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漫评石闵与灭胡令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4:16:19
漫评石闵与灭胡令
泪痕春雨
在石闵称帝后，他也只是控制着河北的部分地区（仅河北地区就被慕容俊、石祗、石闵三家共同控制着），中原、西北、山东更都被众多实力派各据一方。就是在石闵临死前，他所控制的地区也仍然只限于邺城附近。
如果这样看历史，那相信没有多少人会记住石闵这个历史人物。因为在乱世中，占据一个狭小范围（只占据河北部分地区）称雄不到三年就消失在历史舞台上的地方实权派，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石闵在历史上拥有很大的名声，主要是因为他曾高举过民族主义大旗（大肆屠杀过胡人）。如果石闵没有干过这种事，那他就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除了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大约不会有几个人能记住他的名字。
因为石闵曾大肆屠杀过胡人，所以有人把他说的英雄无敌。
但无论人们怎样神话石闵，也无法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石闵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依然局促于邺城附近，连个河北都无法统一。
而且无论人们怎样说石闵屠杀胡人有理，也无法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民族矛盾绝不是什么主要矛盾。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石闵后来的结局就可以知道了。
一方面石闵高举着民族主义大旗，另一方面石闵本人也英勇无敌。但结果呢？投靠石闵的汉民族利益群体一直都非常有限的，所以石闵到死也只是控制着邺城附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的民族矛盾绝不是主要矛盾，因为对于当时的普遍利益群体而言，他们选择投靠哪个统治者时，通常并不会在意对方是哪个民族的人。如果你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你是异族也罢，是同族也罢，他们都会投靠你。如果你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你是同族也罢，是异族也罢，他们都也会选择离开你。
当时的北方地区，多民族融合已成为一种历史大趋势。这种历史大趋势是谁也无力改变的，更是谁也不曾改变过的。换而言之，一个人想统治北方，首先必须得正视民族共存的事实。在石闵之前已是如此了，在石闵之后也是如此。
当时人们的地位高低，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家族地位、政治地位；通常与民族没有直接的关系。胡人如果没有强大家族背景，胡人如果没有取得较高的官职，那他的社会地位也是非常低的。汉人如果有强大的家族背景，汉人如果取得了很高的官职，那他的社会地位也是非常高的。
张宾是汉人，但他却是后赵最主要决策者，更一直深受石勒的敬重；石闵、李农都是汉人，但他们都在后赵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他们后来能大肆屠杀胡人的主要资本。王猛是汉人，但他却是前秦最主要的权力者并深受秦人爱戴。泪痕举这几个例子，只是想说在胡人统治的帝国中，汉人只是丧失了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他们受到了排斥、歧视。而普遍的胡人（假如没有家族背景、又不能拥有较高的官职），也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与同等地位的汉人并没有了不起的差别。
因为石闵曾大肆的屠杀过胡人，所以有人把他说成是邪恶的化身。
但大规模的胡人被屠杀，显然不应该只从石闵的思想与人格上寻找原因。因为每个时代的大人物表面上是超然的（可以自由的选择），但实际上他永远是受制于周围的利益群体。
屠杀胡人的阴影，也许在石虎活着的时候就已形成了。虽然石虎活着时候，他是一直试图构建民族大团结的局面。
在石虎统治下，各个民族的代表人物在政治地位上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石虎统治后期，氐族代表人物苻洪、羌族代表人物姚弋仲、汉族的代表人物石闵、李农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从他们在石虎死后，都迅速的走上政治舞台最前排可以看出来。石虎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任何值得非议的地方。因为在民族溶合已成为历史大趋势的背景下，石虎让各个民族的代表人物在自己帝国内拥有重要职务、地位，显然有利于帝国的政治稳定的。
石虎积极推动民族融合的措施，本来一点错也没有。但在石虎死后，我们却是看到了另一种情形。
随着石虎诸子之间的火并（石遵火并石世、石冲，石鉴火并石遵），羯族（以石氏皇族为代表）的力量不足以驾驭整个帝国了。于是整个北方很快陷入几大实力派混战的局面，而那几大实派的代表人物竟然分属于不同的民族。慕容俊（鲜卑），石鉴、石祗（羯族），苻洪（氐族），姚弋仲（羌族），石闵、李农（汉族）。虽然当时的民族矛盾绝不是主要矛盾，虽然当时扛出民族主义大旗是注定没有出路的。但在几大实力派代表人物分属各个不同民族的背景下，却显然会使当时的天下纷争带上一定的民族色彩。
这是石闵后来高举民族大旗的主要历史背景。但仅这种原因，实在不足以让石闵举起民族大旗，因为在同样的背景下，显然只有他为代表的利益群体举起了民族主义大旗。
以胡人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只要他有称雄北方的野心，就绝不会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的。因为所谓的胡人，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少数民族，他们的人口基数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如果排斥其它民族，不要说统一天下了，就是想占据北方的部分地区，也是难之又难的。
以汉人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只要他能清晰看到当时的形势（民族矛盾绝非主要矛盾，当时各个民族融合已成为历史大趋势），他也绝不会扛起民族主义大旗的。但许多汉人显然很难看清这种形势，因为黄河流域一直都是汉族人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汉人的文明程度一直都远远高于胡人，但在过去的三十年多年时间里，整个黄河流域却一直是胡人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汉民族成员自然都想恢复汉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在一个汉民族势力强大的、集中的地区，这种想法自然会变得更加普遍与强烈。
在邺城，因为石闵、李农两大汉民族代表人物存在，又因为胡人势力在当地一再受到重创（石鉴火并石遵，石鉴为代表的胡人势力攻击石闵的几次努力都以惨败告终），所以在邺城之内汉民族势力自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这种背景下，邺城地区的汉族人自然很容易认为汉民族伟大的复兴马上就可以实现了。
石闵控制邺城后，一方面是在当地无可抑制的民族主义思潮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错误的估计了形势。所以就顺着民族主义的路越走越黑，其间他也想走出这条歧途，却显然已找不到回头路了。
从表面上看，汉民族实在没有理由处于胡人的统治下。因为汉人在人数上拥有绝对的优势，因为汉人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胡人，更主要的是黄河流域一直是汉民族的主要居住地。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在汉民族势力强大、集中的地方，自然很容易兴起这样一种思潮。那就是：“只要汉民族行动起来，就可以把胡人彻底赶出文明世界。”但这一切，似乎只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迷梦。
石闵能成为汉民族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建立在一系列偶然的因素之上，绝不是因为他的实力、影响力胜任这一切。
石闵虽然是汉人，却是皇族中重要的一员，且一直受到石虎的欣赏、重用，这是石闵后来能在政治舞台上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主要原因。
如果石闵不是皇族的代表人物，显然无法取得后来的军政地位。如果如果石闵只是单纯的皇族成员，那他就不会在皇族内哄中，渐渐成为汉民族试图复兴的代表人物。石闵在皇族内哄中，显然一直有意无意的想从汉民族那里寻找支持，而为了得到汉民族的支持，他自然需要不断突出、强化自己汉人的身份。在这种背景下，石闵自然把民族主义大旗举得越来越高了。在这种背景下，石闵自然需要不断撇清自己与石氏皇族的关系。
石闵控制邺城后，马上颁布了一条显然错误的、也显然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禁令。“胡人敢挟带兵器者斩。”
一个人该不该受到信任、重用，与他是什么民族并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在当时，无论汉人也罢、胡人也罢，他们选择投靠哪个统治者，通常绝不会注重对方是哪个民族的人。谁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投靠谁。作为一个统治者，也绝不会注重投靠自己的人是哪个民族的，只要愿意忠于他们，他们都是来者不拒的。这是当时普遍利益群体共同遵循的准则。
所以张宾、王猛投靠胡人，并没有人因此非议他；所以张宾、王猛是汉人，却一直深受胡人统治者的欣赏、敬重。而石闵却显然有意无意的走入了民族主义的迷途。因为当时的民族矛盾，实在不是什么主要矛盾，所以石闵虽然高举起了民族主义大旗，却并没有吸引多少汉人聚在他的大旗下。因为在普遍汉族人眼里，汉民族的统治者实在没有几个好东西，胡人的统治者也并非都是不可救药的反面形象。所以他们在选择投靠哪个统治者时，通常并不会太看重统治者是哪个民族的。石闵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结果，并没有吸引来太多汉民族人，却有意无意的把胡人都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石闵的这条禁令，显然让所有的胡人都感觉自己处于被猜疑的地位了。于是他们纷纷想着离开邺城。在众多实力派角逐天下的背景下，石闵这条禁令等于把许多本来可能争取过来的人都逼走了。
面对胡人争相离开邺城的局面，石闵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应该消除这条不伦不类的禁令的影响。石闵显然也曾尝试过类似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只是浅尝而止。面对如此重的政治危机，石闵只是重新发布了一条简单的告示，总而言之他告诉胡人从前的禁令并没有任何恶意。但猜忌已产生，这样轻描淡写的一条告示，自然无法消除胡人心中的恐惧。于是胡人依然纷纷离开邺城。
汉民族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在文明程度上也拥有着无可去除的优势感，在情感上更拥有着无可抑制的民族情绪（因为黄河流域一直他们的家园，现在他们反而处于了从属地位）。所以在汉民族势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地区（在石闵、李农控制下的邺城），民族主义自然会成为一股难以抑制的潮流。所以面对胡人争相逃离邺城的局面，他们却缺乏足够的危机感，相反认为这是汉人恢复从前辉煌历史的大好时机。于是灭胡令横空出世了！于是众多无辜的胡人、混血人、甚至有的汉人只因长得像胡人，也都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
赞美石闵这种行为的人，通常都是无限夸大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如果当时的民族矛盾真是什么主要矛盾，那石闵一树民族主义大旗，在汉民族人数占绝对优势的背景下，他就不会局促于邺城一隅无法走出了。
赞美石闵这种行为的人，通常都是无限夸大了石闵这样做的历史意义。石闵这样做，实际上只是使自己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因为在民族融合已成为历史大趋势的背景下，他的这种行为不要说普遍胡人不会认同了，就是普遍汉人也不会认同。石闵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结果，只是有意无意使自己背上了残暴、血腥的恶名。
说说所谓的灭胡令。
冉闵的这个“灭胡令”，实际上就是后世“冉粉”的编造。因为凭当时的民族矛盾，实在不足以推动如此煽情的“灭胡令”问世。但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在无限夸大当时民族矛盾后，自然就足以刺激人写出这样一篇极具煽情之能的“灭胡令”了。
好了，我们先看看“灭胡令”中所谓胡人的罪恶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胡狗鲜卑，大掠中原，劫财无数，掳掠汉女十万，夕则奸淫，旦则烹食，千女投江”。沉妇女八千于易水是有史料依据的，不过得把话说清楚，犯下这个罪孽的是段氏鲜卑，可当时统帅鲜卑段氏的人，却是晋帝国幽州刺使王浚。换而言之，就好象后世回鹘人在洛阳屠城，自然可以证明回鹘人不是东西，问题是在泪痕看来，拿“屠城”作条件向回鹘借兵的大唐统治者才更不是东西！
至于“掳掠汉女十万”，这句话就有点莫名其妙，不知道出自何方了。
二、“以汉为‘羊’，杀之为粮”，也不知道有什么史料的依据，不过我相信当时确实有杀人为粮的事情。据史料记载，就在段氏鲜卑攻入邺城烧杀抢掠的前几个月，有一支军队攻入京城洛阳，从皇宫掳走了一万多奴婢，这一万多人大多数在半路上被那些大兵杀掉，掺杂着牛肉马肉吃掉了。
有人要问了，是哪支胡人的军队这么禽兽不如？好吧我告诉你，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全是我们的同胞，而且还是晋政府的正规军，他的统帅叫张方。
说完胡人的罪恶是怎么回事，我们再说说“灭胡令”作者对当时历史了解多少？
一、地球人都知道我们这个民族叫汉族，但是只有一部分地球人知道，“汉族”两字是在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大规模兴起之后才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固定称谓的，这是仅仅最近两三百年的事情。
在此之前，古人都是某个朝代的子民，异族人对古人的称谓大多都与他们所处的朝代有关，比如秦朝人被称为“秦人”，唐朝人被称为“唐人”，宋朝人被称为“宋人”。那时也有“汉人”那个称谓，但是这里的“汉”并非指汉族，而是指“汉朝”。由于汉唐是我国古代最辉煌的两个朝代，所以某些史籍里，即使在这两个朝代灭亡之后，还是用“汉人”某“唐人”来指代中原的华夏子民，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冉闵是两晋之交的人，他是绝对不会将中原百姓称作“大汉子民”的。哪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翻看《晋书》里的诸载记，里面将称谓的变迁写得很清楚。
在西晋时期，中原百姓被称为“晋人”，例如《刘渊载记》里“...虽然，晋人未必同我...”
西晋灭亡之后，南方东晋辖区内的百姓依然称为“晋人”，北方的百姓则跟着政权变更而变更，后赵国内的百姓被称为“赵人”，例如《石虎载记》里说冉闵要杀胡的时候“...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
而当时有没有“汉人”这个词呢？有，但是指的并非中原百姓，而应该是指之前匈奴刘渊建立的汉国子民。
所以《杀胡令》里开口闭口“我大汉”，这个玩笑就开得有点大了，那几十年里冒充“大汉后裔”要“复汉家基业”的是匈奴，“大汉”两字暂时已经被搞臭了。
顺便说一句，近年又有一些家伙大概觉得仅仅“汉族”两个字不够威风，又搞了个“皇汉”的名号。他们认为在“汉”字面前加个“皇”字，显得很拉风，但是实际上他们又把族人当成了匈奴。“皇汉”这个称呼是匈奴人搞出来的，请看《晋书.刘聪载记》“...乃眷皇汉...”某些蠢货尽干这种佛头着粪的事情。
二、“前晋八王乱起”。这短短六个字里有两处硬伤，作者估计是练七伤拳练到一定境界了。首先，东晋时期的人是不会把西晋叫做“前晋”的，他们会称之为“中朝”；其次“八王之乱”这个历史名词来自于《晋书》第五十九卷，参与西晋内战的王爷绝不止八个，是攥写《晋书》的那些人将八个罪魁祸首写入同一卷，后世就用“八王之乱”来指代这场长达十六年的内战。《晋书》是唐朝才写成的，所以“八王之乱”这个历史名词是在唐朝才出现的。东晋时期的人用“中朝乱起”之类的词语来指代这段内战，把西晋灭亡称为“中朝颠覆”等。
三、冉闵杀胡是在公元349年末，当时后赵的皇帝是石鉴，冉闵当时仍然叫石闵，名义上他依然是后赵的大将军，他杀胡的表面理由是“孙伏都、刘铢造反，要清算余党。”——从官方名义来讲，孙、刘造反，被忠臣大将军石闵所镇压。
这时候冉闵要扮演的是后赵的忠臣，怎么可能以东晋的臣子自居，用两晋的年号来发布命令呢？
以上内容，全部摘抄自应侯范睢网友一篇文章“说说冉闵的杀胡令”。我只是稍稍作了一些改动。
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
漫评石闵与灭胡令
泪痕春雨
在石闵称帝后，他也只是控制着河北的部分地区（仅河北地区就被慕容俊、石祗、石闵三家共同控制着），中原、西北、山东更都被众多实力派各据一方。就是在石闵临死前，他所控制的地区也仍然只限于邺城附近。
如果这样看历史，那相信没有多少人会记住石闵这个历史人物。因为在乱世中，占据一个狭小范围（只占据河北部分地区）称雄不到三年就消失在历史舞台上的地方实权派，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石闵在历史上拥有很大的名声，主要是因为他曾高举过民族主义大旗（大肆屠杀过胡人）。如果石闵没有干过这种事，那他就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除了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大约不会有几个人能记住他的名字。
因为石闵曾大肆屠杀过胡人，所以有人把他说的英雄无敌。
但无论人们怎样神话石闵，也无法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石闵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依然局促于邺城附近，连个河北都无法统一。
而且无论人们怎样说石闵屠杀胡人有理，也无法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民族矛盾绝不是什么主要矛盾。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石闵后来的结局就可以知道了。
一方面石闵高举着民族主义大旗，另一方面石闵本人也英勇无敌。但结果呢？投靠石闵的汉民族利益群体一直都非常有限的，所以石闵到死也只是控制着邺城附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的民族矛盾绝不是主要矛盾，因为对于当时的普遍利益群体而言，他们选择投靠哪个统治者时，通常并不会在意对方是哪个民族的人。如果你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你是异族也罢，是同族也罢，他们都会投靠你。如果你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你是同族也罢，是异族也罢，他们都也会选择离开你。
当时的北方地区，多民族融合已成为一种历史大趋势。这种历史大趋势是谁也无力改变的，更是谁也不曾改变过的。换而言之，一个人想统治北方，首先必须得正视民族共存的事实。在石闵之前已是如此了，在石闵之后也是如此。
当时人们的地位高低，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家族地位、政治地位；通常与民族没有直接的关系。胡人如果没有强大家族背景，胡人如果没有取得较高的官职，那他的社会地位也是非常低的。汉人如果有强大的家族背景，汉人如果取得了很高的官职，那他的社会地位也是非常高的。
张宾是汉人，但他却是后赵最主要决策者，更一直深受石勒的敬重；石闵、李农都是汉人，但他们都在后赵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他们后来能大肆屠杀胡人的主要资本。王猛是汉人，但他却是前秦最主要的权力者并深受秦人爱戴。泪痕举这几个例子，只是想说在胡人统治的帝国中，汉人只是丧失了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他们受到了排斥、歧视。而普遍的胡人（假如没有家族背景、又不能拥有较高的官职），也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与同等地位的汉人并没有了不起的差别。
因为石闵曾大肆的屠杀过胡人，所以有人把他说成是邪恶的化身。
但大规模的胡人被屠杀，显然不应该只从石闵的思想与人格上寻找原因。因为每个时代的大人物表面上是超然的（可以自由的选择），但实际上他永远是受制于周围的利益群体。
屠杀胡人的阴影，也许在石虎活着的时候就已形成了。虽然石虎活着时候，他是一直试图构建民族大团结的局面。
在石虎统治下，各个民族的代表人物在政治地位上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石虎统治后期，氐族代表人物苻洪、羌族代表人物姚弋仲、汉族的代表人物石闵、李农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从他们在石虎死后，都迅速的走上政治舞台最前排可以看出来。石虎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任何值得非议的地方。因为在民族溶合已成为历史大趋势的背景下，石虎让各个民族的代表人物在自己帝国内拥有重要职务、地位，显然有利于帝国的政治稳定的。
石虎积极推动民族融合的措施，本来一点错也没有。但在石虎死后，我们却是看到了另一种情形。
随着石虎诸子之间的火并（石遵火并石世、石冲，石鉴火并石遵），羯族（以石氏皇族为代表）的力量不足以驾驭整个帝国了。于是整个北方很快陷入几大实力派混战的局面，而那几大实派的代表人物竟然分属于不同的民族。慕容俊（鲜卑），石鉴、石祗（羯族），苻洪（氐族），姚弋仲（羌族），石闵、李农（汉族）。虽然当时的民族矛盾绝不是主要矛盾，虽然当时扛出民族主义大旗是注定没有出路的。但在几大实力派代表人物分属各个不同民族的背景下，却显然会使当时的天下纷争带上一定的民族色彩。
这是石闵后来高举民族大旗的主要历史背景。但仅这种原因，实在不足以让石闵举起民族大旗，因为在同样的背景下，显然只有他为代表的利益群体举起了民族主义大旗。
以胡人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只要他有称雄北方的野心，就绝不会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的。因为所谓的胡人，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少数民族，他们的人口基数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如果排斥其它民族，不要说统一天下了，就是想占据北方的部分地区，也是难之又难的。
以汉人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只要他能清晰看到当时的形势（民族矛盾绝非主要矛盾，当时各个民族融合已成为历史大趋势），他也绝不会扛起民族主义大旗的。但许多汉人显然很难看清这种形势，因为黄河流域一直都是汉族人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汉人的文明程度一直都远远高于胡人，但在过去的三十年多年时间里，整个黄河流域却一直是胡人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汉民族成员自然都想恢复汉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在一个汉民族势力强大的、集中的地区，这种想法自然会变得更加普遍与强烈。
在邺城，因为石闵、李农两大汉民族代表人物存在，又因为胡人势力在当地一再受到重创（石鉴火并石遵，石鉴为代表的胡人势力攻击石闵的几次努力都以惨败告终），所以在邺城之内汉民族势力自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这种背景下，邺城地区的汉族人自然很容易认为汉民族伟大的复兴马上就可以实现了。
石闵控制邺城后，一方面是在当地无可抑制的民族主义思潮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错误的估计了形势。所以就顺着民族主义的路越走越黑，其间他也想走出这条歧途，却显然已找不到回头路了。
从表面上看，汉民族实在没有理由处于胡人的统治下。因为汉人在人数上拥有绝对的优势，因为汉人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胡人，更主要的是黄河流域一直是汉民族的主要居住地。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在汉民族势力强大、集中的地方，自然很容易兴起这样一种思潮。那就是：“只要汉民族行动起来，就可以把胡人彻底赶出文明世界。”但这一切，似乎只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迷梦。
石闵能成为汉民族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建立在一系列偶然的因素之上，绝不是因为他的实力、影响力胜任这一切。
石闵虽然是汉人，却是皇族中重要的一员，且一直受到石虎的欣赏、重用，这是石闵后来能在政治舞台上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主要原因。
如果石闵不是皇族的代表人物，显然无法取得后来的军政地位。如果如果石闵只是单纯的皇族成员，那他就不会在皇族内哄中，渐渐成为汉民族试图复兴的代表人物。石闵在皇族内哄中，显然一直有意无意的想从汉民族那里寻找支持，而为了得到汉民族的支持，他自然需要不断突出、强化自己汉人的身份。在这种背景下，石闵自然把民族主义大旗举得越来越高了。在这种背景下，石闵自然需要不断撇清自己与石氏皇族的关系。
石闵控制邺城后，马上颁布了一条显然错误的、也显然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禁令。“胡人敢挟带兵器者斩。”
一个人该不该受到信任、重用，与他是什么民族并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在当时，无论汉人也罢、胡人也罢，他们选择投靠哪个统治者，通常绝不会注重对方是哪个民族的人。谁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投靠谁。作为一个统治者，也绝不会注重投靠自己的人是哪个民族的，只要愿意忠于他们，他们都是来者不拒的。这是当时普遍利益群体共同遵循的准则。
所以张宾、王猛投靠胡人，并没有人因此非议他；所以张宾、王猛是汉人，却一直深受胡人统治者的欣赏、敬重。而石闵却显然有意无意的走入了民族主义的迷途。因为当时的民族矛盾，实在不是什么主要矛盾，所以石闵虽然高举起了民族主义大旗，却并没有吸引多少汉人聚在他的大旗下。因为在普遍汉族人眼里，汉民族的统治者实在没有几个好东西，胡人的统治者也并非都是不可救药的反面形象。所以他们在选择投靠哪个统治者时，通常并不会太看重统治者是哪个民族的。石闵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结果，并没有吸引来太多汉民族人，却有意无意的把胡人都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石闵的这条禁令，显然让所有的胡人都感觉自己处于被猜疑的地位了。于是他们纷纷想着离开邺城。在众多实力派角逐天下的背景下，石闵这条禁令等于把许多本来可能争取过来的人都逼走了。
面对胡人争相离开邺城的局面，石闵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应该消除这条不伦不类的禁令的影响。石闵显然也曾尝试过类似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只是浅尝而止。面对如此重的政治危机，石闵只是重新发布了一条简单的告示，总而言之他告诉胡人从前的禁令并没有任何恶意。但猜忌已产生，这样轻描淡写的一条告示，自然无法消除胡人心中的恐惧。于是胡人依然纷纷离开邺城。
汉民族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在文明程度上也拥有着无可去除的优势感，在情感上更拥有着无可抑制的民族情绪（因为黄河流域一直他们的家园，现在他们反而处于了从属地位）。所以在汉民族势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地区（在石闵、李农控制下的邺城），民族主义自然会成为一股难以抑制的潮流。所以面对胡人争相逃离邺城的局面，他们却缺乏足够的危机感，相反认为这是汉人恢复从前辉煌历史的大好时机。于是灭胡令横空出世了！于是众多无辜的胡人、混血人、甚至有的汉人只因长得像胡人，也都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
赞美石闵这种行为的人，通常都是无限夸大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如果当时的民族矛盾真是什么主要矛盾，那石闵一树民族主义大旗，在汉民族人数占绝对优势的背景下，他就不会局促于邺城一隅无法走出了。
赞美石闵这种行为的人，通常都是无限夸大了石闵这样做的历史意义。石闵这样做，实际上只是使自己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因为在民族融合已成为历史大趋势的背景下，他的这种行为不要说普遍胡人不会认同了，就是普遍汉人也不会认同。石闵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结果，只是有意无意使自己背上了残暴、血腥的恶名。
说说所谓的灭胡令。
冉闵的这个“灭胡令”，实际上就是后世“冉粉”的编造。因为凭当时的民族矛盾，实在不足以推动如此煽情的“灭胡令”问世。但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在无限夸大当时民族矛盾后，自然就足以刺激人写出这样一篇极具煽情之能的“灭胡令”了。
好了，我们先看看“灭胡令”中所谓胡人的罪恶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胡狗鲜卑，大掠中原，劫财无数，掳掠汉女十万，夕则奸淫，旦则烹食，千女投江”。沉妇女八千于易水是有史料依据的，不过得把话说清楚，犯下这个罪孽的是段氏鲜卑，可当时统帅鲜卑段氏的人，却是晋帝国幽州刺使王浚。换而言之，就好象后世回鹘人在洛阳屠城，自然可以证明回鹘人不是东西，问题是在泪痕看来，拿“屠城”作条件向回鹘借兵的大唐统治者才更不是东西！
至于“掳掠汉女十万”，这句话就有点莫名其妙，不知道出自何方了。
二、“以汉为‘羊’，杀之为粮”，也不知道有什么史料的依据，不过我相信当时确实有杀人为粮的事情。据史料记载，就在段氏鲜卑攻入邺城烧杀抢掠的前几个月，有一支军队攻入京城洛阳，从皇宫掳走了一万多奴婢，这一万多人大多数在半路上被那些大兵杀掉，掺杂着牛肉马肉吃掉了。
有人要问了，是哪支胡人的军队这么禽兽不如？好吧我告诉你，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全是我们的同胞，而且还是晋政府的正规军，他的统帅叫张方。
说完胡人的罪恶是怎么回事，我们再说说“灭胡令”作者对当时历史了解多少？
一、地球人都知道我们这个民族叫汉族，但是只有一部分地球人知道，“汉族”两字是在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大规模兴起之后才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固定称谓的，这是仅仅最近两三百年的事情。
在此之前，古人都是某个朝代的子民，异族人对古人的称谓大多都与他们所处的朝代有关，比如秦朝人被称为“秦人”，唐朝人被称为“唐人”，宋朝人被称为“宋人”。那时也有“汉人”那个称谓，但是这里的“汉”并非指汉族，而是指“汉朝”。由于汉唐是我国古代最辉煌的两个朝代，所以某些史籍里，即使在这两个朝代灭亡之后，还是用“汉人”某“唐人”来指代中原的华夏子民，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冉闵是两晋之交的人，他是绝对不会将中原百姓称作“大汉子民”的。哪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翻看《晋书》里的诸载记，里面将称谓的变迁写得很清楚。
在西晋时期，中原百姓被称为“晋人”，例如《刘渊载记》里“...虽然，晋人未必同我...”
西晋灭亡之后，南方东晋辖区内的百姓依然称为“晋人”，北方的百姓则跟着政权变更而变更，后赵国内的百姓被称为“赵人”，例如《石虎载记》里说冉闵要杀胡的时候“...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
而当时有没有“汉人”这个词呢？有，但是指的并非中原百姓，而应该是指之前匈奴刘渊建立的汉国子民。
所以《杀胡令》里开口闭口“我大汉”，这个玩笑就开得有点大了，那几十年里冒充“大汉后裔”要“复汉家基业”的是匈奴，“大汉”两字暂时已经被搞臭了。
顺便说一句，近年又有一些家伙大概觉得仅仅“汉族”两个字不够威风，又搞了个“皇汉”的名号。他们认为在“汉”字面前加个“皇”字，显得很拉风，但是实际上他们又把族人当成了匈奴。“皇汉”这个称呼是匈奴人搞出来的，请看《晋书.刘聪载记》“...乃眷皇汉...”某些蠢货尽干这种佛头着粪的事情。
二、“前晋八王乱起”。这短短六个字里有两处硬伤，作者估计是练七伤拳练到一定境界了。首先，东晋时期的人是不会把西晋叫做“前晋”的，他们会称之为“中朝”；其次“八王之乱”这个历史名词来自于《晋书》第五十九卷，参与西晋内战的王爷绝不止八个，是攥写《晋书》的那些人将八个罪魁祸首写入同一卷，后世就用“八王之乱”来指代这场长达十六年的内战。《晋书》是唐朝才写成的，所以“八王之乱”这个历史名词是在唐朝才出现的。东晋时期的人用“中朝乱起”之类的词语来指代这段内战，把西晋灭亡称为“中朝颠覆”等。
三、冉闵杀胡是在公元349年末，当时后赵的皇帝是石鉴，冉闵当时仍然叫石闵，名义上他依然是后赵的大将军，他杀胡的表面理由是“孙伏都、刘铢造反，要清算余党。”——从官方名义来讲，孙、刘造反，被忠臣大将军石闵所镇压。
这时候冉闵要扮演的是后赵的忠臣，怎么可能以东晋的臣子自居，用两晋的年号来发布命令呢？
以上内容，全部摘抄自应侯范睢网友一篇文章“说说冉闵的杀胡令”。我只是稍稍作了一些改动。
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
泪痕春雨
在石闵称帝后，他也只是控制着河北的部分地区（仅河北地区就被慕容俊、石祗、石闵三家共同控制着），中原、西北、山东更都被众多实力派各据一方。就是在石闵临死前，他所控制的地区也仍然只限于邺城附近。
如果这样看历史，那相信没有多少人会记住石闵这个历史人物。因为在乱世中，占据一个狭小范围（只占据河北部分地区）称雄不到三年就消失在历史舞台上的地方实权派，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石闵在历史上拥有很大的名声，主要是因为他曾高举过民族主义大旗（大肆屠杀过胡人）。如果石闵没有干过这种事，那他就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除了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大约不会有几个人能记住他的名字。
因为石闵曾大肆屠杀过胡人，所以有人把他说的英雄无敌。
但无论人们怎样神话石闵，也无法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石闵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依然局促于邺城附近，连个河北都无法统一。
而且无论人们怎样说石闵屠杀胡人有理，也无法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民族矛盾绝不是什么主要矛盾。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石闵后来的结局就可以知道了。
一方面石闵高举着民族主义大旗，另一方面石闵本人也英勇无敌。但结果呢？投靠石闵的汉民族利益群体一直都非常有限的，所以石闵到死也只是控制着邺城附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的民族矛盾绝不是主要矛盾，因为对于当时的普遍利益群体而言，他们选择投靠哪个统治者时，通常并不会在意对方是哪个民族的人。如果你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你是异族也罢，是同族也罢，他们都会投靠你。如果你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你是同族也罢，是异族也罢，他们都也会选择离开你。
当时的北方地区，多民族融合已成为一种历史大趋势。这种历史大趋势是谁也无力改变的，更是谁也不曾改变过的。换而言之，一个人想统治北方，首先必须得正视民族共存的事实。在石闵之前已是如此了，在石闵之后也是如此。
当时人们的地位高低，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家族地位、政治地位；通常与民族没有直接的关系。胡人如果没有强大家族背景，胡人如果没有取得较高的官职，那他的社会地位也是非常低的。汉人如果有强大的家族背景，汉人如果取得了很高的官职，那他的社会地位也是非常高的。
张宾是汉人，但他却是后赵最主要决策者，更一直深受石勒的敬重；石闵、李农都是汉人，但他们都在后赵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他们后来能大肆屠杀胡人的主要资本。王猛是汉人，但他却是前秦最主要的权力者并深受秦人爱戴。泪痕举这几个例子，只是想说在胡人统治的帝国中，汉人只是丧失了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他们受到了排斥、歧视。而普遍的胡人（假如没有家族背景、又不能拥有较高的官职），也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与同等地位的汉人并没有了不起的差别。
因为石闵曾大肆的屠杀过胡人，所以有人把他说成是邪恶的化身。
但大规模的胡人被屠杀，显然不应该只从石闵的思想与人格上寻找原因。因为每个时代的大人物表面上是超然的（可以自由的选择），但实际上他永远是受制于周围的利益群体。
屠杀胡人的阴影，也许在石虎活着的时候就已形成了。虽然石虎活着时候，他是一直试图构建民族大团结的局面。
在石虎统治下，各个民族的代表人物在政治地位上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石虎统治后期，氐族代表人物苻洪、羌族代表人物姚弋仲、汉族的代表人物石闵、李农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从他们在石虎死后，都迅速的走上政治舞台最前排可以看出来。石虎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任何值得非议的地方。因为在民族溶合已成为历史大趋势的背景下，石虎让各个民族的代表人物在自己帝国内拥有重要职务、地位，显然有利于帝国的政治稳定的。
石虎积极推动民族融合的措施，本来一点错也没有。但在石虎死后，我们却是看到了另一种情形。
随着石虎诸子之间的火并（石遵火并石世、石冲，石鉴火并石遵），羯族（以石氏皇族为代表）的力量不足以驾驭整个帝国了。于是整个北方很快陷入几大实力派混战的局面，而那几大实派的代表人物竟然分属于不同的民族。慕容俊（鲜卑），石鉴、石祗（羯族），苻洪（氐族），姚弋仲（羌族），石闵、李农（汉族）。虽然当时的民族矛盾绝不是主要矛盾，虽然当时扛出民族主义大旗是注定没有出路的。但在几大实力派代表人物分属各个不同民族的背景下，却显然会使当时的天下纷争带上一定的民族色彩。
这是石闵后来高举民族大旗的主要历史背景。但仅这种原因，实在不足以让石闵举起民族大旗，因为在同样的背景下，显然只有他为代表的利益群体举起了民族主义大旗。
以胡人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只要他有称雄北方的野心，就绝不会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的。因为所谓的胡人，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少数民族，他们的人口基数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如果排斥其它民族，不要说统一天下了，就是想占据北方的部分地区，也是难之又难的。
以汉人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只要他能清晰看到当时的形势（民族矛盾绝非主要矛盾，当时各个民族融合已成为历史大趋势），他也绝不会扛起民族主义大旗的。但许多汉人显然很难看清这种形势，因为黄河流域一直都是汉族人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汉人的文明程度一直都远远高于胡人，但在过去的三十年多年时间里，整个黄河流域却一直是胡人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汉民族成员自然都想恢复汉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在一个汉民族势力强大的、集中的地区，这种想法自然会变得更加普遍与强烈。
在邺城，因为石闵、李农两大汉民族代表人物存在，又因为胡人势力在当地一再受到重创（石鉴火并石遵，石鉴为代表的胡人势力攻击石闵的几次努力都以惨败告终），所以在邺城之内汉民族势力自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这种背景下，邺城地区的汉族人自然很容易认为汉民族伟大的复兴马上就可以实现了。
石闵控制邺城后，一方面是在当地无可抑制的民族主义思潮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错误的估计了形势。所以就顺着民族主义的路越走越黑，其间他也想走出这条歧途，却显然已找不到回头路了。
从表面上看，汉民族实在没有理由处于胡人的统治下。因为汉人在人数上拥有绝对的优势，因为汉人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胡人，更主要的是黄河流域一直是汉民族的主要居住地。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在汉民族势力强大、集中的地方，自然很容易兴起这样一种思潮。那就是：“只要汉民族行动起来，就可以把胡人彻底赶出文明世界。”但这一切，似乎只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迷梦。
石闵能成为汉民族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建立在一系列偶然的因素之上，绝不是因为他的实力、影响力胜任这一切。
石闵虽然是汉人，却是皇族中重要的一员，且一直受到石虎的欣赏、重用，这是石闵后来能在政治舞台上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主要原因。
如果石闵不是皇族的代表人物，显然无法取得后来的军政地位。如果如果石闵只是单纯的皇族成员，那他就不会在皇族内哄中，渐渐成为汉民族试图复兴的代表人物。石闵在皇族内哄中，显然一直有意无意的想从汉民族那里寻找支持，而为了得到汉民族的支持，他自然需要不断突出、强化自己汉人的身份。在这种背景下，石闵自然把民族主义大旗举得越来越高了。在这种背景下，石闵自然需要不断撇清自己与石氏皇族的关系。
石闵控制邺城后，马上颁布了一条显然错误的、也显然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禁令。“胡人敢挟带兵器者斩。”
一个人该不该受到信任、重用，与他是什么民族并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在当时，无论汉人也罢、胡人也罢，他们选择投靠哪个统治者，通常绝不会注重对方是哪个民族的人。谁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投靠谁。作为一个统治者，也绝不会注重投靠自己的人是哪个民族的，只要愿意忠于他们，他们都是来者不拒的。这是当时普遍利益群体共同遵循的准则。
所以张宾、王猛投靠胡人，并没有人因此非议他；所以张宾、王猛是汉人，却一直深受胡人统治者的欣赏、敬重。而石闵却显然有意无意的走入了民族主义的迷途。因为当时的民族矛盾，实在不是什么主要矛盾，所以石闵虽然高举起了民族主义大旗，却并没有吸引多少汉人聚在他的大旗下。因为在普遍汉族人眼里，汉民族的统治者实在没有几个好东西，胡人的统治者也并非都是不可救药的反面形象。所以他们在选择投靠哪个统治者时，通常并不会太看重统治者是哪个民族的。石闵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结果，并没有吸引来太多汉民族人，却有意无意的把胡人都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石闵的这条禁令，显然让所有的胡人都感觉自己处于被猜疑的地位了。于是他们纷纷想着离开邺城。在众多实力派角逐天下的背景下，石闵这条禁令等于把许多本来可能争取过来的人都逼走了。
面对胡人争相离开邺城的局面，石闵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应该消除这条不伦不类的禁令的影响。石闵显然也曾尝试过类似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只是浅尝而止。面对如此重的政治危机，石闵只是重新发布了一条简单的告示，总而言之他告诉胡人从前的禁令并没有任何恶意。但猜忌已产生，这样轻描淡写的一条告示，自然无法消除胡人心中的恐惧。于是胡人依然纷纷离开邺城。
汉民族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在文明程度上也拥有着无可去除的优势感，在情感上更拥有着无可抑制的民族情绪（因为黄河流域一直他们的家园，现在他们反而处于了从属地位）。所以在汉民族势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地区（在石闵、李农控制下的邺城），民族主义自然会成为一股难以抑制的潮流。所以面对胡人争相逃离邺城的局面，他们却缺乏足够的危机感，相反认为这是汉人恢复从前辉煌历史的大好时机。于是灭胡令横空出世了！于是众多无辜的胡人、混血人、甚至有的汉人只因长得像胡人，也都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
赞美石闵这种行为的人，通常都是无限夸大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如果当时的民族矛盾真是什么主要矛盾，那石闵一树民族主义大旗，在汉民族人数占绝对优势的背景下，他就不会局促于邺城一隅无法走出了。
赞美石闵这种行为的人，通常都是无限夸大了石闵这样做的历史意义。石闵这样做，实际上只是使自己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因为在民族融合已成为历史大趋势的背景下，他的这种行为不要说普遍胡人不会认同了，就是普遍汉人也不会认同。石闵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结果，只是有意无意使自己背上了残暴、血腥的恶名。
说说所谓的灭胡令。
冉闵的这个“灭胡令”，实际上就是后世“冉粉”的编造。因为凭当时的民族矛盾，实在不足以推动如此煽情的“灭胡令”问世。但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在无限夸大当时民族矛盾后，自然就足以刺激人写出这样一篇极具煽情之能的“灭胡令”了。
好了，我们先看看“灭胡令”中所谓胡人的罪恶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胡狗鲜卑，大掠中原，劫财无数，掳掠汉女十万，夕则奸淫，旦则烹食，千女投江”。沉妇女八千于易水是有史料依据的，不过得把话说清楚，犯下这个罪孽的是段氏鲜卑，可当时统帅鲜卑段氏的人，却是晋帝国幽州刺使王浚。换而言之，就好象后世回鹘人在洛阳屠城，自然可以证明回鹘人不是东西，问题是在泪痕看来，拿“屠城”作条件向回鹘借兵的大唐统治者才更不是东西！
至于“掳掠汉女十万”，这句话就有点莫名其妙，不知道出自何方了。
二、“以汉为‘羊’，杀之为粮”，也不知道有什么史料的依据，不过我相信当时确实有杀人为粮的事情。据史料记载，就在段氏鲜卑攻入邺城烧杀抢掠的前几个月，有一支军队攻入京城洛阳，从皇宫掳走了一万多奴婢，这一万多人大多数在半路上被那些大兵杀掉，掺杂着牛肉马肉吃掉了。
有人要问了，是哪支胡人的军队这么禽兽不如？好吧我告诉你，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全是我们的同胞，而且还是晋政府的正规军，他的统帅叫张方。
说完胡人的罪恶是怎么回事，我们再说说“灭胡令”作者对当时历史了解多少？
一、地球人都知道我们这个民族叫汉族，但是只有一部分地球人知道，“汉族”两字是在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大规模兴起之后才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固定称谓的，这是仅仅最近两三百年的事情。
在此之前，古人都是某个朝代的子民，异族人对古人的称谓大多都与他们所处的朝代有关，比如秦朝人被称为“秦人”，唐朝人被称为“唐人”，宋朝人被称为“宋人”。那时也有“汉人”那个称谓，但是这里的“汉”并非指汉族，而是指“汉朝”。由于汉唐是我国古代最辉煌的两个朝代，所以某些史籍里，即使在这两个朝代灭亡之后，还是用“汉人”某“唐人”来指代中原的华夏子民，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冉闵是两晋之交的人，他是绝对不会将中原百姓称作“大汉子民”的。哪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翻看《晋书》里的诸载记，里面将称谓的变迁写得很清楚。
在西晋时期，中原百姓被称为“晋人”，例如《刘渊载记》里“...虽然，晋人未必同我...”
西晋灭亡之后，南方东晋辖区内的百姓依然称为“晋人”，北方的百姓则跟着政权变更而变更，后赵国内的百姓被称为“赵人”，例如《石虎载记》里说冉闵要杀胡的时候“...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
而当时有没有“汉人”这个词呢？有，但是指的并非中原百姓，而应该是指之前匈奴刘渊建立的汉国子民。
所以《杀胡令》里开口闭口“我大汉”，这个玩笑就开得有点大了，那几十年里冒充“大汉后裔”要“复汉家基业”的是匈奴，“大汉”两字暂时已经被搞臭了。
顺便说一句，近年又有一些家伙大概觉得仅仅“汉族”两个字不够威风，又搞了个“皇汉”的名号。他们认为在“汉”字面前加个“皇”字，显得很拉风，但是实际上他们又把族人当成了匈奴。“皇汉”这个称呼是匈奴人搞出来的，请看《晋书.刘聪载记》“...乃眷皇汉...”某些蠢货尽干这种佛头着粪的事情。
二、“前晋八王乱起”。这短短六个字里有两处硬伤，作者估计是练七伤拳练到一定境界了。首先，东晋时期的人是不会把西晋叫做“前晋”的，他们会称之为“中朝”；其次“八王之乱”这个历史名词来自于《晋书》第五十九卷，参与西晋内战的王爷绝不止八个，是攥写《晋书》的那些人将八个罪魁祸首写入同一卷，后世就用“八王之乱”来指代这场长达十六年的内战。《晋书》是唐朝才写成的，所以“八王之乱”这个历史名词是在唐朝才出现的。东晋时期的人用“中朝乱起”之类的词语来指代这段内战，把西晋灭亡称为“中朝颠覆”等。
三、冉闵杀胡是在公元349年末，当时后赵的皇帝是石鉴，冉闵当时仍然叫石闵，名义上他依然是后赵的大将军，他杀胡的表面理由是“孙伏都、刘铢造反，要清算余党。”——从官方名义来讲，孙、刘造反，被忠臣大将军石闵所镇压。
这时候冉闵要扮演的是后赵的忠臣，怎么可能以东晋的臣子自居，用两晋的年号来发布命令呢？
以上内容，全部摘抄自应侯范睢网友一篇文章“说说冉闵的杀胡令”。我只是稍稍作了一些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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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评石闵与灭胡令
泪痕春雨
在石闵称帝后，他也只是控制着河北的部分地区（仅河北地区就被慕容俊、石祗、石闵三家共同控制着），中原、西北、山东更都被众多实力派各据一方。就是在石闵临死前，他所控制的地区也仍然只限于邺城附近。
如果这样看历史，那相信没有多少人会记住石闵这个历史人物。因为在乱世中，占据一个狭小范围（只占据河北部分地区）称雄不到三年就消失在历史舞台上的地方实权派，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石闵在历史上拥有很大的名声，主要是因为他曾高举过民族主义大旗（大肆屠杀过胡人）。如果石闵没有干过这种事，那他就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除了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大约不会有几个人能记住他的名字。
因为石闵曾大肆屠杀过胡人，所以有人把他说的英雄无敌。
但无论人们怎样神话石闵，也无法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石闵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依然局促于邺城附近，连个河北都无法统一。
而且无论人们怎样说石闵屠杀胡人有理，也无法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民族矛盾绝不是什么主要矛盾。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石闵后来的结局就可以知道了。
一方面石闵高举着民族主义大旗，另一方面石闵本人也英勇无敌。但结果呢？投靠石闵的汉民族利益群体一直都非常有限的，所以石闵到死也只是控制着邺城附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的民族矛盾绝不是主要矛盾，因为对于当时的普遍利益群体而言，他们选择投靠哪个统治者时，通常并不会在意对方是哪个民族的人。如果你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你是异族也罢，是同族也罢，他们都会投靠你。如果你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你是同族也罢，是异族也罢，他们都也会选择离开你。
当时的北方地区，多民族融合已成为一种历史大趋势。这种历史大趋势是谁也无力改变的，更是谁也不曾改变过的。换而言之，一个人想统治北方，首先必须得正视民族共存的事实。在石闵之前已是如此了，在石闵之后也是如此。
当时人们的地位高低，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家族地位、政治地位；通常与民族没有直接的关系。胡人如果没有强大家族背景，胡人如果没有取得较高的官职，那他的社会地位也是非常低的。汉人如果有强大的家族背景，汉人如果取得了很高的官职，那他的社会地位也是非常高的。
张宾是汉人，但他却是后赵最主要决策者，更一直深受石勒的敬重；石闵、李农都是汉人，但他们都在后赵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他们后来能大肆屠杀胡人的主要资本。王猛是汉人，但他却是前秦最主要的权力者并深受秦人爱戴。泪痕举这几个例子，只是想说在胡人统治的帝国中，汉人只是丧失了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他们受到了排斥、歧视。而普遍的胡人（假如没有家族背景、又不能拥有较高的官职），也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与同等地位的汉人并没有了不起的差别。
因为石闵曾大肆的屠杀过胡人，所以有人把他说成是邪恶的化身。
但大规模的胡人被屠杀，显然不应该只从石闵的思想与人格上寻找原因。因为每个时代的大人物表面上是超然的（可以自由的选择），但实际上他永远是受制于周围的利益群体。
屠杀胡人的阴影，也许在石虎活着的时候就已形成了。虽然石虎活着时候，他是一直试图构建民族大团结的局面。
在石虎统治下，各个民族的代表人物在政治地位上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石虎统治后期，氐族代表人物苻洪、羌族代表人物姚弋仲、汉族的代表人物石闵、李农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从他们在石虎死后，都迅速的走上政治舞台最前排可以看出来。石虎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任何值得非议的地方。因为在民族溶合已成为历史大趋势的背景下，石虎让各个民族的代表人物在自己帝国内拥有重要职务、地位，显然有利于帝国的政治稳定的。
石虎积极推动民族融合的措施，本来一点错也没有。但在石虎死后，我们却是看到了另一种情形。
随着石虎诸子之间的火并（石遵火并石世、石冲，石鉴火并石遵），羯族（以石氏皇族为代表）的力量不足以驾驭整个帝国了。于是整个北方很快陷入几大实力派混战的局面，而那几大实派的代表人物竟然分属于不同的民族。慕容俊（鲜卑），石鉴、石祗（羯族），苻洪（氐族），姚弋仲（羌族），石闵、李农（汉族）。虽然当时的民族矛盾绝不是主要矛盾，虽然当时扛出民族主义大旗是注定没有出路的。但在几大实力派代表人物分属各个不同民族的背景下，却显然会使当时的天下纷争带上一定的民族色彩。
这是石闵后来高举民族大旗的主要历史背景。但仅这种原因，实在不足以让石闵举起民族大旗，因为在同样的背景下，显然只有他为代表的利益群体举起了民族主义大旗。
以胡人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只要他有称雄北方的野心，就绝不会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的。因为所谓的胡人，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少数民族，他们的人口基数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如果排斥其它民族，不要说统一天下了，就是想占据北方的部分地区，也是难之又难的。
以汉人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只要他能清晰看到当时的形势（民族矛盾绝非主要矛盾，当时各个民族融合已成为历史大趋势），他也绝不会扛起民族主义大旗的。但许多汉人显然很难看清这种形势，因为黄河流域一直都是汉族人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汉人的文明程度一直都远远高于胡人，但在过去的三十年多年时间里，整个黄河流域却一直是胡人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汉民族成员自然都想恢复汉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在一个汉民族势力强大的、集中的地区，这种想法自然会变得更加普遍与强烈。
在邺城，因为石闵、李农两大汉民族代表人物存在，又因为胡人势力在当地一再受到重创（石鉴火并石遵，石鉴为代表的胡人势力攻击石闵的几次努力都以惨败告终），所以在邺城之内汉民族势力自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这种背景下，邺城地区的汉族人自然很容易认为汉民族伟大的复兴马上就可以实现了。
石闵控制邺城后，一方面是在当地无可抑制的民族主义思潮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错误的估计了形势。所以就顺着民族主义的路越走越黑，其间他也想走出这条歧途，却显然已找不到回头路了。
从表面上看，汉民族实在没有理由处于胡人的统治下。因为汉人在人数上拥有绝对的优势，因为汉人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胡人，更主要的是黄河流域一直是汉民族的主要居住地。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在汉民族势力强大、集中的地方，自然很容易兴起这样一种思潮。那就是：“只要汉民族行动起来，就可以把胡人彻底赶出文明世界。”但这一切，似乎只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迷梦。
石闵能成为汉民族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建立在一系列偶然的因素之上，绝不是因为他的实力、影响力胜任这一切。
石闵虽然是汉人，却是皇族中重要的一员，且一直受到石虎的欣赏、重用，这是石闵后来能在政治舞台上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主要原因。
如果石闵不是皇族的代表人物，显然无法取得后来的军政地位。如果如果石闵只是单纯的皇族成员，那他就不会在皇族内哄中，渐渐成为汉民族试图复兴的代表人物。石闵在皇族内哄中，显然一直有意无意的想从汉民族那里寻找支持，而为了得到汉民族的支持，他自然需要不断突出、强化自己汉人的身份。在这种背景下，石闵自然把民族主义大旗举得越来越高了。在这种背景下，石闵自然需要不断撇清自己与石氏皇族的关系。
石闵控制邺城后，马上颁布了一条显然错误的、也显然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禁令。“胡人敢挟带兵器者斩。”
一个人该不该受到信任、重用，与他是什么民族并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在当时，无论汉人也罢、胡人也罢，他们选择投靠哪个统治者，通常绝不会注重对方是哪个民族的人。谁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投靠谁。作为一个统治者，也绝不会注重投靠自己的人是哪个民族的，只要愿意忠于他们，他们都是来者不拒的。这是当时普遍利益群体共同遵循的准则。
所以张宾、王猛投靠胡人，并没有人因此非议他；所以张宾、王猛是汉人，却一直深受胡人统治者的欣赏、敬重。而石闵却显然有意无意的走入了民族主义的迷途。因为当时的民族矛盾，实在不是什么主要矛盾，所以石闵虽然高举起了民族主义大旗，却并没有吸引多少汉人聚在他的大旗下。因为在普遍汉族人眼里，汉民族的统治者实在没有几个好东西，胡人的统治者也并非都是不可救药的反面形象。所以他们在选择投靠哪个统治者时，通常并不会太看重统治者是哪个民族的。石闵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结果，并没有吸引来太多汉民族人，却有意无意的把胡人都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石闵的这条禁令，显然让所有的胡人都感觉自己处于被猜疑的地位了。于是他们纷纷想着离开邺城。在众多实力派角逐天下的背景下，石闵这条禁令等于把许多本来可能争取过来的人都逼走了。
面对胡人争相离开邺城的局面，石闵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应该消除这条不伦不类的禁令的影响。石闵显然也曾尝试过类似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只是浅尝而止。面对如此重的政治危机，石闵只是重新发布了一条简单的告示，总而言之他告诉胡人从前的禁令并没有任何恶意。但猜忌已产生，这样轻描淡写的一条告示，自然无法消除胡人心中的恐惧。于是胡人依然纷纷离开邺城。
汉民族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在文明程度上也拥有着无可去除的优势感，在情感上更拥有着无可抑制的民族情绪（因为黄河流域一直他们的家园，现在他们反而处于了从属地位）。所以在汉民族势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地区（在石闵、李农控制下的邺城），民族主义自然会成为一股难以抑制的潮流。所以面对胡人争相逃离邺城的局面，他们却缺乏足够的危机感，相反认为这是汉人恢复从前辉煌历史的大好时机。于是灭胡令横空出世了！于是众多无辜的胡人、混血人、甚至有的汉人只因长得像胡人，也都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
赞美石闵这种行为的人，通常都是无限夸大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如果当时的民族矛盾真是什么主要矛盾，那石闵一树民族主义大旗，在汉民族人数占绝对优势的背景下，他就不会局促于邺城一隅无法走出了。
赞美石闵这种行为的人，通常都是无限夸大了石闵这样做的历史意义。石闵这样做，实际上只是使自己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因为在民族融合已成为历史大趋势的背景下，他的这种行为不要说普遍胡人不会认同了，就是普遍汉人也不会认同。石闵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结果，只是有意无意使自己背上了残暴、血腥的恶名。
说说所谓的灭胡令。
冉闵的这个“灭胡令”，实际上就是后世“冉粉”的编造。因为凭当时的民族矛盾，实在不足以推动如此煽情的“灭胡令”问世。但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在无限夸大当时民族矛盾后，自然就足以刺激人写出这样一篇极具煽情之能的“灭胡令”了。
好了，我们先看看“灭胡令”中所谓胡人的罪恶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胡狗鲜卑，大掠中原，劫财无数，掳掠汉女十万，夕则奸淫，旦则烹食，千女投江”。沉妇女八千于易水是有史料依据的，不过得把话说清楚，犯下这个罪孽的是段氏鲜卑，可当时统帅鲜卑段氏的人，却是晋帝国幽州刺使王浚。换而言之，就好象后世回鹘人在洛阳屠城，自然可以证明回鹘人不是东西，问题是在泪痕看来，拿“屠城”作条件向回鹘借兵的大唐统治者才更不是东西！
至于“掳掠汉女十万”，这句话就有点莫名其妙，不知道出自何方了。
二、“以汉为‘羊’，杀之为粮”，也不知道有什么史料的依据，不过我相信当时确实有杀人为粮的事情。据史料记载，就在段氏鲜卑攻入邺城烧杀抢掠的前几个月，有一支军队攻入京城洛阳，从皇宫掳走了一万多奴婢，这一万多人大多数在半路上被那些大兵杀掉，掺杂着牛肉马肉吃掉了。
有人要问了，是哪支胡人的军队这么禽兽不如？好吧我告诉你，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全是我们的同胞，而且还是晋政府的正规军，他的统帅叫张方。
说完胡人的罪恶是怎么回事，我们再说说“灭胡令”作者对当时历史了解多少？
一、地球人都知道我们这个民族叫汉族，但是只有一部分地球人知道，“汉族”两字是在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大规模兴起之后才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固定称谓的，这是仅仅最近两三百年的事情。
在此之前，古人都是某个朝代的子民，异族人对古人的称谓大多都与他们所处的朝代有关，比如秦朝人被称为“秦人”，唐朝人被称为“唐人”，宋朝人被称为“宋人”。那时也有“汉人”那个称谓，但是这里的“汉”并非指汉族，而是指“汉朝”。由于汉唐是我国古代最辉煌的两个朝代，所以某些史籍里，即使在这两个朝代灭亡之后，还是用“汉人”某“唐人”来指代中原的华夏子民，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冉闵是两晋之交的人，他是绝对不会将中原百姓称作“大汉子民”的。哪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翻看《晋书》里的诸载记，里面将称谓的变迁写得很清楚。
在西晋时期，中原百姓被称为“晋人”，例如《刘渊载记》里“...虽然，晋人未必同我...”
西晋灭亡之后，南方东晋辖区内的百姓依然称为“晋人”，北方的百姓则跟着政权变更而变更，后赵国内的百姓被称为“赵人”，例如《石虎载记》里说冉闵要杀胡的时候“...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
而当时有没有“汉人”这个词呢？有，但是指的并非中原百姓，而应该是指之前匈奴刘渊建立的汉国子民。
所以《杀胡令》里开口闭口“我大汉”，这个玩笑就开得有点大了，那几十年里冒充“大汉后裔”要“复汉家基业”的是匈奴，“大汉”两字暂时已经被搞臭了。
顺便说一句，近年又有一些家伙大概觉得仅仅“汉族”两个字不够威风，又搞了个“皇汉”的名号。他们认为在“汉”字面前加个“皇”字，显得很拉风，但是实际上他们又把族人当成了匈奴。“皇汉”这个称呼是匈奴人搞出来的，请看《晋书.刘聪载记》“...乃眷皇汉...”某些蠢货尽干这种佛头着粪的事情。
二、“前晋八王乱起”。这短短六个字里有两处硬伤，作者估计是练七伤拳练到一定境界了。首先，东晋时期的人是不会把西晋叫做“前晋”的，他们会称之为“中朝”；其次“八王之乱”这个历史名词来自于《晋书》第五十九卷，参与西晋内战的王爷绝不止八个，是攥写《晋书》的那些人将八个罪魁祸首写入同一卷，后世就用“八王之乱”来指代这场长达十六年的内战。《晋书》是唐朝才写成的，所以“八王之乱”这个历史名词是在唐朝才出现的。东晋时期的人用“中朝乱起”之类的词语来指代这段内战，把西晋灭亡称为“中朝颠覆”等。
三、冉闵杀胡是在公元349年末，当时后赵的皇帝是石鉴，冉闵当时仍然叫石闵，名义上他依然是后赵的大将军，他杀胡的表面理由是“孙伏都、刘铢造反，要清算余党。”——从官方名义来讲，孙、刘造反，被忠臣大将军石闵所镇压。
这时候冉闵要扮演的是后赵的忠臣，怎么可能以东晋的臣子自居，用两晋的年号来发布命令呢？
以上内容，全部摘抄自应侯范睢网友一篇文章“说说冉闵的杀胡令”。我只是稍稍作了一些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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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六夷，敢称兵器者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