。产业链的资源呈不断整合、集中的趋势。
2009 年著名的米高扬设计局被其老对手苏霍伊设计局收购，并且俄罗斯还将苏霍伊设计局、米高扬设计局、图波列夫设计局、伊留申设计局、雅克列夫实验设计局和伊尔库特生产集团合并成立联合航空制造公司。公司成立后，技术资源实现通用，不再重复研制开发类似产品形成浪费，可以利用有限资金开发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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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在政府的支持鼓励下，美国国防工业巨头之间开始“强强联手”的合并：波音和麦道公司合并成为航空工业巨头，波音公司垄断美国民机并且重新大规模进军机市场。1995 年洛克希德公司与马丁•玛丽塔（Martin Marietta）公司合并组成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并于1996 年收购洛拉尔的防务电子业务。新的两大航空巨头无论在技术优势、资源使用率和市场比例，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2000 年前，巨头间合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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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巨头为了进一步扩张，通过兼并科技公司的方式吸收行业内的优质资源。21 世纪初高科技武器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应用，刺激了美国军工集团在前沿技术领域的竞争，小企业拥有在创新领域的优势、甚至拥有一些在新型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产品，一举引发了对小企业并购热潮。近期，欧美军工集团又将目光投向了在网电类技术领先的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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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术业有专攻”，当现代武器装备的复杂程度超出一国的科技能力所负担时，各国便开始寻求国际间的军工技术合作。乌克兰军事工业非常发达，占原苏联国防潜力的30%。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依然大量依赖和乌克兰合作。乌克兰有244 家军工企业向俄提供相关材料和配套零部件，提供军工产品达7000 余种。乌克兰马达西奇 ( MotorSich)股份有限公司为俄罗斯所有型号直升机提升配套的涡轴发动机，比如卡-50 战斗直升机、米-26T 直升机的涡轴发动机等。乌克兰的军工业出口每年额度超过13 亿美元，是世界第八大武器供应商，军事工业为其经济提供了重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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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的军事工业并非小国国力所能支撑，而国际形势的改变又使之面临崩溃边缘，一方面，军工产业需要巨量的能源、原材料、资金投入，这些并不是乌克兰的小国国力所能支撑的；另一方面，其他大国的挤压限制了其发展空间。2011 年，乌老牌军工企业马尔舍夫坦克制造厂由于经营问题申请破产。目前，社会局势动荡进一步催化下，乌克兰的技术优势正在快速贬值，向海外寻求军事合作不失为缓解其内忧外患的良策。
截止2013 年，乌克兰武器装备出口交易金额超过35 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占有其21%份额。中国与乌克兰的武器贸易主要集中于零部件与服务方面，关注在技术引进。
现代武器装备的研制成本和周期跨越增长已是不可逆的趋势，而国防经费的有限增长，二者将成为长期存在的矛盾：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与“经济性”之间的矛盾。矛盾带来武器装备科研经费越来越大的缺口，推动行业向市场化方向迈进：第一，国家只有重新考虑经费的分配问题，经费投向产业链顶端的系统集成环节，第二，推行竞争性采购，提高武器装备的经济性；第三，把产业链中下层市场打开，一方面鼓励民营企业携技术进军军品市场，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多渠道筹集经费，包括资产证券化、发展民营业务，全行业市场化、军民融合的体系逐渐形成；第四，大力发展海外市场，以国际军火交易来反哺国内市场。这些举动最终又带来一致的结果，军工行业越来越趋向于市场化。例如，美国的国防经费还在逐年缩减，现在美国的年度研究、发展、试验与鉴定（RDT&E）预算已经低于700 亿。因此，面对庞大的科研投入需要，捉襟见肘的科研经费只能确保投给主承包商、投向最为关键的系统集成环节。在军工产业链的金字塔结构中，主承包商负责武器装备总体的设计、综合协调和总装，掌握着最核心的技术资源，能承制的只有军工巨头，寥寥几家；而分系统和零部件供应商的技术壁垒相对较低，产品技术通用性高，可替代性强。因此，总体级的系统承包商站在产业链顶端，实际上把控着国防工业发展的命脉，将得到最多的科研经费支持，表现出强者恒强的势头。
1992 年5 月，F/A-18E/F 计划正式开始，当时批准了正在进行工程制造发展的两项合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从一项总值为39.64 亿美元的合同（F/A-18E/F 总体合同）中获得了9700 万美元用于发展机身，通用电气公司从一项总值为7.54 亿美元的合同（发动机专项合同）的获得9400万美元用于发展F414-GE-400 发动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战斗机总体研发费用是其机身系统、发动机系统费用的约40 余倍。
2013 年美国海军和空军展开了下一代战斗机需求定义工作，第六代战斗机项目浮出水面，波音公司和洛马公司双巨头之间再度展开角逐，谁能拿下这块大蛋糕恐怕会直接影响其未来20 年的发展。
为了缓解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与“经济性”之间的矛盾，在保证先进性的前提下，提升武器装备的经济性便是重要的课题。世界各国通过加快武器装备采购市场的调整，引入市场机制，以推行竞争性采购的方式不断提升武器装别的经济性。竞争性采购一方面能减轻政府的预算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将竞争引入军工企业中，刺激其增强成本控制意识、改善管理模式等。世界各国都在推行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美国竞争性采购为国防部节约费用达到20%-50%。比如KC-130 空中加油伸缩套筒供应价格为75 万美元，在开放竞争性采购后售价仅仅15.8 万美元，降幅高达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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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国防工业体系依靠国防经费的支撑，固然在技术上拥有一定优势，但是成本投入过大、技术资源使用效能极低。在产业链中下层的分系统和零部件层级中，国防经费已无力再支撑其庞大的孤岛式的运作模式。从国家层面上看，为了继续维持军工产业链的运转，只有推动行业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一方面鼓励民营企业携技术进军军品市场，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多渠道筹集经费，包括资产证券化、发展民营业务。在这种机制下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一方面，军用技术民用化、民用技术军用化形成军民融合一体化的新体系，技术资源使用效能整体上升，科研经费需求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军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公众企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军用、民用技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信息技术为首的高新技术具有很强的军、民用之间的互通性。而现代武器装备系统的系统集成技术是技术核心，只要牢牢把握住主承包商手中的系统级集成技术，就相当于持有防止武器装备核心技术扩散的“保险箱”。因此，为了解决军用技术资源使用效能低下的问题，美国军方在分系统和零部件的市场，打通军民转化的渠道，推行“军民一体化”的改革思路。一方面，军工企业可以通过军用技术民用化增加资源使用效能；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进入军工领域，可以减少科研经费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等。
在军转民方面，美国国防部开放了分系统和零部件的军用技术市场，军用技术最大限度运用到民用上。据统计，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的军事技术中，85%采用的都是军民两用技术，纯军事技术仅占15%。从美国大型军工企业来看，虽然不同企业防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相差悬殊，但主营业务大多都集中在电子信息、系统集成、通信、卫星、导航、安防等军民两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这些公司都尽力利用这些高新技术在军民两大应用领域获得最大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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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转军方面，美国在军用技术市场大量引进民用技术，扩大了军方对民品采购的范围，同时提高军民产品标准的通用化水平。许多民用技术只需要很少的经费就能达到军用系统的80%或100%的性能。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美国防部一承包商研发了单兵数字化系统，重达80 磅，造价9万美元，而研究人员在英特尔（Intel）公司的芯片等民用产品的系统加以改造，该系统重量下降到25 磅，造价仅仅1 万美元。
伊拉克战争中，国防部大量使用硅谷的技术和民品，采购额高达250 亿美元。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许多民用公司在战场上忙碌着，被称为“五角大楼的私人军队”。
民企参军后，还会给原有的军工企业带来良性的竞争，刺激军工企业改善自身的管理能力、成本控制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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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美国军工企业，他们的背后既有来自白宫的引导，又有来自五角大楼的支持，还有来自华尔街资本市场的力挺。通过发行证券以筹集资金，军工企业能有效解决制约发展的资金瓶颈、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又打开了并购重组的窗口，通过产业整合实现快速扩张、不断成长，企业发展迎来新的春天。美国军工企业发展历程，都经历了由私人作坊到政府引导、最终走向资本市场的过程。不论是主承包商还是分系统与零部件承包商，无一不是通过资本市场的帮助而做大做强。冷战前，美国的军工企业基本完成在华尔街的公开亮相，冷战过后世界各国的军工企业的资本上市也都纷纷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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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武器装备价格上升和研制成本、周期的跨越式增长，军工产业成本不断飙高。而列装规模的几何式缩减导致国内军工市场供过于求，国内军工市场有价无市。因此，大国开始大力发展海外军贸交易，通过武器出口反哺国内的军事工业。对大国而言，推行海外军贸交易能维持其技术先进性、继续贯彻技术威慑的战略，同时还能赚取外汇、扩大国际影响力。而对不具备军工复合体产业链的小国而言，武器装备进口则是其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唯一途径。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披露，全球每年武器出口交易量都在上升。2013 年，美国年度武器出口额已接近400 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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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军贸市场的打开也为军工巨头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以世界第一军火商洛马公司为例，公司计划在未来的数年内，将国际市场年收入占公司年总收入的比例由目前的17%提高到20%。其拳头产品即先进战斗机，公司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F-16 累计出口世界上17 个国家，号称美国“国会”战斗机；而根据航空周刊的预测，在未来5 年里，洛马公司战斗机总出口量将占据国际市场的半壁江山。
根据预测，未来5 年里洛克希德将生产469 架战斗机，其中大部分（约有400 架）会是第四代战斗机F-35。根据 2013 年的数据，每架F-35 价格已经涨至1.66 亿美元。如此计算，仅仅未来5年内洛马公司通过F-35 战斗机在海外市场的销量，就能获得超过600 亿美元收入。
从技术威慑的战略转型出发，武器装备发展和军队建设着眼点均改变。而技术复杂度的不断提升，又使产业资源有了再整合的需要，市场集中度不断提升。即便如此，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与经济性仍是尖锐的矛盾，在矛盾推动下，军工行业迈向了市场化的进程。这是世界军工产业发展变革的共同逻辑。根据逻辑发展的推演，中长期来看我国军工产业还处在市场化改革的起航期，因此科研院所改制、军民融合、竞争性采购和武器装备定价体系将会进行历史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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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产业的积累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我国的军工产业已经走过艰难的积累期，在技术和产业链完整度已经形成完整体系。作为拥有完整国防工业的名副其实的“大军工”，在经过转型与调整之后，军工产业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还会有更明显的提升。不论从战斗机、教练机再到导弹、舰艇，我国国防工业都将面对一个极广阔的大市场：国内的存量市场和增量市场空间巨大；国际市场份额将会逐渐增多。
从存量市场看，我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军队，目前正处在机械化未完成而信息化起步的阶段，大量的老旧装备亟待更新换代，特别是战斗机，美军的现役军机最低配置都已达到三代机水平。而我国二代机歼-7 系列战斗机2006 年停产，至2011 年底这款服役约45 年的二代战机才开始逐步从一线部队撤出。所以，三代战斗机歼-10、歼-11 将是未来中国空军的骨干装备，目前现役三代机约有600 架，如果二、三代机以50%比例换装，我军对于三代机的需求量至少900 架。
从增量市场看，国防需求等级提升带来装备换代需要。在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强盛的今天，我国国防需求等级已经超越以往，在2008 年国防白皮书中我国空军的作战任务已经由“国土防空”重新定位为“攻防兼备”，而我国海军随着辽宁号下水、歼-15 着舰已经由黄水走出迈向蓝水。国防需求等级提升带来武器装备作战任务的改变，对列装武器装备性能提出跨代提升的需要，增量市场也就应运而生，而近年来各种武器装备不断推陈出新也佐证了这一点。以军机为代表，第四代战斗机歼-20 与歼-31、大型运输机运-20、10 吨级通用直升机直-20 以及各型号无人机纷纷亮相，我国国防工业将迎来增量市场的爆发期。
不仅如此，中国的国防工业还可以从国际军贸市场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中国的第二代战斗机歼-7 出口全世界14 个国家，累计外销超过1000 架，其中多用途改型的高性价比，为我国战斗机在国际市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近年来，与巴基斯坦合作的枭龙战斗机已交付超过100 架，教练机L-15 一经亮相也获得了多国订单。随着歼-31 等第四代战斗机研制进度的推进，我认为中国在国际军火贸易市场的份额会逐渐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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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军工改革的逻辑我们看到，军工改革最终的方向是行业不断迈向市场化、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而从改革进程来看，我国军工产业市场化改革才刚刚起航，现阶段首先要解决一些体系制度上的历史遗留问题，如定价体系改革、科研院所改制，紧接着就要全面完成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的重组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工的市场经济改革都可以看到，市场化改革是必然趋势。所以，中国未来的国防工业体系架构也将呈现类似于美国的金字塔结构。
自己能顶一下不？
ctrl-c/ctrl-v了一堆美帝的信息
和天朝军工有毛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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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lovely 发表于 2015-2-9 15:57
自己能顶一下不？
码字辛苦，先帮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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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watch 发表于 2015-2-9 16:06
ctrl-c/ctrl-v了一堆美帝的信息
和天朝军工有毛线关系
不拿美国的经验剖析，难道拿朝鲜的经验看？就算土鳖自己走自己的路，也是拿着先进市场经验一路模仿+改良过来的，你说什么行业不是？所以，搞明白美帝的发展模式，也能估计我们军工未来所走的路，开放是必然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我们的军工潜力，现在拿出来的武器只是刚刚开始，我只想说这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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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朝军工有毛线关系
不拿美国的经验剖析，难道拿朝鲜的经验看？就算土鳖自己走自己的路，也是拿着先进市场经验一路模仿+改良过来的，你说什么行业不是？所以，搞明白美帝的发展模式，也能估计我们军工未来所走的路，开放是必然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我们的军工潜力，现在拿出来的武器只是刚刚开始，我只想说这个而已。
看了，非常振奋人心，打造中国版军工复合体，不惜一切代价尽全力早日突破航空动力这一技术瓶颈，把我国打造成能和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军工强国。让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和中国制造的民用工业品一样，征服世界市场
sevenlovely 发表于 2015-2-9 16:14
不拿美国的经验剖析，难道拿朝鲜的经验看？就算土鳖自己走自己的路，也是拿着先进市场经验一路模仿+改良 ...
这"市场经验"，还真模仿不了。
只是几个现代项目中引进了竞标机制。
因为土鳖名符其实，没有那么强大的军工公司，更没有那么多资金让几个公司分别搞科研。
看歼－10、歼－20、运－20等等，哪个不是集合全国之力搞的？
不拿美国的经验剖析，难道拿朝鲜的经验看？就算土鳖自己走自己的路，也是拿着先进市场经验一路模仿+改良 ...
这"市场经验"，还真模仿不了。
只是几个现代项目中引进了竞标机制。
因为土鳖名符其实，没有那么强大的军工公司，更没有那么多资金让几个公司分别搞科研。
看歼－10、歼－20、运－20等等，哪个不是集合全国之力搞的？
一个伪军迷 发表于 2015-2-9 17:08
这"市场经验"，还真模仿不了。
只是几个现代项目中引进了竞标机制。
是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必然要改革。我坚信我们的军工体系内的公司最终融合走巨头产业链模式，这有这样才能集约资源，并且不断的科技创新，进军资本市场，军工企业之间的兼并整合是大趋势，当然主人还是国家的。然后引进名营企业做产业链配套，并且把一些军工产品技术向民间开放，改善整个国民经济产业链的结构。
这"市场经验"，还真模仿不了。
只是几个现代项目中引进了竞标机制。
是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必然要改革。我坚信我们的军工体系内的公司最终融合走巨头产业链模式，这有这样才能集约资源，并且不断的科技创新，进军资本市场，军工企业之间的兼并整合是大趋势，当然主人还是国家的。然后引进名营企业做产业链配套，并且把一些军工产品技术向民间开放，改善整个国民经济产业链的结构。
sevenlovely 发表于 2015-2-9 15:57
自己能顶一下不？
GE9核心机衍生出的应该是M88。M53是法国人在阿塔9上发展出来的单转子涡扇，但耗油量很大，相当于涡喷发动机。
自己能顶一下不？
GE9核心机衍生出的应该是M88。M53是法国人在阿塔9上发展出来的单转子涡扇，但耗油量很大，相当于涡喷发动机。
先把国字号的理论/预研机构弄出来先吧
没有类似于NASA这样一个超脱于厂所的存在就玩市场化竞标的话
必然后果就是国内各厂所各家一套小九九，互相提防互相技术封锁
最后要么事倍功半，要么行政强行介入最后估计比现在还糟
没有类似于NASA这样一个超脱于厂所的存在就玩市场化竞标的话
必然后果就是国内各厂所各家一套小九九，互相提防互相技术封锁
最后要么事倍功半，要么行政强行介入最后估计比现在还糟
oldwatch 发表于 2015-2-9 20:44
先把国字号的理论/预研机构弄出来先吧
没有类似于NASA这样一个超脱于厂所的存在就玩市场化竞标的话
强烈同意建立中国的NASA。
先把国字号的理论/预研机构弄出来先吧
没有类似于NASA这样一个超脱于厂所的存在就玩市场化竞标的话
强烈同意建立中国的NASA。
qingfengrumu 发表于 2015-2-9 20:58
强烈同意建立中国的NASA。
我倒是觉得应该先有土鳖的DAPAR
强烈同意建立中国的NASA。
我倒是觉得应该先有土鳖的DAPAR让现阶段民企参与“型号”研制，要么是不了解国家“民参军”政策，要么就是对民企过于自信。我倒是觉得应该先有土鳖的DAPAR
DARPA和NASA在写作预研读作开脑洞这方面定位差不多
DARPA和NASA在写作预研读作开脑洞这方面定位差不多
小白象 发表于 2015-2-9 23:48
我倒是觉得应该先有土鳖的DAPAR
NASA作为政府部门，又懂技术，直接管理部分科研经费。DAPAR自身的科研能力我感觉比NASA弱一些，更加依赖工业部门。
我倒是觉得应该先有土鳖的DAPAR
NASA作为政府部门，又懂技术，直接管理部分科研经费。DAPAR自身的科研能力我感觉比NASA弱一些，更加依赖工业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