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评论》2014年7月号 封面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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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载武器》 发表于 2014-6-2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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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载武器》 发表于 2014-6-2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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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载武器》 发表于 2014-6-2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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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载武器》 发表于 2014-6-2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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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载武器》 发表于 2014-6-2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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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丰岛海战” 推演兵棋

吼吼，还有赠品，自己在家玩推演
有个疑问，舰载武器以前还给个航母的小卡片呢，以后军评，舰载能不能像其他军刊那样给插页啊

很好啊，有赠品，很用心
以前有航母卡片，希望以后能够每期做一些小赠品

确实不错！

还有赠品呢！

赠：：“丰岛海战” 推演兵棋！{:soso_e179:}

吼吼，见到即买只。

很好，等着收！

赠品？兵棋？~~有意思~~

不错不错，见到就买。

悲哀5*6还没收到呢！

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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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载武器》 发表于 2014-6-2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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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不错啊

好呀已经上市了还没见到

在这里寻找到我的第一份好心情！

刚看完第一篇

我国警察装备现状，写的不错

感觉当年放弃59式手枪真是错误


BRDM2一文不错，就是文里面里面连个BRDM1的图也不配太不爽了

刚看完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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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当年放弃59式手枪真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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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岛海战最后怎么感觉作者话没说完，难道是一部分内容取掉了？

1899年4月，中国公使和英国外交部继续舌战，但英国拒绝接受中国的观点。罗丰禄则继续指责英国立场充满矛盾：如果当时中日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则高升号的确可以被日军作为战利品，但正如英国学者胡兰德分析的，如此一来，则高升号的船东无权为其因参战而损失的船只索赔；如果当时中日还未处于战争状态，则日本必须为其非法搜查和破坏高升号承担全责。英国政府在此事件上出现明显矛盾，就只能有一个解释：为了政治和外交利益，英国选择了偏袒日本。

7月25日正午，酷热。

　　黄海，朝鲜丰岛海面。

　　一艘飘扬着日本海军旗的军舰，正与一艘飘扬着英国米字旗的商船对峙，而英国商船上，是1000多名特殊乘客——中国陆军主力“淮军”的精锐。

　　对峙已经持续了四个小时，日本人、英国人和中国人都陷入了僵局。面对面的沟通进行了两轮：日本人要求俘获这条船，英国人先是表示抗议，然后表示服从，但被满船的中国人愤怒地否决了；英国人和中国人随后要求返回出发的大沽港口，理由是出发的时候，中日并未宣战。

　　但是，日本人显然不想放过这个聚歼中国精锐部队的好机会。

　　这是1894年。现场的人们或许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命运、连同东亚的命运，都将在此后的数小时内发生剧烈的变化，而后世的中国人更是忽略了，一场中日之间的法律大战，就此打响。

　　喋血丰岛海面

　　身高仅1.58米的东乡平八郎，是日军巡洋舰浪速号的舰长，他已经下令升起了即将攻击的红旗，所有的右舷炮和鱼雷发射管都对准了不远处的目标——高升号。

　　已经好久了，除了交战国和冒失的海盗之外，还没有任何船只敢于在西太平洋攻击大英帝国的船只——即使是像高升号这样的毫无武装的商船。任何加诸于英国国旗的炮火，都有可能遭到日不落帝国强大海军的残酷报复。

　　这就是东乡平八郎犹豫的原因。

　　高升号上，尽管所有的人都知道用步枪对抗军舰显然是徒劳的，但中国最为精锐的陆军官兵们，拒绝了日本人的投降命令，并将吓得试图弃船的英国船员们牢牢地看管了起来。

　　浪速舰与高升号相持不下，这时，远处又出现了几艘军舰的烟柱，敌友难辨。东乡下令开火！

　　浪速舰上早已上膛的鱼雷被发射出膛，右舷炮也迅疾开始轰鸣，毫无抵抗能力的高升号立时被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

　　一发炮弹命中船中央煤库上面，煤粒和各种碎片随着烟雾一起纷飞，四周弥漫。英国籍的轮机长高登面部中弹当场身亡。几发炮弹击中了机舱，导致锅炉爆炸，舱内不少人被活活烫死。

　　英国船长高惠悌赶紧跑到机轮间，拿到最后一个救生圈，就由船边直接跳下，跳下时，听得“可怕的爆发声”，当他浮出水面时，天空漆黑一片，全是被炸上天的炉灰煤粉。

　　正在当班的英国大副田泼林跑离驾驶台，抓住一条备用的救生带从船的前头跳海，带下一铁链，有许多船员从这条铁链拥挤而下。

　　清军前营哨长张玉林一直在船舱里，所在的舱房被炮弹命中后，只好跑出来，但又不会游泳，当船下沉时，他抓到船上的绳索，也爬到了船桅上。

　　……

　　东乡的日记表明，轰击仅半小时后，高升号就迅速沉没。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道：“轮船已经沉没，清兵全部葬身鱼腹，海面上只留下长时间的凄惨的喊叫声……”

　　在高升号的所有乘客和船员中，最引起日本、中国和英国三国关注的，就是以“私人乘客”名义搭乘该船的李鸿章军事顾问、德国人汉纳根。在日军开始攻击后，汉纳根纵身跃进了大海，奋力向丰岛游去，并成为少数获救者之一。此后，他更坚定地站在了中国一方，甚至担任了北洋舰队的副提督，协助丁汝昌指挥了世界上首场铁甲舰大战——大东沟海战。

　　在高升号事件这场实力完全不对等的“战斗”中，船上清军以步枪还击日本军舰的勇敢形象，通过著名电影《甲午风云》而被广为流传。

　　汉纳根的证词对此进行了证实：“那些可怜的人知道没有机会游水求生，勇敢地还击。”而英国驻仁川副领事务谨顺在他的报告中说：“我只能表示我对中国士兵的钦佩，他们宁死也不屈辱地为他们卑怯的攻击者俘虏”。

　　部分船员和清军落水后，这一事件中另一扑朔迷离的罗生门般的故事开始了：日本海军是否对落水的中国官兵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中国绝大多数甲午战争著作中，都相沿使用日舰为“报复”高升号官兵的宁死不降，而“用快炮向水里的人射击”的说法，并加以大量的渲染。一如日本的不少著作中异口同声认为是沉船上的清军向落水的欧洲人及同胞开枪射击一样。

　　获救者的证词，因为各人所处的位置、落点的不同，而充满了相互矛盾。事后，在高升号事件引发的中、日、英三国大角力中，各方对这些劫后幸存者的证词都各取所需，中日两国的媒体更是如此。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的创始人伏雷德·简在《日本帝国海军》一书中推测，高升号上的中国人是向浪速号派出的小艇开枪，以阻止他们营救落水的欧洲人，而浪速号则继续开枪压制高升号的火力。他的推论是：中日两军都没有故意射击落水者，而是相互战斗中殃及池鱼。

　　高升号惨案的伤亡是惊人的：

　　船上共计950名清军，只有246人逃生。

　　浪速舰在开火后，放下了几条小艇，终于打捞起跳水后的船长、大副以及轮机手等三人。三人登上浪速舰后，船长高惠悌身上只剩下短上衣、汗衫和内裤。东乡给予了他们优待，替换了干衣服，并为他们准备了西餐等。到了日军基地及被送到日本本土后，日本官方对三人都给予了优待，这对他们日后做出对日本有利的证词影响很大。

　　高升号上清军遇难人数共计704人，相当于当时驻扎牙山的清军兵力(2000人)的三分之一左右。考虑到这些多为李鸿章经年训练的精锐淮军，中国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这样的伤亡不仅加剧了中日两军在牙山的力量失衡，而且，根据德国海军的观察，清军因此“士气大为沮丧，而以极不可靠的制海权为满足，整个朝鲜海归于日本自由航行”。

　　中英联合抗日？

　　噩耗在第二天(1894年7月26日)传到了驻节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耳中。李鸿章迅速接见了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强烈抨击日本人在和平时期炮击中立国船只，希望英国舰队司令对日本人采取断然措施。

　　宝士德事后评价道，李鸿章“很善于在日本人侮辱英国一事上做文章：‘他们打了你们的总领事，击沉了你们的船，一点也不把你们公使的调停放在眼里！’”

　　消息传到北京后，震惊了紫禁城，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紧急约见英国驻中国公使欧格讷。双方对本次重要会议各自做了记录，但一个在总理衙门的记录中被完全忽视的细节，却在欧格讷的报告中被重视：“我告诉亲王……如果他允许我以个人名义坦率直言，我要问一下，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假使中国决定迅速出击，他认为是否有对敌手施行沉重打击的力量。亲王犹豫了数分钟，在环视同僚一周之后，咕哝了一声，对他们目前是否能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表示怀疑。虽然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场面，但我还是继续说道：这恰是要害所在。……虽然我不如亲王消息灵通，但我仍有重要理由怀疑中国能否成功地抵抗日本突然和强有力的侵略”。

　　日本大本营首先从上海电讯、而非海军报告中得知高升号事件。

　　接获消息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极为愤怒，担心会因此遭到列强干预，尤其担心引起英国报复，因此痛斥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英国政府的外交档案也证实，这一事件发生后，日本最害怕的是英国因此与中国结盟。

　　西乡从道被伊藤博文训斥后，到海军部召见海军部主事山本权兵卫。山本随后对舰队送回的报告进行了修改，将开战的责任推给了北洋舰队。

　　日本在接到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的措辞强硬的抗议信后，一方面指令联合舰队司令回复英军，请英方经由外交机关交涉；另一方面也试图约束海军军官们今后应审慎从事，但在舰队内部传达时，受到了东乡平八郎等的强烈抵制和不满。

从陆奥宗光的回忆录《蹇蹇录》中可以看到，日本人所在乎的并非与清军的冲突，而是对高升号事件可能招致英国的干预大为恐惧。7月28日，他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中说：“此事关系实为重大，其结果几乎难以估量，不堪忧虑”，并提出停止增兵，在前线与清军脱离接触，以免欧洲列强干预。

　　高升号的悲剧传回英国后，舆论一片沸腾，群情激奋，要求政府对日进行报复。此时，巡弋在东亚的英国远东舰队，也做出了不寻常的军事部署：舰队副司令斐里曼特不仅派红雀舰前往出事地点进行搜索，更是派遣射手舰前往搜寻日本舰队，要向日本舰队问罪。

　　斐里曼特在发给伦敦海军部的电报中建议：“我方应要求立即罢免并拘捕浪速号舰长和那些在两国政府谈判期间指挥军舰卷入事件的高级官员。若不遵从，我应被授权实行报复。最重要的是，应当做些事情以弥补大英旗帜所遭受的侮辱。”

　　尽管当时出于全球战略(主要是对抗俄国南下)的考虑，英国已经决定扶持日本。但因为长期的“传统友谊”，英国军方和民间都还是将中国作为远东的首要合作对象，在中日冲突中，英国舆论一致认为“抗日援华”既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又符合英国的道义责任。

　　斐里曼特随即通报东亚海域内的英国船只，将为他们提供武装护航。与此同时，斐利曼特命令日本舰队停止对英国商船行使搜查权，确保英国商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受到骚扰”。

　　斐里曼特的武装护航计划，引起日本政府的激烈反应。驻伦敦公使青木周藏奉命向英国提出抗议，认为斐利曼特的干预不仅侵害了日本作为交战国的应有权利，更与英国政府中立声明中的条款不符。青木要求英国政府下令撤回斐利曼特的这一要求。

　　日本危机公关

　　从事件发生到8月2日日本官方的初步报告出台，日本走了两步重要的棋：

　　首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法制局局长末松按照“文明国家”的程序对事件进行调查。从7月27日到正式宣战(8月1日)的一周内，日本进行了大量的证据准备工作，主要是针对日舰浪速号军官、获救的高升号船长和大副的调查笔录，以及其他一些获救者的证词，于8月2日形成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这份根本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单方面报告，形式上完全按照“国际惯例”制作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审判听证会上大派用场。

　　同时，陆奥宗光对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作了“危机外交”的具体指示。一方面，要求青木控制好对媒体发布消息的节奏和分寸，一开始先不透露被击沉的是一条英国轮船。同时，他要求青木向西方列强明确表态，日本将严格按照国际法办事，一旦确定责任在于日本海军，则日本将立即承担所有责任。陆奥本人还亲自向英国驻日公使巴健特重申此点。

　　据西方历史学家研究所得，日本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弄清楚了活跃于英国的媒体哪些是可以被收买的以及收买的价码。事件发生前数日，陆奥就指示青木向路透社暗地里行贿600英镑，以换取路透社对日本的“关照”。以这样强力的“新闻策划”为支撑，青木成功地争取到了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日本辩护。他在8月4日向本国政府报告英国和德国的舆情动向时，要求再“提供约1000英镑做特工经费”。

　　英国在获救者集结的朝鲜仁川以及获救者被送回中国的第一站烟台，收集了幸存者的证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提交给海事审判听证会的报告。

　　8月1日，英国领事也赶赴天津的北洋水师总部，听取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和北洋海军营务处罗丰禄(后任驻英公使)主持的联合调查报告会，美、俄、德三国领事也都到场。

　　8月3日，英国司法部官员们根据这些调查形成了意见，英国外交部遂以此正式指控日本，在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当日发给青木周藏的照会中，明确表示英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应承担由于日方海军军官之行动所造成的英国生命和财产损失之责任。”同时通知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要求该公司尽快将损失详情报外交部，准备向日本索赔。

　　就在英国草拟意见的时候，日本的调查报告已经送到了几个国际法权威的手里。在这个首次以攻击中立国船只作为战争开端的案例中，专家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

　　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护，认为日本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他的主要观点有三：一、高升号是为中国军方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二、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日本将高升号视为敌船。韦斯特莱克认为战争当然最好先有正式的宣战手续，但在实践中却往往相反，很难做到；高升号已经在从事敌对活动，已非中立；三、日本能够证明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日本军队的，这毫无疑问是敌对行为，日本将其击沉的确有军事上的需要。

　　韦斯特莱克之外，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教授劳伦斯也发表演说与他们呼应，为日本辩解。他们所持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日本是“文明国”，而中国依然是“野蛮国”。

　　这几位专家的论调对舆论明显产生了影响，甚至影响了英国的海事审判。

　　1894年8月12日，长崎的第一次听证会结束，结论对日本相当有利，大长了日本人的自信。

　　8月20日上海举行第二次听证会后，英国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11月10日，英国官方最终裁定：当时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交战任务，日本军队有权扣留或击沉它，因此，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英国的枪杆子毕竟是听政府指挥的。在政府的压力下，斐利曼特不久即彻底改变了态度。陆奥在发给日本驻英、俄、美等公使的电文中说：“英国海军司令报告说，他考虑到商船被击沉是有理由的。并建议英国政府不要提出要求。”

同时，陆奥宗光对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作了“危机外交”的具体指示。一方面，要求青木控制好对媒体发布消息的节奏和分寸，一开始先不透露被击沉的是一条英国轮船。同时，他要求青木向西方列强明确表态，日本将严格按照国际法办事，一旦确定责任在于日本海军，则日本将立即承担所有责任。陆奥本人还亲自向英国驻日公使巴健特重申此点。

　　据西方历史学家研究所得，日本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弄清楚了活跃于英国的媒体哪些是可以被收买的以及收买的价码。事件发生前数日，陆奥就指示青木向路透社暗地里行贿600英镑，以换取路透社对日本的“关照”。以这样强力的“新闻策划”为支撑，青木成功地争取到了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日本辩护。他在8月4日向本国政府报告英国和德国的舆情动向时，要求再“提供约1000英镑做特工经费”。

　　英国在获救者集结的朝鲜仁川以及获救者被送回中国的第一站烟台，收集了幸存者的证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提交给海事审判听证会的报告。

　　8月1日，英国领事也赶赴天津的北洋水师总部，听取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和北洋海军营务处罗丰禄(后任驻英公使)主持的联合调查报告会，美、俄、德三国领事也都到场。

　　8月3日，英国司法部官员们根据这些调查形成了意见，英国外交部遂以此正式指控日本，在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当日发给青木周藏的照会中，明确表示英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应承担由于日方海军军官之行动所造成的英国生命和财产损失之责任。”同时通知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要求该公司尽快将损失详情报外交部，准备向日本索赔。

　　就在英国草拟意见的时候，日本的调查报告已经送到了几个国际法权威的手里。在这个首次以攻击中立国船只作为战争开端的案例中，专家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

　　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护，认为日本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他的主要观点有三：一、高升号是为中国军方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二、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日本将高升号视为敌船。韦斯特莱克认为战争当然最好先有正式的宣战手续，但在实践中却往往相反，很难做到；高升号已经在从事敌对活动，已非中立；三、日本能够证明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日本军队的，这毫无疑问是敌对行为，日本将其击沉的确有军事上的需要。

　　韦斯特莱克之外，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教授劳伦斯也发表演说与他们呼应，为日本辩解。他们所持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日本是“文明国”，而中国依然是“野蛮国”。

　　这几位专家的论调对舆论明显产生了影响，甚至影响了英国的海事审判。

1894年8月12日，长崎的第一次听证会结束，结论对日本相当有利，大长了日本人的自信。

　　8月20日上海举行第二次听证会后，英国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11月10日，英国官方最终裁定：当时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交战任务，日本军队有权扣留或击沉它，因此，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英国的枪杆子毕竟是听政府指挥的。在政府的压力下，斐利曼特不久即彻底改变了态度。陆奥在发给日本驻英、俄、美等公使的电文中说：“英国海军司令报告说，他考虑到商船被击沉是有理由的。并建议英国政府不要提出要求。”

　　中国艰难抗争

　　1894年11月英国作出最后裁定后，到次年的2月5日，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高升号的船东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赔偿责任应改由中国政府承担。

　　1896年4月27日，索赔谈判正式开始。此时，在英国政界很有影响力的“中国协会”，其主席、后成为国会议员的克斯威克就是怡和公司的合伙人，给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以外交手段推动其在华的商业目的，而为高升号索赔之事首当其冲。

　　此时，中国公使龚照瑗因为在伦敦公然绑架孙中山，在英国政府强烈要求下，被召回国内。李鸿章亲信罗丰禄以二品顶戴出任驻英、意、比三国钦差大臣(公使)。出身福建船政学堂的罗丰禄，是中国第一批留英学生，文武兼修，他的工作重点就是和大英帝国周旋。

　　深谙洋务的罗丰禄，在高升号事件处理中，一出手就给英国一记猛拳：根据国际海事法律，索赔要求必须在损坏事实发生后的5天内提出，而印度支那航运公司在事件发生后近两年才主张权利，早已过了主张期限。

　　根据英国的史料记载，当时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利斯伯利的高级助手桑德森就为此沮丧不已，因为这正是英国的索赔要求在法律要件上的软肋。

　　1898年8月22日，罗丰禄向沙利斯伯利提交了一份照会，驳斥了英国学者以及司法部的全部观点。他指出：高升号上的中国军队，是应朝鲜国王的邀请协助平叛，并不是针对日本的。其次，多日在海上航行的高升号，不可能得知在它遭遇日舰之前的数小时，中日军舰之间发生了冲突，既然高升号从未收到任何交战方的正式宣战通知，强加在高升号头上的所谓中立的义务就不存在。他指出，日本军舰唯一能做的合法行为，就是让高升号返回出发港口——实际上，从各方当事人的证词看，当时高升号船长也是如此与日本军舰交涉的，但被日军拒绝。

罗丰禄说，日本和英国的说法中，高升号的唯一“罪名”，就是它反抗了日军的强制行为，但在未得到“任何交战方通知”的情况下，高升号当然可以反抗，而英国政府却说日本人因此有权将其击沉，这是十分荒谬的。

　　这位中国公使，对日本行为的合法性以及英国向中国索赔的合法性，都予以了坚决的否认。

　　1899年4月，中国公使和英国外交部继续舌战，但英国拒绝接受中国的观点。罗丰禄则继续指责英国立场充满矛盾：如果当时中日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则高升号的确可以被日军作为战利品，但正如英国学者胡兰德分析的，如此一来，则高升号的船东无权为其因参战而损失的船只索赔；如果当时中日还未处于战争状态，则日本必须为其非法搜查和破坏高升号承担全责。英国政府在此事件上出现明显矛盾，就只能有一个解释：为了政治和外交利益，英国选择了偏袒日本。

　　1901年1月18日，英国政府就仲裁事宜在《泰晤士报》刊登公告，表明仲裁的目的只是证明中国是否有错，以确保中国对英国予以赔偿。在英国官方看来，仲裁只是判定中国赔偿的时间和数额而已。双方继续僵持到了1902年4月，英国政府提出和中国做笔交易：如果中国能在草案中放弃对日本的所有指控，则英国同意放弃对中国的所有指控。

　　但此时，双方却突然取消了仲裁安排。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事件，随后是八国联军入侵。与此军国大事相比，高升号的善后事宜显得有点渺小了。

　　1902年5月，英国新任驻华公使萨道义与包括新任驻英公使张德彝、庆亲王奕匡等在内的中国官员举行了会谈。根据萨道义的记载，中国官员说，大家何必为了高升号这样的小事纠缠不休呢？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可以给予高升号船东“慈善性”的补偿。

　　几经周折，讨价还价，中国政府与印度支那航运公司终于商定了总数为33411英镑的“慈善补偿”，1903年3月此款交割。此时，距离高升号沉没正好10年差4个月。

　　一场轰轰烈烈的国际事件，最后却以民事事件收尾，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说的，“英国政府始而动用公法继而诉诸私法的行为，就好像日本人从未打沉过高升号一样”。

　　高升号事件，是甲午战争中发生最早、牵涉面最广、耗时最长、也是最重大的国际政治多边角逐。随着高升号的沉没，中日甲午战争全面展开，旧的大东亚秩序土崩瓦解。新东亚在硝烟、火光和血腥中诞生，并从此与世界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

　　国际军事史学界普遍认为，高升号事件中，日本不宣而战却逃脱谴责和惩罚，令日本人看到了偷袭的巨大成效和微小代价，并成为推动日本军事冒险的原始雪球。日本人食髓知味，在此后的对俄战争(偷袭旅顺港)、对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及对美战争(偷袭珍珠港)中，频繁不宣而战。

　　事实证明，日本军方利用高升号事件向西方发出明确信号：日本比中国更有实力成为新的远东代理人，这当然也更有助于日本废除其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高升号事件，可以看作英国远东外交战略的彩排，该事件过程中英国所表现出来的游移、乃至内部分歧，都是这个战略形成的“试错”和调整过程。作为高升号事件的第三方当事人，英国被迫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了抉择。英日亲近，甚至结成同盟，对英国来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失去了远东的主导地位，而且英中之间的“传统友谊”受到极大的削弱，此后中国转而向俄国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