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战争记忆重构：后殖民文化的国际传播学分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0:18:13
摘自：刘建平《当代中国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在2009年惶恐不安的“猪流感”之春，有一部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暴行的电影《南京!南京!》也引起了中国舆论的骚动和冲突：一方照例是高深的抽象派，对其“人性高度”或艺术深度大加赞赏；另一方则贬斥这种编造屠杀者“人性”的故事乃中国人的二次耻辱，甚至谩骂其为“汉奸电影”。在捧、骂对峙的精神分裂之际，某著名国际问题杂志以“影像重构历史”为专题集约报道、评论这部电影，其褒贬见识姑且不论，但“重构”一词可谓点中了“南京”现象的要害，即改变中国人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记忆。很显然，如果受外界作用造成记忆的事实错乱和逻辑扭曲，发生亢奋妄想、尖叫拒斥、呆滞失语甚或要裸露狂奔等等精神刺激症状是必然的。
一般说来，根据新发掘的资料不断提供基于实证的历史知识，进而深化对人类行为的理论自觉，丰富和健全社会共同体的文明价值共识，这种历史重构乃人类既有的理性经验，也是人类所以进步的文化阶梯。然而，“南京”对历史的重构或颠覆并不尊重基本事实，而是根据推测来捏造所谓可能存在的屠杀者“人性”，即在历史叙事的框架下虚构颠覆历史逻辑的“伪事实”；它通过表演“影像”冲击人们的视觉和心智，造成疑似真实的历史类像，并配以随军妓女情缘的浪漫化描写和集体强奸场面的色情化描写作为票房蛊惑，尽现其思想的武断性、手法的暴力性和传播策略的非道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思想志趣：“南京”所努力“重构”或放言“颠覆”的历史，并非单纯哲学论、知识论或文化学意义的历史；它有着已经成为中日关系所谓“历史认识问题”的国际政治语境，有着关于日本侵略战争责任能否乌有的民族尊严和人类普遍伦理的逻辑。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中国人就此高谈“人性”、阔论“艺术”，但日本的主流报纸《朝日新闻》立刻敏锐地指出：这是“脱”反日的南京大屠杀电影，它与日中战争电影的“清一色反日”特征不同，着力于表现日本兵的人性。甚至日本评论者加藤嘉一还在《南方周末》上称颂道：“票房达到一定数字”就可以给抱有“魔鬼日本人观”的中国人“启蒙”，有利于两国达成“历史认识”的“共识”。何为“反日”?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它是帝国日本在战前就制造出来的诬蔑抵抗其侵略的殖民地人民和批判其扩张政策的正义国家并煽动日本民族主义的话语；而现在日本保守政治特别是右翼势力仍然在使用它，指称那些战争受害国人民对其美化军国主义、否认战争责任言行的抵制和批评。很显然，“反日论”，不问历史是非而对正义和平价值的泼污，是对民族形式主义抗争情绪的引导和挑拨。因此，说“南京”表明中国人在“脱”反日，就是暗示中国过去的一切抗争、抵制、批评均系“反日”而失败，同时也是不无赞许地期待中国对过去的“反日”继续有所纠正和改悔。至于“启蒙论”的意义就更加率直、简单，无非指中日“历史认识”发生分歧、不能“共识”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愚昧无知，需要用南京屠城的日本兵具有“人性”的故事“影像”来“重构”中国人的战争记忆。这简直是辱没人类公理的帝国主义政治学逻辑：大屠杀受害者得不到郑重的谢罪、赔偿已经足够可怜，难道还要求他们就虚构的屠杀者“人性”与什么人达成“共识”吗?总之，所谓“人性”、“艺术”云云在中国还似乎足以成为廉价的宣传广告和花衣包装，但日本的新闻眼和观察家一把就能抓住它的政治性和道德立场。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南京”现象? 这要从战争记忆的政治史和后殖民文化的国际传播学谈起。
摘自：刘建平《当代中国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在2009年惶恐不安的“猪流感”之春，有一部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暴行的电影《南京!南京!》也引起了中国舆论的骚动和冲突：一方照例是高深的抽象派，对其“人性高度”或艺术深度大加赞赏；另一方则贬斥这种编造屠杀者“人性”的故事乃中国人的二次耻辱，甚至谩骂其为“汉奸电影”。在捧、骂对峙的精神分裂之际，某著名国际问题杂志以“影像重构历史”为专题集约报道、评论这部电影，其褒贬见识姑且不论，但“重构”一词可谓点中了“南京”现象的要害，即改变中国人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记忆。很显然，如果受外界作用造成记忆的事实错乱和逻辑扭曲，发生亢奋妄想、尖叫拒斥、呆滞失语甚或要裸露狂奔等等精神刺激症状是必然的。
一般说来，根据新发掘的资料不断提供基于实证的历史知识，进而深化对人类行为的理论自觉，丰富和健全社会共同体的文明价值共识，这种历史重构乃人类既有的理性经验，也是人类所以进步的文化阶梯。然而，“南京”对历史的重构或颠覆并不尊重基本事实，而是根据推测来捏造所谓可能存在的屠杀者“人性”，即在历史叙事的框架下虚构颠覆历史逻辑的“伪事实”；它通过表演“影像”冲击人们的视觉和心智，造成疑似真实的历史类像，并配以随军妓女情缘的浪漫化描写和集体强奸场面的色情化描写作为票房蛊惑，尽现其思想的武断性、手法的暴力性和传播策略的非道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思想志趣：“南京”所努力“重构”或放言“颠覆”的历史，并非单纯哲学论、知识论或文化学意义的历史；它有着已经成为中日关系所谓“历史认识问题”的国际政治语境，有着关于日本侵略战争责任能否乌有的民族尊严和人类普遍伦理的逻辑。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中国人就此高谈“人性”、阔论“艺术”，但日本的主流报纸《朝日新闻》立刻敏锐地指出：这是“脱”反日的南京大屠杀电影，它与日中战争电影的“清一色反日”特征不同，着力于表现日本兵的人性。甚至日本评论者加藤嘉一还在《南方周末》上称颂道：“票房达到一定数字”就可以给抱有“魔鬼日本人观”的中国人“启蒙”，有利于两国达成“历史认识”的“共识”。何为“反日”?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它是帝国日本在战前就制造出来的诬蔑抵抗其侵略的殖民地人民和批判其扩张政策的正义国家并煽动日本民族主义的话语；而现在日本保守政治特别是右翼势力仍然在使用它，指称那些战争受害国人民对其美化军国主义、否认战争责任言行的抵制和批评。很显然，“反日论”，不问历史是非而对正义和平价值的泼污，是对民族形式主义抗争情绪的引导和挑拨。因此，说“南京”表明中国人在“脱”反日，就是暗示中国过去的一切抗争、抵制、批评均系“反日”而失败，同时也是不无赞许地期待中国对过去的“反日”继续有所纠正和改悔。至于“启蒙论”的意义就更加率直、简单，无非指中日“历史认识”发生分歧、不能“共识”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愚昧无知，需要用南京屠城的日本兵具有“人性”的故事“影像”来“重构”中国人的战争记忆。这简直是辱没人类公理的帝国主义政治学逻辑：大屠杀受害者得不到郑重的谢罪、赔偿已经足够可怜，难道还要求他们就虚构的屠杀者“人性”与什么人达成“共识”吗?总之，所谓“人性”、“艺术”云云在中国还似乎足以成为廉价的宣传广告和花衣包装，但日本的新闻眼和观察家一把就能抓住它的政治性和道德立场。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南京”现象? 这要从战争记忆的政治史和后殖民文化的国际传播学谈起。
在2009年惶恐不安的“猪流感”之春，有一部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暴行的电影《南京!南京!》也引起了中国舆论的骚动和冲突：一方照例是高深的抽象派，对其“人性高度”或艺术深度大加赞赏；另一方则贬斥这种编造屠杀者“人性”的故事乃中国人的二次耻辱，甚至谩骂其为“汉奸电影”。在捧、骂对峙的精神分裂之际，某著名国际问题杂志以“影像重构历史”为专题集约报道、评论这部电影，其褒贬见识姑且不论，但“重构”一词可谓点中了“南京”现象的要害，即改变中国人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记忆。很显然，如果受外界作用造成记忆的事实错乱和逻辑扭曲，发生亢奋妄想、尖叫拒斥、呆滞失语甚或要裸露狂奔等等精神刺激症状是必然的。
一般说来，根据新发掘的资料不断提供基于实证的历史知识，进而深化对人类行为的理论自觉，丰富和健全社会共同体的文明价值共识，这种历史重构乃人类既有的理性经验，也是人类所以进步的文化阶梯。然而，“南京”对历史的重构或颠覆并不尊重基本事实，而是根据推测来捏造所谓可能存在的屠杀者“人性”，即在历史叙事的框架下虚构颠覆历史逻辑的“伪事实”；它通过表演“影像”冲击人们的视觉和心智，造成疑似真实的历史类像，并配以随军妓女情缘的浪漫化描写和集体强奸场面的色情化描写作为票房蛊惑，尽现其思想的武断性、手法的暴力性和传播策略的非道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思想志趣：“南京”所努力“重构”或放言“颠覆”的历史，并非单纯哲学论、知识论或文化学意义的历史；它有着已经成为中日关系所谓“历史认识问题”的国际政治语境，有着关于日本侵略战争责任能否乌有的民族尊严和人类普遍伦理的逻辑。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中国人就此高谈“人性”、阔论“艺术”，但日本的主流报纸《朝日新闻》立刻敏锐地指出：这是“脱”反日的南京大屠杀电影，它与日中战争电影的“清一色反日”特征不同，着力于表现日本兵的人性。甚至日本评论者加藤嘉一还在《南方周末》上称颂道：“票房达到一定数字”就可以给抱有“魔鬼日本人观”的中国人“启蒙”，有利于两国达成“历史认识”的“共识”。何为“反日”?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它是帝国日本在战前就制造出来的诬蔑抵抗其侵略的殖民地人民和批判其扩张政策的正义国家并煽动日本民族主义的话语；而现在日本保守政治特别是右翼势力仍然在使用它，指称那些战争受害国人民对其美化军国主义、否认战争责任言行的抵制和批评。很显然，“反日论”，不问历史是非而对正义和平价值的泼污，是对民族形式主义抗争情绪的引导和挑拨。因此，说“南京”表明中国人在“脱”反日，就是暗示中国过去的一切抗争、抵制、批评均系“反日”而失败，同时也是不无赞许地期待中国对过去的“反日”继续有所纠正和改悔。至于“启蒙论”的意义就更加率直、简单，无非指中日“历史认识”发生分歧、不能“共识”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愚昧无知，需要用南京屠城的日本兵具有“人性”的故事“影像”来“重构”中国人的战争记忆。这简直是辱没人类公理的帝国主义政治学逻辑：大屠杀受害者得不到郑重的谢罪、赔偿已经足够可怜，难道还要求他们就虚构的屠杀者“人性”与什么人达成“共识”吗?总之，所谓“人性”、“艺术”云云在中国还似乎足以成为廉价的宣传广告和花衣包装，但日本的新闻眼和观察家一把就能抓住它的政治性和道德立场。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南京”现象? 这要从战争记忆的政治史和后殖民文化的国际传播学谈起。
摘自：刘建平《当代中国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在2009年惶恐不安的“猪流感”之春，有一部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暴行的电影《南京!南京!》也引起了中国舆论的骚动和冲突：一方照例是高深的抽象派，对其“人性高度”或艺术深度大加赞赏；另一方则贬斥这种编造屠杀者“人性”的故事乃中国人的二次耻辱，甚至谩骂其为“汉奸电影”。在捧、骂对峙的精神分裂之际，某著名国际问题杂志以“影像重构历史”为专题集约报道、评论这部电影，其褒贬见识姑且不论，但“重构”一词可谓点中了“南京”现象的要害，即改变中国人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记忆。很显然，如果受外界作用造成记忆的事实错乱和逻辑扭曲，发生亢奋妄想、尖叫拒斥、呆滞失语甚或要裸露狂奔等等精神刺激症状是必然的。
一般说来，根据新发掘的资料不断提供基于实证的历史知识，进而深化对人类行为的理论自觉，丰富和健全社会共同体的文明价值共识，这种历史重构乃人类既有的理性经验，也是人类所以进步的文化阶梯。然而，“南京”对历史的重构或颠覆并不尊重基本事实，而是根据推测来捏造所谓可能存在的屠杀者“人性”，即在历史叙事的框架下虚构颠覆历史逻辑的“伪事实”；它通过表演“影像”冲击人们的视觉和心智，造成疑似真实的历史类像，并配以随军妓女情缘的浪漫化描写和集体强奸场面的色情化描写作为票房蛊惑，尽现其思想的武断性、手法的暴力性和传播策略的非道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思想志趣：“南京”所努力“重构”或放言“颠覆”的历史，并非单纯哲学论、知识论或文化学意义的历史；它有着已经成为中日关系所谓“历史认识问题”的国际政治语境，有着关于日本侵略战争责任能否乌有的民族尊严和人类普遍伦理的逻辑。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中国人就此高谈“人性”、阔论“艺术”，但日本的主流报纸《朝日新闻》立刻敏锐地指出：这是“脱”反日的南京大屠杀电影，它与日中战争电影的“清一色反日”特征不同，着力于表现日本兵的人性。甚至日本评论者加藤嘉一还在《南方周末》上称颂道：“票房达到一定数字”就可以给抱有“魔鬼日本人观”的中国人“启蒙”，有利于两国达成“历史认识”的“共识”。何为“反日”?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它是帝国日本在战前就制造出来的诬蔑抵抗其侵略的殖民地人民和批判其扩张政策的正义国家并煽动日本民族主义的话语；而现在日本保守政治特别是右翼势力仍然在使用它，指称那些战争受害国人民对其美化军国主义、否认战争责任言行的抵制和批评。很显然，“反日论”，不问历史是非而对正义和平价值的泼污，是对民族形式主义抗争情绪的引导和挑拨。因此，说“南京”表明中国人在“脱”反日，就是暗示中国过去的一切抗争、抵制、批评均系“反日”而失败，同时也是不无赞许地期待中国对过去的“反日”继续有所纠正和改悔。至于“启蒙论”的意义就更加率直、简单，无非指中日“历史认识”发生分歧、不能“共识”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愚昧无知，需要用南京屠城的日本兵具有“人性”的故事“影像”来“重构”中国人的战争记忆。这简直是辱没人类公理的帝国主义政治学逻辑：大屠杀受害者得不到郑重的谢罪、赔偿已经足够可怜，难道还要求他们就虚构的屠杀者“人性”与什么人达成“共识”吗?总之，所谓“人性”、“艺术”云云在中国还似乎足以成为廉价的宣传广告和花衣包装，但日本的新闻眼和观察家一把就能抓住它的政治性和道德立场。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南京”现象? 这要从战争记忆的政治史和后殖民文化的国际传播学谈起。
一、战争记忆的国别与斗争
或许，作为共同体的集体智力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不低下但确也不高明的事实；因为学术界早在1990年代就曾热炒烂贩过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却没有充分重视日本学者针对日本的后殖民研究，更少具体检讨全球化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席卷而来时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处境，当然也欠缺以连续性的历史视野对中国与前帝国日本在后殖民时代关系的评估。
后殖民理论是探讨殖民主义话语建构和在历史连续性的意义上揭示殖民主义军政统治结束后的负面精神遗产、批判殖民地独立后的世界仍然隐蔽着强权秩序下的新殖民主义现实的学术思想。西方学者指出：后殖民首先是一种新的世界格局，这一概念试图表述不同于旧资本主义却又与之相联系的新国际资本主义，“后殖民性”是一条将我们带入新国际资本主义的轨迹。在这种战略性的把握上，后殖民批评可以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提供批判的主体性，为面临新殖民主义诱惑的非西方国家理解自身的被压迫地位而争取文化主体性重建创造思想的可能性。
日本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把握。2001年，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的著作《后殖民》由岩波书店出版。作者指出：从“大日本帝国”的“终战诏书”来看，战争对象限于美英而未涉及对中国的侵略。日本的殖民主义由于战败而突然被切断，并在美国的单独占领下实现“民主化”、“脱帝国主义化”，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排除了旧殖民地问题，战后议和更没有认真追究日本的赔偿责任。而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因为给美军提供冲绳基地(冲绳的再殖民化)作为控制东亚的战略要塞和充当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盟国，“国体”的天皇制形式得以存续，天皇的战争责任被免除，美国成为新殖民主义的主体，天皇被“去势”的日本则是美国在亚洲新殖民主义权力的“扩大装置”。在“日美密谋象征天皇制民主主义”体制下，日本不仅丧失了作为战争和殖民统治加害者的自我认识、对被害者责任应答的契机，而且由于复员兵对加害行为保持沉默，所遭受的苏联军队在“满洲”的暴行、撤退回国的辛苦以及战败后的黑市生活体验等等所谓“日本人受苦了”的“被害神话”反复再生产出来。既然日本国民对于其旧殖民地的独立斗争没有体验，所闻也只是那些从旧殖民地的归还者和复员兵的单方面叙事，所以日本国民成为一种拒绝殖民地人民声音而热衷自身战争体验议论的“被害者神话’’话语共同体。总之，美国占领使得日本处于与亚洲的隔绝状态，于是丧失了反省、转变亚洲观和形成对亚洲侵略战争责任自觉的契机。而随着亚洲冷战、热战以及日本经济的迅速振兴，日本在对过去的蔑视亚洲观未加清算的基础上，又因为“民主化”改革、“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现代化建设成功以及对亚洲国家的“经济再进入”，获得了对被宣传为“野蛮”、“独裁主义”的共产主义中国和北朝鲜以及对被称为“开发性军事独裁政权”的韩国、东南亚等国家的战后新的优越感。尤其是所谓“经济再进入”，当然是以战前的军事殖民主义为“初次进入”，乃新殖民主义野心的暴露，证明着日本蔑视亚洲、把亚洲作为经济发展工具的思想、事实的连续性。如此，日本学者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日本后殖民主义原理的基本知识，并且可以了解：战争记忆与美国占领体制和日本的战争责任处理相关，因此所谓“历史认识”的分歧、斗争当然也就是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之后殖民状况的象征性指标了。
或许，作为共同体的集体智力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不低下但确也不高明的事实；因为学术界早在1990年代就曾热炒烂贩过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却没有充分重视日本学者针对日本的后殖民研究，更少具体检讨全球化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席卷而来时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处境，当然也欠缺以连续性的历史视野对中国与前帝国日本在后殖民时代关系的评估。
后殖民理论是探讨殖民主义话语建构和在历史连续性的意义上揭示殖民主义军政统治结束后的负面精神遗产、批判殖民地独立后的世界仍然隐蔽着强权秩序下的新殖民主义现实的学术思想。西方学者指出：后殖民首先是一种新的世界格局，这一概念试图表述不同于旧资本主义却又与之相联系的新国际资本主义，“后殖民性”是一条将我们带入新国际资本主义的轨迹。在这种战略性的把握上，后殖民批评可以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提供批判的主体性，为面临新殖民主义诱惑的非西方国家理解自身的被压迫地位而争取文化主体性重建创造思想的可能性。
日本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把握。2001年，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的著作《后殖民》由岩波书店出版。作者指出：从“大日本帝国”的“终战诏书”来看，战争对象限于美英而未涉及对中国的侵略。日本的殖民主义由于战败而突然被切断，并在美国的单独占领下实现“民主化”、“脱帝国主义化”，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排除了旧殖民地问题，战后议和更没有认真追究日本的赔偿责任。而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因为给美军提供冲绳基地(冲绳的再殖民化)作为控制东亚的战略要塞和充当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盟国，“国体”的天皇制形式得以存续，天皇的战争责任被免除，美国成为新殖民主义的主体，天皇被“去势”的日本则是美国在亚洲新殖民主义权力的“扩大装置”。在“日美密谋象征天皇制民主主义”体制下，日本不仅丧失了作为战争和殖民统治加害者的自我认识、对被害者责任应答的契机，而且由于复员兵对加害行为保持沉默，所遭受的苏联军队在“满洲”的暴行、撤退回国的辛苦以及战败后的黑市生活体验等等所谓“日本人受苦了”的“被害神话”反复再生产出来。既然日本国民对于其旧殖民地的独立斗争没有体验，所闻也只是那些从旧殖民地的归还者和复员兵的单方面叙事，所以日本国民成为一种拒绝殖民地人民声音而热衷自身战争体验议论的“被害者神话’’话语共同体。总之，美国占领使得日本处于与亚洲的隔绝状态，于是丧失了反省、转变亚洲观和形成对亚洲侵略战争责任自觉的契机。而随着亚洲冷战、热战以及日本经济的迅速振兴，日本在对过去的蔑视亚洲观未加清算的基础上，又因为“民主化”改革、“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现代化建设成功以及对亚洲国家的“经济再进入”，获得了对被宣传为“野蛮”、“独裁主义”的共产主义中国和北朝鲜以及对被称为“开发性军事独裁政权”的韩国、东南亚等国家的战后新的优越感。尤其是所谓“经济再进入”，当然是以战前的军事殖民主义为“初次进入”，乃新殖民主义野心的暴露，证明着日本蔑视亚洲、把亚洲作为经济发展工具的思想、事实的连续性。如此，日本学者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日本后殖民主义原理的基本知识，并且可以了解：战争记忆与美国占领体制和日本的战争责任处理相关，因此所谓“历史认识”的分歧、斗争当然也就是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之后殖民状况的象征性指标了。
关于日本的战争记忆，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的著作《日本人的战争观》有详细的梳理。1950年代初的冷战国际政治力学决定了美国霸权牺牲中国等战争受害国家的利益与尊严而扶植日本崛起的战略选择；日本获得“宽大的议和”之后，民族主义情绪迅速以战争记忆的形式喷发出来：军歌的复活与流行，旧军官写作的“战记读物”畅销。而到了经济高度成长的60年代，1963年5月日本政府决定每年在8月15日举办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池田勇人首相在当年的追悼仪式上致辞，称日本战后的发展“是那些坚信祖国的光荣而死的人们的愿望”。这样，随着侵略战争在国家历史叙事中获得虽然暖昧但已经正当化的地位，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而称之为解放亚洲各民族战争的著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在同一时期登场。也是在1963年，日本历史学者家永三郎编纂的对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有所反映的历史教科书被政府审定为不合格。总之，战争记忆在保守政治居于主流的日本被热烈的“血统民族主义”和冷酷的价值定义争夺意识所严格规范，形成了80年代以后与中、韩等国进行“历史认识”斗争的共同体仪式、历史话语、教科书记述等三个方面，象征着国家权威、学术思想和国民意识一体的坚定性和主流性。
作为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近现代史叙事的主流是革命史写作，日本侵略战争在新中国文化中主要被赋予了一种政治功能，以抗战胜利的事实对革命进行必要的礼赞。另一方面，新中国外交追求中日人民友好和邦交正常化，清算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揭露战争受害苦难便不合时宜。但随着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中日战略关系的稳定，新中国渡过了作为一个时代的主权危机和安全危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情报信息传播使得日本直接面对战争责任追究和中国了解日本社会思想状况有了可能；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更唤醒了大众的民族精神和人权意识。特别是经过80年代日本“教科书事件”和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的刺激，批判日本美化侵略战争、要求日本反省战争责任的民族意识导致战争受害苦难记忆的活性化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和社会舆论的主题；到90年代，被揭露的战争中违反人道的暴行受到国际人权运动的关注，在国家政治话语中处于暧昧地位的民间索赔活动进入跨国诉讼的司法程序。经过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和大众斗争，战争责任问题在新世纪的曙光中突破战后历史的重压，表现出与发展主义的国家问政治不同的基本人权立场，中日关系从主权时代进入了人权时代。这样，中国人民的战争记忆获得了任何意识形态、任何霸权强权也不可以否认的政治正确性和道德正当性。
二、后殖民文化的越境与扩散
众所周知，日本与中、韩等国在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方面发生持续激烈的斗争是在1990年代，这有着复杂的历史和国际政治背景。
50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对日议和之后，日本形成了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双重标准：在对日和约中以接受东京审判判决的形式承认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战争责任，以获得作为美国同盟者的地位，而在国内则事实上否认、不追究战争责任。对美接受东京审判、对亚洲国家表示暖昧的反省，国内则举行国家仪式缅怀颂扬战死者、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制度性地剔除教科书的侵略战争罪行记述，便是双重标准的体现。随着战后日本在经济上重返东南亚、韩国和中国的成功，作为强大的美国盟国要在世界尤其在亚洲发挥政治、安全作用的欲望也膨胀起来；80年代的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就是为现实政治从历史中寻求大国日本的民族主义精神资源，所以他敢于在1985年8月15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而根据他的理解：哪个国家都“有国民感谢为国捐躯者的场所，否则谁还献身国家?”日本人的“皇国史观”在战后受到“太平洋战争史观”和“东京审判史观”的“毒化”，所以作为理想的形式则有必要以“英灵史观”继承“皇国史观”。但是，作为“史观”攻势的参拜靖国神社和教科书审定机构要求删改侵略战争罪行，立即遭到中、韩等国的强烈抗议和舆论批评；中曾根权衡“日本人的认同”与“国际国家”而取了后者，于是停止参拜、承诺接受批评并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这反映了中曾根的现实主义逻辑：既然战争责任问题成为日本在亚洲地区发挥更大政治领导作用的严重障碍，就必须实行优先照顾对外影响的政策。
然而，日本保守政治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变得强硬起来。由于美国发动“人权问题”、“中国威胁论”的打压，中国陷入空前的国际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困境。另一方面，中日两国的正义和平人士掀起的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民间索赔运动高涨，使日本保守政治受到压力。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美苏冷战、中苏关系持续僵局以及日本经济大举进军中国市场的80年代，日本政府受到抗议还能表示对历史的虚心“反省”；但90年代美苏冷战终结而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遏制和冷战敌视公然复活，高唱“国际贡献论”的日本在美国应对“中国威胁”和“朝鲜威胁”的东亚战略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战略中地位显重，并且中国发展主义的对外开放政策又倚重外资、外企的支持，因此日本政府也就一方面强化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同盟关系，一方面拒绝中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抗议，同时从舆论宣传、司法过程阻击民间索赔。根据日本学者对战后社会史的理解，如果把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分别比作日本的“内脸”和“外脸”，反映了战前、战后思想连续性的无反省“内脸”成为“新民族主义”的温床，而“新民族主义”在90年代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于是对外“反省”的“外脸”向自我辩解的“内脸”统一而“一体化”，日本政府“内外有别”的双重立场解体，即不再需要这种“操作”了。这显然是日本对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蔑视的加剧。
众所周知，日本与中、韩等国在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方面发生持续激烈的斗争是在1990年代，这有着复杂的历史和国际政治背景。
50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对日议和之后，日本形成了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双重标准：在对日和约中以接受东京审判判决的形式承认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战争责任，以获得作为美国同盟者的地位，而在国内则事实上否认、不追究战争责任。对美接受东京审判、对亚洲国家表示暖昧的反省，国内则举行国家仪式缅怀颂扬战死者、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制度性地剔除教科书的侵略战争罪行记述，便是双重标准的体现。随着战后日本在经济上重返东南亚、韩国和中国的成功，作为强大的美国盟国要在世界尤其在亚洲发挥政治、安全作用的欲望也膨胀起来；80年代的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就是为现实政治从历史中寻求大国日本的民族主义精神资源，所以他敢于在1985年8月15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而根据他的理解：哪个国家都“有国民感谢为国捐躯者的场所，否则谁还献身国家?”日本人的“皇国史观”在战后受到“太平洋战争史观”和“东京审判史观”的“毒化”，所以作为理想的形式则有必要以“英灵史观”继承“皇国史观”。但是，作为“史观”攻势的参拜靖国神社和教科书审定机构要求删改侵略战争罪行，立即遭到中、韩等国的强烈抗议和舆论批评；中曾根权衡“日本人的认同”与“国际国家”而取了后者，于是停止参拜、承诺接受批评并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这反映了中曾根的现实主义逻辑：既然战争责任问题成为日本在亚洲地区发挥更大政治领导作用的严重障碍，就必须实行优先照顾对外影响的政策。
然而，日本保守政治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变得强硬起来。由于美国发动“人权问题”、“中国威胁论”的打压，中国陷入空前的国际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困境。另一方面，中日两国的正义和平人士掀起的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民间索赔运动高涨，使日本保守政治受到压力。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美苏冷战、中苏关系持续僵局以及日本经济大举进军中国市场的80年代，日本政府受到抗议还能表示对历史的虚心“反省”；但90年代美苏冷战终结而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遏制和冷战敌视公然复活，高唱“国际贡献论”的日本在美国应对“中国威胁”和“朝鲜威胁”的东亚战略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战略中地位显重，并且中国发展主义的对外开放政策又倚重外资、外企的支持，因此日本政府也就一方面强化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同盟关系，一方面拒绝中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抗议，同时从舆论宣传、司法过程阻击民间索赔。根据日本学者对战后社会史的理解，如果把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分别比作日本的“内脸”和“外脸”，反映了战前、战后思想连续性的无反省“内脸”成为“新民族主义”的温床，而“新民族主义”在90年代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于是对外“反省”的“外脸”向自我辩解的“内脸”统一而“一体化”，日本政府“内外有别”的双重立场解体，即不再需要这种“操作”了。这显然是日本对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蔑视的加剧。
作为在历史和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反攻，小泉纯一郎首相发起冲锋式的连年靖国神社参拜；而针对中国的抗议和批判，日本学术思想界则反指中国存在学术统制、讥讽革命史研究、宣传“历史认识分歧当然论”，“教科书事件”也反复再三却不了了之。总之，呈现了一种抗议无效、争论疲劳、情绪对抗的发展态势。除了这些低级的战术抵抗，日本政府还实行积极的“文化外交”政策，利用资金、体制的优势，通过学术、教育、文化、青少年等多方面的直接交流来改变中国人的历史认识。所谓文化外交，早在50年代后期，岸信介这一被美军宽释的甲级战犯嫌疑首相就曾经使用这一概念。战后日本一直重视对亚洲的文化交流，50年代末为应付中国批评其破坏中日友好和反共反华，称中国对日本有“误解”，主张通过文化交流消除“误解”；而90年代所谓国际文化的研究、教育更堪称潮流。但政府对文化外交战略有规模的研讨，始于最顽固参拜靖国神社而不惜与中、韩两国搞政治僵局对抗的小泉纯一郎首相时期。小泉于2004年12月2日成立“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作为咨询机关，目的在于：综合检讨文化外交的方式方法，推动日本的地区研究、知识交流；提高日本有识之士的传播影响力，推进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酿成亲日感情。而外务大臣町村信孝的理解更加坦率，他说：日本在战后已经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这种硬实力的国家了，向外扩展日本的软实力非常重要，要让世界各国的人们抱有日本是优秀的国家、必须与之保持良好关系的想法。在多次研讨中，委员们谈到：文化外交可以作为国家战略来考虑，文化具有心理、精神方面的影响力，只要有“战斗机尾翼”程度的预算，文化就会发挥保卫日本的力量。实施文化外交，传播据点很重要。在收集情报的同时，要很好地展示日本的魅力，吸引外国人到日本，有必要在国外设立文化机关据点。整备据点有两个方面，作为外交力量基础的地区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和作为日本文化一环的学术，要考虑如何为文化外交所用。特别是近年来“反目”感情高涨，应当向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传播日本的和平理念，要健全这种组织和预算。由此可见文化外交与“军事力量”的历史连续性、政治同体性和目标一致性。
日本的文化外交在中国有着力的推进和显著效果。受日本财团的资助，2006年5月“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在中国出版了论文集《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该书认为：曾经有过敌对历史的两国国民在历史认识上有隔阂和不同立场，但不能强行要求对方顺应自己的历史认识；历史本身是个“心灵的问题”，体谅对方的“心灵”，“倾听、尊重对方的主张”，才是“真正实现和解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所谓“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乃让中国尝试“倾听、尊重”日本的历史“心灵”。作为具体的“历史认识”，该书收录的论文提出：日本侵华战争的背景是日本人心中广泛存在着对中国的“恐怖感”和厌恶感；“满洲国”有着“傀儡国家”和“理想国家”的两个侧面，’现在应当有新的“第三种历史认识”；汪精卫政权的“傀儡”的问题也有存疑，因为它具有“对日本抵抗”和“对维持经济和治安起了一定的作用”等等多面性。这样，侵略有因、汉奸有情、殖民统治有功等等历史认识“超越国境”来到中国了。
日本的文化外交在中国有着力的推进和显著效果。受日本财团的资助，2006年5月“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在中国出版了论文集《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该书认为：曾经有过敌对历史的两国国民在历史认识上有隔阂和不同立场，但不能强行要求对方顺应自己的历史认识；历史本身是个“心灵的问题”，体谅对方的“心灵”，“倾听、尊重对方的主张”，才是“真正实现和解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所谓“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乃让中国尝试“倾听、尊重”日本的历史“心灵”。作为具体的“历史认识”，该书收录的论文提出：日本侵华战争的背景是日本人心中广泛存在着对中国的“恐怖感”和厌恶感；“满洲国”有着“傀儡国家”和“理想国家”的两个侧面，’现在应当有新的“第三种历史认识”；汪精卫政权的“傀儡”的问题也有存疑，因为它具有“对日本抵抗”和“对维持经济和治安起了一定的作用”等等多面性。这样，侵略有因、汉奸有情、殖民统治有功等等历史认识“超越国境”来到中国了。
而2007年7月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则更加骇人听闻。战争责任本来是要求战争犯罪国家惩处责任者、承担损害赔偿和举行道义谢罪的概念，但2006年日本读卖新闻社汇集的调查研究报告《检证战争责任》，虽然梳理了十几年的战争过程，但目的是要究明日本战败的原因和责任所在。因此，日本学者、媒体的这一联合行动貌似在批评那些战犯，所“检证”的却是导致日本失败的“战败责任”，而并非亚洲国家要求日本谢罪、赔偿的“战争责任”；这当然意味着对战争受害国人民新的侮辱。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该书在中国由学者、媒体大力推荐和颂扬，中文版于200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70周年之际登上北京各大书店摊头，昭和天皇的戎装骑马阅兵照和几十名战犯标准像赫然进人中国人的视野。更具冲击力的当然是内容，其中有称：“当时的日本，连所谓军国主义都没有存在过。如果真的有军国主义的话，应该会作出一些在军事上可能打胜仗的判断，不是吗?”“所谓甲级战犯，是当时国际政治的结果，而非历史的真实，是一种虚构。”“昭和天皇是否对战争负有责任?‘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明治宪法第三条的这一规定就意味着天皇不对国政负任何责任。”尽管如此“翻案”，但媒体似乎不加认真研读，就跟着学者、专家称颂的调子大赞日本“全面反省战争责任”了。
这样，在中国学者、媒体之细工漕渡或颟顸接应下，帝国日本主体的战争历史叙事“越境”进入中国的知识思想；这种历史叙事，与小泉靖国神社冲锋后中国人虚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的“对日新思维论”、擢发自拔的“超越历史论”、唯洋务实利是图的“以日为师论”、片面自诬中国的“停止仇日论”、要求国人闭嘴的“走出历史悲情论”等等五花八门的新中日关系论一起，构成了历史记忆和政治话语的后殖民思想空间。当然，后殖民思想引起了大众舆论的强烈愤恨，岂料文化商人却从中另有作为。因为愤恨和论争表明了问题的刺激性，而刺激性暗示中日战争历史叙事乃大众关注高度集中的政治议题和思想热点，即潜在着热点引爆票房的文化市场可能；于是，改编殖民地文学而胡编乱造汉奸与抗日志士互爱的《色戒》、自己动手虚构屠城日本兵自悔自尽的《南京!南京!》在“票房!票房!”的期待与叫喊声中问世了，而吹捧和谩骂的迭起果然一再证明了恶搞经济学的市场真理性。但同时，受到色情场面引诱和暴力情节刺激的类像编码的冲击，中国市场对亡国奴价值观和屠杀美学表现出共鸣：“汉奸也是人”、(大屠杀)“是机器对物的清理”等等无伦理历史观大行其道；还有人在“不安”甚至“崩溃”程度的自我怀疑中表示，《南京!南京》使“惨绝人寰”的历史“第一次带给我们一种视觉的美感”，“自己未必不是在无意中透过摄像机的镜头，分享了日军屠杀中国人的快感”。可见，后殖民文化从“学术”生产的坐而论道发展到了“艺术”扩大再生产的肆意狂欢；而自称灿烂了几千年、被鸦片战争打败又站立起来的伟大文化一遇到后殖民主义鸦片果然再次烂醉如泥，民族情感立场和正义思想伦理发生动摇或瘫痪的征兆已经显现。
这样，在中国学者、媒体之细工漕渡或颟顸接应下，帝国日本主体的战争历史叙事“越境”进入中国的知识思想；这种历史叙事，与小泉靖国神社冲锋后中国人虚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的“对日新思维论”、擢发自拔的“超越历史论”、唯洋务实利是图的“以日为师论”、片面自诬中国的“停止仇日论”、要求国人闭嘴的“走出历史悲情论”等等五花八门的新中日关系论一起，构成了历史记忆和政治话语的后殖民思想空间。当然，后殖民思想引起了大众舆论的强烈愤恨，岂料文化商人却从中另有作为。因为愤恨和论争表明了问题的刺激性，而刺激性暗示中日战争历史叙事乃大众关注高度集中的政治议题和思想热点，即潜在着热点引爆票房的文化市场可能；于是，改编殖民地文学而胡编乱造汉奸与抗日志士互爱的《色戒》、自己动手虚构屠城日本兵自悔自尽的《南京!南京!》在“票房!票房!”的期待与叫喊声中问世了，而吹捧和谩骂的迭起果然一再证明了恶搞经济学的市场真理性。但同时，受到色情场面引诱和暴力情节刺激的类像编码的冲击，中国市场对亡国奴价值观和屠杀美学表现出共鸣：“汉奸也是人”、(大屠杀)“是机器对物的清理”等等无伦理历史观大行其道；还有人在“不安”甚至“崩溃”程度的自我怀疑中表示，《南京!南京》使“惨绝人寰”的历史“第一次带给我们一种视觉的美感”，“自己未必不是在无意中透过摄像机的镜头，分享了日军屠杀中国人的快感”。可见，后殖民文化从“学术”生产的坐而论道发展到了“艺术”扩大再生产的肆意狂欢；而自称灿烂了几千年、被鸦片战争打败又站立起来的伟大文化一遇到后殖民主义鸦片果然再次烂醉如泥，民族情感立场和正义思想伦理发生动摇或瘫痪的征兆已经显现。
三、文化主体性重建的最后机会
与传统殖民主义以军事力量摧毁弱势民族的政治主体性相类似，后殖民主义者受到“经济再进入”前殖民地成功的鼓舞，又发生强权欲望，把本来应该清算的殖民主义思想转化为“相互理解”、“合作发展”的国际文化话语，努力通过改变前殖民地民族的反殖民主义历史叙事来控制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生产、思想建构、价值论证的流程和权力。这意味着摧毁弱势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可以想象，丧失了文化主体性的民族在精神支持和知识来源上依赖于全球化高端国家，政治主体性会逐渐被侵蚀而空洞化，成为经济依附、文化复制、政治形式化的全球化边缘区。由于主体性缺损意味着自我责任功能的丧失，如此沦落的“被全球化”难免是一个遭受蔑视、甘被开发、密集劳动、低劣消费、内乱恶搞、嗜丑愚乐、疫病流行、环境崩溃的进行性病变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前殖民地的主体性重建之卓越成功者可见于韩国，失败者则可见于那些内战不止、经济混乱、传染病泛滥和环境保护无效等自我管理瘫痪即在人类文明的意义上基本陷于绝望的国家。
后殖民时代被边缘化的关键环节是文化主体性丧失。前殖民地国家有着曾经被奴役的历史，对其文化主体性的有效蚕食、致命摧毁当然来自前殖民帝国的精神控制和殖民主义话语复权；而对于前殖民地国家来说，背叛历史、放弃反殖民主义革命形成的自由独立价值和民族政治尊严，就等于在精神上退回到了殖民地状态。所以，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和捍卫是“越境”自由的全球化时代之核心命题，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话语空问中的知识权力地位反映并决定着该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可能性。
与传统殖民主义以军事力量摧毁弱势民族的政治主体性相类似，后殖民主义者受到“经济再进入”前殖民地成功的鼓舞，又发生强权欲望，把本来应该清算的殖民主义思想转化为“相互理解”、“合作发展”的国际文化话语，努力通过改变前殖民地民族的反殖民主义历史叙事来控制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生产、思想建构、价值论证的流程和权力。这意味着摧毁弱势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可以想象，丧失了文化主体性的民族在精神支持和知识来源上依赖于全球化高端国家，政治主体性会逐渐被侵蚀而空洞化，成为经济依附、文化复制、政治形式化的全球化边缘区。由于主体性缺损意味着自我责任功能的丧失，如此沦落的“被全球化”难免是一个遭受蔑视、甘被开发、密集劳动、低劣消费、内乱恶搞、嗜丑愚乐、疫病流行、环境崩溃的进行性病变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前殖民地的主体性重建之卓越成功者可见于韩国，失败者则可见于那些内战不止、经济混乱、传染病泛滥和环境保护无效等自我管理瘫痪即在人类文明的意义上基本陷于绝望的国家。
后殖民时代被边缘化的关键环节是文化主体性丧失。前殖民地国家有着曾经被奴役的历史，对其文化主体性的有效蚕食、致命摧毁当然来自前殖民帝国的精神控制和殖民主义话语复权；而对于前殖民地国家来说，背叛历史、放弃反殖民主义革命形成的自由独立价值和民族政治尊严，就等于在精神上退回到了殖民地状态。所以，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和捍卫是“越境”自由的全球化时代之核心命题，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话语空问中的知识权力地位反映并决定着该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可能性。
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但在几个前殖民帝国仍然是几个最发达国家的当今世界，处于第三世界地位的中国自然会面临着被蔑视意义的种族差别政治围观、被经济工具化意义的殖民主义野心包围和被知识文化倒灌意义的国际传播。这两个方面才是中国的所谓机遇和挑战。而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尤其围绕历史问题的斗争，更综合地反映了中国所处的后殖民时代氛围。我们看到，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并不满足于重新获得中国市场份额，它一方面作为美帝国的世界战略工具在全球战场上匍匐前进，一方面还要争取作为工具利益的地区领导地位如“东亚共同体”的统合主导权；为此，有必要消除东亚各国源于日本侵略战争记忆和未清算战争责任问题的抗日民族主义或正义和平价值观。正是在这种政治目的、文化过程和国际传播手段的意义上，日本通过教育、学术交流培养和联系前殖民地国家的学者，以资金支持他们作为后殖民学术的“越境”桥梁向其母国传播。合资、合作的学术生产以文化交流的多元自由原则、相互理解的公正道德立场取得一种貌似中立的合法性；而学术思想的国际传播成功所示范的颠覆性刺激、猎奇性趣味和名利实用主义效应迅速掀起舆论风潮；进一步地，这种风潮所撕裂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精神伤口又造成广泛的社会思想冲突和舆论骚动，显示“历史问题”有着巨大的广告操作可能和市场空间。我们看到，后殖民主义的思想路线图从“学术”蔓延到“艺术”，流行文化商或从旧殖民地文学或在新帝国学术中寻求灵感，编造出了颠覆历史、重构战争记忆的影像作品。与学术生产的外资推动、合作发展机制相比，后殖民文化的艺术扩大再生产已经具有完善的商业自我驱动发展机制。不过，其背后也有学术的支持，比如某位研究日本问题的中国学者声援“南京”现象说：“战争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在年轻人主导电影创作的当今，以新观念描写什么是真实的时代到来了。”他相信：《南京!南京!》虽然引起争议，但会成为“审视历史、促进中日相互理解的一个契机”。这表明了后殖民学术与艺术的精神共振和趣味相投。
为了进一步理解后殖民文化的国际传播策略，我们可以稍微回顾国际传播的历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学者库特·列温通过实验发现：尽管美国政府鼓励公众食用动物内脏，但除非家庭主妇决定让它进入餐桌，她的家人是不可能接受的。由此，列温在传播学中提出了“把关人”的概念。而美国面向国外公众进行“意识形态拓展”和“观念战争”的所谓公共外交，其卓有成效的国际传播实践之一就是“文化教育交流项目”，以在对象国家建立传播中转的本土“主流智库”。很显然，学术合作、文化交流是国际传播的起点，而建立这种智库就可以利用本土的知识思想权威在对象国家进行低成本的继续传播。在公共外交的传播结构、流程设计中，对象国的本土知识思想权威类似于“家庭主妇”，一般受众则基于对“把关人”权威的习惯性信赖而乐于接受中转信息，因此传播者通过与本土“主流智库”的交流关系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知识系统的平移和传播者、媒介的本土化。而有了知识系统的植入和本土化的阐释配合，美国“观念”就能够逐渐影响甚至取代本土的知识思想体系了。同样，日本通过培养外国留学生、接受驻留学者和国际学术合作的方式传播其历史学术和思想观念。在日本语中有一种“桥梁”的形容，这与“把关人”概念是相似的国际传播思想。而经过“桥梁”越境的“历史认识”又很快被文化商人以“艺术”这种似乎具有普遍价值的方式扩散，“人性”、“美”之类抽象的文学艺术观念成为殖民主义新历史叙事的关键词。可以说，依靠“桥梁”的学术生产和市场英雄操纵的艺术扩大再生产是后殖民文化的“越境”策略和扩散特征。
后殖民文化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意味着前殖民地国家文化主体性的严重危机，带来民族价值错乱和民族精神分裂。作为国际传播策略的学术交流合作以其雄厚资金支持的强大发表能力排斥殖民地历史的人民记忆，但这种叙事策略和话语结构不可能俘虏整个民族，必然造成思想冲突和斗争。而后殖民艺术的扩大再生产以虚构来编造类像历史，更是对人类追究事实真相、由经验形成知识、从知识整理思想和论证价值这种基本文明理性的恶搞性冲击，可能搅乱实证的历史知识系统和为尊严而抗争的民族思想；如果丧失知识理性和尊严欲望，社会共同体则必将陷入认知痴呆、思想瘫痪乃至精神分裂的文化泥沼。这就是全球化时代“被全球化”国家的后殖民状况，一种前殖民地政府、学者、艺人煞有介事地保持着独立工作形式而事实上国家利益、知识学术、文学艺术空洞化的新殖民主义依附。总之，后殖民文化是殖民主义历史逻辑的再现；而众所周知，这种逻辑的结果在历史上曾经是殖民地的衰败和战争。
把握住殖民帝国主体的国际传播策略，认识到名利实用主义的后殖民学术导向，明白了在民族苦难史的废墟上大搞票房狂欢即“不知亡国恨”的“后庭花”艺术追求，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人们可能会发生文化救亡的觉悟：在中华民族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候”之前，要抓住文化主体性重建的最后机会。
国人真是善于提炼总结归纳，此篇文字可谓典型
说得好，建议文化部门看看。
由此看来，审核的白痴
好文章 关注的人应该多一些
难得好文！
军坛果然卧虎藏龙。
军坛果然卧虎藏龙。
有些人为了钱，甘当没有灵魂的走狗
此文梳理了二战后日本对战争认识的转变过程及对中国知识界舆论的影响，值得一读。
如果能用通俗的话说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