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危机,顾宝昌：没想到生育政策调整的阻力会那么 ...

中国生育危机|
网易军事2015年1月30日14:440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2001年我和王丰教授牵头成立全国各人口研究机构的18位学者组成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
我们在本世纪初启动关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只是觉得一孩生育政策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但过去13年，我们没想到生育政策调整的阻力会那么大，也没想到这个课题的研究历程会那么长，也没有想到这个生育政策的研究居然不经意间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全新的人口研究领域。


2001年我和王丰教授牵头成立全国各人口研究机构的18位学者组成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这个过程是很值得回顾的，大体分成三个阶段，2001年-2004年是呼吁开始考虑生育政策调整的问题，2005年-2008年是深入开展了各方面的调研，2009年后主要是面向媒体、走向社会、扩大影响。
现行生育政策到底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育水平？当时课题组花了很大精力制作了地图，我们看到中国不只是一个一刀切的一孩生育政策。但按照目前的政策，全国三分之二的家庭将最后只能有一个孩子，所以当前的政策确实是一个以一孩为主导的政策。

课题组于2004年起草并联名签署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提出了生育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在建议书中提议，建议生育政策调整要及早起步、分步推进、平稳过渡。希望中央考虑把它提到议程，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地方进行试点。这个建议书应该说是中国人口学者第一次联名提出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建议。建议书递交以后，引起了各方面对于生育政策问题的关注，但也受到了严重的质疑。质疑主要聚焦三个方面，即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的关系问题、生育政策和出生性别比的关系问题、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关系问题。
为了认识这些问题，开了两次东亚地区生育趋势的国际研讨会，以增强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此同时，我们对全国一些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区开始了调研。这些覆盖了800多万人口的地区实行二胎政策已经过去了20多年。这些地区这么多年来虽然生育政策比别的地方宽松，但是人口的增长还是很慢，生育率从来没有到达2。而且我们也发现，在湖北西南角的长阳、五峰二县，从本世纪初开始实行了二孩政策。但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尽管所有家庭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生育率还是很低下，没有上来。


我们一直希望中央开始试点，但是试点一直没有开始，所以我们希望找一个地方试点，以便了解一旦实施二孩政策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最后找到了江苏省。江苏省和全国许多农业省不一样，它长期实行城市和农村一样，都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同时，它还实行了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的规定，但这个规定在早年是空的，因为农村没有独生子女。但是，经过二十多年了，农村中的独生子女比例越来越高并且逐渐到了结婚生孩子的年龄，就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政策。所以，他们叫自然过渡，越来越多的夫妇符合根据当地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条件，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当他们有资格生两个孩子的时候，他（她）们想生吗？会生吗？


课题组在2006年江苏六县市的调研中发现，调查到的4000多个按照当地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中实际生了二孩的不到10%。2009年的跟踪调查表明，在这3年中他们中间又生了二孩的家庭还不到6%，“当时连我们都觉得这个比例低得出乎意料”。2008年复旦大学上海论坛上，我们和世界各国的学者一起讨论亚洲的低生育率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有了更多的实际调查结果来进行比较研究。2008年5月，课题组与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合作举办了第二次生育政策座谈会，讨论得更热闹。在会议基础上我们在2009年再次起草并联名签署了《关于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再建议》，明确提出生育政策调整时机已成熟、呼吁及早放开二孩生育，有近20个研究机构的26位人口学者在上面签名。


2009年，我们提议实行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一孩生育政策只是应急政策，不应该是长期的全部的政策。对当前的生育水平虽然大家还有争议，但是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并已经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一半的人口在45岁以上，年轻劳动力大幅度下降一半，只有一个孩子的老年夫妇将达到老年人口的50%。当时汶川地震的发生也让更多人感觉到独生家庭的脆弱。


目前，生育多孩的比例已经很小，到了总量的3%以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迟了生育的时间。并且，育龄人群出现大量的长期的削减。本世纪中叶，育龄人群会减少一半。2009年的建议书提出要警觉过度追求低生育率的长远后果，提升生育率已经是一个战略的目标。建议书也提出希望加强对低生育率下人口规律的认识。我们再次呼吁要允许试点，重视调查研究，中国生育政策面临历史性的选择。


为了了解广大基层计生干部的呼声，我们专门在江浙沪粤等地开展基层调查，倾听基层干部对人口形势、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工作的认识。他们纷纷反映，现在的生育率确实很低，80后比70后低，90后比80后还低；计划生育工作重点越来越不明白，一票否决变成一个否决，整天提心吊胆。课题组还和经济学家、性别专家、商界领袖等广泛开展探讨。


我们对怎么看待低生育率也进行了研究，努力认识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规律。泰国等的案例表明，在高生育率下往往出现实际生育的比想生的多，而低生育率下往往出现实际生育的比想生少。2013年中国启动单独二孩政策，但全国各地申报生育二孩的夫妇都很少。我们恰恰没有认识到，当我们忧心忡忡生怕由于政策松动出现生育反弹的时候，社会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忧虑。明显的表现是生育意愿的极端弱化，特别是年轻人对生育的冷漠。“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实践验证了，低生育率下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的规律性。这让很多人开始惊醒，究竟发生了什么？长期以来我们对人口问题认识的思想禁锢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崩溃，而且我相信会进一步发酵。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一再强调放开二孩没有时间表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作者2014年12月19日在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举办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上的发言）
(原标题：中国生育危机|顾宝昌：没想到生育政策调整的阻力会那么大)
中国生育危机|
网易军事2015年1月30日14:440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2001年我和王丰教授牵头成立全国各人口研究机构的18位学者组成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
我们在本世纪初启动关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只是觉得一孩生育政策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但过去13年，我们没想到生育政策调整的阻力会那么大，也没想到这个课题的研究历程会那么长，也没有想到这个生育政策的研究居然不经意间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全新的人口研究领域。


2001年我和王丰教授牵头成立全国各人口研究机构的18位学者组成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这个过程是很值得回顾的，大体分成三个阶段，2001年-2004年是呼吁开始考虑生育政策调整的问题，2005年-2008年是深入开展了各方面的调研，2009年后主要是面向媒体、走向社会、扩大影响。
现行生育政策到底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育水平？当时课题组花了很大精力制作了地图，我们看到中国不只是一个一刀切的一孩生育政策。但按照目前的政策，全国三分之二的家庭将最后只能有一个孩子，所以当前的政策确实是一个以一孩为主导的政策。

课题组于2004年起草并联名签署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提出了生育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在建议书中提议，建议生育政策调整要及早起步、分步推进、平稳过渡。希望中央考虑把它提到议程，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地方进行试点。这个建议书应该说是中国人口学者第一次联名提出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建议。建议书递交以后，引起了各方面对于生育政策问题的关注，但也受到了严重的质疑。质疑主要聚焦三个方面，即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的关系问题、生育政策和出生性别比的关系问题、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关系问题。
为了认识这些问题，开了两次东亚地区生育趋势的国际研讨会，以增强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此同时，我们对全国一些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区开始了调研。这些覆盖了800多万人口的地区实行二胎政策已经过去了20多年。这些地区这么多年来虽然生育政策比别的地方宽松，但是人口的增长还是很慢，生育率从来没有到达2。而且我们也发现，在湖北西南角的长阳、五峰二县，从本世纪初开始实行了二孩政策。但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尽管所有家庭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生育率还是很低下，没有上来。


我们一直希望中央开始试点，但是试点一直没有开始，所以我们希望找一个地方试点，以便了解一旦实施二孩政策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最后找到了江苏省。江苏省和全国许多农业省不一样，它长期实行城市和农村一样，都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同时，它还实行了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的规定，但这个规定在早年是空的，因为农村没有独生子女。但是，经过二十多年了，农村中的独生子女比例越来越高并且逐渐到了结婚生孩子的年龄，就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政策。所以，他们叫自然过渡，越来越多的夫妇符合根据当地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条件，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当他们有资格生两个孩子的时候，他（她）们想生吗？会生吗？


课题组在2006年江苏六县市的调研中发现，调查到的4000多个按照当地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中实际生了二孩的不到10%。2009年的跟踪调查表明，在这3年中他们中间又生了二孩的家庭还不到6%，“当时连我们都觉得这个比例低得出乎意料”。2008年复旦大学上海论坛上，我们和世界各国的学者一起讨论亚洲的低生育率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有了更多的实际调查结果来进行比较研究。2008年5月，课题组与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合作举办了第二次生育政策座谈会，讨论得更热闹。在会议基础上我们在2009年再次起草并联名签署了《关于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再建议》，明确提出生育政策调整时机已成熟、呼吁及早放开二孩生育，有近20个研究机构的26位人口学者在上面签名。


2009年，我们提议实行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一孩生育政策只是应急政策，不应该是长期的全部的政策。对当前的生育水平虽然大家还有争议，但是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并已经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一半的人口在45岁以上，年轻劳动力大幅度下降一半，只有一个孩子的老年夫妇将达到老年人口的50%。当时汶川地震的发生也让更多人感觉到独生家庭的脆弱。


目前，生育多孩的比例已经很小，到了总量的3%以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迟了生育的时间。并且，育龄人群出现大量的长期的削减。本世纪中叶，育龄人群会减少一半。2009年的建议书提出要警觉过度追求低生育率的长远后果，提升生育率已经是一个战略的目标。建议书也提出希望加强对低生育率下人口规律的认识。我们再次呼吁要允许试点，重视调查研究，中国生育政策面临历史性的选择。


为了了解广大基层计生干部的呼声，我们专门在江浙沪粤等地开展基层调查，倾听基层干部对人口形势、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工作的认识。他们纷纷反映，现在的生育率确实很低，80后比70后低，90后比80后还低；计划生育工作重点越来越不明白，一票否决变成一个否决，整天提心吊胆。课题组还和经济学家、性别专家、商界领袖等广泛开展探讨。


我们对怎么看待低生育率也进行了研究，努力认识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规律。泰国等的案例表明，在高生育率下往往出现实际生育的比想生的多，而低生育率下往往出现实际生育的比想生少。2013年中国启动单独二孩政策，但全国各地申报生育二孩的夫妇都很少。我们恰恰没有认识到，当我们忧心忡忡生怕由于政策松动出现生育反弹的时候，社会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忧虑。明显的表现是生育意愿的极端弱化，特别是年轻人对生育的冷漠。“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实践验证了，低生育率下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的规律性。这让很多人开始惊醒，究竟发生了什么？长期以来我们对人口问题认识的思想禁锢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崩溃，而且我相信会进一步发酵。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一再强调放开二孩没有时间表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作者2014年12月19日在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举办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上的发言）
(原标题：中国生育危机|顾宝昌：没想到生育政策调整的阻力会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