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养老方式的本质都是年轻人赡养老人

也许有人会说，很多老人可以靠自己的积蓄，如房屋和投资，而不是政府来养老，所以不会造成社会负担。这个观点从宏观来看是完全错误的。不管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以房养老，还是投资养老，都是用工作人口创造的物品和服务来支撑老年人的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社会整体养老压力越大。与很多人的理解相反，老年人手中占有的名义财富越多，年轻人整体压力反而越大。这是因为养老积蓄在支付时，老年人兑现能力越大，工作人口在自己创造的价值中能留给自己享用的份额就越少，只是养老积蓄和支付方式的社会化在微观上模糊了这种关系。

　　除了房屋等使用年限很长的物品，老人当年创造的价值在一代人之内基本都消耗掉了。养老积蓄并非把当年创造的产品或服务储存下来供以后使用，而是把其投入生产能力的提升，在兑现时按相应价值来购买后面工作人口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因此，养老积蓄作为名义财富在兑现时的价值取决于其投入的未来生产能力所能创造的价值。人口衰减，未来经济规模会相对缩减，届时创造的价值总额萎缩越厉害，除非对外投资的部分，养老积蓄所代表的名义财富的虚幻性就越强。具体可能表现为投资普遍亏损和房地产市场崩盘。那么，技术进步是否可缓解中国养老压力呢？

　　不妨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分析技术进步的作用。假设在当前社会中，平均意义下，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5万元的价值，其中15%分给老人，60%分给自己，25%分给孩子。这里老人、自己和孩子所得份额包含各种财政支出，如公共建设、社会服务、行政、国防等的价值分摊，所以，可以假设平均意义上创造的价值与享用的价值相等。考虑未来两种情形，一是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不变，依然是老人15%、工作者60%、孩子25%。二是严重老龄化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是老人45%、工作者40%、孩子15%。老龄化社会与稳定社会相比，老人所得比例大幅增加，孩子所得比例下降。

　　技术进步让单位时间的工作投入产生更大的价值。假设30年后的稳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5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5万元增加到25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3（0.6*5）万元增加到15（0.6*25）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5倍，享用的价值也是现在的5倍。由于老龄化和人口衰减会降低社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通常要慢一些，假设30年后的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4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5万元增加到2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3（0.6*5）万元增加到8（0.4*20）万元，也就是说劳动效率是现在的5倍，享用的价值只是现在的2.67倍。

　　按上述假想数据，在同样的付出下，工作者的享用价值在老龄化社会中只有稳定社会中的53.4%。换言之，为了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老龄化社会的工作者需要付出几乎双倍于稳定社会工作者的努力。即使假设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幅度与稳定社会一样，工作者的享用价值在老龄化社会中只有稳定社会中的66.7%。总之，尽管老龄化社会依然有技术进步的空间，这种进步即便可以提高工作人口的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却不如年龄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何况老龄化本身也可能延缓技术进步的步伐。

　　而且，人们对压力和痛苦的感受主要来自于横向的相对比较而非纵向的绝对比较。纵向比较下，当前中国科技工业水平远胜于宋朝，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则比不上那个年代的辉煌。现在一个普通人在生活上，特别是通信、交通、娱乐方面都可媲美千年之前的帝王，但这种纵向进步并不会让社会整体感觉良好。总之，决定老龄化压力和人口衰减的痛苦更多来自于横向的比较，在宏观上体现在中国整体国力在世界地位的衰微，在微观上体现在工作人口在其创造的财富中享用的比例走低，比之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工作人口的相对压力更大。这还不包括老龄化给家庭亲情和社会伦理带来的挑战。


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2-04/100781501_all.html#page2也许有人会说，很多老人可以靠自己的积蓄，如房屋和投资，而不是政府来养老，所以不会造成社会负担。这个观点从宏观来看是完全错误的。不管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以房养老，还是投资养老，都是用工作人口创造的物品和服务来支撑老年人的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社会整体养老压力越大。与很多人的理解相反，老年人手中占有的名义财富越多，年轻人整体压力反而越大。这是因为养老积蓄在支付时，老年人兑现能力越大，工作人口在自己创造的价值中能留给自己享用的份额就越少，只是养老积蓄和支付方式的社会化在微观上模糊了这种关系。

　　除了房屋等使用年限很长的物品，老人当年创造的价值在一代人之内基本都消耗掉了。养老积蓄并非把当年创造的产品或服务储存下来供以后使用，而是把其投入生产能力的提升，在兑现时按相应价值来购买后面工作人口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因此，养老积蓄作为名义财富在兑现时的价值取决于其投入的未来生产能力所能创造的价值。人口衰减，未来经济规模会相对缩减，届时创造的价值总额萎缩越厉害，除非对外投资的部分，养老积蓄所代表的名义财富的虚幻性就越强。具体可能表现为投资普遍亏损和房地产市场崩盘。那么，技术进步是否可缓解中国养老压力呢？

　　不妨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分析技术进步的作用。假设在当前社会中，平均意义下，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5万元的价值，其中15%分给老人，60%分给自己，25%分给孩子。这里老人、自己和孩子所得份额包含各种财政支出，如公共建设、社会服务、行政、国防等的价值分摊，所以，可以假设平均意义上创造的价值与享用的价值相等。考虑未来两种情形，一是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不变，依然是老人15%、工作者60%、孩子25%。二是严重老龄化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是老人45%、工作者40%、孩子15%。老龄化社会与稳定社会相比，老人所得比例大幅增加，孩子所得比例下降。

　　技术进步让单位时间的工作投入产生更大的价值。假设30年后的稳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5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5万元增加到25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3（0.6*5）万元增加到15（0.6*25）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5倍，享用的价值也是现在的5倍。由于老龄化和人口衰减会降低社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通常要慢一些，假设30年后的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4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5万元增加到2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3（0.6*5）万元增加到8（0.4*20）万元，也就是说劳动效率是现在的5倍，享用的价值只是现在的2.67倍。

　　按上述假想数据，在同样的付出下，工作者的享用价值在老龄化社会中只有稳定社会中的53.4%。换言之，为了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老龄化社会的工作者需要付出几乎双倍于稳定社会工作者的努力。即使假设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幅度与稳定社会一样，工作者的享用价值在老龄化社会中只有稳定社会中的66.7%。总之，尽管老龄化社会依然有技术进步的空间，这种进步即便可以提高工作人口的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却不如年龄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何况老龄化本身也可能延缓技术进步的步伐。

　　而且，人们对压力和痛苦的感受主要来自于横向的相对比较而非纵向的绝对比较。纵向比较下，当前中国科技工业水平远胜于宋朝，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则比不上那个年代的辉煌。现在一个普通人在生活上，特别是通信、交通、娱乐方面都可媲美千年之前的帝王，但这种纵向进步并不会让社会整体感觉良好。总之，决定老龄化压力和人口衰减的痛苦更多来自于横向的比较，在宏观上体现在中国整体国力在世界地位的衰微，在微观上体现在工作人口在其创造的财富中享用的比例走低，比之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工作人口的相对压力更大。这还不包括老龄化给家庭亲情和社会伦理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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