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拍板发起渡江战役 4月21日还是20日？(图)

毛泽东拍板发起渡江战役 4月21日还是20日？(图)


2014-06-11 10:53:49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 责任编辑：张海桐
2014年06月11日 　来源：解放军报　








　　65年前的渡江战役又称京沪杭战役，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追击阶段。由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和第四野战军两个军组成的先遣兵团及华东、中原军区部队共120万大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下，在华东、中原解放区党和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南京、上海、杭州和江南中共秘密组织与游击队配合下，以木帆船为航渡在长江中、下游数百公里的宽大江面上强渡长江，突破了国民党军70万陆军和89艘舰艇、300架飞机支援组成的长江防线。这次战略性的进攻，战果辉煌：消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占领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推翻了蒋介石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攻占了全国经济中心上海，解放了杭州、南昌、武汉等名城和苏南、皖南、浙江大部、闽北、赣东北、鄂东南广大地区，迎来了新中国诞生的曙光。

　　数十年来，不少文章、图书、报刊在讲到渡江战役时，通常都是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1949年4月21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由此开始。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渡江作战是按中央军委的既定部署发起的，而不是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起的。道理很简单：一是，《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全文830多个字(含标点符号)，没有一句话讲到渡江作战。二是，渡江战役又称京沪杭战役，它是以解放南京、上海、杭州及苏南、皖南、浙江等地区为目标的，而进军命令是讲向全国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包括向华南、西南、西北、绥蒙进军。这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三是，渡江作战自4月20日晚开始，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是4月21日发出的，进军命令尚未发出，渡江作战部队怎么遵照执行呢？因此，笔者认为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发布时间作为渡江作战的发起时间，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当时，笔者作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机要秘书，负责管理机要电报，对这段历史有很清晰的记忆：1949年4月21日7时，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20日20时，第七、九兵团发起了渡江作战，至今晨6时，已有28个团登上南岸，“渡江风浪平静，遇敌抵抗不强”，正“向纵深挺进中”。电报很快发到北平，毛泽东看到后自然感到十分欣慰，他几天前对渡江作战还有点担心，胜利来得如此之快，是他始料未及的。毛泽东当时正在思考趁解放军胜利渡江、国民党军定会溃败的良机，组织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构想。于是，他便立即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自己和朱德总司令名义于当日发出，意在号令全军趁热打铁，加快向各地的作战进程。
　　其实，何时发起渡江战役，一直是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关注的一件大事。1949年2月11日，军委复电刘、陈、邓、粟、谭等，确定淮海战役：“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4月3日，军委复电总前委：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15日发起“全线渡江作战”。但由于国共进行和平谈判，渡江时间后延。4月15日5时，中央军委电告总前委和二野、三野：“和平谈判决以4月20日(卯哿)为期限，……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16日8时，军委致电总前委和二野、三野：“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要考虑南京方面在和平协定签字后要求给他们调整部署的时间，“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3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25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还询问“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由此看出，此时毛泽东对渡江作战是很牵挂和担心的。
　　接军委电报后，邓小平、陈毅立即找指挥中集团的总前委委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和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到合肥以东的瑶岗商谈，并于17日1时以总前委名义报告军委并告二野、三野：“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22日)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的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需的条件下，务必不再推迟至有日(25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我们审慎研究渡江有把握。现芜湖、安庆段第九、七、三等3个兵团准备均属充分，至少有一处必能先成功。”这些意见和态度，实际上是总前委、三野前委和兵团三级的共同看法和态度。由此可以看出，上到军委主席，下到兵团领导人，对这场战争胜负是极其关注、极其慎重的，字里行间均体现出他们严谨认真的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当时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以军委名义于17日3时复电：“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22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
　　4月17日，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当日3时复电，又立即与等待军委复电尚未返部的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研究了第七、九兵团的具体作战部署，于当日13时再上报军委：确定于20(哿)日黄昏开始渡江作战，东、西集团于21(养)日黄昏开始渡江作战。还写道：“我们两周来经过反复研究，并设想种种困难之后，均一致认为，20日后开始渡江作战，到22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以后完全占领皖南5个县，均有把握胜利完成。三野苏中方面，虽是敌人主力所在，可能困难多些，但亦认为可以胜利完成。故一致请军委考虑，如在全局上20日可以开始，22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作战任务后再考虑停顿”。
　　与此同时，二野、三野也向中央军委发电，表示渡江作战准备已经就绪，渡江时间不再推迟为宜。
　　4月18日9时，毛泽东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总前委并二野、三野：“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卯哿)开始攻击，22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这份电报，就是毛泽东批准渡江战役发起时间的明证。
　　就这样，渡江作战发起时间从3月底、4月15日、20日、22日到可能再延至25日，经过往返电报磋商，邓小平和总前委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一再陈述推迟渡江可能会因汛期即将来临、粮食供应困难、易松懈战斗意志、暴露目标等情况招致重大伤亡，一再表明渡江确有胜利把握，促使了毛泽东主席于4月18日定下了渡江战役中集团于4月20日晚和东、西集团于21日晚发起的最后决心。历史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英明正确的。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少将、研究员 王辅一)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4/06-11/6267880.shtml


毛泽东拍板发起渡江战役 4月21日还是20日？(图)


2014-06-11 10:53:49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 责任编辑：张海桐
2014年06月11日 　来源：解放军报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资料图片

　　65年前的渡江战役又称京沪杭战役，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追击阶段。由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和第四野战军两个军组成的先遣兵团及华东、中原军区部队共120万大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下，在华东、中原解放区党和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南京、上海、杭州和江南中共秘密组织与游击队配合下，以木帆船为航渡在长江中、下游数百公里的宽大江面上强渡长江，突破了国民党军70万陆军和89艘舰艇、300架飞机支援组成的长江防线。这次战略性的进攻，战果辉煌：消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占领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推翻了蒋介石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攻占了全国经济中心上海，解放了杭州、南昌、武汉等名城和苏南、皖南、浙江大部、闽北、赣东北、鄂东南广大地区，迎来了新中国诞生的曙光。




　　数十年来，不少文章、图书、报刊在讲到渡江战役时，通常都是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1949年4月21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由此开始。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渡江作战是按中央军委的既定部署发起的，而不是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起的。道理很简单：一是，《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全文830多个字(含标点符号)，没有一句话讲到渡江作战。二是，渡江战役又称京沪杭战役，它是以解放南京、上海、杭州及苏南、皖南、浙江等地区为目标的，而进军命令是讲向全国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包括向华南、西南、西北、绥蒙进军。这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三是，渡江作战自4月20日晚开始，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是4月21日发出的，进军命令尚未发出，渡江作战部队怎么遵照执行呢？因此，笔者认为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发布时间作为渡江作战的发起时间，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当时，笔者作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机要秘书，负责管理机要电报，对这段历史有很清晰的记忆：1949年4月21日7时，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20日20时，第七、九兵团发起了渡江作战，至今晨6时，已有28个团登上南岸，“渡江风浪平静，遇敌抵抗不强”，正“向纵深挺进中”。电报很快发到北平，毛泽东看到后自然感到十分欣慰，他几天前对渡江作战还有点担心，胜利来得如此之快，是他始料未及的。毛泽东当时正在思考趁解放军胜利渡江、国民党军定会溃败的良机，组织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构想。于是，他便立即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自己和朱德总司令名义于当日发出，意在号令全军趁热打铁，加快向各地的作战进程。
　　其实，何时发起渡江战役，一直是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关注的一件大事。1949年2月11日，军委复电刘、陈、邓、粟、谭等，确定淮海战役：“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4月3日，军委复电总前委：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15日发起“全线渡江作战”。但由于国共进行和平谈判，渡江时间后延。4月15日5时，中央军委电告总前委和二野、三野：“和平谈判决以4月20日(卯哿)为期限，……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16日8时，军委致电总前委和二野、三野：“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要考虑南京方面在和平协定签字后要求给他们调整部署的时间，“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3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25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还询问“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由此看出，此时毛泽东对渡江作战是很牵挂和担心的。
　　接军委电报后，邓小平、陈毅立即找指挥中集团的总前委委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和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到合肥以东的瑶岗商谈，并于17日1时以总前委名义报告军委并告二野、三野：“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22日)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的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需的条件下，务必不再推迟至有日(25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我们审慎研究渡江有把握。现芜湖、安庆段第九、七、三等3个兵团准备均属充分，至少有一处必能先成功。”这些意见和态度，实际上是总前委、三野前委和兵团三级的共同看法和态度。由此可以看出，上到军委主席，下到兵团领导人，对这场战争胜负是极其关注、极其慎重的，字里行间均体现出他们严谨认真的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当时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以军委名义于17日3时复电：“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22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
　　4月17日，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当日3时复电，又立即与等待军委复电尚未返部的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研究了第七、九兵团的具体作战部署，于当日13时再上报军委：确定于20(哿)日黄昏开始渡江作战，东、西集团于21(养)日黄昏开始渡江作战。还写道：“我们两周来经过反复研究，并设想种种困难之后，均一致认为，20日后开始渡江作战，到22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以后完全占领皖南5个县，均有把握胜利完成。三野苏中方面，虽是敌人主力所在，可能困难多些，但亦认为可以胜利完成。故一致请军委考虑，如在全局上20日可以开始，22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作战任务后再考虑停顿”。
　　与此同时，二野、三野也向中央军委发电，表示渡江作战准备已经就绪，渡江时间不再推迟为宜。
　　4月18日9时，毛泽东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总前委并二野、三野：“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卯哿)开始攻击，22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这份电报，就是毛泽东批准渡江战役发起时间的明证。
　　就这样，渡江作战发起时间从3月底、4月15日、20日、22日到可能再延至25日，经过往返电报磋商，邓小平和总前委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一再陈述推迟渡江可能会因汛期即将来临、粮食供应困难、易松懈战斗意志、暴露目标等情况招致重大伤亡，一再表明渡江确有胜利把握，促使了毛泽东主席于4月18日定下了渡江战役中集团于4月20日晚和东、西集团于21日晚发起的最后决心。历史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英明正确的。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少将、研究员 王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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