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历史的角度谈谈中国的王朝周期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2:11:46
从历史的角度谈谈中国的王朝周期律
谁为谁狂
我曾在狂楼提出过一个观点：【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一个政权，无论曾拥有如何的强大，最终也都会有四顾茫然的时候。中国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纵观中国大一统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我总结了一个规律：“生不过三百、强不过三君。”秦统一中国之后，没有一个王朝的生存时间超过三百年，没有一个王朝的强大可以持续超过三个国君在位的时间。】后来，我又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补充，【这个说法并不严谨，如果把东汉西汉（前206-220）算作一个王朝，把南宋北宋（960-1279）算作一个王朝的，都超过了三百年，东汉与西汉之间没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中间还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新朝，而南宋与北宋则有。】
因此，我的三百年之说并非是指中国的整个历史，也非世界的历史，而只是秦以来的中国历史，夏商周不在这个前提之下。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并不是大一统体制，当时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面积并不大，不过是河南及周边地带，而就国家结构来说更像是一个松散式的联邦体制，当时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控制的面积较小，没有强大的外敌，而因维护的难度要低一些，中国历史上许多地方性政权都维持超过七八百年，应该也是这个道理。有网友列举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存在时间都远超过三百年，但是却并不在我的三百年说前提之下。
对待历史，我们应该有严谨一些的态度，比如我很少提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而是提中国有数千年文明史，原因在于，至今我们都未能就文明史从何时开始有一个共识，西方史学界认为中国文明史是从商王朝开始，至今不过3500年左右，如果文明史从夏王朝开始，至今4000年左右，而如果从更早期开始，那么我们的文明史又远超五千年。
再回到中国王朝历史，为什么我说两宋可以算作一个王朝，因为南宋与北宋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在外敌入侵的背景下，宋皇室被迫迁都另从皇室成员中选皇帝即位，并没有发生政权更替，只是国家疆域范围被迫缩小，因此，南宋像是北宋赵氏皇族的被迫撤退的延续。西汉与东汉缺乏这种传承关系，而且中间还隔了一个新朝。东汉之于西汉，有点类似于蜀汉之于东汉，说是同属于一个王朝，缺乏足够的史实支撑。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大一统之后的中国历史会拥有盛衰循环的周期律，如果说大一统是中国人面对中国地缘现实的一种历史选择，尽可能占据江河以拥有水源，尽可能占据平地以获取粮食，尽可能占据高地以守卫内陆安全，尽可能扩大国土以求共同应对多灾多难，而早期同为农业文明的集体相似性使得统一的成本要低远低于海洋文明，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出现合久必分的局面？
国家规模巨大就是最客观的原因。总结中国自秦以来的历史，一个王朝前期可以通过强力及怀柔政策的双管齐下维持国家的统一及稳定，但是这种安定的局面是当时人民之幸，也会转变后世民众之祸的开端。因为天下歌舞升平，执政者的施政压力就会降低，安于享乐，渐离对民间疾苦的关注，渐离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而民间呢，因为相对安定，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开始集中，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异，秦以来的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化的中国，缺乏土地的农民找不到可以和平转移的产业出口，就会出现大批要求以革命方式改变现状的农民。地方官僚也因为安定而势力越来越大，渐渐可以对抗中央，无视中央的存在。
自古以来，中国就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从来就没有一个至高的神可以在精神层面压制中国人的反抗力，即便天子也不过是天的代言人，如果代言的不好，被鼓动起来的平民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可以群起试图将起将哄下。在世俗化的环境下，中国人对于现实的改善极少借助于精神层面的修炼或自我欺骗，要么忍耐，要么绝不再忍，将对于现状的改变付诸于行动，然后再为行动的后果辅之以精神化的依据，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就应该也是以德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却充满了超大规模的战争与战乱的客观原因之一。
我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原因，主要是五个：天灾频仍、执政腐化、地方割据、农民起义、外敌入侵。这些因素当中，一个不足以，但是几个同时作用，一个强大的王朝就化作了历史的尘埃。因为广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使得执政者的国家注意力始终在国内，无意向继续扩展生存空间，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即便到了人口膨胀土地不足的时候仍不会向外寻找解决办法，所以，到了王朝的后期，必然就出现腐败加剧，中央控制力下降，地方权力高涨，农民起义爆发的局面，内部一乱，外部的威胁也会随之而来，当时的王朝面对外来侵略也缺乏足够的国家力量，地方派系的力量分裂了国家却又无法在短期内拥有重新统一的能量，于是大分裂时代开始了。
纵观中国的历史，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历史规律：越强大的王朝之后，分裂的时间越久，分裂的程度越深，重现统一的难度越大。比如，两汉之后，在隋重新初步统一中国之前，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超过三百年的相对分裂性阶段。唐王朝之后，则经历了五代十国这种历史上最为一团散沙的分裂状态。北宋虽然实现了中国局部的统一，但是宋王朝时代的中国仍然处在大分裂的状态，多个地方性政权对峙。
元王朝存在的历史价值在于，它为中国的全国统一扫清了地方性分裂力量，虽然元灭亡了南宋，但也灭亡了夏金等国，中国对西藏的有效统治正是从元开始，这使得朱元璋有能力整合占中国最多人数的农民从而获得全国性的支持之后，一旦推翻元王朝，就更容易获得中国的统一，也就完成了唐王朝之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统一，这种统一包括疆域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统一。
一些网友在提及清王朝时往往会有种单一民族性的恨意，如果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清王朝同样为中国的大一统做出过巨大贡献，无论是东北、西北还是西南的国土开拓或实际治理都有亮点之处，清王朝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最大的压力，其它王朝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它都遇到了，其它王朝所没有面临的问题，它也遇到了，比如，少数民族政权如何面对主体性民族的仇恨，比如历史上的历代王朝所面临的外敌多是一个方向的，多是文明水平并不高的游牧文明力量由北向南的冲击，而清王朝面临的外来压力，则是多个方向的（东南西北，没有一个安定的方向），是强大的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在王朝盛衰循环的下滑期又遇到了世界列强的崛起期，纵然清代诸君平均执政素质并不低，但其表现出来的悲惨形势就成为一种客观必然了。
在今天，我们谈及国际政治时，喜欢提地缘政治，我认为，在谈及国际政治时，我们应该考虑三缘政治，即时缘政治、地缘政治、人缘政治，其实对应的就是中国古人所总结的“天时、地利、人和”，地缘政治侧重的是地理因素与空间因素，更像是一种横向的因素，而时缘政治则侧重于时间因素与历史因素，是一种纵向因素，人缘政治则是一切政治的根本。我们在谈地缘政治时，认为国际地缘政治中有一些破碎地带，而我提出的时缘政治概念，同样也存在破碎地带，对于中国的时缘政治而言，我们的历史上存在着的破碎地带，其实就是分裂时期，这些破碎的分裂时期位于各个强大的王朝之间，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历史，虽然我们都不乐见中国的分裂时代，因为这意味着民众的苦难，但是，这些破碎地带不会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破碎的时光其实也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反思历史教训加强民族融合的时光，这是一种历史规律，今天的中国要打破这种规律是不可能的，能做的是尽量采取措施减少那些可以导致分裂的因素出现或做大。
中国的国土面积很大，人口众多，民族、信仰、文化、区域差异性巨大，治理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基础交通设施建设，拉近各地的地理距离；通过有效的行政机构及经济设置，拉近中央与地方距离；通过推进有效的民族政策拉近民族间的距离；通过或限或促的生育政策使得人口的增长能够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需要；面对人口越来越多而耕地越来越少的现状，加大向工业服务业转移就解决农民就业问题；通过科技提高农业产量以及向国外农业进军的方式解决粮食问题；通过整合世界资源满足国内资源的不足；通过制度建设将摆脱人治体系的种种弊端……
总之，中国需要以创新的姿态面对总在变化的世界，过去两千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处在农业社会，始终以自耕农为主体的中国必然呈现出千篇一律的场面，所以封建的体制在中国得以延续了两千多年，而当我们进入了工业化与信息化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日新月益的，从时缘政治中吸引经验教训，在地缘政治进行统筹布局，能够做到以人缘政治为核心，与时俱进的面对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一切挑战，这是我所期待的。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
从历史的角度谈谈中国的王朝周期律
谁为谁狂
我曾在狂楼提出过一个观点：【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一个政权，无论曾拥有如何的强大，最终也都会有四顾茫然的时候。中国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纵观中国大一统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我总结了一个规律：“生不过三百、强不过三君。”秦统一中国之后，没有一个王朝的生存时间超过三百年，没有一个王朝的强大可以持续超过三个国君在位的时间。】后来，我又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补充，【这个说法并不严谨，如果把东汉西汉（前206-220）算作一个王朝，把南宋北宋（960-1279）算作一个王朝的，都超过了三百年，东汉与西汉之间没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中间还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新朝，而南宋与北宋则有。】
因此，我的三百年之说并非是指中国的整个历史，也非世界的历史，而只是秦以来的中国历史，夏商周不在这个前提之下。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并不是大一统体制，当时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面积并不大，不过是河南及周边地带，而就国家结构来说更像是一个松散式的联邦体制，当时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控制的面积较小，没有强大的外敌，而因维护的难度要低一些，中国历史上许多地方性政权都维持超过七八百年，应该也是这个道理。有网友列举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存在时间都远超过三百年，但是却并不在我的三百年说前提之下。
对待历史，我们应该有严谨一些的态度，比如我很少提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而是提中国有数千年文明史，原因在于，至今我们都未能就文明史从何时开始有一个共识，西方史学界认为中国文明史是从商王朝开始，至今不过3500年左右，如果文明史从夏王朝开始，至今4000年左右，而如果从更早期开始，那么我们的文明史又远超五千年。
再回到中国王朝历史，为什么我说两宋可以算作一个王朝，因为南宋与北宋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在外敌入侵的背景下，宋皇室被迫迁都另从皇室成员中选皇帝即位，并没有发生政权更替，只是国家疆域范围被迫缩小，因此，南宋像是北宋赵氏皇族的被迫撤退的延续。西汉与东汉缺乏这种传承关系，而且中间还隔了一个新朝。东汉之于西汉，有点类似于蜀汉之于东汉，说是同属于一个王朝，缺乏足够的史实支撑。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大一统之后的中国历史会拥有盛衰循环的周期律，如果说大一统是中国人面对中国地缘现实的一种历史选择，尽可能占据江河以拥有水源，尽可能占据平地以获取粮食，尽可能占据高地以守卫内陆安全，尽可能扩大国土以求共同应对多灾多难，而早期同为农业文明的集体相似性使得统一的成本要低远低于海洋文明，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出现合久必分的局面？
国家规模巨大就是最客观的原因。总结中国自秦以来的历史，一个王朝前期可以通过强力及怀柔政策的双管齐下维持国家的统一及稳定，但是这种安定的局面是当时人民之幸，也会转变后世民众之祸的开端。因为天下歌舞升平，执政者的施政压力就会降低，安于享乐，渐离对民间疾苦的关注，渐离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而民间呢，因为相对安定，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开始集中，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异，秦以来的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化的中国，缺乏土地的农民找不到可以和平转移的产业出口，就会出现大批要求以革命方式改变现状的农民。地方官僚也因为安定而势力越来越大，渐渐可以对抗中央，无视中央的存在。
自古以来，中国就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从来就没有一个至高的神可以在精神层面压制中国人的反抗力，即便天子也不过是天的代言人，如果代言的不好，被鼓动起来的平民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可以群起试图将起将哄下。在世俗化的环境下，中国人对于现实的改善极少借助于精神层面的修炼或自我欺骗，要么忍耐，要么绝不再忍，将对于现状的改变付诸于行动，然后再为行动的后果辅之以精神化的依据，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就应该也是以德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却充满了超大规模的战争与战乱的客观原因之一。
我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原因，主要是五个：天灾频仍、执政腐化、地方割据、农民起义、外敌入侵。这些因素当中，一个不足以，但是几个同时作用，一个强大的王朝就化作了历史的尘埃。因为广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使得执政者的国家注意力始终在国内，无意向继续扩展生存空间，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即便到了人口膨胀土地不足的时候仍不会向外寻找解决办法，所以，到了王朝的后期，必然就出现腐败加剧，中央控制力下降，地方权力高涨，农民起义爆发的局面，内部一乱，外部的威胁也会随之而来，当时的王朝面对外来侵略也缺乏足够的国家力量，地方派系的力量分裂了国家却又无法在短期内拥有重新统一的能量，于是大分裂时代开始了。
纵观中国的历史，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历史规律：越强大的王朝之后，分裂的时间越久，分裂的程度越深，重现统一的难度越大。比如，两汉之后，在隋重新初步统一中国之前，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超过三百年的相对分裂性阶段。唐王朝之后，则经历了五代十国这种历史上最为一团散沙的分裂状态。北宋虽然实现了中国局部的统一，但是宋王朝时代的中国仍然处在大分裂的状态，多个地方性政权对峙。
元王朝存在的历史价值在于，它为中国的全国统一扫清了地方性分裂力量，虽然元灭亡了南宋，但也灭亡了夏金等国，中国对西藏的有效统治正是从元开始，这使得朱元璋有能力整合占中国最多人数的农民从而获得全国性的支持之后，一旦推翻元王朝，就更容易获得中国的统一，也就完成了唐王朝之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统一，这种统一包括疆域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统一。
一些网友在提及清王朝时往往会有种单一民族性的恨意，如果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清王朝同样为中国的大一统做出过巨大贡献，无论是东北、西北还是西南的国土开拓或实际治理都有亮点之处，清王朝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最大的压力，其它王朝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它都遇到了，其它王朝所没有面临的问题，它也遇到了，比如，少数民族政权如何面对主体性民族的仇恨，比如历史上的历代王朝所面临的外敌多是一个方向的，多是文明水平并不高的游牧文明力量由北向南的冲击，而清王朝面临的外来压力，则是多个方向的（东南西北，没有一个安定的方向），是强大的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在王朝盛衰循环的下滑期又遇到了世界列强的崛起期，纵然清代诸君平均执政素质并不低，但其表现出来的悲惨形势就成为一种客观必然了。
在今天，我们谈及国际政治时，喜欢提地缘政治，我认为，在谈及国际政治时，我们应该考虑三缘政治，即时缘政治、地缘政治、人缘政治，其实对应的就是中国古人所总结的“天时、地利、人和”，地缘政治侧重的是地理因素与空间因素，更像是一种横向的因素，而时缘政治则侧重于时间因素与历史因素，是一种纵向因素，人缘政治则是一切政治的根本。我们在谈地缘政治时，认为国际地缘政治中有一些破碎地带，而我提出的时缘政治概念，同样也存在破碎地带，对于中国的时缘政治而言，我们的历史上存在着的破碎地带，其实就是分裂时期，这些破碎的分裂时期位于各个强大的王朝之间，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历史，虽然我们都不乐见中国的分裂时代，因为这意味着民众的苦难，但是，这些破碎地带不会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破碎的时光其实也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反思历史教训加强民族融合的时光，这是一种历史规律，今天的中国要打破这种规律是不可能的，能做的是尽量采取措施减少那些可以导致分裂的因素出现或做大。
中国的国土面积很大，人口众多，民族、信仰、文化、区域差异性巨大，治理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基础交通设施建设，拉近各地的地理距离；通过有效的行政机构及经济设置，拉近中央与地方距离；通过推进有效的民族政策拉近民族间的距离；通过或限或促的生育政策使得人口的增长能够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需要；面对人口越来越多而耕地越来越少的现状，加大向工业服务业转移就解决农民就业问题；通过科技提高农业产量以及向国外农业进军的方式解决粮食问题；通过整合世界资源满足国内资源的不足；通过制度建设将摆脱人治体系的种种弊端……
总之，中国需要以创新的姿态面对总在变化的世界，过去两千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处在农业社会，始终以自耕农为主体的中国必然呈现出千篇一律的场面，所以封建的体制在中国得以延续了两千多年，而当我们进入了工业化与信息化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日新月益的，从时缘政治中吸引经验教训，在地缘政治进行统筹布局，能够做到以人缘政治为核心，与时俱进的面对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一切挑战，这是我所期待的。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
谁为谁狂
我曾在狂楼提出过一个观点：【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一个政权，无论曾拥有如何的强大，最终也都会有四顾茫然的时候。中国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纵观中国大一统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我总结了一个规律：“生不过三百、强不过三君。”秦统一中国之后，没有一个王朝的生存时间超过三百年，没有一个王朝的强大可以持续超过三个国君在位的时间。】后来，我又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补充，【这个说法并不严谨，如果把东汉西汉（前206-220）算作一个王朝，把南宋北宋（960-1279）算作一个王朝的，都超过了三百年，东汉与西汉之间没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中间还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新朝，而南宋与北宋则有。】
因此，我的三百年之说并非是指中国的整个历史，也非世界的历史，而只是秦以来的中国历史，夏商周不在这个前提之下。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并不是大一统体制，当时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面积并不大，不过是河南及周边地带，而就国家结构来说更像是一个松散式的联邦体制，当时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控制的面积较小，没有强大的外敌，而因维护的难度要低一些，中国历史上许多地方性政权都维持超过七八百年，应该也是这个道理。有网友列举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存在时间都远超过三百年，但是却并不在我的三百年说前提之下。
对待历史，我们应该有严谨一些的态度，比如我很少提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而是提中国有数千年文明史，原因在于，至今我们都未能就文明史从何时开始有一个共识，西方史学界认为中国文明史是从商王朝开始，至今不过3500年左右，如果文明史从夏王朝开始，至今4000年左右，而如果从更早期开始，那么我们的文明史又远超五千年。
再回到中国王朝历史，为什么我说两宋可以算作一个王朝，因为南宋与北宋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在外敌入侵的背景下，宋皇室被迫迁都另从皇室成员中选皇帝即位，并没有发生政权更替，只是国家疆域范围被迫缩小，因此，南宋像是北宋赵氏皇族的被迫撤退的延续。西汉与东汉缺乏这种传承关系，而且中间还隔了一个新朝。东汉之于西汉，有点类似于蜀汉之于东汉，说是同属于一个王朝，缺乏足够的史实支撑。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大一统之后的中国历史会拥有盛衰循环的周期律，如果说大一统是中国人面对中国地缘现实的一种历史选择，尽可能占据江河以拥有水源，尽可能占据平地以获取粮食，尽可能占据高地以守卫内陆安全，尽可能扩大国土以求共同应对多灾多难，而早期同为农业文明的集体相似性使得统一的成本要低远低于海洋文明，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出现合久必分的局面？
国家规模巨大就是最客观的原因。总结中国自秦以来的历史，一个王朝前期可以通过强力及怀柔政策的双管齐下维持国家的统一及稳定，但是这种安定的局面是当时人民之幸，也会转变后世民众之祸的开端。因为天下歌舞升平，执政者的施政压力就会降低，安于享乐，渐离对民间疾苦的关注，渐离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而民间呢，因为相对安定，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开始集中，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异，秦以来的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化的中国，缺乏土地的农民找不到可以和平转移的产业出口，就会出现大批要求以革命方式改变现状的农民。地方官僚也因为安定而势力越来越大，渐渐可以对抗中央，无视中央的存在。
自古以来，中国就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从来就没有一个至高的神可以在精神层面压制中国人的反抗力，即便天子也不过是天的代言人，如果代言的不好，被鼓动起来的平民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可以群起试图将起将哄下。在世俗化的环境下，中国人对于现实的改善极少借助于精神层面的修炼或自我欺骗，要么忍耐，要么绝不再忍，将对于现状的改变付诸于行动，然后再为行动的后果辅之以精神化的依据，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就应该也是以德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却充满了超大规模的战争与战乱的客观原因之一。
我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原因，主要是五个：天灾频仍、执政腐化、地方割据、农民起义、外敌入侵。这些因素当中，一个不足以，但是几个同时作用，一个强大的王朝就化作了历史的尘埃。因为广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使得执政者的国家注意力始终在国内，无意向继续扩展生存空间，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即便到了人口膨胀土地不足的时候仍不会向外寻找解决办法，所以，到了王朝的后期，必然就出现腐败加剧，中央控制力下降，地方权力高涨，农民起义爆发的局面，内部一乱，外部的威胁也会随之而来，当时的王朝面对外来侵略也缺乏足够的国家力量，地方派系的力量分裂了国家却又无法在短期内拥有重新统一的能量，于是大分裂时代开始了。
纵观中国的历史，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历史规律：越强大的王朝之后，分裂的时间越久，分裂的程度越深，重现统一的难度越大。比如，两汉之后，在隋重新初步统一中国之前，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超过三百年的相对分裂性阶段。唐王朝之后，则经历了五代十国这种历史上最为一团散沙的分裂状态。北宋虽然实现了中国局部的统一，但是宋王朝时代的中国仍然处在大分裂的状态，多个地方性政权对峙。
元王朝存在的历史价值在于，它为中国的全国统一扫清了地方性分裂力量，虽然元灭亡了南宋，但也灭亡了夏金等国，中国对西藏的有效统治正是从元开始，这使得朱元璋有能力整合占中国最多人数的农民从而获得全国性的支持之后，一旦推翻元王朝，就更容易获得中国的统一，也就完成了唐王朝之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统一，这种统一包括疆域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统一。
一些网友在提及清王朝时往往会有种单一民族性的恨意，如果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清王朝同样为中国的大一统做出过巨大贡献，无论是东北、西北还是西南的国土开拓或实际治理都有亮点之处，清王朝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最大的压力，其它王朝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它都遇到了，其它王朝所没有面临的问题，它也遇到了，比如，少数民族政权如何面对主体性民族的仇恨，比如历史上的历代王朝所面临的外敌多是一个方向的，多是文明水平并不高的游牧文明力量由北向南的冲击，而清王朝面临的外来压力，则是多个方向的（东南西北，没有一个安定的方向），是强大的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在王朝盛衰循环的下滑期又遇到了世界列强的崛起期，纵然清代诸君平均执政素质并不低，但其表现出来的悲惨形势就成为一种客观必然了。
在今天，我们谈及国际政治时，喜欢提地缘政治，我认为，在谈及国际政治时，我们应该考虑三缘政治，即时缘政治、地缘政治、人缘政治，其实对应的就是中国古人所总结的“天时、地利、人和”，地缘政治侧重的是地理因素与空间因素，更像是一种横向的因素，而时缘政治则侧重于时间因素与历史因素，是一种纵向因素，人缘政治则是一切政治的根本。我们在谈地缘政治时，认为国际地缘政治中有一些破碎地带，而我提出的时缘政治概念，同样也存在破碎地带，对于中国的时缘政治而言，我们的历史上存在着的破碎地带，其实就是分裂时期，这些破碎的分裂时期位于各个强大的王朝之间，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历史，虽然我们都不乐见中国的分裂时代，因为这意味着民众的苦难，但是，这些破碎地带不会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破碎的时光其实也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反思历史教训加强民族融合的时光，这是一种历史规律，今天的中国要打破这种规律是不可能的，能做的是尽量采取措施减少那些可以导致分裂的因素出现或做大。
中国的国土面积很大，人口众多，民族、信仰、文化、区域差异性巨大，治理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基础交通设施建设，拉近各地的地理距离；通过有效的行政机构及经济设置，拉近中央与地方距离；通过推进有效的民族政策拉近民族间的距离；通过或限或促的生育政策使得人口的增长能够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需要；面对人口越来越多而耕地越来越少的现状，加大向工业服务业转移就解决农民就业问题；通过科技提高农业产量以及向国外农业进军的方式解决粮食问题；通过整合世界资源满足国内资源的不足；通过制度建设将摆脱人治体系的种种弊端……
总之，中国需要以创新的姿态面对总在变化的世界，过去两千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处在农业社会，始终以自耕农为主体的中国必然呈现出千篇一律的场面，所以封建的体制在中国得以延续了两千多年，而当我们进入了工业化与信息化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日新月益的，从时缘政治中吸引经验教训，在地缘政治进行统筹布局，能够做到以人缘政治为核心，与时俱进的面对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一切挑战，这是我所期待的。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
从历史的角度谈谈中国的王朝周期律
谁为谁狂
我曾在狂楼提出过一个观点：【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一个政权，无论曾拥有如何的强大，最终也都会有四顾茫然的时候。中国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纵观中国大一统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我总结了一个规律：“生不过三百、强不过三君。”秦统一中国之后，没有一个王朝的生存时间超过三百年，没有一个王朝的强大可以持续超过三个国君在位的时间。】后来，我又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补充，【这个说法并不严谨，如果把东汉西汉（前206-220）算作一个王朝，把南宋北宋（960-1279）算作一个王朝的，都超过了三百年，东汉与西汉之间没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中间还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新朝，而南宋与北宋则有。】
因此，我的三百年之说并非是指中国的整个历史，也非世界的历史，而只是秦以来的中国历史，夏商周不在这个前提之下。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并不是大一统体制，当时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面积并不大，不过是河南及周边地带，而就国家结构来说更像是一个松散式的联邦体制，当时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控制的面积较小，没有强大的外敌，而因维护的难度要低一些，中国历史上许多地方性政权都维持超过七八百年，应该也是这个道理。有网友列举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存在时间都远超过三百年，但是却并不在我的三百年说前提之下。
对待历史，我们应该有严谨一些的态度，比如我很少提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而是提中国有数千年文明史，原因在于，至今我们都未能就文明史从何时开始有一个共识，西方史学界认为中国文明史是从商王朝开始，至今不过3500年左右，如果文明史从夏王朝开始，至今4000年左右，而如果从更早期开始，那么我们的文明史又远超五千年。
再回到中国王朝历史，为什么我说两宋可以算作一个王朝，因为南宋与北宋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在外敌入侵的背景下，宋皇室被迫迁都另从皇室成员中选皇帝即位，并没有发生政权更替，只是国家疆域范围被迫缩小，因此，南宋像是北宋赵氏皇族的被迫撤退的延续。西汉与东汉缺乏这种传承关系，而且中间还隔了一个新朝。东汉之于西汉，有点类似于蜀汉之于东汉，说是同属于一个王朝，缺乏足够的史实支撑。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大一统之后的中国历史会拥有盛衰循环的周期律，如果说大一统是中国人面对中国地缘现实的一种历史选择，尽可能占据江河以拥有水源，尽可能占据平地以获取粮食，尽可能占据高地以守卫内陆安全，尽可能扩大国土以求共同应对多灾多难，而早期同为农业文明的集体相似性使得统一的成本要低远低于海洋文明，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出现合久必分的局面？
国家规模巨大就是最客观的原因。总结中国自秦以来的历史，一个王朝前期可以通过强力及怀柔政策的双管齐下维持国家的统一及稳定，但是这种安定的局面是当时人民之幸，也会转变后世民众之祸的开端。因为天下歌舞升平，执政者的施政压力就会降低，安于享乐，渐离对民间疾苦的关注，渐离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而民间呢，因为相对安定，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开始集中，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异，秦以来的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化的中国，缺乏土地的农民找不到可以和平转移的产业出口，就会出现大批要求以革命方式改变现状的农民。地方官僚也因为安定而势力越来越大，渐渐可以对抗中央，无视中央的存在。
自古以来，中国就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从来就没有一个至高的神可以在精神层面压制中国人的反抗力，即便天子也不过是天的代言人，如果代言的不好，被鼓动起来的平民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可以群起试图将起将哄下。在世俗化的环境下，中国人对于现实的改善极少借助于精神层面的修炼或自我欺骗，要么忍耐，要么绝不再忍，将对于现状的改变付诸于行动，然后再为行动的后果辅之以精神化的依据，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就应该也是以德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却充满了超大规模的战争与战乱的客观原因之一。
我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原因，主要是五个：天灾频仍、执政腐化、地方割据、农民起义、外敌入侵。这些因素当中，一个不足以，但是几个同时作用，一个强大的王朝就化作了历史的尘埃。因为广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使得执政者的国家注意力始终在国内，无意向继续扩展生存空间，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即便到了人口膨胀土地不足的时候仍不会向外寻找解决办法，所以，到了王朝的后期，必然就出现腐败加剧，中央控制力下降，地方权力高涨，农民起义爆发的局面，内部一乱，外部的威胁也会随之而来，当时的王朝面对外来侵略也缺乏足够的国家力量，地方派系的力量分裂了国家却又无法在短期内拥有重新统一的能量，于是大分裂时代开始了。
纵观中国的历史，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历史规律：越强大的王朝之后，分裂的时间越久，分裂的程度越深，重现统一的难度越大。比如，两汉之后，在隋重新初步统一中国之前，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超过三百年的相对分裂性阶段。唐王朝之后，则经历了五代十国这种历史上最为一团散沙的分裂状态。北宋虽然实现了中国局部的统一，但是宋王朝时代的中国仍然处在大分裂的状态，多个地方性政权对峙。
元王朝存在的历史价值在于，它为中国的全国统一扫清了地方性分裂力量，虽然元灭亡了南宋，但也灭亡了夏金等国，中国对西藏的有效统治正是从元开始，这使得朱元璋有能力整合占中国最多人数的农民从而获得全国性的支持之后，一旦推翻元王朝，就更容易获得中国的统一，也就完成了唐王朝之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统一，这种统一包括疆域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统一。
一些网友在提及清王朝时往往会有种单一民族性的恨意，如果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清王朝同样为中国的大一统做出过巨大贡献，无论是东北、西北还是西南的国土开拓或实际治理都有亮点之处，清王朝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最大的压力，其它王朝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它都遇到了，其它王朝所没有面临的问题，它也遇到了，比如，少数民族政权如何面对主体性民族的仇恨，比如历史上的历代王朝所面临的外敌多是一个方向的，多是文明水平并不高的游牧文明力量由北向南的冲击，而清王朝面临的外来压力，则是多个方向的（东南西北，没有一个安定的方向），是强大的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在王朝盛衰循环的下滑期又遇到了世界列强的崛起期，纵然清代诸君平均执政素质并不低，但其表现出来的悲惨形势就成为一种客观必然了。
在今天，我们谈及国际政治时，喜欢提地缘政治，我认为，在谈及国际政治时，我们应该考虑三缘政治，即时缘政治、地缘政治、人缘政治，其实对应的就是中国古人所总结的“天时、地利、人和”，地缘政治侧重的是地理因素与空间因素，更像是一种横向的因素，而时缘政治则侧重于时间因素与历史因素，是一种纵向因素，人缘政治则是一切政治的根本。我们在谈地缘政治时，认为国际地缘政治中有一些破碎地带，而我提出的时缘政治概念，同样也存在破碎地带，对于中国的时缘政治而言，我们的历史上存在着的破碎地带，其实就是分裂时期，这些破碎的分裂时期位于各个强大的王朝之间，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历史，虽然我们都不乐见中国的分裂时代，因为这意味着民众的苦难，但是，这些破碎地带不会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破碎的时光其实也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反思历史教训加强民族融合的时光，这是一种历史规律，今天的中国要打破这种规律是不可能的，能做的是尽量采取措施减少那些可以导致分裂的因素出现或做大。
中国的国土面积很大，人口众多，民族、信仰、文化、区域差异性巨大，治理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基础交通设施建设，拉近各地的地理距离；通过有效的行政机构及经济设置，拉近中央与地方距离；通过推进有效的民族政策拉近民族间的距离；通过或限或促的生育政策使得人口的增长能够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需要；面对人口越来越多而耕地越来越少的现状，加大向工业服务业转移就解决农民就业问题；通过科技提高农业产量以及向国外农业进军的方式解决粮食问题；通过整合世界资源满足国内资源的不足；通过制度建设将摆脱人治体系的种种弊端……
总之，中国需要以创新的姿态面对总在变化的世界，过去两千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处在农业社会，始终以自耕农为主体的中国必然呈现出千篇一律的场面，所以封建的体制在中国得以延续了两千多年，而当我们进入了工业化与信息化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日新月益的，从时缘政治中吸引经验教训，在地缘政治进行统筹布局，能够做到以人缘政治为核心，与时俱进的面对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一切挑战，这是我所期待的。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