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时代的太空险航

后殖民时代的太空险航
吴岩
  
中国载人航天成功之后的那个下午，我父亲打电话给我，一来报告航天成功的消息，二来发泄他的气愤。他的气愤来自对刚刚航天局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记者的提问。
“这些家伙太傲慢无理了！”
我父亲是1949年参加革命的“老解放军”、“老党员”、“老干部”。对他的抱怨，我自然非常理解。我相信美国记者其实是在按照他们记者的本分和他们的价值观办事，可能没有挑衅的意思。但是，处于后殖民时代的“他们”和“我们”，却是生活在一个已经被分裂成帝国主义和作为帝国主义“他者”的我们这样两类完全不同的存在物。不同的存在物之间到底能否顺利的交流，真正是一个难题。
最近20-30年里，爱德华·赛义德是对这个问题研究最多的学者之一了。我最早了解赛义德，是1994年在美国俄亥俄州见到一位天津大学的朋友老于。他在美国的大学中听过赛义德的报告。对赛义德推崇倍至。我从事接近理科的教学和科研，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后现代的诸多理论。从这之后，我才对这些内容发生了兴趣。及至赛义德的《东方学》翻译出版，赶紧跑到书店买了一本。
读过作品，我深深地感到，不管当前的现实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的确是处于一种后殖民状态的世界秩序当中。这种秩序既是现实性的，更是思想性的。正因为介入深层的思想，它才真正让人战栗和恐惧。
以文化帝国主义的视角分析问题，可以理解多达一半的跨文化言行。
中国载人航天成功之后，多数发达国家的发言人认为，这是一个“奇迹”。中国的报纸大幅报道这些“奇迹”的言论，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是世界对我们的认可。
如果从“一穷二白”的中国现实出发，从刚刚解决温饱状态的基线出发，“奇迹”说自然是一个恰当的描述。但从一些国家对中国奇迹发生的解释上，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根本不是他们的本意。如果是真正的“人间奇迹”，这些国家的报纸为什么偏偏大谈中国的“技术拷贝说”和“军事威胁说”呢？
我不认为这种不友好的行为出于某种“计划好的”、“整体性的”对中国的诋毁。但我却认为，当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深入到每个人思维深处的时候，单独的个体的确能作出整体划一的行为。
好在我们不是对此一无了解。过去100年来，许多作家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阐述过这种由个体结合成的“整体”所造成的文化灾难。扎米亚金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奥维尔的《1984》、弗雷德里克·波尔、布里安·奥尔迪斯……这还只是一些科幻作家的名字，更不要提那些关注“大叙事”的主流作家了。
确认文化帝国主义是当前发达国家普通人的心态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我们这些第三世界国民在文化帝国主义影响下不自觉地产生的后殖民心态的确认，则没有引起广泛重视。
在杨利伟太空飞行过程的电视新闻中，中央电视台播音员一直使用Taikonaut这一词汇。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词，是“97北京科幻大会”中一位西方记者对我的访问。会后他《新闻周刊》和《华盛顿邮报》上写了几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提到，在太空热中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做taikonaut。
据我所知，“宇航员”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的出现至少有多半个世纪。至少在大陆地区，从来没有用过太空人的说法。所谓“太空人”，应该是近年来中国某些特定地区（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翻译西方文献中的“astronaut”或“space man”时产生的“新词”。一个从西方辞典字转译成中文词汇被再度被转译成英文，并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播音中。形象地刻画出一个完整的后殖民的文化过程。
抵抗后殖民是我们这些作为“他者”群体中的普通人所必须完成的使命。虽然这种抗争的成功可能性显得非常渺茫。作为一个个体，我们的力量终归有限。我曾经在几次外国记者的访问和撰写文章中提到过这个问题。但人轻势微。而作为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内主流媒体没能在抗击后殖民文化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实在让人惋惜。
我不想在祝贺的盛宴中扫大家的兴。但的确有一些和我一样的人对此有着某种担心。著名科幻作家韩松最近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个问题，他采用的“后殖民”视角与我完全相同。例如，我们都不认为杨利伟的航程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航行。它更应该是某种政治航行和文化航行。
中国载人航天的成功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赛义德去世后完成的。但赛义德的死不会停止他所开创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事业。在这方面，我到觉得我父亲的敏感不无道理。
我们也许能够庆祝神舟5号技术上完全成功，但却不能说文化上已经成功。事实上，在反击“后殖民心态”和对抗“文化帝国主义”方面，神舟5号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多安全，反而把我们拖入一个新旅程。
这恐怕是“对自我和他者双重审视”、“对内和对外”双重进击的新的文化险航！后殖民时代的太空险航
吴岩
  
中国载人航天成功之后的那个下午，我父亲打电话给我，一来报告航天成功的消息，二来发泄他的气愤。他的气愤来自对刚刚航天局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记者的提问。
“这些家伙太傲慢无理了！”
我父亲是1949年参加革命的“老解放军”、“老党员”、“老干部”。对他的抱怨，我自然非常理解。我相信美国记者其实是在按照他们记者的本分和他们的价值观办事，可能没有挑衅的意思。但是，处于后殖民时代的“他们”和“我们”，却是生活在一个已经被分裂成帝国主义和作为帝国主义“他者”的我们这样两类完全不同的存在物。不同的存在物之间到底能否顺利的交流，真正是一个难题。
最近20-30年里，爱德华·赛义德是对这个问题研究最多的学者之一了。我最早了解赛义德，是1994年在美国俄亥俄州见到一位天津大学的朋友老于。他在美国的大学中听过赛义德的报告。对赛义德推崇倍至。我从事接近理科的教学和科研，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后现代的诸多理论。从这之后，我才对这些内容发生了兴趣。及至赛义德的《东方学》翻译出版，赶紧跑到书店买了一本。
读过作品，我深深地感到，不管当前的现实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的确是处于一种后殖民状态的世界秩序当中。这种秩序既是现实性的，更是思想性的。正因为介入深层的思想，它才真正让人战栗和恐惧。
以文化帝国主义的视角分析问题，可以理解多达一半的跨文化言行。
中国载人航天成功之后，多数发达国家的发言人认为，这是一个“奇迹”。中国的报纸大幅报道这些“奇迹”的言论，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是世界对我们的认可。
如果从“一穷二白”的中国现实出发，从刚刚解决温饱状态的基线出发，“奇迹”说自然是一个恰当的描述。但从一些国家对中国奇迹发生的解释上，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根本不是他们的本意。如果是真正的“人间奇迹”，这些国家的报纸为什么偏偏大谈中国的“技术拷贝说”和“军事威胁说”呢？
我不认为这种不友好的行为出于某种“计划好的”、“整体性的”对中国的诋毁。但我却认为，当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深入到每个人思维深处的时候，单独的个体的确能作出整体划一的行为。
好在我们不是对此一无了解。过去100年来，许多作家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阐述过这种由个体结合成的“整体”所造成的文化灾难。扎米亚金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奥维尔的《1984》、弗雷德里克·波尔、布里安·奥尔迪斯……这还只是一些科幻作家的名字，更不要提那些关注“大叙事”的主流作家了。
确认文化帝国主义是当前发达国家普通人的心态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我们这些第三世界国民在文化帝国主义影响下不自觉地产生的后殖民心态的确认，则没有引起广泛重视。
在杨利伟太空飞行过程的电视新闻中，中央电视台播音员一直使用Taikonaut这一词汇。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词，是“97北京科幻大会”中一位西方记者对我的访问。会后他《新闻周刊》和《华盛顿邮报》上写了几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提到，在太空热中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做taikonaut。
据我所知，“宇航员”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的出现至少有多半个世纪。至少在大陆地区，从来没有用过太空人的说法。所谓“太空人”，应该是近年来中国某些特定地区（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翻译西方文献中的“astronaut”或“space man”时产生的“新词”。一个从西方辞典字转译成中文词汇被再度被转译成英文，并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播音中。形象地刻画出一个完整的后殖民的文化过程。
抵抗后殖民是我们这些作为“他者”群体中的普通人所必须完成的使命。虽然这种抗争的成功可能性显得非常渺茫。作为一个个体，我们的力量终归有限。我曾经在几次外国记者的访问和撰写文章中提到过这个问题。但人轻势微。而作为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内主流媒体没能在抗击后殖民文化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实在让人惋惜。
我不想在祝贺的盛宴中扫大家的兴。但的确有一些和我一样的人对此有着某种担心。著名科幻作家韩松最近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个问题，他采用的“后殖民”视角与我完全相同。例如，我们都不认为杨利伟的航程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航行。它更应该是某种政治航行和文化航行。
中国载人航天的成功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赛义德去世后完成的。但赛义德的死不会停止他所开创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事业。在这方面，我到觉得我父亲的敏感不无道理。
我们也许能够庆祝神舟5号技术上完全成功，但却不能说文化上已经成功。事实上，在反击“后殖民心态”和对抗“文化帝国主义”方面，神舟5号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多安全，反而把我们拖入一个新旅程。
这恐怕是“对自我和他者双重审视”、“对内和对外”双重进击的新的文化险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