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始末

1960年阿尔巴尼亚选择与中国站在一起，苏联于是终止对阿援助

阿尔巴尼亚首次公开与中国站在一起，是1960年6月20至25日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这次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同一批东欧国家共产党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攻势。

赫鲁晓夫的主要意见，是人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应该寻求和平共处的可能；同时指责中国“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在国际共运中“争夺领导”、“要充当教员”、“当检察官、当政委”、“企图利用斯大林问题改变苏共现在的领导”；并认为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治挂帅、大炼钢铁等都是错误的。（详见阎明复《随彭真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载《中共党史资料102辑》）

在大多数与会共产党选择与赫鲁晓夫统一立场的情况下，阿尔巴尼亚代表罕见地公开站出来表态支持中国，因此被赫鲁晓夫斥责，并遭受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围攻。布加勒斯特会后一个月，阿党领袖谢胡在约见中国驻阿代办时说：阿劳动党将坚持马列主义，坚决支持中共的观点，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虽然都很小，但绝不向任何力量屈服，要为马列主义而生，为马列主义而死。此后多次共运会议，阿尔巴尼亚都选择了与中国立场一致。但也因此彻底惹怒了赫鲁晓夫，招致苏联于1961年单方面撕毁了对阿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合同，撤回在阿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和根据协议驻守在阿港口的苏联舰队，并拒绝阿参加华约会议，12月更中断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中国接替苏联，成为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援助国

苏、阿关系彻底冰冻的同时，中、阿关系则迅速升温。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不断，且礼遇规格极高。周恩来访阿时，阿方领导人往往全部出迎，且每次都会举行10万人以上的群众欢迎集会；阿方领导人访华时，除毛泽东外，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前去机场迎接，北京还组织了百万人规模的群众夹道欢迎。

当然，最实际的，还是中国接替苏联，成为了阿方最大的援助国。据新华社高级编辑、前驻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分社兼驻斯科普里分社首席记者王洪起回忆：

“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同时也应承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有的援阿项目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负担能力，上马显得颇为吃力。为了完成阿的复杂项目，中国在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为此，中国还有两人牺牲了生命。”

2014-10-4 23:26 上传

1969年北京群众隆重集会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5周年

阿方以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为标准向中国索要援助，要求“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

阿尔巴尼亚当局按照欧洲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向当时极度贫穷的中国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据耿飚回忆：

“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先念同志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几乎谈了六个小时，所谈内容全是要东西。他说：阿需要有自己的‘鞍钢’，还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还说，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先念同志当即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我通过对阿某些地区的实地调查了解到：阿在经济建设方面，贪大求全，战线拉得太长，非生产项目搞得太多。1969年，阿非生产建设项目的投资就占国家总投资的24％，因而造成劳动力严重缺乏。根据阿方自己的计算，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仅按1968年11月20日中阿签订的协定，我国援阿新项目的建筑和投产就需要增加4．6万名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约等于阿当时产业工人的38．3％。阿还存在一种不适当地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阿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所以我当时就感到这种倾向很值得注意。”

“由于阿方领导人存在上述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他们向我国提出了不少极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倒过来赚我们的钱。记得有一次阿副总理查尔查尼向我提出，要我们帮助更换化肥厂的主要设备。该化肥厂是我国援建的，本应使用我国生产的机器设备，但阿方不要我国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我们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现在这台机器坏了，查尔查尼还要我们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我当即拒绝了他的这个不合理要求。”

中国连用来赈济大饥荒的进口粮都援助给了阿方，阿方却贪得无厌浪费严重

最让人寒心的是，中国勒紧裤腰带不顾国内的严重饥荒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阿方却对此毫无感知，反而浪费极度严重。据耿飚回忆：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新华社高级编辑、前驻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分社兼驻斯科普里分社首席记者王洪起也有相似的回忆：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尔巴尼亚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填不满的无底洞。阿以小欺大，强我所难，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

“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雷兹·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另据周恩来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1961年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签订了5项援助议定书。

无节制的援助之外，中国居然还要替阿方领导人专门生产特供香烟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当时的中国，居然还要替阿方领导人生产特供香烟，供其个人享受。王洪起回忆：

“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人们可能还记得，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记得那是1974年的一天，中国使馆突然分给使馆和分社每人两筒中华牌香烟，说是“赠品”。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香烟是中国为霍查专门制造的，而且根据霍查的要求，香烟虽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做了专门的处理。1973年，霍查心脏病首次发作，医生建议他戒烟，他才断了43年的吸烟历史，而由中国运去的最后一批香烟也就不要了，使馆便分给了使馆人员。”

蜜月期，王稼祥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被毛泽东冠以修正主义惨遭批斗

阿尔巴尼亚只是中国六十年代诸多“革命援助”国家的一个而已。这样一种问题百出的“革命援助”，不可避免会在国内引发诸多的异议。王稼祥就是其中之一。

1962的七千人大会，将全国民众都在挨饿这一残酷现实捅破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痛哭之后，王稼祥遂在小范围内谈了自己对调整对外方针的意见，并征得中联部党委的同意，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王稼祥建议：“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还批评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的观点；提出“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关于对外方针政策，提出：为了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的方针。对外经济援助，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的建议，与毛泽东当日所实行的对外方针截然相反。1962年9月，陈毅在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的发言中批评了所谓‘三和一少’的一股风（即主张对美国和缓一点，对苏联和缓一点，对印度和缓一点，对外经济援助少一点）。陈毅的主旨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陈毅的发言得到毛泽东的赞同。1963年5月，毛泽东开始“算政治帐”，将“三和一少”上升为修正主义的路线。他在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中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们的斗争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1964年2月，毛泽东再次会见威尔科克斯，又讲了上述内容。并说：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随后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劳动党金日成和日本共产党侉田里见时也谈了上述内容，并点名批评了王稼祥。

因为“三和一少”忤逆了毛泽东的“三斗一多”，王稼祥被撤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政治生涯彻底结束。王稼祥本人被软禁，妻子朱仲丽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动辄六七个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身亡。因难以承受和应对接连不断的暴力批斗，王稼祥精神极度紧张，最后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时常不断叫喊：“我没有罪！”1974年1月24日晚，王稼祥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此前两天，《北京日报》刊文，再度批判所谓的“三和一少”的“妖风”。

疏远期，耿飚写信反映对阿援助的种种问题，却被毛泽东赞为“敢说真话”

王稼祥的悲惨命运，却没有降临到同样批评“革命援助”、“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的耿飚头上。耿飚目睹了阿尔巴尼亚大肆无节制挥霍中国援助之后，在1969年写信反对这种无节制援助的做法。信最后到了毛泽东手里，但同样的意见，耿飚却收获了和王稼祥截然相反的命运。据耿飚回忆：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因此我想把这种情况向国内反映，但是又存在顾虑。因为，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其后果难以预料。万一给江青一伙人和造反派扣上几顶‘反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帽子，岂不要重进‘牛棚’。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特命全权大使的政治责任感终于驱使我撇开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提起笔来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提出，我国对阿援助是主客观不一致，即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帮助阿搞好经济建设，但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因此，我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乔冠华看信后，对我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我提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他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我的信转报中央。后来我回国后遇到李先念副总理，他对我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周总理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起我写信的事。他告诉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也许正是由于毛主席说了这句话，所以江青等未敢利用这件事整我。”（以上所以耿飚回忆，全部出自《耿飚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

耿、王二人命运如此迥异，个中原因，当然不是因为耿飚运气好，而是因为中、阿关系此时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62年，阿方竭力反苏；稍后文革爆发，阿方又公开表示支持，还要求出版阿尔巴尼亚文的《毛主席语录》，这些全都相当契合毛泽东的心意。但到了1969年，毛泽东在担忧苏联可能会入侵中国、感叹“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的同时，已经有意与美国缓和外交关系，并采取了实际行动。反观阿尔巴尼亚，因中国1969年接待苏联总理柯西金过境及周恩来、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握手，阿方公开表示反对，并降低了出席中国建国20周年庆典的规格——这无疑令毛泽东相当不快，同时也是耿飚直言批评阿尔巴尼亚贪得无厌肆意挥霍中国援助，却得到毛泽东“敢讲真话”的赞扬的直接原因。

毛泽东赞扬了耿飚，却没有停止不切实际的对外援助

自1969年之后，中阿关系迅速降温，原因有二，一是中国谋求与苏联和解，阿方不能接受；二是中国谋求与美国关系正常化，阿方更斥责为“修正主义”。这让主持这一外交政策大转变的毛泽东很不满意。

但毛泽东赞扬了耿飚对阿尔巴尼亚的批评，却并没有停止不切实际的“革命援助”。1970年，阿尔巴尼亚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最后仍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没有完全满足阿尔巴尼亚的索求，一方面应该是其狮子大张口数额太大，另一方面，应该也与中方对阿方的不满有关——也是在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曾主动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没有改变其不切实际的“革命援助”理念。而到了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邓小平终止对阿援助，中国外交回归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但却使阿尔巴尼亚非常恼怒，阿领导人霍查不但亲自写万言信给毛泽东抗议：“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后来，阿方党报又公开刊文批判毛泽东新鲜出炉的“三个世界理论”，称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旨在熄灭阶级斗争；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据王洪起《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载《炎黄春秋》）

“阶级兄弟”的关系既然已经保不住，建立在这一关系基础上的“革命援助”，自然也不可避免要开始大打折扣。1974年10月，阿方领导人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经不少，这次要求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无法满足；且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史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并再三要求中方提供粮油援助。一方面，中阿兄弟关系已经不复从前，另一方面中国此刻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最终只答应贷款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对这个结果相当不满，遂在国内掀起声讨中国的运动，说什么“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提供中国需要的原油和沥青。

但批判归批判，阿方仍在继续伸手要钱。1975年，中、阿又签订了一批长期无息贷款议定书。直到1978年，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才正式作出终止对阿援助的决定。在那份公开发布的《中国外交部关于被迫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和接回专家问题的照会》里，中方历数了字50年代以来，中国不顾本国民生困苦，屡屡大规模援助阿方的事实。再无可能获得援助后，这年年底，阿领导人霍查在公开讲话中，遂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其随后出版的著作《中国纪事》，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任领导人。

顶上去，给某些人科普

只能用情绪化来解释当时的外交和对外援助，用国家利益和长远考虑都不能解释，人老了干事情越来越情绪化、斗气。

当时有歌唱到:“世界上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恩维尔—毛XX，哥俩同根生”。

但是那个欧洲的明灯，恩维尔.霍查在阿国内到底是怎样的呢？
1944年底，阿共（劳动党）政权建立后不久，霍查就开始个人膨胀，独断专横。档中央的第二号人物佐治密谋逼宫，霍查毫不留情，把佐治党羽16人全部逮捕，并以以企图暴力夺权等罪名处死。清除掉反对的声音后，霍查同学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但仍有杂音。尤其是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石破天惊的秘密报告出台，让东方、西方指望接斯大林衣钵的几个领袖很是惶恐，霍查算是其中之一。党内暗流涌动，有人提出了要给被处决的佐治等平反，并指责霍查搞个人崇拜，以及国内搞特权阶层的享受，而一般人们连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等。霍查同志的解决办法是，在会议的出口，由最得力的亲信谢胡指挥内务警察埋伏在暗处，将一个个的反霍查的党内人士直接送进监狱加以蒸发。
　　这么干尤有不快。在1956年，霍查拜谒给予了阿尔巴尼亚举国援助的伟大舵手，舵手问霍查，你们是否发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讲话，霍查反应神速：“没有，将来永远也不会这样做”。这个回答，立即获得了伟大舵手的赞赏：“你们做得完全正确，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得到了鼓励的霍查同志回国后，不再犹疑，立马下令处决了连苏联都做保的政治犯达利、盖加夫妇（达利是1944年首都地拉那的解放者，盖加则是有名的女游击战士）。在枪决盖加的时候，她已经怀孕六个月，她抱着肚子喊道：“不要杀死我的孩子，它已有生命了”。回应她的却是霍查冰冷的子弹。
　　杀人并不完全是暴力活，也是技术活。没有一定的恐怖氛围，没有哪怕是莫须有的理由，对于霍查们来说，是杀不痛快的。在太平盛世中，你要编造那么多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党内叛徒”“里通外国”之类的借口，那是很难让人相信的。霍查同学从伟大舵手那里学到了搞战备搞运动来制造氛围的高招，立马回国落实。没有敌人，我们就制造敌人出来！
　　于是，霍查同学开足马力，扬言苏修、美帝忘我之心不死，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全国人民开建碉堡！钱从哪里来呢？伟大舵手大笔一挥，正值千里饿殍图极大丰富时节的东方大国，价值100多亿的援助、6000名工程专家陆续到位。于是乎，霍查同学以250万人的小国之力，建起了5人1碉堡的国防奇观。群众修碉堡，党内抓敌人，上下齐心，一片和谐。1974年，在党的五中全会上，霍查以“军队的破坏者、阴谋家、叛徒、敌人”之名，清洗了老资格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巴卢库。1975年，在党的七中全会上，霍查又以“经济反党集团”之名，清洗了主管国家经济的争执局委员阿布杜等人……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清洗，建国的功臣元老终于死伤殆尽，只剩下霍查和他的亲密战友谢胡。
　　终于，连硕果仅存的谢胡也要“叛国”了。1981年，霍查宣布政府总理谢胡是南、苏、美 “多国间谍”。随后，谢胡自杀。
　　直到霍查1985年挂掉，他的50万个大碉堡没有迎来一个真正的敌人，它们年复一年的躺在这个国家的怀抱中，为各种动物提供高级居所。但这50万个碉堡却成了打击敌人的冰冷借口，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叛徒”的离去。它成了他们天然的墓碑。
　　1991年，阿尔巴尼亚和平演变。1992年5月5日 “烈士节”前夕，愤怒的群众冲进 “祖国烈士陵园”，将最显赫处的霍查墓穴挖开，遗骸挫骨扬灰。欧洲明灯终于彻底熄灭。霍查同学没有葬在伟大的碉堡中，不知道会不会遗憾。

当时有歌唱到:“世界上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恩维尔—毛XX，哥俩同根生”。

但是那个欧洲的明灯，恩维尔.霍查在阿国内到底是怎样的呢？
1944年底，阿共（劳动党）政权建立后不久，霍查就开始个人膨胀，独断专横。档中央的第二号人物佐治密谋逼宫，霍查毫不留情，把佐治党羽16人全部逮捕，并以以企图暴力夺权等罪名处死。清除掉反对的声音后，霍查同学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但仍有杂音。尤其是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石破天惊的秘密报告出台，让东方、西方指望接斯大林衣钵的几个领袖很是惶恐，霍查算是其中之一。党内暗流涌动，有人提出了要给被处决的佐治等平反，并指责霍查搞个人崇拜，以及国内搞特权阶层的享受，而一般人们连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等。霍查同志的解决办法是，在会议的出口，由最得力的亲信谢胡指挥内务警察埋伏在暗处，将一个个的反霍查的党内人士直接送进监狱加以蒸发。
　　这么干尤有不快。在1956年，霍查拜谒给予了阿尔巴尼亚举国援助的伟大舵手，舵手问霍查，你们是否发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讲话，霍查反应神速：“没有，将来永远也不会这样做”。这个回答，立即获得了伟大舵手的赞赏：“你们做得完全正确，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得到了鼓励的霍查同志回国后，不再犹疑，立马下令处决了连苏联都做保的政治犯达利、盖加夫妇（达利是1944年首都地拉那的解放者，盖加则是有名的女游击战士）。在枪决盖加的时候，她已经怀孕六个月，她抱着肚子喊道：“不要杀死我的孩子，它已有生命了”。回应她的却是霍查冰冷的子弹。
　　杀人并不完全是暴力活，也是技术活。没有一定的恐怖氛围，没有哪怕是莫须有的理由，对于霍查们来说，是杀不痛快的。在太平盛世中，你要编造那么多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党内叛徒”“里通外国”之类的借口，那是很难让人相信的。霍查同学从伟大舵手那里学到了搞战备搞运动来制造氛围的高招，立马回国落实。没有敌人，我们就制造敌人出来！
　　于是，霍查同学开足马力，扬言苏修、美帝忘我之心不死，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全国人民开建碉堡！钱从哪里来呢？伟大舵手大笔一挥，正值千里饿殍图极大丰富时节的东方大国，价值100多亿的援助、6000名工程专家陆续到位。于是乎，霍查同学以250万人的小国之力，建起了5人1碉堡的国防奇观。群众修碉堡，党内抓敌人，上下齐心，一片和谐。1974年，在党的五中全会上，霍查以“军队的破坏者、阴谋家、叛徒、敌人”之名，清洗了老资格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巴卢库。1975年，在党的七中全会上，霍查又以“经济反党集团”之名，清洗了主管国家经济的争执局委员阿布杜等人……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清洗，建国的功臣元老终于死伤殆尽，只剩下霍查和他的亲密战友谢胡。
　　终于，连硕果仅存的谢胡也要“叛国”了。1981年，霍查宣布政府总理谢胡是南、苏、美 “多国间谍”。随后，谢胡自杀。
　　直到霍查1985年挂掉，他的50万个大碉堡没有迎来一个真正的敌人，它们年复一年的躺在这个国家的怀抱中，为各种动物提供高级居所。但这50万个碉堡却成了打击敌人的冰冷借口，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叛徒”的离去。它成了他们天然的墓碑。
　　1991年，阿尔巴尼亚和平演变。1992年5月5日 “烈士节”前夕，愤怒的群众冲进 “祖国烈士陵园”，将最显赫处的霍查墓穴挖开，遗骸挫骨扬灰。欧洲明灯终于彻底熄灭。霍查同学没有葬在伟大的碉堡中，不知道会不会遗憾。

做投资单单都给你投中，那且不是发财发死你。
几十年后会不会来个20xx 中国投资xxxxx起末。

这意思是给阿巴投资一次，阿巴需终生为奴

不知道当年老美给蒋时代中国 伊朗国王黄金美钞大把大把撒的时候。有否签终身契约

UFOooo 发表于 2014-10-5 10:07
这意思是给阿巴投资一次，阿巴需终生为奴

不知道当年老美给蒋时代中国 伊朗国王黄金美钞大把大把撒的时 ...
投了几十年，结果如何？这哪是奴啊，这就是白眼狼。

这年年底（78年），阿领导人霍查在公开讲话中，遂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其随后出版的著作《中国纪事》，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任领导人。

  美帝心想；兔子你也有这臭事，咱俩都一个德性，化钱买仇家。

投了几十年，结果如何？这哪是奴啊，这就是白眼狼。

这年年底（78年），阿领导人霍查在公开讲话中，遂 ...
哟，又换ID啦？
对了，有空贴贴利比亚，伊拉克，伊朗八十年代受援助的事吧。
更打脸。

为什么总有人觉得，自己比中央政治局更聪明呢？

这就叫一升米换个恩人，一斗米换个仇人~~童子们，光撒钱是换不来国家地位滴~~

zy_0915 发表于 2014-10-5 10:46
为什么总有人觉得，自己比中央政治局更聪明呢？
是啊，中央政治局永远正确~~~老百姓饿肚子也是政治局的伟大部署，让全国人民远离三高啊~~

你怎么不说说萨达姆拉登呢 你怎么不提伊朗中国呢？你想买一张票坐一辈子免费车？

方船子1S 发表于 2014-10-5 10:12
投了几十年，结果如何？这哪是奴啊，这就是白眼狼。

这年年底（78年），阿领导人霍查在公开讲话中，遂 ...

你怎么不说说萨达姆拉登呢 你怎么不提伊朗中国呢？你想买一张票坐一辈子免费车？

UFOooo 发表于 2014-10-5 11:37
你怎么不说说萨达姆拉登呢 你怎么不提伊朗中国呢？你想买一张票坐一辈子免费车？
美国错误了就等于中国正确？你这是神马“逻辑”？

中央一直在下一盘大棋

这个贴没别的意思 就是挑起民斗 邓小平所说的三种人 就潜伏在我们身边和网络中

居然还有人洗地！      

zr345954 发表于 2014-10-5 09:53
只能用情绪化来解释当时的外交和对外援助，用国家利益和长远考虑都不能解释，人老了干事情越来越情绪化、斗 ...
所以有人说周相是中国几大外交家之一，我只是呵呵呵笑笑。

49年后，中国外交最杰出的是钱其深，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钱其深的综合评价，也只是刚及格而已。。

呵呵，好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啊。
为了充当白种人意识形态宗主的快感，让全国老百姓饿肚子，下的好一手大棋啊

你怎么不说说萨达姆拉登呢 你怎么不提伊朗中国呢？你想买一张票坐一辈子免费车？
萨达姆怎么了？真金白银买了中国武器。

拉登又如何？没有给中国制造麻烦。

我看你连谁坐谁的免费车都没搞清，是阿尔巴尼亚坐惯了中国的免费车，吃惯了中国的白食，没有了便骂娘。

是什么缘故让你为阿尔巴尼亚这种贪得无厌的反复小国辩护？

这个贴没别的意思 就是挑起民斗 邓小平所说的三种人 就潜伏在我们身边和网络中
意思很明确，用真实的历史教育后人，抵制谣言。

这就叫一升米换个恩人，一斗米换个仇人~~童子们，光撒钱是换不来国家地位滴~~
有道理，跟我家的情况一样。

经常得到亲戚帮助的到后来反而理直气壮了，“我又没要你们帮我”。

有本事你贴呀，不贴是......呵呵。

真主保佑美利坚 发表于 2014-10-5 10:46
哟，又换ID啦？
对了，有空贴贴利比亚，伊拉克，伊朗八十年代受援助的事吧。
更打脸。

有本事你贴呀，不贴是......呵呵。

比起输革命输出。这些影响差多了，

俗话说钱多人傻，有地方是钱少人也傻

thomas1987 发表于 2014-10-5 11:21
是啊，中央政治局永远正确~~~老百姓饿肚子也是政治局的伟大部署，让全国人民远离三高啊~~
你现在饿肚子？？那我只能说活该，你饿肚子这事儿和政府有一毛钱关系？

所以有人说周相是中国几大外交家之一，我只是呵呵呵笑笑。

49年后，中国外交最杰出的是钱其深，无人能 ...

愿闻其详！钱为何刚及格

方船子1S 发表于 2014-10-5 12:30
有本事你贴呀，不贴是......呵呵。
啊，跟前一个ID风格转变真大啊。
能跟你愉快的讨论问题了？

这些援助的目的是什么？

这些是当年外交走出国门必须要付出的教训

不可能一上来就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更何况我们在非洲现在的情况是和当年基础是分不开的。

啊，跟前一个ID风格转变真大啊。
能跟你愉快的讨论问题了？
你谁呀？不认识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一九六七年交换货物和付款的议定书［失效］
1966-11-21 00:00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发文单位：阿尔巴尼亚

发布日期：1966-11-21

执行日期：1967-1-1

生效日期：1967-12-31

编者注：中国出口货单“67／乙”和阿尔巴尼亚出口货单“67／甲”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两国政府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八日在北京签订的关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的规定，对一九六七年两国间的货物交换和付款达成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间的货物供应，自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按照本议定书所附的中国出口货单“67／乙”和阿尔巴尼亚出口货单“67／甲”办理。

上述两个货单为本议定书的组成部分。

第 二 条

本议定书第一条所规定的货物供应，应根据中阿两国对外贸易机构所签订的交货共同条件和合同办理。

第 三 条

按照本议定书所交换的货物的价格，应以卢布为计算单位，并按照下列原则确定：

（一）一九六七年双方所交换的货物，如在一九六六年或一九六六年以前已订有合同，其价格按照双方在一九六六年或一九六六年以前最后一年所订合同中相同货物的价格确定。

（二）一九六七年双方所交换的货物在一九六六年或一九六六年以前未订有合同，其价格应参照中国或阿尔巴尼亚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在一九六六年或一九六六年以前最后一年对相同货物所商定的离岸价格确定，如无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价格，则参照中国或阿尔巴尼亚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类似商品的离岸价格商定，如双方提出的离岸价格不相同，可按两者间的平均价格确定。

（三）中国出口货的价格按中国港口的离岸价加上自中国港口到阿尔巴尼亚港口的运费，即作为阿尔巴尼亚港口交货价。

阿尔巴尼亚出口货按阿尔巴尼亚港口的离岸价格交货。

（四）由第三国转口的货物，如需要经过售方国境内再转运购方，购方除支付货款和从售方至购方港口的运费外，还应支付货物在售方国境内的一切运输费和杂务费，其中铁路运费按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费率计算。

（五）从资本主义国家转口的货物，购方除支付货款和自第三国港口至购方国家港口的运费外，还应支付货价百分之一的手续费。

如果双方对价格有分歧意见，不得因此延误对货物的供应，合同可先按照暂定的价格签订，最后的价格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机构商定。

第 四 条

本议定书第一条规定所交货物的一切付款和各种费用，应根据两国政府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八日在北京签订的关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第三条的规定办理。

第 五 条

本议定书的有效期限自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终止。

本议定书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阿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

全 权 代 表 全 权 代 表

林 海 云 基乔·恩杰拉

（签字） （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一九六九年交换货物和付款的议定书［失效］
1968-11-20 00:00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发文单位：阿尔巴尼亚

发布日期：1968-11-20

执行日期：1969-1-1

生效日期：1969-12-31


编者注：中国出口货单和阿尔巴尼亚出口货单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两国政府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八日在北京签订的关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的规定，对一九六九年两国间的货物交换和付款达成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间的货物供应，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按照本议定书所附的中国出口货单和阿尔巴尼亚出口货单办理。

上述两个货单为本议定书的组成部分。

第 二 条

本议定书第一条所规定的货物供应，应根据中阿两国对外贸易机构所签订的交货共同条件和合同办理。

第 三 条

按照本议定书所交换的货物的价格，应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并按照下列原则确定：

（一）一九六九年双方所交换的货物，如在一九六八年或一九六八年以前已订有合同，其价格按照双方在一九六八年或一九六八年以前最后一年所订合同中相同货物的价格确定。

（二）一九六九年双方所交换的货物在一九六八年或一九六八年以前未订有合同，其价格由双方商定。

（三）中国出口货的价格按中国港口的离岸价加上自中国港口到阿尔巴尼亚港口的运费，即作为阿尔巴尼亚港口交货价。

阿尔巴尼亚出口货按阿尔巴尼亚港口的离岸价格交货。

（四）由第三国转口的货物，如需要经过售方国境内再转运购方，购方除支付货款和从售方至购方港口的运费外，还应支付货物在售方国境内的一切运输费和杂务费，其中铁路运费按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费率计算。

（五）从资本主义国家转口的货物，购方除支付货款和自第三国港口至购方国家港口的运费外，还应支付货价百分之一的手续费。

如果双方对价格有分歧意见，不得因此延误对货物的供应，合同可先按照暂定的价格签订，最后的价格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机构商定。

第 四 条

本议定书第一条规定所交货物的一切付款和各种费用，应根据两国政府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八日在北京签订的关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第三条的规定办理。

第 五 条

本议定书的有效期限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终止。

本议定书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阿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

全 权 代 表 全 权 代 表

林 海 云 蒂 奥 多 西

（签字） （签字）

由于中阿之间距离较远，为保障工程用矿，阿尔巴尼亚镍铁矿采用万吨巨轮远洋运输，船在海上需航行28天才能运抵上海港，然后再用火车运至横钢。三、四年时间，运到横钢的镍矿近70万吨。项目建设完成后，“731” 试验工程投产，并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731” 试验工程的上马，得到中阿双方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方毅多次来厂视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二把手查尔查尼、总理谢胡曾先后来横钢访问。对外联络部还组织各国大使馆商务参赞来横钢参观中阿友谊工程。那一天80多辆小轿车驶入横钢，在当时小车罕见的年代，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惜好景不长，七十年代初，中阿友谊出现裂痕，“731” 试验工程终止，轧钢车间尚来不及建设。1971年横钢行政隶属下放到杭州市冶金局。[

解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史上，1971年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份，透过这张“乒坛盛开友谊花”的老照片，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那个春天昂然的春意，中美政治僵局出现破冰的迹象，而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脚步声也越来越清晰了。1971年的10月25日，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美国当时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的座位，恰巧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马利列的座位非常近。

王洪起：就是在马利列发言当中，解释为什么要尽快解决中国问题，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布什就经常插话，试图以议事程序问题来打断马利列的发言，他说现在不是讨论问题的实质，而是只在议事程序问题上进行讨论就行了，当时美国的策略就是想通过讨论议事程序，来进行阻挠和干预，这样使马利列这个提案搁浅。

解说：联合国大会就提案进行辩论的日子，一天天临近，阿尔巴尼亚提案的共同提案国，增加了其他一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与此同时，另外一方也加紧了他们的工作，除了美国的提案外，一些代表团又提出了几项修正案，其最终目的是企图破坏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共同提案国的提案，当表决时刻来临的时候，会场内外挤满了人。

王洪起：按照布什的说法，驱逐中华民国出联合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布什是歪曲了这个问题的实质，马利列认为这个根本不是，驱逐某一个成员国的问题，问题的实质是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被蒋介石集团长期窃据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权利的问题。

解说：在正式表决前，阿尔巴尼亚与其他提案国一起，无数次打掉各种障碍，最后一道障碍是美国，布什提出阿尔巴尼亚的提案，应获得大会三分之二的票数，大会要求代表们就此发表意见，一场新的辩论开始了，阿尔巴尼亚对能否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没有把握，因此坚决反对美国的这一要求，尽管如此，布什仍然依据联大内部规则第91条，要求“就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们在联合国组织，极其所属机构中非法占据的席位中，驱逐出去的问题进行表决”。实际上，这仍然是企图使“两个中国”合法化，然而美国的建议并未被大会通过。

王洪起：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决议获得通过。

解说：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被完整地通过了，既没有任何修改，也没有丝毫的肢解，为了这一天，阿尔巴尼亚的付出感动了整个中国。

奈奇米叶：阿尔巴尼亚人民忘不了中国的帮助，但是阿尔巴尼亚也政治上帮助了中国不少，应该讲那个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做了不少工作在联合国，为了支持中国。

塔希尔·埃莱兹：我认为一个是正义的事业，应该支持的，另外中国一直在援助我们，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也得在另一个角度，我们应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来帮助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