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由成都三岁女童被饿死案所想到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3:49:07
不知何故，昨天微博上有人又提起11年前的成都三岁女童李思怡被饿死一案。我与当年的愤怒、骂吸毒母亲、骂渎职警察相比，多了一些思考，即造成这种惨状的深层次原因。
清华大学教授康晓光对此进行了调查，说明，在机制上中国缺乏对弱势者，特别是弱势儿童的帮助机制。但这也仅仅是一个中间的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人心的自私冷漠。
他写道：“谁有责任保障李思怡的权益？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都有相关明确规定。首先，李思怡的直系亲属负有这种责任，其他亲属、朋友和邻居在道义上有帮助她的责任。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民间组织负有这种责任。就中国而言，这些责任主体包括，民政部门(特别是儿童福利院和负责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机构)，官方社区组织(街道、居委会或家委会)，相关的官方权益保护组织(设在政府的委员会、妇联和共青团)，父母所在单位，还有形形色色的民间慈善组织。
李思怡是如何生活的？谁在关照她？那些应该关照她的人和机构都做了什么？他们对李思怡之死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到底是谁“杀死”了李思怡？
带着这样的问题，康晓光来到成都，他希望通过实地调查，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然而康晓光的调查让人浑身发冷：在监护人不可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她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救济，也没有得到来自任何团体以及各类公益组织的任何帮助。
姥爷死后，李桂芳是李思怡惟一的依靠。李桂芳没有工作，长期吸毒，还因为贩毒被判刑，案发时仍处于缓刑期。李桂芳没有工作，除了亲戚和邻居提供的零星援助，其余收入来自偷窃、贩毒以及直接或变相的卖淫。
家委会主任说，李桂芳是全小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她的朋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她只和这些社会渣滓来往。”没有人和她来往，她也有自知之明，从来不和邻居来往。
当地民政部门以李桂芳吸毒为由拒绝给予她们母女低保待遇；妇联认为，“妇联主要任务是维护妇女的权益，儿童权益保护主要应该由共青团负责”。儿童福利院拒绝接收李思怡，因为她不是孤儿，她还有一个母亲；亲戚拒绝收养她；即使有人想收养孩子，也被她那吸毒的妈妈吓跑了。
李思怡经常被独自锁在家里，经常挨饿，小小年纪就学会隔着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乞讨。法医的尸检报告也证实，李思怡“发育一般，营养较差”。人们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电力公司停止给她家供电。
一个三岁的幼儿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今天不死，明天不会死吗？退一万步讲，即使她没有过早地死于饥饿，她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呢？很可能会成为又一个李桂芳，继续吸毒、贩毒、偷盗、卖淫、被排斥、被蔑视、被判刑、直至死去。
如一位网友所说：“小思怡的事件揭示了政府职能在这个问题上的缺位。……无论是开除李桂芳的单位、多次处理李桂芳的公安机关、抓过李桂芳10次以上的派出所，还是将李桂芳判处三年缓刑的法庭，在耗费人力物力对李桂芳进行一次又一次‘处理’的时候，都没有将小思怡得不到应有的照料、急需救助的问题，放入考虑的视野。”
那几天，成都的天总是阴沉沉的，阴冷阴冷。可天气的冷，赶不上人心的冷。在政府机关，在法院，在家委会，在派出所，在李桂芳所住的小区，在宾馆的电梯里，在报亭边，在出租车里，在饭桌上，在各种场合，康晓光向各种各样的人询问同样的问题：你知道李思怡吗？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感想？你打算为此做点什么？
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有点印象，孩子死得惨，没什么打算。一些人一无所知，但也不愿意多问几句。康晓光说：“我故意提起的话题往往刚一开始就结束了。”
在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一个女警察检查了康晓光的证件和介绍信后，嚷嚷起来：中国科学院的管这事干什么。康晓光也生气了，大声对她说：“你管我是什么单位的干什么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想了解这件事不行吗？”
走出派出所大门时，康晓光回头看了一眼，他看到车库的房檐上刷着醒目的标语——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冷，不仅表现在对他人苦难的麻木，还表现在拒绝为捍卫社会正义付出哪怕是些微的代价。
无论是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还是神通广大的记者和声名显赫的学者，几乎都不愿意为康晓光的调查提供帮助。个别碍于情面给予帮助的朋友，也一再要求他“做好保密工作”。“也许他们的风险标准和你的不一样？”我说。
“也可能。”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可以理解，但不能接受。”
一个朋友更是让他火冒三丈，那个朋友说，他不能帮忙，因为“这件事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已经影响到招商引资了”。
“他妈的，他认为最严重的、最神圣的事情是招商引资！”
“大家都觉得事不关己，给一声叹息已经不错了。我们中国人怎么能变得这么冷漠？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他腾一下站起来，眼泪夺眶而出，凳子在地上磨出刺耳的声响。他离开我们谈话的桌子，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用手擦眼睛。我的录音机里，是一片长长的空白。
再回来时，他的情绪基本平静下来。
“我觉得，李思怡死于此时此刻，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这背后折射出的，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都波澜不惊，如果我们只是活在一个狼窝里、蛇窝里，吃得膘肥体壮，又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社会再繁荣又有什么意义？它怎么能够使人热爱，使人留恋，使人向往？更不能说让外部的人来尊重这个社会。”
康晓光说，一段时间以来，冷酷已经支配了我们的社会舆论。”
引用完毕。
这种冷漠自私的来源何在？
今天，新浪头条的一篇文章《人民日报刊文:有人翻案历史否定中GGCD领导》http://news.sina.com.cn/c/2014-11-20/033031172796.shtml让我感到，这种自私冷漠来自当局，来自最高层。
翻案历史，如果你持反对态度，大可以从学理、史实上反驳翻案如何不对。但是，某些人一眼就看到其要“否定GCD的领导”。这种把"GCD的领导”看得高于一切，压倒一切，压倒历史事实，压倒公平、正义、MZZY各项权利的心态，不就是最大的自私、冷漠吗？上行下效，大的正义得不到声张，小的善心又怎会有容身之地？饿死几千万的还把像挂在城楼上的时候，又怎么能够奢望饿死一个女童的警察诚心忏悔呢？
当局不知何故，昨天微博上有人又提起11年前的成都三岁女童李思怡被饿死一案。我与当年的愤怒、骂吸毒母亲、骂渎职警察相比，多了一些思考，即造成这种惨状的深层次原因。
清华大学教授康晓光对此进行了调查，说明，在机制上中国缺乏对弱势者，特别是弱势儿童的帮助机制。但这也仅仅是一个中间的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人心的自私冷漠。
他写道：“谁有责任保障李思怡的权益？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都有相关明确规定。首先，李思怡的直系亲属负有这种责任，其他亲属、朋友和邻居在道义上有帮助她的责任。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民间组织负有这种责任。就中国而言，这些责任主体包括，民政部门(特别是儿童福利院和负责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机构)，官方社区组织(街道、居委会或家委会)，相关的官方权益保护组织(设在政府的委员会、妇联和共青团)，父母所在单位，还有形形色色的民间慈善组织。
李思怡是如何生活的？谁在关照她？那些应该关照她的人和机构都做了什么？他们对李思怡之死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到底是谁“杀死”了李思怡？
带着这样的问题，康晓光来到成都，他希望通过实地调查，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然而康晓光的调查让人浑身发冷：在监护人不可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她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救济，也没有得到来自任何团体以及各类公益组织的任何帮助。
姥爷死后，李桂芳是李思怡惟一的依靠。李桂芳没有工作，长期吸毒，还因为贩毒被判刑，案发时仍处于缓刑期。李桂芳没有工作，除了亲戚和邻居提供的零星援助，其余收入来自偷窃、贩毒以及直接或变相的卖淫。
家委会主任说，李桂芳是全小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她的朋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她只和这些社会渣滓来往。”没有人和她来往，她也有自知之明，从来不和邻居来往。
当地民政部门以李桂芳吸毒为由拒绝给予她们母女低保待遇；妇联认为，“妇联主要任务是维护妇女的权益，儿童权益保护主要应该由共青团负责”。儿童福利院拒绝接收李思怡，因为她不是孤儿，她还有一个母亲；亲戚拒绝收养她；即使有人想收养孩子，也被她那吸毒的妈妈吓跑了。
李思怡经常被独自锁在家里，经常挨饿，小小年纪就学会隔着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乞讨。法医的尸检报告也证实，李思怡“发育一般，营养较差”。人们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电力公司停止给她家供电。
一个三岁的幼儿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今天不死，明天不会死吗？退一万步讲，即使她没有过早地死于饥饿，她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呢？很可能会成为又一个李桂芳，继续吸毒、贩毒、偷盗、卖淫、被排斥、被蔑视、被判刑、直至死去。
如一位网友所说：“小思怡的事件揭示了政府职能在这个问题上的缺位。……无论是开除李桂芳的单位、多次处理李桂芳的公安机关、抓过李桂芳10次以上的派出所，还是将李桂芳判处三年缓刑的法庭，在耗费人力物力对李桂芳进行一次又一次‘处理’的时候，都没有将小思怡得不到应有的照料、急需救助的问题，放入考虑的视野。”
那几天，成都的天总是阴沉沉的，阴冷阴冷。可天气的冷，赶不上人心的冷。在政府机关，在法院，在家委会，在派出所，在李桂芳所住的小区，在宾馆的电梯里，在报亭边，在出租车里，在饭桌上，在各种场合，康晓光向各种各样的人询问同样的问题：你知道李思怡吗？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感想？你打算为此做点什么？
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有点印象，孩子死得惨，没什么打算。一些人一无所知，但也不愿意多问几句。康晓光说：“我故意提起的话题往往刚一开始就结束了。”
在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一个女警察检查了康晓光的证件和介绍信后，嚷嚷起来：中国科学院的管这事干什么。康晓光也生气了，大声对她说：“你管我是什么单位的干什么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想了解这件事不行吗？”
走出派出所大门时，康晓光回头看了一眼，他看到车库的房檐上刷着醒目的标语——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冷，不仅表现在对他人苦难的麻木，还表现在拒绝为捍卫社会正义付出哪怕是些微的代价。
无论是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还是神通广大的记者和声名显赫的学者，几乎都不愿意为康晓光的调查提供帮助。个别碍于情面给予帮助的朋友，也一再要求他“做好保密工作”。“也许他们的风险标准和你的不一样？”我说。
“也可能。”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可以理解，但不能接受。”
一个朋友更是让他火冒三丈，那个朋友说，他不能帮忙，因为“这件事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已经影响到招商引资了”。
“他妈的，他认为最严重的、最神圣的事情是招商引资！”
“大家都觉得事不关己，给一声叹息已经不错了。我们中国人怎么能变得这么冷漠？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他腾一下站起来，眼泪夺眶而出，凳子在地上磨出刺耳的声响。他离开我们谈话的桌子，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用手擦眼睛。我的录音机里，是一片长长的空白。
再回来时，他的情绪基本平静下来。
“我觉得，李思怡死于此时此刻，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这背后折射出的，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都波澜不惊，如果我们只是活在一个狼窝里、蛇窝里，吃得膘肥体壮，又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社会再繁荣又有什么意义？它怎么能够使人热爱，使人留恋，使人向往？更不能说让外部的人来尊重这个社会。”
康晓光说，一段时间以来，冷酷已经支配了我们的社会舆论。”
引用完毕。
这种冷漠自私的来源何在？
今天，新浪头条的一篇文章《人民日报刊文:有人翻案历史否定中GGCD领导》http://news.sina.com.cn/c/2014-11-20/033031172796.shtml让我感到，这种自私冷漠来自当局，来自最高层。
翻案历史，如果你持反对态度，大可以从学理、史实上反驳翻案如何不对。但是，某些人一眼就看到其要“否定GCD的领导”。这种把"GCD的领导”看得高于一切，压倒一切，压倒历史事实，压倒公平、正义、MZZY各项权利的心态，不就是最大的自私、冷漠吗？上行下效，大的正义得不到声张，小的善心又怎会有容身之地？饿死几千万的还把像挂在城楼上的时候，又怎么能够奢望饿死一个女童的警察诚心忏悔呢？
当局
清华大学教授康晓光对此进行了调查，说明，在机制上中国缺乏对弱势者，特别是弱势儿童的帮助机制。但这也仅仅是一个中间的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人心的自私冷漠。
他写道：“谁有责任保障李思怡的权益？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都有相关明确规定。首先，李思怡的直系亲属负有这种责任，其他亲属、朋友和邻居在道义上有帮助她的责任。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民间组织负有这种责任。就中国而言，这些责任主体包括，民政部门(特别是儿童福利院和负责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机构)，官方社区组织(街道、居委会或家委会)，相关的官方权益保护组织(设在政府的委员会、妇联和共青团)，父母所在单位，还有形形色色的民间慈善组织。
李思怡是如何生活的？谁在关照她？那些应该关照她的人和机构都做了什么？他们对李思怡之死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到底是谁“杀死”了李思怡？
带着这样的问题，康晓光来到成都，他希望通过实地调查，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然而康晓光的调查让人浑身发冷：在监护人不可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她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救济，也没有得到来自任何团体以及各类公益组织的任何帮助。
姥爷死后，李桂芳是李思怡惟一的依靠。李桂芳没有工作，长期吸毒，还因为贩毒被判刑，案发时仍处于缓刑期。李桂芳没有工作，除了亲戚和邻居提供的零星援助，其余收入来自偷窃、贩毒以及直接或变相的卖淫。
家委会主任说，李桂芳是全小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她的朋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她只和这些社会渣滓来往。”没有人和她来往，她也有自知之明，从来不和邻居来往。
当地民政部门以李桂芳吸毒为由拒绝给予她们母女低保待遇；妇联认为，“妇联主要任务是维护妇女的权益，儿童权益保护主要应该由共青团负责”。儿童福利院拒绝接收李思怡，因为她不是孤儿，她还有一个母亲；亲戚拒绝收养她；即使有人想收养孩子，也被她那吸毒的妈妈吓跑了。
李思怡经常被独自锁在家里，经常挨饿，小小年纪就学会隔着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乞讨。法医的尸检报告也证实，李思怡“发育一般，营养较差”。人们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电力公司停止给她家供电。
一个三岁的幼儿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今天不死，明天不会死吗？退一万步讲，即使她没有过早地死于饥饿，她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呢？很可能会成为又一个李桂芳，继续吸毒、贩毒、偷盗、卖淫、被排斥、被蔑视、被判刑、直至死去。
如一位网友所说：“小思怡的事件揭示了政府职能在这个问题上的缺位。……无论是开除李桂芳的单位、多次处理李桂芳的公安机关、抓过李桂芳10次以上的派出所，还是将李桂芳判处三年缓刑的法庭，在耗费人力物力对李桂芳进行一次又一次‘处理’的时候，都没有将小思怡得不到应有的照料、急需救助的问题，放入考虑的视野。”
那几天，成都的天总是阴沉沉的，阴冷阴冷。可天气的冷，赶不上人心的冷。在政府机关，在法院，在家委会，在派出所，在李桂芳所住的小区，在宾馆的电梯里，在报亭边，在出租车里，在饭桌上，在各种场合，康晓光向各种各样的人询问同样的问题：你知道李思怡吗？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感想？你打算为此做点什么？
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有点印象，孩子死得惨，没什么打算。一些人一无所知，但也不愿意多问几句。康晓光说：“我故意提起的话题往往刚一开始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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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派出所大门时，康晓光回头看了一眼，他看到车库的房檐上刷着醒目的标语——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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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可以理解，但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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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妈的，他认为最严重的、最神圣的事情是招商引资！”
“大家都觉得事不关己，给一声叹息已经不错了。我们中国人怎么能变得这么冷漠？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他腾一下站起来，眼泪夺眶而出，凳子在地上磨出刺耳的声响。他离开我们谈话的桌子，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用手擦眼睛。我的录音机里，是一片长长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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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怡是如何生活的？谁在关照她？那些应该关照她的人和机构都做了什么？他们对李思怡之死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到底是谁“杀死”了李思怡？
带着这样的问题，康晓光来到成都，他希望通过实地调查，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然而康晓光的调查让人浑身发冷：在监护人不可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她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救济，也没有得到来自任何团体以及各类公益组织的任何帮助。
姥爷死后，李桂芳是李思怡惟一的依靠。李桂芳没有工作，长期吸毒，还因为贩毒被判刑，案发时仍处于缓刑期。李桂芳没有工作，除了亲戚和邻居提供的零星援助，其余收入来自偷窃、贩毒以及直接或变相的卖淫。
家委会主任说，李桂芳是全小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她的朋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她只和这些社会渣滓来往。”没有人和她来往，她也有自知之明，从来不和邻居来往。
当地民政部门以李桂芳吸毒为由拒绝给予她们母女低保待遇；妇联认为，“妇联主要任务是维护妇女的权益，儿童权益保护主要应该由共青团负责”。儿童福利院拒绝接收李思怡，因为她不是孤儿，她还有一个母亲；亲戚拒绝收养她；即使有人想收养孩子，也被她那吸毒的妈妈吓跑了。
李思怡经常被独自锁在家里，经常挨饿，小小年纪就学会隔着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乞讨。法医的尸检报告也证实，李思怡“发育一般，营养较差”。人们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电力公司停止给她家供电。
一个三岁的幼儿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今天不死，明天不会死吗？退一万步讲，即使她没有过早地死于饥饿，她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呢？很可能会成为又一个李桂芳，继续吸毒、贩毒、偷盗、卖淫、被排斥、被蔑视、被判刑、直至死去。
如一位网友所说：“小思怡的事件揭示了政府职能在这个问题上的缺位。……无论是开除李桂芳的单位、多次处理李桂芳的公安机关、抓过李桂芳10次以上的派出所，还是将李桂芳判处三年缓刑的法庭，在耗费人力物力对李桂芳进行一次又一次‘处理’的时候，都没有将小思怡得不到应有的照料、急需救助的问题，放入考虑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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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派出所大门时，康晓光回头看了一眼，他看到车库的房檐上刷着醒目的标语——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冷，不仅表现在对他人苦难的麻木，还表现在拒绝为捍卫社会正义付出哪怕是些微的代价。
无论是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还是神通广大的记者和声名显赫的学者，几乎都不愿意为康晓光的调查提供帮助。个别碍于情面给予帮助的朋友，也一再要求他“做好保密工作”。“也许他们的风险标准和你的不一样？”我说。
“也可能。”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可以理解，但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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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妈的，他认为最严重的、最神圣的事情是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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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冷漠自私的来源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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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案历史，如果你持反对态度，大可以从学理、史实上反驳翻案如何不对。但是，某些人一眼就看到其要“否定GCD的领导”。这种把"GCD的领导”看得高于一切，压倒一切，压倒历史事实，压倒公平、正义、MZZY各项权利的心态，不就是最大的自私、冷漠吗？上行下效，大的正义得不到声张，小的善心又怎会有容身之地？饿死几千万的还把像挂在城楼上的时候，又怎么能够奢望饿死一个女童的警察诚心忏悔呢？
当局
其实不是缺少保护机制，实际上是缺少激励机制。
就是说，应该去保护女童的各类组织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这个问题在官方机构里面普遍存在，实际上也是很正常的，没啥好处又很麻烦的事情没人愿意去做。什么情况下会做呢，就是有领导下了指示，比如成都市长发起一个保护儿童活动一类的。实际上哪怕真的有这样的活动，也会优先选择父母不吸毒的家庭给予援助。因为那样能轻松交差。
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能建立一个机制把真正愿意保护儿童，喜欢这个职业的人挑选出来，而不是让一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掌握资源和权力。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后面那种更讨领导欢心。
就是说，应该去保护女童的各类组织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这个问题在官方机构里面普遍存在，实际上也是很正常的，没啥好处又很麻烦的事情没人愿意去做。什么情况下会做呢，就是有领导下了指示，比如成都市长发起一个保护儿童活动一类的。实际上哪怕真的有这样的活动，也会优先选择父母不吸毒的家庭给予援助。因为那样能轻松交差。
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能建立一个机制把真正愿意保护儿童，喜欢这个职业的人挑选出来，而不是让一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掌握资源和权力。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后面那种更讨领导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