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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4: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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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忠甲專稿﹕邁向二十一世紀民主──試論中國政改優化創新超越之路（１）
中國後文革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新政，開創了前無古人、舉世矚目的民生大幅改善，國力迅速轉強的興旺發達美景良辰。
中國以民主化為長期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任務已經迫上眉梢。
用馬克思主義關於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的經典理論衡量，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原已是朝野有識之士一致的共識，非如此何以繼續深化經濟改革，何以克服“絕對腐化”狂瀾既倒，何以因應日漸惡化的社會矛盾和瓶頸效應的挑戰，何以真心實踐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維繫執政黨的合法性，切實貫徹解決之道在哪裡？毛澤東在延安就看準了，是“民主”兩個大字。
毛澤東試過的“無產階級大民主”，是關於“民主”的大誤會，證明是一場極其可怕的災難，不復可行。
當前中國不斷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實行體制改革，但多側重機構改革，屬行政改革層次，少有涉及民主化和權力制衡。中國需要的是具有共和內涵，亦即“權力制衡”支持下的民主化建設。
許多人以為，有西方傳統民主政治體制為範例，多黨競爭、普遍選舉、雙議會制、三權分立等制度的有效性，早已為引領世界潮流的現代化發達社會實踐證明，除了照搬，別無他途。其實這是一種先入為主、似是而非的固定觀念，基於時代特徵變化、國情背景差異，本著與時俱進的精神，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應有適合自己特點的優化創新超越之路。
中共領導人在一再表明政改決心之餘，明確反對套用西方傳統的多黨競爭、普遍選舉、雙議會制、三權分立等制度；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匆匆忙忙地搞絕對不行”，有意穩步走出適合中國國情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但迄今為止，除村級直選初見成效外，未有令人釋然的系統性方案和時間表出台；一些早經確認的“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等先行改進措施也礙難實施，似乎一切有待從“加強黨內民主”慢慢談起和做起。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了，“等是等不來的”，已經很難歸因於經濟改革和建設任務艱鉅緊迫，顧不上政改。久雷無雨，長此以往，勢將肇致國內外誠信危機，形成惡性反饋。悠悠萬事，莫此為大乎？
既然非改不可，為什麼遲遲未行呢？正如鄧小平早在1986年9月3日會見日本客人時所說：“這個問題太困難，太複雜，究竟從那一點開始著手，我們還沒拿定主意。”時至今日，看來這個主意還沒有拿定呢．
理解這個“太困難，太複雜”之處，首先在於中華大地千載而下缺乏一種立足個人本位以弘揚利他精神的深層社會性意識形態──體現私心與公心相得益彰的調諧功能的“心態文化”推手。這樣的先天不足文化背景條件，決定了中國民主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是謹慎的，緩進的，以便在改革進程中有足夠時空容許先進文化建設相應跟上節拍；否則，任何急就章只會破壞穩定，卻達不到目的．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反覆、挫折不已，至今成效乏善可陳，甚至事與願違，多與思想信仰基礎不配套密切相關。但是，謹慎和緩進不等於無所作為，當前舉國、舉世翹首以待的絕非不切實際的中國民主化“大躍進”，而是終於發軔起步，有所動作的好消息，即便只是籌備階段的公開啟動，也足以顯示誠信，光明在望，令人歡欣鼓舞。
其次，中國在組織上也不具備實行西方傳統政黨競爭的組織基礎，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鄧小平在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曾說：“在中國，在五四運動以來六十年中，除了中國共產黨，根本不存在另外一個像列寧所說的聯系廣大群眾的黨。”二十餘年後的中國大陸，除了共產黨，仍然不存在另外一個政黨，可以讓全國人民寄托他們對於前途的一切希望。儘管這種“無可取代”的政治局面正是嚴密政治控制所造成，但畢竟實際情況確乎如此。如果現在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事實上“只能導致無政府主義”或“把四個現代化吹得精光”，甚至再現“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這樣的估計並非危言聳聽。因此，基於中國實情，反對套用西方傳統的多黨競爭制度，不應簡單地看做戀棧絕對權力，抵制民主化改革而已。
更有甚者，西方傳統民主政治體制究竟是否適用於中國？
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共性的，建制模式則不可能只有一種選擇，而且必須因地制宜，與時俱進。西方社會輿論常常以西方傳統為唯一民主模式，其實是一種武斷，非但為實踐所質疑，也無助於營造國際大家庭的民主機制。事實上現在的西方民主模式也有許多差別，就大處言，西歐大陸的萊茵模式和英美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在追求公平或自由的傾向性上各有千秋；關於普選這件大事，法國人就不以美國的選舉人制為然，這種制度屢屢造成當選人得票不如落選者為多的荒謬現象；而英國至今還保留君主立憲，顯然不符“人人生來應有平等權利”原則。世界是多元多樣的，民主政治的模式必然也是多元多樣的。
不僅國情背景差異，尤其重要的是，西方大體上成型於第一、二次浪潮之交（由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的傳統民主體制，固然居功厥偉，現時仍在有效運行，但其歷史局限性和潛在弊病正在突顯出來，終要從先進變落伍，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陳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西方世界非但遭遇信仰危機，同時傳統民主政治決策體制正面臨基礎動搖，效率低下，弊病叢生，非改革不足以因應全球化訊息化時代新時勢的嚴峻挑戰。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Alvin Toffler)八十年代初在《第三次浪潮》中，指陳現行沿襲二百年、屬於工業化時代的決策體制正在過時，並提出了全球化訊息化時代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謅議。他的預言在鑿鑿應驗之中。
托夫勒向開創美國基業的祖先們聲稱：“革命的前輩們，我要向你們致敬！感謝你們使我作為美國公民，在一個法治的政府下生活了半個世紀。特別是那彌足珍貴的《人權法案》，使我有可能自由地思考，提出與眾不同的意見。無論我有時確實多麼可笑或錯誤，而在發表下述見解時，心中無所畏懼。
“……我現在必須寫下的意見，很容易被我的同代人所誤解。有些人無疑將認為它具有煽動性。然而這是一個痛苦的現實，我相信你們會一目瞭然。因為，你們設計的政府體制，包括你們所依據的（一些）原則本身，已經變得陳舊。因此，如果疏忽大意，它將變得越來越壓制和危害人民的福利。這種情況必須根本改變，要創造出一種新的政府體制──二十一世紀的民主。
“……我們需要團結一致，而不是怒氣沖沖和固執己見，不是憑一時的感情衝動，而是通過廣泛的協商，心平氣和的共同參與，以重建美國的未來”
他又說：“總之，凡是所謂代議制政府許多不靈活的和越來越不中用的機構……所有這些機構都必須改革，並非因為它們有著內在的邪惡，甚至不是因為被這個或那個階級（或團體）所控制，而是因為它日益不中用了，不再適應發生根本變化的世界的需要了。
“這項任務要求億萬人民參加。如果這場徹底的整頓受到頑強抵制，那就可能引起流血。這一過程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地實現，將取決於很多因素。因此，要看現在的權力班子有多大的靈活性和原則性，要看這種變化是否受到經濟崩潰的影響而加快，要看是否出現外部威脅和軍事干涉。風險顯然是巨大的。
“然而，如果不整頓我們的政治機構，風險甚至會更大。我們整頓開始得越早，我們大家將越安全。”
訊息革命造就的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特色，以及信仰危機深化等大不同於傳統工業社會的時代背景，正在催生新型的政治文化。
近年世界范圍的關于第三條道路的大討論中，社會民主主義者安東尼?吉登斯在《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中央党校出版社有譯本出版）中提出了第三條道路的六項原則，標志著左派演變的進一步發展。這六項原則是﹕（1）超越左／右划分的舊思維；（2）國家、市場和市民社會之間的有效平衡；（3）責任与權利相平衡的新的社會契約；（4）發展一套廣泛的供給經濟學的政策以使經濟增長与福利國家的結构性改革協調一致；（5）平等与社會多樣性原則的統一；（6）重視全球化。
英國首相布萊爾、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巴西總統卡多佐等對作者在此書中提出的見解及所作的研究都給予了很高的評价。布萊爾認為，當前存在著一個全球性的對進步主義价值的新的适用性的探索，關于第三條道路的爭論對二十一世紀的政治至關重要。普羅迪說，我們需要關于民主和經濟發展的新思維。
嚴格說來，今天客觀上不存在堪以現成拿來套用的理想改革方案。當前中國政治民主化改革遲遲不便起動的最大為難之處，應是在穩定大局，維持經濟進步勢頭的前提下，如何根據自身特點，不落窩臼，新事新辦，善用中庸優化之道，以最小的政治和經濟風險代價，找到自己的創新道路。換言之，在幾乎成為民主政治經典代名詞的多黨競爭、直接普選、雙議會制和三權分立等傳統制度之外，難道竟沒有什麼更加高明的新舉措可尋？大哉是問，不僅出自中國，也是所有追求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的共性難題。而發達國家自身又何嘗不然？(chinesenewsnet.com)
（未完待續）不錯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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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忠甲專稿﹕邁向二十一世紀民主──試論中國政改優化創新超越之路（１）
中國後文革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新政，開創了前無古人、舉世矚目的民生大幅改善，國力迅速轉強的興旺發達美景良辰。
中國以民主化為長期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任務已經迫上眉梢。
用馬克思主義關於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的經典理論衡量，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原已是朝野有識之士一致的共識，非如此何以繼續深化經濟改革，何以克服“絕對腐化”狂瀾既倒，何以因應日漸惡化的社會矛盾和瓶頸效應的挑戰，何以真心實踐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維繫執政黨的合法性，切實貫徹解決之道在哪裡？毛澤東在延安就看準了，是“民主”兩個大字。
毛澤東試過的“無產階級大民主”，是關於“民主”的大誤會，證明是一場極其可怕的災難，不復可行。
當前中國不斷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實行體制改革，但多側重機構改革，屬行政改革層次，少有涉及民主化和權力制衡。中國需要的是具有共和內涵，亦即“權力制衡”支持下的民主化建設。
許多人以為，有西方傳統民主政治體制為範例，多黨競爭、普遍選舉、雙議會制、三權分立等制度的有效性，早已為引領世界潮流的現代化發達社會實踐證明，除了照搬，別無他途。其實這是一種先入為主、似是而非的固定觀念，基於時代特徵變化、國情背景差異，本著與時俱進的精神，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應有適合自己特點的優化創新超越之路。
中共領導人在一再表明政改決心之餘，明確反對套用西方傳統的多黨競爭、普遍選舉、雙議會制、三權分立等制度；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匆匆忙忙地搞絕對不行”，有意穩步走出適合中國國情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但迄今為止，除村級直選初見成效外，未有令人釋然的系統性方案和時間表出台；一些早經確認的“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等先行改進措施也礙難實施，似乎一切有待從“加強黨內民主”慢慢談起和做起。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了，“等是等不來的”，已經很難歸因於經濟改革和建設任務艱鉅緊迫，顧不上政改。久雷無雨，長此以往，勢將肇致國內外誠信危機，形成惡性反饋。悠悠萬事，莫此為大乎？
既然非改不可，為什麼遲遲未行呢？正如鄧小平早在1986年9月3日會見日本客人時所說：“這個問題太困難，太複雜，究竟從那一點開始著手，我們還沒拿定主意。”時至今日，看來這個主意還沒有拿定呢．
理解這個“太困難，太複雜”之處，首先在於中華大地千載而下缺乏一種立足個人本位以弘揚利他精神的深層社會性意識形態──體現私心與公心相得益彰的調諧功能的“心態文化”推手。這樣的先天不足文化背景條件，決定了中國民主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是謹慎的，緩進的，以便在改革進程中有足夠時空容許先進文化建設相應跟上節拍；否則，任何急就章只會破壞穩定，卻達不到目的．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反覆、挫折不已，至今成效乏善可陳，甚至事與願違，多與思想信仰基礎不配套密切相關。但是，謹慎和緩進不等於無所作為，當前舉國、舉世翹首以待的絕非不切實際的中國民主化“大躍進”，而是終於發軔起步，有所動作的好消息，即便只是籌備階段的公開啟動，也足以顯示誠信，光明在望，令人歡欣鼓舞。
其次，中國在組織上也不具備實行西方傳統政黨競爭的組織基礎，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鄧小平在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曾說：“在中國，在五四運動以來六十年中，除了中國共產黨，根本不存在另外一個像列寧所說的聯系廣大群眾的黨。”二十餘年後的中國大陸，除了共產黨，仍然不存在另外一個政黨，可以讓全國人民寄托他們對於前途的一切希望。儘管這種“無可取代”的政治局面正是嚴密政治控制所造成，但畢竟實際情況確乎如此。如果現在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事實上“只能導致無政府主義”或“把四個現代化吹得精光”，甚至再現“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這樣的估計並非危言聳聽。因此，基於中國實情，反對套用西方傳統的多黨競爭制度，不應簡單地看做戀棧絕對權力，抵制民主化改革而已。
更有甚者，西方傳統民主政治體制究竟是否適用於中國？
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共性的，建制模式則不可能只有一種選擇，而且必須因地制宜，與時俱進。西方社會輿論常常以西方傳統為唯一民主模式，其實是一種武斷，非但為實踐所質疑，也無助於營造國際大家庭的民主機制。事實上現在的西方民主模式也有許多差別，就大處言，西歐大陸的萊茵模式和英美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在追求公平或自由的傾向性上各有千秋；關於普選這件大事，法國人就不以美國的選舉人制為然，這種制度屢屢造成當選人得票不如落選者為多的荒謬現象；而英國至今還保留君主立憲，顯然不符“人人生來應有平等權利”原則。世界是多元多樣的，民主政治的模式必然也是多元多樣的。
不僅國情背景差異，尤其重要的是，西方大體上成型於第一、二次浪潮之交（由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的傳統民主體制，固然居功厥偉，現時仍在有效運行，但其歷史局限性和潛在弊病正在突顯出來，終要從先進變落伍，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陳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西方世界非但遭遇信仰危機，同時傳統民主政治決策體制正面臨基礎動搖，效率低下，弊病叢生，非改革不足以因應全球化訊息化時代新時勢的嚴峻挑戰。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Alvin Toffler)八十年代初在《第三次浪潮》中，指陳現行沿襲二百年、屬於工業化時代的決策體制正在過時，並提出了全球化訊息化時代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謅議。他的預言在鑿鑿應驗之中。
托夫勒向開創美國基業的祖先們聲稱：“革命的前輩們，我要向你們致敬！感謝你們使我作為美國公民，在一個法治的政府下生活了半個世紀。特別是那彌足珍貴的《人權法案》，使我有可能自由地思考，提出與眾不同的意見。無論我有時確實多麼可笑或錯誤，而在發表下述見解時，心中無所畏懼。
“……我現在必須寫下的意見，很容易被我的同代人所誤解。有些人無疑將認為它具有煽動性。然而這是一個痛苦的現實，我相信你們會一目瞭然。因為，你們設計的政府體制，包括你們所依據的（一些）原則本身，已經變得陳舊。因此，如果疏忽大意，它將變得越來越壓制和危害人民的福利。這種情況必須根本改變，要創造出一種新的政府體制──二十一世紀的民主。
“……我們需要團結一致，而不是怒氣沖沖和固執己見，不是憑一時的感情衝動，而是通過廣泛的協商，心平氣和的共同參與，以重建美國的未來”
他又說：“總之，凡是所謂代議制政府許多不靈活的和越來越不中用的機構……所有這些機構都必須改革，並非因為它們有著內在的邪惡，甚至不是因為被這個或那個階級（或團體）所控制，而是因為它日益不中用了，不再適應發生根本變化的世界的需要了。
“這項任務要求億萬人民參加。如果這場徹底的整頓受到頑強抵制，那就可能引起流血。這一過程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地實現，將取決於很多因素。因此，要看現在的權力班子有多大的靈活性和原則性，要看這種變化是否受到經濟崩潰的影響而加快，要看是否出現外部威脅和軍事干涉。風險顯然是巨大的。
“然而，如果不整頓我們的政治機構，風險甚至會更大。我們整頓開始得越早，我們大家將越安全。”
訊息革命造就的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特色，以及信仰危機深化等大不同於傳統工業社會的時代背景，正在催生新型的政治文化。
近年世界范圍的關于第三條道路的大討論中，社會民主主義者安東尼?吉登斯在《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中央党校出版社有譯本出版）中提出了第三條道路的六項原則，標志著左派演變的進一步發展。這六項原則是﹕（1）超越左／右划分的舊思維；（2）國家、市場和市民社會之間的有效平衡；（3）責任与權利相平衡的新的社會契約；（4）發展一套廣泛的供給經濟學的政策以使經濟增長与福利國家的結构性改革協調一致；（5）平等与社會多樣性原則的統一；（6）重視全球化。
英國首相布萊爾、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巴西總統卡多佐等對作者在此書中提出的見解及所作的研究都給予了很高的評价。布萊爾認為，當前存在著一個全球性的對進步主義价值的新的适用性的探索，關于第三條道路的爭論對二十一世紀的政治至關重要。普羅迪說，我們需要關于民主和經濟發展的新思維。
嚴格說來，今天客觀上不存在堪以現成拿來套用的理想改革方案。當前中國政治民主化改革遲遲不便起動的最大為難之處，應是在穩定大局，維持經濟進步勢頭的前提下，如何根據自身特點，不落窩臼，新事新辦，善用中庸優化之道，以最小的政治和經濟風險代價，找到自己的創新道路。換言之，在幾乎成為民主政治經典代名詞的多黨競爭、直接普選、雙議會制和三權分立等傳統制度之外，難道竟沒有什麼更加高明的新舉措可尋？大哉是問，不僅出自中國，也是所有追求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的共性難題。而發達國家自身又何嘗不然？(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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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忠甲專稿﹕邁向二十一世紀民主──試論中國政改優化創新超越之路（１）
中國後文革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新政，開創了前無古人、舉世矚目的民生大幅改善，國力迅速轉強的興旺發達美景良辰。
中國以民主化為長期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任務已經迫上眉梢。
用馬克思主義關於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的經典理論衡量，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原已是朝野有識之士一致的共識，非如此何以繼續深化經濟改革，何以克服“絕對腐化”狂瀾既倒，何以因應日漸惡化的社會矛盾和瓶頸效應的挑戰，何以真心實踐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維繫執政黨的合法性，切實貫徹解決之道在哪裡？毛澤東在延安就看準了，是“民主”兩個大字。
毛澤東試過的“無產階級大民主”，是關於“民主”的大誤會，證明是一場極其可怕的災難，不復可行。
當前中國不斷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實行體制改革，但多側重機構改革，屬行政改革層次，少有涉及民主化和權力制衡。中國需要的是具有共和內涵，亦即“權力制衡”支持下的民主化建設。
許多人以為，有西方傳統民主政治體制為範例，多黨競爭、普遍選舉、雙議會制、三權分立等制度的有效性，早已為引領世界潮流的現代化發達社會實踐證明，除了照搬，別無他途。其實這是一種先入為主、似是而非的固定觀念，基於時代特徵變化、國情背景差異，本著與時俱進的精神，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應有適合自己特點的優化創新超越之路。
中共領導人在一再表明政改決心之餘，明確反對套用西方傳統的多黨競爭、普遍選舉、雙議會制、三權分立等制度；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匆匆忙忙地搞絕對不行”，有意穩步走出適合中國國情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但迄今為止，除村級直選初見成效外，未有令人釋然的系統性方案和時間表出台；一些早經確認的“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等先行改進措施也礙難實施，似乎一切有待從“加強黨內民主”慢慢談起和做起。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了，“等是等不來的”，已經很難歸因於經濟改革和建設任務艱鉅緊迫，顧不上政改。久雷無雨，長此以往，勢將肇致國內外誠信危機，形成惡性反饋。悠悠萬事，莫此為大乎？
既然非改不可，為什麼遲遲未行呢？正如鄧小平早在1986年9月3日會見日本客人時所說：“這個問題太困難，太複雜，究竟從那一點開始著手，我們還沒拿定主意。”時至今日，看來這個主意還沒有拿定呢．
理解這個“太困難，太複雜”之處，首先在於中華大地千載而下缺乏一種立足個人本位以弘揚利他精神的深層社會性意識形態──體現私心與公心相得益彰的調諧功能的“心態文化”推手。這樣的先天不足文化背景條件，決定了中國民主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是謹慎的，緩進的，以便在改革進程中有足夠時空容許先進文化建設相應跟上節拍；否則，任何急就章只會破壞穩定，卻達不到目的．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反覆、挫折不已，至今成效乏善可陳，甚至事與願違，多與思想信仰基礎不配套密切相關。但是，謹慎和緩進不等於無所作為，當前舉國、舉世翹首以待的絕非不切實際的中國民主化“大躍進”，而是終於發軔起步，有所動作的好消息，即便只是籌備階段的公開啟動，也足以顯示誠信，光明在望，令人歡欣鼓舞。
其次，中國在組織上也不具備實行西方傳統政黨競爭的組織基礎，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鄧小平在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曾說：“在中國，在五四運動以來六十年中，除了中國共產黨，根本不存在另外一個像列寧所說的聯系廣大群眾的黨。”二十餘年後的中國大陸，除了共產黨，仍然不存在另外一個政黨，可以讓全國人民寄托他們對於前途的一切希望。儘管這種“無可取代”的政治局面正是嚴密政治控制所造成，但畢竟實際情況確乎如此。如果現在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事實上“只能導致無政府主義”或“把四個現代化吹得精光”，甚至再現“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這樣的估計並非危言聳聽。因此，基於中國實情，反對套用西方傳統的多黨競爭制度，不應簡單地看做戀棧絕對權力，抵制民主化改革而已。
更有甚者，西方傳統民主政治體制究竟是否適用於中國？
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共性的，建制模式則不可能只有一種選擇，而且必須因地制宜，與時俱進。西方社會輿論常常以西方傳統為唯一民主模式，其實是一種武斷，非但為實踐所質疑，也無助於營造國際大家庭的民主機制。事實上現在的西方民主模式也有許多差別，就大處言，西歐大陸的萊茵模式和英美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在追求公平或自由的傾向性上各有千秋；關於普選這件大事，法國人就不以美國的選舉人制為然，這種制度屢屢造成當選人得票不如落選者為多的荒謬現象；而英國至今還保留君主立憲，顯然不符“人人生來應有平等權利”原則。世界是多元多樣的，民主政治的模式必然也是多元多樣的。
不僅國情背景差異，尤其重要的是，西方大體上成型於第一、二次浪潮之交（由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的傳統民主體制，固然居功厥偉，現時仍在有效運行，但其歷史局限性和潛在弊病正在突顯出來，終要從先進變落伍，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陳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西方世界非但遭遇信仰危機，同時傳統民主政治決策體制正面臨基礎動搖，效率低下，弊病叢生，非改革不足以因應全球化訊息化時代新時勢的嚴峻挑戰。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Alvin Toffler)八十年代初在《第三次浪潮》中，指陳現行沿襲二百年、屬於工業化時代的決策體制正在過時，並提出了全球化訊息化時代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謅議。他的預言在鑿鑿應驗之中。
托夫勒向開創美國基業的祖先們聲稱：“革命的前輩們，我要向你們致敬！感謝你們使我作為美國公民，在一個法治的政府下生活了半個世紀。特別是那彌足珍貴的《人權法案》，使我有可能自由地思考，提出與眾不同的意見。無論我有時確實多麼可笑或錯誤，而在發表下述見解時，心中無所畏懼。
“……我現在必須寫下的意見，很容易被我的同代人所誤解。有些人無疑將認為它具有煽動性。然而這是一個痛苦的現實，我相信你們會一目瞭然。因為，你們設計的政府體制，包括你們所依據的（一些）原則本身，已經變得陳舊。因此，如果疏忽大意，它將變得越來越壓制和危害人民的福利。這種情況必須根本改變，要創造出一種新的政府體制──二十一世紀的民主。
“……我們需要團結一致，而不是怒氣沖沖和固執己見，不是憑一時的感情衝動，而是通過廣泛的協商，心平氣和的共同參與，以重建美國的未來”
他又說：“總之，凡是所謂代議制政府許多不靈活的和越來越不中用的機構……所有這些機構都必須改革，並非因為它們有著內在的邪惡，甚至不是因為被這個或那個階級（或團體）所控制，而是因為它日益不中用了，不再適應發生根本變化的世界的需要了。
“這項任務要求億萬人民參加。如果這場徹底的整頓受到頑強抵制，那就可能引起流血。這一過程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地實現，將取決於很多因素。因此，要看現在的權力班子有多大的靈活性和原則性，要看這種變化是否受到經濟崩潰的影響而加快，要看是否出現外部威脅和軍事干涉。風險顯然是巨大的。
“然而，如果不整頓我們的政治機構，風險甚至會更大。我們整頓開始得越早，我們大家將越安全。”
訊息革命造就的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特色，以及信仰危機深化等大不同於傳統工業社會的時代背景，正在催生新型的政治文化。
近年世界范圍的關于第三條道路的大討論中，社會民主主義者安東尼?吉登斯在《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中央党校出版社有譯本出版）中提出了第三條道路的六項原則，標志著左派演變的進一步發展。這六項原則是﹕（1）超越左／右划分的舊思維；（2）國家、市場和市民社會之間的有效平衡；（3）責任与權利相平衡的新的社會契約；（4）發展一套廣泛的供給經濟學的政策以使經濟增長与福利國家的結构性改革協調一致；（5）平等与社會多樣性原則的統一；（6）重視全球化。
英國首相布萊爾、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巴西總統卡多佐等對作者在此書中提出的見解及所作的研究都給予了很高的評价。布萊爾認為，當前存在著一個全球性的對進步主義价值的新的适用性的探索，關于第三條道路的爭論對二十一世紀的政治至關重要。普羅迪說，我們需要關于民主和經濟發展的新思維。
嚴格說來，今天客觀上不存在堪以現成拿來套用的理想改革方案。當前中國政治民主化改革遲遲不便起動的最大為難之處，應是在穩定大局，維持經濟進步勢頭的前提下，如何根據自身特點，不落窩臼，新事新辦，善用中庸優化之道，以最小的政治和經濟風險代價，找到自己的創新道路。換言之，在幾乎成為民主政治經典代名詞的多黨競爭、直接普選、雙議會制和三權分立等傳統制度之外，難道竟沒有什麼更加高明的新舉措可尋？大哉是問，不僅出自中國，也是所有追求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的共性難題。而發達國家自身又何嘗不然？(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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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後文革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新政，開創了前無古人、舉世矚目的民生大幅改善，國力迅速轉強的興旺發達美景良辰。
中國以民主化為長期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任務已經迫上眉梢。
用馬克思主義關於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的經典理論衡量，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原已是朝野有識之士一致的共識，非如此何以繼續深化經濟改革，何以克服“絕對腐化”狂瀾既倒，何以因應日漸惡化的社會矛盾和瓶頸效應的挑戰，何以真心實踐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維繫執政黨的合法性，切實貫徹解決之道在哪裡？毛澤東在延安就看準了，是“民主”兩個大字。
毛澤東試過的“無產階級大民主”，是關於“民主”的大誤會，證明是一場極其可怕的災難，不復可行。
當前中國不斷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實行體制改革，但多側重機構改革，屬行政改革層次，少有涉及民主化和權力制衡。中國需要的是具有共和內涵，亦即“權力制衡”支持下的民主化建設。
許多人以為，有西方傳統民主政治體制為範例，多黨競爭、普遍選舉、雙議會制、三權分立等制度的有效性，早已為引領世界潮流的現代化發達社會實踐證明，除了照搬，別無他途。其實這是一種先入為主、似是而非的固定觀念，基於時代特徵變化、國情背景差異，本著與時俱進的精神，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應有適合自己特點的優化創新超越之路。
中共領導人在一再表明政改決心之餘，明確反對套用西方傳統的多黨競爭、普遍選舉、雙議會制、三權分立等制度；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匆匆忙忙地搞絕對不行”，有意穩步走出適合中國國情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但迄今為止，除村級直選初見成效外，未有令人釋然的系統性方案和時間表出台；一些早經確認的“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等先行改進措施也礙難實施，似乎一切有待從“加強黨內民主”慢慢談起和做起。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了，“等是等不來的”，已經很難歸因於經濟改革和建設任務艱鉅緊迫，顧不上政改。久雷無雨，長此以往，勢將肇致國內外誠信危機，形成惡性反饋。悠悠萬事，莫此為大乎？
既然非改不可，為什麼遲遲未行呢？正如鄧小平早在1986年9月3日會見日本客人時所說：“這個問題太困難，太複雜，究竟從那一點開始著手，我們還沒拿定主意。”時至今日，看來這個主意還沒有拿定呢．
理解這個“太困難，太複雜”之處，首先在於中華大地千載而下缺乏一種立足個人本位以弘揚利他精神的深層社會性意識形態──體現私心與公心相得益彰的調諧功能的“心態文化”推手。這樣的先天不足文化背景條件，決定了中國民主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是謹慎的，緩進的，以便在改革進程中有足夠時空容許先進文化建設相應跟上節拍；否則，任何急就章只會破壞穩定，卻達不到目的．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反覆、挫折不已，至今成效乏善可陳，甚至事與願違，多與思想信仰基礎不配套密切相關。但是，謹慎和緩進不等於無所作為，當前舉國、舉世翹首以待的絕非不切實際的中國民主化“大躍進”，而是終於發軔起步，有所動作的好消息，即便只是籌備階段的公開啟動，也足以顯示誠信，光明在望，令人歡欣鼓舞。
其次，中國在組織上也不具備實行西方傳統政黨競爭的組織基礎，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鄧小平在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曾說：“在中國，在五四運動以來六十年中，除了中國共產黨，根本不存在另外一個像列寧所說的聯系廣大群眾的黨。”二十餘年後的中國大陸，除了共產黨，仍然不存在另外一個政黨，可以讓全國人民寄托他們對於前途的一切希望。儘管這種“無可取代”的政治局面正是嚴密政治控制所造成，但畢竟實際情況確乎如此。如果現在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事實上“只能導致無政府主義”或“把四個現代化吹得精光”，甚至再現“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這樣的估計並非危言聳聽。因此，基於中國實情，反對套用西方傳統的多黨競爭制度，不應簡單地看做戀棧絕對權力，抵制民主化改革而已。
更有甚者，西方傳統民主政治體制究竟是否適用於中國？
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共性的，建制模式則不可能只有一種選擇，而且必須因地制宜，與時俱進。西方社會輿論常常以西方傳統為唯一民主模式，其實是一種武斷，非但為實踐所質疑，也無助於營造國際大家庭的民主機制。事實上現在的西方民主模式也有許多差別，就大處言，西歐大陸的萊茵模式和英美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在追求公平或自由的傾向性上各有千秋；關於普選這件大事，法國人就不以美國的選舉人制為然，這種制度屢屢造成當選人得票不如落選者為多的荒謬現象；而英國至今還保留君主立憲，顯然不符“人人生來應有平等權利”原則。世界是多元多樣的，民主政治的模式必然也是多元多樣的。
不僅國情背景差異，尤其重要的是，西方大體上成型於第一、二次浪潮之交（由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的傳統民主體制，固然居功厥偉，現時仍在有效運行，但其歷史局限性和潛在弊病正在突顯出來，終要從先進變落伍，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陳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西方世界非但遭遇信仰危機，同時傳統民主政治決策體制正面臨基礎動搖，效率低下，弊病叢生，非改革不足以因應全球化訊息化時代新時勢的嚴峻挑戰。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Alvin Toffler)八十年代初在《第三次浪潮》中，指陳現行沿襲二百年、屬於工業化時代的決策體制正在過時，並提出了全球化訊息化時代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謅議。他的預言在鑿鑿應驗之中。
托夫勒向開創美國基業的祖先們聲稱：“革命的前輩們，我要向你們致敬！感謝你們使我作為美國公民，在一個法治的政府下生活了半個世紀。特別是那彌足珍貴的《人權法案》，使我有可能自由地思考，提出與眾不同的意見。無論我有時確實多麼可笑或錯誤，而在發表下述見解時，心中無所畏懼。
“……我現在必須寫下的意見，很容易被我的同代人所誤解。有些人無疑將認為它具有煽動性。然而這是一個痛苦的現實，我相信你們會一目瞭然。因為，你們設計的政府體制，包括你們所依據的（一些）原則本身，已經變得陳舊。因此，如果疏忽大意，它將變得越來越壓制和危害人民的福利。這種情況必須根本改變，要創造出一種新的政府體制──二十一世紀的民主。
“……我們需要團結一致，而不是怒氣沖沖和固執己見，不是憑一時的感情衝動，而是通過廣泛的協商，心平氣和的共同參與，以重建美國的未來”
他又說：“總之，凡是所謂代議制政府許多不靈活的和越來越不中用的機構……所有這些機構都必須改革，並非因為它們有著內在的邪惡，甚至不是因為被這個或那個階級（或團體）所控制，而是因為它日益不中用了，不再適應發生根本變化的世界的需要了。
“這項任務要求億萬人民參加。如果這場徹底的整頓受到頑強抵制，那就可能引起流血。這一過程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地實現，將取決於很多因素。因此，要看現在的權力班子有多大的靈活性和原則性，要看這種變化是否受到經濟崩潰的影響而加快，要看是否出現外部威脅和軍事干涉。風險顯然是巨大的。
“然而，如果不整頓我們的政治機構，風險甚至會更大。我們整頓開始得越早，我們大家將越安全。”
訊息革命造就的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特色，以及信仰危機深化等大不同於傳統工業社會的時代背景，正在催生新型的政治文化。
近年世界范圍的關于第三條道路的大討論中，社會民主主義者安東尼?吉登斯在《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中央党校出版社有譯本出版）中提出了第三條道路的六項原則，標志著左派演變的進一步發展。這六項原則是﹕（1）超越左／右划分的舊思維；（2）國家、市場和市民社會之間的有效平衡；（3）責任与權利相平衡的新的社會契約；（4）發展一套廣泛的供給經濟學的政策以使經濟增長与福利國家的結构性改革協調一致；（5）平等与社會多樣性原則的統一；（6）重視全球化。
英國首相布萊爾、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巴西總統卡多佐等對作者在此書中提出的見解及所作的研究都給予了很高的評价。布萊爾認為，當前存在著一個全球性的對進步主義价值的新的适用性的探索，關于第三條道路的爭論對二十一世紀的政治至關重要。普羅迪說，我們需要關于民主和經濟發展的新思維。
嚴格說來，今天客觀上不存在堪以現成拿來套用的理想改革方案。當前中國政治民主化改革遲遲不便起動的最大為難之處，應是在穩定大局，維持經濟進步勢頭的前提下，如何根據自身特點，不落窩臼，新事新辦，善用中庸優化之道，以最小的政治和經濟風險代價，找到自己的創新道路。換言之，在幾乎成為民主政治經典代名詞的多黨競爭、直接普選、雙議會制和三權分立等傳統制度之外，難道竟沒有什麼更加高明的新舉措可尋？大哉是問，不僅出自中國，也是所有追求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的共性難題。而發達國家自身又何嘗不然？(chinesenewsnet.com)
（未完待續）
“然而，如果不整頓我們的政治機構，風險甚至會更大。我們整頓開始得越早，我們大家將越安全。”——我们目前正面临这样的危险！尽管困难重重，但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真的担心二十几年的经济改革成果毁于一旦，导致现有社会整体式解体。我想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危险了，这好歹也算是一个进步！不能搞多党制，至少目前还不具备条件。首先应实现党内民主，同时真正推行法制，培育一个较好的法制环境，让一切社会活动有一个相对公平而透明的共同行为准则——现在的贪官们让老百姓遵纪守法，而自己做的却是另一套，要人们信服，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