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制服为什么诱惑-----制服的发展历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8:53:06
本文引自“腾讯大家----吴戈的《制服为什么有诱惑？》”
老少爷门儿们耳熟能详的“制服诱惑”中，诱惑你的哪里是制服，但制服在其中所增加的征服感也功不可没。那么，在一本正经的世界里，制服本身有多大诱惑？
【为何制服总是泛滥】
即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2009年国庆阅兵万人同步的澎湃之势也是所有制服群体的巅峰。作为国家主义情感的咖啡因，余音绕梁十年不绝。不过，制服之所以成为任何军队和准军事职业不可或缺的元素，却不是只为表演。它的最典型含义是标记穿着者被政权赋予的合法掌握强大杀伤力或行使一定社会强制力的特权，穿着者则因此以国家保卫者身份获得尊崇，或以正义守护者身份受到社会敬畏。穿着者具体是否胜任或为社会满意是另一回事，制服至少在抽象意义上塑造了这个形象。
尊崇和敬畏是社会普遍向往的稀缺资源，更不用说强制力可能寻租的实际利益，因而，除了个体在体制内争取权力，在群体层面上，欲获取这些资源和利益，“一张皮”的作用举足轻重。虽然“皮”的背后应当是法律的授权，可是相对于旺盛的需求，这种授权实在供不应求，难免浑水摸鱼。结果，对真正得到全面权力保障的海关、工商、税务、质检、卫生监督等行政执法机构，制服更像是一项多余的福利，倒是从城管、协警到停车收费员和小区保安等可能授权不明、灰色空间巨大的边缘地带，制服成了必需品。
在形式上，这张“皮”的外观自然会从正规军、警两个嫡系标准版本开始延伸和模仿。因而每次正规军、警大换装后只需数年，总会有一些乡丁、团练式的“临时工”与“羽林郎”、“锦衣卫”们鱼目混珠，共享威仪。与伪造和冒充者不同，这种权力标记的扩散多少都有基层政府或相当的权势认可。对这种借权、借威的强大需求，军警换装后必然出台的严肃新制服生产和使用制度的法规往往无法抵挡。即使常服管理严格，迷彩服仍是个好机会。
更无法阻挡的还有借制服追求尊崇和自豪的需要，因为这种需求往往簇拥在“祖国”的名义之下，不便非议。2014年国庆前北京市一些高校的国旗护卫队举行会操，就再次上演了这样的凌乱游戏。虽然国旗和学生是真货，但学生们身上包括现役07式军服在内的国家武装力量外观却没有任何授权，只是因目的崇高而无人追究而已。
更无法阻挡的还有借制服追求尊崇和自豪的需要，因为这种需求往往簇拥在“祖国”的名义之下，不便非议。2014年国庆前北京市一些高校的国旗护卫队举行会操，就再次上演了这样的凌乱游戏。虽然国旗和学生是真货，但学生们身上包括现役07式军服在内的国家武装力量外观却没有任何授权，只是因目的崇高而无人追究而已。
到了北京某游乐场的儿童职业体验项目就更过分了，孩子们居然亲身体验起了“开国大典”。诚然，西方历史爱好者也扮演华盛顿、林肯再现某些庄严场面，但北京这些娃娃们显然没有复刻历史的能力，这不过是将爱国COSPLAY化而已。当然，也有父母甘为社会基石，让自家孩子穿上七长八短的警服甚至城管制服，从小体会强力机关捍卫美好生活的责任。
到了市委书记阅警、城管阅兵，以及“升司旗，奏司歌”，遍地的企业军训，制服代表安全和正义的崇高实在绷不住了。还是时装业有素养，不时闹点“军装风”，也主要助力性别中性化和野性元素，而且从不戴什么徽章，点到为止，不给权力秩序添乱。
【哪来的正规？】
由此看来，制服等外观的“正规”是一件挺要紧的事。这使人联想到两年前一次驻港部队阅兵中，女兵分队齐步行进时摆臂高度明显向英军靠拢。对这一争取更适应香港市民习惯的举动，大陆各种军事论坛上一时狼烟四起，称其为迎合当地人的殖民心理，将使部队软弱涣散成英军那样的“草莓兵”。
其实这些口诛笔伐的理由只有一条——“难看死了”。殊不知美丑不论，关键在于大陆公众已习以为常，封为“最美”的动作，原本也是舶来品。回想历史，开国大典上的队列动作就学自敌方，亲近、正规如苏式服饰操典，也曾被弃之如洪水猛兽。重提正规化、出台队列条令都是近30年的事，而其中采用的现有“正步”也非汉唐遗风，追根溯源可至普鲁士军队的“鹅步”，顶峰则在第三帝国。
实际上，今天中国制服外观上的很多样式，所学习的对象都可能比中国现代军队的历史长。中国漫长封建史遗留的军事制度以晚清八旗军的惨败而被埋葬，近代意义的常备军产生于16世纪的欧洲，而现代军服的源头则是与军乐队一起，作为激发士气和忠诚、保持纪律的工具而产生的。
现代军服演化史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历朝强大者都为使自己显得更强大煞费苦心，16世纪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曾创下一件服装有15000颗金纽扣的纪录；18世纪掷弹兵的高帽极力使人高大，普鲁士轻骑兵还长期在帽子上戴着骷髅图；英军士兵著名的腥红军服则留下“不易被敌人的血弄脏”的轶闻（其实是因为17世纪中叶茜素红染料相对便宜）。
沙俄末期，包括官员、医生、律师甚至大中学生在内，全国近1/10的男性都有制服，其硕大的肩章尤为体现斯拉夫人对等级的迷恋。1917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被捕就被剥掉了昂贵的专用肩章，被他视为没齿难忘的兽行。二战前夕在苏军身上重现的肩章、硕大的将星和裤管上醒目的红条纹重新暴露了出身贫寒的大部分军官对荣耀的渴求。
第三帝国的制服巅峰已堪称一种文化，几乎令后世研究者忘记其罪恶。比如德军士兵胸前挂着的半圆形金属牌源自古代的护喉甲胄，党卫军全黑的制服据说是因为希姆莱崇拜耶稣会士的黑袍所代表的神秘邪恶。第三帝国对社会等级的痴迷更无人能及，老火车司机的礼服也挂着华丽的宝剑。以个人论，这一时期“制服中的战斗机”当属戈林，他有陆军、党卫军和空军的上将制服，但还是最爱亲自设计的礼服和镶嵌珠宝的指挥棒。希特勒开创的党魁在服装上既要低调又不能与任何人雷同的传统恐怕直到勃列日涅夫才打破。由于战力疲软，在服装的复古和华丽上比德国尤甚的意大利军队就成了笑柄。即使被俘，他们的军官和高级军士也携带着礼服、仪仗服，甚至有羽饰的头盔。
作为大战胜利者的美军也有考究的一面。由于只有巴顿入迷，很多人难以相信可自行设计服装是美军高级将领的传统特权。借助镀金纽扣、闪亮头盔和象牙柄手枪，巴顿以“随时都象阅兵一样”的存在感自信爆表，尽管坦承内心未必总是自信。但是，美军的盛装之风到后世只保留在西点军校镀金纽扣呈V形直到两肩的礼服，以及海军陆战队带鲜红宽条纹的蓝色裤子、镶红边的黑上衣、白色大檐帽和白色皮带上，主流仍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从二战中以艾森豪威尔命名的高腰夹克开始，一直延续到“密苏里”号上日本投降仪式时麦克阿瑟的不羁装束——卡其布军裤和开领衬衣，不佩任何勋章、连领带也不打。
战后美军服饰更以实用和平等主义为潮流，有时甚至没有明显的官兵差别。贝雷帽风行后，一些精锐拼命抗议才阻止其他部队也戴上与自己同色的贝雷帽。就连朱姆沃尔特上将70年代为摆脱越战阴影而特意美化的海军新制服也在5年后就被传统水兵服复辟，因为水兵们更在意像不像正宗的水兵。
【无法抹去的痕迹】
可见，军服并无永恒的正规，近现代各国的军服远不像民族服饰那样稳定，它的多变其实与军制、武器和战术等所有先进战斗力的引进、效仿直接相关。
由于体系的庞杂，本文仅以帽子为例，追溯一下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
众所周知，如果不学习西方，包括其“号衣”在内，晚清八旗军已彻头彻尾毫无出路。清末编练新军时，在礼服上短暂地采用过普鲁士尖顶盔。
现代军队最早的军帽——三角帽源自17世纪在多雨的弗兰德斯地区的西班牙士兵所戴的宽边圆帽，帽檐从两侧向上卷起，别在头顶和脑后形成三角形，以避雨水流到脸上（在雨衣发明前这相当实用）。这种帽子被法军在欧洲扩散后，又于18世纪末演变成拿破仑时代最典型的装束——双角帽，也是将宽帽檐前后折起别住形成拱形。鲜为人知的是，中国1931年的海军军官礼服就效仿了已被英、法、美、日等国采用的这种双角帽。源自18世纪匈牙利轻骑兵的筒帽（shako）以其顶部高耸的羽饰著称，自1800年后成为各国陆军标准装束，也曾出现在中国北洋时期多种高级军官礼服中。虽然笨重，它至今仍在西点等军校学员和仪仗队沿用，陪伴“大帝”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卫队近年也恢复了沙俄皇家近卫军的这种帽子。
源于19世纪30年代“非洲盔式帽”的法军平顶帽（kepi）由轻便得多的藤条框和布帽罩构成，至今是法国陆军标志。这种帽子随克里米亚战争被美、俄等多国效仿。在中国，它也出现在民国时期一些军服上。
中国军队现有的贝雷帽的西方来源有目共睹。这种平顶羊毛软圆帽源自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巴斯克农夫，19世纪80年代法国组建“高山猎手”山地部队时率先使用，立刻以其便宜、容易生产、卷起来可塞进衣袋而风靡军界。因多为各国精锐部队采用，解放军90年代末引入了贝雷帽，但立刻遭遇文化冲突，紧贴头顶歪戴的个性范儿让很多人不得要领，有人甚至向厨师帽学习，像外军一样将其折叠塞入软肩章下者则招来首长质问“谁允许的”。由于一直有不适合中国人脸形的评价，恰好现行条令规定着夏装时可戴大檐帽也可戴贝雷帽，据说贝雷帽已在很多部队惨遭闲置，大有被扫地出门的可能。
首先于1811年成为沙俄陆军军官作训帽的大檐（沿）帽也为代替笨重的筒帽而生，随后经普鲁士、英国推向全球，20世纪全面普及。1811年沙俄海军将它去掉帽檐，就成了现代世界通行的水兵帽，到美国海军手中又演变成边缘直立的白帆布水兵帽。
著名的中国“解放帽”从40年代末一直用到80年代初，其前身——红军时期的“列宁帽”在样式上也源于大檐帽。因为从一开始，大檐帽的硬内撑就不便于收放（在前沿的军官经常把内撑扔掉，德军1934年为军官配备了帽顶更小、无内撑、软帽墙、皮帽檐的可折叠大沿帽，称“老式帽”）。在制服文化浓厚的沙俄社会，大檐帽在普及到多种劳动者身上，甚至融为俄罗斯民间服装一部分的过程中，演变成了列宁头上那种虽仍有帽墙、帽带和帽檐，但帽顶已完全软化的便帽。
当中国红军直接借用苏联式样时，对其源流并无兴趣，但在比较讲究的使用中又将其捏为八角，被后世称为“八角帽”，其实也是无意中向最初硬顶样式的复归（shako的一种方顶变型从1784年起为奥地利枪骑兵使用，后随参加拿破仑战争的波兰军团带到东欧，因而波军至今沿用四角方形大沿帽）。中国的“70后”小时候能得到一顶解放帽，常有无师自通的偏执玩法——将帽顶捏出棱，甚至内藏软树枝撑成大檐帽，可见男性内心中外相通的那点头顶的虚荣。
船形帽曾于50年代初被中国从苏军引进并昙花一现，其实这种相当普及的现代军帽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奥地利帽，另一个源流是侧面看顶更圆的Torin帽，特点都是有可折向下的部分，用于坏天气时耳朵和后脑的保暖，但更多地还是因可折叠或塞入软肩章下的便利而风靡。
因民国军队和八路军的使用而名垂青史的带舌野战帽源自一战前德国和奥地利山地部队的有舌“滑雪帽”，主要特征为有可翻下的护耳，平时用两颗扣子固定在前方。在非寒带使用时，出现了带长帽檐、假护耳、帽冠略低、由斜纹棉布制成的样式。从1943年起，它成为德军全军标准野战帽。而至今令国人恨之入骨的二战日军战斗帽也与之类似，只是顶部更小，但日本可不是这么晚才学习西方，此帽应该是以平顶帽在后世的某些变形为来源。
二战后美国陆军在M1943式制服基础上推出的M1951式配备了软顶野战帽（也称巡逻帽，可戴在钢盔内）。虽然其硬帽檐类似棒球帽，但它在朝鲜战场时其实还有一块可折下的法兰绒护耳，彰显了德军野战帽的渊源。朝鲜战后取代它的李奇微帽更硬，并因被卡斯特罗常年佩戴而全球闻名。虽然1962年出现了更类似棒球帽的热带野战帽，但越战中它已被取代，直到1981年重出江湖，2011年再次成为美军制式服装。由于美军风行将野战帽顶部捏出直立甚至外展的棱边，常被中国人误称为“八角帽”。棒球帽作为传统棒球服装的一部分最早于1860年出现于布鲁克林“精益”队，主要用于遮阳，圆顶，有长檐和顶纽，前部一般绣有醒目的球队标志，有的后部可调大小。40年代形成今天的样式后，一直在美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海军与工作服配用，但中国自87式服装开始采用的作训帽其实源于美军野战帽而非棒球帽。
至于在中国特种部队近年配发并风行的一种宽檐软帽——奔尼帽（boonie hat，源于美军俚语boondocks，“山地”之意），看似来自越战时期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有人还称之为近年的“黑马”，其实有更长渊源。它源于爱尔兰渔夫或农夫用的桶帽（bucket hat），后者用帆布或牛仔布制成，宽宽的下斜帽边便于遮阳防雨，后流行于英国上层的户外活动。受英军早期一种湿热地带制服影响，二战时在东南亚作战时的澳军就将奔尼帽（他们称giggle hat）作为制式服装，改进是帽檐更硬，顶部缝一圈带子用于插树枝伪装，用暗扣将两侧帽檐卷起后又成了澳式牛仔帽。1967年美国陆军将奔尼帽作为带防蚊网的丛林帽配发，一直沿用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也变化不大。
中国现行警服与西方的关系同样一目了然，尤其是率先为女装直接引进了美式卷檐帽，曾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最近几年，或许对美军厌恶和鄙视渐长，最新的仪仗女兵服装将卷檐帽的帽檐大大收缩，几乎重回折檐的八路军帽（其实也源于德军野战帽）。
可见，军队之间自古强者为师，学了就是学了。在制服领域发扬民族主义难度颇大，回到秦汉当然可以不学，但古代事物如何配套现代装备和文化，国人又能否习惯，有点挑战性。将俄罗斯视为唯一亲近可学的外部借鉴，也需要更善于遗忘才好。
【内心的历程】
除了向先进学习的历史原因，社会对军服的依赖还有其心理根源。
首先，军服衬托出的是一个战斗人员的形体——体格健壮、行动敏捷、服从命令、善于自制、明白清楚，全身给人没有任何松散或慵懒的感觉。1764年一本法国条令说得更直白：“抹掉农民的身体，给他士兵的气息。”为此，西方军服长期强调紧身和贴体，以此显示军人身材美好、身体健康，随时被强制在良好的状态，尤其重视的是肩部，使之成为男子自尊的表演舞台。不过，尽管近年中国新一代士兵已坦然秀肌肉，甚至上演“杀马特”入伍变型男的奇迹，文工团更是擅长将高度美化的紧身军服用于舞蹈，却仍然避免强调军服这种“乌鸦变凤凰”的功能，也许因为从军仍是农民涅磐成干部的通道。受制于物质条件，也受制于这种观念的羞涩，从井冈山直到07式的长达80年间，中国军服从不强调紧身和贴体。
其次，归属一个强力团体所带来的心理安全与满足感也需要通过军服体现。1998年，在美国的意大利多媒体艺术家Paola Pivi做过一个实验：请100名中国人进入一间屋子，都穿上同样的灰色运动衫整齐列队。虽然还不知道要自己做什么，这些人的脸上已不知不觉逐渐浮现未曾预料的坚毅、轻蔑和自豪。奥地利小说家海尔曼·布洛赫说：“军服掩盖了人体内柔软的和不断流动的东西，……军人被这些坚硬的外壳包裹着，就会忘记人生的无常。”不过，归属并不总是一个正向的过程。人的内心总有彰显独特个性与从众需求两种矛盾的冲动，因此军服在这个降低自我意识，融入群体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早期军服既有便于在战场上识别敌我之功，也有防止士兵逃跑的意味。
当然，中国历史上少有真正志愿的募兵制，旧时当兵不是为生计就是被强征，当代的义务兵役制多数时候也兵源过分充足，通过虚荣心和崇高感吸引人入伍的必要性不强，从军生涯一次自愿后便强制居多的特点反倒历来被回避。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为培养军人作风养成的内务和队列上登峰造极，其代表作——叠被子甚至至今时常引起非议，但在观念和理论上，包括绝大多数教育者在内，也长期只知道强调责任神圣、纪律严明等道义工具，却无法阐明作风养成的社会和心理原理。
意大利社会学教授兼记者FrancescoAlberoni曾写道：“入伍的庄严宣誓公开让自己承担了社会对一个成员最沉重的职责——如果必要，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但要使这种职责成为本能，“靠的是无数个显然不怎么有道理或根本没道理的小责任，极为强调外表的整洁和无可挑剔，敬礼、问候、与上级说话的声音，队列的整齐，所有的细节都显得琐碎而苛求，但都对创造那种严格的秩序和约束至关重要，而这与士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息息相关”。从作为第一次约束的理发开始，在士官的咆哮和羞辱下使身体处于控制自我意志、随时听命的紧张之中，都是为了在军队成员中建立起系统的信任，因为他们（在战场上）的共存基于绝对的相互信任。
正因为这种需要，类似的训练和管理手段在强调个性和平等的社会中也大行其道。只是中国人观念的误区在于，不愿承认这些手段毕竟是对个性和平等的压制，虽然有必要但同时必须限于特定情况，否则就将形成人对人的绝对支配而生出负面结果。典型例子之一当属中国大量退伍军人成为企业管理者后也津津乐道于“解放军为什么总是能赢”，风行对员工施行魔鬼军训，将基于个人利益需要与合同关系建立的企业等同于承担战斗使命的国家机器，视强制和服从为天经地义。
有趣的是，一身65式绿军装在中国曾代表军队内部的平等与认同，代表革命与造反，代表免遭上山下乡之苦，谁知它也同其他元素一起，在欧洲和美国的反叛年代成为向往更多自由的青年的另一种“制服”。结果，一边是那些衣食无忧的白人青年优雅地与本国军警搏斗，而一些同样穿着这身军装、抱着反帝热忱的中国知青却被阻止赴越参战。
显然，制服的迷恋远不止与爱国有关。
（07式军服）
【穿脱之间】
前面所说的从制服“借威”的风气，当然也非中国独有。其实以一系列标准尺寸工业生产的现代商品服装即是制服的派生品。由于20世纪初的爱国热情，美国大量出现的民间组织纷纷穿上仿军队特征的制服，在一战中更达到顶点。美国陆军1946年的换装也与和其他制服难以区别有关。有个笑话说，一年夏天巴顿到训练营检查，在军人娱乐室看到有个穿卡其布制服的人背对着他，就生气地问：“军官进入房间，难道你不会立正？”对方回答：“立正个鸟，伙计。我是从城里来给自动售货机加可乐的。”有时模仿者甚至压倒了被模仿者，有一个时期美国海军决定取消水兵上窄下宽的钟形裤，就是因为时装和街头青年开始穿这个样式。当然，同学生军训常帮助消耗已被淘汰的旧式库存制服一样，绝大多数模仿者经常自觉地比现役武力低一个或几个档次。
然而，与模仿者不同的是，那些“受过戒”或多少“入过戏”的正规成员脱下这身“皮”，并不都是一个手续问题，这事关感情。老电影中，革命军人每当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总会有人冲上去一把撕掉他鲜红的领章，可后世每年都有一个时候，媒体会消费一批身穿只剩下“底色”的制服士兵在车站洒泪而别的照片。这些人已按规定上交了全部的标志。这当然不是有意剥夺荣誉，而有一个实用的目的，防止有不在控制之内的人以全套正规外观扰乱社会的尊崇秩序。遗憾的是，真正的骗子从没有完全找不齐“行头”的。虽然刚从全国各地包工头手中骗得3200万元的某甘肃农民在冒充“国防战略战备华东国防海防教育基地建设指挥部”时，主要靠穿着迷彩作训服蒙混，但配齐全套常服、直接到监狱提人的案例也有，腐败案里甚至有骗子办齐了全套正版合法军官证件。
因此，当11月11日中国人正上网疯狂抢购时，英、美等国的前阿兵哥们却都赶上专属节日，全套行头招摇过市，与同胞一起怀念自己欺压过的殖民地、维护过的霸权和干涉过的内政。而为人类正义洒下血和泪的另一些老骨头则以其秒杀“阿甘”们的纪律性，在如何怀旧上主要听从组织号召，讲究有序合规。至于全套行头，一般专门照顾退役后兼任社会职务较多，需要经常支持书画创作和招商引资活动的老同志。
（美军军服）
【还要学习吗】
普通成员低调的一大技术原因是有助于更加衬托荣耀代表的专职化和高标准。英国女王阅兵，受阅的都是真正的战斗部队，只经短暂的训练，在整齐等指标上的确难比用一年多时间、练到皮靴能倒出汗水换来的“零秒、零米误差”。在雄厚财力和亲切关怀下，专职队伍的精致达到了中国传统工艺品的档次。而且，为了保证最充分、准确地传达国家最新形象和前进方向，专职队伍的制服也得到越来越多地修改。
当然，这种修改国外就有经验教训。1970年，出访归来的尼克松对欧洲各国礼仪场合的艳丽制服难以忘怀，请来华盛顿知名制服专家杰米·麦斯卡特罗为白宫警卫设计了一套令人敬畏的行头——黑色筒帽不含羽饰在内就有18厘米高，奶油色高领双排扣束腰外衣的右肩上挂着大把金色饰带，腰带和枪套都乌黑锃亮，领口还有白宫二字的缩写。由于缺乏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和决策者品味低俗，这套制服只用了几次就转归爱荷华州一所中学乐队。
与之相比，2014年8月亮相的新礼服洋溢着浓浓的东方韵味——金色腰带、裤/裙侧的金黄饰条和肩章的金黄边缘带着一股克里姆林式的华丽和厚重扑面而来，执行中队长与众不同的金边大红腰带又将外宾的思绪拉回黄河岸边；不仅如此，与其他任何部队都不同的专用帽徽、右臂的军旗臂章、左臂的专用臂章和皮带扣等处都有意大大增加了红色的存在；任何因个人资历、功勋等因素而破坏统一美感的元素，如军衔、姓名牌和军官略章都被扬弃或统一，官兵一律佩戴增加了金色光辉的国防服役章；袖口醒目的倒八字饰条令美国军士长们相形见绌，饰条中心的一颗金星则将西方海军的军衔标志加以“中国创造”；检阅式每个军种第一排最后四名裙装女兵使直线加方块顿时富于高度和曲线的变化，既充分展现了女性地位，又产生显著的眼球效应。军乐团则直接以白帽、白裤和白皮鞋全力烘托最鲜艳的中国元素——上衣的大红及袖口浓重的金黄。
或许，“强者为师”是历史规律，当“我为强者”时应大胆“以我为师”；西方的任何元素若不经“中国创造”，均无资格出现在这样的时代；追溯历史，即使不梦回孔孟和唐朝，那么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红军、八路军乃至普京元素，或将一改中国制服只能学习西方的百年课题。抚今追昔，真令人浮想联翩。本文引自“腾讯大家----吴戈的《制服为什么有诱惑？》”
老少爷门儿们耳熟能详的“制服诱惑”中，诱惑你的哪里是制服，但制服在其中所增加的征服感也功不可没。那么，在一本正经的世界里，制服本身有多大诱惑？
【为何制服总是泛滥】
即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2009年国庆阅兵万人同步的澎湃之势也是所有制服群体的巅峰。作为国家主义情感的咖啡因，余音绕梁十年不绝。不过，制服之所以成为任何军队和准军事职业不可或缺的元素，却不是只为表演。它的最典型含义是标记穿着者被政权赋予的合法掌握强大杀伤力或行使一定社会强制力的特权，穿着者则因此以国家保卫者身份获得尊崇，或以正义守护者身份受到社会敬畏。穿着者具体是否胜任或为社会满意是另一回事，制服至少在抽象意义上塑造了这个形象。
尊崇和敬畏是社会普遍向往的稀缺资源，更不用说强制力可能寻租的实际利益，因而，除了个体在体制内争取权力，在群体层面上，欲获取这些资源和利益，“一张皮”的作用举足轻重。虽然“皮”的背后应当是法律的授权，可是相对于旺盛的需求，这种授权实在供不应求，难免浑水摸鱼。结果，对真正得到全面权力保障的海关、工商、税务、质检、卫生监督等行政执法机构，制服更像是一项多余的福利，倒是从城管、协警到停车收费员和小区保安等可能授权不明、灰色空间巨大的边缘地带，制服成了必需品。
在形式上，这张“皮”的外观自然会从正规军、警两个嫡系标准版本开始延伸和模仿。因而每次正规军、警大换装后只需数年，总会有一些乡丁、团练式的“临时工”与“羽林郎”、“锦衣卫”们鱼目混珠，共享威仪。与伪造和冒充者不同，这种权力标记的扩散多少都有基层政府或相当的权势认可。对这种借权、借威的强大需求，军警换装后必然出台的严肃新制服生产和使用制度的法规往往无法抵挡。即使常服管理严格，迷彩服仍是个好机会。
更无法阻挡的还有借制服追求尊崇和自豪的需要，因为这种需求往往簇拥在“祖国”的名义之下，不便非议。2014年国庆前北京市一些高校的国旗护卫队举行会操，就再次上演了这样的凌乱游戏。虽然国旗和学生是真货，但学生们身上包括现役07式军服在内的国家武装力量外观却没有任何授权，只是因目的崇高而无人追究而已。
更无法阻挡的还有借制服追求尊崇和自豪的需要，因为这种需求往往簇拥在“祖国”的名义之下，不便非议。2014年国庆前北京市一些高校的国旗护卫队举行会操，就再次上演了这样的凌乱游戏。虽然国旗和学生是真货，但学生们身上包括现役07式军服在内的国家武装力量外观却没有任何授权，只是因目的崇高而无人追究而已。
到了北京某游乐场的儿童职业体验项目就更过分了，孩子们居然亲身体验起了“开国大典”。诚然，西方历史爱好者也扮演华盛顿、林肯再现某些庄严场面，但北京这些娃娃们显然没有复刻历史的能力，这不过是将爱国COSPLAY化而已。当然，也有父母甘为社会基石，让自家孩子穿上七长八短的警服甚至城管制服，从小体会强力机关捍卫美好生活的责任。
到了市委书记阅警、城管阅兵，以及“升司旗，奏司歌”，遍地的企业军训，制服代表安全和正义的崇高实在绷不住了。还是时装业有素养，不时闹点“军装风”，也主要助力性别中性化和野性元素，而且从不戴什么徽章，点到为止，不给权力秩序添乱。
【哪来的正规？】
由此看来，制服等外观的“正规”是一件挺要紧的事。这使人联想到两年前一次驻港部队阅兵中，女兵分队齐步行进时摆臂高度明显向英军靠拢。对这一争取更适应香港市民习惯的举动，大陆各种军事论坛上一时狼烟四起，称其为迎合当地人的殖民心理，将使部队软弱涣散成英军那样的“草莓兵”。
其实这些口诛笔伐的理由只有一条——“难看死了”。殊不知美丑不论，关键在于大陆公众已习以为常，封为“最美”的动作，原本也是舶来品。回想历史，开国大典上的队列动作就学自敌方，亲近、正规如苏式服饰操典，也曾被弃之如洪水猛兽。重提正规化、出台队列条令都是近30年的事，而其中采用的现有“正步”也非汉唐遗风，追根溯源可至普鲁士军队的“鹅步”，顶峰则在第三帝国。
实际上，今天中国制服外观上的很多样式，所学习的对象都可能比中国现代军队的历史长。中国漫长封建史遗留的军事制度以晚清八旗军的惨败而被埋葬，近代意义的常备军产生于16世纪的欧洲，而现代军服的源头则是与军乐队一起，作为激发士气和忠诚、保持纪律的工具而产生的。
现代军服演化史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历朝强大者都为使自己显得更强大煞费苦心，16世纪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曾创下一件服装有15000颗金纽扣的纪录；18世纪掷弹兵的高帽极力使人高大，普鲁士轻骑兵还长期在帽子上戴着骷髅图；英军士兵著名的腥红军服则留下“不易被敌人的血弄脏”的轶闻（其实是因为17世纪中叶茜素红染料相对便宜）。
沙俄末期，包括官员、医生、律师甚至大中学生在内，全国近1/10的男性都有制服，其硕大的肩章尤为体现斯拉夫人对等级的迷恋。1917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被捕就被剥掉了昂贵的专用肩章，被他视为没齿难忘的兽行。二战前夕在苏军身上重现的肩章、硕大的将星和裤管上醒目的红条纹重新暴露了出身贫寒的大部分军官对荣耀的渴求。
第三帝国的制服巅峰已堪称一种文化，几乎令后世研究者忘记其罪恶。比如德军士兵胸前挂着的半圆形金属牌源自古代的护喉甲胄，党卫军全黑的制服据说是因为希姆莱崇拜耶稣会士的黑袍所代表的神秘邪恶。第三帝国对社会等级的痴迷更无人能及，老火车司机的礼服也挂着华丽的宝剑。以个人论，这一时期“制服中的战斗机”当属戈林，他有陆军、党卫军和空军的上将制服，但还是最爱亲自设计的礼服和镶嵌珠宝的指挥棒。希特勒开创的党魁在服装上既要低调又不能与任何人雷同的传统恐怕直到勃列日涅夫才打破。由于战力疲软，在服装的复古和华丽上比德国尤甚的意大利军队就成了笑柄。即使被俘，他们的军官和高级军士也携带着礼服、仪仗服，甚至有羽饰的头盔。
作为大战胜利者的美军也有考究的一面。由于只有巴顿入迷，很多人难以相信可自行设计服装是美军高级将领的传统特权。借助镀金纽扣、闪亮头盔和象牙柄手枪，巴顿以“随时都象阅兵一样”的存在感自信爆表，尽管坦承内心未必总是自信。但是，美军的盛装之风到后世只保留在西点军校镀金纽扣呈V形直到两肩的礼服，以及海军陆战队带鲜红宽条纹的蓝色裤子、镶红边的黑上衣、白色大檐帽和白色皮带上，主流仍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从二战中以艾森豪威尔命名的高腰夹克开始，一直延续到“密苏里”号上日本投降仪式时麦克阿瑟的不羁装束——卡其布军裤和开领衬衣，不佩任何勋章、连领带也不打。
战后美军服饰更以实用和平等主义为潮流，有时甚至没有明显的官兵差别。贝雷帽风行后，一些精锐拼命抗议才阻止其他部队也戴上与自己同色的贝雷帽。就连朱姆沃尔特上将70年代为摆脱越战阴影而特意美化的海军新制服也在5年后就被传统水兵服复辟，因为水兵们更在意像不像正宗的水兵。
【无法抹去的痕迹】
可见，军服并无永恒的正规，近现代各国的军服远不像民族服饰那样稳定，它的多变其实与军制、武器和战术等所有先进战斗力的引进、效仿直接相关。
由于体系的庞杂，本文仅以帽子为例，追溯一下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
众所周知，如果不学习西方，包括其“号衣”在内，晚清八旗军已彻头彻尾毫无出路。清末编练新军时，在礼服上短暂地采用过普鲁士尖顶盔。
现代军队最早的军帽——三角帽源自17世纪在多雨的弗兰德斯地区的西班牙士兵所戴的宽边圆帽，帽檐从两侧向上卷起，别在头顶和脑后形成三角形，以避雨水流到脸上（在雨衣发明前这相当实用）。这种帽子被法军在欧洲扩散后，又于18世纪末演变成拿破仑时代最典型的装束——双角帽，也是将宽帽檐前后折起别住形成拱形。鲜为人知的是，中国1931年的海军军官礼服就效仿了已被英、法、美、日等国采用的这种双角帽。源自18世纪匈牙利轻骑兵的筒帽（shako）以其顶部高耸的羽饰著称，自1800年后成为各国陆军标准装束，也曾出现在中国北洋时期多种高级军官礼服中。虽然笨重，它至今仍在西点等军校学员和仪仗队沿用，陪伴“大帝”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卫队近年也恢复了沙俄皇家近卫军的这种帽子。
源于19世纪30年代“非洲盔式帽”的法军平顶帽（kepi）由轻便得多的藤条框和布帽罩构成，至今是法国陆军标志。这种帽子随克里米亚战争被美、俄等多国效仿。在中国，它也出现在民国时期一些军服上。
中国军队现有的贝雷帽的西方来源有目共睹。这种平顶羊毛软圆帽源自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巴斯克农夫，19世纪80年代法国组建“高山猎手”山地部队时率先使用，立刻以其便宜、容易生产、卷起来可塞进衣袋而风靡军界。因多为各国精锐部队采用，解放军90年代末引入了贝雷帽，但立刻遭遇文化冲突，紧贴头顶歪戴的个性范儿让很多人不得要领，有人甚至向厨师帽学习，像外军一样将其折叠塞入软肩章下者则招来首长质问“谁允许的”。由于一直有不适合中国人脸形的评价，恰好现行条令规定着夏装时可戴大檐帽也可戴贝雷帽，据说贝雷帽已在很多部队惨遭闲置，大有被扫地出门的可能。
首先于1811年成为沙俄陆军军官作训帽的大檐（沿）帽也为代替笨重的筒帽而生，随后经普鲁士、英国推向全球，20世纪全面普及。1811年沙俄海军将它去掉帽檐，就成了现代世界通行的水兵帽，到美国海军手中又演变成边缘直立的白帆布水兵帽。
著名的中国“解放帽”从40年代末一直用到80年代初，其前身——红军时期的“列宁帽”在样式上也源于大檐帽。因为从一开始，大檐帽的硬内撑就不便于收放（在前沿的军官经常把内撑扔掉，德军1934年为军官配备了帽顶更小、无内撑、软帽墙、皮帽檐的可折叠大沿帽，称“老式帽”）。在制服文化浓厚的沙俄社会，大檐帽在普及到多种劳动者身上，甚至融为俄罗斯民间服装一部分的过程中，演变成了列宁头上那种虽仍有帽墙、帽带和帽檐，但帽顶已完全软化的便帽。
当中国红军直接借用苏联式样时，对其源流并无兴趣，但在比较讲究的使用中又将其捏为八角，被后世称为“八角帽”，其实也是无意中向最初硬顶样式的复归（shako的一种方顶变型从1784年起为奥地利枪骑兵使用，后随参加拿破仑战争的波兰军团带到东欧，因而波军至今沿用四角方形大沿帽）。中国的“70后”小时候能得到一顶解放帽，常有无师自通的偏执玩法——将帽顶捏出棱，甚至内藏软树枝撑成大檐帽，可见男性内心中外相通的那点头顶的虚荣。
船形帽曾于50年代初被中国从苏军引进并昙花一现，其实这种相当普及的现代军帽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奥地利帽，另一个源流是侧面看顶更圆的Torin帽，特点都是有可折向下的部分，用于坏天气时耳朵和后脑的保暖，但更多地还是因可折叠或塞入软肩章下的便利而风靡。
因民国军队和八路军的使用而名垂青史的带舌野战帽源自一战前德国和奥地利山地部队的有舌“滑雪帽”，主要特征为有可翻下的护耳，平时用两颗扣子固定在前方。在非寒带使用时，出现了带长帽檐、假护耳、帽冠略低、由斜纹棉布制成的样式。从1943年起，它成为德军全军标准野战帽。而至今令国人恨之入骨的二战日军战斗帽也与之类似，只是顶部更小，但日本可不是这么晚才学习西方，此帽应该是以平顶帽在后世的某些变形为来源。
二战后美国陆军在M1943式制服基础上推出的M1951式配备了软顶野战帽（也称巡逻帽，可戴在钢盔内）。虽然其硬帽檐类似棒球帽，但它在朝鲜战场时其实还有一块可折下的法兰绒护耳，彰显了德军野战帽的渊源。朝鲜战后取代它的李奇微帽更硬，并因被卡斯特罗常年佩戴而全球闻名。虽然1962年出现了更类似棒球帽的热带野战帽，但越战中它已被取代，直到1981年重出江湖，2011年再次成为美军制式服装。由于美军风行将野战帽顶部捏出直立甚至外展的棱边，常被中国人误称为“八角帽”。棒球帽作为传统棒球服装的一部分最早于1860年出现于布鲁克林“精益”队，主要用于遮阳，圆顶，有长檐和顶纽，前部一般绣有醒目的球队标志，有的后部可调大小。40年代形成今天的样式后，一直在美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海军与工作服配用，但中国自87式服装开始采用的作训帽其实源于美军野战帽而非棒球帽。
至于在中国特种部队近年配发并风行的一种宽檐软帽——奔尼帽（boonie hat，源于美军俚语boondocks，“山地”之意），看似来自越战时期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有人还称之为近年的“黑马”，其实有更长渊源。它源于爱尔兰渔夫或农夫用的桶帽（bucket hat），后者用帆布或牛仔布制成，宽宽的下斜帽边便于遮阳防雨，后流行于英国上层的户外活动。受英军早期一种湿热地带制服影响，二战时在东南亚作战时的澳军就将奔尼帽（他们称giggle hat）作为制式服装，改进是帽檐更硬，顶部缝一圈带子用于插树枝伪装，用暗扣将两侧帽檐卷起后又成了澳式牛仔帽。1967年美国陆军将奔尼帽作为带防蚊网的丛林帽配发，一直沿用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也变化不大。
中国现行警服与西方的关系同样一目了然，尤其是率先为女装直接引进了美式卷檐帽，曾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最近几年，或许对美军厌恶和鄙视渐长，最新的仪仗女兵服装将卷檐帽的帽檐大大收缩，几乎重回折檐的八路军帽（其实也源于德军野战帽）。
可见，军队之间自古强者为师，学了就是学了。在制服领域发扬民族主义难度颇大，回到秦汉当然可以不学，但古代事物如何配套现代装备和文化，国人又能否习惯，有点挑战性。将俄罗斯视为唯一亲近可学的外部借鉴，也需要更善于遗忘才好。
【内心的历程】
除了向先进学习的历史原因，社会对军服的依赖还有其心理根源。
首先，军服衬托出的是一个战斗人员的形体——体格健壮、行动敏捷、服从命令、善于自制、明白清楚，全身给人没有任何松散或慵懒的感觉。1764年一本法国条令说得更直白：“抹掉农民的身体，给他士兵的气息。”为此，西方军服长期强调紧身和贴体，以此显示军人身材美好、身体健康，随时被强制在良好的状态，尤其重视的是肩部，使之成为男子自尊的表演舞台。不过，尽管近年中国新一代士兵已坦然秀肌肉，甚至上演“杀马特”入伍变型男的奇迹，文工团更是擅长将高度美化的紧身军服用于舞蹈，却仍然避免强调军服这种“乌鸦变凤凰”的功能，也许因为从军仍是农民涅磐成干部的通道。受制于物质条件，也受制于这种观念的羞涩，从井冈山直到07式的长达80年间，中国军服从不强调紧身和贴体。
其次，归属一个强力团体所带来的心理安全与满足感也需要通过军服体现。1998年，在美国的意大利多媒体艺术家Paola Pivi做过一个实验：请100名中国人进入一间屋子，都穿上同样的灰色运动衫整齐列队。虽然还不知道要自己做什么，这些人的脸上已不知不觉逐渐浮现未曾预料的坚毅、轻蔑和自豪。奥地利小说家海尔曼·布洛赫说：“军服掩盖了人体内柔软的和不断流动的东西，……军人被这些坚硬的外壳包裹着，就会忘记人生的无常。”不过，归属并不总是一个正向的过程。人的内心总有彰显独特个性与从众需求两种矛盾的冲动，因此军服在这个降低自我意识，融入群体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早期军服既有便于在战场上识别敌我之功，也有防止士兵逃跑的意味。
当然，中国历史上少有真正志愿的募兵制，旧时当兵不是为生计就是被强征，当代的义务兵役制多数时候也兵源过分充足，通过虚荣心和崇高感吸引人入伍的必要性不强，从军生涯一次自愿后便强制居多的特点反倒历来被回避。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为培养军人作风养成的内务和队列上登峰造极，其代表作——叠被子甚至至今时常引起非议，但在观念和理论上，包括绝大多数教育者在内，也长期只知道强调责任神圣、纪律严明等道义工具，却无法阐明作风养成的社会和心理原理。
意大利社会学教授兼记者FrancescoAlberoni曾写道：“入伍的庄严宣誓公开让自己承担了社会对一个成员最沉重的职责——如果必要，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但要使这种职责成为本能，“靠的是无数个显然不怎么有道理或根本没道理的小责任，极为强调外表的整洁和无可挑剔，敬礼、问候、与上级说话的声音，队列的整齐，所有的细节都显得琐碎而苛求，但都对创造那种严格的秩序和约束至关重要，而这与士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息息相关”。从作为第一次约束的理发开始，在士官的咆哮和羞辱下使身体处于控制自我意志、随时听命的紧张之中，都是为了在军队成员中建立起系统的信任，因为他们（在战场上）的共存基于绝对的相互信任。
正因为这种需要，类似的训练和管理手段在强调个性和平等的社会中也大行其道。只是中国人观念的误区在于，不愿承认这些手段毕竟是对个性和平等的压制，虽然有必要但同时必须限于特定情况，否则就将形成人对人的绝对支配而生出负面结果。典型例子之一当属中国大量退伍军人成为企业管理者后也津津乐道于“解放军为什么总是能赢”，风行对员工施行魔鬼军训，将基于个人利益需要与合同关系建立的企业等同于承担战斗使命的国家机器，视强制和服从为天经地义。
有趣的是，一身65式绿军装在中国曾代表军队内部的平等与认同，代表革命与造反，代表免遭上山下乡之苦，谁知它也同其他元素一起，在欧洲和美国的反叛年代成为向往更多自由的青年的另一种“制服”。结果，一边是那些衣食无忧的白人青年优雅地与本国军警搏斗，而一些同样穿着这身军装、抱着反帝热忱的中国知青却被阻止赴越参战。
显然，制服的迷恋远不止与爱国有关。
（07式军服）
【穿脱之间】
前面所说的从制服“借威”的风气，当然也非中国独有。其实以一系列标准尺寸工业生产的现代商品服装即是制服的派生品。由于20世纪初的爱国热情，美国大量出现的民间组织纷纷穿上仿军队特征的制服，在一战中更达到顶点。美国陆军1946年的换装也与和其他制服难以区别有关。有个笑话说，一年夏天巴顿到训练营检查，在军人娱乐室看到有个穿卡其布制服的人背对着他，就生气地问：“军官进入房间，难道你不会立正？”对方回答：“立正个鸟，伙计。我是从城里来给自动售货机加可乐的。”有时模仿者甚至压倒了被模仿者，有一个时期美国海军决定取消水兵上窄下宽的钟形裤，就是因为时装和街头青年开始穿这个样式。当然，同学生军训常帮助消耗已被淘汰的旧式库存制服一样，绝大多数模仿者经常自觉地比现役武力低一个或几个档次。
然而，与模仿者不同的是，那些“受过戒”或多少“入过戏”的正规成员脱下这身“皮”，并不都是一个手续问题，这事关感情。老电影中，革命军人每当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总会有人冲上去一把撕掉他鲜红的领章，可后世每年都有一个时候，媒体会消费一批身穿只剩下“底色”的制服士兵在车站洒泪而别的照片。这些人已按规定上交了全部的标志。这当然不是有意剥夺荣誉，而有一个实用的目的，防止有不在控制之内的人以全套正规外观扰乱社会的尊崇秩序。遗憾的是，真正的骗子从没有完全找不齐“行头”的。虽然刚从全国各地包工头手中骗得3200万元的某甘肃农民在冒充“国防战略战备华东国防海防教育基地建设指挥部”时，主要靠穿着迷彩作训服蒙混，但配齐全套常服、直接到监狱提人的案例也有，腐败案里甚至有骗子办齐了全套正版合法军官证件。
因此，当11月11日中国人正上网疯狂抢购时，英、美等国的前阿兵哥们却都赶上专属节日，全套行头招摇过市，与同胞一起怀念自己欺压过的殖民地、维护过的霸权和干涉过的内政。而为人类正义洒下血和泪的另一些老骨头则以其秒杀“阿甘”们的纪律性，在如何怀旧上主要听从组织号召，讲究有序合规。至于全套行头，一般专门照顾退役后兼任社会职务较多，需要经常支持书画创作和招商引资活动的老同志。
（美军军服）
【还要学习吗】
普通成员低调的一大技术原因是有助于更加衬托荣耀代表的专职化和高标准。英国女王阅兵，受阅的都是真正的战斗部队，只经短暂的训练，在整齐等指标上的确难比用一年多时间、练到皮靴能倒出汗水换来的“零秒、零米误差”。在雄厚财力和亲切关怀下，专职队伍的精致达到了中国传统工艺品的档次。而且，为了保证最充分、准确地传达国家最新形象和前进方向，专职队伍的制服也得到越来越多地修改。
当然，这种修改国外就有经验教训。1970年，出访归来的尼克松对欧洲各国礼仪场合的艳丽制服难以忘怀，请来华盛顿知名制服专家杰米·麦斯卡特罗为白宫警卫设计了一套令人敬畏的行头——黑色筒帽不含羽饰在内就有18厘米高，奶油色高领双排扣束腰外衣的右肩上挂着大把金色饰带，腰带和枪套都乌黑锃亮，领口还有白宫二字的缩写。由于缺乏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和决策者品味低俗，这套制服只用了几次就转归爱荷华州一所中学乐队。
与之相比，2014年8月亮相的新礼服洋溢着浓浓的东方韵味——金色腰带、裤/裙侧的金黄饰条和肩章的金黄边缘带着一股克里姆林式的华丽和厚重扑面而来，执行中队长与众不同的金边大红腰带又将外宾的思绪拉回黄河岸边；不仅如此，与其他任何部队都不同的专用帽徽、右臂的军旗臂章、左臂的专用臂章和皮带扣等处都有意大大增加了红色的存在；任何因个人资历、功勋等因素而破坏统一美感的元素，如军衔、姓名牌和军官略章都被扬弃或统一，官兵一律佩戴增加了金色光辉的国防服役章；袖口醒目的倒八字饰条令美国军士长们相形见绌，饰条中心的一颗金星则将西方海军的军衔标志加以“中国创造”；检阅式每个军种第一排最后四名裙装女兵使直线加方块顿时富于高度和曲线的变化，既充分展现了女性地位，又产生显著的眼球效应。军乐团则直接以白帽、白裤和白皮鞋全力烘托最鲜艳的中国元素——上衣的大红及袖口浓重的金黄。
或许，“强者为师”是历史规律，当“我为强者”时应大胆“以我为师”；西方的任何元素若不经“中国创造”，均无资格出现在这样的时代；追溯历史，即使不梦回孔孟和唐朝，那么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红军、八路军乃至普京元素，或将一改中国制服只能学习西方的百年课题。抚今追昔，真令人浮想联翩。
老少爷门儿们耳熟能详的“制服诱惑”中，诱惑你的哪里是制服，但制服在其中所增加的征服感也功不可没。那么，在一本正经的世界里，制服本身有多大诱惑？
【为何制服总是泛滥】
即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2009年国庆阅兵万人同步的澎湃之势也是所有制服群体的巅峰。作为国家主义情感的咖啡因，余音绕梁十年不绝。不过，制服之所以成为任何军队和准军事职业不可或缺的元素，却不是只为表演。它的最典型含义是标记穿着者被政权赋予的合法掌握强大杀伤力或行使一定社会强制力的特权，穿着者则因此以国家保卫者身份获得尊崇，或以正义守护者身份受到社会敬畏。穿着者具体是否胜任或为社会满意是另一回事，制服至少在抽象意义上塑造了这个形象。
尊崇和敬畏是社会普遍向往的稀缺资源，更不用说强制力可能寻租的实际利益，因而，除了个体在体制内争取权力，在群体层面上，欲获取这些资源和利益，“一张皮”的作用举足轻重。虽然“皮”的背后应当是法律的授权，可是相对于旺盛的需求，这种授权实在供不应求，难免浑水摸鱼。结果，对真正得到全面权力保障的海关、工商、税务、质检、卫生监督等行政执法机构，制服更像是一项多余的福利，倒是从城管、协警到停车收费员和小区保安等可能授权不明、灰色空间巨大的边缘地带，制服成了必需品。
在形式上，这张“皮”的外观自然会从正规军、警两个嫡系标准版本开始延伸和模仿。因而每次正规军、警大换装后只需数年，总会有一些乡丁、团练式的“临时工”与“羽林郎”、“锦衣卫”们鱼目混珠，共享威仪。与伪造和冒充者不同，这种权力标记的扩散多少都有基层政府或相当的权势认可。对这种借权、借威的强大需求，军警换装后必然出台的严肃新制服生产和使用制度的法规往往无法抵挡。即使常服管理严格，迷彩服仍是个好机会。
更无法阻挡的还有借制服追求尊崇和自豪的需要，因为这种需求往往簇拥在“祖国”的名义之下，不便非议。2014年国庆前北京市一些高校的国旗护卫队举行会操，就再次上演了这样的凌乱游戏。虽然国旗和学生是真货，但学生们身上包括现役07式军服在内的国家武装力量外观却没有任何授权，只是因目的崇高而无人追究而已。
更无法阻挡的还有借制服追求尊崇和自豪的需要，因为这种需求往往簇拥在“祖国”的名义之下，不便非议。2014年国庆前北京市一些高校的国旗护卫队举行会操，就再次上演了这样的凌乱游戏。虽然国旗和学生是真货，但学生们身上包括现役07式军服在内的国家武装力量外观却没有任何授权，只是因目的崇高而无人追究而已。
到了北京某游乐场的儿童职业体验项目就更过分了，孩子们居然亲身体验起了“开国大典”。诚然，西方历史爱好者也扮演华盛顿、林肯再现某些庄严场面，但北京这些娃娃们显然没有复刻历史的能力，这不过是将爱国COSPLAY化而已。当然，也有父母甘为社会基石，让自家孩子穿上七长八短的警服甚至城管制服，从小体会强力机关捍卫美好生活的责任。
到了市委书记阅警、城管阅兵，以及“升司旗，奏司歌”，遍地的企业军训，制服代表安全和正义的崇高实在绷不住了。还是时装业有素养，不时闹点“军装风”，也主要助力性别中性化和野性元素，而且从不戴什么徽章，点到为止，不给权力秩序添乱。
【哪来的正规？】
由此看来，制服等外观的“正规”是一件挺要紧的事。这使人联想到两年前一次驻港部队阅兵中，女兵分队齐步行进时摆臂高度明显向英军靠拢。对这一争取更适应香港市民习惯的举动，大陆各种军事论坛上一时狼烟四起，称其为迎合当地人的殖民心理，将使部队软弱涣散成英军那样的“草莓兵”。
其实这些口诛笔伐的理由只有一条——“难看死了”。殊不知美丑不论，关键在于大陆公众已习以为常，封为“最美”的动作，原本也是舶来品。回想历史，开国大典上的队列动作就学自敌方，亲近、正规如苏式服饰操典，也曾被弃之如洪水猛兽。重提正规化、出台队列条令都是近30年的事，而其中采用的现有“正步”也非汉唐遗风，追根溯源可至普鲁士军队的“鹅步”，顶峰则在第三帝国。
实际上，今天中国制服外观上的很多样式，所学习的对象都可能比中国现代军队的历史长。中国漫长封建史遗留的军事制度以晚清八旗军的惨败而被埋葬，近代意义的常备军产生于16世纪的欧洲，而现代军服的源头则是与军乐队一起，作为激发士气和忠诚、保持纪律的工具而产生的。
现代军服演化史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历朝强大者都为使自己显得更强大煞费苦心，16世纪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曾创下一件服装有15000颗金纽扣的纪录；18世纪掷弹兵的高帽极力使人高大，普鲁士轻骑兵还长期在帽子上戴着骷髅图；英军士兵著名的腥红军服则留下“不易被敌人的血弄脏”的轶闻（其实是因为17世纪中叶茜素红染料相对便宜）。
沙俄末期，包括官员、医生、律师甚至大中学生在内，全国近1/10的男性都有制服，其硕大的肩章尤为体现斯拉夫人对等级的迷恋。1917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被捕就被剥掉了昂贵的专用肩章，被他视为没齿难忘的兽行。二战前夕在苏军身上重现的肩章、硕大的将星和裤管上醒目的红条纹重新暴露了出身贫寒的大部分军官对荣耀的渴求。
第三帝国的制服巅峰已堪称一种文化，几乎令后世研究者忘记其罪恶。比如德军士兵胸前挂着的半圆形金属牌源自古代的护喉甲胄，党卫军全黑的制服据说是因为希姆莱崇拜耶稣会士的黑袍所代表的神秘邪恶。第三帝国对社会等级的痴迷更无人能及，老火车司机的礼服也挂着华丽的宝剑。以个人论，这一时期“制服中的战斗机”当属戈林，他有陆军、党卫军和空军的上将制服，但还是最爱亲自设计的礼服和镶嵌珠宝的指挥棒。希特勒开创的党魁在服装上既要低调又不能与任何人雷同的传统恐怕直到勃列日涅夫才打破。由于战力疲软，在服装的复古和华丽上比德国尤甚的意大利军队就成了笑柄。即使被俘，他们的军官和高级军士也携带着礼服、仪仗服，甚至有羽饰的头盔。
作为大战胜利者的美军也有考究的一面。由于只有巴顿入迷，很多人难以相信可自行设计服装是美军高级将领的传统特权。借助镀金纽扣、闪亮头盔和象牙柄手枪，巴顿以“随时都象阅兵一样”的存在感自信爆表，尽管坦承内心未必总是自信。但是，美军的盛装之风到后世只保留在西点军校镀金纽扣呈V形直到两肩的礼服，以及海军陆战队带鲜红宽条纹的蓝色裤子、镶红边的黑上衣、白色大檐帽和白色皮带上，主流仍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从二战中以艾森豪威尔命名的高腰夹克开始，一直延续到“密苏里”号上日本投降仪式时麦克阿瑟的不羁装束——卡其布军裤和开领衬衣，不佩任何勋章、连领带也不打。
战后美军服饰更以实用和平等主义为潮流，有时甚至没有明显的官兵差别。贝雷帽风行后，一些精锐拼命抗议才阻止其他部队也戴上与自己同色的贝雷帽。就连朱姆沃尔特上将70年代为摆脱越战阴影而特意美化的海军新制服也在5年后就被传统水兵服复辟，因为水兵们更在意像不像正宗的水兵。
【无法抹去的痕迹】
可见，军服并无永恒的正规，近现代各国的军服远不像民族服饰那样稳定，它的多变其实与军制、武器和战术等所有先进战斗力的引进、效仿直接相关。
由于体系的庞杂，本文仅以帽子为例，追溯一下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
众所周知，如果不学习西方，包括其“号衣”在内，晚清八旗军已彻头彻尾毫无出路。清末编练新军时，在礼服上短暂地采用过普鲁士尖顶盔。
现代军队最早的军帽——三角帽源自17世纪在多雨的弗兰德斯地区的西班牙士兵所戴的宽边圆帽，帽檐从两侧向上卷起，别在头顶和脑后形成三角形，以避雨水流到脸上（在雨衣发明前这相当实用）。这种帽子被法军在欧洲扩散后，又于18世纪末演变成拿破仑时代最典型的装束——双角帽，也是将宽帽檐前后折起别住形成拱形。鲜为人知的是，中国1931年的海军军官礼服就效仿了已被英、法、美、日等国采用的这种双角帽。源自18世纪匈牙利轻骑兵的筒帽（shako）以其顶部高耸的羽饰著称，自1800年后成为各国陆军标准装束，也曾出现在中国北洋时期多种高级军官礼服中。虽然笨重，它至今仍在西点等军校学员和仪仗队沿用，陪伴“大帝”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卫队近年也恢复了沙俄皇家近卫军的这种帽子。
源于19世纪30年代“非洲盔式帽”的法军平顶帽（kepi）由轻便得多的藤条框和布帽罩构成，至今是法国陆军标志。这种帽子随克里米亚战争被美、俄等多国效仿。在中国，它也出现在民国时期一些军服上。
中国军队现有的贝雷帽的西方来源有目共睹。这种平顶羊毛软圆帽源自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巴斯克农夫，19世纪80年代法国组建“高山猎手”山地部队时率先使用，立刻以其便宜、容易生产、卷起来可塞进衣袋而风靡军界。因多为各国精锐部队采用，解放军90年代末引入了贝雷帽，但立刻遭遇文化冲突，紧贴头顶歪戴的个性范儿让很多人不得要领，有人甚至向厨师帽学习，像外军一样将其折叠塞入软肩章下者则招来首长质问“谁允许的”。由于一直有不适合中国人脸形的评价，恰好现行条令规定着夏装时可戴大檐帽也可戴贝雷帽，据说贝雷帽已在很多部队惨遭闲置，大有被扫地出门的可能。
首先于1811年成为沙俄陆军军官作训帽的大檐（沿）帽也为代替笨重的筒帽而生，随后经普鲁士、英国推向全球，20世纪全面普及。1811年沙俄海军将它去掉帽檐，就成了现代世界通行的水兵帽，到美国海军手中又演变成边缘直立的白帆布水兵帽。
著名的中国“解放帽”从40年代末一直用到80年代初，其前身——红军时期的“列宁帽”在样式上也源于大檐帽。因为从一开始，大檐帽的硬内撑就不便于收放（在前沿的军官经常把内撑扔掉，德军1934年为军官配备了帽顶更小、无内撑、软帽墙、皮帽檐的可折叠大沿帽，称“老式帽”）。在制服文化浓厚的沙俄社会，大檐帽在普及到多种劳动者身上，甚至融为俄罗斯民间服装一部分的过程中，演变成了列宁头上那种虽仍有帽墙、帽带和帽檐，但帽顶已完全软化的便帽。
当中国红军直接借用苏联式样时，对其源流并无兴趣，但在比较讲究的使用中又将其捏为八角，被后世称为“八角帽”，其实也是无意中向最初硬顶样式的复归（shako的一种方顶变型从1784年起为奥地利枪骑兵使用，后随参加拿破仑战争的波兰军团带到东欧，因而波军至今沿用四角方形大沿帽）。中国的“70后”小时候能得到一顶解放帽，常有无师自通的偏执玩法——将帽顶捏出棱，甚至内藏软树枝撑成大檐帽，可见男性内心中外相通的那点头顶的虚荣。
船形帽曾于50年代初被中国从苏军引进并昙花一现，其实这种相当普及的现代军帽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奥地利帽，另一个源流是侧面看顶更圆的Torin帽，特点都是有可折向下的部分，用于坏天气时耳朵和后脑的保暖，但更多地还是因可折叠或塞入软肩章下的便利而风靡。
因民国军队和八路军的使用而名垂青史的带舌野战帽源自一战前德国和奥地利山地部队的有舌“滑雪帽”，主要特征为有可翻下的护耳，平时用两颗扣子固定在前方。在非寒带使用时，出现了带长帽檐、假护耳、帽冠略低、由斜纹棉布制成的样式。从1943年起，它成为德军全军标准野战帽。而至今令国人恨之入骨的二战日军战斗帽也与之类似，只是顶部更小，但日本可不是这么晚才学习西方，此帽应该是以平顶帽在后世的某些变形为来源。
二战后美国陆军在M1943式制服基础上推出的M1951式配备了软顶野战帽（也称巡逻帽，可戴在钢盔内）。虽然其硬帽檐类似棒球帽，但它在朝鲜战场时其实还有一块可折下的法兰绒护耳，彰显了德军野战帽的渊源。朝鲜战后取代它的李奇微帽更硬，并因被卡斯特罗常年佩戴而全球闻名。虽然1962年出现了更类似棒球帽的热带野战帽，但越战中它已被取代，直到1981年重出江湖，2011年再次成为美军制式服装。由于美军风行将野战帽顶部捏出直立甚至外展的棱边，常被中国人误称为“八角帽”。棒球帽作为传统棒球服装的一部分最早于1860年出现于布鲁克林“精益”队，主要用于遮阳，圆顶，有长檐和顶纽，前部一般绣有醒目的球队标志，有的后部可调大小。40年代形成今天的样式后，一直在美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海军与工作服配用，但中国自87式服装开始采用的作训帽其实源于美军野战帽而非棒球帽。
至于在中国特种部队近年配发并风行的一种宽檐软帽——奔尼帽（boonie hat，源于美军俚语boondocks，“山地”之意），看似来自越战时期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有人还称之为近年的“黑马”，其实有更长渊源。它源于爱尔兰渔夫或农夫用的桶帽（bucket hat），后者用帆布或牛仔布制成，宽宽的下斜帽边便于遮阳防雨，后流行于英国上层的户外活动。受英军早期一种湿热地带制服影响，二战时在东南亚作战时的澳军就将奔尼帽（他们称giggle hat）作为制式服装，改进是帽檐更硬，顶部缝一圈带子用于插树枝伪装，用暗扣将两侧帽檐卷起后又成了澳式牛仔帽。1967年美国陆军将奔尼帽作为带防蚊网的丛林帽配发，一直沿用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也变化不大。
中国现行警服与西方的关系同样一目了然，尤其是率先为女装直接引进了美式卷檐帽，曾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最近几年，或许对美军厌恶和鄙视渐长，最新的仪仗女兵服装将卷檐帽的帽檐大大收缩，几乎重回折檐的八路军帽（其实也源于德军野战帽）。
可见，军队之间自古强者为师，学了就是学了。在制服领域发扬民族主义难度颇大，回到秦汉当然可以不学，但古代事物如何配套现代装备和文化，国人又能否习惯，有点挑战性。将俄罗斯视为唯一亲近可学的外部借鉴，也需要更善于遗忘才好。
【内心的历程】
除了向先进学习的历史原因，社会对军服的依赖还有其心理根源。
首先，军服衬托出的是一个战斗人员的形体——体格健壮、行动敏捷、服从命令、善于自制、明白清楚，全身给人没有任何松散或慵懒的感觉。1764年一本法国条令说得更直白：“抹掉农民的身体，给他士兵的气息。”为此，西方军服长期强调紧身和贴体，以此显示军人身材美好、身体健康，随时被强制在良好的状态，尤其重视的是肩部，使之成为男子自尊的表演舞台。不过，尽管近年中国新一代士兵已坦然秀肌肉，甚至上演“杀马特”入伍变型男的奇迹，文工团更是擅长将高度美化的紧身军服用于舞蹈，却仍然避免强调军服这种“乌鸦变凤凰”的功能，也许因为从军仍是农民涅磐成干部的通道。受制于物质条件，也受制于这种观念的羞涩，从井冈山直到07式的长达80年间，中国军服从不强调紧身和贴体。
其次，归属一个强力团体所带来的心理安全与满足感也需要通过军服体现。1998年，在美国的意大利多媒体艺术家Paola Pivi做过一个实验：请100名中国人进入一间屋子，都穿上同样的灰色运动衫整齐列队。虽然还不知道要自己做什么，这些人的脸上已不知不觉逐渐浮现未曾预料的坚毅、轻蔑和自豪。奥地利小说家海尔曼·布洛赫说：“军服掩盖了人体内柔软的和不断流动的东西，……军人被这些坚硬的外壳包裹着，就会忘记人生的无常。”不过，归属并不总是一个正向的过程。人的内心总有彰显独特个性与从众需求两种矛盾的冲动，因此军服在这个降低自我意识，融入群体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早期军服既有便于在战场上识别敌我之功，也有防止士兵逃跑的意味。
当然，中国历史上少有真正志愿的募兵制，旧时当兵不是为生计就是被强征，当代的义务兵役制多数时候也兵源过分充足，通过虚荣心和崇高感吸引人入伍的必要性不强，从军生涯一次自愿后便强制居多的特点反倒历来被回避。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为培养军人作风养成的内务和队列上登峰造极，其代表作——叠被子甚至至今时常引起非议，但在观念和理论上，包括绝大多数教育者在内，也长期只知道强调责任神圣、纪律严明等道义工具，却无法阐明作风养成的社会和心理原理。
意大利社会学教授兼记者FrancescoAlberoni曾写道：“入伍的庄严宣誓公开让自己承担了社会对一个成员最沉重的职责——如果必要，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但要使这种职责成为本能，“靠的是无数个显然不怎么有道理或根本没道理的小责任，极为强调外表的整洁和无可挑剔，敬礼、问候、与上级说话的声音，队列的整齐，所有的细节都显得琐碎而苛求，但都对创造那种严格的秩序和约束至关重要，而这与士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息息相关”。从作为第一次约束的理发开始，在士官的咆哮和羞辱下使身体处于控制自我意志、随时听命的紧张之中，都是为了在军队成员中建立起系统的信任，因为他们（在战场上）的共存基于绝对的相互信任。
正因为这种需要，类似的训练和管理手段在强调个性和平等的社会中也大行其道。只是中国人观念的误区在于，不愿承认这些手段毕竟是对个性和平等的压制，虽然有必要但同时必须限于特定情况，否则就将形成人对人的绝对支配而生出负面结果。典型例子之一当属中国大量退伍军人成为企业管理者后也津津乐道于“解放军为什么总是能赢”，风行对员工施行魔鬼军训，将基于个人利益需要与合同关系建立的企业等同于承担战斗使命的国家机器，视强制和服从为天经地义。
有趣的是，一身65式绿军装在中国曾代表军队内部的平等与认同，代表革命与造反，代表免遭上山下乡之苦，谁知它也同其他元素一起，在欧洲和美国的反叛年代成为向往更多自由的青年的另一种“制服”。结果，一边是那些衣食无忧的白人青年优雅地与本国军警搏斗，而一些同样穿着这身军装、抱着反帝热忱的中国知青却被阻止赴越参战。
显然，制服的迷恋远不止与爱国有关。
（07式军服）
【穿脱之间】
前面所说的从制服“借威”的风气，当然也非中国独有。其实以一系列标准尺寸工业生产的现代商品服装即是制服的派生品。由于20世纪初的爱国热情，美国大量出现的民间组织纷纷穿上仿军队特征的制服，在一战中更达到顶点。美国陆军1946年的换装也与和其他制服难以区别有关。有个笑话说，一年夏天巴顿到训练营检查，在军人娱乐室看到有个穿卡其布制服的人背对着他，就生气地问：“军官进入房间，难道你不会立正？”对方回答：“立正个鸟，伙计。我是从城里来给自动售货机加可乐的。”有时模仿者甚至压倒了被模仿者，有一个时期美国海军决定取消水兵上窄下宽的钟形裤，就是因为时装和街头青年开始穿这个样式。当然，同学生军训常帮助消耗已被淘汰的旧式库存制服一样，绝大多数模仿者经常自觉地比现役武力低一个或几个档次。
然而，与模仿者不同的是，那些“受过戒”或多少“入过戏”的正规成员脱下这身“皮”，并不都是一个手续问题，这事关感情。老电影中，革命军人每当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总会有人冲上去一把撕掉他鲜红的领章，可后世每年都有一个时候，媒体会消费一批身穿只剩下“底色”的制服士兵在车站洒泪而别的照片。这些人已按规定上交了全部的标志。这当然不是有意剥夺荣誉，而有一个实用的目的，防止有不在控制之内的人以全套正规外观扰乱社会的尊崇秩序。遗憾的是，真正的骗子从没有完全找不齐“行头”的。虽然刚从全国各地包工头手中骗得3200万元的某甘肃农民在冒充“国防战略战备华东国防海防教育基地建设指挥部”时，主要靠穿着迷彩作训服蒙混，但配齐全套常服、直接到监狱提人的案例也有，腐败案里甚至有骗子办齐了全套正版合法军官证件。
因此，当11月11日中国人正上网疯狂抢购时，英、美等国的前阿兵哥们却都赶上专属节日，全套行头招摇过市，与同胞一起怀念自己欺压过的殖民地、维护过的霸权和干涉过的内政。而为人类正义洒下血和泪的另一些老骨头则以其秒杀“阿甘”们的纪律性，在如何怀旧上主要听从组织号召，讲究有序合规。至于全套行头，一般专门照顾退役后兼任社会职务较多，需要经常支持书画创作和招商引资活动的老同志。
（美军军服）
【还要学习吗】
普通成员低调的一大技术原因是有助于更加衬托荣耀代表的专职化和高标准。英国女王阅兵，受阅的都是真正的战斗部队，只经短暂的训练，在整齐等指标上的确难比用一年多时间、练到皮靴能倒出汗水换来的“零秒、零米误差”。在雄厚财力和亲切关怀下，专职队伍的精致达到了中国传统工艺品的档次。而且，为了保证最充分、准确地传达国家最新形象和前进方向，专职队伍的制服也得到越来越多地修改。
当然，这种修改国外就有经验教训。1970年，出访归来的尼克松对欧洲各国礼仪场合的艳丽制服难以忘怀，请来华盛顿知名制服专家杰米·麦斯卡特罗为白宫警卫设计了一套令人敬畏的行头——黑色筒帽不含羽饰在内就有18厘米高，奶油色高领双排扣束腰外衣的右肩上挂着大把金色饰带，腰带和枪套都乌黑锃亮，领口还有白宫二字的缩写。由于缺乏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和决策者品味低俗，这套制服只用了几次就转归爱荷华州一所中学乐队。
与之相比，2014年8月亮相的新礼服洋溢着浓浓的东方韵味——金色腰带、裤/裙侧的金黄饰条和肩章的金黄边缘带着一股克里姆林式的华丽和厚重扑面而来，执行中队长与众不同的金边大红腰带又将外宾的思绪拉回黄河岸边；不仅如此，与其他任何部队都不同的专用帽徽、右臂的军旗臂章、左臂的专用臂章和皮带扣等处都有意大大增加了红色的存在；任何因个人资历、功勋等因素而破坏统一美感的元素，如军衔、姓名牌和军官略章都被扬弃或统一，官兵一律佩戴增加了金色光辉的国防服役章；袖口醒目的倒八字饰条令美国军士长们相形见绌，饰条中心的一颗金星则将西方海军的军衔标志加以“中国创造”；检阅式每个军种第一排最后四名裙装女兵使直线加方块顿时富于高度和曲线的变化，既充分展现了女性地位，又产生显著的眼球效应。军乐团则直接以白帽、白裤和白皮鞋全力烘托最鲜艳的中国元素——上衣的大红及袖口浓重的金黄。
或许，“强者为师”是历史规律，当“我为强者”时应大胆“以我为师”；西方的任何元素若不经“中国创造”，均无资格出现在这样的时代；追溯历史，即使不梦回孔孟和唐朝，那么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红军、八路军乃至普京元素，或将一改中国制服只能学习西方的百年课题。抚今追昔，真令人浮想联翩。本文引自“腾讯大家----吴戈的《制服为什么有诱惑？》”
老少爷门儿们耳熟能详的“制服诱惑”中，诱惑你的哪里是制服，但制服在其中所增加的征服感也功不可没。那么，在一本正经的世界里，制服本身有多大诱惑？
【为何制服总是泛滥】
即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2009年国庆阅兵万人同步的澎湃之势也是所有制服群体的巅峰。作为国家主义情感的咖啡因，余音绕梁十年不绝。不过，制服之所以成为任何军队和准军事职业不可或缺的元素，却不是只为表演。它的最典型含义是标记穿着者被政权赋予的合法掌握强大杀伤力或行使一定社会强制力的特权，穿着者则因此以国家保卫者身份获得尊崇，或以正义守护者身份受到社会敬畏。穿着者具体是否胜任或为社会满意是另一回事，制服至少在抽象意义上塑造了这个形象。
尊崇和敬畏是社会普遍向往的稀缺资源，更不用说强制力可能寻租的实际利益，因而，除了个体在体制内争取权力，在群体层面上，欲获取这些资源和利益，“一张皮”的作用举足轻重。虽然“皮”的背后应当是法律的授权，可是相对于旺盛的需求，这种授权实在供不应求，难免浑水摸鱼。结果，对真正得到全面权力保障的海关、工商、税务、质检、卫生监督等行政执法机构，制服更像是一项多余的福利，倒是从城管、协警到停车收费员和小区保安等可能授权不明、灰色空间巨大的边缘地带，制服成了必需品。
在形式上，这张“皮”的外观自然会从正规军、警两个嫡系标准版本开始延伸和模仿。因而每次正规军、警大换装后只需数年，总会有一些乡丁、团练式的“临时工”与“羽林郎”、“锦衣卫”们鱼目混珠，共享威仪。与伪造和冒充者不同，这种权力标记的扩散多少都有基层政府或相当的权势认可。对这种借权、借威的强大需求，军警换装后必然出台的严肃新制服生产和使用制度的法规往往无法抵挡。即使常服管理严格，迷彩服仍是个好机会。
更无法阻挡的还有借制服追求尊崇和自豪的需要，因为这种需求往往簇拥在“祖国”的名义之下，不便非议。2014年国庆前北京市一些高校的国旗护卫队举行会操，就再次上演了这样的凌乱游戏。虽然国旗和学生是真货，但学生们身上包括现役07式军服在内的国家武装力量外观却没有任何授权，只是因目的崇高而无人追究而已。
更无法阻挡的还有借制服追求尊崇和自豪的需要，因为这种需求往往簇拥在“祖国”的名义之下，不便非议。2014年国庆前北京市一些高校的国旗护卫队举行会操，就再次上演了这样的凌乱游戏。虽然国旗和学生是真货，但学生们身上包括现役07式军服在内的国家武装力量外观却没有任何授权，只是因目的崇高而无人追究而已。
到了北京某游乐场的儿童职业体验项目就更过分了，孩子们居然亲身体验起了“开国大典”。诚然，西方历史爱好者也扮演华盛顿、林肯再现某些庄严场面，但北京这些娃娃们显然没有复刻历史的能力，这不过是将爱国COSPLAY化而已。当然，也有父母甘为社会基石，让自家孩子穿上七长八短的警服甚至城管制服，从小体会强力机关捍卫美好生活的责任。
到了市委书记阅警、城管阅兵，以及“升司旗，奏司歌”，遍地的企业军训，制服代表安全和正义的崇高实在绷不住了。还是时装业有素养，不时闹点“军装风”，也主要助力性别中性化和野性元素，而且从不戴什么徽章，点到为止，不给权力秩序添乱。
【哪来的正规？】
由此看来，制服等外观的“正规”是一件挺要紧的事。这使人联想到两年前一次驻港部队阅兵中，女兵分队齐步行进时摆臂高度明显向英军靠拢。对这一争取更适应香港市民习惯的举动，大陆各种军事论坛上一时狼烟四起，称其为迎合当地人的殖民心理，将使部队软弱涣散成英军那样的“草莓兵”。
其实这些口诛笔伐的理由只有一条——“难看死了”。殊不知美丑不论，关键在于大陆公众已习以为常，封为“最美”的动作，原本也是舶来品。回想历史，开国大典上的队列动作就学自敌方，亲近、正规如苏式服饰操典，也曾被弃之如洪水猛兽。重提正规化、出台队列条令都是近30年的事，而其中采用的现有“正步”也非汉唐遗风，追根溯源可至普鲁士军队的“鹅步”，顶峰则在第三帝国。
实际上，今天中国制服外观上的很多样式，所学习的对象都可能比中国现代军队的历史长。中国漫长封建史遗留的军事制度以晚清八旗军的惨败而被埋葬，近代意义的常备军产生于16世纪的欧洲，而现代军服的源头则是与军乐队一起，作为激发士气和忠诚、保持纪律的工具而产生的。
现代军服演化史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历朝强大者都为使自己显得更强大煞费苦心，16世纪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曾创下一件服装有15000颗金纽扣的纪录；18世纪掷弹兵的高帽极力使人高大，普鲁士轻骑兵还长期在帽子上戴着骷髅图；英军士兵著名的腥红军服则留下“不易被敌人的血弄脏”的轶闻（其实是因为17世纪中叶茜素红染料相对便宜）。
沙俄末期，包括官员、医生、律师甚至大中学生在内，全国近1/10的男性都有制服，其硕大的肩章尤为体现斯拉夫人对等级的迷恋。1917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被捕就被剥掉了昂贵的专用肩章，被他视为没齿难忘的兽行。二战前夕在苏军身上重现的肩章、硕大的将星和裤管上醒目的红条纹重新暴露了出身贫寒的大部分军官对荣耀的渴求。
第三帝国的制服巅峰已堪称一种文化，几乎令后世研究者忘记其罪恶。比如德军士兵胸前挂着的半圆形金属牌源自古代的护喉甲胄，党卫军全黑的制服据说是因为希姆莱崇拜耶稣会士的黑袍所代表的神秘邪恶。第三帝国对社会等级的痴迷更无人能及，老火车司机的礼服也挂着华丽的宝剑。以个人论，这一时期“制服中的战斗机”当属戈林，他有陆军、党卫军和空军的上将制服，但还是最爱亲自设计的礼服和镶嵌珠宝的指挥棒。希特勒开创的党魁在服装上既要低调又不能与任何人雷同的传统恐怕直到勃列日涅夫才打破。由于战力疲软，在服装的复古和华丽上比德国尤甚的意大利军队就成了笑柄。即使被俘，他们的军官和高级军士也携带着礼服、仪仗服，甚至有羽饰的头盔。
作为大战胜利者的美军也有考究的一面。由于只有巴顿入迷，很多人难以相信可自行设计服装是美军高级将领的传统特权。借助镀金纽扣、闪亮头盔和象牙柄手枪，巴顿以“随时都象阅兵一样”的存在感自信爆表，尽管坦承内心未必总是自信。但是，美军的盛装之风到后世只保留在西点军校镀金纽扣呈V形直到两肩的礼服，以及海军陆战队带鲜红宽条纹的蓝色裤子、镶红边的黑上衣、白色大檐帽和白色皮带上，主流仍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从二战中以艾森豪威尔命名的高腰夹克开始，一直延续到“密苏里”号上日本投降仪式时麦克阿瑟的不羁装束——卡其布军裤和开领衬衣，不佩任何勋章、连领带也不打。
战后美军服饰更以实用和平等主义为潮流，有时甚至没有明显的官兵差别。贝雷帽风行后，一些精锐拼命抗议才阻止其他部队也戴上与自己同色的贝雷帽。就连朱姆沃尔特上将70年代为摆脱越战阴影而特意美化的海军新制服也在5年后就被传统水兵服复辟，因为水兵们更在意像不像正宗的水兵。
【无法抹去的痕迹】
可见，军服并无永恒的正规，近现代各国的军服远不像民族服饰那样稳定，它的多变其实与军制、武器和战术等所有先进战斗力的引进、效仿直接相关。
由于体系的庞杂，本文仅以帽子为例，追溯一下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
众所周知，如果不学习西方，包括其“号衣”在内，晚清八旗军已彻头彻尾毫无出路。清末编练新军时，在礼服上短暂地采用过普鲁士尖顶盔。
现代军队最早的军帽——三角帽源自17世纪在多雨的弗兰德斯地区的西班牙士兵所戴的宽边圆帽，帽檐从两侧向上卷起，别在头顶和脑后形成三角形，以避雨水流到脸上（在雨衣发明前这相当实用）。这种帽子被法军在欧洲扩散后，又于18世纪末演变成拿破仑时代最典型的装束——双角帽，也是将宽帽檐前后折起别住形成拱形。鲜为人知的是，中国1931年的海军军官礼服就效仿了已被英、法、美、日等国采用的这种双角帽。源自18世纪匈牙利轻骑兵的筒帽（shako）以其顶部高耸的羽饰著称，自1800年后成为各国陆军标准装束，也曾出现在中国北洋时期多种高级军官礼服中。虽然笨重，它至今仍在西点等军校学员和仪仗队沿用，陪伴“大帝”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卫队近年也恢复了沙俄皇家近卫军的这种帽子。
源于19世纪30年代“非洲盔式帽”的法军平顶帽（kepi）由轻便得多的藤条框和布帽罩构成，至今是法国陆军标志。这种帽子随克里米亚战争被美、俄等多国效仿。在中国，它也出现在民国时期一些军服上。
中国军队现有的贝雷帽的西方来源有目共睹。这种平顶羊毛软圆帽源自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巴斯克农夫，19世纪80年代法国组建“高山猎手”山地部队时率先使用，立刻以其便宜、容易生产、卷起来可塞进衣袋而风靡军界。因多为各国精锐部队采用，解放军90年代末引入了贝雷帽，但立刻遭遇文化冲突，紧贴头顶歪戴的个性范儿让很多人不得要领，有人甚至向厨师帽学习，像外军一样将其折叠塞入软肩章下者则招来首长质问“谁允许的”。由于一直有不适合中国人脸形的评价，恰好现行条令规定着夏装时可戴大檐帽也可戴贝雷帽，据说贝雷帽已在很多部队惨遭闲置，大有被扫地出门的可能。
首先于1811年成为沙俄陆军军官作训帽的大檐（沿）帽也为代替笨重的筒帽而生，随后经普鲁士、英国推向全球，20世纪全面普及。1811年沙俄海军将它去掉帽檐，就成了现代世界通行的水兵帽，到美国海军手中又演变成边缘直立的白帆布水兵帽。
著名的中国“解放帽”从40年代末一直用到80年代初，其前身——红军时期的“列宁帽”在样式上也源于大檐帽。因为从一开始，大檐帽的硬内撑就不便于收放（在前沿的军官经常把内撑扔掉，德军1934年为军官配备了帽顶更小、无内撑、软帽墙、皮帽檐的可折叠大沿帽，称“老式帽”）。在制服文化浓厚的沙俄社会，大檐帽在普及到多种劳动者身上，甚至融为俄罗斯民间服装一部分的过程中，演变成了列宁头上那种虽仍有帽墙、帽带和帽檐，但帽顶已完全软化的便帽。
当中国红军直接借用苏联式样时，对其源流并无兴趣，但在比较讲究的使用中又将其捏为八角，被后世称为“八角帽”，其实也是无意中向最初硬顶样式的复归（shako的一种方顶变型从1784年起为奥地利枪骑兵使用，后随参加拿破仑战争的波兰军团带到东欧，因而波军至今沿用四角方形大沿帽）。中国的“70后”小时候能得到一顶解放帽，常有无师自通的偏执玩法——将帽顶捏出棱，甚至内藏软树枝撑成大檐帽，可见男性内心中外相通的那点头顶的虚荣。
船形帽曾于50年代初被中国从苏军引进并昙花一现，其实这种相当普及的现代军帽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奥地利帽，另一个源流是侧面看顶更圆的Torin帽，特点都是有可折向下的部分，用于坏天气时耳朵和后脑的保暖，但更多地还是因可折叠或塞入软肩章下的便利而风靡。
因民国军队和八路军的使用而名垂青史的带舌野战帽源自一战前德国和奥地利山地部队的有舌“滑雪帽”，主要特征为有可翻下的护耳，平时用两颗扣子固定在前方。在非寒带使用时，出现了带长帽檐、假护耳、帽冠略低、由斜纹棉布制成的样式。从1943年起，它成为德军全军标准野战帽。而至今令国人恨之入骨的二战日军战斗帽也与之类似，只是顶部更小，但日本可不是这么晚才学习西方，此帽应该是以平顶帽在后世的某些变形为来源。
二战后美国陆军在M1943式制服基础上推出的M1951式配备了软顶野战帽（也称巡逻帽，可戴在钢盔内）。虽然其硬帽檐类似棒球帽，但它在朝鲜战场时其实还有一块可折下的法兰绒护耳，彰显了德军野战帽的渊源。朝鲜战后取代它的李奇微帽更硬，并因被卡斯特罗常年佩戴而全球闻名。虽然1962年出现了更类似棒球帽的热带野战帽，但越战中它已被取代，直到1981年重出江湖，2011年再次成为美军制式服装。由于美军风行将野战帽顶部捏出直立甚至外展的棱边，常被中国人误称为“八角帽”。棒球帽作为传统棒球服装的一部分最早于1860年出现于布鲁克林“精益”队，主要用于遮阳，圆顶，有长檐和顶纽，前部一般绣有醒目的球队标志，有的后部可调大小。40年代形成今天的样式后，一直在美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海军与工作服配用，但中国自87式服装开始采用的作训帽其实源于美军野战帽而非棒球帽。
至于在中国特种部队近年配发并风行的一种宽檐软帽——奔尼帽（boonie hat，源于美军俚语boondocks，“山地”之意），看似来自越战时期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有人还称之为近年的“黑马”，其实有更长渊源。它源于爱尔兰渔夫或农夫用的桶帽（bucket hat），后者用帆布或牛仔布制成，宽宽的下斜帽边便于遮阳防雨，后流行于英国上层的户外活动。受英军早期一种湿热地带制服影响，二战时在东南亚作战时的澳军就将奔尼帽（他们称giggle hat）作为制式服装，改进是帽檐更硬，顶部缝一圈带子用于插树枝伪装，用暗扣将两侧帽檐卷起后又成了澳式牛仔帽。1967年美国陆军将奔尼帽作为带防蚊网的丛林帽配发，一直沿用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也变化不大。
中国现行警服与西方的关系同样一目了然，尤其是率先为女装直接引进了美式卷檐帽，曾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最近几年，或许对美军厌恶和鄙视渐长，最新的仪仗女兵服装将卷檐帽的帽檐大大收缩，几乎重回折檐的八路军帽（其实也源于德军野战帽）。
可见，军队之间自古强者为师，学了就是学了。在制服领域发扬民族主义难度颇大，回到秦汉当然可以不学，但古代事物如何配套现代装备和文化，国人又能否习惯，有点挑战性。将俄罗斯视为唯一亲近可学的外部借鉴，也需要更善于遗忘才好。
【内心的历程】
除了向先进学习的历史原因，社会对军服的依赖还有其心理根源。
首先，军服衬托出的是一个战斗人员的形体——体格健壮、行动敏捷、服从命令、善于自制、明白清楚，全身给人没有任何松散或慵懒的感觉。1764年一本法国条令说得更直白：“抹掉农民的身体，给他士兵的气息。”为此，西方军服长期强调紧身和贴体，以此显示军人身材美好、身体健康，随时被强制在良好的状态，尤其重视的是肩部，使之成为男子自尊的表演舞台。不过，尽管近年中国新一代士兵已坦然秀肌肉，甚至上演“杀马特”入伍变型男的奇迹，文工团更是擅长将高度美化的紧身军服用于舞蹈，却仍然避免强调军服这种“乌鸦变凤凰”的功能，也许因为从军仍是农民涅磐成干部的通道。受制于物质条件，也受制于这种观念的羞涩，从井冈山直到07式的长达80年间，中国军服从不强调紧身和贴体。
其次，归属一个强力团体所带来的心理安全与满足感也需要通过军服体现。1998年，在美国的意大利多媒体艺术家Paola Pivi做过一个实验：请100名中国人进入一间屋子，都穿上同样的灰色运动衫整齐列队。虽然还不知道要自己做什么，这些人的脸上已不知不觉逐渐浮现未曾预料的坚毅、轻蔑和自豪。奥地利小说家海尔曼·布洛赫说：“军服掩盖了人体内柔软的和不断流动的东西，……军人被这些坚硬的外壳包裹着，就会忘记人生的无常。”不过，归属并不总是一个正向的过程。人的内心总有彰显独特个性与从众需求两种矛盾的冲动，因此军服在这个降低自我意识，融入群体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早期军服既有便于在战场上识别敌我之功，也有防止士兵逃跑的意味。
当然，中国历史上少有真正志愿的募兵制，旧时当兵不是为生计就是被强征，当代的义务兵役制多数时候也兵源过分充足，通过虚荣心和崇高感吸引人入伍的必要性不强，从军生涯一次自愿后便强制居多的特点反倒历来被回避。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为培养军人作风养成的内务和队列上登峰造极，其代表作——叠被子甚至至今时常引起非议，但在观念和理论上，包括绝大多数教育者在内，也长期只知道强调责任神圣、纪律严明等道义工具，却无法阐明作风养成的社会和心理原理。
意大利社会学教授兼记者FrancescoAlberoni曾写道：“入伍的庄严宣誓公开让自己承担了社会对一个成员最沉重的职责——如果必要，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但要使这种职责成为本能，“靠的是无数个显然不怎么有道理或根本没道理的小责任，极为强调外表的整洁和无可挑剔，敬礼、问候、与上级说话的声音，队列的整齐，所有的细节都显得琐碎而苛求，但都对创造那种严格的秩序和约束至关重要，而这与士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息息相关”。从作为第一次约束的理发开始，在士官的咆哮和羞辱下使身体处于控制自我意志、随时听命的紧张之中，都是为了在军队成员中建立起系统的信任，因为他们（在战场上）的共存基于绝对的相互信任。
正因为这种需要，类似的训练和管理手段在强调个性和平等的社会中也大行其道。只是中国人观念的误区在于，不愿承认这些手段毕竟是对个性和平等的压制，虽然有必要但同时必须限于特定情况，否则就将形成人对人的绝对支配而生出负面结果。典型例子之一当属中国大量退伍军人成为企业管理者后也津津乐道于“解放军为什么总是能赢”，风行对员工施行魔鬼军训，将基于个人利益需要与合同关系建立的企业等同于承担战斗使命的国家机器，视强制和服从为天经地义。
有趣的是，一身65式绿军装在中国曾代表军队内部的平等与认同，代表革命与造反，代表免遭上山下乡之苦，谁知它也同其他元素一起，在欧洲和美国的反叛年代成为向往更多自由的青年的另一种“制服”。结果，一边是那些衣食无忧的白人青年优雅地与本国军警搏斗，而一些同样穿着这身军装、抱着反帝热忱的中国知青却被阻止赴越参战。
显然，制服的迷恋远不止与爱国有关。
（07式军服）
【穿脱之间】
前面所说的从制服“借威”的风气，当然也非中国独有。其实以一系列标准尺寸工业生产的现代商品服装即是制服的派生品。由于20世纪初的爱国热情，美国大量出现的民间组织纷纷穿上仿军队特征的制服，在一战中更达到顶点。美国陆军1946年的换装也与和其他制服难以区别有关。有个笑话说，一年夏天巴顿到训练营检查，在军人娱乐室看到有个穿卡其布制服的人背对着他，就生气地问：“军官进入房间，难道你不会立正？”对方回答：“立正个鸟，伙计。我是从城里来给自动售货机加可乐的。”有时模仿者甚至压倒了被模仿者，有一个时期美国海军决定取消水兵上窄下宽的钟形裤，就是因为时装和街头青年开始穿这个样式。当然，同学生军训常帮助消耗已被淘汰的旧式库存制服一样，绝大多数模仿者经常自觉地比现役武力低一个或几个档次。
然而，与模仿者不同的是，那些“受过戒”或多少“入过戏”的正规成员脱下这身“皮”，并不都是一个手续问题，这事关感情。老电影中，革命军人每当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总会有人冲上去一把撕掉他鲜红的领章，可后世每年都有一个时候，媒体会消费一批身穿只剩下“底色”的制服士兵在车站洒泪而别的照片。这些人已按规定上交了全部的标志。这当然不是有意剥夺荣誉，而有一个实用的目的，防止有不在控制之内的人以全套正规外观扰乱社会的尊崇秩序。遗憾的是，真正的骗子从没有完全找不齐“行头”的。虽然刚从全国各地包工头手中骗得3200万元的某甘肃农民在冒充“国防战略战备华东国防海防教育基地建设指挥部”时，主要靠穿着迷彩作训服蒙混，但配齐全套常服、直接到监狱提人的案例也有，腐败案里甚至有骗子办齐了全套正版合法军官证件。
因此，当11月11日中国人正上网疯狂抢购时，英、美等国的前阿兵哥们却都赶上专属节日，全套行头招摇过市，与同胞一起怀念自己欺压过的殖民地、维护过的霸权和干涉过的内政。而为人类正义洒下血和泪的另一些老骨头则以其秒杀“阿甘”们的纪律性，在如何怀旧上主要听从组织号召，讲究有序合规。至于全套行头，一般专门照顾退役后兼任社会职务较多，需要经常支持书画创作和招商引资活动的老同志。
（美军军服）
【还要学习吗】
普通成员低调的一大技术原因是有助于更加衬托荣耀代表的专职化和高标准。英国女王阅兵，受阅的都是真正的战斗部队，只经短暂的训练，在整齐等指标上的确难比用一年多时间、练到皮靴能倒出汗水换来的“零秒、零米误差”。在雄厚财力和亲切关怀下，专职队伍的精致达到了中国传统工艺品的档次。而且，为了保证最充分、准确地传达国家最新形象和前进方向，专职队伍的制服也得到越来越多地修改。
当然，这种修改国外就有经验教训。1970年，出访归来的尼克松对欧洲各国礼仪场合的艳丽制服难以忘怀，请来华盛顿知名制服专家杰米·麦斯卡特罗为白宫警卫设计了一套令人敬畏的行头——黑色筒帽不含羽饰在内就有18厘米高，奶油色高领双排扣束腰外衣的右肩上挂着大把金色饰带，腰带和枪套都乌黑锃亮，领口还有白宫二字的缩写。由于缺乏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和决策者品味低俗，这套制服只用了几次就转归爱荷华州一所中学乐队。
与之相比，2014年8月亮相的新礼服洋溢着浓浓的东方韵味——金色腰带、裤/裙侧的金黄饰条和肩章的金黄边缘带着一股克里姆林式的华丽和厚重扑面而来，执行中队长与众不同的金边大红腰带又将外宾的思绪拉回黄河岸边；不仅如此，与其他任何部队都不同的专用帽徽、右臂的军旗臂章、左臂的专用臂章和皮带扣等处都有意大大增加了红色的存在；任何因个人资历、功勋等因素而破坏统一美感的元素，如军衔、姓名牌和军官略章都被扬弃或统一，官兵一律佩戴增加了金色光辉的国防服役章；袖口醒目的倒八字饰条令美国军士长们相形见绌，饰条中心的一颗金星则将西方海军的军衔标志加以“中国创造”；检阅式每个军种第一排最后四名裙装女兵使直线加方块顿时富于高度和曲线的变化，既充分展现了女性地位，又产生显著的眼球效应。军乐团则直接以白帽、白裤和白皮鞋全力烘托最鲜艳的中国元素——上衣的大红及袖口浓重的金黄。
或许，“强者为师”是历史规律，当“我为强者”时应大胆“以我为师”；西方的任何元素若不经“中国创造”，均无资格出现在这样的时代；追溯历史，即使不梦回孔孟和唐朝，那么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红军、八路军乃至普京元素，或将一改中国制服只能学习西方的百年课题。抚今追昔，真令人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