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传统构建中国文明自信 重建中国战胜国意识

　　中国对日本曾有战胜国意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王新华先生不久前提出了重塑中国战胜国意识的期待。我认为这一提法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令人感佩不已。但是，我对他概括的战胜国意识的内涵，却不能完全赞同。
　　在我看来，战胜国意识真正牢靠的基石，并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也不仅仅是取得了台湾回归祖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具体成果——尽管这也很重要。真正的战胜国意识是一种对本己文明内在优越性的强烈自信，是一种对自身力量的强大和未来仍将长盛不衰的强烈自信，是一种对本民族必将有着光明前景的强烈自信。简而言之，战胜国意识就是自信！
　　那么，中国有没有战胜国意识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大历史”的提出者黄仁宇先生，曾经讲述了一件抗战胜利后他亲身经历的一幕。
　　当时，黄仁宇以国民党军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参谋的身份巡视部队，发现一名连长竟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招待被他监视做工的日军俘虏。“我刚一责问，他即辩说：‘报告贵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黄仁宇感叹说，“我想只有中国之老粗军人，才有此胸襟怀抱。”其实想想也不奇怪，胜利者有足够的自信对认栽服输的失败者宽大为怀。
　　新中国成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羁押了一千多名日本战犯。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有关决定，分3次赦免释放了其中的1017个；到1964年4月9日，被判刑的日本战犯全部获得提前释放。
　　在我看来，这一举措也不全是像后人猜测的那样完全是为了配合外交政策和“统战”等方面的考虑。当时正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如旭日东升，跟旧世界怎么比都是后来居上。那时流行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赞歌》展现出的明朗自信现在听起来还让人动容，战胜国意识不言而喻。
　　在新中国的强大感召下，这批日本战犯在回国后，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献给了中日友好事业。
　　战胜国意识与中国历史发展“三段论”
　　既然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不曾缺乏战胜国意识，那为什么到了今天，战胜国意识又会被作为一个严重问题提出来？
　　我觉得需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中国宏观历史的框架和坐标内来考虑。在上个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曾在《中国史叙论》中，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的历史发展“三段论”，来解释中国与亚洲、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之中国”阶段，可以看作是华夏民族和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融合、凝聚和形成的过程。老子、孔子、庄子等灿若群星的思想家，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亚洲之中国”阶段，则可以看作是中国作为“天下”的中心，与四周的“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和国家发生的时而册封朝贡，时而冲突、战争的过程；“世界之中国”阶段，则是指中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强行拖入了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
　　应该说，我们在从“中国之中国”向“亚洲之中国”转型过程中做得非常成功。在匈奴的骑兵大规模南下之前，就完成了内部的整合与统一。结果是不仅可以举国之力进行抵抗，甚至可以迫其西迁，不仅避免了中华文明湮灭在历史长河中，而且也长期保持了领先地位。
　　这个阶段的中华文明是如此之强盛，以至于一些少数民族在凭借一时的军事优势入主中原之后，主动进行“文明换种”，如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就是如此。而在欧洲，罗马文明被蛮族征服，就完全从历史上消失，直到几百年之后，才被人重新“发现”和“复兴”。
　　但是，我们从“亚洲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型却进行得非常艰难。“球籍”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的头顶上方。
　　这次转型可以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其主旋律是“救亡”。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随着“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尼克松访华，“救亡”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基本完成。共和国处于高歌猛进的阶段，没有人怀疑未来属于我们。
　　现在应该说我们正处于这次转型的第二个阶段，即“发展”。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这是毋庸赘言的，但是我们也遇到了新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意识形态出现真空状态，我们就困惑起来：中国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文明？或者说我们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连续翻番，并没有完美地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文明的自信如何构建
　　如果像“历史终结论”者所预言的那样，或者像“全盘西化论”者所力主的那样，未来的“世界之中国”将被“锁定”在“学生”或者说是“跟跑者”的地位。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可能会称赞我们是“优等生”，但“优等生”毕竟还是学生，因此我们就不能肯定未来就一定属于我们，而且在这条跑道上，美欧日已经跑得太远了。
　　正是这种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内心深处充满了焦虑感，并且不再自信，我们必须要靠别人的尊重和承认才不会感到失落，我们因此而变得敏感，我们逐渐脆弱得不再像一个“战胜国的国民”，终于如王新华馆长所说的那样，我们甚至输不起一场球。
　　如果我们承认战胜国意识就是一种对本己文明的强烈自信，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未来的“世界之中国”就必须拥有一种至少和西方并驾齐驱的文明！中国不是一个可以安于附庸地位的小国，中国不能长期满足于仅仅做西方的学生。
　　有学者指出，在当代中国，存在着三大传统：一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与参与的传统；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和追求自由的传统；另外一个就是儒家传统。
　　如果这三大传统能够在不断冲突的过程中也能够不断融合，就有希望促成中华文明的复兴。这个看法不无道理，并且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之日，也就是中国民众的战胜国意识牢固树立之时。
　　美国人如何建立对日战胜国意识
　　1945年9月27日，东京的美国大使馆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要求拜见驻日美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这位客人就是日本天皇裕仁。
　　会面结束后，报纸刊发了两个人的大幅照片：麦克阿瑟身穿一件军便服衬衫，没有打领带，两手搭在臀部，分腿而立，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而个子明显矮了一截的天皇却毕恭毕敬地身着晨礼服，手里还提着一顶可笑的大礼帽，肃然站立在麦克阿瑟的左侧。
　　这幅照片让许多日本民众流下了眼泪，觉得麦克阿瑟实在太过分了，但同时却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世人：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
　　战后，在麦克阿瑟的主持下，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造，虽然后来不断有人批评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不彻底，但有一点确定无疑——美国是按照自己的文明准则、意志和利益对日本进行改造的。
　　这次改造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的“再造之恩”，把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主从关系、师生关系固定下来了。美国也由此建立了对日本巨大的心理优势。所以，尽管靖国神社里供奉着策划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牌位，但美国基于对自身文明和力量的绝对自信，对日本政要的参拜活动视若无睹。中国对日本曾有战胜国意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王新华先生不久前提出了重塑中国战胜国意识的期待。我认为这一提法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令人感佩不已。但是，我对他概括的战胜国意识的内涵，却不能完全赞同。
　　在我看来，战胜国意识真正牢靠的基石，并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也不仅仅是取得了台湾回归祖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具体成果——尽管这也很重要。真正的战胜国意识是一种对本己文明内在优越性的强烈自信，是一种对自身力量的强大和未来仍将长盛不衰的强烈自信，是一种对本民族必将有着光明前景的强烈自信。简而言之，战胜国意识就是自信！
　　那么，中国有没有战胜国意识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大历史”的提出者黄仁宇先生，曾经讲述了一件抗战胜利后他亲身经历的一幕。
　　当时，黄仁宇以国民党军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参谋的身份巡视部队，发现一名连长竟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招待被他监视做工的日军俘虏。“我刚一责问，他即辩说：‘报告贵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黄仁宇感叹说，“我想只有中国之老粗军人，才有此胸襟怀抱。”其实想想也不奇怪，胜利者有足够的自信对认栽服输的失败者宽大为怀。
　　新中国成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羁押了一千多名日本战犯。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有关决定，分3次赦免释放了其中的1017个；到1964年4月9日，被判刑的日本战犯全部获得提前释放。
　　在我看来，这一举措也不全是像后人猜测的那样完全是为了配合外交政策和“统战”等方面的考虑。当时正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如旭日东升，跟旧世界怎么比都是后来居上。那时流行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赞歌》展现出的明朗自信现在听起来还让人动容，战胜国意识不言而喻。
　　在新中国的强大感召下，这批日本战犯在回国后，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献给了中日友好事业。
　　战胜国意识与中国历史发展“三段论”
　　既然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不曾缺乏战胜国意识，那为什么到了今天，战胜国意识又会被作为一个严重问题提出来？
　　我觉得需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中国宏观历史的框架和坐标内来考虑。在上个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曾在《中国史叙论》中，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的历史发展“三段论”，来解释中国与亚洲、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之中国”阶段，可以看作是华夏民族和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融合、凝聚和形成的过程。老子、孔子、庄子等灿若群星的思想家，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亚洲之中国”阶段，则可以看作是中国作为“天下”的中心，与四周的“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和国家发生的时而册封朝贡，时而冲突、战争的过程；“世界之中国”阶段，则是指中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强行拖入了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
　　应该说，我们在从“中国之中国”向“亚洲之中国”转型过程中做得非常成功。在匈奴的骑兵大规模南下之前，就完成了内部的整合与统一。结果是不仅可以举国之力进行抵抗，甚至可以迫其西迁，不仅避免了中华文明湮灭在历史长河中，而且也长期保持了领先地位。
　　这个阶段的中华文明是如此之强盛，以至于一些少数民族在凭借一时的军事优势入主中原之后，主动进行“文明换种”，如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就是如此。而在欧洲，罗马文明被蛮族征服，就完全从历史上消失，直到几百年之后，才被人重新“发现”和“复兴”。
　　但是，我们从“亚洲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型却进行得非常艰难。“球籍”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的头顶上方。
　　这次转型可以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其主旋律是“救亡”。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随着“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尼克松访华，“救亡”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基本完成。共和国处于高歌猛进的阶段，没有人怀疑未来属于我们。
　　现在应该说我们正处于这次转型的第二个阶段，即“发展”。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这是毋庸赘言的，但是我们也遇到了新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意识形态出现真空状态，我们就困惑起来：中国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文明？或者说我们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连续翻番，并没有完美地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文明的自信如何构建
　　如果像“历史终结论”者所预言的那样，或者像“全盘西化论”者所力主的那样，未来的“世界之中国”将被“锁定”在“学生”或者说是“跟跑者”的地位。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可能会称赞我们是“优等生”，但“优等生”毕竟还是学生，因此我们就不能肯定未来就一定属于我们，而且在这条跑道上，美欧日已经跑得太远了。
　　正是这种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内心深处充满了焦虑感，并且不再自信，我们必须要靠别人的尊重和承认才不会感到失落，我们因此而变得敏感，我们逐渐脆弱得不再像一个“战胜国的国民”，终于如王新华馆长所说的那样，我们甚至输不起一场球。
　　如果我们承认战胜国意识就是一种对本己文明的强烈自信，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未来的“世界之中国”就必须拥有一种至少和西方并驾齐驱的文明！中国不是一个可以安于附庸地位的小国，中国不能长期满足于仅仅做西方的学生。
　　有学者指出，在当代中国，存在着三大传统：一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与参与的传统；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和追求自由的传统；另外一个就是儒家传统。
　　如果这三大传统能够在不断冲突的过程中也能够不断融合，就有希望促成中华文明的复兴。这个看法不无道理，并且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之日，也就是中国民众的战胜国意识牢固树立之时。
　　美国人如何建立对日战胜国意识
　　1945年9月27日，东京的美国大使馆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要求拜见驻日美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这位客人就是日本天皇裕仁。
　　会面结束后，报纸刊发了两个人的大幅照片：麦克阿瑟身穿一件军便服衬衫，没有打领带，两手搭在臀部，分腿而立，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而个子明显矮了一截的天皇却毕恭毕敬地身着晨礼服，手里还提着一顶可笑的大礼帽，肃然站立在麦克阿瑟的左侧。
　　这幅照片让许多日本民众流下了眼泪，觉得麦克阿瑟实在太过分了，但同时却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世人：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
　　战后，在麦克阿瑟的主持下，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造，虽然后来不断有人批评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不彻底，但有一点确定无疑——美国是按照自己的文明准则、意志和利益对日本进行改造的。
　　这次改造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的“再造之恩”，把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主从关系、师生关系固定下来了。美国也由此建立了对日本巨大的心理优势。所以，尽管靖国神社里供奉着策划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牌位，但美国基于对自身文明和力量的绝对自信，对日本政要的参拜活动视若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