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文明大反攻》第二部分

《窝里斗不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学术界有一种常见之说：中国文化是和文化。孔子说的“和为贵”更是脍炙人口。然而，柏杨却认为“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 黎鸣认为：“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的国民性”，“使争夺权力的斗争仅仅限于少数几个政治军事集团。。。” 民间也有这种谣言，我曾经看见几个人窝在一起，一面大谈：“中国人有窝里斗的国民性，这是祖传的。”一面“嘿嘿嘿”挂着口水贱笑。
一个民族治乱与否，是社会、政治背景决定的，应该由政府负责，人民不应受到谴责——这本是低级的道理，可有些人却瞎子般坚持放这个黑屁。政府管理不善，人民自然混乱，有本事去说政府，培养对华人的歧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更为荒唐的是：很多人唯一的论证方法，是“不断列举中国人的内斗史”，再用“煽情”的办法“论证”这一观点。当然，列举缅甸的科学家，再怎么煽情，也不能证明“缅甸科学家最多”。人类的习惯，是采用“比较法”来判断多与少。现在，就让我们来比较一下：
中国史：从商朝至今约3700年，春秋战国、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宋金对峙，合计约1114年，占历史时间比率的30%左右。
德国皇帝奥托一世于公元936年登基后，国内很快陷入混乱。他的兄弟亨利与塔克马尔等人发动叛乱，并获得了一些公爵的支持，至1871年德国统一，1072年间，乱了935年，时间比约为87%。
法国单说墨洛温王朝，就分裂了五次。1491年，查理八世基本完成统一。内乱1000多年，时间比约为60%。
意大利从6世纪伦巴第人将其分割，至1861年统一，内乱1280多年，时间比约为84%。
俄国从862年留里克王朝建立，至伊凡雷帝统一，约有62%的时间在“窝里斗”。
日本史太乱，如：公元10世纪，庄园组织“郎党”逐渐演化成为“武士团”相互冲突，1156年保元之乱、1177年鹿谷事件、1336年进入南北朝、1391年明德之乱、1399年应永之乱、1456年进入战国。。。因此暂不统计。
我们再以史书为证：
翻看德国资料：“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分裂为314个邦和1475个骑士庄园领，可以说有1789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政权。”（《剑桥德国史》）
翻看意大利资料：“中世纪的意大利政治上四分五裂，说不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世界古代史》）
翻看西班牙资料：“1469年。。。形成西班牙王国。但国内并没有统一”。（《世界全史》）
翻看法国资料：“封建大贵族的分裂割据和彼此混战，阻碍了王权的强化和国家统一。”（《世界全史》）
如果，窝里斗是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那么，天下哪个民族不是本性内斗？  
传教士远志明居然认为，信仰上帝可以根治内斗。翻阅《圣经》：“扫罗家和大卫家争战许久”（撒下3：1），按照某些人的标准，基督教的窝里斗恐怕也是祖传的，亚当和夏娃的儿子就斗出了人命。“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创4：8）更为可笑的是，罗马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合法，395年就分裂了。
综上所述：中国是个长期统一，短期内乱的国家。日本、德国没有团结的国民性，我们也没有窝里斗的劣根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历史的规律。如果我们面对现实，注意到：当今国民不团结是因为拜金主义严重，腐败使官员威望降低，自由主义泛滥，传统道德被破坏等等，就能对症下药解决一盘散沙的问题。如果我们总是咒骂：“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却不做任何事，只能培养对自己的种族歧视，这正是一些歹人——如东条英机、汪精卫之流求之不得的结果。
关于窝里斗的问题，我和一个人做过如下辩论：
他说：“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天生就这样。”
我说：“窝里斗和我们的本性无关，德国长期内斗，这不是德国人本性坏，而是政治、社会背景决定的。”
他立刻反驳道：“人家那是谁也不服谁的窝里斗，那不叫窝里斗。”（这是他妈人话吗）
我接着解释说：“游牧民族也经常内乱。。。”
他继续嘴硬：“人家那是历史形成的窝里斗，那不叫窝里斗。”
一些人打着“文化反思”的旗号，培养出来的“自我种族歧视”，真是令人发指。当我用简单的道理，论证他不是“劣等民族”时，他已经完全不适应了。当是，我仿佛看见此人高举大旗，冲我雄赳赳的狂喊：“哈哈！洒家就是畜生！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这种人很多很多，令人心寒。

他说：“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天生就这样。”
我说：“窝里斗和我们的本性无关，德国长期内斗，这不是德国人本性坏，而是政治、社会背景决定的。”
他立刻反驳道：“人家那是谁也不服谁的窝里斗，那不叫窝里斗。”（这是他妈人话吗）
我接着解释说：“游牧民族也经常内乱。。。”
他继续嘴硬：“人家那是历史形成的窝里斗，那不叫窝里斗。”

一些人打着“文化反思”的旗号，培养出来的“自我种族歧视”，真是令人发指。

好贴帮顶，中国在过去2000年里有1800年站在世界最高峰，我坚信未来属于中国。

那群心怀逆向种族主义的吃货进一次集中营毒气室就老实了。{:soso_e113:}

哈哈，很有趣

拜读中，佩服佩服~~

再次拜读楼主的大作~

打个记号，慢慢细读。

《被游牧民族统治不是中国文化造成的》

       
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谣言：“中国被蒙古、满清统治，是因为中国文化太软弱”。黎鸣就认为：“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不断向外族屈膝、乃至不断投降亡国的历史。”儒、释、道“促成中国人的逆来顺受和克己忍让的人格特征。”
《狼图腾》一书也认定：儒家“主张施仁政，以驯化软化国民性格，来换取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最终导致了异族入侵。此书引起了巨大反响，好像长期俯首称臣的游牧民族神的不得了，而中国自古就是被强邦侵略的对象。
如今，这个谣言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一些不懂世界史的半吊子们，更是语重心长、浑浑噩噩的跟着起哄。这些人也不动脑子想想：即使儒、释、道造成逆来顺受，也比游牧民族强。蒙古、女真在实行奴隶制的时候，奴隶等同于工具，他们连“施仁政”的梦都不敢做，“逆来顺受”的本事比谁都大。因此，这种说法纯粹是猪话。游牧民族的入侵是世界性的，与文化无关。
根据高教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古代史》：“从公元前第2千纪中叶起，迄公元13世纪，游牧世界各部族先后对农耕世界掀起了三次历时长久的移徙和冲击浪潮。最初的一次断续绵延到公元前第1千纪”，“第二次浪潮始于公元2世纪、3世纪，直到7世纪。”“最后一次浪潮起于13世纪。”
中国从五胡乱华至隋朝统一共272年，金国120年，被蒙古统治89年，满清267年，共计748年，从商朝至今，中国只有20%的时间被游牧民族统治。
希腊：公元前335年被马其顿人消灭。
西罗马：公元476年在蛮族的冲击下崩溃、灭亡。
东罗马：公元1453年被突厥人消灭。
印度人被塞种人统治了100多年，后又被大月氏、突厥、蒙古统治，从吠陀时代末期至今，时间比为34%。
英国449年遭蛮族入侵，1017年被丹麦人征服，1066年又被诺曼人征服，被异族统治950年。时间比为61%。
法国从468年墨洛温王朝建立，到987年加洛林王朝结束，被法兰克人统治519年，时间比为34%。
俄国从862年留里克王朝建立，到1480年驱逐蒙古人，共618年，时间比为54%。
西班牙被西歌特人、摩尔人统治，先后约1000年，到1479年为止，时间比为66%。
伊朗：塞琉西王国83年，安息王朝471年，后又经阿拉伯人、突厥人、花剌子模人、蒙古人统治，前后约1403年。从米底王国至今，时间比为53%。另外，埃及的十五、十六王朝为喜克索斯人建立，巴比伦在公元前2191年也被库提人征服。
相比而言，中国人在外族入侵面前表现很好。倘若我们因此而自卑，天下有多少民族要自卑？如果中国文化因此被打倒，全世界的古典文化又该如何处理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西方的罗马，在异族打击下越缩越小，最后被突厥人攻灭。如果说：宋朝败退了152年，罗马败退了多少年？
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崩溃，到1453年东罗马亡国，历经提奥多西、查士丁尼、赫拉克里乌斯、伊索里亚、弗里吉亚、马其顿、科南尼、安吉利、佩利奥洛格斯王朝。从南北朝至明代，罗马历时9个朝代，在977年内，总体呈败退趋势。
《罗马帝国衰亡史》记载：西罗马灭亡前遭受了“阿拉里克对意大利的入侵”、“汪达尔人对阿非利加的入侵”、“阿提拉对高卢的入侵。”
《世界古代史》第19章记载：“阿拉伯人征服了半个拜占庭帝国。”
《世界古代史》第22章记载：“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大举进攻君士坦丁堡。”“历时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最终灭亡。”
查士丁尼皇帝为恢复罗马进行过努力，“20年间，几乎整个地中海又变成了罗马湖。”然而，“西方并没有步中国之后尘，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兰克人和拜占廷人刚刚形成的脆弱的帝国结构”，日后，“加洛林王朝在MSL、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的三面夹击下土崩瓦解，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全球通史》上册第11章）历史证明：西方被游牧民族（包括海盗、蛮族等等）打击比中国惨，那些以蒙古、满清入侵为由，否定中国文化的人，该怎样评价西方文明呢？对于崇洋媚外的人来说，这真是个巨大的难题。
那么，游牧民族的入侵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地理位置”和“生产力”造成的，与文化无关。就像“抽羊角风”和文化无关一样。
先说地理位置：游牧民族在空旷的暗处，攻打明处的农耕民族比较便利。长城以南灯火阑珊，一打一个准。长城以北黑灯瞎火，我们怎么打敌人？连寻找都费力。入侵者可以集中兵力，而农耕民族却不知究竟该守何处。《剑桥中国明代史》记载：“即使某一地区的防御是坚强的，蒙古骑兵却攻击别的什么地方。1537年，当据说有40000人的一支大的入侵部队攻击大同管区时，整个管区连同它所有的卫所只能调集14000名士兵。”
再说生产力：农耕民族当然可以反击游牧民族，可是，给养却成了大问题。《剑桥中国秦汉史》记载：“一个士兵300天的行程要耗费360公升由牛负载的干粮”，而“牛在沙漠之中百日内将会死去，剩下的240公升干粮对于携带它的士兵来说仍是太重了。”公元99年，李陵发给士兵的给养居然是“两升干粮和一片冰” —— 那些嘲讽中国军队的文人，究竟还有没有人性和良心。

《“中国汉奸多”是谣传》


一些人有个毛病，他们用“了解中国黑暗多”，混淆“中国黑暗最多”，用“不知道外国历史”，混淆“外国人好！”这些人常说：“中国酷刑多、内乱多、阴谋多。。。”总之什么丑恶都最多，然后加上一句：“外国有吗？外国没有！”其实，哪里是“外国没有”，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外国，他们可能连外国的“外”字都不会写。
在这场集体抽风运动中，“中国汉奸多”这一结论就诞生了。如果出于憎恨汉奸，发发牢骚也就罢了，可文人姜戎说的有鼻子有眼：“在抗日战争时期冒出几百万汉奸伪军，堪称世界之最。”胡星斗也说：“小人、叛徒被说成‘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抗战时汉奸数百万）。”“抗日的时候汉奸多如过江之鲫”，“而韩国人‘韩奸’却很少，这不能不说与文化有关。”连为汪精卫翻案的林思云也嚷嚷：“。。。所以中国的汉奸就特别多。”（详见《中国为什么赶不上日本》）
更为恶劣的是，电影《南京！南京！》描绘了这样一幅场面：几个日本兵冲进教堂，一大群中国难民却举起了双手——这是揭示自己民族的缺陷吗？不，这是污蔑和诽谤，是对抗战死难者的亵渎。
多与少，在比较，让我们用“比较法”来否定这一讹传，请看二战时期各国伪军的数字比率：
“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万余人，歼灭伪军118万人”（《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在抗战爆发的1937年，中国人口为43840万人（详见《简明知识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抗战期间出现的伪军总数，约占全国人口的0.27%。
参看《德意志的另一行泪》（朱维毅著），一位参加过党卫军的老人艾卡特说了段话：“战后我看过一个统计资料，证明参加党卫军中的外国志愿者中有荷兰人5万、比利时人4万”。当时两国人口皆有800余万，单说参加党卫军的人，就各占0.6%左右，超过中国一倍多。在龙应台《这个动荡的世界》中，能看到德国记者提供的数据：“荷兰一家报纸因而统计沦陷期间，大约4%的荷兰人是抗暴英雄，4%是‘荷奸’”。
再看法国：“在1942年11月以前，维希政府在北非的军队达20万人”（2005年5月9日新华网刊登）。仅此一地，伪军就占0。5%，差点超过中国一倍，总数就不必计算了。由于当时法国民风懦弱、浮浪，许多妇女和德军私通，竟生出了一大群可悲、可怜的人。“由纳粹兵与法国人生下的20来万子女，多年来一直受到残酷的对待。”“这些后代现在已达100万人。”（2004年5月5日腾讯网刊登）
2007年9月14日，凤凰资讯刊登文章《二战时苏联有55万伪军为德国卖命》。2007年8月10日，中国经济网刊登《文摘周报》文章：《二战中的苏联伪军：总共有55万苏联人为德军作战》。苏联人口是中国的一半，伪军也是中国的一半，二战中的钢铁苏联是世界的骄傲，一些中国文人凭什么无端丑化自己的民族？有人在嘲讽“中国汉奸多”时，也该想一想：中国武器落后，能抗战八年，我们的先辈是多么不容易呀。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犹太人也有内奸（CAPO）。二战期间，纳粹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百里抽一，提拔为头目，协助他们迫害其他囚徒，此外还有“犹太人自治会”成员和犹太警察。
胡星斗说汉奸比韩奸多，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有学者研究过，韩奸占朝鲜半岛人口的比例大大超过汉奸占中国人口的比例。清算‘韩奸’一直是韩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结。” （2006年10月18日新浪网刊登）“当然，韩国文化也是东方文化，因此，文化决定不了内奸的多少。否则，就冲那么多法奸，罗马教皇早该被发配非洲了。
另外，“独立战争开始后，北美人民与英军作战的同时，也与殖民地的效忠派（Loyalists）展开了殊死斗争。”“1775—1883年间，约有10万名效忠派分子离开美国，投靠英国或加拿大。”（《一口气读完美国史》）美国独立时人口200余万，战争期间投靠英国的先不讲，等鬼子走了，他们在100多年内，每年还要蹦出“美奸”千余人，这种怪兽，倒也罕见。
总之，中国汉奸比率少。倘或中国在抗战期间表现懦弱，却被推举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么，有一种可能：全世界人民“神经”。反之，则是“中国的某些人因自卑而‘神经’”。
有人还拿蒙古入侵之事，“论证”中国人软弱，这更是昏人，请看蒙古的进军路线：宋理宗年间，蒙古攻克巴格达。1219年，朝鲜陷落。1223年，打垮俄罗斯80000军队。1241年，攻入波兰、匈牙利等地。1242年，在西里西亚大败德国 30000铁骑。
蒙古是在扫荡了欧、亚之后，才于1279年“以石压卵”消灭了宋朝，中国抵抗到最后阶段，摆脱蒙古统治却很早。蒙古全面统治中国才89年，而伊朗、俄罗斯、印度却被压迫了近两个半世纪。中国到底怎么个“汉奸多”了？我要正告大家：中国汉奸不多！抗日战争使中国受到全世界的尊敬，英雄的人民为何要被一些人恶意揣测？
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丘吉尔是英国人。
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斯大林是苏联人。
如果一些人明知历史，还要硬说：“中国汉奸多！”。。。他们又是什么人？

好贴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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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不是中国人的特性》


“吃人”这个词，不知什么时候和中国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位知名文人把中国文明说成是吃人的宴席，更是一种片面的煽情手段。红卫兵信了他偏执的言论，挽起袖子冲去，想做一番救人的壮举，结果，把中国文化不分好坏一通狂砸。因此，这种文人看似正义，其实比卖“冒死牌壮阳药”的黑贩子还坏。汉奸周作人干脆打起“人肉”的主意来。本来，原始社会就有食人族，可他却说：“中国人本来是食人族”，随着他们的煽动，传闻越来越广。
其实，吃人是一种野蛮的表现，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中世纪乃是常见现象，说“封建社会吃人”是反封建，说“华人擅长吃人”则是反华了。人类历史多要经历奴隶社会和农耕社会，倘或温和一些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吃人宴席，那么，罗马、希腊文明和基督教、印度、波斯文明难道都是吃人宴席吗？按照这一理论，足以销毁人类古典文明。
2007年1月8日，《华商报》就刊登新闻：《法国监狱发生吃人案》，说：“35岁的科卡涅承认拳打受害人，又用剪刀刺他，再以胶带将他勒死，然后挖出心脏吃掉。”2009年，我又看到一则新闻：“据法国媒体6月23日报道”，“最古老‘欧洲人’是食人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委派学者进行了研究，“该项目负责人之一卡斯特罗近日说：‘我们已经了解到他们嗜食同类。’” 按照某一种逻辑推断，“吃人”也是欧洲人祖传的劣根性了。
或说：吃人是儒家礼教的专利，这是混帐话。法国革命时期，朗巴勒夫人被肢解后，心脏便喂了共和党。如此说来，自由、平等也会吃人吗？
罗马迫害基督徒时，“那些基督教士和修女们的内脏在被那些嗜血的狂热分子品尝过之后，和上大麦被厌恶地投给城里的肮脏的牲畜去吃。”（《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0章）及至教会掌权，十字军便在安条克城下先吃俘虏，后吃自己人。罗马人被围，“有些饿疯的人偷偷杀死自己的同胞，然后把他们的肉吃掉”，“甚至据说母亲也吃下了他们的被杀害的幼儿。”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5章）法国1032年闹灾，出现人吃人的惨状。俄国波雅科夫东征，滥杀无辜，以人为食。据说，匈牙利李克斯特伯爵夫人为了美容，不仅用少女的鲜血沐浴，还要在沐浴前喝人血。。。因此，吃人并非是中国人之特长。
崇洋媚外者尤其不能骂儒家吃人，因为《圣经》申命记有言：“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28:53）“她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她所要生的儿女，她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地吃了。”（28:57）上帝老儿自己也是个吃人高手，《尼希米记》上说：“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10:36）
西方的法律，曾经允许吃人肉，就好比枪决、绞刑是合法的一样。他们将人关起来，用饥饿迫使他们互相吞噬。13世纪，高兰谋杀教皇玛巴蒂尼未遂，他和他的两个孩子被关进牢房，断绝水粮，在饥饿的折磨下，高兰被迫吃掉了自己的孩子。乌戈利诺本属支持教皇的奎尔夫派，还是比萨执政官。1289年，比萨大主教乌巴尔迪尼指控他犯有判国罪，乌戈利诺并其二子二孙被锁进高塔。时间一久，祖孙三代互相吞噬。及发现尸体时，咬啮的痕迹已布满皮肉。
翻看《吃的进化：食物的奇闻异史》一文，发现有如下描述：
“‘布罗尼公园的食人者’以瑟•萨贾瓦，他在1981年杀死并吃掉了一个不喜欢的女朋友。在1991年的密尔沃基，杰弗里•达玛像食人者一样，是嗜尸成癖的虐待狂，当警察冲进他家里时，发现冰箱里塞满了尸体碎块。”
“即使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史中，在很长时期内，特定形式的食人行为是得到社会认可和法律承认的。通常情况下，海难和空难中的生还者食用遇难者的肉，获得求生的力量，有时候，在极端的条件下，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解除其他人的饥饿。”
“1820年，船员们曾聚集在一起，决定在今后类似的海难事件中吃人的顺序。1835年‘弗兰西斯•斯拜特号’上一位同名的船长获救，声称‘吃掉了船上侍者的肝和大脑’。”“1884年，航海准则最终失效，游艇‘木犀草号’船主中的两位幸存者，在经历了24天饥饿的海上漂流后，杀死并吃掉了一名船上水手。让他们震惊的是，他们因此而被判刑。”
洋人吃人，怎么总是合法的？莫非上帝是魔鬼不成？
如果我们搜集资料，编写一本《西方吃人史》，到欧美大量出版，洋人可否认定吃人是他们的强项？反对吃人没有错，但是，如果有人故意说“吃人是中国人的特长”，就是一种陷害。在世界吃人GDP排名产生之前，任何说我们是“吃人最多民族”的疯汉，都有诽谤之嫌。他们总是不断列举“中国吃人史”，但“列举多”不等于“确实多”，他们丑化华人的方法，总令人想起纳粹对犹太人的某些手段。
一些人今天看到中国穷，就落井下石，“拿人类缺点，当中国人的劣根性”，如果明天洋人穷了，他们就会“拿人类缺点，当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劣根性”。用这种方法，可以培养种族歧视，灭绝人类古典文明。中国万不可成为诋毁种族、消灭文化者的乐园，那是犯罪、是法西斯，为人类所不齿。

《中华民族并非发明酷刑的高手》


先前，某个著名文人谈论过中国酷刑的问题，大意是说：外国硬汉比中国多，是因为外国的酷刑不如中国。他查阅欧洲杀基督徒的记录，其残酷实在不如中国——著名文人放口臭，有时也会变花香，于是民间就有了类似的流言，但我不以为然。
说到酷刑问题的严重性，不仅要看刑罚的残忍程度，还要看一个国家的量刑标准和死刑采取的常见方式。比如：A国最残酷的有千刀万剐，但偷十块钱仅坐牢一天，死刑一般采取砍头。B国最残酷的是先打后活埋，比剐要轻得多，偷十块钱却要挖眼睛，死刑一般采取红烧法，那么，B国的残酷当然超过了A国。
1650年，康涅狄格州颁布的法典十分苛酷，“从未见过死刑这样多定于法律之内和用于微不足道的罪行。”（《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1部）“1833年，在英国，一名9岁的男孩，因为从一扇窗玻璃破损的商店偷了价值两个便士的颜料，而被判处死刑。”（《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第3部分）这样残酷的刑罚，竟然出现在工业革命时期，令人惊讶。我请问：这样的法律能培养出什么硬汉？
西方中世纪比中国黑暗，酷刑当为一大体现。有人一说中国酷刑，总要大谈“千刀万剐”，可是他们忘了：中国的凌迟是用刀，而基督教杀害女科学家海帕西娅，竟是用牡蛎壳割去她的皮肉，之前还剥衣服、拔头发，最后焚烧！相比之下，中国的剐算是轻的。
中世纪还有与剐人相似的铁处女。即将人放入一个铁人之中，内有铁屑等利器，人置其中，数日方休。如果不死，刽子手就用长矛扎进窟窿。那窟窿不偏不倚，正对着死囚的眼睛。伊凡雷帝在惩罚废后情人格列鲍夫时，“用烧红的铁钳子烙去他一块块的肌肉，然后用尖桩插进他的肛门”，使他“经受了二十四小时的难以忍受的疼痛”才死去（《世界全史》第3篇第12章）。说到剐，罗马人更不落后。他们的剐叫“勒索死”：把人和猴、鸡、狗、蛇、猫等小动物装进皮囊，缝死出口。时间一久，人就被这些小动物抓咬而死。这些酷刑，要比千刀万剐如何？
再说最普遍的死刑：中国常用砍头，往往是“痛快一刀”。美国的电椅可没那么“痛快”，看看杀害艾瑟尔·罗森堡的记录便知。古代西方常用火刑，而且“花样繁多”：一是烧，二是慢烤，三是把人放在铁人里烤，四是在庆典上将犯人焚烧取乐。第五种刑未必会杀死人，就是坐烧红的椅子。
说起烧，很简单，教会一声令下，全城的老百姓一人抱一把柴和，聚集在行刑地点，这样即能围观取乐，又能为国家省去“煤火费”，比中国在菜市场杀人想的“周全”。烤是将罪犯身体固定在架子上，用文火慢慢烤，一般几个小时人才咽气，科学家塞尔维特就是这么被害死的。
中国的商纣王用炮烙，教会也有炮烙，所不同的是：纣王杀人，是把人绑在烧红的铜柱子上，人在外，教会则是把人装进一个镂空的人形模子里，人在内，而后在模子下面点好炉火，人在里面惨叫不止。贵族在庆典上烧人取乐时，还要在被害者脚下撒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以烘托“喜庆气氛”。至于坐红椅子，就是将铁椅子烧红，把犯人往上一按，只听一声惨叫，犯人死不了，也落得个残废。
都知道中国有腰斩，十分残忍，人在被切成两段后，还在地上滚来滚去。罗马人则更厉害，他们把人倒挂起来，从裆部开始切，切到肚脐，嘎然而止，这似乎应该叫“切开晾着”。
“绳锯木断”是中国的一句成语，西洋人似乎也懂这个道理，不过是“绳锯人断”。他们把人按在一根拉直的绳子上，然后来回推动。最后，人在痛苦中，慢慢的被锯成两半。
最损的死刑大概出现在德国，三十年战争期间，有人发明了一种“痒刑”。他们把人的四肢捆好，在脚心里涂上蜂蜜，然后，牵一只羊来一口口舔食。犯人忍不住大笑，直到笑死为止。
铁面具也可用来杀人：把面具固定在人的头上，囚犯的胡须头发长长了，堆积起来逐渐把人闷死。1537年，伊凡雷帝的叔叔安德烈，就是这样被慢慢整死的。铁面人由叫喊到不能喊，由急促呼吸到停止呼吸。。。全因胡须头发的生长所至。这种死刑，恐怕是最漫长，最痛苦的一种酷刑。
拉肢器是一种独特的刑具，说它象五马分尸，却也不很象。人的四肢被捆绑结实，向四处拉开，力量不轻不重，直到囚徒丧命为止。和分尸不同的是：伍子胥的父兄是被楚王的战马分成了几块，而这些人死后尸体往往完整，只是身体被拉长了几厘米。
在《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中，扎里克记载了教会整人的各种办法：他们或把人吊起来，“将多达250磅重的重物加到脚踝上”，或“用一种细绳子捆手指”，或炙烤人的脚，“脚上还涂有猪油”，或将人“吊起之后。。。猛然放下，使其肩关节脱位。”此外，还有一种酷刑叫“西班牙的祈祷”：将人“用四根铁链绑起来吊上房顶。然后将他放下来，让一根尖梆插进他的肛门。”  
再说量刑问题：古代残害妇女，中国有沉塘，西方有装麻袋投河。中国残酷的骑木驴，几乎仅用于惩罚所谓的“淫妇”。西方迫害女巫，几百年来什么女人都杀，《非同寻常》一书记载：“处决女巫的方法大多残忍而且带有色情成分”。且杀人原因十分古怪，如：
17世纪，在德国班伯格地区，“有一位妇女赞美一个小孩，可是不久之后这个小孩生病死了，于是这位妇女被怀疑是女巫”，最终“绞死后被焚化”。
“在德国，许多淘气的小孩在闹着玩时喜欢念念有词，这常常会使他们丢掉性命。在乌尔兹堡，有三个10—15岁的小男孩就因为这个罪名而被活活烧死。”
“1619年，在比利牛斯山下的拉布尔特”，一些人认定“偏爱吸烟的妇女都是女巫。”“他们每天要审讯40名妇女，大部分都被判定为女巫，只有不到5%的人被释放。”
麦基记载了大量莫名其妙的杀人理由：自言自语、长相丑陋、低声抱怨、看人一眼、因小事吵架。。。都会被指控为女巫杀死。这些罪名，中国古人挖空心思也想不出来。《文明的复兴》还记载：“特里尔（Trier）主教曾在法尔（Ptalz)烧死120人，罪名是他们使寒冷的冬天延长。德国学者统计，17世纪大约一共有10万人因巫术受刑。”（P135）这都叫什么玩意！
西方宗教裁判所经常杀害科学家，按照他们的逻辑：张衡、祖冲之、孙思邈、僧一行、郭守敬都有可能被杀，中国古代会这样苛酷吗？
罗马帝国与汉朝是同时代的强国。罗马对基督徒进行了长时间的大迫害，皇帝尼禄、图密善、图拉真、奥勒留、德基乌斯、戴克里先接连上阵，《罗马帝国衰亡史》描述尼禄迫害基督徒时，引塔西佗的话说：“他们在残酷折磨中被处死，同时还受到种种凌辱和嘲弄，有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的人给周身缝上兽皮给发狂的猎犬去撕咬，还有些人身上涂满易燃物质，点着了用作照亮黑夜的火把。”汉朝则是减少了酷刑，《剑桥中国秦汉史》第9章说：“肢体（肉刑）的刑罚起初有刺面（墨）、割鼻（劓）、断一足或双足（剕）等，但后来逐渐不用。到了公元前167年，这些刑罚正式废止而代之以杖打多少不等的笞刑，甚至连笞刑也逐渐减轻。”有人还拿中国宫刑做文章，孰不知，“另一种偶然使用的肉刑是阉割（宫刑），常用它来代替死刑。”
反对我的人，或许会大量列举中国的酷刑。但是，谁能把各国酷刑完整的做一次“残忍指数排名”，我当场认他当师娘。反对酷刑，本没有错。倘或有人丑化华人，反复、故意的把我们中国人说成“最坏”，以培养种族歧视，他们就是我们民族的敌人！

再次谢谢各位支持！！

不要掩盖什么，要我说，国人的劣根性就是几个字：

不患贫而患不均 法不责众

不患贫而患不均
===

好像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吧？物资少不可怕，可怕的是分配不均。

《随地吐痰、脏乱吵与中国文化无关》


如今：有一个奇怪的谬论：中国人脏、乱、差是传统文化造成的。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专制文化，专制导致人民不守规则。还有人说：中国道德是伪道德，因此，脏、乱、差的现象也就产生了。
柏杨是耶稣的信徒，美洲也有很多人和他是同道。美洲是个热闹的地方，北美性解放，南美闹政变，一面放三级片，一面放枪战片。即便如此，柏杨也不会说“这是基督教文化造成的”。可是，他却硬把“脏、乱、吵”这些小毛病，说成是中国文化造成的。这种双重标准的独眼瞎，在如今可是不少。
柏杨认为：“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住所里“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儒家主张“黎明即起，洒扫庭厨”，仿佛他从未听说过。
有人在百度“柏杨贴吧”发了一篇《老外眼中的中国厕所》，说外国人看中国的厕所不干净，一名读者就说：“不好就是不好，落后就是落后。别人做得好，我们就要学。”怪啦，人类和爹妈学基本道德，他们和洋人学基本道德。可是，很多人见不到外国人。结果，外国的学不来，中国的又丢了。
我想质问这些人：你们天天“怒其不争”，让我们学习外国的卫生整洁，你们想过中国老百姓的经济条件吗？上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人，很多是在贫民窟一般的环境中长大的，你们知道吗？柏杨曾经说：“洪都拉斯的卫生跟中国相比的话，要比我们还差”，某个女孩“一觉醒来，竟然发现有一头猪跟她睡在一起。”洪都拉斯基督徒多，那里卫生条件差，是因为国家贫困，而不是文化问题。否则，基督徒柏杨岂不要怪他祖师爷？在《人生文学与历史》中，柏杨提到：“因为那个地方太贫穷落后了”——看看，说走嘴了吧。
《剑桥德国史》124页记载：德国“城市街头肮脏不堪”，“柏林的王宫外面，也经常看到一堆堆人粪。”原因是什么？127页立即给出了答案：“18世纪的德意志”，“约有20%至2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卫生素质差是经济落后造成的。正如管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仪。”《非同寻常》一书记载：“古代欧洲人不常洗澡，而且街道很脏，人们可以随意朝街上泼污水。”我认为这是经济落后造成的，请反对我的人证明：这是基督教文化造成的。
根据“美世人力资源咨询的2007年度健康和卫生排名”，世界最脏城市分别是：刚果布拉柴维尔、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伊拉克巴格达、印度孟买、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墨西哥城、海地太子港、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孟加拉国达卡、阿塞拜疆巴库。除伊拉克陷于战乱，巴库石油污染严重外，一般都是因为经济落后而导致的脏、乱、差。根据一般智商就可辨析：贫民窟百姓的素质低于一般居民，美国可能也不例外。
如果一个人，打着“怒其不争”的旗号，强行要求一位农民工学习大学生的卫生习惯，农民工学不来，他们就骂，那是一种虚伪的丑恶。下岗职工若被砸了摊位，不要怒视城管！因为，中国有大量文人，在不谈“中国经济落后”的前提下，大骂 “中国的环境卫生不如美国”，将这些假洋鬼子掐着脖子揪出来，把男的打成女的，把女的打成男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文革不是儒家干的，集中营不是犹太人干的》


有些人，把任何缺点都当成“中国文化劣根性”。“破四旧”以后，又把文革说成是“儒家文化造成的”。 70年代有“批林批孔”，80年代，“民主精英”竟开始“批文革批孔”。
台湾作家柏杨说：“‘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但他在总结教训时却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
纳粹恐怕不会论证“集中营是犹太人干的，所以还要屠杀犹太人”，“民主精英”却敢论证“文革是中国文化造成的，所以还要灭中国文化。”因此，“民主精英”要比纳粹这种劣畜凶残得多。倘或文革是传统文化造成的，那么，反传统的红卫兵就成了儒家，反传统的柏杨也成了儒家，他岂不该煽自己大嘴巴子！
在生活中，也有一些人说：“文革是儒家文化造成的，是封建思想的产物。”遇到这种言论，我有时会问三个问题：
一，猪和人都有脑袋，人是猪吗？
答：不是。
二，希特勒和中国皇帝都专制，希特勒是儒家吗？
答：不是。
三，斯大林和文革的极左思想，是儒家思想吗？
接下来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有人说“不是”，有人坚持说“是”，且耍太极般的“辩论”起来。。。
其实，文革与斯大林统治属于极左，中国皇帝实行礼教统治，性质不同。就好比基督教与纳粹性质不同一样，根本不能混淆。倘或集权就是儒家，那么，崇奉法家的秦始皇成了儒家，墨索里尼、皮诺切特、杜瓦利埃、博卡萨、佛朗哥都是儒家。  
把文革赖到儒家头上的人，只说文革与古代集权的共同点。这些人抓住“不民主”、“喊万岁”等事情不放，对大量不同之处，却闭口不谈。他们说：文革是封建。依我看：文革有的地方还不如封建呐！
比如：文革时期，极左思潮一家独大，文学作品讲阶级斗争，娱乐是样板戏，全国服装几乎统一，颜色就那么几种，中国古代则是儒、释、道三家并存，书籍有诗词歌赋，娱乐有说唱杂技，妇女能施粉黛，插簪戴花，男人可衣锦绣，穿绸佩玉。文革期间，造反派鼓动儿子斗爸爸，朋友互相揭发，强调“亲亲相隐”的儒家，他们会干这种缺德事吗？
再比如：文革时期，学生打老师，夫妻分两派，儒家强调的又是什么？是“夫唱妇随”、“师道尊严”。有人说：儒家重视农业。可是在文革期间，农民连自留地都不许有。儒家反对犯上作乱，文革大批领导却被揪斗。儒家让读书人治国，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却被骂成“臭老九”。儒家尊重祖先，与佛、道和睦相处，提倡“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革挖掘祖坟，成天搞阶级斗争，红了眼的还武斗。。。儒家与文革有什么关系！至于“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做小买卖，跳“忠字舞” 。。。儒家根本就没想过。
亲日文人马立诚也认为：文革口号有“斗私批修”，与宋儒“去私”类似。所以，“文化大革命则是复旧！” 这更是鬼话，人类关于“去私”的言论多啦。纳粹党章上说：“即牺牲征途，也在所不惜。”《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哥林多前书13：5），如此联系，法西斯就是耶稣创造的，纽伦堡法庭还要把教皇抓来审判不成？
更为荒唐的是，马立诚还抓带了“林彪”的大名：“林彪，‘四人帮’阴险毒辣的宫廷政变和谋杀手段等等”，“难道不是封建文化的沉渣泛起和空前展示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批文革批孔”就是“批林批孔”的一种延续。我曾在《洋奴第一定律》一文中，将柏杨批孔和文革批孔的言论对照过，其中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文革期间，人们早请示、晚汇报，和基督教做礼拜相似，所谓“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他们天天拜。中国到处是领袖像，和罗马帝国相似。戴高帽子游街，基督教早就搞过这一套，难道，文革是受“西方文化劣根性”的影响吗？为此，我要质问这些人：文革究竟是儒家“仁义道德”造成的，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思想”造成的？两者哪个成分比率高？话说到这一步，只有石头才会继续嘴硬下去！
纳粹恐怕不会说：“集中营是犹太人干的。”一些人也不应把文革赖到传统文化头上，对内残忍要有底线，否则，我们的后代要遭受亡文化、亡种族的灾祸。

改名叫柏杨去死比较合适。

《太监不是中国特产》


有一帮贱人，硬说中国文化是太监文化。说完往往还要嗤笑，仿佛他是个洋人，面目十分可憎。
柏杨将太监当成中国文化特性之一，说：“宦官，是中国文化体系中最可耻的产物之一。”（《中国人史纲》第15章）“宦官这门学问。。。为中国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多妻制度》）。这个谎话很好揭穿：太监是人类集权社会的产物（主要出现于大国）。说“太监是中国的特产”，就好比说“娼妓是美国的特产”一样荒谬。
印度太监卡富尔，是篡权的卖国者，波斯太监巴哥斯，是阴谋的夺权者，杀薛西斯，辅佐大流士三世。罗马的太监有：琉善、优西比乌斯、尤特罗皮乌斯、克里萨菲乌斯等等，还有带兵打仗的纳尔赛斯和巴希尔。罗马太监掌管国家机密，名叫“神圣卧室总管”。
《罗马帝国衰亡史》有很多宦官的记录，且和基督教有亲密往来，基督徒柏杨要感谢洋宦官才是，请看以下记录：
第13章记载了“大太监琉善和多罗西斯，戈哥尼乌斯和安德路”，他们受皇后的保护信奉基督教。后来，皇帝戴克里先禁止基督教，于是，“宫里的一些太监合谋，企图暗害。。。两皇帝的性命。”
第16章记载：君士坦提乌斯“在军事上的胜利只不过使他在罗马世界建立起了一种宦官的统治。”“阉人曾受到图密善和涅尔瓦的严厉制裁，受到高傲的戴克里先的重视，并被谨慎的君士坦丁置于下贱的地位”。
第25章记载：“得宠的宦官们把霍诺留的政府和整个帝国交给了禁卫军卫队长约夫乌斯”。“宦官优西比乌斯和野蛮人阿洛比赫分别接任了寝宫大臣和卫队司令的职务”。
第26章记载：“在阿尔卡狄乌斯统治的最初5年里，政权完全落在他的内侍官，残暴，贪婪的宦官尤特罗皮乌斯手中。”本章还记录了“尤公公”提拔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为主教之事，柏杨感到荣耀吗？
第34章记载：“522年太监纳尔塞斯击败托提拉，解放了罗马。”
第36章记载：主教优迪克“的事业得到了他的教子，宫中最有权势的宦官克里萨菲乌斯。。。的全力支持。”等等。
西方的阉割花样繁多，割的满地都是，如查士丁尼阉同性恋者，理由竟然是“同性恋会引起地震”。教会反对法国哲学家、神学教师阿伯拉尔（1079—1142）与海洛伊斯的爱情，将前者处以宫刑，将后者送往修女院。16世纪，西斯廷教堂开始使用阉人歌手，此后诞生了塞涅西诺、法瑞内利等畸形的“优秀歌手”。直到1902年，这一恶俗才被教皇利奥十三所禁止。再比如18世纪，俄国塞列凡诺夫主张根除性欲，创立了基督教阉割派。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也就不必一一赘述了。
一些贱人们说中国文化是太监文化。然而按照他们的逻辑，人类文明恐怕大部分都成了太监文化。不过，随着反传统思想的得逞，这种人早已扩散开来，诚如当年纳粹的扩散。不过，洋人不会因此而惶恐。因为，纳粹的残忍主要对外，他们的残忍主要对内，对华人，对自己的爹，一直贯彻到老祖宗。

《洋奴才也有脸骂“小脚”？》


骂“小脚”是洋奴的杀手锏。虽然我们早已纠正了这个缺点，可洋奴依然孜孜不倦。柏杨就曾写过《炫耀小脚》一文，讽刺“老太婆炫耀小脚是一种至死不悟，酱缸蛆炫耀酱缸则是一种至死不悟兼虚骄之气。”借以打击中国文化。
这头信奉耶稣的蠢驴在骂的时候，竟然忘了他洋祖宗传下的束腰架子。“批评家讥讽这是‘系腰身于鲸骨囹圄’，或‘将乳房压缩成饼，不久之后，连呼吸都发出臭味’，因此极容易染上肺病！”“19世纪的欧洲曾发生多起因束腰致死的事件：肋骨过度受压，从而插破了肝脏。”（《内衣历史与文化》）欧洲的贞洁带也很盛行，尤其在十字军祸乱的年代。这种东西为金属制成，前后各开两个洞用于排泄，洞口有利齿保护，平时锁上，以保“贞洁”。
翻阅《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可以发现：西方还有“厕所文化”：马路上到处都是粪便，“乔叟朝香之礼在接近一个城市时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墙角腐败着的人粪所发出的臭气”。不仅如此，“在庆祝安娜·波林成为亨利八世的女皇仪式上，两名使女会在整个宴会期间一直蹲在餐桌底下，准备接住这位年轻漂亮女士的溢出物——一名使女拿住便壶，另一名手握纸巾。”一个女贵族居然一边吃，一边拉，这种习惯确实恶心、滑稽。
西方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往事？说出来很多人可能都不信。
西方有“拒绝洗澡”：“圣尤弗拉西亚进了一座女修道院，里面共有130多个修女。她们从不洗脚，而且一听到‘洗澡’这个词就作呕。”
西方有“不许用刀叉吃饭”：叉子“是在18世纪才广泛流传起来的”，因为牧师阻挠使用，他们说：“如果上帝希望我们使用叉子，他创造人类的时候就不会给他做上双手了。”
西方有“卖妻和殴妻”：“妇女经常被丈夫用绳子套着脖子牵到市场上去”，“在西方大部分历史上，丈夫一直都有法律和道德上的权力来殴打妻子”，英国的殴妻制度，“直到1891年，丈夫对妻子进行‘轻微行为纠正’的权利才被正式禁止。”
西方有特殊的“体罚”：“这种在很敏感的屁股上狠劲惩罚的做法，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引发了一种虐恋子文化，当时还有很多专门从抽打中得到性快感的妓院。”
西方有“令人恐惧的医术”：他们治病的办法五花八门，如教皇约翰二十一世认为：“吃烤制的老鼠，有可能会治好发疯的人。”有的病人在医治前，“首先会向某个圣人的脚趾或者其他部分祈祷”，当然，“圣物是最后的药方，包治百病”。还有野蛮的治疗法，“人们也有可能会放血，会让水蛭来吸”，会“在身上钻孔，鞭打，清洗和剥皮”，“其中很多也是致命的”。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西方还有用尿漱口得传统：“在古罗马，女人用尿漱口梳头”，“价钱最高的是葡萄牙尿”。
以上这些稀奇古怪的传统，全盘西化派死活不讲，但《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第4、5部分均有详细的记载。柏杨谩骂我们中国人改正了的缺点，他那个基督教又该如何评价？
洋奴才总说：“有本事别用西方的东西！”我要说：按照洋奴的逻辑，他们才不能用西方的东西！这些人以“小脚”为由丑化中国文化，如此推理，西洋文化岂不成了“厕所文化”、“尿文化”、“卖老婆文化”？既然如此，洋奴才们还使用西方文化干什么？干脆拿片树叶往他们身上一贴，将之赶到山洞里算了。

《谁要否定龙图腾，先砸了洋人的国徽》


自人类有史以来，“语不惊人死不休”之辈层出不穷，这种人可能是最早的行为艺术家。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远志明于电视片《河殇》中，骂龙是“形像凶暴的怪物”。在另一部电视片《神州》中，他谈起秦始皇称皇帝时又骂道：“恶龙得逞了。”“古龙将这个‘人上人’里外挟持，高高举起，偷偷放在至高上帝的宝座上。”学者胡星斗也认为：龙代表“威严、力量、恐惧感、神秘性、变化莫测。。。”，“龙的化身”是“帝王之专制与阴谋的政治”。
对神明的信奉或描述，以及带有帝王色彩的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部分，不能仅因帝王利用过就否定。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人民同样可以使用。远志明，胡星斗看过英国王徽吗？“猪代表理查三世，龙代表亨利七世，羊代表亨利六世，牛代表爱德华四世”，英国的国徽是“百合花和英国王室标志狮子放在一起。”（《英国王室》第4章）还有文字曰：“天有上帝，我有权！”  
其余俄罗斯国徽源自罗马，是怪鸟双头鹰，紧握权杖、金球，头顶三个王冠，本为东罗马君士坦丁一世的标志。西班牙国徽：有头戴王冠的紫红狮子。拉脱维亚国徽上的怪兽，半狮半鹰，叫做狮鹫，代表韦德季姆公国。立陶宛国徽有两只怪兽，一为狮鹫，一为独角兽，上有王冠。捷克国徽，一只狮子俩尾巴，左下角是个戴王冠的黑鹰，好似“大老鸹”。德国国徽也是个代表封建家族的“大老鸹”，象征皇室霍亨佐伦家族。。。洋奴才们敢和哪家洋人瞪眼珠子！基督教圣灵的化身是什么？鸽子！也就是“鸟儿”，远志明要否定龙图腾，先把洋主子们的图腾砸了再说。
我再以《圣经》中的上帝为例，说说“威严、力量、恐惧感、神秘性和变化莫测”。
其威严有“钦崇一天主于万有之上”（摩西十戒），力量有“上帝六天造万物”，恐惧感有“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20：5）。神秘性有说不通、但必须信的“三位一体”。其专制理论有“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罗马书19：2）暴力有“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利24：16)。谎言有“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16：18）。变化莫测是：耶稣死了复活，活了升天，死去活来，不亦乐乎。
在西方，皇帝和国王登基，需要教皇加冕。如今生日宴会上，也常有人头戴纸做的王冠。然而，没有谁高喊“那是帝王的象征”。中国倘或是富国，可能会有人指责洋人将龙视为妖魔、亵渎神明。但中国终究是穷国，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吃里扒外的杂种。
我曾听一人恶狠狠地嘲笑说：“中国人喜欢龙、虎、麒麟之类，中国人怎么崇拜畜生呢？！”由此感到：洋奴比洋人更加凶狂。且凶狂的原因之一，竟然是“不懂外国文化”。

拿人类缺点，当中国人的劣根性——这种人不在政治、经济上为华人解决问题，只顾妖魔化华人，居然还自我标榜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拿人类缺点，当中国人的劣根性——这种人不在政治、经济上为华人解决问题，只顾妖魔化华人，居然还自我标榜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长城不容诽谤》


长城是中国的象征，在人们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然而就在20几年前，全盘西化派在电视片《河殇》中污蔑长城说：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决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四处游荡，而是按照东方帝王特有的思维习惯和想向力，修筑了亚历山大做梦都想不到的万里长城。”“长城就把这个宁静的，熟透了的农耕文明紧紧地包裹起来。久而久之，它就变得再也不会像秦皇汉武那样去主动出击了。”“与秦长城的被遗忘相反，向后退缩了一千华里的明长城却受到了无比的崇仰。”“它只代表著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对历史无知者，至今还在传播这种论调，岂不知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严重诽谤。
长城是人类古代常见的一种防御体系，中国、罗马、印度、英国的长城，都有防御作用，罗马长城长584公里，从黑海、多瑙河、莱茵河直到大西洋，到处都是长城的踪迹。其中英国哈德良长城长达200公里左右，将不列颠岛切割为两部分，后建的安敦尼长城也有50多公里。印度的长城70公里，烽火台32座，全是防御系统，何来锁国之说？
长城确实起到了保卫中国的作用，《全球通史》下册第4章记载：“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中国“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这种保护作用，中国人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为了防止凶险可怕的游牧部落入侵，在那里筑了一道长达1400哩的长城。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那些咒骂长城的人，真该死在游牧部落的屠刀之下。
再者，秦始皇怎么会锁国？中国锁国是在明朝宣宗时代（1433年）。“明朝的航海业以其杰出的技术和惊人的范围，明确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的领先地位。然而，皇帝却下诏禁止进一步海外远征，并强迫立即执行这一命令”。严格的说，明朝锁国的原因还不清楚。“下这一诏书的确切动机”究竟是什么？“无人知晓”。（《全球通史》上册第16章）
有一次，我和一个人谈论长城的问题。他说：“长城是中国的耻辱。”我问道：“罗马长城是不是西方的耻辱？”他吃惊的看着我，说：“啊？”我想：他也不知道国外有长城，于是再问：“罗马斗兽场是不是西方的耻辱呢？”此人条件反射似地回答：“那不是，那可不是。。。”
这种奴隶，究竟是被谁调教出来的？

《评价黄河岂能以偏概全？》


黄河、长江孕育了中华文明，《河殇》派为了否定中国文化，就要找茬。对于长江，我想他们也找不出什么毛病。于是，他们就拼命指责黄河的“暴虐”，说：“黄河共计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世界江河之中，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几千年的周期性泛滥，使华北平原面目全非”。
诡辩术中有一种方法，叫做“以偏概全”。《河殇》派是以黄河不好的一面，来抹杀黄河好的一面。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也曾泛滥，但不能否定两河文明。《全球通史》记载：“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河水泛滥的周期性，而是泛滥的时间和洪水量的不可预见性。”“在苏美尔人的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恶毒的神。”尽管如此，两河文明仍旧照耀千古，永载史册。
再者，罗马灭亡的原因之一，正是第聂伯河的泛滥，“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取得胜利后不久，第聂伯河就因为超长的雨量暴涨起来”，“洪水毁掉了所有位于罗马山丘之下的建筑。”（《罗马帝国衰亡史》第51章）黄河再泛滥，也不至于亡国，而且还产生了文明，如果黄河被否定，第聂伯河又算什么东西？乌克兰的第聂伯河水电站难道该拆毁不成？
说到人为的暴虐，恐怕莫过于西方漫长、黑暗的中世纪。那时基督教权大弥天。当然，《河殇》派中的基督徒远志明之流，是不会因此否定基督教的，这点鬼心眼，他们可不缺，缺心眼的是轻信他们的那帮人。

《围观不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是政府的责任》


人喝多了酒，管谁都可以叫“爸爸”，人说多了“劣根性”，看什么都是“劣根性”。对中国人最大的诽谤之一，是说我们有“充当看客”、“围观杀头”的特性。其实，围观灾祸是社会道德沦丧的反应，政府应该对此负责，承担责任的并非中国老百姓。然而有些人却很奇怪，他们不去说政府的责任，却咒骂我们中国人本性恶劣。这些人分明在歧视民众，却披上了针砭时弊的外衣，还美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先说当今的围观：如果有人躺在马路上，几乎谁也不敢去扶。理由是“怕碰瓷”、“怕敲诈”。我曾在一个车站，看到一位老太太倒在地上，当时大家怯怯的看了两眼，谁都不管。后来，两位中年农民伸手去扶。不料老太猛然伸出鹰爪，将其中一人一把揪住。经过一番纠缠，两位农民送上五十块钱才被放走。旁边一位卖烟的老汉无奈的说：“这老婆子就是吃这碗饭的。”搀扶病人本没有错，但在此时，“扶”却成了一个危险动词。因此，那些围观的人并非心性冷酷，他们也没有办法。这不是我们中国人不好，而是社会的问题，官员应当负起道德建设的责任。那些骂中国人的文人，实在是欺软怕硬的东西。
再说围观死刑，《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引资料讲述观看火刑：“耶酥会士一离开梯子，喊声就会变成‘烧狗须，烧狗须！’就是用长杆子绑上燃烧的荆豆柴去烧他的脸。”“一边还伴随着欢乐的喊声，就连在斗牛节，或者演闹剧的时候，也不曾听到过这样大的喊声。”书中还说：绞刑“一般15分钟到半个小时才断气。身体的每一次扭动——从最初的挣扎，到全身最后不可避免的僵硬——人群都会爆发出欢呼声。”《非同寻常》一书记载：在1669年的瑞典，”一共有70人被判处死刑。其中的23人在莫拉村被执行火刑，引来了几千名欣喜若狂的看客。”
当然，这不是“西洋人的劣根性”，而是统治者纵容愚昧的结果。罗马贵族围观奴隶自相残杀，看客们才是邪恶的根源。两万平方米的罗马斗兽场，就是围观残忍行为的证据。

《二奶、纳妾怎么会是中国的专利？》


什么叫老婆，大家都知道吧？偏偏有人就不知道。一些人攻击中国文化，连什么是“老婆”都忘了。这种人，只有在疯狂反传统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来。
主张聚众淫乱非罪化的大肉婆子李银河，忽一日良心发现，雄赳赳打击起包二奶来。不过她话说得有点邪乎，曰：“包二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包二奶是大错特错的，是中国传统一夫多妻（妾）的陋习”（《包二奶是最丑陋的事情》）。 李银河有此怪论，简直是智商出了问题。妾是什么？是“小老婆”。纳妾是结成夫妻关系，情人是非夫妻关系，包二奶怎么成了中国文化的糟粕了？
有人认为：中国人爱纳妾，洋人都是一夫一妻。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说法。所谓“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乃是一种夸张。“三宫六院”并非指皇帝有三个大老婆，六个小老婆。杨士勋疏曰：“礼，王后六宫，诸侯夫人三宫也。故知三宫是三夫人宫也。”周朝时，三宫是指诸侯妻子的住所，六宫是指王后的住所，后演化成“六院”，指后妃居住地。中国皇帝名义上的老婆很多，有皇后、贵妃、九嫔、婕妤、美人、才人等等。。。但很多人终生见不到皇帝。如刘邦有八个女人：吕、戚、薄、赵、管、万、曹，还有赵王张敖献上的一个美人。赵匡胤有四个女人：贺金婵、孝明王皇后、孝章宋皇后，再加上花蕊夫人。明孝宗则只有一个妻子张皇后。教皇和中国皇帝相反，他们表面上清心寡欲，女人则是想找多少找多少，可以考证出一大堆，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伪道德家。
如亚历山大六世有九个私生子，英诺森八世有七个私生子，庇护二世生子二人。教皇乌尔巴诺三世，竟然把皇位传给了私生子塞莱斯庭。艾里博克二世也把皇位传给了私生子约翰十二——如此劣迹种种，我请问李银河：这些洋人是否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连私生子都有一大堆，其情人可否与小妾等同？
罗素在《幸福之路》中说：教皇约翰二十三“犯下了乱伦罪和通奸罪。”“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的寺长。。。在1171年他被查出，在一个村子里就有17个私生子”。“莱格的主教亨利三世，在1724年他因有65个私生子而被革职。”康熙皇帝有子女55人，其中男35人，女20人，够多的了，然而怎么和亨利三世比？“中世纪的作家大量记载了这类事件，叙述尼院像娼家一样，尼院内发生多起杀死婴孩的事，以及牧师们惯于流行的乱伦行为，以至于不得不再三公布严厉的法令，不准他们与自己的母亲和姐妹同居。”我再请问李银河：这一切的丑恶，难道是中国式的纳妾吗？
教皇的昏淫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如朴尼法斯八世的名言：“和女人、男孩子上床就与搓搓手一样简单。”如红衣主教博尔吉亚长期沉溺于性乱之中，如教皇利奥十世偏爱青年男子，约翰二十三则于1415年被罢免，罪名是：谋杀、剽窃、乱伦、鸡奸、强奸！
教会的淫乱，还导致了一些笑话，如约翰十二教皇之死：此人十分猖狂，他一旦看中女人，马上抢来，就地“临幸”，还和自己的两个姐姐通奸。这个歹徒最终死在被窝里，他和别人老婆睡的正香，碰巧人家丈夫回来，见到这个爆炸性场面，便用铁锤在他脑袋上猛敲了几下。
再如教皇怀孕事件：这个教皇名叫安格莉卡斯，她女扮男妆来到修道院。后来，她被提拔为红衣主教，几经努力，竟然登极称皇。女教皇偷偷养了情人，一不小心，身怀六甲。在一次复活节的瞻礼上，由于马惊了，身子一掀，动了胎气，竟从她的腿间滑出一个婴儿来。最后，这个女人被打死，无辜的孩子也被信徒们杀害！正是：二奶当教皇，二爷也疯狂。
关于罗马皇帝的情人，资料很多。其中哈德良宠幸同性恋情人安提诺乌斯，且用他的名字为城市命名，不知李银河如何评价？总之，二奶是情人，小妾是重婚，有人连这个都搞不清楚，也真够道的。
李银河还说：“男权一夫多妻制。。。是中国的国粹”（详见《为多边恋一辩》），这更是无耻的昏话。
古代日本、韩国都实行一夫多妻制。印度婆罗门教的《摩奴法典》，也有一夫多妻的规定。索马里、塞内加尔、斯威士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哪个没有一夫多妻的事例？连《圣经》都记载：“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创16：3）
2008年8月1日，西部网新闻频道有消息称：《泰国一夫多妻：有多少老婆就有多少水缸》，美国摩门教教主沃伦·杰夫斯，一口气娶了有70多个老婆，生了60多个孩子。摩门教有1300万信徒，大多数集中在美国，那里赞成一夫多妻的人占多大比率？李银河自己估算一下吧。反对丑恶并没有错，可是，她把丑恶说成是中国的国粹，不是在妖魔化华人吗？

《谋略不是中国人的特性》


社会风气不好，本是政府管理、教育的问题。但是，有人宁可骂祖宗，也不谈国事。这群怪兽，总是把人类的缺点当中国人的特征，借以妖魔化我们，此事令我非常奇怪。曾经有人问我：“耍阴谋、搞谋略是不是中国的传统？”我说：“《谋略》？那是外国人写的书呀。”他懵懵懂懂，愣了半天，最后曰：“哦。。。”我问他是听哪个大茶壶说的，他说忘了，弄得我也张口结舌。
文人胡星斗就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谋略民族、权谋民族。”“中国兵法更是充分表现了谋略”，“古代中国的政治也是阴谋诡计的谋略政治”，“有人将中国人的缺德手法加以总结，写出了《三十六计》。”
胡星斗说话，罕有些人话。人们所说的“政客”，全世界到处都有，怎么偏偏中国政治表现了谋略？再者，《谋略》本身就是一本西方书籍的名字。罗马人弗龙蒂努斯撰写的《谋略》（又名《谋略例说》），其目录有：隐蔽己方计划、刺探敌方计划、欲擒故纵、不露败绩、示假隐真、策反用间、声东击西、攻其无备、诱敌入瓮、以虚充实。。。等等，怎么看怎么像《三十六计》。
罗马的韦格蒂乌斯，著有《兵法简述》。色诺芬的《长征记》，记载了希腊雇佣军经过伪装后进入小亚细亚，帮助小居鲁士与阿塔薛西斯二世争夺王位的历史，并阐述了军事理论。 西方的兵书还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德）、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美）、富勒《装甲战》（英）、哈特《战略论》（英）、布罗迪《绝对武器》（美）等等。
再说阴谋术：西方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崇尚权谋霸术，著书《君主论》。第八章的目录就是“用邪恶的方法成为统治者的人们”，我们摘取书中的几段，请看：
“依靠武力或者欺骗手段获胜，使人民对你敬畏有加，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你”。“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翻阅《法国史图说》，可看到两个妖后的内斗记录：
弗雷德贡德“犯下的罪孽罄竹难书，有人说她有恶灵附身。”“她叫来两个青年，用无名药水将他们灌醉，这种药能使人神智紊乱”，而后让刺客去暗杀她的亲属。此外，弗雷德贡德还除掉丈夫“前妻留下的两个儿子；接着又派人刺杀了自己的丈夫。”另一妖后布吕内奥同样“以善搞暗杀而著称。”“她的手腕十分恶劣。”激起众怒，最后被马活活拖死。
法国仅路易十三一朝，就有如下阴谋家的记录：
玛丽·美第奇太后“轻佻肤浅，但野心却不小”。孔代亲王“参与了太后摄政时期的所有宫廷阴谋。”蒙莫朗西元帅“跟随国王的弟弟。。。反对黎塞留。但他们的图谋被挫败”。隆格维尔公爵夫人“前往诺曼底，企图在那里挑起叛乱”。奥尔良王子“无耻地出卖了自己的同谋”，“为了保全自己，他又一次毫不迟疑的出卖了同伙”。谢弗鲁兹公爵夫人“是夏莱密谋集团主要的后台唆使者。”（《法国史图说》）。
俗话说：上梁不正底梁歪。统治者管理不善，民间阴谋家也会增多。翻阅《非同寻常》一书，有这样的描写：“慢性投毒这种残忍的害人方法，各个年代都有发生。”“早在16世纪，这种犯罪手段就逐渐兴起。到了17世纪，它已像瘟疫一样席卷了整个欧洲。”  
西方文学作品也体现了谋略。德国作家施瓦布在《希腊神话故事》里，描述了奥德修斯的阴谋：他为了陷害博学的希腊英雄帕拉墨得斯，使用了一大套离间手段，包括：
1，在帕氏营帐内埋藏黄金。2，以敌人的名义写了一封假信，“信中谈到赏赐黄金一事，并感谢帕拉墨得斯出卖了希腊人的军事秘密。”3，“他把信落到一个夫利基阿的俘虏手上，然后假装被他发现了。”4，“他即刻下令杀死这个转信人。”5，将帕氏逮捕，搜出黄金，在获得伪证后将其处死。如此老谋深算，真可比司马懿之流。至于奥德修斯的木马计，就更不用说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连《圣经》里都有“美人计”。大力士参孙向美女大利拉说出拥有神力的原因，被剪掉头发后失去力量，又被挖掉双眼，投入监牢。前苏联克格勃“燕子”的美人计天下皆知，难道是《圣经》造成的“劣根性”吗？
综上所述，耍阴谋、搞谋略是人类的特点，在乱世尤其繁多，如果说中国人有耍阴谋的传统特征，就是丑化华人。至于兵法，那是文明的体现，只有流氓群殴时才不要兵法。
我再次强调：阴谋是一种恶行，应该消除它。消除的办法，不是“骂祖宗”、“骂中国人”，而是完善中国的体制、提高道德教育质量。如果外国人要提高道德，就去“骂老百姓”或“焚烧古书”，也将于事无补，反而会造成自我歧视和文化破坏。

《腐败和官僚主义是“中国文化问题”吗？》


憎恨腐败是对的，反腐倡廉也没错。但有人却放出不负责任的话，他们说：“中国最腐败，这是传统文化造成的。”“中国封建社会太长了，腐败影响严重。”学者胡星斗认为：“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实是贪污腐化史。”说来说去，又牵连到古人。
我认为这就不对了。西方中世纪非常腐败，当今美国基督徒却很多，如果总统想“搞廉政”，成天组织议员“骂耶稣”，想必没有用。欧洲封建社会长，廉政指数高，拉美、印度封建社会短，廉政不如欧洲，因此腐败与封建社会长短也无关。
我们要反腐败，与其迁怒于古人，不如了解我国腐败的真实现状和原因，以探讨遏制腐败的具体办法。还有很多人认定：“腐败就是人治造成的，民主能根治腐败。”我以为这样说也不全面，因为腐败有多方面原因。
2003年，“透明国际”颁布了廉洁指数排名：在133个国家中，中国名列第66位。芬兰最高，冰岛第二，孟加拉国最低。2005年排名：冰岛第一，新西兰、芬兰并列第二，新加坡第五，孟加拉国、乍得最末，最腐败的国家还有土库曼斯坦、缅甸和海地。2008年排名：丹麦第一，新加坡第四，美国、日本18，古巴65，中国、墨西哥72，俄罗斯151。伊拉克在萨达姆倒台后，一些人将其吹捧成“被美国解放”的国家，腐败指数排名反在178。
大家可以看出：在排名中，经济水平高的国家一般位居前列，发展中国家多在后列。腐败严重不是中国文化特性，也并非完全由人治所致。在08年排名中，印度第85、蒙古第102、菲律宾第141、海地第177，这些国家都实行大选。因此，腐败应该是综合性问题：与政治是否开明，执法是否严格、经济的发达程度都有关联。
顺便说一句：还有人竟然把官僚主义都说成是儒家的专利。官僚主义一词在汉语中出现很晚，是泊来品，英语叫做bureaucratism，如此说来，儒家早就统一了世界。什么事都推给古人，那不是本事。解决以上两件事，应从完善当今机制着手，指桑骂槐的批判传统文化，只能供人咬牙泻恨，除了导致挖祖坟以外，什么作用都没有。

谢谢楼主好贴。。。。。。。。

《“保温瓶”效应是<易经>造成的吗？》


为什么中国科技在清朝和近现代不发达？不少人给了很多光怪陆离的答案。
学者胡星斗认为：中国科技落后是文化造成的。《易经》思想、五行八卦“是中国式象征主义推理的典型代表”，“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但是“永远处于能工巧匠式的捕捉现象、经验的初级发展水平”，“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胡星斗还说：“我们虽然有‘四大发明’，但现代火药却是诺贝尔的专利，指南针帮助西方人发现了新大陆，在中国却只能用于测风水。”——这是一种唬住了很多人的说法。试想：《易经》自古就有，如果《易经》导致了清朝和近现代科技落后，那么，中国古代科技发明领先又怎么解释？因此，这个答案根本说不通。
其实，科学“经验的初级发展水平”是一个必然规律，不是什么《易经》造成的。
在西方中世纪，“科学这时还未从技术和哲学中独立出来。许多哲学家沉迷在炼金术和星相学之中，懂得制造风车、船舵、玻璃和机械钟表等新产品的工匠又往往毫无理论知识。”（《世界古代史》第20章）。难道，西洋人自古就有《易经》吗？1848年，美国引进了中国的扶乩（音机），也不会让科技落后吧。
古代西方人有逻辑学，也知道蒸汽动力，但却用于什么呢？教会“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炮制经院哲学，把错的硬说成对的（详见《世界古代史》第20章）。“蒸汽动力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已为人们所知道，甚至得到应用，但是，仅仅用于开关庙宇大门。”（《全球通史》下册第11章）这与所谓的“中国用火药做爆竹，外国做枪弹”之说，是何其相似！当然，这绝不是《易经》造成的，我们不能把当时政府的责任，推卸到古典文化身上。
很多民族都有发明的黄金期和衰落期。人类是否进步，根源在于交流，而不在于有没有《易经》和五行。西方有占星术（如《天宫图》）、有公式繁杂的炼金术、还有用于占卜的塔罗牌，据说地位相当于《周易》，但并非是中世纪科技落后的根源。宗教裁判所杀科学家、反异端，遏制文化交流才是病根。同理：西方学来了中国的指南针、火药，交流产生进步，清朝闭关锁国，是中国由盛到衰的转折。《全球通史》导论上讲：“那些与世隔绝或奉行闭关守国政策的民族，其文化和社会发展则多半停滞不前”。中国落后的根源是“锁国”，而非“文化”。
《全球通史》还记载：“在各古代文明期间，中东是发达的中心地区”，但是，“在从古代文明向古典文明的转变中却落后了。正是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些边缘的和比较落后的地区在古典时期富有创造力的革新中充当了先锋”。总之，进步与落后，与文化交流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千万不要再对自己的文化无理取闹了。

《和亲未必等于占据劣势》


给中国文化找茬，什么怪论都有。有人说：和亲也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因为中国太软弱，所以才去和亲。女人让别人搞，光彩吗？其实，“外嫁女人”和“弱者”并不能划等号。
比如：春秋时期，潞子婴儿娶了晋景公的姐姐，前594年，潞氏舒将其杀害，晋国兴兵灭之。前105年，乌孙王向汉公主求婚，实际上想当“儿皇帝”，因为当时汉军连战连胜。前113年，南越王后（汉人）主张归汉，被杀，汉军发兵将南越合并。
再比如：南北朝时，北周处于劣势，被突厥视为“儿子”，他们每年要上贡十万段丝绸，还乞求突厥公主嫁过来。唐朝时，颉利可汗穷途末路，上表要做唐太宗的女婿。641年，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吐蕃赞普却世代向唐朝皇帝称“外甥”。公元722年，突厥毗伽可汗称唐玄宗为父亲，做了“儿皇帝”，他娶中国公主的请求却落空了。
西汉前期弱，后期强，都实行和亲政策。宋朝文弱，皇室不和亲。蒙元强大，承懿公主却嫁给了高丽王祺。明朝较强，不和亲。清朝有大批皇室女性嫁给蒙古人，“满族皇家出嫁给蒙古的女子（包括皇女公主及其他宗女格格）多达430名，其中入关前27名，入关后403名。”（杜家骥《清朝的满蒙联姻》）在国外，印度笈多王朝国力强盛，却将公主嫁给瓦卡塔卡斯国王。法王路易十一被英王大胆查理活捉，反向对方求娶公主。德皇威廉二世的妹夫，是罗马尼亚国王康士坦丁。因此，外嫁女人并非等于占据劣势。
女人相互“走动”是古代的常事，中国女人外嫁，身份多是公主，异族女人则命运难测。蒙古扩廓帖木儿的妹妹下嫁明皇子朱樉，瑶族纪氏是明孝宗之母，死后追赠皇太后，这算是好的。日本送与中国的男女，叫“生口”，听起来不像人。韩国女人送给中国，一些人成了明朝皇帝的陪葬品。说到鲜卑女人，《中国通史简编》倒也有记载：“慕容部被称为白虏或白贼”，“慕容部人皮肤洁白，晋士族多买慕容部妇女做婢妾”。 至于汉朝公孙敖抓获的匈奴大小瘀氏，爱猷识里达腊战败后被抓的元朝皇后，则纯属俘虏。
如今有一些人，当他们看到中国女人外嫁，就嘲笑我们“把女人卖出去了”。当看到鲜卑女人嫁给汉人时，却高呼“唐朝是靠游牧民族输血才强大的”，“李世民是鲜卑人”。这些心理扭曲者，总能巧妙的论证“自己不是人揍的”。其“良苦用心”，实在是令人感叹。

《“死不认错”不是中国文化问题》


批判“中国文化劣根性”的人，什么缺点都能说成是中国人的特性。他们安全的骂着古人，或骂着中国老百姓，然后腾空幻想：“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救世主啊。”这些什么也解决不了的“伟人”，我看的多了。但有人越说越没边。他们把“死不认错”也算进去了。   
学者袁伟时认为：“中国缺乏深厚的忏悔传统。”“中日都缺乏反思精神”，“狭隘、致命的爱国主义是东方文化的弱点。”他还以为：日本“死不认罪的现象”是中国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造成的。柏杨也讲过：“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
这下我倒奇怪了，说“对不起”、“怨我”、“不好意思”或默认错误的人（如先低头、后点头），如今太多了，这都哪挨哪呀？
近百年来，一些人不是“死不认错”，而是认错到“丧心病狂”的地步。由于“反思传统文化”用力过猛，终于在文革期间，出现了“破四旧”的丑剧。经过挖祖坟、毁庙宇、砸文物，一些人尚不过瘾，还把文革说成是“传统文化造成的”，这哪里是“死不认错”，分明是“认错恐怖主义”！
柏杨写了本《丑陋的中国人》，把国民的大量缺点，说成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并要消灭方块字，结果遭到了批判。有人问：“美国作家写了《丑陋的美国人》，为什么我们要批判《丑陋的中国人》？”我回答：“《丑陋的美国人》写的是官场黑暗，这位作家没有把大量缺点，说成是‘基督教文化劣根性’，而柏杨是诽谤中国文化！”
因此，所谓“中国人死不认错”的结论，无非是一些反传统的人，见到一些人不容他诽谤中国文化，而产生的一种牢骚。只要传统文化一息尚存，他们就会一口咬定“中国人死不认错”。当然，饮食可以保留，因为他们馋！
日本缺乏反思精神是不假，但这不是中国文化造成的，乃是日本神权的问题。如今，日本天皇依旧是国家的象征，在某些人眼里，他还是神道教所谓“神”的后裔，因此，让日本承认“天皇负有战争责任”很难，除非将天皇废黜。基督教动辄“忏悔”，他们在诸侯混战、迫害异端、宗教战争、屠杀土著之后，还“孜孜不倦”的进行着“狗屁忏悔”。而且，一旦触及神权，他们也会死不认错。
比如：布鲁诺被杀害于1600年，直到1889年教庭才为他平反（一说未平反，我权且善意揣度他们），历经289年。伽利略教案发生于1633年，经过359年后，教皇才于1992年为之平反，却宣布这只是个“善意的错误”。说到“教皇”一词，本意居然是“爸爸”，另有一大串头衔：什么“罗马教区主教”、“圣彼得继承人”、“基督在世的代表”、“最高祭司”、“西方宗主教”。。。多啦，他们为什么死不认错？权利+虚荣罢了！这和文化有什么关系？相反，当一个时代彻底结束时，反思也比较彻底，如：德国全面否定纳粹，中国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
很多人知道基督教有忏悔仪式，却不知道，他们还有一种奇异的“死不认错学”。《世界古代史》第20章记载：“教会哲学家（神学家）收集若干条正统教义中明显的谬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进行繁琐的论证和诡辩，最后证明这些谬误是‘正确的’。”“被称为‘经院哲学’”。关于这一点，基督徒柏杨之流如何评价？他们多半会用死不认错的方法，去捍卫这种“死不认错学”。
滑稽透顶的是，柏杨认为：“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其根源是中国文化“有滤过性的病毒”。但他又奉劝世人：“古书曰：‘知耻近乎勇’。”这“知耻近乎勇”（《中庸》），本身就是孔老夫子的话啊！
糊涂蛋，真叫牛，柏杨比牛肉酱还糊涂。

《洋人和中国人谁吃得凶？》


洋奴一振奋，上帝就发笑，苦笑。
话说胡星斗一日来了“灵感”，说：“中国人吃动物也是世界上出了名的”，“无论它是多么的珍稀宝贵；吃法也花样翻新，残忍无比，如吃活猴头。”李银河也斥责：“中国人什么都吃”，“看到西方人在吃肉问题上的内心挣扎，我感到我们的内心宁静其实是多么奢侈啊。”“在中国人的心里，所谓动物权利完全是无稽之谈，是一个笑话。”
李银河的说法很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至少没有吃过以下几种动物：渡渡鸟、恐鸟、斑驴、澳洲小兔猼、马里恩象龟。这些动物是被洋人的大嘴吃掉的，全绝种啦。旅鸽曾经铺天盖地，如今一只都不剩。
在约束饮食方面，佛教显然要比基督教做得好，这个无需多说。洋人也有节制饮食的传统，《法国史图说》记载：“一个鞋商的妻子因为在星期五吃肉（天主教规定每星期五不食肉——译者注）而被送上柴堆。”《英国王室》记载：“另有四人吊死，罪名是在斋戒日吃了鹅。”这种节制饮食的传统可够吓人的。   
《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一文说：“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俗是以植物性食料为主。”西方“传统饮食习俗以动物性食料为主。”这不都是常识吗？洋人为什么对吃肉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杀生太多，而且吃出一群大胖子，全世界早知道了。而我们呢？吃素已经不少啦。就算为了降“三高”再少吃点，一般人也不必为动物的权利“内心挣扎”吧？洋奴才不顾实际，机械模仿，狗仗人势横什么横？
法国人吃蜗牛、骆驼、小牛肉、猫鼠拼盘、陷赛驴头还不算什么，罗马皇帝维特里乌斯办宴会，就“购置了2000尾精选的鲜鱼和7000只飞禽。”“他本人奉献给女神米涅尔娃的供盘”，是把“海鱼肝、野鸡和孔雀的脑髓以及红鹤的舌头和鳝鱼的奶汁在盘中拌在一起。”（《罗马十二帝王传》）这是外国的“鸳鸯五珍烩”吧？ 我们偶然吃点猴脑，反成了罪证，一些人良心是不是长歪了？
要说残忍，我们吃掉的猴脑，恐怕远没有西班牙斗牛士杀死的牛多。这些牛被杀掉后，随即变成佳肴。2001年，西班牙政府为防疯牛病，禁止出售被杀的死牛，竟然引发了1月17日斗牛界的抗议。早在13世纪，阿方索十世就搞起了斗牛表演，这又是谁残忍呐？
有消息称：“据英国《卫报》9月14日报道，每年9月中旬，日本南部渔村太地町就会举行名为‘杀海豚节’的庆祝活动。”“日本每年猎杀的海豚数量高达2万头，巨头鲸数千头。”这种残忍度可够高的。
我提醒胡星斗和李银河：你们是人类，而人类本身就是杂食动物。《世界奇怪的饮食》一文记载：“蟋蟀是非洲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及博茨瓦居民的佳肴；非洲还有些民族爱吃蚱蜢，新加坡唐尼岛及欧洲一些人很喜欢吃蜘蛛；印度有的人捉到蜈蚣就往嘴里送。”“法国巴黎的一些餐馆，用小金甲虫的幼虫作馅饼制糕点；黑西哥人吃的昆虫更是多种多样，有甲虫、苍蝇、蚊子、臭虫、黄蜂、蜻蜓、蝴蝶等57种，一种名菜‘墨西哥鱼子酱’是以苍蝇卵为原料烹制的。”有的民族还以蜣螂、蟑螂、飞蛾、蝎子、鹿奶、蝙蝠、牛血、生羊肝为食。
说到这里，有人恐怕又要狡辩：“难道我们就不改正缺点了吗？”《文子·七仁》上讲：“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我们有自己的传统道德，倘或杀生太多，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纠正。洋人以肉食为主，没有资格谴责我们，就好比杀人犯没有资格谴责屠户一样。洋奴又有什么权利借洋人之名，对我们华人说三道四？

《中国皇帝之残暴举世无双吗？》


反对皇帝专制是对的，但不能故意把中国皇帝说成最坏。否则，洋人还在赞颂恺撒大帝，凭吊拿破仑，我们却亲手挖皇陵、破四旧。激进者看似很进步，最终落得个“混蛋”的名声，岂不冤枉？
在《中国沉痛录》中，胡星斗列举了秦始皇、刘邦、武则天、朱元璋等人的残暴行为，且下了个结论：“中国皇帝之残暴举世无双。”这我就不同意了。
从秦始皇到溥仪，历时2000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纯粹的暴君，是宋废帝刘子业、苍梧王刘昱、隋炀帝等人。秦始皇等人固然有残暴的一面，但不能算做纯粹的暴君，他们和屋大维、哈德良、查士丁尼一样，即有残暴手段，也有一定的成就。如此看来，罗马的暴君就更多了，而且具有连续性特征。
如：皇帝提比略“在军中施行最严格的纪律，恢复旧时的惩罚与羞辱手段”。他“任用了罗马的20个要人作为他的顾问，处理国务。后来，所有这些人除二、三个幸免外，其他人都被他以各种借口处死”。
皇帝卡里古拉也是个暴君，“当角斗场喂养野兽用的牛涨价时，他便挑选罪犯作野兽的食物”。此外，他还“鞭打监管角斗比赛和饵兽的监工，直至他的头部化脓，让他闻到恶臭时，他才杀死他。”
皇帝尼禄不仅“弑父母”，还“谋杀姑母”，总之，“没有哪一支亲戚没受过他的迫害。”他“随心所欲地滥杀无辜”，“打砸和抢劫商店”，“公然将罗马城付之一炬。”尼禄还“身披兽皮，从兽笼中被放出后，攻击缚在木桩上的男人和女人的阴部。” 更为荒谬不堪的是，“培图斯·特拉塞亚也受到惩罚，因为他长相阴沉，像一个教师爷。”这是什么古怪的罪名啊？！
皇帝维特里乌斯的“突出特点是奢侈和残忍。”他“统治的短短几个月内，用于大吃大喝的费用竟达9亿塞斯特尔提乌斯。”
皇帝图密善即位后，“残酷比贪婪更早地暴露出来了”，“他处死许多元老，其中有些元老是前执政官。”（以上部分内容选自《罗马十二帝王传》）
皇帝康茂德，“完全沉浸在无辜者的血泊和尽情的享乐中”，“瘟疫和饥荒更进一步使罗马人的灾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皇帝卡拉卡拉嗜杀，他杀害弟弟格塔，“大约有两万多男男女女，仅以被随便指为是格塔的朋友而被处死。”明太祖诛灭蓝玉同党，总共杀掉一万五千人，卡拉卡拉杀害兄弟的朋友，就超过这个数字。更为丧心病狂的是，“稍有一点不如他意的事，他便会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发布命令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皇帝马克西明杀元老马格努斯，“没有任何证据，不经任何审讯”，这个元老“便被同另外4000个据说是他的同谋者一同处死了。” （以上部分内容选自《罗马帝国衰亡史》）明成祖灭方孝孺十族，诛杀八百余人，比起马克西明真是小巫见大巫。
以上列举的八个罗马皇帝，出现于200余年间，加之黑暗中世纪时代的西洋帝王，究竟谁更残暴，我们可想而知。反对集权没有错，丑化自己的历史却是错的。至于有人说“中国最腐败、阴谋最多、酷刑最多、内斗最多、外侮最多。。。”这个强加在华人身上的“最”字，切实是妖魔化我们的罪恶字眼。

《究竟谁在破坏古典文化？》


洋奴骂中国人，总是两头骂。你吃饭用左手，他骂你怪。用右手，他骂你保守。以“骂中国文化”著称的柏杨，为了满足“仇视华人”的变态心理，转而骂起“破坏中国文化”来。他嚎叫 ：“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建筑，而外国有呢？”“原因是，一个新的王朝兴起之后，就会用一把火把它烧掉。”
中国缺少伟大建筑，正是因为柏杨这种反传统的人太多了。先诽谤中国文化，再砸烂孔庙佛堂，正是造反派“破四旧”的拿手戏！柏杨贼喊捉贼，还敢滥叫唤。他这短短一段话，也错得一塌糊涂。
首先，古典文化破坏以西方最为彻底。
《全球通史》上第11章记载：“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代替。”“唯独在西方，古典文明被砸得粉碎无法复原，尽管在这几个世纪内，曾多次有人力图恢复，也无济于事”。在中国，陕西、内蒙、河南、湖北皆有战国长城遗迹。辽宁建平长城约有7公里，山东莱芜长城有30多公里。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开凿于南北朝时期，佛像多达15万多座。西罗马亡于南北朝时期，由于基督徒、蛮族的大破坏，如今留下的多是废墟和破碎神像，万神殿是唯一保存完整的建筑，还是在公元120年重修的。一些洋奴只敢拿“西方石头”比“中国砖木”，再骂中国人破坏。对于整个文明的传承，他们是誓死不敢比较的。
其次，西方的伟大建筑，多是二战后“复旧如旧”重修的。
二战时期，仅在前西德，就有500万间民房被毁，前苏联有1700座城市被摧毁。考文垂被炸为平地，敦刻尔克的破坏面积是95% ，卡昂是80%。正如英国城市规划协会会长所说：“二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许多国家城市的80%建筑被毁坏，但是二战以后，这些国家的城市规划师们。。。把这些历史性建筑恢复到二战以前的风貌。”（详见《风景名胜和历史文化名城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因古城修复快，波兰还赢得了“华沙速度”的美称，“华沙古城后来作为特例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详见《护城纪实》）
第三，在现代社会，古建筑破坏与经济发展有关，这种破坏是世界性的。
“近代，直至产业革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人们忙于发展生产，对古建筑和历史环境的保护既缺乏认识也无力顾及，因此，一批古建筑及其环境在工业化浪潮中遭到毁灭。”（《护城纪实》）中国也同样存在这种大破坏。
最后，中国并非每次改朝换代，全国建筑都要被烧光。中国建筑以砖木为主，西方建筑以石头为主。砖木和石头哪个好保存？恐怕连傻子都知道。砖木建筑容易失火，康有为在欧洲看到很多石料古迹，想起中国“一星之火，数百年之古殿巍构，付之虚无”，于是提倡“所有大工，宜开山伐石，以成巍构。”（《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如果柏杨火烧四合院，他一点就着，假如让他去烧金字塔，他自己先让石头烫死啦！
由于狂妄、贪婪、愤怒等多种原因，导致了人类的破坏行为。《罗马十二帝王传》记载：尼禄“公然将罗马城付之一炬。”“大火蔓延6天7夜。”《罗马帝国衰亡史》第37章，记录了罗马皇帝利奥破坏圣像之事，“基督、圣母和圣徒的画像全被消灭”。1614年，法国拆毁了“不是用于防卫边境的堡垒和一切可能藏匿叛乱分子和匪盗的堡垒。”（《法国史图说》）法国大革命时期，“圣雅克教堂被夷平”，巴黎“各处的国王铜像被推翻。”（《巴黎简介》）“凡尔赛宫被民众多次洗掠”，“陈设物品被洗劫一空”，最终“沦为废墟”。（《凡尔赛宫》）还有公元前689年，亚述国王焚烧巴比伦，前586年，新巴比伦士兵焚烧耶路撒冷，前330年，亚历山大焚烧波斯波利斯，1566年，荷兰掀起破坏圣像运动，5500多个教堂被砸毁。。。这不都是柏杨这种蔑视、仇恨传统的人干的吗？
柏杨是基督徒，我就说几件教会破坏文化的缺德事：
一是基督教灭希腊、罗马文化。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转年禁止了古奥运会，如此混账，不可理喻。《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4章，记载了基督徒捣毁文化的暴行，“罗马世界的各种神庙在君士坦丁改变宗教信仰的60年后全都被破坏了。”史料翔实，恕不多言。
二是教皇英诺森三世（1160-1216）建立宗教裁判所，杀戮、迫害科学家、思想者和所谓的“异端”，造孽很大，遗毒深远，大家看看布鲁诺的故事，就可见其一斑。
三是公元1582年，西班牙殖民者踏上美洲玛雅人的领地。主教兰多疯病发作，将玛雅文明销毁。如今，玛雅典籍仅存四本：《格罗里耶手稿》 、《巴黎手稿》、《德累斯顿手稿》和《马德里手稿》。
最后，我提醒大家：灭一个民族，先灭他文化。无论中国建筑遭受过多大破坏，“与印度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全球通史》第10章）而攻击中国文化的柏杨、刘X波、余J、远志明、谢远骏、黎鸣、杨小凯、焦国标等人，他们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是基督教的支持者。这些人或要灭方块字，或咒骂长城、龙图腾，或用文革思维继续批孔，甚至叫嚣挖祖坟。。。他们要灭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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