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文明大反攻》第三部分

《柏杨给中国文化造了多少谣》


柏杨是台湾作家，代表作《丑陋的中国人》。此人以诽谤中国文化为乐，在民间还有一些浑噩的崇拜者。他虽然已死，但其文章尚未死绝。其中错误论述很多，我摘录一二以飨读者：


一，中国人讲面子对不对？


精华和糟粕不分，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进地沟，是反传统文人经常做的一件破事。我们中国人爱讲面子，可是这一点，却成了重点抨击对象。柏杨批判道：“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只我例外》）然而，请各位读者凭良心说：讲面子都是错的吗？只要骂柏杨姥姥一句，他就知道维护自己的面子了。
柏杨还说：“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只我例外》）——洋人不懂什么叫“面子”，柏杨就不明白。如此说来，“别”字可以当“分离”讲，也可以当“不要”、“另外”、“插在腰间”讲，倘或外国人不懂这个字，柏杨在自己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还死不成啦？一词多义是常见现象。如film一词，即当“薄膜”讲，又当“胶片”讲。如果一个洋人，见我们中国人不明白这个词，就假装不懂、转身去质问本国人，那是就数典忘祖的二八。
我以为：注重面子不能完全否定，因为，面子有多重含义，其中包括：
1，虚荣——这是不值得提倡的。
2，关心：比如，主人对客人客客气气，同事之间互相帮助，往往会被夸为“讲面子”，这难道是牢不可破的自私吗？
3，外部形象：有人穿着邋遢，家人劝道：“穿整齐点，给我们点面子。”柏杨批判我们中国人丑陋，可会反对这种“面子”？
4，尊重：有人办喜事，很多朋友都来祝贺，他说：“谢谢大家给我面子。”倘或大家都不来，可是对他的尊重？
5，尊严：两个人发生争吵，同事劝道：“少说两句，互相给点面子。”即注意自己和对方的尊严。这种现象，可是反对“窝里斗”的柏杨所憎恶的？
在天津一带，“讲面子”是夸奖别人的话，比如“某某这个人有面儿。”我劝中国同胞，不要因噎废食，该讲的面子还是要讲。否则，柏杨这种洋奴更有理由骂我们“一盘散沙”、“人情冷漠”。当然，虚荣心是不好的，应该戒除。我们对中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不能搞破四旧那一套。


二，老子的“无为”是不作为吗？


哲学家老子强调“无为”，柏杨评价老子说：“李耳的全部思想是：清净，不要作为，任凭事物自然发展。”“也就是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已经做了很多重要的事。”
老子是主张“什么事都不要做”吗？
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泫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今天制造很多忌讳，让民众制造武器打仗。明天创造古怪的东西，颁布形形色色的法令，反会使人民穷困，盗贼蜂起。对人民要不生事端，人民自然就会富裕、淳朴。说白了：不要折腾老百姓，人民就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这是什么都不做吗？
滑稽的是，柏杨自己都承认老子的贡献，说汉文帝“从李耳思想中，接受到三项教训：‘第一，仁慈。第二，节俭。第三，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不要去做。’”汉文帝“确实做到了这三点”，“废掉了割鼻断足的酷刑”，“并经常免除全国田赋。”既然他自己都承认了，还批什么？
老子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个“无”是什么也不干吗？拿骗鬼的把戏歪曲老子，柏杨难道认为中国没人看《道德经》？


三，儒家是否反对改革？


柏杨说：“儒家思想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是反对任何改革的。儒书上‘利不十，不变法’，已成为阻止改革的借口。”
“利不十，不变法”，恐怕不是儒书上的，而是法家《商君书》上的。商鞅变法，大夫杜挚反对，他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不是什么“利不十，不变法”。
儒家主张不变革么？怪啦。柏杨是在拿清朝的不改革，混淆儒家一千多年的改革吧？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有改革的，也有不改革的，片面论述事物可以煽情，但绝不代表理智。
《周易》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在政治上，汉朝有三公，为丞相、大司马、大司空，明朝废除丞相制。汉朝选拔人才，使用察举制，政府官员负责推荐人才。魏晋形成了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除了看能力，还要看出身。在军事上，汉设大将军，为军事首脑。魏晋时期，设立大司马、大将军，后者权利被削弱。唐有节度史掌握兵权，上将军高于大将军。宋朝文官管武将，节度史被架空，明朝废除宰相制度，又创立了五军都督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隋朝开始，中国实行科举制，这种文官制度影响了世界。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讲：“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世界古代史》第16章记载：“科举制打破了任官的门第限制，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选贤任能开辟了重要途径，影响一代士风。”宪政与文官制在世界影响巨大，西方1215年的《大宪章》，被一些人拿来做“变革”的依据，怎么中国605年出现的文官制反被忽略？柏杨说什么“不变革”，他还讲理吗？
“儒家不改革”，这是欺天罔地的胡话。即使经过文革式的大洗脑，这种荒唐言论也是无论如何不能成立的。柏杨是台湾人，也在说这种胡话。
《论语》引《汤誓》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子张曾问：“今后十代的情况,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代沿袭夏礼，增添和废弃,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礼，增添和废弃,可以知道。那么，继承周的朝代，就是一百代也是可以知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起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不变革的证据吗？
儒家改革了，死命装瞎，视而不见。儒家不改革，抓住不放，大书特书——这种手段太常见了。


四，孔子为什么斩杀艺人？


孔子曾经斩杀艺人，有人对此提出了非议，说孔子残暴。按理说：孔子重视“礼”，韩非子推崇严刑峻法，相比之下，孔子要温和得多。尽管如此，使用双重标准看待他们的人恐怕不少。为焚书坑儒辩护的柏杨，就揭露起孔子的“残暴”来。
柏杨描述：齐、鲁两国国君会面时，齐国表演了“宫廷中平时演出的轻松喜剧。孔丘再根据儒书，认为犯了‘平民轻视国君’的大罪，立即指挥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男女演员驱到台阶之下，砍断手足。”
孔子当时“摄相事”，又是大司寇，主管法律。他有权，也必须按照法律行事。艺人违反的不是什么“平民轻视国君罪”，而是“匹夫营惑诸侯罪”。荧惑，就是迷惑，和“轻视”何干？这件事发生后，齐国国君知道自己不站理，回去后感到很害怕（知义不若，归而大恐）。
《孔子世家》记载：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这才是当时历史的写照。
当然，孔子时代的法律有残酷的一面，这不能怪孔子，而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各个朝代的法律，都有局限性甚至野蛮性。当今世上的法律，也不敢说是完善的，因此不应苛求古人。倘或有一天，全世界废除了死刑，当今法官是否都要背负“残暴”之名呢？当然不可以。基督徒柏杨当知耶和华在所多玛、蛾摩拉屠城之事，就更不应该说什么了。
对了，如果柏杨在美国总统和陈水遍会谈时，播放叶玉卿的小电影以示招待，恐怕结局也不会太好。


五，儒家是否主张耍滑？


柏杨认为：儒家圆滑。他的论证手法很简单：把孔子说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歪曲成“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如果天下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如此一说，儒家好像真的圆滑了。
柏杨是截去前面八个字，再做批判。此话原文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然后才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集注》解释：“君子见危授命，则仕危邦者无可去之义，在外则不入可也。乱邦未危，而刑政纪纲紊矣，故洁其身而去之。”在国家危难之时，不可以背弃国家，国外的人则不能进入。如果刑政纪纲混乱，就应洁身自好并离开。
柏杨把“有道”说成“天下太平”，其实“有道”还指政治清明。当年，台湾政府把柏杨抓进监狱，宝岛也算太平，可柏杨能说他们“有道”吗？“能溜就溜”是从哪来的？风刮的。


六，缺乏诚信是怎样造成的？


柏杨批判中国人“不讲诚信”。他还举例说：他本人曾当着一个英国人的面，和朋友约好吃饭。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英国人问:“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吗？”“我说：‘哪有这么回事。’”对于此事，柏杨批评道：“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孙中山不会撒谎，他在《三民主义》中鼓吹传统道德，并说：“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不讲诚信”和儒家提倡的“信”本来就悖逆。
说了半天，这“心口不一”的毛病，是柏杨这种反传统的人造成的。他们把优秀道德破坏了，我们怎么办！


七，“礼”就是“面子”吗？


柏杨宣扬：中国人讲“礼”不讲“理”是文化造成的。
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一位司神甫讲道：“希腊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柏杨的老婆张香华听后说：“司神甫的话像一记春雷。”
抱歉，这不是春雷，这好象是放屁。希腊人实行奴隶制度，如果这也是讲理的话，“理”就该上吊了。再者，“礼”的本意就是“理”，“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礼记》）“礼”是意识观念，“仪”才是表现形式。洋和尚批判儒家，连儒家的“话”是什么意思都不懂。
民众是否讲理，在于政府的管理和教育，与文化何干？拉美一些国家社会秩序混乱，信的却是基督教，司神甫可否从《圣经》上找出点文化劣根性呢？


八，儒家是否欠缺爱心？


柏杨认为：儒家文化缺少“爱”。他说：“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说文明点，这叫“虚假论据”。说通俗点，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论语》里有“仁”字109个，什么叫“仁”？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好：喜爱。恶：厌恶。即：能够正确的爱人，也能够正确的恨人。即使我不说这些，“仁爱”这个词柏杨总知道吧。


九，中国文化中的“爱” 能否超越血缘？


在电视剧《神州》中，远志明请来柏杨宣传基督教。柏杨以骂中国文化为癖，想是骂惯了，于是浑浑噩噩的说：“中国人的爱不能超过血缘”，“基督徒很简单：我荣耀上帝。”所以上帝好，中国文化不好。。。云云。
柏杨确实老糊涂了。因为，同样是在《神州》里，远志明自己都承认中国的爱超越了血缘，这与柏杨的话形成了自相矛盾。为了传基督教，他硬是把尧、舜禅让时代的中国，说成是信仰上帝的中国。远志明讲：“这就是孔子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敬虔时代，这就是信于神、畏于天、顺于道、敬拜上帝的古老神州。”“这个信仰，不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不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不就是孔子的梦吗？”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详见《礼记·礼运》），这些思想都超越血缘了。柏杨胡乱批判中国文化，却被自己的同伙给“揭穿”了，小丑！
    中国道教最高神是原始、灵宝、道德三位天尊，洋人荣耀上帝，中国有自己的神。儒家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佛教讲“人人皆可成佛”、“无缘大慈”、“同大悲”，不就是把慈爱推广到外人和一切众生身上吗？




《柏杨给中国文化造了多少谣》


柏杨是台湾作家，代表作《丑陋的中国人》。此人以诽谤中国文化为乐，在民间还有一些浑噩的崇拜者。他虽然已死，但其文章尚未死绝。其中错误论述很多，我摘录一二以飨读者：


一，中国人讲面子对不对？


精华和糟粕不分，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进地沟，是反传统文人经常做的一件破事。我们中国人爱讲面子，可是这一点，却成了重点抨击对象。柏杨批判道：“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只我例外》）然而，请各位读者凭良心说：讲面子都是错的吗？只要骂柏杨姥姥一句，他就知道维护自己的面子了。
柏杨还说：“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只我例外》）——洋人不懂什么叫“面子”，柏杨就不明白。如此说来，“别”字可以当“分离”讲，也可以当“不要”、“另外”、“插在腰间”讲，倘或外国人不懂这个字，柏杨在自己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还死不成啦？一词多义是常见现象。如film一词，即当“薄膜”讲，又当“胶片”讲。如果一个洋人，见我们中国人不明白这个词，就假装不懂、转身去质问本国人，那是就数典忘祖的二八。
我以为：注重面子不能完全否定，因为，面子有多重含义，其中包括：
1，虚荣——这是不值得提倡的。
2，关心：比如，主人对客人客客气气，同事之间互相帮助，往往会被夸为“讲面子”，这难道是牢不可破的自私吗？
3，外部形象：有人穿着邋遢，家人劝道：“穿整齐点，给我们点面子。”柏杨批判我们中国人丑陋，可会反对这种“面子”？
4，尊重：有人办喜事，很多朋友都来祝贺，他说：“谢谢大家给我面子。”倘或大家都不来，可是对他的尊重？
5，尊严：两个人发生争吵，同事劝道：“少说两句，互相给点面子。”即注意自己和对方的尊严。这种现象，可是反对“窝里斗”的柏杨所憎恶的？
在天津一带，“讲面子”是夸奖别人的话，比如“某某这个人有面儿。”我劝中国同胞，不要因噎废食，该讲的面子还是要讲。否则，柏杨这种洋奴更有理由骂我们“一盘散沙”、“人情冷漠”。当然，虚荣心是不好的，应该戒除。我们对中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不能搞破四旧那一套。


二，老子的“无为”是不作为吗？


哲学家老子强调“无为”，柏杨评价老子说：“李耳的全部思想是：清净，不要作为，任凭事物自然发展。”“也就是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已经做了很多重要的事。”
老子是主张“什么事都不要做”吗？
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泫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今天制造很多忌讳，让民众制造武器打仗。明天创造古怪的东西，颁布形形色色的法令，反会使人民穷困，盗贼蜂起。对人民要不生事端，人民自然就会富裕、淳朴。说白了：不要折腾老百姓，人民就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这是什么都不做吗？
滑稽的是，柏杨自己都承认老子的贡献，说汉文帝“从李耳思想中，接受到三项教训：‘第一，仁慈。第二，节俭。第三，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不要去做。’”汉文帝“确实做到了这三点”，“废掉了割鼻断足的酷刑”，“并经常免除全国田赋。”既然他自己都承认了，还批什么？
老子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个“无”是什么也不干吗？拿骗鬼的把戏歪曲老子，柏杨难道认为中国没人看《道德经》？


三，儒家是否反对改革？


柏杨说：“儒家思想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是反对任何改革的。儒书上‘利不十，不变法’，已成为阻止改革的借口。”
“利不十，不变法”，恐怕不是儒书上的，而是法家《商君书》上的。商鞅变法，大夫杜挚反对，他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不是什么“利不十，不变法”。
儒家主张不变革么？怪啦。柏杨是在拿清朝的不改革，混淆儒家一千多年的改革吧？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有改革的，也有不改革的，片面论述事物可以煽情，但绝不代表理智。
《周易》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在政治上，汉朝有三公，为丞相、大司马、大司空，明朝废除丞相制。汉朝选拔人才，使用察举制，政府官员负责推荐人才。魏晋形成了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除了看能力，还要看出身。在军事上，汉设大将军，为军事首脑。魏晋时期，设立大司马、大将军，后者权利被削弱。唐有节度史掌握兵权，上将军高于大将军。宋朝文官管武将，节度史被架空，明朝废除宰相制度，又创立了五军都督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隋朝开始，中国实行科举制，这种文官制度影响了世界。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讲：“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世界古代史》第16章记载：“科举制打破了任官的门第限制，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选贤任能开辟了重要途径，影响一代士风。”宪政与文官制在世界影响巨大，西方1215年的《大宪章》，被一些人拿来做“变革”的依据，怎么中国605年出现的文官制反被忽略？柏杨说什么“不变革”，他还讲理吗？
“儒家不改革”，这是欺天罔地的胡话。即使经过文革式的大洗脑，这种荒唐言论也是无论如何不能成立的。柏杨是台湾人，也在说这种胡话。
《论语》引《汤誓》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子张曾问：“今后十代的情况,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代沿袭夏礼，增添和废弃,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礼，增添和废弃,可以知道。那么，继承周的朝代，就是一百代也是可以知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起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不变革的证据吗？
儒家改革了，死命装瞎，视而不见。儒家不改革，抓住不放，大书特书——这种手段太常见了。


四，孔子为什么斩杀艺人？


孔子曾经斩杀艺人，有人对此提出了非议，说孔子残暴。按理说：孔子重视“礼”，韩非子推崇严刑峻法，相比之下，孔子要温和得多。尽管如此，使用双重标准看待他们的人恐怕不少。为焚书坑儒辩护的柏杨，就揭露起孔子的“残暴”来。
柏杨描述：齐、鲁两国国君会面时，齐国表演了“宫廷中平时演出的轻松喜剧。孔丘再根据儒书，认为犯了‘平民轻视国君’的大罪，立即指挥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男女演员驱到台阶之下，砍断手足。”
孔子当时“摄相事”，又是大司寇，主管法律。他有权，也必须按照法律行事。艺人违反的不是什么“平民轻视国君罪”，而是“匹夫营惑诸侯罪”。荧惑，就是迷惑，和“轻视”何干？这件事发生后，齐国国君知道自己不站理，回去后感到很害怕（知义不若，归而大恐）。
《孔子世家》记载：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这才是当时历史的写照。
当然，孔子时代的法律有残酷的一面，这不能怪孔子，而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各个朝代的法律，都有局限性甚至野蛮性。当今世上的法律，也不敢说是完善的，因此不应苛求古人。倘或有一天，全世界废除了死刑，当今法官是否都要背负“残暴”之名呢？当然不可以。基督徒柏杨当知耶和华在所多玛、蛾摩拉屠城之事，就更不应该说什么了。
对了，如果柏杨在美国总统和陈水遍会谈时，播放叶玉卿的小电影以示招待，恐怕结局也不会太好。


五，儒家是否主张耍滑？


柏杨认为：儒家圆滑。他的论证手法很简单：把孔子说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歪曲成“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如果天下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如此一说，儒家好像真的圆滑了。
柏杨是截去前面八个字，再做批判。此话原文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然后才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集注》解释：“君子见危授命，则仕危邦者无可去之义，在外则不入可也。乱邦未危，而刑政纪纲紊矣，故洁其身而去之。”在国家危难之时，不可以背弃国家，国外的人则不能进入。如果刑政纪纲混乱，就应洁身自好并离开。
柏杨把“有道”说成“天下太平”，其实“有道”还指政治清明。当年，台湾政府把柏杨抓进监狱，宝岛也算太平，可柏杨能说他们“有道”吗？“能溜就溜”是从哪来的？风刮的。


六，缺乏诚信是怎样造成的？


柏杨批判中国人“不讲诚信”。他还举例说：他本人曾当着一个英国人的面，和朋友约好吃饭。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英国人问:“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吗？”“我说：‘哪有这么回事。’”对于此事，柏杨批评道：“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孙中山不会撒谎，他在《三民主义》中鼓吹传统道德，并说：“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不讲诚信”和儒家提倡的“信”本来就悖逆。
说了半天，这“心口不一”的毛病，是柏杨这种反传统的人造成的。他们把优秀道德破坏了，我们怎么办！


七，“礼”就是“面子”吗？


柏杨宣扬：中国人讲“礼”不讲“理”是文化造成的。
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一位司神甫讲道：“希腊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柏杨的老婆张香华听后说：“司神甫的话像一记春雷。”
抱歉，这不是春雷，这好象是放屁。希腊人实行奴隶制度，如果这也是讲理的话，“理”就该上吊了。再者，“礼”的本意就是“理”，“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礼记》）“礼”是意识观念，“仪”才是表现形式。洋和尚批判儒家，连儒家的“话”是什么意思都不懂。
民众是否讲理，在于政府的管理和教育，与文化何干？拉美一些国家社会秩序混乱，信的却是基督教，司神甫可否从《圣经》上找出点文化劣根性呢？


八，儒家是否欠缺爱心？


柏杨认为：儒家文化缺少“爱”。他说：“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说文明点，这叫“虚假论据”。说通俗点，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论语》里有“仁”字109个，什么叫“仁”？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好：喜爱。恶：厌恶。即：能够正确的爱人，也能够正确的恨人。即使我不说这些，“仁爱”这个词柏杨总知道吧。


九，中国文化中的“爱” 能否超越血缘？


在电视剧《神州》中，远志明请来柏杨宣传基督教。柏杨以骂中国文化为癖，想是骂惯了，于是浑浑噩噩的说：“中国人的爱不能超过血缘”，“基督徒很简单：我荣耀上帝。”所以上帝好，中国文化不好。。。云云。
柏杨确实老糊涂了。因为，同样是在《神州》里，远志明自己都承认中国的爱超越了血缘，这与柏杨的话形成了自相矛盾。为了传基督教，他硬是把尧、舜禅让时代的中国，说成是信仰上帝的中国。远志明讲：“这就是孔子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敬虔时代，这就是信于神、畏于天、顺于道、敬拜上帝的古老神州。”“这个信仰，不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不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不就是孔子的梦吗？”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详见《礼记·礼运》），这些思想都超越血缘了。柏杨胡乱批判中国文化，却被自己的同伙给“揭穿”了，小丑！
    中国道教最高神是原始、灵宝、道德三位天尊，洋人荣耀上帝，中国有自己的神。儒家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佛教讲“人人皆可成佛”、“无缘大慈”、“同大悲”，不就是把慈爱推广到外人和一切众生身上吗？

《再论柏杨给中国文化造了多少谣》


一，中国人不是炎黄子孙吗？


柏杨说：“中国人除了一口咬定黄帝姬轩辕先生是祖先外，有时候还来个三级跳，一口咬定被称为‘炎帝’的神农氏先生，也是祖先。问题是，姬轩辕先生和神农氏先生之间，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直到公元前二十七世纪末叶，神农氏先生的八世孙榆罔先生，才罩不住，被姬轩辕先生强大的有熊兵团，打得落花流水。”（《帝王之死》）
关于炎黄二帝的故事，历史上有多种说法：其一，炎黄是兄弟，“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国语·晋语》）其二，榆罔是炎帝，神农的子孙。“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詙，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 “榆罔犹袭神农之号也。” （《补史记·三皇本纪》）
榆罔就是炎帝，然而柏杨不告诉你。他故意不讲，就能造谣说“中国人不是炎黄子孙”了。


二，中国火器在宋朝停止发展？


宋朝时期，中国发明了火器，且在日后得到了发展，直到清朝方才停滞。柏杨却认为：宋朝在出现了“震天雷”等火器之后，“火药的功能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发展。中国只用它来制造鞭炮。”（《中国人史纲》）
柏杨的说法十分无知，明朝发明的火器有：拐子铳（连法手枪）、一窝蜂、三眼铳、万人敌（最早使用于宁远之战）、火龙出水、鸟枪、虎蹲炮（嘉靖年间发明）、十眼铳。茅元仪著《武备志》，记录火器180多种。赵士桢著《神器谱》，焦玉著《火龙神器阵法》，毕懋康发明了燧发枪（自动打火枪），还著有《军器图说》，记述了大量火器。戚继光、袁崇焕的部队，哪个不配备火器？ 即使到了清朝，戴梓还发明了“连珠火铳”和“子母炮”，柏杨怎么把火器变成鞭炮了？


三，活字印刷昙花一现？


柏杨说：“最伟大的雕版家之一的毕升，曾发明活字版。”“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推广，只昙花一现便消失了。可能是农业社会的静态需要量，还没有多到手刻版来不及供应的程度。”（《中国人史纲》）
柏杨又在胡诌了，2009年3月17日《光明日报》报道：“明、清以降，活字印刷有了更大的发展。明代在东南地区发展了铜活字（或为铜版锡活字），分布地域广，印书种类多。”这“昙花一现”从何说起呢？“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由政府组织，用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计万余卷，规模浩大。清代大规模使用木活字印刷。乾隆年间由政府组织刻制了15万个木活字，印制《四库全书》及其他重要著作，总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历史上制造木活字最多、印书量最大的一次。” （《开创印刷史的新纪元，千年活字印刷史略》）
柏杨打击我们中国人，没必要那么黑心吧？


四，中国宫廷比西方黑暗吗？


在《皇后之死》一书中，柏杨写道：“从宫廷斗争和皇后的大批死于非命，说明中国宫廷的黑暗，远超过欧洲宫廷。”为此，我讲两个问题：
首先，1981年8月22日，柏杨在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演讲《人生文学与历史》，承认“西洋历史我还没有开始念”，而《皇后之死》第一集完稿于1980年，柏杨不懂欧史，无理由下此结论。这种“不懂外国，所以外国好”的丑态，是常见病、多发病，值得全体洋奴借鉴。
其次，西欧实行采邑制，“到1789年，德意志分裂为1789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实体”（《剑桥德国史》导论）。欧洲约有45国，就算平均历史500年，一国平均分成十份，也有22。5万年的大小“宫廷史”，要读完很难。因此，千万不要轻言“中国什么、什么最坏，外国（主要指欧美）没有。”
用列举中国黑暗多，来论证中国“最”黑暗，是洋奴普遍使用的下流手段。


五，汉宣帝屠净长安城？


柏杨这老家伙造谣骇人听闻，在《中国人史纲》中，他说：汉宣帝灭权贵霍家一族，“这次屠杀了一千多家，中国一向是大家庭制度”，“每家以一百人计算，就屠杀了十余万人，长安几乎成为空城矣。”
柏杨在说屁话，“长安城几乎全是霍家人”——这种论调本身就反智商。那些卖菜、卖肉、卖米、卖身的人难道也是霍氏贵族吗？《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0章记载：长安“至少8万户，最多达16万户。”如果一家真有100人左右的话，长安将有近800万至1600万人口。2009年，纽约只有827万多人，基督徒柏杨丧心病狂啦！他这是夸汉朝还是骂汉朝啊？


六，明朝疆域等于秦朝？


想是“病”又犯了，柏杨为了贬低明朝，写了这么一段话：“尤其是中国版图到明王朝的时候，跟纪元前二世纪秦王朝大小一样，比现在的版图，要小一半。”
这是人话吗？秦朝怎么和明朝一边大？秦朝东临大海，南至两广，西到巴蜀，北抵长城，东北包括辽东半岛一带，西北止于河套地区。明朝拥有西藏领土，东北到库页岛以北，西北包括甘肃、青海，一直延伸到哈密一带，西南包括云南，怎么看，怎么不一样大。我们随意拿两张地图来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柏杨说这话，是撞着活鬼，还是出于对“驱逐胡虏”的那群人的仇恨呢？


七，朱元璋是不是民族英雄？


诽谤民族英雄可是洋奴最大的乐趣之一，柏杨就连续造谣说：“朱元璋攻陷集庆（江苏南京）后，改名应天”，“当时全国都在对蒙古人苦斗”，“他的作战目标不是蒙古，而是中国人的其他抗暴力量。”（《中国人史纲》）
他还说：“像朱元璋，他是民族英雄，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等到别人把蒙古人打得一塌糊涂，把中土的蒙古人的精力，完全磨损之后，朱元璋却坐收其成。”（《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说朱元璋打击的“抗暴力量”，是张士诚这位两次降元的小人吧？其实，元末农民起义军多有两个特点：一是互斗，二是反元，如果断章取义，着重强调起义军的互斗，恐怕谁都不是民族英雄了——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把史料摆出来看一看：
1356年，朱元璋攻克集庆，击败元朝军队，俘元将陈兆先，杀福寿，蛮子海牙逃窜。
1357年，方国珍在昆山攻张士诚，获胜，后张士诚投降元朝。
同年4月，朱元璋攻宁国，元将别不华投降。7月，胡大海攻徽州，八思尔不花逃窜。
1358年，朱元璋攻建德，庆寿、谢国玺逃窜。攻婺（音务）州，擒帖木烈思。
1359年，常遇春进攻衢州，击败元守将伯颜不花的斤。（按照柏杨的说法：蒙古军队属于“抗暴力量”）
1360年，陈友谅攻打太平，杀朱元璋手下大将花云，又杀徐寿辉自立，遂攻应天，被朱元璋在龙湾击败。
1361年，朱元璋率军前往安庆攻打陈友谅。
1363年，投靠元朝的张士诚，遣大将吕珍围安丰，攻打韩宋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救援——刘福通曾一直攻到大都附近。他退守安丰，是因为汴梁被元军攻破，张士诚算不算“趁别人对蒙古人苦斗，打击抗暴力量”？刘福通“把中土蒙古人的精力磨损后”，张士诚竟发兵攻打他。朱元璋引兵救援，自己的力量当然要受“磨损”，怎么柏杨说颠倒啦？
再看：
1364年鄱阳湖大战爆发，陈友谅败死。同年，张士诚逼杀达识帖木儿，反元。1367年，张士诚与朱元璋作战，兵败身死，同年，朱元璋北伐元朝，1368年8月，元亡。12月，方国珍投降朱元璋。1371年，明玉珍之子明升投降朱元璋。
根据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看出：起义军一面反元，一面相互冲突，倘或朱元璋属于攻击“抗暴力量”，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其他义军？方国珍、明升在元亡后投降明朝，是否他们也想坐视朱元璋“磨损实力”？
柏杨思维非常古怪，朱元璋作战的步骤是：打败集庆元军→再攻宁国、徽州、建德等处的元军→消灭陈友谅、张士诚→北伐元朝→收服方国珍、明升。柏杨故意断章取义，着重强调内战，结果，朱元璋不算民族英雄了。
这种挖空心思的陷害，真让人如芒在背。难道，我把柏杨上半身、下半身砍下来，只留中段，就能论证“柏杨不是人，他是个排泄器官”？

《再论柏杨给中国文化造了多少谣》


一，中国人不是炎黄子孙吗？


柏杨说：“中国人除了一口咬定黄帝姬轩辕先生是祖先外，有时候还来个三级跳，一口咬定被称为‘炎帝’的神农氏先生，也是祖先。问题是，姬轩辕先生和神农氏先生之间，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直到公元前二十七世纪末叶，神农氏先生的八世孙榆罔先生，才罩不住，被姬轩辕先生强大的有熊兵团，打得落花流水。”（《帝王之死》）
关于炎黄二帝的故事，历史上有多种说法：其一，炎黄是兄弟，“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国语·晋语》）其二，榆罔是炎帝，神农的子孙。“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詙，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 “榆罔犹袭神农之号也。” （《补史记·三皇本纪》）
榆罔就是炎帝，然而柏杨不告诉你。他故意不讲，就能造谣说“中国人不是炎黄子孙”了。


二，中国火器在宋朝停止发展？


宋朝时期，中国发明了火器，且在日后得到了发展，直到清朝方才停滞。柏杨却认为：宋朝在出现了“震天雷”等火器之后，“火药的功能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发展。中国只用它来制造鞭炮。”（《中国人史纲》）
柏杨的说法十分无知，明朝发明的火器有：拐子铳（连法手枪）、一窝蜂、三眼铳、万人敌（最早使用于宁远之战）、火龙出水、鸟枪、虎蹲炮（嘉靖年间发明）、十眼铳。茅元仪著《武备志》，记录火器180多种。赵士桢著《神器谱》，焦玉著《火龙神器阵法》，毕懋康发明了燧发枪（自动打火枪），还著有《军器图说》，记述了大量火器。戚继光、袁崇焕的部队，哪个不配备火器？ 即使到了清朝，戴梓还发明了“连珠火铳”和“子母炮”，柏杨怎么把火器变成鞭炮了？


三，活字印刷昙花一现？


柏杨说：“最伟大的雕版家之一的毕升，曾发明活字版。”“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推广，只昙花一现便消失了。可能是农业社会的静态需要量，还没有多到手刻版来不及供应的程度。”（《中国人史纲》）
柏杨又在胡诌了，2009年3月17日《光明日报》报道：“明、清以降，活字印刷有了更大的发展。明代在东南地区发展了铜活字（或为铜版锡活字），分布地域广，印书种类多。”这“昙花一现”从何说起呢？“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由政府组织，用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计万余卷，规模浩大。清代大规模使用木活字印刷。乾隆年间由政府组织刻制了15万个木活字，印制《四库全书》及其他重要著作，总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历史上制造木活字最多、印书量最大的一次。” （《开创印刷史的新纪元，千年活字印刷史略》）
柏杨打击我们中国人，没必要那么黑心吧？


四，中国宫廷比西方黑暗吗？


在《皇后之死》一书中，柏杨写道：“从宫廷斗争和皇后的大批死于非命，说明中国宫廷的黑暗，远超过欧洲宫廷。”为此，我讲两个问题：
首先，1981年8月22日，柏杨在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演讲《人生文学与历史》，承认“西洋历史我还没有开始念”，而《皇后之死》第一集完稿于1980年，柏杨不懂欧史，无理由下此结论。这种“不懂外国，所以外国好”的丑态，是常见病、多发病，值得全体洋奴借鉴。
其次，西欧实行采邑制，“到1789年，德意志分裂为1789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实体”（《剑桥德国史》导论）。欧洲约有45国，就算平均历史500年，一国平均分成十份，也有22。5万年的大小“宫廷史”，要读完很难。因此，千万不要轻言“中国什么、什么最坏，外国（主要指欧美）没有。”
用列举中国黑暗多，来论证中国“最”黑暗，是洋奴普遍使用的下流手段。


五，汉宣帝屠净长安城？


柏杨这老家伙造谣骇人听闻，在《中国人史纲》中，他说：汉宣帝灭权贵霍家一族，“这次屠杀了一千多家，中国一向是大家庭制度”，“每家以一百人计算，就屠杀了十余万人，长安几乎成为空城矣。”
柏杨在说屁话，“长安城几乎全是霍家人”——这种论调本身就反智商。那些卖菜、卖肉、卖米、卖身的人难道也是霍氏贵族吗？《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0章记载：长安“至少8万户，最多达16万户。”如果一家真有100人左右的话，长安将有近800万至1600万人口。2009年，纽约只有827万多人，基督徒柏杨丧心病狂啦！他这是夸汉朝还是骂汉朝啊？


六，明朝疆域等于秦朝？


想是“病”又犯了，柏杨为了贬低明朝，写了这么一段话：“尤其是中国版图到明王朝的时候，跟纪元前二世纪秦王朝大小一样，比现在的版图，要小一半。”
这是人话吗？秦朝怎么和明朝一边大？秦朝东临大海，南至两广，西到巴蜀，北抵长城，东北包括辽东半岛一带，西北止于河套地区。明朝拥有西藏领土，东北到库页岛以北，西北包括甘肃、青海，一直延伸到哈密一带，西南包括云南，怎么看，怎么不一样大。我们随意拿两张地图来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柏杨说这话，是撞着活鬼，还是出于对“驱逐胡虏”的那群人的仇恨呢？


七，朱元璋是不是民族英雄？


诽谤民族英雄可是洋奴最大的乐趣之一，柏杨就连续造谣说：“朱元璋攻陷集庆（江苏南京）后，改名应天”，“当时全国都在对蒙古人苦斗”，“他的作战目标不是蒙古，而是中国人的其他抗暴力量。”（《中国人史纲》）
他还说：“像朱元璋，他是民族英雄，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等到别人把蒙古人打得一塌糊涂，把中土的蒙古人的精力，完全磨损之后，朱元璋却坐收其成。”（《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说朱元璋打击的“抗暴力量”，是张士诚这位两次降元的小人吧？其实，元末农民起义军多有两个特点：一是互斗，二是反元，如果断章取义，着重强调起义军的互斗，恐怕谁都不是民族英雄了——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把史料摆出来看一看：
1356年，朱元璋攻克集庆，击败元朝军队，俘元将陈兆先，杀福寿，蛮子海牙逃窜。
1357年，方国珍在昆山攻张士诚，获胜，后张士诚投降元朝。
同年4月，朱元璋攻宁国，元将别不华投降。7月，胡大海攻徽州，八思尔不花逃窜。
1358年，朱元璋攻建德，庆寿、谢国玺逃窜。攻婺（音务）州，擒帖木烈思。
1359年，常遇春进攻衢州，击败元守将伯颜不花的斤。（按照柏杨的说法：蒙古军队属于“抗暴力量”）
1360年，陈友谅攻打太平，杀朱元璋手下大将花云，又杀徐寿辉自立，遂攻应天，被朱元璋在龙湾击败。
1361年，朱元璋率军前往安庆攻打陈友谅。
1363年，投靠元朝的张士诚，遣大将吕珍围安丰，攻打韩宋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救援——刘福通曾一直攻到大都附近。他退守安丰，是因为汴梁被元军攻破，张士诚算不算“趁别人对蒙古人苦斗，打击抗暴力量”？刘福通“把中土蒙古人的精力磨损后”，张士诚竟发兵攻打他。朱元璋引兵救援，自己的力量当然要受“磨损”，怎么柏杨说颠倒啦？
再看：
1364年鄱阳湖大战爆发，陈友谅败死。同年，张士诚逼杀达识帖木儿，反元。1367年，张士诚与朱元璋作战，兵败身死，同年，朱元璋北伐元朝，1368年8月，元亡。12月，方国珍投降朱元璋。1371年，明玉珍之子明升投降朱元璋。
根据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看出：起义军一面反元，一面相互冲突，倘或朱元璋属于攻击“抗暴力量”，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其他义军？方国珍、明升在元亡后投降明朝，是否他们也想坐视朱元璋“磨损实力”？
柏杨思维非常古怪，朱元璋作战的步骤是：打败集庆元军→再攻宁国、徽州、建德等处的元军→消灭陈友谅、张士诚→北伐元朝→收服方国珍、明升。柏杨故意断章取义，着重强调内战，结果，朱元璋不算民族英雄了。
这种挖空心思的陷害，真让人如芒在背。难道，我把柏杨上半身、下半身砍下来，只留中段，就能论证“柏杨不是人，他是个排泄器官”？

《三论柏杨给中国文化造了多少谣》


柏杨此人，给中国文化造谣成瘾，鬼话多得不胜枚举，我撰文对之进行批判，无奈他谣言太多，只能分做三篇文章叙述，以下是柏杨传播、制造的又一堆谎言：


一，倭寇侵华怎能由中国负责？


柏杨贱性发作，竟然认为：倭寇侵华应该由中国负责。
在《中国人史纲》中，他写道：“倭寇对中国的伤害”，“从本世纪（十六）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则是中国明政府官员贪污和政治黑暗召来的外侮。” “一五二三年，日本两个商船队，一队由宗设率领，一队由瑞佐率领”，“宗设先到，瑞佐后到。”“依照中国规定”，“先到的先检查，坐上座；后到的后检查，坐于次位。瑞佐后到，当然后检查和坐于宗设之下。可是，明政府是一个无微不至的贪污集团，瑞佐的一个翻译人员宋素卿，把重贿送给市舶司的主任（市舶太监）赖恩”，“于是，赖恩就先检查瑞佐的货物，并在宴会时请瑞佐高高上座。”“宗设无处申诉，就攻击瑞佐所住的旅社”，最终“沿途烧杀，夺船出海回国。”
明眼人一看便知：此次暴行的根源，是日本人宗设与瑞佐的内斗。明朝官员固然受贿，但日本人为何行贿？柏杨没有明说。
瑞佐的后台是细川氏，而宗设的后台是大内氏，两家为争夺对明朝的贸易而展开了斗争。因此，这次战争名叫“争贡之役”，而不叫“受贿之役”。   
《剑桥中国明代史》第8章记载：“。。。1496年，日本贡使在从北京回国的路上，杀死了几个人，在这之后，每个使团被允许的人数从400减少到了50。这时，三个有权势的家族（伊势、细川和大内）为了控制与中国的贸易认真地开始了竞争。因为只有一个由50个使者组成的使团被允许到北京去”，“1510年和1511年来了两个朝贡的使团，每一次大内家族的代表都威胁，要是他的一方得不到进行贸易的许可，便要采用海盗手段。” 这些记录，表明了“争贡之役”的根源所在。
总之，事件的顺序是：日本使团杀人→明朝限制使团人数→细川、大内两家相争→瑞佐行贿→明朝官员受贿→武力争斗爆发→中国人民遭灾。因此，根源还是在日本人身上。


二，再论倭寇侵华不能由中国负责。


在《中国人史纲》中，柏杨反复把倭寇侵略的责任，赖到中国头上。他说：“中国富商积欠日本商船队的货款日多，最多的达一万余两，少的也有数千两。”“明政府对这种骗局根本不管。”“乡绅的手段更为毒辣，积欠的更多。”“到了一五四六年，日本商船队的忍耐达到饱和，就占领了若干岛屿”，“日本正当的贸易商人，遂被迫变成‘倭寇’”。
嘉靖、隆庆年间，“联夷肆劫”是倭寇作乱的一大特点：《筹海图编》记载：“自嘉靖二年，宋素卿入扰以后，边事日隳，遗祸愈重，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说白了：是一些中国败类，联合倭寇杀人抢劫。就算欠款事件存在，也不能“以片盖全”，作为倭寇有理的依据。
2007年6月22日，《环球博览》报道：“美国拖欠联合国维和费用，潘基文上门‘催缴’”。2010年3月8日，新华网报道：《冰岛全民公决：赖账不还》，中国新闻网有消息说：“据意大利《欧联时报》报道：“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意大利华人批发、生产企业被拖欠货款现象十分严重。”难道，人们要为债务而动武吗？法盲柏杨居然不知道：杀害欠债者是要被枪毙的，何况是乱杀老百姓。


三，古代中国不知道日本吗？


在古代，日本是个不受重视的穷国。明治维新以后，他们发达了，于是“不知道日本”也就成了“罪名”。柏杨便为此骂道：“日本这时已十分中国化了，处处模仿中国，但中国对日本却一直像瞎子一样茫然不知。甚至到了十八世纪，还不知道日本有一位万世一系的天皇” 。
中国早就知道日本，《三国志·魏书》记载：“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隋书东夷传》记载“倭国”：“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觋。”（觋音习）这一切，是中国不知道日本的证据么？鉴真法师六次东渡，抵达日本平城京，他虽然双目失明，但却了解日本。柏杨骂别人瞎，其实他才是个瞎货。
从公元413年到公元502年，日本五位王：赞、珍、济、兴、武，皆记载于中国的史料之中。日本则称之为履中天皇、反正天皇、允恭天皇、安康天皇、雄略天皇。《宋书·倭国列传》记载：日本王“武”被封为“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当时日本没有文字，对自己早期的历史像瞎子一样茫然不知，是中国帮他们写的。《晋书》记载日本纳贡后的150多年，日本人自己都不知道干了些什么。柏杨却以“中国不知天皇”为由，破口大骂。这种狂恶的洋奴，确实够他娘王八蛋揍的。


四，台湾和中国没有多少联系吗？


台独分子一直想割断台湾和大陆的联系，柏杨为此也不遗余力，他认为：“清政府向外开拓的第一个目标是台湾岛。”台湾“自古以来由中国的少数民族高山族居住管理，和中原王朝没有多少政治联系。”
我们来看看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联系：
公元230年，孙权派人至台湾，《三国志·吴书》记载：“将军卫温遣诸葛直以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所在绝远，不得卒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而返”。
隋朝时，中国出师台湾。《隋书·东夷列传》记载：“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
《明史》记载：“天启中，筑城于澎湖，设游击一，把总二，统兵三千，筑炮台以守。”  “嘉靖四十二年，林道乾寇乱边海，都督俞大猷逐道乾入台”。（《重修台湾府志》）“万历二年十月辛酉，福建海贼林凤自澎湖往东番魍港，总兵胡守仁、参将呼良朋追击之，传谕番人夹攻”。（《明实录》）郑成功说：“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予既来索，则地当归我。”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华夏帝国军队立于台湾，是拥有土地的主人，不是给土著看守农田的奴隶。


五，“淝水之战”妨害了中国统一吗？


公元383年，氐族建立的前秦，向晋朝发动攻击，被谢安等人击败。倘或氐人南下，中国将遭受异族的欺凌和压迫。柏杨在评价这场战争时，却埋怨道：“淝水战役使中国统一延缓两个世纪。”
如果欧洲现在统一了，柏杨或许也要说：“丘吉尔使欧洲统一延缓了几十年！”是吧？需知1940年爆发的不列颠战役，使希特勒征服英国的野心化为泡影。南明王朝延续了18年，是妨害了中国18年的统一吗？按照柏杨的说法：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以及张自忠、左权等抗日英雄，也妨害中国统一了？


六，谢安怎么会是糊涂蛋？


谢安是淝水之战的总指挥，为抗击氐族军队入侵做出了贡献，在历史上声誉很高。柏杨却对他贬斥道：“谢安不是靠才干而是靠门第取得高位的”，对于前秦的入侵，“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索性出城游山玩水”，“然而，他跟其他颟顸人物有一点不同，他有空前的好运气。”
谢安真是如此不堪吗？
南宋思想家陈亮评价他与王导：“其端静宽简，弥缝辅赞，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业实赖焉。”王夫之说他：“思深而道尽，复古以型今。岂一切苟简之术所可与议短长哉。”史学家范文谰评价：“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间势力平衡的作法分不开的。谢安的作法是‘镇之以和静’。”
谢安是颟顸（糊涂）之人吗？不是。淝水之战后，“谢安乘前秦国崩溃，使谢玄等率诸将北伐。三八四年，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三八五年，猛将刘牢之进入河北名都邺。东晋朝建立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战胜扩地。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部和睦，有些力量可以对外。”（《中国通史简编》）淝水之战怎么是靠运气？柏杨批判中国人窝里斗，我们团结了，他又造谣捣乱。谁抗击外侮，柏杨就指责谁，诽谤朱元璋的是他，贬低谢安的还是他，这老东西究竟要谋划什么呢？


七，淝水之战有没有战斗？


柏杨认为，淝水之战“其实并没有‘战’，而只有‘役’，前秦帝国不是战败，而是退败。” “对强大的前秦帝国而言，淝水战役仅是一次战场上的失败，更仅只是一次先头部队的失败，国家主力毫无损伤。”
《资治通鉴》记载：“融驰骑略陈，欲以帅退者，马倒，为晋兵所杀，秦兵遂溃。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这“追击”难道不是“战斗”？《晋书》记载：“坚中流矢，临阵斩融。” 不仅前秦皇帝苻坚中箭，其弟苻融也被杀，可柏杨却说：他是”坐骑忽然栽倒，竟被乱兵践踏而死。”这就掩盖了晋军的战绩。
淝水之战的序幕，更是一场争斗。猛将刘牢之斩杀前秦大将梁成，杀敌万人。《晋书》记载：“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临阵斩成及其弟云，又分兵断其归津。贼步骑崩溃，争赴淮水，杀获万余人，尽收其器械。” （详见《资治通鉴》），柏杨对此竟然不提。
再者，前秦是“国家主力毫无损伤”吗？《中国通史简编》记载：苻坚让苻融“带领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自己带领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战后，“到洛阳时只有十几万人。”《资治通鉴》记载：“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入侵者都成瘪臭了，柏杨还替他们助威。

未

完

待

续

《黎鸣胡说八道赏析》


黎鸣号称“哲学家”、“思想狂徒”，是《中国人性分析报告》的作者、当代“批孔”急先锋。“批孔”一词，可能在文革期间使用最多。因此，黎鸣的谬论想必不少，关于他的错误论述如下所示：


一，儒家提倡“隐瞒”对不对？


针对孔子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黎鸣展开了批判，说：儒家“在外部的社会，却是血统荫蔽的私情”，是“隐瞒真诚的极端自私的隐情。”这是一个批孔者常犯的错误。如今，法律规定有“拒证权”，依照法律“亲亲相隐”的形式已经很常见了。黎鸣没必要揭发自己的爸爸，也不必担心他儿子揭发他，这不是好事吗？
《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研究》一文中指出：“证人须具有特定的身份或与一方当事人有某种特殊关系，例如夫妻关系、亲属关系等，这是证人行使拒证权的身份要求。” 还说：“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中证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证据立法中都已明确规定。我国立法却并未对此作出规定。”这真是中国文化闪光点被埋没的遗憾。  


二，中国存在2000多年思想黑暗吗？


黎鸣说：“在两千多年伪学（儒学，笔者注）的笼罩下 ”，“中国的思想天空一片黑暗。”
这是煽情，而非学术。我请问：佛教、道教以及阮籍、何晏、郭象，哪个不是儒家的“异端”。《剑桥中国秦汉史》记载“公元3世纪哲学的复兴”，“道家的自由意志论趋向放荡不笃”，《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章记载：“佛教的输入，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裴伟（左危右页，暂代，笔者注）作崇有论，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正是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趁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辨，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辨的要旨。”这一切难道都是黑暗？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方以智、颜元的思想算不算“黑暗”？他们反对集权，提倡民主，反对空谈，讲究实用，“工商皆本”、“理存乎欲”也是黑暗吗？在历史、哲学文献中，到处都能获得的常识，怎么硬生生的“就是不存在”！


三，中国存在2000多年发展停滞吗？


黎鸣认为：历史上存在“2000多年的中国社会长期的发展停滞”，这更是一种流传广泛的弥天大谎。
《全球通史》记载：“随后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的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现在，即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上册第16章）这也叫停滞不前呀？《世界千年经济史》记载：“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700年为22.3%，1820年为32.9%，1870年为17.2%，1913年为8.9%，1998年为11.5%。”
分明是清代中国才落后，黎鸣却说成“2000多年的停滞”，这是对“经济居高不下”的一种歪说吧。


四，孔子该不该杀少正卯？


孔子曾经处决过一名罪犯少正卯，对此，黎鸣评价道：少正卯“与孔丘同在一地进行民办教育的竞争。”“由于少正卯的讲学曾得到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拥戴，以至孔丘的门徒曾三次被少正卯吸引过去”，“于是孔丘长期以来忌妒、怀恨在心。”“孔丘为杀少正卯杜撰了如下五条‘罪名’：一，心达（又记为‘逆’）而险。即野心勃勃（或思想反动），是个危险人物。二，言伪而辩。即语涉欺诈，能言善辩。三，行辟而坚。即行为怪异，意志坚定。四，记丑而博（又曰‘志异而博’）。即广播丑闻，煽动不满。五，顺非而泽。即挑拨离间，从中取利。”“这些‘罪名’纯属‘莫须有’之类。很显然，孔丘的杀少正卯，全在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中国人为什么把杀人犯奉为“圣人”？》）      
首先，根据史料：少正卯乱政该杀！《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法官依法“枪毙”个犯人，难道也有罪吗？孔子杀少正卯，是在他“乱政”的前提下，白纸黑字，这是不能否定的。少正卯和杨国忠、李林甫、严嵩等人一样，都是祸国的奸臣。
再者，黎鸣对孔子的指控，本身就采用了“莫须有”的手法。他说孔子出于“忌妒”杀人，“公报私仇”，并无证据，属于猜测。他说孔子虚构了少正卯的五种“罪名”，这“虚构”二字也是猜测，且证明不了少正卯没有“乱政”。而“语涉欺诈、煽动不满、挑拨离间、从中取利”，正是乱政奸臣的拿手戏。
我请问：欺君之罪该不该法办？制造假新闻该不该法办？煽动是非，挑起矛盾，扰乱社会该不该法办？蔡京是书法家，他可以讲学。周作人是文学家，他也可以讲学，但这种人到底还是该杀的货色。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家，罗森堡是纳粹思想家，前者被逮捕，后者被判死刑。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他们，难道是出于“忌妒”不成？


五，隐恶扬善该批判吗？


黎鸣说：“为什么中国文人‘喜欢’告密？为什么中国文人‘喜欢’拍马？为什么中国文人不敢、不会、不能‘讲理’，而却擅长花言巧语、飞短流长、搬弄是非？” “孔子及其儒家的‘隐恶扬善’的文化传统的‘本质’，真是把中国人害苦了”。（《隐恶扬善：恬不知耻、怙恶不悛》）
隐恶扬善的意思是“隐瞒人的坏处，宣扬人的好处。”（《中国成语大辞典》）也就是说：不要总指责别人的缺点，应该多说他人的优点。这种观点，正是反对“飞短流长、搬弄是非”。《中庸》上说：“舜喜欢求教、洞察浅显的言论，能隐瞒他人缺点、宣扬优点，把握事物两端，以中庸施于人民，这就是他成为舜的原因。”（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中国成语大辞典》引用了很多事例，请看：
《醒世恒言》卷三：“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认趣，隐恶扬善。。。”
《至公论》：“夫世人所谓隐恶扬善者，君子之大义”。
《赵靖康公神道碑铭》：“专务隐恶扬善，以德报怨，出于至诚，并非勉强者，天下称之。”因此，“隐恶扬善”并非教人学坏。


六，《四书》没有真理吗？


黎鸣此人，批孔发了疯，还歇斯底里的嚎叫曰：“‘四书’有真理吗？有真知吗？有真诚吗？有逻辑吗？有思想吗？有普世价值吗？根本就全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他振振有词，像个炮仗，貌似言辞犀利，其实无非是杀猪般嚎叫而已。
《中庸》上说：“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黎鸣倘能以此为“真理”，安下心来，学学《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就能获得“真知”。要是学会了“意诚而后心正”等“思想”，树立了“真诚”，就无需这样咆嚎了。

好文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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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志明鬼话欣赏》


尽管《圣经》满纸胡说八道，可是为了吃饭，远志明就要当传教士。想销售一样东西，首先要套近乎。为了把基督教和中国文化联系起来，远志明就不遗余力的“寻找两者共同点”，说：神州“意思是：上帝的土地。”以昭示“中国人老祖宗信上帝，所以我们要信耶稣”——何谓“神州”？《混元圣纪》记载：“昔在神州，以神仙之道教化天下，上自三皇，次及五帝，修之皆得神仙”。既然如此，基督教岂不要归顺三皇五帝？
远志明种种荒谬的骗术，在电视片《神州》中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摘取几段以作笑料，请看：


一，牵强的传教法。


远志明讲：“《圣经》说：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老子则说：道“乃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圣经》说：上帝七天造物，《周易》说：“七日来复，天行也。”《圣经》说：上帝使天下发大水。《国语》也说过发大水。。。这不都是相同点吗？总之，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缘分很多，我们干脆信上帝算啦。远志明的这种理论，类似于“猪有脑袋，人也有脑袋，所以人就是猪。” 他只说两者的共同点，对于不同点却不讲。
比如：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各有分工，这与耶和华耍单帮，自己造天地万物不一样。上帝掀起洪水，女娲补的却是天，天上地下岂能混淆？《圣经》里的上帝，神圣不可侵犯，《诗经》上却说：“上帝板板，下民卒瘅”（音丹），“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说上帝死板、放荡、残暴，把上帝给骂了。老子反对苛税：“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而上帝却要收十一税：“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利27：30）这一切差异，怎么解释呢？
远志明认为：龙就是诱惑夏娃吃禁果的蛇，“蛇，也叫古龙”。他还把“上帝用彩虹与挪亚立约，再也不发这么大的洪水了”，与“女娲熔炼五色彩石补上了裂开的天穹”联系到一起，说：“不难想像，那正是一道横跨蓝天的绚丽彩虹。”可是，女娲也是“蛇身人首”（《帝王世纪》）。如此推理：难道上帝是条蛇吗？


二，利用谐音的怪论。


远志明死乞白赖的利用谐音，把西洋上帝和中国古典传说联系到一起。他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对人类始祖”，“中国祖先传为‘安登’和‘女娲’，希伯来《圣经》原文叫‘Adam’和‘Howwah’。”于是，两者本源相同。
可是，安登是神农之母。《纲鉴·三皇纪》曰：“少典之君娶有娇氏女，曰安登，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她怎么可能和女娲一起，变成亚当与夏娃呢？
远志明还说：“老子所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音团，笔者注）之不得’的‘夷希’，就是‘耶微’即耶和华的相似音”。
但是，他无意中透露：“上帝”一词拉丁文叫“徒斯”，如此说来，徒斯难道是唐僧吗？那么沙勿略是沙悟净，参孙是“山狲”，天主是“天猪”，保罗是白龙，《西游记》就有啦。以此类推：多默是达摩，该隐是观音，夏娃是玄武，亚当是玉帝，这都哪挨哪呀？唐朝时，耶稣被翻译成“移鼠”，上帝就耗子呀？基督教动辄“反异端”，基督可否和“嫉妒”有关联？ 远志明干脆把“基督”和“假的、剧毒、鸡蛋”联系到一起算了。
  

三，乱解中国字。


远志明以为：诺亚为了躲避洪水，带领一家八口人躲进方舟。“舟之大，当然莫过于方舟了，于是造字者就用‘舟加八口’造了表示大舟的船字”，这表示了中国古人与上帝有联系云云。。。
远志明说这话，给人以“没见过方块字”的感觉。汉字的产生根据“六书造字法”，其中“形声”的特点是：字由两部分组成。比如苹果的“苹”字，草字头代表它是一种植物，“平”字则代表发音。远志明不妨念念“沿”字和“铅”字，就知道“船”字是如何产生的了。《古今汉语成语词典》（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上讲：“望文生义”，就是“读书不推求和领会其确切的涵义，只从字面上做牵强附会的解释。”远志明正是望文生义。
远志明继续玩玄，他说：“大洪水之后，挪亚及其子孙们用羔羊献祭，后来耶稣也被称为上帝的羔羊，使一切信他的人可以称义。中国祖先以‘我献羔羊，羔羊盖我’为义字，竟维妙维肖地将整本《圣经》的精意见证出来。”
我在网络中搜索“义”字，竟然发现了这样的话：“義=我王八- yam天空部落”，“義字就是我王八！/ 蘋果日報-熟女36G”，这大洪水之后，是谁做了王八呢？难道是老婆被上帝霸占的约瑟吗？当然，网上这种另类解释，属于望文生义的胡说，所以，远志明也是胡说。否则，“天”字还可以写作“兲”，有人管“天主”叫“王八主子”就有理啦。
远志明还讲：“夏娃受蛇的诱骗”偷吃禁果，“祖先们显然记得这故事”，于是“二木之下一女择果”，就有了“贪婪的‘婪’字”，“禁”字则是“上帝向亚当示明：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所以那果子又叫‘禁果’。”可是，树上不仅有果，还有花、枝、叶、虫子，这“果”是谁确认的？
说到“贪婪”、“禁止”，我们不妨看看“贪、止”二字。“贪”是上今下贝，如此说来，夏娃不是在吃禁果，而是扑在宝贝上，大喊“今天我发啦”。“止”是“无一正”“上有尾”，原来上帝心术不正，还长了条尾巴——这倒也符合进化论。


四，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为了骂龙，远志明造谣说：“从炎黄起，经尧舜禹到夏商周”，“祖先们确信，他们与昊天上帝之间有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可是，到了“夏朝第八代帝王孔甲”时，“天上降下一雄一雌两条大龙”，“当龙的幽灵再一次浮现于神州，神州就分崩离析了。”“据《史记》记载，这一笑倾国的褒姒就是龙的怪胎！”他质问：“曾几何时，神州竟落入了恶龙之手？曾几何时，我们竟成了龙的传人？”
远志明这个死不要脸的！《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纪。感神龙而生炎帝。”神龙之说在炎帝时就有，一段话，足以揭穿远志明骗子的面目。


五，禅让是基督教精神吗？


在《神州》中，远志明请来梁燕城（曾为香港浸会大学宗哲系主任），做了一番莫名其妙的论述。梁评价中国的禅让制度说：“统治者后面有一种很大的谦卑，谦卑就是说他知道有超越的上帝。尧帝非常相信上帝”，“所以他就确定把帝位传给舜。”——如此看来，禅让是信仰上帝的人做的事，我们中国人要跟着祖宗信上帝啦。
这种论述确实离谱，因为，上帝册立的以色列王，是世袭的集权者，根本没有过禅让。扫罗是耶和华立的君王，《圣经》上说的清楚：“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 （撒上9：17）扫罗禅让了吗？没有哇。“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作以色列王二年。。。”（撒下2：10）此外，“大卫在希伯仑作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 （撒下2：11） 这些王，哪个禅让啦？      
尼采说：“基督教道德乃是江湖骗术。”这句话至今还是有警示价值，大骗子远志明的表现就是实证。

《义和团运动不容诽谤》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撰文《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他写了好几万字否定义和团，大骂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烧杀抢掠”，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拼力抹杀其爱国行为。。。洋洋洒洒一大堆理论，引起了轰动和思想交锋。
但是，袁伟时说来说去走了嘴：“义和团‘杀人放火’导致外敌入侵”。“各国军队6月17日强占大沽炮台才是侵略战争的开始。”既然6月17日联军对中国进行了侵略，那么，义和团与之作战，必有“反侵略”的“爱国壮举”，这是袁伟时无意中承认的。他用几个字，就轻易推翻了自己辛苦创作的几万字。这个滑稽的学者，还出了哪些错误？让我们一一历数：


一，义和团要对战争负责吗？


袁伟时认为：“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历史的顺序是“列强入侵中国→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进兵”，这个大家都知道。袁伟时的《如厕史》是“脱裤子→出恭→提裤子”，倘或把“脱。。。”故意省略，只能给人以误导。
根据美国史学家费正清编写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义和团运动的背景有“割地狂潮”一事：“德国要求在中国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英方租借了威海卫，为期二十五年”，“日本则得到了不将福建省让与其他国家的同样保证。”“法国以九十九年为期租借广州湾。。。”总之，“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义和团不能为战争承担责任。
《拳匪记略》有言：“吾邑之有义和拳也，自今年正月中旬，由新城之沈各庄传习而来。始因仓巨村天主教民欺凌善良，霸占公产，官不能申理，百姓控诉无门，始习拳为敌。数十余日内，蔓延牛家庄，老李村等村，近又传染东江村，石柱等十数村。”战争的责任人，正是帝国主义及其哈巴狗。


二，义和团彻底排外吗？


袁伟时说：义和团对于“。。。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指责他们“拆毁铁路”，“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且，“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彻底？完全？老袁说话也太绝对了。
义和团扒铁路有反抗压迫的动机，根据《义和团史料》记载：清朝政府6月26日给盛京上谕，说“此次衅端，本由拳民而起，拳民首先拆毁铁路”，义和团为什么要拆铁路？回看盛京将军6月18日的上奏，即可获悉：“查俄国人假道行修火车”，“自兴工以来，抢占民地，虐待土工，无不疾首痛心”，因此，“计五百里，所有俄铁路桥房均经百姓拆毁。”这是“破坏强盗的财产”，袁伟时想替“贼”执法呀？
《拳事杂记》上说：“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拳乱纪闻》上讲：“俄国现特调派可萨克马兵五营，火速进京，顷刻可到，拳匪恐俄兵即至，故将天津铁路毁坏，以阻俄兵来攻。”英国领事贾礼士也说：“缺水和铁路不断遭到破坏，在很大的程度上延缓了海军部队的向前推进。”以上拆毁铁路的行为，是义和团出于战争的需要，而不是盲目排外。
另外，团民也并非“凡是洋人的都反对”。俄国记者扬契维茨基讲：“街上到处都是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不过，现在他们不仅手持长矛大刀，而且有的也拿着步枪了”。《拳乱纪闻》有言：“拳匪大队，近已由京乘坐铁路火车至津”。袁伟时把话说绝可不太好吧？


三，义和团是否阻止了瓜分？


袁伟时对“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一说进行反驳。他认为：“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尽管有人以瓦德西的话为证：“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可他认为：史学家李时岳“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引李时岳之言）。
德皇固然是国家元首，但不代表他能全面的总结历史。希特勒也是如此，他总把战败的责任推给手下，却不可能承认“人民反抗暴政的力量”。瓦德西身为“远征军总司令”，应比德皇更了解中国的情况。对“义和团阻止瓜分”一说，不仅有瓦德西的观点为证，还有如下言论为证：
英国官员赫德认为：“而无奈瓜分政策，又不可遽实行于今日。”“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他在日后还承认：“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保全了帝国的领土完整，它们使外国列强慑于群众起义，特别是在经历了义和团起义的恐怖以后，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希望。”赫德身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比德皇更具备了解中国的条件。法国议员的演讲词为：“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殊非印度、南洋各处可比。”“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英国外部副大臣讲：“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国也。”此外还有舆论，如：奥京一家报刊上说：“各国其慎思所以待华人之法，勿重蹈前四十年中之所为。”凡此种种，难道是“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吗？就算瓦德西判断有误，英、法官员，奥国舆论岂能全都失误？
袁伟时认为：“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一说是“诡辩”。我请问：到底是谁在诡辩？难道是欧洲各国的一些人吃饱了撑的，故意串通一气，用“诡辩术”美化义和团吗？别忘了，即使瓦德西的观点代表不了德国的政策，德皇的声音也代表不了其他国家的声音。
义和团反抗和列强分赃冲突，都是中国未被瓜分的原因，袁伟时的说法显然片面。


四，义和团要遵守《国际法》和不平等条约吗？


袁伟时批判义和团不守《国际法》，他认为：对义和团进攻使馆区进行肯定，“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他还认为：义和团“干的是残害民众、破坏社会秩序和正常国际关系的勾当。”
这种指控太荒谬了，义和团根本没有学《国际法》的可能，就好比袁伟时没有凌空720度的可能一样。当年，世界列强到处烧杀抢掠，有点良心的人，会用某个“法”约束被侵略者反抗吗？
香港教科书曾论述“义和团产生的背景”包括“列强侵略”，对此，袁伟时承认“说的是真实的历史。”（《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他还承认：“19世纪5次重要的对外战争，每次都以丧权辱国告终。”“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天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既然如此，何来义和团破坏“正常国际关系”一说？《南京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难道袁伟时忘了这些不平等条约吗？如果日本鬼子来了，袁伟时很可能会当汉奸。因为，他要维护那些狗日的“正常关系”。
按照老袁的逻辑，还可以得出以下猪狗不如的结论：
1，华盛顿反抗英国殖民者是错的——人类反殖民武装斗争全不对，按照“条约”规定：殖民地属于宗主国。
2，捷克人抵抗纳粹，违反了《慕尼黑协定》。
3，法国人抵抗纳粹，违反了《贡比涅停战协定》。
4，波兰人抵抗纳粹，违反了《苏德友好与边界条约》。
5，朝鲜人抵抗日本，违反了《韩日合邦条约》。
按照这种理论，袁伟时完全可以为法西斯张目了。


五，义和团要为中国的灾难负责吗？


袁伟时把帝国主义制造的灾难，赖到义和团身上，他说：义和团“留下的是：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东北、华北。首都沦陷。”，俄国“制造海兰泡血案”，“大沽和京津沿线炮台被拆”，清朝“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遭灾的还是老百姓。”
按照他的逻辑，那么：1942年海德里希被刺身亡，法西斯屠杀了199名男子，195名妇女被送往集中营，多数儿童去向不明。1944年8月爆发华沙起义，纳粹疯狂镇压，导致18万平民和1.8万名战士死亡。1945年3月，意大利游击队杀死33名党卫军，纳粹旋在阿尔戴阿蒂纳山洞杀害335人。。。以上血债，难道要让反抗者负责吗？如此发展下去，袁伟时可能会把“南京大屠杀”的责任，也赖到中国军队头上。


六，义和团大杀教民纯属“暴行”吗？


袁伟时搜罗资料，指责义和团“残暴”，如：“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 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等等。。。他所罗列的，多是杀教民的记录。
袁伟时的指控不能成立。因为《圣经》上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24），而洋教士“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并营并进。”（瓦德西语）因此，义和团杀他们，符合基督教义，是为耶稣清理门户。
再者，义和团以前的革命或运动，多有滥杀现象。法国大革命杀害无辜很厉害，“7月间被处死刑者中，贵族和教士仅占5%，中下阶层约占74.5%，其余为军政官吏。”“无休止的恐怖不仅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也遭到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反对。”（《法国通史简编》第5章） 但我们不能否定其革命性。
史料中不乏义和团纪律良好的记载，光绪皇帝在罪己诏书中说：“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练军弹压。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恃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至于“百姓皆畏兵而爱匪”。新城一支义和团“不滥杀教民，不拆铁路，颇守正。”（《拳匪纪略》）“即闻往北州县皆有义和团匪与奉教人为难，并不伤害行客。”“途中相遇，秋毫无犯。”（《拳匪杂记》）义和团“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庚子记事》）。
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还有义和团阻止清军抢劫，维护社会秩序的记载：“刻有聂军门所统之武卫军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处抢夺。经匪首曹福田拿获二十余人，皆杀死。”《天津一月记》上讲：“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义和团领袖张德成反对暴行，说：“天津假团太多，特来查拿。”
更让人气愤且意想不到的是：一些教民竟假扮义和团杀人抢劫。“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庚子记事》）这是教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袁伟时动辄指斥团民滥杀，岂不知当时团民、清兵、无赖、教徒都自称“义和团”，袁伟时如何清楚、严格的进行区分？
我们再看三份资料：
一，“教士们袋子里藏着大批的金钱，收买中国人民中间的无赖分子，来者不拒，总是临时的或经常的发给金钱。”（罗德克夫《义和团记》）
二，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债，或钱粮应交公廷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籍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李东沅《传教论》)  
三，“入坛之人，初惟乡村愚民。平时受人欺压，无可伸理，一闻匪说，冀藉神道以凌人，一泄激愤，乃相率弃其农业纷纷入城，甘为匪类。”（《拳匪纪事》）
原来，很多教民是流氓，而且什么坏事都干，引发义和团怒火的正是他们，流氓们自作自受！因此，总体上讲，这些人活该杀！当年，号称“文明国家”的世界列强尚且烧杀抢掠，袁伟时还想对义和团高标准、严要求？我呸！


七，义和团是封建统治工具吗？


袁伟时咆哮：“义和团是最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工具。”这是用极端言论来煽情。
“山东义和拳首领曹州人朱红灯自称明朝后裔，开始是‘反清复明’的起义团体。”（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后来，他们才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1899年10月，朱红灯与袁世凯作战。12月，他和于清水、心诚和尚被清廷杀害。对抗官兵的人，是统治工具吗？ 白莲教义和团属于反清派，如果说他们是“统治工具”，就更为牵强。
义和团宣扬“最恨合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清朝签订合约、附和洋人，以维护其统治。义和团反对这一切，世上哪有这样的“统治工具”？《中国近代史》讲述“义和团的纪律”，即包括“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也包括“灭洋人、杀赃官”，天下怎么会有诛杀赃官的“统治工具”？义和团固然有被清朝利用的一面，但他们何尝不想利用清朝反抗侵略？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定为“统治工具”，岂不是偏执狂吗？

  
八，我们怎能对侵略者以礼相待？


老袁在谴责义和团时，还为侵略者猛喷贱话，他说：“洋人不等于都是帝国主义者，即使是列强的官方代表，也要按照国际法以礼相待”。
这话听着，模模糊糊像是有理。打开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第1章一看，不禁吓了一跳：鸦片战争时期，“英船在天津时，乔治·义律等二十余人赴琦善宴会，‘嬉笑怒骂’，‘有舞洋枪飞刀于坐上者’。琦善‘隐忍受辱’”，“十月，洋船到浙江，钦差大臣伊里布，‘遣其奴张喜赴洋船馈牛酒，首贺以林、邓革职之事’。”“洋人肆意侮辱，投降派说是夷情恭顺”。
如果往袁伟时脑袋上扣个马桶，看他如何以礼相待。


话说到这里，我想问问那些全面否定义和团的人：“如果你是当时的中国农民，你该怎么办？”不反抗？死路一条。反抗？清政府却又对农民进行误导。他们看着义和团用巫术防身，却不为其提供一点近代战争的知识——这对于清廷来说，本是举手之劳。中国农民那么可怜，一些学者却连基本的同情心都没有。否定义和团的“愚昧性”本没有错，他们却连“反抗性”也一味抹杀。
一些人最喜欢以蒙古、满清入侵为例，骂中国人麻木，及至我们不能忍受异族压迫，他们又大骂“爱国贼”。爱国者与其两头挨骂，倒不如一味的杀向汉奸，直到汉奸在中国彻底绝种为止！

进来看看.~~支持一个

看到 义和团 都“不容”批判时，俺笑了。。。

《反抗侵略没有错——袁伟时谬论批判》


有件事很奇怪。
当你谈论足球、歌星、彩票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来转移话题。偏偏在谈论保卫钓鱼岛时，总有一些人“及时赶到”，劝说大家：“不要和日本作对，你们要等中国强大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然后，把话题转移到“民主、经济”等问题上。美国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超过英国，争取独立呢？非洲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反抗殖民者呢？他们偏不谈。按照他们的逻辑：非洲国家都能独立，中国却不能收复一个岛屿。袁伟时也是这种人，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中，他大谈“弱国不能反抗强国侵略”的怪论。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大沽炮台守军反击侵略军。转年，英法联军继续进攻，圆明园被烧。对于此事，袁伟时评价说：“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清朝“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说白了：我们不应该反抗，要等，等大清朝带领咱们强大起来再说——袁伟时对清朝抱有那么大的希望，寡妇守节，也算“难得”呀。
为此，我想问袁伟时几个问题：
首先，世界反殖民战争倘有失败，就是打错了吗？
比如：秘鲁反殖民起义失败，阿马鲁二世被杀；海地反殖民领袖杜桑·卢维杜尔被法军逮捕杀害；玻利瓦尔创建的委内瑞拉第一、第二共和国被西班牙颠覆；印度民族大起义失败，詹西女王被杀；意大利第一次独立战争，加里波第战败。。。难道，这些战争都打错了？
第二次英美战争时期，美国尚为农业国。英国侵略军攻占华盛顿，火烧白宫和国会大厦。时间为1814年8月25日。老袁若在当天，可会批评“美国抵抗英国的战争打错了”，“火烧白宫可以避免”，并奉劝麦迪逊总统要先“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
其次，老袁你个蠢货听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吗？看过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对侵略者的忍让是没有用的！
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英国首相张伯伦仅表示了谴责。同年，他与法西斯签定了出卖捷克的《慕尼黑协定》。1939年9月，二战还是爆发了，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军队静坐观望，日后德军追击，法国一溃再溃，终于投降。历史证明：纳粹对欧洲的侵略，是不可以用“不反抗”来避免的。中国历经《马关条约》、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对日本一忍再忍。但是，日本还是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937年11月，国民党在淞沪会战中失利，日军占领上海。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开始。按照袁伟时的逻辑，难道日本入侵可以避免，抗日战争打错了吗？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袁伟时和大汉奸陈公博的观点很像，陈也讲过“弱国不能反抗强国”的理论。1940年，他写了一段话：“中国还是一个产业落后的国家”，“国家的经济，人民的教育，交通的脉络，都要和武器相副的”，“何况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些机械化武器。”因此，“抗战无望，只有提倡和平来救中国”。要命的是，陈公博的这段话，是写给他13岁的儿子陈干的——恐怕只有汉奸不懂事的儿子，才信这种理论。
反侵略战争失败了，我们可以吸取教训，但不代表反侵略本身是错的。义和团运动、印度民族大起义、华沙起义的抗暴精神，都应获得历史的肯定和赞誉。中国没有必要等到特别强大，再去争取主权。亚、非、拉反殖民运动早已取得成功，埃塞俄比亚都独立了，弱智学者的理论早该休矣。

《郑和下西洋是不求利吗？》


对于郑和下西洋一事，很多人褒贬不一。学者袁伟时认为：“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当时正值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
袁伟时批评明朝没有“地理大发现”，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郑和与哥伦布都是自东向西走，如果郑和发现新大陆，至少要绕地球半圈，哥伦布渡过相对狭窄的大西洋就行了。“没发现新大陆”和“不求利”有什么关系？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袁伟时干脆指责郑和“没杀人放火”算了。一些批评郑和的人，恐怕也是怀着同样的“遗憾”吧？   
再说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根据《剑桥中国明代史》：永乐皇帝派郑和航海的理由，包括“显示他的权力和财富”、“满足他的虚荣心和他对荣誉的渴求”，也包括“了解帖木儿的和其他西亚蒙古人的计划”。郑和航海不仅为了“显示中国的兵力”，还“在于增长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在于保护华人的利益”，因此不能以偏概全，完全否定。
书中还说：“他们的目的当然都已实现，尽管明朝政府此后没有继续实现这些目的而充分加以利用。”注意，是明朝日后的政策出现了问题，而非郑和“不求利”。哥伦布比郑和有影响，关键在于：中国统治者逐渐开始闭关锁国，而西方统治者对新市场进行了开发、利用，这是统治者——而不是两位航海家所决定的。
《剑桥中国明代史》记载：“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把最重要的东南亚诸国划入了明朝政治势力范围之内。”“外国响应这些主动行动，这不但因为它们担心拒绝会遭到军事报复，而且因为它们看到了与中国建立关系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
书中还讲：“马六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位于香料贸易路线上。”“在与爪洼的关系方面，永乐帝设法阻止它向马六甲内部扩张，和保持南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贸易畅通。”“在1408至1409年郑和第二次远航期间”，他手下被西爪王杀害，“从而迫使郑和进行军事干涉。中国人接受了赔偿和道歉，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中国人利用连续的几次航行，把爪洼置于监视之下。”白纸黑字，郑和下西洋岂能用“不求利”三个字全面概括？“从1405至1421年的十多年中郑和巨大舰队的威严的阵容，在整个这一区域中扩大了强大的中国的形象，并给贸易和外交带来了持久的影响。”这些历史是抹杀不了的。
再者，东南亚地区海盗猖獗，海贼陈祖义战船近百艘，聚众千万人，横行于南海、印度洋一带。“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辙便劫夺财物”（《瀛涯胜览旧港记》），最后被郑和击败，陈祖义于1407年被处斩。暹罗国欺压满剌加，后者告知于明朝，1409年，郑和出面调停，终至双方和睦相处。在当今世界，打击海盗、调停国际矛盾乃是公认的正义之举，又岂能用“宣扬国威”加以概括。
还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因此意义不大。这一说法并不确切，“他们被组织起来或许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寻找被废黜的、或许逃亡在外的建文帝 ”。（《剑桥中国明代史》）
袁伟时强调：郑和航海消费“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却不知道，“哥伦布的伟大发现最初看来象是一个重大失败。数千名冒险家成群结队地前往西印度群岛，只是令人扫兴地找到少量黄金。” 如此看来，哥伦布又该如何评价？“世界历史的最大嘲弄之一是，哥伦布至死还确信，他已抵达亚洲。”“西班牙君主明智地拒绝进一步支持他。”最终，哥伦布“满怀怨恨，于1506年死去。” （《全球通史》下第6章）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他的历史贡献，对郑和也需持同样的态度。

看到 义和团 都“不容”批判时，俺笑了。。。
===
批判？我没谈批判，我在谈诽谤呀，看错啦？没关系，呵呵~~

冰冷的眼神1972 发表于 2011-11-3 20:32
看到 义和团 都“不容”批判时，俺笑了。。。
===
批判？我没谈批判，我在谈诽谤呀，看错啦？没关系，呵呵 ...
啥叫 “诽谤”。。。

义和团彻底排外吗，当然是排外。。他们要的是恢复祖宗章法，回到封建小农时代去。。。

象你这样的“反驳”，不过是直接无视事物的整体与内因，象一个人说。。哟，你好胖。。。然后你高举着自己的脚趾头大叫：你看，这脚趾哪胖了，哪胖了！
我最反对的就是这种历史消费主义的玩意。。。

义和团是否阻止了瓜分？

当然没有，当满清与国外势力达成妥协时，看起来声势浩大的义和团一下子就被打压下去了。。。就这种力量。。。连反抗满清都不足，还想反抗阻止帝国主义？？
话说中国的特色之一是 长于创造出象MK800这样的“海外舆论”;P

至于愚昧落后的义和团团民进攻 不抵抗的教堂的“丰功伟绩”。。。不幸被 西什库教堂蒙羞;P
吓。。。这数千人进攻这只有“41条枪”的教堂而无法攻下。。。最后只能创造出“（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 ”
这种鬼话来掩饰 义和团的封建愚昧无知废物

义和团要遵守《国际法》和不平等条约吗？

当然不需要，他们只不过只遵守祖宗传下来的章法。。。特别是他们很遵守满清的章法哟。。。{:soso_e120:}

义和团是封建统治工具吗？

当然是，因为想反抗满清的义和团头目都死光了嘛，然后清廷说，哟。。民团可用乎？义和团就顿时“扶清灭洋”{:soso_e120:}

清政府却又对农民进行误导。他们看着义和团用巫术防身，却不为其提供一点近代战争的知识——
===================
哈哈。。。清廷当时 还指望着义和团的 神功神术来解救自己呢。。。。好保住自己的统治呢。。。。而当时的清军战斗力之低下，还指望他们去教义和团“一点近代战争的知识”。。。这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至于义和团的滥杀是铁定的事，并不能因为教民中有流氓，所以连带着无辜民众也活该被杀

我记得。。。只是记得，外国传教士是死了240多人，中国基督徒死亡是2万多人，而无辜民众，单单在北京就被无故残杀达十几万

据当时记载：“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京师盛时，居民殆三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所过一空，无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对义和团的评价一向是负面的。。包括早期TG写的文章，都持负面评价，反倒是到了文革时期开始吹捧起义和团。。。想来相当有趣。。。

至于义和团的滥杀是铁定的事，并不能因为教民中有流氓，所以连带着无辜民众也活该被杀

我记得。。。只是记得，外国传教士是死了240多人，中国基督徒死亡是2万多人，而无辜民众，单单在北京就被无故残杀达十几万

据当时记载：“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京师盛时，居民殆三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所过一空，无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对义和团的评价一向是负面的。。包括早期TG写的文章，都持负面评价，反倒是到了文革时期开始吹捧起义和团。。。想来相当有趣。。。

事物要学会一分为二地评价

对于义和团，落后愚昧是其主要显现面，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其相对积极的一面是 民众的觉醒，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觉醒，同时，在庚子之乱中，满清王朝的统治力急剧下降，客观上帮助深受数千年封建思想严酷压迫的民众开始推翻封建王朝。。。
同时在满清王朝中，那些 支持义和团以对抗列强的 极端封建顽固派，在事变后的清算中被处死，也在客观上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比如 满清后来的“新政”扫清了些阻力

义和团彻底排外吗，当然是排外。。
===
义和团“彻底排外”（概念1）吗，当然是“排外”（概念2）
这是偷换概念，属于无效辩论。你这种诡辩术可有一比：
甲：白人并非“全是黄头发”（概念1）。。。
乙：白人“全都是黄头发”吗？（概念1）当然是“黄头发”（概念2）。谁说白人没有黄头发啦？

-----你懂辩论的规矩吗？辩论不能偷换概念、以偏概全、循环论证、虚假论据、以人为据。。。明白吗？你别不是辩论盲吧。


他们要的是恢复祖宗章法，回到封建小农时代去。。。
===
美国人费正清等人写的《剑桥历史》说的比你全面：
“1897—1898年的割地浪潮，促使爱国的中国人意识到民族正濒于灭亡的境地。”“德国占据胶州之后，山东发生的事件估计有上千起，国内其他地方爆发的事件更是不可计数；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广大民众对外国侵略的无比愤怒。”
各位，请记住：洋奴才比洋人更凶狠。


义和团的封建愚昧无知废物
===
如果你是当时的中国农民，你该怎么办？请务必直接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
刻薄的辱骂走到绝路的中国农民，你心黑啦？清政府对农民不教、不养、不管、不顾，农民愚昧，能嘲骂农民吗？我们人类对社会不满指责政府，非人类才骂底层人。
倘或现在有偏远地区的农民，依旧用巫术抵抗外侮，那么，该负责的不是农民，而是中国政府。


至于义和团的滥杀是铁定的事，并不能因为教民中有流氓，所以连带着无辜民众也活该被杀
===
偷换概念，无效辩论。
我的原话是：“总体上讲，这些人活该杀！”并未说“连带着无辜民众也活该被杀”。

再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哪个国家打仗不滥杀？连自诩为文明国度之英、法列强都滥杀，你让义和团学习、遵守哪门子“不滥杀”的纪律？对义和团高标准，严要求，对洋人睁一眼，闭一眼，你会重复使用这一手吗？啊？“双重标准”是“思维混乱”，不否认吧：）


我记得。。。只是记得，外国传教士是死了240多人，中国基督徒死亡是2万多人，而无辜民众，单单在北京就被无故残杀达十几万
===
请问“十几万”的资料来源是哪里？
全民皆团时期，基督徒也冒充义和团乱杀，我已两次举证，不必再证。
你终于想起了被杀的中国人，可惜仅限于义和团杀的。对于义和团被屠杀之事，你是用“笑”来表达快意的。
法国大革命之屠杀，我也已举证，资料来源是《法国通史》，但谁也无法否定大革命之意义。有基督教邪恶的压迫，才会有法国民众砸教堂，大屠杀式的激进反抗，我们中国人也会如此。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历史学家都认为它是一次原始形式的、爱国的农民起义，它具有正确的动机，但采取的方法却是错误的。”（《剑桥历史》）说来说去，义和团还是一次爱国运动，难道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收了义和团的贿赂，给他们唱赞歌呀？


哈哈。。。清廷当时 还指望着义和团的 神功神术来解救自己呢。。。。好保住自己的统治呢。。。。而当时的清军战斗力之低下，还指望他们去教义和团“一点近代战争的知识”。。。这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
清武卫前军（淮军旧部）一万六千之众，全套德式装备，配有马克西姆机关枪，奥制步枪一万余，克虏伯至少八十门不止。武卫右军袁世凯统领，乃德国最新步兵装备，七千余人，炮手一营。武卫中军无炮队，但有洋枪。。。如此装备，为什么不能去交义和团一点近代战争的知识？


“清廷当时 还指望着义和团的 神功神术来解救自己呢”
===
慈禧太后的话和荣禄的表演，我已举证，你装看不见没关系，而且可以继续装。


义和团要遵守《国际法》和不平等条约吗？当然不需要，他们只不过只遵守祖宗传下来的章法。。。特别是他们很遵守满清的章法哟。。。
===
偷换概念，无效辩论。
我讲的原话是“义和团根本没有学《国际法》的可能”（概念1），而非“义和团学习了国际法，但无需遵守”（概念2）。你左嘴说：义和团“很遵守满清的章法”，右嘴说：“义和团的滥杀是铁定的事”，中国没钱，你横竖都咬，是吧？


义和团是否阻止了瓜分？当然没有。。。话说中国的特色之一是 长于创造出象MK800这样的“海外舆论”
===
请你证明我提供的海外舆论资料是假的。
孙中山说：“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难道，孙中山“长于创造出象MK800这样的‘海外舆论’”？


你说“。。。反倒是到了文革时期开始吹捧起义和团”云云，这是“虚假论据”的诡辩术，难道孙文是文革领袖？
“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说：“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他是文革领袖吗？
马克·吐温说：“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他也是文革领袖吗？
拿一些道听途说的假材料骗我们中国人，你的良心呢？



事物要学会一分为二地评价

对于义和团，落后愚昧是其主要显现面，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其相对积极的一面是 民众的觉醒，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觉醒
===
少来这套伪君子的表演！
我所以反驳袁伟时，正因为他未对义和团一分为二，而是进行了全面否定。他的文章名为《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文章否认了义和团的爱国性。你反复肯定袁伟时的观点，还装什么舒肤佳？

看看你说的话：
“对义和团的评价一向是负面的。。包括早期TG写的文章，都持负面评价，反倒是到了文革时期开始吹捧起义和团。。。想来相当有趣。。。”“义和团是封建统治工具吗？当然是”，“义和团的封建愚昧无知废物”，
如此说来，义和团还有什么可能被定性为“民众的觉醒”？请你现在论证“义和团积极的一面是 民众的觉醒”。

《中国落后不是文化问题，是文化交流问题》


如今，一些学者和闲汉认为：中国落后是“文化问题”，他们不仅要“反封建”，还认为中国的宗教、文字、语言、哲学、艺术都不如西方，要全盘西化，有疯狂者甚至鼓吹改变人种——这种理论有点市场，但稍一思考，却觉得狗屁不通。
如果中国落后是文化问题，我们何以有1000多年的领先呢？倘或真是文化问题，汉朝、唐朝的辉煌就不存在，欧洲中世纪的落后也不存在，欧洲将自希腊、罗马以来一直领先，中国将自殷商、汉朝以来一直落后——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无脑哲学根本就不起推敲。
中国落后到底是什么原因？答案是：闭关锁国。因为，人类的进步在于交流！让我们举例为证：
先看罗马：罗马起先囊括了地中海文明，繁荣强盛。公元4世纪，罗马以基督教为国教，而后杀科学家、焚烧书籍，不再交流，最终走向灭亡。
再看阿拉伯人：
一说到他们，有些人总想起沙漠里的老乡，认为他们创造不出什么文化，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阿拉伯人崛起时，从外国学来“军事组织、工农业生产等先进的文化知识。”学者萨拉姆“向拜占庭皇帝索取希腊古典著作，其中包括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哈里发“马门在巴格达创立一所规模宏伟的学术研究中心——智慧馆”（《世界古代史》第18章）。
因为文化交流，阿拉伯人长足进步。
他们创造了“天球仪、地球仪、星盘仪”，“。。。许多天文学术语，大都来源于阿拉伯语。”花剌子密“是最早编写算术和代数的学者。”他“第一个使用印度数字和零号。。。” “艾卜·瓦法发明了正割和余割”，思想界还出现了受希腊哲学影响的金迪、法拉比。“阿维森纳（伊本·西那）不仅是杰出的医学家，也是著名的哲学家”，著有《医典》，医学家拉齐斯著有“《天花与麻疹》和《医学集成》”（《世界古代史》第18章）。
后来，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官吏和学者就看不起” ，“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一些人在科学上开始胡说八道，他们认为“人体的血管不多不少，正好五千条”，“世界是扁平而呈三角形的”，他们还这样认识海洋：“一个是牛奶海，另一个是糖海，第三个是黄油海，第四个是酒海，等等”（《全球通史》下第3章）。如此自大封闭，怎能不落后于他人？
印度也有同样的经历：
在鼎盛时期，印度“与东南亚和东亚诸国建立海上贸易联系”，“在印度支那和马来群岛建立了商业殖民地。”“与东部非洲、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诸国建立贸易联系。笈多王朝时期布罗奇和坎贝都是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印度河流域“与丝绸之路相接，西可通欧洲，东可抵中国，是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世界古代史》17章）
在这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亚利雅巴达“精确地算出圆周率的数值为3.1416。他断定地球是绕着自己的轴旋转的球体。1881年发现的笈多王朝《巴赫沙利》手稿”，处理了一些“算术和代数问题”（《世界古代史》17章）。。。成绩林林总总，我就不再赘述了。
后来，印度商业衰落，“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于发财致富、营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席上、吃大蕉叶做的食物、保持对物质财富无动于衷的神秘主义者。”（《全球通史》下第2章）如此发展，又怎能不落后于他人？
至于中国，汉、唐对外开放，明、清逐渐锁国，发展状况截然不同。其余土著，如印第安人、澳洲土著、非洲黑人，他们居住的地域偏远，“东半球和美洲大陆为一片汪洋大海所分隔”，“澳大利亚与世隔绝的程度超过了南美洲南端和非洲南端”（《全球通史》下第5章），因此才产生了落后。
俗话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根据人类学家提出的“遏制领先法则”：“在历史变革时期，处于最适应和最成功的社会要想改变和保持其领先地位是最困难的。相反，落后和较不成功的社会可能更适应变革并在变革中逐渐取得领先地位。”
再看人类学家博厄斯的理论：“人类的历史证明，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提供给某个社会群体的向其临近群体学习经验的机会。该群体的发现会传播给其他群体，且这种交往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大。”（《全球通史》上第20章）不交流产生了不变革，才是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这种观点最能自圆其说，我们不要一误再误了。
还有一些宿命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没有民主政治，落后是命中注定的事。”我回答：西方也没有火药武器、指南针，拿来发展就是了，总不能说洋人“命中注定不能开拓殖民地”吧？因此，文化的交流才是关键。
如果说“中国落后是因为封建专制”也就罢了，要说是“文化问题”，那么我请问：何来汉？何来唐？西方崛起若是因为文化优人一等，又何来黑暗中世纪？人类本应有辩证能力，可是，这些没有辩证能力、也查不出精神病的人怎么到处都是呢？

《说一点对“文化”的口德问题》


中国落后是“封建制”造成的，在《三民主义》中，孙中山明确的反“封建”，却支持中国文化和孔老夫子。可是，很多学者却总爱说：“中华民族为什么落后？文化问题！”他们天天说，年年讲，说得大家都仇视起中国“文化”来。那么，文化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想过吗？
英国文化学家泰勒下了一个权威的定义：“文化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上所学得的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与习惯。”按照那些人的理论，中国落后还是古董、园林、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造成的。由于长期灌输对“文化”的仇恨，中国爆发了“破四旧”，也当在预料之中。
上世纪初，一位“著名作家”说：“日本进步，是因为旧物少，容易蜕变，所以适合生存。中国旧物太多，一切都僵化，最终要灭亡。”（大意）——这是煽动仇视中国文化的豺狼言论。在美国弗利尔博物馆中，藏有中国画1200多幅 ，这些“旧物”不会阻碍美国的发展吧。国外200多家博物馆，有中国文物167万件。世界列强抢走了那么多“旧物”，哪个国家因此停滞了？文革破坏了大量“旧物”，中国会因此进步吗？这位作家如果要“反封建”，就该说清楚，旧物、旧物，包括文物，此人不是存心要灭中国文物吧？
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旧物多少和社会进步有关吗？
欧洲人在南北朝时进入封建社会，他们旧物多。阿拉伯人在唐朝时进入封建社会，他们旧物少，难道英国、法国还不如沙特、阿曼和约旦进步吗？
日本在唐朝时期“大化改新”，从此进入封建社会，旧物也少于欧洲，难道“议会战争”、“法国大革命”比“明治维新”还要晚吗？
因此，这个作家纯属无理取闹，他是处心积虑的“找茬”要灭中国文化！
灭一个民族，先灭他文化，这个作家岂不和天皇裕仁、东条英机一样歹毒？
上世纪初，最可怕的“旧物”是什么？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国固然有曹锟、张作霖之流，但共和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袁世凯复辟，人民打倒他，张勋复辟，人民打倒他。而当时日本在做什么？在神话天皇这个“封建旧物”，迈向法西斯主义。1880年天皇出巡，下木尚江记载：“在他们之间普遍流传着，‘如果拿到天子走过的砂石，则家里安宁、五谷丰登’。”（《忏悔》）那位说日本“旧物少”就“适合生存”的作家，可能是瞎了。
明治维新成功，说明不了旧物少的好处。戊戌变法失败，也说明不了旧物多的坏处。因为，辛亥革命成功了，不能证明中国旧物少，日本军国主义兴起，也不能证明他们旧物多，这都是政治运作成功与否的问题，与“旧物”多少何干？！
这位“著名文人”不仅仇视“旧物”，还叫嚣：在我们这个奉迎过蒙古、满清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了！（大意）——奇怪，汉朝、唐朝他怎么不提？我们用古书同化了多少民族，他怎么不说？中国古代科技、文学著作，不可能一点价值都没用。按照他的理论，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家的古书都该烧了。1258年，蒙古消灭了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阿拉伯人有什么书？代数、三角函数、希腊古典著作！因此，他的这种言论，纯属丧心病狂。
西罗马焚烧古书，不久崩溃。东罗马走向灭亡，知识分子克里梭罗拉斯，却拿起古书兴办希腊学院，推动了文艺复兴，促进了欧洲强大。那位崇拜西方的“著名文人”，对这两段历史是应该知道的。可是，按照他的理论，谁亡国，谁的古书就没用。难道埃及、印度、巴比伦、以色列、希腊、罗马的古书都该烧？“破四旧”期间，造反派烧过多少古书？这位作家当时已死，他是看不见的。
为此，我提醒大家，千万提防那些成天“反思中国文化劣根性”的人。提放那些动辄骂中国“文化”、“旧物”的人。他们之中，不乏对中国进行诽谤的歹徒。只要高喊一声：“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歹徒们就会摇身一变，化作“神圣”，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丑化、诽谤我们。被他们蒙蔽的人，也会一哄而上，且自认为“我是为了中国好”。
某些学者应该积点口德，想反“封建”，就说“封建”，不要动辄批判“旧物”、“文化”，文革被挖掉的祖坟是“旧物”，被砸碎的古董是“文化”，至于煽动仇视古书，更是罪恶行径。秦始皇、希特勒、红卫兵、宗教裁判所都是烧书狂，他们的暴行，只能遗臭万年。
我的这点劝告，对一些人有用，对于处心积虑消灭中国文化的人，根本没有用。因为，所谓“给中国文化看病”的某些人，最终目的就是要灭绝传统文化。柏杨就曾强调：造成“中国人都艰难”的原因，“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这位作家连方块字都要消灭。还有些人故意越闹越欢，张嘴“旧物”，闭嘴“文化”，你说拿他们怎么办。

啥叫“彻底”，是的，正如鲁迅先生严厉批判的那样：你可以用放大镜看美人，然后很“彻底”地发现原来只是黑白水墨画！。。
然后你高叫。。这美人不是彻底白的。。。然后。。。呢

你反驳一个“彻底”有什么用，不论彻底不彻底。。。义和团本质都是排外的。。。
而作为一个封建落后愚昧的时代还排外。。。那还的是祸国殃民！

就好象你那个蹩脚的比方， 白人再怎么有黄头发，也改变不了白人是白皮肤的事。。。
你再怎么努力申辩不是那么“彻底”，也不可能改变义和团排外的本质

真正的比方是这样的：

：你杀人了吗
你申辩说，我没有彻底地杀人，我只是部分地杀人？

搞笑也请有个极限。。。你那些看起来都是字的“反驳”都充满了这种极端可笑的“白马非马”的逻辑。。。

冰冷的眼神1972 发表于 2011-11-5 10:09
义和团彻底排外吗，当然是排外。。
===
义和团“彻底排外”（概念1）吗，当然是“排外”（概念2）

啥叫“彻底”，是的，正如鲁迅先生严厉批判的那样：你可以用放大镜看美人，然后很“彻底”地发现原来只是黑白水墨画！。。
然后你高叫。。这美人不是彻底白的。。。然后。。。呢

你反驳一个“彻底”有什么用，不论彻底不彻底。。。义和团本质都是排外的。。。
而作为一个封建落后愚昧的时代还排外。。。那还的是祸国殃民！

就好象你那个蹩脚的比方， 白人再怎么有黄头发，也改变不了白人是白皮肤的事。。。
你再怎么努力申辩不是那么“彻底”，也不可能改变义和团排外的本质

真正的比方是这样的：

：你杀人了吗
你申辩说，我没有彻底地杀人，我只是部分地杀人？

搞笑也请有个极限。。。你那些看起来都是字的“反驳”都充满了这种极端可笑的“白马非马”的逻辑。。。

《就几大问题为儒家辩护书》

   
   我经常听到几类对儒家的误会之言，这些误会流传很广，且不能用一两句话解释清楚，故而撰写此文，以求正本清源。


有人说：中国不能进步，是因为中国人受2000年封建文化影响，所以要打倒传统文化——


这种说法很泛滥，但经不起推敲。
第一，难道我们中国人都活了2000多岁，外国人都活了1000多岁，所以外国人受封建影响少吗？一个70岁寿命的人，无论他生在中国还是外国，只能受70年的影响，又何谈“受2000的影响”？
第二，“影响”需要教育。我们长期受反传统教育，很多人不懂传统，还仇恨传统。如此说来，我们能有多少“传统文化劣根性”？
第三，中国固然“封建社会”长，可进入奴隶社会时间晚。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排在第四位。“奴隶制劣根性”要比“封建劣根性”更可怕！西方中世纪又比中国同时期黑暗，封建毒素深刻。如此说来：中国应该是“劣根性”少的国家。
另外请注意：欧洲进入封建社会比印度、阿拉伯都要早。
法国墨洛温王朝建于公元481年，当时是南北朝。印度戒日王朝建于公元612年，当时是隋末。阿拉伯帝国建于公元632年，当时是唐初。由此看来，法国进入封建社会早，印度第二、阿拉伯第三。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的法国，却没有出现在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沙特、阿联酋、阿曼至今还是世袭贵族统治。难道，他们的“封建时代”比中国还长吗？
中国不能进步，要检讨自己的无能，不要骂古人！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证明不了“中国封建社会短”，那是革命者的睿智。日后中国不强，乃是后人走进误区的结果，和传统有多少关系？因此，国家进步与否，和治国方略、历史背景有关，与封建社会的长短无关。总之一句话：怨天骂祖，还不如承认自己的不是——这才需要真正的勇气。


有人说：孔孟提倡集权主义，性善论导致人治，中国应该提倡荀子、韩非子的性恶论——


这是误国的一种说法。东西方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孟德斯鸠用性恶论搞三权分立，中国一些人却用性恶论搞专制，大家知道吗？
孟子是性善论者，提倡民权思想。他认为：天子不能把天下给予别人，应该是上天和人民授予他天下。“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天与之，人与之”。他提倡人民有罢免权和革命权：“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粢音慈，絜音洁，笔者注），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官员也有罢免权，“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又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引《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认为上天的视听来自人民。
专制主义的提倡者荀子，却是个性恶论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说：荀子“造出专制主义的学说，在当时也是适合政治需要的。”荀子讲：“君主疏远你，要全心专一而不背叛，君主罢黜你，要恐惧却不要埋怨。”（详见《仲尼》）这与孟子讲的“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完全背道而驰了。荀子还认为：“君王是管理的枢要，赞美他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详见《富国》）“君王是国家最高权威”，“一个权威就安定，两个权威就混乱。”（详见《致士》）韩非子是荀子的徒弟，他也是性恶论者，并鼓吹残暴的专制。
说到这里，有人会感到奇怪：既然荀子提倡集权，统治者为何不膜拜他呢？原因很简单：“荀子否定命运，不敬天地，不信鬼神，不法先王，轻视仁义，人本性恶诸说，对统治阶级并不合用。”因此，“后世孔子庙中没有荀子的位置，虽然专制主义是他倡导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看来，统治者对孟子、荀子的思想也是任意拼凑，“灵活掌握”的。


有人说：“中国没有产生民主思想”——


对于此事，一些人还煞有介事的进行讨论，讨论之后，不是“叹气”就是“惭愧”。其实，黄宗羲就是民主启蒙思想家。他在《原君》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他还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公其非是于学校”。明确的指出废除君主制，用“学校”这种机构管理国家。《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任继愈编）第四册的目录就是“黄宗羲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和民主性的政治思想”。
此外，顾炎武也有民主启蒙思想，他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提出了“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主张。
西方人的民主，古典源于希腊，近现代源于英国，其余国家，多无民主独创。我们要是动辄“惭愧”，欧洲没有独创民主的民族，岂不都要去上吊？现代民主体质好，拿来学习、改进就是了。就好比洋人觉得中国火药、指南针好，拿来学习、改进就是了，动不动“惭愧”什么？我们中国人不必自卑，更不必怕洋人。


有人认为：儒家轻视商业——


这种说法很让人纳闷。都说唐、宋时期中国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怎么轻商成了儒家的本质？持这种说法的人，往往用“清朝轻视商业”混淆“所有儒家帝国轻商”。
对于商业，儒家有人轻视，也有人重视，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哲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记载：孟子的思想包括“发展商业，主张‘仁政’首在振兴经济。”孟子说：“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中国通史简编》记载：唐朝“自中期以下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兴盛上。”“外国商人，只要不违反唐法律，贸易往来，完全自由。中国商人到外国通商，也很发达。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唐时商业多至二百余行，每行总有较大的商店。”此外，汉朝、宋朝时中国也大力发展商业。汉武帝时期，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为开辟丝绸之路做出了贡献。“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MSL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全球通史》上第12章）
那么，反对商业之说是如何产生的？
其中一种反商思想，出发点竟是善意的。《剑桥中国秦汉史》记载：汉朝时，“改造派也设法阻止商人积累巨额财产”，“他们希望阻止富商对农民的经济压迫。”（第2章）汉朝不是不给商人发展空间，“典型的市场是一块方形地，每一边大约367米，分成若干条长巷，商店沿巷林立。”然而，汉武帝又“对所有的商人，不论是否登记，一律课以重税。”“自相矛盾的是，商人势力越来越大”，“政府的反商政策没有收到效果。”
商人为什么受打击？因为他们之中有奸商。
《剑桥中国秦汉史》出示了晁错的报告，说农民“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乘上之急，所卖必倍。”商人还拉拢权贵，“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一些人更加猖獗，他们从事的“这些行业常是采铁、贩奴、投机、欺诈或高利贷等”（第10章）。这样的商人，能不打击吗？后来明、清继续锁国，商业逐渐衰落，那就是后话了。我们不能相信一种无赖哲学：“轻商是儒家文化造成的，重商与儒家文化无关。”那是哄鬼，反复灌输才能骗人，有人被哄住，也就说鬼话了。


有人认为：儒家将科学、技术视为“淫技奇巧”，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儒家当政时期，中国科技发明领先于世界。然而，经过一些人的“闹腾”，儒家反成了“阻碍科技”的代表。如今中国发明率远远低于古人，有人却恬不知耻的大骂古人，这种畸形闹剧已经上演多年了。
对于技术，儒家有人轻视，也有人重视，不能一概而论。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庸》上说：“来百工也”，又讲：“来百工则财用足”，这是不是儒家重视技术的表现？《世界古代史》第16章记载：“唐代手工业多由政府经营，生产规模较大，技术精湛，产品上乘。但其产品主要是供给宫廷、官府、贵族和官僚的需用”，“市场的商品主要是农民的家庭副业和私人手工业作坊的产品。”通过这一段描写可以看出：说“儒家把技术当成淫技奇巧”很片面。当时的政府分明需要“淫技奇巧”！
张衡研究天文学，被汉安帝征召。《后汉书》记载：“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僧一行研究天文、历法，被政府反复征召，最后才被唐玄宗请到长安。《旧唐书》记载：“开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礼部郎中洽赍（音机，笔者注）敕书就荆州强起之。”张仲景一面做长沙太守，一面为百姓治病，后隐居岭南，作《伤寒杂病论》。后人为之建立医圣祠，并多次修缮，保留至今。祖冲之撰写《缀术》，被唐朝收入国子监教材《算经十书》。沈括是翰林学士，研究算术、几何、物理、天文，制造浑天仪，并著有《梦溪笔谈》。。。凡此种种，是儒家轻视科技的铁证吗？
有人说：“宋朝理学兴起，阻碍了中国科技发展。”然而，宋朝科技发达，儒家的功劳又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不解释，请某些反传统的人来解释，他们多半会用“无赖哲学”证明：这一切与儒家根本无关。

你再怎么努力申辩不是那么“彻底”，也不可能改变义和团排外的本质

===
虚假论据，无效辩论。
我并未说“我要改变义和团排外的本质”，这是你假造他人之目的。
我只是针对袁伟时的极端言论，用实证作出了反驳。
以义和团扒铁路一事为例，即有反抗压迫的成分，也有为迎合作战需要的成分，“事物要学会一分为二地评价”，义和团“积极的一面是 民众的觉醒”，你不反对吧？
如果反对的话，伪君子的面目就暴露了，HOHO~~

我这个人，有点爱抓他人的自相矛盾。

对义和团要一分为二可是你自己说的，嘿嘿~~

现在看来，你确实在惺惺作态。

对不起。。。MS阁下的选择性失明很严重。。。

我说的是 “客观上”，我从来没说过 什么“积极的一面”

而且，从排外这一行为角度上，义和团是没有任何“积极的一面”的。。。

我建议阁下先将你自己混乱的逻辑先理清楚

冰冷的眼神1972 发表于 2011-11-6 21:07
你再怎么努力申辩不是那么“彻底”，也不可能改变义和团排外的本质

===

对不起。。。MS阁下的选择性失明很严重。。。

我说的是 “客观上”，我从来没说过 什么“积极的一面”

而且，从排外这一行为角度上，义和团是没有任何“积极的一面”的。。。

我建议阁下先将你自己混乱的逻辑先理清楚

我呢，有空写一下关于义和团的。。。到时对比一下，就知道LZ除了会 热血上头外，还外带 阿Q头上脓包 很美的 超人心态。。。

对不起。。。MS阁下的选择性失明很严重。。。

我说的是 “客观上”，我从来没说过 什么“积极的一面”

而且，从排外这一行为角度上，义和团是没有任何“积极的一面”的。。。
===
请看你的原文：

对于义和团，落后愚昧是其主要显现面，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其相对积极的一面是 民众的觉醒，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觉醒（这已经承认了义和团有积极的一面），同时，在庚子之乱中，满清王朝的统治力急剧下降，客观上帮助深受数千年封建思想严酷压迫的民众开始推翻封建王朝。。。（你说的客观上云云，是指“满清王朝的统治力急剧下降”）
同时在满清王朝中，那些 支持义和团以对抗列强的 极端封建顽固派，在事变后的清算中被处死，也在客观上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这里的所谓客观上，针对的是“极端封建顽固派”）。。。比如 满清后来的“新政”扫清了些阻力

还有，你再次采取了偷换概念的诡辩术。
我并没有说：“你认为从排外这一行为角度上，义和团有积极的一面”，因此你的申辩是无的放矢。我抓住我讲的话题不放，即：针对袁伟时的极端言论，用实证作出反驳。他说“义和团彻底排外”有悖历史真相你，属于虚假论据的诡辩术。
我已举证，驳其悖论，就这么简单。

喂，你不懂辩论的规矩吧？{:soso_e113:}

真正的比方是这样的：

：你杀人了吗
你申辩说，我没有彻底地杀人，我只是部分地杀人？

搞笑也请有个极限。。。你那些看起来都是字的“反驳”都充满了这种极端可笑的“白马非马”的逻辑。。。
===

虚假论据，无效辩论。

再看你的原话：

“义和团彻底排外吗，当然是排外。。”

做个比喻：

甲：你把人彻底杀光了？
乙：当然，我杀了一半人。

甲：你把钱彻底花光了吗？
乙：当然，我花了一半。

甲：义和团彻底排外吗？
乙：当然，义和团排外了。

哈哈哈~~~

这才是正确的比喻。
我反对袁伟时说的“义和团彻底排外论”，你却煞有介事的应答“义和团当然排外”。


真正的比方是这样的：

：你杀人了吗
你申辩说，我没有彻底地杀人，我只是部分地杀人？

搞笑也请有个极限。。。你那些看起来都是字的“反驳”都充满了这种极端可笑的“白马非马”的逻辑。。。
===

虚假论据，无效辩论。

再看你的原话：

“义和团彻底排外吗，当然是排外。。”

做个比喻：

甲：你把人彻底杀光了？
乙：当然，我杀了一半人。

甲：你把钱彻底花光了吗？
乙：当然，我花了一半。

甲：义和团彻底排外吗？
乙：当然，义和团排外了。

哈哈哈~~~

这才是正确的比喻。
我反对袁伟时说的“义和团彻底排外论”，你却煞有介事的应答“义和团当然排外”。

冰冷的眼神1972 发表于 2011-11-7 01:34
对不起。。。MS阁下的选择性失明很严重。。。

我说的是 “客观上”，我从来没说过 什么“积极的一面”
“相对积极的一面”是对应着 义和团事件中体现出来的民众参与这一层面。。。而且还用上了"相对"一词。。

而在讨论“你再怎么努力申辩不是那么“彻底”，也不可能改变义和团排外的本质”你的回复，难道讨论的不是其排外么。。。难道阁下时空穿越成 讨论“民众参与”;P

何况。。。杀人杀地彻底还是不彻底，都不会改变对 杀人 这一事实的定性。。。

所以，你废话写了一通，若非阁下还想玩 白马非马 的搞笑演出？

阁下能将

而在讨论“你再怎么努力申辩不是那么“彻底”，也不可能改变义和团排外的本质”你的回复，难道讨论的不是其排外么。。。难道阁下时空穿越成 讨论“民众参与”
===
偷换概念，无效辩论。
“白马非马”等于在论证“彻底排外不是排外。”（概念2）
我论证的却是“排外不是彻底排外”（概念1）
说“义和团排外”我同意，袁伟时讲的“义和团彻底排外”我不同意，所列证据不必重复。

你到底懂不懂辩论的规矩？承认不懂不就完啦？

《就若干问题为中国文化及国民辩护书》


由于文革“造反派”与“民主精英”在鸡飞蛋打前造谣很多，且造谣技巧“精湛”，给人感觉“似是而非”，因此，民间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多误会。这些误会流传很广，还越说越像真的，以至于在报纸、杂志、电台上到处都是，甚至一些名人也跟着说。你不随声附和，人家反认为你是“别有用心的封建分子”。对于这些误会，我想做一些解释。如果说的不对，还请大家指正：


有人说：孔子是官迷——


这是一个流行的谣传，孔子是辞官去鲁。《论语·微子》上说：“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说白了：鲁国腐败，孔子就辞职了。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有人骂孔子是“官迷”，然而，如果你让他当不上科长，他可能都会发疯的。


有人说：“君君、臣臣”是反动封建言论——


很多人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进行批判，认为这是封建反动言论。可是，什么叫“君君、臣臣”？为何“君”、“臣”二字要重复一次，他们也不知道。反正人家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
《论语·颜渊》上讲：“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君君、臣臣释意为：“君像君的样子，臣像臣的样子”。干什么，像什么，这种思想有什么错？孔子总不能说：“总统总统，议会议会”吧。


有人说：孔子要恢复奴隶制——


孔子反对奴隶殉葬。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说：孔子认为：制造人俑殉葬的人，该断子绝孙，因为人俑样子像人，又怎能让人民饥饿而死呢？“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孔子连用人俑殉葬都反对，他会维护奴隶制吗？
《礼记·檀弓》记载：齐国大夫陈子车去世，妻子要用人陪葬，其弟陈子亢反对。陈乾昔死前要两个婢子陪葬，他的儿子没有做，理由都是“以殉葬，非礼也”。


有人说：孔子想恢复周礼，是开历史的倒车——


孔子是周朝人，就要恢复周朝的秩序，但他同样指出：礼会变化。夏、商、周的礼都在变，今后一百世也可以知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春秋时期，周天子称王，齐桓公称公，可吴王也称王。周朝末期，蜀国杜宇竟然称帝。这就好比国家元首称总统，山东省长称省长，浙江、江苏省长也称总统，四川省长竟然称联合国秘书长。。。混乱可想而知。《周礼·春官·司服》上说：“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鷩，音必。毳，音粹），统一官衔又有什么错？
《礼记》上讲：“请业则起，请亦则起。”和老师说话要起立，错啦？“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让官员下地教农民耕种，错啦？“凡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叫政府赡养老人，错啦？这些思想，是开历史的倒车吗？


有人说：孔子讲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是轻视妇女的言论——


男、女各有性别缺陷，孔子认为男人的缺陷是“好色”：“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倘或有一天女人掌了大权，这段话可能要成为“压迫男人”的罪证了。“男人没有好东西”，“女同志心眼小”，这两句话常能听到，偏偏孔老夫子说说就不行？
《论语集注》认为：女子、小人特指侍奉人的仆人。“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庄以临之，慈以畜之，则无二者之患矣。”有人也许会反驳说：“这只是一家之词。”可是，女子离她近了，她会“不逊”，离她远了，她就会埋怨你，我想恋爱的人最有体会，这和小人的性质完全不同。 注意：孔子说的是：女子“与”小人，并未说：女子“等于”小人。孔子还说过：上等智慧“与”下等愚昧不可改变（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并未说聪明人“等于”傻子。“与”和“等于”概念不同，而“偷换概念”属于常见的诡辩术。


有人说：“克己复礼”是复辟言论——


“复”指的是符合。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复”的本意是指“合”。他说：“孔门第一大弟子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答称‘克己复（合）礼为仁’”。


有人说；“三纲”是孔子的反动言论——


公元79年，汉朝于白虎观整理出《白虎通德论》，曰:“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和孔子无关。


有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本意是愚民——


《论语集注》解释：“ 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孔子并非不想让人求知，而是没有足够的能力让人们都知道。孔子若想愚民，开办学堂干吗？


有人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反动言论——


如果不断章取义的话，这段话应该这样念：“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抚式”是官方礼仪，手搭车上横木，身体稍微前倾。这段话的意思是：国君行礼，大夫还礼；大夫行礼，士还礼；官方礼仪不要用于百姓。身为大夫，不会被加以刑罚，被加以刑罚的人，就不能留在国君身边——如今领导接见下属，说：“同志们好。”下属回答：“首长好。”“为人民服务。”这种官方礼节，不必用在老百姓身上，这有什么错？做官的不能被捕，要先免除职务，如“摘去顶戴花翎”、“摘去领章肩章”。被捕的人就不能做官，这又有什么错？


有人说：儒家愚孝——


“愚孝”只是后来社会的产物，孔子反对愚孝。
《礼记·内则》上讲：父母有错，要和蔼的劝说。不听，也得孝顺，还要接着劝说。倘若还不听，与其得罪了乡党州闾，也要继续劝。“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为父母指出过失，坚持劝谏，不怕得罪众人，这是愚孝吗？


有人说：儒家吃人——


吃人是统治者的恶行，儒家反对吃人。《礼记·明堂位》上讲：“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饗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殷纣王吃人，周公就辅佐武王讨伐他。


有人说：儒家空谈——


孔子说：“行动在先，说话在后。”（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又说： “没有仁德，光有口才有什么用呢？”（不知其仁，焉用佞？）


有人说：儒家虚伪——


孔子说：“作为一个人却没有仁德，那礼还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人而不仁，如礼何）“花言巧语讨好人，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巧言令色，鲜矣仁）


有人说：儒家思想死板——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无可无不可，只要符合正义就行。”（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守信用，但不要拘泥于小信用。”（君子守信，但不拘于小信）子夏也认为：“大德方面不出问题，小德上有所出入是可以的。”（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有人说：儒家只讲道德，不讲法治——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孔子并非反对法治，他不可能主张“对杀人放火的人，教育教育就算了。”孔子说：君子心怀法度（君子怀刑）。又说：对人不教育就诛杀是暴虐（不教而杀谓之虐）。那么，孔子究竟怎样看待德与法呢？说白了：就是要先教育，后惩罚，不要动辄逮捕抓人。他认为：用政令禁止、法律惩罚的手段，人民会因为惧怕而免于犯罪，却无羞耻之心。用道德、礼仪来教育民众，人民才会知道羞耻而免于犯罪。“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有人说：儒家迂腐不堪——


宰我问：“追求仁德的人，假如有人告诉他：‘仁德在井里。’他会跟着跳下去吗？”孔子说：“不会。君子可以到井边去看，但不可以陷进去。可以被欺骗，但不可以被诬陷。” （宰我问曰：仁者，虽高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有人说：儒家讲究烦冗礼节——


孔子说：关于礼仪，与其奢侈，宁可节俭。（礼，与其奢也，宁俭）


有人说：儒家缺乏基督教中的反省意识——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孔子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


有人说：儒家轻视体力劳动——


孔子说：若能获得财富，虽然是驾车的行业，我也可以从事。（富贵如可得，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有人说：儒家造成办丧事大吃大喝——


《论语》记载：孔子在家有丧事的人身边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因此，办丧事大吃大喝与其说是中国的传统，不如说是对传统的抛弃。


有人认为：《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是封建社会“愚孝”思想的体现——


郭巨埋儿讲的是：晋朝人郭巨家境贫寒，他母亲总要少吃粮食，省下来给孙子。郭巨怕母亲饿死，就想把孩子埋掉。后来，郭巨的行为感动了上天，结果，他在挖坑时挖到了金子。我请问那些反对者：郭巨处在及其贫穷的环境中，他该怎么办？难道要杀死自己的母亲吗？


有人认为：袁世凯曾经祭孔，所以儒家坏——


话不能这么说。因为，袁世凯还祭过他爸爸呢，难道有人要据此来反对“孝敬父母”不成？


有人说：祭祀祖先是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东西，应该废除——


这好象是周作人的观点。不过，古典民主产生于希腊，比罗马独裁官出现早。近现代民主产生于英国，比墨索里尼创造法西斯主义早，所以“古老”不是废弃的理由。


有人说：美国发达是因为没有封建社会，所以要打倒传统文化——


美国是没有什么封建社会，可是别忘了，美洲还有以下几个国家：海地、秘鲁、洪都拉斯、哥伦比亚、萨尔瓦多。。。这些国家发达吗？海地总统杜瓦利埃、智利总统皮诺切特、阿根廷总统魏地拉、尼加拉瓜总统索莫查、巴拉圭总统斯特罗斯纳。。。哪个不是专制主义者？难道拉丁美洲封建社会长？或者，打倒耶稣他们就进步啦？


有人说：日本明治维新后全盘西化，国家强大了，所以要否定传统文化——


这种论调，简直是“乱人”说的话，武士道是纽约的吗？日本神道教、佛教、文字、书法、茶道、柔道、料理哪个是西方传来的？当年日本维新，确实有人鼓吹全盘西化，但是，“日本新领导人不赞成这种不加区别的奉承所有西方东西的做法。”“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日本，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国家。”（《全球通史》下第16章）


有人认为：“中国人对外妥协，对内残忍”——


这些闲汉提出这一观点，“论证”手段却相当低劣。他们不提中国的扩张史与和平史，却搜集“内战记录+投降记录”，然后大肆煽情，用这种“对内残忍”的手段，论述中国人“对内残忍”，这是一种纯粹24K的胡乱王八手段。
试想：如果不提英国的扩张史，只提他们被丹麦人、诺曼人统治和内战，就可以轻易的论证“英国人对外妥协，对内残忍。” 如果不提波斯的兴盛史，只提他们被马其顿人、蒙古人统治和内战，就可以论证“伊朗人对外妥协，对内残忍。”如果不提俄国的强大时代，只提他们被留里克人、蒙古人统治和内战，就可以论证“俄国人对外妥协，对内残忍。” 然而，这又算什么“论证”？充其量是陷害。
无论是内乱史和被异族统治的历史，中国的时间比率都相对短。我在《洋奴第二定律》中已经出示数据，就不必重复了。


有些“幻想自己是侵略者”的流氓，恶毒的咒骂中国人，说：“中国人繁殖能力强，所以是劣等民族。”——


请看2010年世界人口排名：
1，中国：13.692亿
2，印度：11.66亿
3，美国：3.07亿
10，日本 1.27亿
16，德国：8233万
21，法国：6442万
22，英国：6111.3万
再看：
26，缅甸：4813.8万
30，坦桑尼亚：4104.9万
37，阿富汗：3361.0万
40，秘鲁：2954.7万
65，柬埔寨：1449.4万
77，卢旺达：1047.3万
88，海地：903.6万
依照他们的说法：劣等民族中应有美、德、法各国人，优秀民族却是缅甸人、卢旺达人与海地人。说了半天，这种辱骂中华民族的人，才是高度无知、深度无耻的劣等人。

《略论一些文化谣言和怪论》


在翻阅“反传统作家”的文章时，我看到一些错误言论，有的错误非常流行，有的理论还很怪。现略举证据，做如下反驳：


一，袁伟时究竟是什么人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一文中，袁伟时指责儒家思想。针对“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他批评说：“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针对“重义轻利”，他批评说：“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
老袁这两段话，单独看来貌似有理，联系起来则让人恍然大悟。原来，袁伟时重视利益、轻视正义，还要把亲情摆在后位。如此看来，他的人性太差劲了。电视里经常播放一些案例，如儿子和老子为钱打官司等等，袁伟时别不是有这种梦想吧？
注意：很多人在批判儒家思想时，都有上述两个观点。中国的道德，也就这样堕落了。


二，孔子怎么会反对百家争鸣？


余J认为：孔子反对百家争鸣。或许是不读历史，或许是批孔批晕了，他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孔夫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言外之意：孔子以百家争鸣为礼乐崩坏。
这个理论太怪了。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墨子生于前468年，孟子生于前372年，庄子生于前369年，荀子生于前313年，韩非子生于前281年。孔子反对百家争鸣，他可有这个历史条件？


三，“丧家狗”一说的来源。


北大教授李零撰写《丧家狗》，嘲笑孔夫子说：“他很惶惑，也很无奈”，“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有人一提孔子，就跟着嚎骂“丧家狗”，其实，这是一个“批林批孔”时老掉牙的行为。
当时，有人没看清孔子，就评论他长得像伟人，额像尧，脖子像皋陶，肩像子产，却又像丧家狗。“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通腰，笔者注）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意思是说：“外型不足论，像丧家狗倒是真的。”孔子用一句笑话给了对方台阶，反招致辱骂，我只能说这些人不太厚道。  


四，汉朝怎么会没有德治？


胡星斗反中国文化几乎丧心病狂，竟然说：“汉时所谓德治，纯属弥天大谎。譬如汉武帝重用酷吏，大兴冤狱，剥夺民财，重刑杀戮。。。”
此人采取“以片盖全”的诡辩技巧，才是制造弥天大谎。汉武帝功过是非都有，不可一概否定。汉高祖、文帝、景帝、昭帝、宣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哪个不行德治？
汉高祖“与民休息”、“兵皆罢归家”、“以功劳行田宅”，文帝采纳贾谊建议：“牧民之道，务在安之”、“除田租税之半”，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景帝“清静恭俭”、“令田半租”。昭帝时，“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宣帝时，“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光武帝“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后汉书》）明帝时，中国人口由2100万增至3400万。章帝“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凡此种种，难道不算德治吗？
再看董仲舒，他在《食货志》中说：“请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废除奴隶制还不算德治，你胡星斗想论证林肯缺德呀？
我们评价历史，要实事求是，不能“越骂皇帝越进步”——那是破四旧的大脑发烫，不是理性的表现。


五，什么是“脚踏两只船”？


胡星斗认为：“中国人是脚踏入世与出世两只船，随时转换，谋略化生存的。所以，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原文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胡星斗的想象力太吓人了！孟子讲的这句话，怎么看，怎么和谋略无关。孟子是在说明：一个人在穷困和显达时应该怎样做，和一仆二主的“脚踏两只船”毫无关系。如果父母对子女说：“考上大学就当教员，考不上就去做工。”这是谋略和“脚踏两只船”吗？在两种环境中准备做两类事而已。胡星斗给中国文化找茬，疯了。


六，马立诚为何要反对中国民族主义？


马立诚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对者，可是，他反对的理由十分怪诞。在《呼喊》一书中，老马列举了如下事件，以证明“民族主义”十分可怕：
其一，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一再攻击来自中国的‘北部威胁’”，“中国政府5月5日对费氏的言论表示‘极大的遗憾和不满’”。其二，日本电影《自尊》“意在说明，法庭判决东条死刑‘缺乏公正’”。“中国猛烈反弹，抨击日本的民族主义。”第三，印尼发生迫害华人事件，“北京的《华声月报》1998年10月号刊出两篇催人泪下的文章，以抗议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歧视华人的野蛮的中世纪政策。”
——总之，因为海外有很多敌对华人的民族主义，所以民族主义不好，因为不好，所以马立诚认为：应该防止中国的民族主义！这是“旷古混蛋”都想不出来的逻辑，天下竟有这种诡异之论，真是咄咄怪事。


结语：


如果我单说诽谤传统者的下半身，就能轻易的论证他们是“造粪机器”，当然，这不是“讲理”。可对于他们来说，凡是锁国停滞、遭受侵略、限制商业、反对科技、罪名全都归儒家。那么，扩张领土、开放国门、发展科技、经营商业，这些功劳是谁的呢？不见说法！凡是历史上的好事，与儒家无关。凡是历史上的坏事，全是儒家干的——这是流氓哲学，根本就说不通。
灭一个民族，先灭他的文化，罗马人和玛雅人，就是被基督教毁掉文化之后灭亡的。基督徒柏杨、杨小凯、刘X波、远志明之流，一面骂着儒家，一面吹捧上帝，这类双重标准，正常人很难接受。倘或儒家该打倒，那么，基督教在中世纪杀科学家、打宗教战争、迫害女巫、诸侯混战、阉割艺人。。。不该断子绝孙吗？但美国人就是不打倒耶酥。如果我们还要打倒孔子，那就是在做某些洋人和预备汉奸梦寐以求的事。
闭关锁国、保守落后、妥协投降、商业科技衰落等缺点，集中体现在清朝，绝非中国历史的一贯特点。反传统的人倘能学会理性辨析，则比什么都强。至少不会重复红卫兵热血沸腾、大脑真空的时代悲剧。


（本文为笔者多部作品摘编整理而成）

很好,支持楼主,义和团某些行为可能带有"愚昧",但这也是被逼出来的.

很好,支持楼主,义和团某些行为可能带有"愚昧",但这也是被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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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比法国大革命，是“乌托邦+破四旧+大屠杀”赶一块了。
但第一等级基督教士上千年丑恶的行径，我们绝不能忽略。
法国雅各宾派和中国义和团，同是对基督教发出了怒吼。

楼主写得不错

－刀 发表于 2011-11-7 14:45
“相对积极的一面”是对应着 义和团事件中体现出来的民众参与这一层面。。。而且还用上了"相对"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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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吧，其实我觉得，应该把拳民的支持者都统统拉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挨个枪毙了。
太TM滑稽了，太TM讽刺了。历史这玩意，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感情那些英雄们都白白送了性命。
但是话说回来，拳乱确有其积极的一面。
一是，让国人认识到了没文化是多么的可怕，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满清政府随后废除科举开办新学，这让普通民众有了机会接触先进的文化。后来的庚款留洋学生中出了不少名人。
二是，拳乱及其随后的赔款，直接加速了满清政府的崩溃，催生了后来的辛亥革命，为结束中国最后一个异族的中央集权统治埋下伏笔。这也让中国人有了机会去实现先进的政治制度。

老实说吧，其实我觉得，应该把拳民的支持者都统统拉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挨个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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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当时的中国农民，被逼的没办法，你会怎么办？
关于你想枪毙孙中山和马克-吐温的念头咱先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