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印尼华人问题专题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5:50:02
印尼华商的艰辛发家史
(2001-09-15)
“当年我下南洋的时候，我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小包和两件衣服，”一位黄姓的商人叙述他的发家史这样说。
这位商人当年从中国福建来到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靠打零工挣钱度日，生活非常艰难。在积攒了一些钱后，他来到首都雅加达，通过自己辛勤的双手，慢慢置起家产，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大厂房、大住宅和无数辆汽车的富裕人了。
雅加达的华人现在自由主办各种习俗庆典。
这就是当年中国许多沿海省份人民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到印尼谋生的真实写照。这里的老人回忆往事时都可以向你讲述当年寄人篱下的苦难历史，他们可以讲述当年是如何在帐房里用毛笔一笔一笔记帐的情景。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奋斗史，他们也特别珍惜现在得来不易的劳动成果。
勤劳克俭，这是印尼华人发家的根本。雅加达“唐人街”一位王姓的布店老板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出生在中国福建一个贫寒的家庭中。为了生存，他的父亲同家族一起闯南洋。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他的父亲只能做苦力，挣小钱。经过多年的奋斗，积攒了一些钱就在草埔市场摆小布摊，慢慢发展起来，生意越做越大。现在生活富裕了，但老人不忘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不乱花一分钱。老人总是说：“穷怕了，今生不可再穷。”
守信是印尼华人独具特色的买卖方式。经商全凭信誉，口头说妥，不需要任何收据，生意就做成了。有的商人撕下香烟包装纸，便是几亿印尼盾的欠款单据。
守信的商人会很快被大家接受，信誉越来越好，而违背诺言的商人马上就被“扫地出门”。在雅加达“唐人街”，这种买卖方式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
不屈不挠是印尼华人优良传统。史书记载，印尼华人的商业经济是在12世纪逐步形成的。当时中国商船带来的丝绸和陶瓷等手工业品受到印尼社会各界的欢迎，华人凭着语言优势参与了贸易活动，从通译发展成为中介商。
16世纪荷兰殖民主义者进入印尼后，垄断了全部贸易，作为二等公民的华人只能在夹缝中生存。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为了排挤华人，试图把一些“身份不明”的华人遣返回中国。华人采取不合作态度，结果遭到屠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红溪惨案”。
印尼独立后，一些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人也不时别有用心地制造针对华人的骚乱。但是，华人经济并没有因此被摧毁，他们凭借勤俭节约、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为印尼经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和睦相处是华人成为印尼民族大家庭成员的法宝。20世纪初，中国移民到印尼后没有土地，为了生存，他们就当小贩，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地面和人缘熟了，就在当地开个小店。由此，华人商店就遍布印尼城乡、山区，形成一个广泛的商业网，促进了印尼城乡之间的商品流动，发展和繁荣了印尼的经济。可以说，人数众多的印尼华人中小商人扎根于印尼社会，直接影响着印尼的经济。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华人控制了国家70%的经济命脉的传言。有识之士指出，这是一些怀有恶意的人为破坏印尼民族和睦而散布的谣言。
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数字，90年代初印尼全国资产总额为2500亿美元，其中各类私营公司资产总额占12%，即300亿美元左右。即使这300亿美元资产中的一半是华人资产，所占比率也不过是6%，离所谓的70%相距甚远。
在印尼，华人到底有多少，目前没有一个可靠的统计数字，一般估计在全国2.2亿人中，华人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1998年公布的材料显示，在印尼从事工商业的华人中，有170人是大财团或大集团的老板，有25万人是商店、摊位等小业主，其余的华人是专业人士、农民、渔民、工人或店员。也就是说，印尼大多数华人现在仍然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凭借节俭的传统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华人已经成为印尼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桥梁。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南方还有亲朋好友，他们懂得印尼文和中文，又有经商经验。
1999年，印尼新政府重新实行民族和睦政策，积极推动印尼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为印尼华人提供了良好的商机。现在，许多中国商品进入印尼市场，许多华商或小业主成为新的老板。印尼华裔总会主席汪友山希望华人社会好好利用这个良好时机开展业务，同时向其他族群学习，搞好互利合作，友好相处。(中新网)印尼华商的艰辛发家史
(2001-09-15)
“当年我下南洋的时候，我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小包和两件衣服，”一位黄姓的商人叙述他的发家史这样说。
这位商人当年从中国福建来到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靠打零工挣钱度日，生活非常艰难。在积攒了一些钱后，他来到首都雅加达，通过自己辛勤的双手，慢慢置起家产，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大厂房、大住宅和无数辆汽车的富裕人了。
雅加达的华人现在自由主办各种习俗庆典。
这就是当年中国许多沿海省份人民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到印尼谋生的真实写照。这里的老人回忆往事时都可以向你讲述当年寄人篱下的苦难历史，他们可以讲述当年是如何在帐房里用毛笔一笔一笔记帐的情景。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奋斗史，他们也特别珍惜现在得来不易的劳动成果。
勤劳克俭，这是印尼华人发家的根本。雅加达“唐人街”一位王姓的布店老板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出生在中国福建一个贫寒的家庭中。为了生存，他的父亲同家族一起闯南洋。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他的父亲只能做苦力，挣小钱。经过多年的奋斗，积攒了一些钱就在草埔市场摆小布摊，慢慢发展起来，生意越做越大。现在生活富裕了，但老人不忘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不乱花一分钱。老人总是说：“穷怕了，今生不可再穷。”
守信是印尼华人独具特色的买卖方式。经商全凭信誉，口头说妥，不需要任何收据，生意就做成了。有的商人撕下香烟包装纸，便是几亿印尼盾的欠款单据。
守信的商人会很快被大家接受，信誉越来越好，而违背诺言的商人马上就被“扫地出门”。在雅加达“唐人街”，这种买卖方式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
不屈不挠是印尼华人优良传统。史书记载，印尼华人的商业经济是在12世纪逐步形成的。当时中国商船带来的丝绸和陶瓷等手工业品受到印尼社会各界的欢迎，华人凭着语言优势参与了贸易活动，从通译发展成为中介商。
16世纪荷兰殖民主义者进入印尼后，垄断了全部贸易，作为二等公民的华人只能在夹缝中生存。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为了排挤华人，试图把一些“身份不明”的华人遣返回中国。华人采取不合作态度，结果遭到屠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红溪惨案”。
印尼独立后，一些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人也不时别有用心地制造针对华人的骚乱。但是，华人经济并没有因此被摧毁，他们凭借勤俭节约、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为印尼经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和睦相处是华人成为印尼民族大家庭成员的法宝。20世纪初，中国移民到印尼后没有土地，为了生存，他们就当小贩，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地面和人缘熟了，就在当地开个小店。由此，华人商店就遍布印尼城乡、山区，形成一个广泛的商业网，促进了印尼城乡之间的商品流动，发展和繁荣了印尼的经济。可以说，人数众多的印尼华人中小商人扎根于印尼社会，直接影响着印尼的经济。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华人控制了国家70%的经济命脉的传言。有识之士指出，这是一些怀有恶意的人为破坏印尼民族和睦而散布的谣言。
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数字，90年代初印尼全国资产总额为2500亿美元，其中各类私营公司资产总额占12%，即300亿美元左右。即使这300亿美元资产中的一半是华人资产，所占比率也不过是6%，离所谓的70%相距甚远。
在印尼，华人到底有多少，目前没有一个可靠的统计数字，一般估计在全国2.2亿人中，华人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1998年公布的材料显示，在印尼从事工商业的华人中，有170人是大财团或大集团的老板，有25万人是商店、摊位等小业主，其余的华人是专业人士、农民、渔民、工人或店员。也就是说，印尼大多数华人现在仍然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凭借节俭的传统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华人已经成为印尼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桥梁。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南方还有亲朋好友，他们懂得印尼文和中文，又有经商经验。
1999年，印尼新政府重新实行民族和睦政策，积极推动印尼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为印尼华人提供了良好的商机。现在，许多中国商品进入印尼市场，许多华商或小业主成为新的老板。印尼华裔总会主席汪友山希望华人社会好好利用这个良好时机开展业务，同时向其他族群学习，搞好互利合作，友好相处。(中新网)
(2001-09-15)
“当年我下南洋的时候，我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小包和两件衣服，”一位黄姓的商人叙述他的发家史这样说。
这位商人当年从中国福建来到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靠打零工挣钱度日，生活非常艰难。在积攒了一些钱后，他来到首都雅加达，通过自己辛勤的双手，慢慢置起家产，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大厂房、大住宅和无数辆汽车的富裕人了。
雅加达的华人现在自由主办各种习俗庆典。
这就是当年中国许多沿海省份人民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到印尼谋生的真实写照。这里的老人回忆往事时都可以向你讲述当年寄人篱下的苦难历史，他们可以讲述当年是如何在帐房里用毛笔一笔一笔记帐的情景。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奋斗史，他们也特别珍惜现在得来不易的劳动成果。
勤劳克俭，这是印尼华人发家的根本。雅加达“唐人街”一位王姓的布店老板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出生在中国福建一个贫寒的家庭中。为了生存，他的父亲同家族一起闯南洋。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他的父亲只能做苦力，挣小钱。经过多年的奋斗，积攒了一些钱就在草埔市场摆小布摊，慢慢发展起来，生意越做越大。现在生活富裕了，但老人不忘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不乱花一分钱。老人总是说：“穷怕了，今生不可再穷。”
守信是印尼华人独具特色的买卖方式。经商全凭信誉，口头说妥，不需要任何收据，生意就做成了。有的商人撕下香烟包装纸，便是几亿印尼盾的欠款单据。
守信的商人会很快被大家接受，信誉越来越好，而违背诺言的商人马上就被“扫地出门”。在雅加达“唐人街”，这种买卖方式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
不屈不挠是印尼华人优良传统。史书记载，印尼华人的商业经济是在12世纪逐步形成的。当时中国商船带来的丝绸和陶瓷等手工业品受到印尼社会各界的欢迎，华人凭着语言优势参与了贸易活动，从通译发展成为中介商。
16世纪荷兰殖民主义者进入印尼后，垄断了全部贸易，作为二等公民的华人只能在夹缝中生存。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为了排挤华人，试图把一些“身份不明”的华人遣返回中国。华人采取不合作态度，结果遭到屠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红溪惨案”。
印尼独立后，一些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人也不时别有用心地制造针对华人的骚乱。但是，华人经济并没有因此被摧毁，他们凭借勤俭节约、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为印尼经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和睦相处是华人成为印尼民族大家庭成员的法宝。20世纪初，中国移民到印尼后没有土地，为了生存，他们就当小贩，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地面和人缘熟了，就在当地开个小店。由此，华人商店就遍布印尼城乡、山区，形成一个广泛的商业网，促进了印尼城乡之间的商品流动，发展和繁荣了印尼的经济。可以说，人数众多的印尼华人中小商人扎根于印尼社会，直接影响着印尼的经济。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华人控制了国家70%的经济命脉的传言。有识之士指出，这是一些怀有恶意的人为破坏印尼民族和睦而散布的谣言。
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数字，90年代初印尼全国资产总额为2500亿美元，其中各类私营公司资产总额占12%，即300亿美元左右。即使这300亿美元资产中的一半是华人资产，所占比率也不过是6%，离所谓的70%相距甚远。
在印尼，华人到底有多少，目前没有一个可靠的统计数字，一般估计在全国2.2亿人中，华人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1998年公布的材料显示，在印尼从事工商业的华人中，有170人是大财团或大集团的老板，有25万人是商店、摊位等小业主，其余的华人是专业人士、农民、渔民、工人或店员。也就是说，印尼大多数华人现在仍然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凭借节俭的传统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华人已经成为印尼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桥梁。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南方还有亲朋好友，他们懂得印尼文和中文，又有经商经验。
1999年，印尼新政府重新实行民族和睦政策，积极推动印尼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为印尼华人提供了良好的商机。现在，许多中国商品进入印尼市场，许多华商或小业主成为新的老板。印尼华裔总会主席汪友山希望华人社会好好利用这个良好时机开展业务，同时向其他族群学习，搞好互利合作，友好相处。(中新网)印尼华商的艰辛发家史
(2001-09-15)
“当年我下南洋的时候，我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小包和两件衣服，”一位黄姓的商人叙述他的发家史这样说。
这位商人当年从中国福建来到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靠打零工挣钱度日，生活非常艰难。在积攒了一些钱后，他来到首都雅加达，通过自己辛勤的双手，慢慢置起家产，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大厂房、大住宅和无数辆汽车的富裕人了。
雅加达的华人现在自由主办各种习俗庆典。
这就是当年中国许多沿海省份人民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到印尼谋生的真实写照。这里的老人回忆往事时都可以向你讲述当年寄人篱下的苦难历史，他们可以讲述当年是如何在帐房里用毛笔一笔一笔记帐的情景。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奋斗史，他们也特别珍惜现在得来不易的劳动成果。
勤劳克俭，这是印尼华人发家的根本。雅加达“唐人街”一位王姓的布店老板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出生在中国福建一个贫寒的家庭中。为了生存，他的父亲同家族一起闯南洋。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他的父亲只能做苦力，挣小钱。经过多年的奋斗，积攒了一些钱就在草埔市场摆小布摊，慢慢发展起来，生意越做越大。现在生活富裕了，但老人不忘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不乱花一分钱。老人总是说：“穷怕了，今生不可再穷。”
守信是印尼华人独具特色的买卖方式。经商全凭信誉，口头说妥，不需要任何收据，生意就做成了。有的商人撕下香烟包装纸，便是几亿印尼盾的欠款单据。
守信的商人会很快被大家接受，信誉越来越好，而违背诺言的商人马上就被“扫地出门”。在雅加达“唐人街”，这种买卖方式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
不屈不挠是印尼华人优良传统。史书记载，印尼华人的商业经济是在12世纪逐步形成的。当时中国商船带来的丝绸和陶瓷等手工业品受到印尼社会各界的欢迎，华人凭着语言优势参与了贸易活动，从通译发展成为中介商。
16世纪荷兰殖民主义者进入印尼后，垄断了全部贸易，作为二等公民的华人只能在夹缝中生存。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为了排挤华人，试图把一些“身份不明”的华人遣返回中国。华人采取不合作态度，结果遭到屠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红溪惨案”。
印尼独立后，一些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人也不时别有用心地制造针对华人的骚乱。但是，华人经济并没有因此被摧毁，他们凭借勤俭节约、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为印尼经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和睦相处是华人成为印尼民族大家庭成员的法宝。20世纪初，中国移民到印尼后没有土地，为了生存，他们就当小贩，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地面和人缘熟了，就在当地开个小店。由此，华人商店就遍布印尼城乡、山区，形成一个广泛的商业网，促进了印尼城乡之间的商品流动，发展和繁荣了印尼的经济。可以说，人数众多的印尼华人中小商人扎根于印尼社会，直接影响着印尼的经济。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华人控制了国家70%的经济命脉的传言。有识之士指出，这是一些怀有恶意的人为破坏印尼民族和睦而散布的谣言。
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数字，90年代初印尼全国资产总额为2500亿美元，其中各类私营公司资产总额占12%，即300亿美元左右。即使这300亿美元资产中的一半是华人资产，所占比率也不过是6%，离所谓的70%相距甚远。
在印尼，华人到底有多少，目前没有一个可靠的统计数字，一般估计在全国2.2亿人中，华人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1998年公布的材料显示，在印尼从事工商业的华人中，有170人是大财团或大集团的老板，有25万人是商店、摊位等小业主，其余的华人是专业人士、农民、渔民、工人或店员。也就是说，印尼大多数华人现在仍然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凭借节俭的传统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华人已经成为印尼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桥梁。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南方还有亲朋好友，他们懂得印尼文和中文，又有经商经验。
1999年，印尼新政府重新实行民族和睦政策，积极推动印尼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为印尼华人提供了良好的商机。现在，许多中国商品进入印尼市场，许多华商或小业主成为新的老板。印尼华裔总会主席汪友山希望华人社会好好利用这个良好时机开展业务，同时向其他族群学习，搞好互利合作，友好相处。(中新网)
印尼华人姓名与认同问题
更新时间：2005-1-30
● 廖建裕
苏哈多对印尼华人采取同化政策。他以“土著”为“国族”的模式，视华族文化为外族文化，不能成为所谓“印尼文化”的组成部份。
他因此禁封华族文化的三大支柱（即华团，华校与华文媒体），只准许华人在家庭范围内庆祝传统节日，限制华文的使用，严禁华文读物入口，只批准半印半华的官方《印度尼西亚日报》出版。
印尼华人迎接农历新年。
但是，冲淡华人身分认同最重要的措施，是印共政变后，在1966年12月所发布的改名换姓法令。
1998年5月暴乱后苏哈多下台，哈比比接任，开始初步改革。1999年10月瓦希德当选总统，推行“亲华人”政策，恢复部分华族文化三大支柱，废除1967年禁止华人公开庆祝节日的法令，准许华文报刊出版及华人团体成立，也允许设立华文培训中心，唯不得复办华校。
有鉴于此，有些观察家认为，这是印尼“华族文化复兴”的大好机会。当瓦希德提出印尼华人可恢复使用华人姓名时，有人以为印尼华人会争先恐后改回使用华人姓名。
事实却不是如此。其原因何在？在回答前，且让我们看看改名换姓法令的来龙去脉。
早在苏卡诺时代，印尼政府已颁布1961年的改名换姓法令，可是手续繁杂且有附带条件。申请人必须获得省长或市长与警长的推荐信。然而，政府并不积极推行此项法令，因此鲜为人知。
但是苏哈多时代的1966年法令手续简单且没有附带条件。申请人只要呈文地方长官，由他们转呈司法部，在三个月内若无人反对，新姓名即可生效。
必须指出的是，改名换姓并不是强制性的，有意改名者得正式呈文申请，也只有印尼籍民方能申请。华侨（外侨）无权改用印尼姓名。
虽然改名并非强制性，但是在条例颁布时，由于政府大力推行，且把改名与国家认同及效忠问题拉在一起，致使大部份华裔印尼籍民，纷纷采用“印尼姓名”。
所谓“印尼姓名”，其实是非华族姓名，洋名及印度名也算是“印尼姓名”。
如果在苏哈多时代，改名带有“半强迫性”，那么为什么他下台后，国家脆弱，民主思潮及族群认同抬头之际，特别是当瓦希德说印尼华人可以重新使用华族姓名时，华人并没有反应？其原因是在于华社本身以及印尼社会的变迁。
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印华社会是多元体，其中有讲印尼语的土生华人与讲华语的“新客华人”。然而，32年的苏哈多统治使“新客华人”的后裔“土生华人化”，甚至是“印尼化”。
一般上，印尼土生华人与印尼认同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在漫长的日子里，印尼“国族”以“土著”为基础，土生华人也逐渐接受，采用“印尼姓名”就是一种认同方式。即使是新客华人在入籍后也采用“印尼姓名”，不过，在生活中仍保留原名。
应该指出的是，在“新秩序”时代诞生与长大的印华孩童一般上都只取印尼姓名，有些也取华族姓名但只在家庭使用。没有华族姓名者可能是占多数。
他们如果现在要取华族姓名，就得创造新姓名。许多华裔长期以来都用印尼姓名，若突然改换华族姓名觉得有点不惯，尤有进者，他们已不谙华语。至于老一辈的土生华人，在32年来用惯“印尼姓名”，所有的法定文件都用“印尼姓名”，如果再改名，手续繁杂，很不方便。此外，印尼土著民族主义方兴未艾，印尼华人仍深感使用“印尼姓名”的压力。然而，有些华人认为，用回华族姓名是原则问题，但是持有此观点者仍属少数。
印尼政局还未明朗，人们不知在后瓦希德时代的印尼华人政策是否会有改变，也难怪印尼华人在应付局势变迁时颇为谨慎。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
更新时间：2005-1-30
● 廖建裕
苏哈多对印尼华人采取同化政策。他以“土著”为“国族”的模式，视华族文化为外族文化，不能成为所谓“印尼文化”的组成部份。
他因此禁封华族文化的三大支柱（即华团，华校与华文媒体），只准许华人在家庭范围内庆祝传统节日，限制华文的使用，严禁华文读物入口，只批准半印半华的官方《印度尼西亚日报》出版。
印尼华人迎接农历新年。
但是，冲淡华人身分认同最重要的措施，是印共政变后，在1966年12月所发布的改名换姓法令。
1998年5月暴乱后苏哈多下台，哈比比接任，开始初步改革。1999年10月瓦希德当选总统，推行“亲华人”政策，恢复部分华族文化三大支柱，废除1967年禁止华人公开庆祝节日的法令，准许华文报刊出版及华人团体成立，也允许设立华文培训中心，唯不得复办华校。
有鉴于此，有些观察家认为，这是印尼“华族文化复兴”的大好机会。当瓦希德提出印尼华人可恢复使用华人姓名时，有人以为印尼华人会争先恐后改回使用华人姓名。
事实却不是如此。其原因何在？在回答前，且让我们看看改名换姓法令的来龙去脉。
早在苏卡诺时代，印尼政府已颁布1961年的改名换姓法令，可是手续繁杂且有附带条件。申请人必须获得省长或市长与警长的推荐信。然而，政府并不积极推行此项法令，因此鲜为人知。
但是苏哈多时代的1966年法令手续简单且没有附带条件。申请人只要呈文地方长官，由他们转呈司法部，在三个月内若无人反对，新姓名即可生效。
必须指出的是，改名换姓并不是强制性的，有意改名者得正式呈文申请，也只有印尼籍民方能申请。华侨（外侨）无权改用印尼姓名。
虽然改名并非强制性，但是在条例颁布时，由于政府大力推行，且把改名与国家认同及效忠问题拉在一起，致使大部份华裔印尼籍民，纷纷采用“印尼姓名”。
所谓“印尼姓名”，其实是非华族姓名，洋名及印度名也算是“印尼姓名”。
如果在苏哈多时代，改名带有“半强迫性”，那么为什么他下台后，国家脆弱，民主思潮及族群认同抬头之际，特别是当瓦希德说印尼华人可以重新使用华族姓名时，华人并没有反应？其原因是在于华社本身以及印尼社会的变迁。
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印华社会是多元体，其中有讲印尼语的土生华人与讲华语的“新客华人”。然而，32年的苏哈多统治使“新客华人”的后裔“土生华人化”，甚至是“印尼化”。
一般上，印尼土生华人与印尼认同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在漫长的日子里，印尼“国族”以“土著”为基础，土生华人也逐渐接受，采用“印尼姓名”就是一种认同方式。即使是新客华人在入籍后也采用“印尼姓名”，不过，在生活中仍保留原名。
应该指出的是，在“新秩序”时代诞生与长大的印华孩童一般上都只取印尼姓名，有些也取华族姓名但只在家庭使用。没有华族姓名者可能是占多数。
他们如果现在要取华族姓名，就得创造新姓名。许多华裔长期以来都用印尼姓名，若突然改换华族姓名觉得有点不惯，尤有进者，他们已不谙华语。至于老一辈的土生华人，在32年来用惯“印尼姓名”，所有的法定文件都用“印尼姓名”，如果再改名，手续繁杂，很不方便。此外，印尼土著民族主义方兴未艾，印尼华人仍深感使用“印尼姓名”的压力。然而，有些华人认为，用回华族姓名是原则问题，但是持有此观点者仍属少数。
印尼政局还未明朗，人们不知在后瓦希德时代的印尼华人政策是否会有改变，也难怪印尼华人在应付局势变迁时颇为谨慎。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
印尼华人对传统中华文化兴趣淡薄
● 许家 (2001-08-31)
我是在印尼出生的美籍华人，目前在纽约皇后社区学院任教。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的廖建裕教授（Leo Suryadinata）的文章《印尼华人姓名与认同问题）（刊于6月2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提出一个重要的议题，非常值得我们来探讨。
小名、大名、别名、笔名、艺名……等等可依人们之所爱来取，可是“姓”（Last name）就不应该乱改。在中华文化里，姓氏占有重要地位，它是表明家族系统的字。
恢复中文姓名
年青人为他们的祖宗、家族而自豪。许多来自世界各地华人都回中国寻根。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父亲被认为是一家之长，孩子们都跟父亲的姓。大多数民族也用姓氏标记一个家庭。华人家庭都希望能生个儿子,能够延续其姓氏（传香火）。可见姓氏在华人社会及文化里有多重要。
华人家庭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如果孩子们因父母、祖宗而自豪，他们就会更好地学习、更努力地工作，自信心会更强，自我感觉也会更良好。
在美洲国家，华人采用美国名字，但还是保留中国姓。即使在印尼，好多华人改用了印度、阿拉伯、马来姓名，但他们仍然保持原有中文名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可见他们被苏哈多政权变相强迫改名换姓是多么的不情愿。现在应该是印尼华人要回自己祖宗姓氏的时候了。
我们先回顾印尼华人为何不顾列祖列宗在黄泉之下掉泪而取印度、阿拉伯姓名为自己的姓名，这是因为生存的必要：
一、为避免政治压力，被扣上不忠于印尼政府之嫌，避开亲中国亲共产党之嫌。
二、为了能做生意，出国经商游玩方便，免缴杂七乱八的外侨税。
三、为其儿女入学找工作等（遗憾的是：即使改了名换了姓，当政者还要看其皮肤颜色，虽然皮肤难区分，口音（土生土长）无区别，种族主义执政者还要查证件（标有土著与非土著之标志）。
所以，若期望1965年以后出身的华人再改中文名，就要看有无必要，以及有无好处了。若无，他们只能谢君用心良苦了。
如果只为“光宗耀祖”出自民族感情精神上之追求，恐怕只有少数华人想恢复中文名。印尼华侨的后代已慢慢消失，而大部分华裔青年是务实的，除非为了生存的需要（比如用中文名，讲华语可以找到更好的谋生出路），否则是很难令年轻印尼华人对中华文化产生仰慕之情的。
记得当1966年各地华校遭封闭时，华人学生们也曾想为延续中华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不顾家长劝阻，宁冒被政府发现之危险，暗地里组织学习小组教育下一代，希望总有一天华校能复办。但由于不符合客观规律，以失败告终。
由于华人在宗教上遭到苏哈多政权的压迫，所以传统的孔教、佛教和道教无法正常发展。而当局又强迫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一种宗教信仰，否则就会被当成无神论共产党人而遭逮捕。由于华人有吃猪肉之习惯，所以大多不愿入回教，再加上大多数华人子弟在天主教学校就读，这就形成华人社区宗教信仰的转换，于是对中华文化的概念就逐渐淡薄。
苏哈多政权搞非人道的Culture Cleansing，消灭华人的语言、关闭华校及华人社交团体、禁止发行及销售华文报刊、没收华文书籍，不准使用华文做商业招牌（甚至用印尼文拼出的华语音也不允许）。当时的执政者要彻底地消灭华人对祖宗文化的认同，哪怕只剩下一点点的记忆。
前总统瓦希德所谓的让人民公开庆祝华人节日，那也只限于大城市，小地方的华人还是提心吊胆、不敢公开庆祝的。华人报刊及社团的“解放”也是很有限的；设立华文培训中心也只是为了跟中国增加经贸往来。华文仅被执政者当做经济发展需要的一种工具，而并非认同中国文化或者允许多元文化的并存。实际上，这些改革只是表面功夫而已，目的在于安抚华人，避免他们“出走”，从而避免经济更乱，以致连政权也遭动摇。
复苏华校
关键的问题是“不复办华校”。文化是靠教育来延续的，一代传一代，没有华校这个传播机构，中华文化怎能延续，更不用说宏扬。没有华校下一代怎能说华语，认识和书写汉字（由上一代单传下来的几句家乡话必将消失）。没有用华语交流怎么能对中华艺术，文献和历史感兴趣呢？
中年华人有“反清复明”之意，即恢复苏哈多时代前的文化生活，只可惜后继无人，有心人士多次举办同学会，回顾往事，举办文艺晚会（REUNI），但下一代不能讲中文，形成文化代沟，下一代华人有自己的节目，对老头子活动不感兴趣。试问让华人感到自豪的活动还能办多少回呢？大家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一般上，印尼华人对复办华校是毫无信心及兴趣的。只要不烧、杀、奸、抢华人，就谢天谢地了。台商化了六年时间谈判终于在大陆兴办了台湾学校。马来西亚、泰国也有华校，印尼华人为何不去一试？为宏扬中华文化，愿大家相互勉励。
● 许家 (2001-08-31)
我是在印尼出生的美籍华人，目前在纽约皇后社区学院任教。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的廖建裕教授（Leo Suryadinata）的文章《印尼华人姓名与认同问题）（刊于6月2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提出一个重要的议题，非常值得我们来探讨。
小名、大名、别名、笔名、艺名……等等可依人们之所爱来取，可是“姓”（Last name）就不应该乱改。在中华文化里，姓氏占有重要地位，它是表明家族系统的字。
恢复中文姓名
年青人为他们的祖宗、家族而自豪。许多来自世界各地华人都回中国寻根。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父亲被认为是一家之长，孩子们都跟父亲的姓。大多数民族也用姓氏标记一个家庭。华人家庭都希望能生个儿子,能够延续其姓氏（传香火）。可见姓氏在华人社会及文化里有多重要。
华人家庭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如果孩子们因父母、祖宗而自豪，他们就会更好地学习、更努力地工作，自信心会更强，自我感觉也会更良好。
在美洲国家，华人采用美国名字，但还是保留中国姓。即使在印尼，好多华人改用了印度、阿拉伯、马来姓名，但他们仍然保持原有中文名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可见他们被苏哈多政权变相强迫改名换姓是多么的不情愿。现在应该是印尼华人要回自己祖宗姓氏的时候了。
我们先回顾印尼华人为何不顾列祖列宗在黄泉之下掉泪而取印度、阿拉伯姓名为自己的姓名，这是因为生存的必要：
一、为避免政治压力，被扣上不忠于印尼政府之嫌，避开亲中国亲共产党之嫌。
二、为了能做生意，出国经商游玩方便，免缴杂七乱八的外侨税。
三、为其儿女入学找工作等（遗憾的是：即使改了名换了姓，当政者还要看其皮肤颜色，虽然皮肤难区分，口音（土生土长）无区别，种族主义执政者还要查证件（标有土著与非土著之标志）。
所以，若期望1965年以后出身的华人再改中文名，就要看有无必要，以及有无好处了。若无，他们只能谢君用心良苦了。
如果只为“光宗耀祖”出自民族感情精神上之追求，恐怕只有少数华人想恢复中文名。印尼华侨的后代已慢慢消失，而大部分华裔青年是务实的，除非为了生存的需要（比如用中文名，讲华语可以找到更好的谋生出路），否则是很难令年轻印尼华人对中华文化产生仰慕之情的。
记得当1966年各地华校遭封闭时，华人学生们也曾想为延续中华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不顾家长劝阻，宁冒被政府发现之危险，暗地里组织学习小组教育下一代，希望总有一天华校能复办。但由于不符合客观规律，以失败告终。
由于华人在宗教上遭到苏哈多政权的压迫，所以传统的孔教、佛教和道教无法正常发展。而当局又强迫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一种宗教信仰，否则就会被当成无神论共产党人而遭逮捕。由于华人有吃猪肉之习惯，所以大多不愿入回教，再加上大多数华人子弟在天主教学校就读，这就形成华人社区宗教信仰的转换，于是对中华文化的概念就逐渐淡薄。
苏哈多政权搞非人道的Culture Cleansing，消灭华人的语言、关闭华校及华人社交团体、禁止发行及销售华文报刊、没收华文书籍，不准使用华文做商业招牌（甚至用印尼文拼出的华语音也不允许）。当时的执政者要彻底地消灭华人对祖宗文化的认同，哪怕只剩下一点点的记忆。
前总统瓦希德所谓的让人民公开庆祝华人节日，那也只限于大城市，小地方的华人还是提心吊胆、不敢公开庆祝的。华人报刊及社团的“解放”也是很有限的；设立华文培训中心也只是为了跟中国增加经贸往来。华文仅被执政者当做经济发展需要的一种工具，而并非认同中国文化或者允许多元文化的并存。实际上，这些改革只是表面功夫而已，目的在于安抚华人，避免他们“出走”，从而避免经济更乱，以致连政权也遭动摇。
复苏华校
关键的问题是“不复办华校”。文化是靠教育来延续的，一代传一代，没有华校这个传播机构，中华文化怎能延续，更不用说宏扬。没有华校下一代怎能说华语，认识和书写汉字（由上一代单传下来的几句家乡话必将消失）。没有用华语交流怎么能对中华艺术，文献和历史感兴趣呢？
中年华人有“反清复明”之意，即恢复苏哈多时代前的文化生活，只可惜后继无人，有心人士多次举办同学会，回顾往事，举办文艺晚会（REUNI），但下一代不能讲中文，形成文化代沟，下一代华人有自己的节目，对老头子活动不感兴趣。试问让华人感到自豪的活动还能办多少回呢？大家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一般上，印尼华人对复办华校是毫无信心及兴趣的。只要不烧、杀、奸、抢华人，就谢天谢地了。台商化了六年时间谈判终于在大陆兴办了台湾学校。马来西亚、泰国也有华校，印尼华人为何不去一试？为宏扬中华文化，愿大家相互勉励。
印尼华裔不再是“支那”
● 钟天祥
狗是人类良伴，从古至今都和人类维持良好关系，而今富裕社会更有许多有闲有钱者养狗当宠物。可是，当狗和华人扯在一起，我们的情绪即刻变得复杂起来。
印尼华人佛教节日观看大游行。
半个世纪以前，当“狗和中国人禁止进入”的告示牌出现在中国一些外国俱乐部门口，中国人引以为耻，愤怒的民族情绪最终把外国盟军逐出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华人和狗”似乎恢复原有的单纯关系。
不久前，印尼国会竟然传出“你是狗，你是支那”的呼叫声。“支那”（Cina）是印尼某些种族主义分子对华人的惯用词，是二战前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人的恶意贬称。60年代苏哈多领导“新秩序”政府推行歧视华人政策，“支那”之声不绝于耳。
1998年5月苏哈多倒台，印尼华人多次呼吁新政府修订歧视条例，别再使用“支那”。去年11月初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雅加达，总统美加华蒂以“中华”（Tionghua）代替“支那”，恢复她的已故父亲、印尼国父苏卡诺时代对华人的称呼，获得好评。
然而，这次在印尼国会叫嚣“支那”者却是美加华蒂领导的斗争派民主党议员，另有一名帮腔议员还向在场记者嚷道：“用大标题报道：现在的支那人已胆敢在这里殖民了。”
挨骂的另一党派华裔议员来自回教政党，鲜少以华人领袖自居，也不谙中文，但刺耳的“支那”声却令许多印尼华人深恶痛绝，为他打抱不平。12月6日，数十名华裔领袖聚集雅加达，要骂人议员现身说法，但有关人士消声灭迹，不敢露面。
实际上，华裔领袖这次敢生气，反映出印尼华人社会今非昔比。在“新秩序”时期，任何华裔要在雅加达公开说华语，轻者换来白眼，重者还有牢狱之灾。
1998年5月苏哈多倒台前夕爆发排华暴动，大批暴徒肆无忌惮的掠夺和焚烧华人区，惊动世界，也惊醒无数默默承受的印尼华裔。终于，他们加入排山倒海的改革浪潮，推翻了极权，随即选出新的政府俯顺民意，再次让中华文明在千岛之国恢复生机。
去年10月底，印尼多个城镇同时举办第一届汉语水平考试（HSK）竟有1200人参加；中国和印尼教育部联办的汉语师资培训班也有800多人及格。
印尼宪法强调殊途同归精神，200多个族群地位相等，权益就不应有别。而今有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相续成立的印尼华裔团体，正要筹组一个能向政府表达华社意愿、争取华裔应有权益的最具代表性组织。
华裔向来积极参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21世纪的今天更具天时地利的条件，能够带领急需经济建设的印尼人民奔向中华文明的经济世界。
倘若再有任何歧视和侮辱性的动作或称呼，显然是开历史倒车，不利印尼明天的前途。
（作者是《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
● 钟天祥
狗是人类良伴，从古至今都和人类维持良好关系，而今富裕社会更有许多有闲有钱者养狗当宠物。可是，当狗和华人扯在一起，我们的情绪即刻变得复杂起来。
印尼华人佛教节日观看大游行。
半个世纪以前，当“狗和中国人禁止进入”的告示牌出现在中国一些外国俱乐部门口，中国人引以为耻，愤怒的民族情绪最终把外国盟军逐出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华人和狗”似乎恢复原有的单纯关系。
不久前，印尼国会竟然传出“你是狗，你是支那”的呼叫声。“支那”（Cina）是印尼某些种族主义分子对华人的惯用词，是二战前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人的恶意贬称。60年代苏哈多领导“新秩序”政府推行歧视华人政策，“支那”之声不绝于耳。
1998年5月苏哈多倒台，印尼华人多次呼吁新政府修订歧视条例，别再使用“支那”。去年11月初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雅加达，总统美加华蒂以“中华”（Tionghua）代替“支那”，恢复她的已故父亲、印尼国父苏卡诺时代对华人的称呼，获得好评。
然而，这次在印尼国会叫嚣“支那”者却是美加华蒂领导的斗争派民主党议员，另有一名帮腔议员还向在场记者嚷道：“用大标题报道：现在的支那人已胆敢在这里殖民了。”
挨骂的另一党派华裔议员来自回教政党，鲜少以华人领袖自居，也不谙中文，但刺耳的“支那”声却令许多印尼华人深恶痛绝，为他打抱不平。12月6日，数十名华裔领袖聚集雅加达，要骂人议员现身说法，但有关人士消声灭迹，不敢露面。
实际上，华裔领袖这次敢生气，反映出印尼华人社会今非昔比。在“新秩序”时期，任何华裔要在雅加达公开说华语，轻者换来白眼，重者还有牢狱之灾。
1998年5月苏哈多倒台前夕爆发排华暴动，大批暴徒肆无忌惮的掠夺和焚烧华人区，惊动世界，也惊醒无数默默承受的印尼华裔。终于，他们加入排山倒海的改革浪潮，推翻了极权，随即选出新的政府俯顺民意，再次让中华文明在千岛之国恢复生机。
去年10月底，印尼多个城镇同时举办第一届汉语水平考试（HSK）竟有1200人参加；中国和印尼教育部联办的汉语师资培训班也有800多人及格。
印尼宪法强调殊途同归精神，200多个族群地位相等，权益就不应有别。而今有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相续成立的印尼华裔团体，正要筹组一个能向政府表达华社意愿、争取华裔应有权益的最具代表性组织。
华裔向来积极参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21世纪的今天更具天时地利的条件，能够带领急需经济建设的印尼人民奔向中华文明的经济世界。
倘若再有任何歧视和侮辱性的动作或称呼，显然是开历史倒车，不利印尼明天的前途。
（作者是《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
心情矛盾的印尼华人
● 林友顺(雅加达) (2001-06-16)
瓦希德上台后，印尼华人享有学习华文、华语及保留习俗的自由，这个设在雅加达华人区的华文书摊，正是这种自由的体现。
印尼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是400万名印尼华人最不想看到的情况。仍未走出1998年5月暴动阴影的华人，担心另一场暴风雨将到来。
眼看上台后推行一系列亲华人政策的总统瓦希德即将被人协弹劾而下台，华人的心情非常矛盾。有不少华人反而希望瓦希德继续在位，以确保目前华人享有的学习华文、华语及习俗的自由，得以保存。
不过，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希望看到瓦希德继续掌权，以便百孔千疮的印尼经济，能在其他执政者的管理下，获得重振与重生。
华人希望政治危机能折衷解决
印尼《国际日报》总编辑李卓辉表达了一般印尼华人的心态，他说：“华人希望目前的政治危机能够取得折衷解决 ，瓦希德如能把权力交给副总统美加华蒂，自己当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这将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瓦希德在1999年10月上台后，推行一系列有利与华人的政策，这包括撤消苏哈多在任30多年来实施的反华政策。在那段被华人视为“华文黑暗”时期，华文小学一夜之间消失、华文报被迫停刊、华文书籍在书摊上消失。
华人也被禁止学习华文、被迫采用印尼名、被……
瓦希德上台后，采取开放政策，华人不能做的事都能 做了，在文化上饱受压制的华人非常感激瓦希德。然而，当同样饱受1997年金融风暴打击的邻国开始复苏，印尼的经济因贪污、管理不当及政治不稳定继续低靡不振，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华人的生活“反比苏哈多时期差。”
印尼中医协会名誉主席李靖承认，苏哈多领导时期，印尼的经济仍有成绩、有建设、政治局势稳定。他指出，“目前雅加达的建筑物，都是苏哈多时期建造。瓦希德上台后还没有见到任何新建筑物。”
他说：“在苏哈多时代你很难看到华人当小贩，现在华人小贩却比比皆是。这说明经济不好，华人也受影响。”
三年多来经济不振，使到华人有点“怀念”被印尼人民形容为“独裁者”的苏哈多。这不能说是苏哈多的成功，而是瓦希德的失败。
瓦希德上任不到20个月，连续三次内阁改组，撤换、调换25名部长，显示他的善变与我行我素的作风，已使他的改革政策没有办法贯彻与实施，也使他陷入当前的政治困境。
李卓辉指出，“瓦希德在上任初期带来一些进步，他推动自由民主进程。不过，他随后采取的政治与经济手法，违背民主改革纲领，使他开始受到其他党派及人民唾弃。”
然而，瓦希德不因面对人协的弹劾而自愿下台，他甚至展开一系列的反击行动，以致印尼的政治局势呈现紧张。经历三年才调整好心情的华人开始担心，身为印尼的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华人是否会再次成为政治野心家夺权的牺牲品。
华人已作好防止暴乱准备
《亚洲周刊》驻印尼特约评论员林匀一针见血的指出，“煽动群众向华人发泄只是政治野心家的手段，不是目的。”因此开店经商的华人往往成为牺牲品。
印尼百家姓协会会长熊德怡认为，目前的局势紧张，华人已作好准备，防止暴乱发生。“我们担心当瓦希德下台后，可能会发生动乱。”
不过，他相信，无论到时是否会发生暴乱，它不会像1998年5月大暴动那样严重。
经历那场大暴动，华人对前景存有很大的戒心，本身在唐人街开中药店及行医的李靖透露：“很多华人在那次暴乱之后已学乖，不会把所有的钱投入商场，同时缩小生意的范围，以免在随时爆发的暴乱中倾家荡产。”
不过，也有一些印尼华人仍然坚信“明天会更好”。熊德怡相信，不论谁上台，都不会改变目前政府实行有利华人的文化政策。
年届70的李靖则说：“华人已学会随遇而安。虽然经历暴乱，华人还是不会离开这块国土。我们已把印尼视为我们的家园。”
《联合早报》
● 林友顺(雅加达) (2001-06-16)
瓦希德上台后，印尼华人享有学习华文、华语及保留习俗的自由，这个设在雅加达华人区的华文书摊，正是这种自由的体现。
印尼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是400万名印尼华人最不想看到的情况。仍未走出1998年5月暴动阴影的华人，担心另一场暴风雨将到来。
眼看上台后推行一系列亲华人政策的总统瓦希德即将被人协弹劾而下台，华人的心情非常矛盾。有不少华人反而希望瓦希德继续在位，以确保目前华人享有的学习华文、华语及习俗的自由，得以保存。
不过，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希望看到瓦希德继续掌权，以便百孔千疮的印尼经济，能在其他执政者的管理下，获得重振与重生。
华人希望政治危机能折衷解决
印尼《国际日报》总编辑李卓辉表达了一般印尼华人的心态，他说：“华人希望目前的政治危机能够取得折衷解决 ，瓦希德如能把权力交给副总统美加华蒂，自己当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这将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瓦希德在1999年10月上台后，推行一系列有利与华人的政策，这包括撤消苏哈多在任30多年来实施的反华政策。在那段被华人视为“华文黑暗”时期，华文小学一夜之间消失、华文报被迫停刊、华文书籍在书摊上消失。
华人也被禁止学习华文、被迫采用印尼名、被……
瓦希德上台后，采取开放政策，华人不能做的事都能 做了，在文化上饱受压制的华人非常感激瓦希德。然而，当同样饱受1997年金融风暴打击的邻国开始复苏，印尼的经济因贪污、管理不当及政治不稳定继续低靡不振，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华人的生活“反比苏哈多时期差。”
印尼中医协会名誉主席李靖承认，苏哈多领导时期，印尼的经济仍有成绩、有建设、政治局势稳定。他指出，“目前雅加达的建筑物，都是苏哈多时期建造。瓦希德上台后还没有见到任何新建筑物。”
他说：“在苏哈多时代你很难看到华人当小贩，现在华人小贩却比比皆是。这说明经济不好，华人也受影响。”
三年多来经济不振，使到华人有点“怀念”被印尼人民形容为“独裁者”的苏哈多。这不能说是苏哈多的成功，而是瓦希德的失败。
瓦希德上任不到20个月，连续三次内阁改组，撤换、调换25名部长，显示他的善变与我行我素的作风，已使他的改革政策没有办法贯彻与实施，也使他陷入当前的政治困境。
李卓辉指出，“瓦希德在上任初期带来一些进步，他推动自由民主进程。不过，他随后采取的政治与经济手法，违背民主改革纲领，使他开始受到其他党派及人民唾弃。”
然而，瓦希德不因面对人协的弹劾而自愿下台，他甚至展开一系列的反击行动，以致印尼的政治局势呈现紧张。经历三年才调整好心情的华人开始担心，身为印尼的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华人是否会再次成为政治野心家夺权的牺牲品。
华人已作好防止暴乱准备
《亚洲周刊》驻印尼特约评论员林匀一针见血的指出，“煽动群众向华人发泄只是政治野心家的手段，不是目的。”因此开店经商的华人往往成为牺牲品。
印尼百家姓协会会长熊德怡认为，目前的局势紧张，华人已作好准备，防止暴乱发生。“我们担心当瓦希德下台后，可能会发生动乱。”
不过，他相信，无论到时是否会发生暴乱，它不会像1998年5月大暴动那样严重。
经历那场大暴动，华人对前景存有很大的戒心，本身在唐人街开中药店及行医的李靖透露：“很多华人在那次暴乱之后已学乖，不会把所有的钱投入商场，同时缩小生意的范围，以免在随时爆发的暴乱中倾家荡产。”
不过，也有一些印尼华人仍然坚信“明天会更好”。熊德怡相信，不论谁上台，都不会改变目前政府实行有利华人的文化政策。
年届70的李靖则说：“华人已学会随遇而安。虽然经历暴乱，华人还是不会离开这块国土。我们已把印尼视为我们的家园。”
《联合早报》
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文学
● 廖建裕 (11/6/2001)
不论是印尼文文学作品（左）或华文文学，都反映了当地华人社会的精神层面。
印尼华人的文学可分为两类：印尼文文学与华文文学。前者又称为印尼土生华人文学，历史较长，作品量也大，如今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印尼华文文学——又称印华文学——历史较浅，作品数量也较少，加上无人深入研究，所以鲜为人知。
这两种文学的产生，与印尼华社的结构息息相关。印尼华社乃由已经同化的不谙华文的土生华人与还操华语或中国方言的移民（新客）华人所组成。土生华人在印尼居住的日子久远，而新居华人只有一两代，所以，华社有两种文学也可以考究。
这篇文章旨在分析印尼土生华人文学与印华华文文学的发展概况，论述这两种文学的独特性及各种作家的作品，国家政策对于印尼华人文学的重大影响，以及印尼华人文学与印尼民族文学的关系，并且阐述印尼华人文学所面对的问题与前景。
印尼土生华人文学
印尼土生华人文学始于19世纪末期，在20世纪上半叶蓬勃发展，战后由于印尼民族主义的冲击，印尼土生华人文学逐渐地变成了印尼民族文学的一个环节。
然而，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土生华人文学并不受人重视。起初，研究它的只有几个土生华人自己，例如梁友兰与赵雨水，他俩都曾先后写文章以及专书研讨这门课题。后来，土著名作家普·阿南达·杜尔也撰文讨论华人文学与华人马来语的地位，指出在20世纪前的作品是前印尼文学的一部分，与其他种族的马来文作品同属于印尼同化文学。到了70年代，有个英国年轻学人华生写了一篇学术文章，指出土生华人文学与印尼土著文学的共同性。旅纽印尼华人郭约翰也完成了一篇博士论文，比较有系统地介绍与分析战前的土生华人文学。
法国女学者葛罗婷·沙尔梦也不落人后，发表了不少评述土生华人文学的文章。但是，使人对土生华人文学刮目相看的是她80年代中期出版的巨著《印尼华人马来语文学》。她前后花了十余年功夫，才完成了这部厚达600页的专著。这部书比较有系统地将战前及战后15年的土生华人的文学作品目录加以收集、整理和编排。其实，沙尔梦并没停止书目的编纂工作，她还收集了有关作家的生平事迹。许多作品也附上内容简介，为研究者提供颇珍贵的资料。
根据她的统计，土生华人作家及翻译家共有806位，他们的作品有2757部，佚名者的作品有248部。所以，总共有3005部。在这三千多部作品里，包括73出剧本，183首马来长篇叙事诗（俗称“莎雅尔”），233部西方文学作品翻译，759部中国作品翻译以及1398部长篇以及短篇创作小说。沙尔梦认为，土生华人的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地超过所谓“正统印尼现代文学”作品。印尼文学专家阿·第奥博士（荷文）在他所编的《印尼现代文学》（1969年版）书后的印尼土著作者及其作品一览，罗列了175名土著作家及他们的400部品，该书的修订本（1979年版）也罗列了更多的印尼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即作家284人，作品770部。
远在荷人东来以前，华人已经在爪哇居住。但是，人数很少。19世纪前，交通的困难及海禁的严厉，阻碍了大量移民到荷属东印度（即印尼）来。移居东印度的华人主要是福建人。一般上，他们没有携带家眷同来，所以，与非回教徒或者名义上的回教徒的当地女人结婚，然后定居下来。这些华人及他们的后裔，后来组成了相当稳定的和统一的社会，俗称土生华人社会。19世纪前半叶，这社会渐趋自立，因为其间的男女比率逐渐平衡，减少了与当地女人的通婚。新移民形成短暂的小团体，通常都很快地融入在土生华人社会。
土生华人出生于荷属东印度，一般上都具有母系方面的土著血统。他们大多数不会讲中国方言或华语，而以当地语言沟通。在爪哇主要城市，尤其是多人居住的北海岸，巴刹马来语与福建方言成为一个混合语言。19世纪末，这种混合语演变成为巴达维亚（即雅加达）马来语（或称低级马来语），并且成为爪哇土生华人社会的共同语。很自然地，土生华人最早的文学作品，多数是用这种语言写的。
最初出现的土生华人文学作品，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和仿效马来古典文学的作品。例如，1882年出版的《海瑞》罢官的故事，1883年出版的《三国演义》，1885年出版的《山伯英台》以及1884年问世的《西蒂·阿克巴丽的故事》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这时期的作家，都没有受过正式的西方或者印尼文教育。当时根本还没有印尼学校，正式的“欧人”（即荷兰人）学校也还没有接受华人学生。至于中华学校在20世纪初才创立。所以，能够真正掌握荷语与马来语的不多。虽然如此，土生华人社会里出现了颇出色的作家，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李金福（1853－1912）。
李金福出生在西爪哇一个漆匠家里。他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不过，不久就同荷人教师补习。他从荷人那里学到了荷文，也自修马来文。李金福的马来文根底深厚。他在1884年出版的《巴达维亚马来语》，乃是印尼第一部用马来文写的语法书。后来的土生华人作家，有许多都仿效李金福的文笔。
李金福起初帮人办学校，后来搞印刷，也当了马来报章的撰稿人。从1884到1912年间，他完成了25部作品，包括上面提到的长篇叙事诗《西蒂·阿克巴丽的故事》，取材自中国故事的《七粒星》和《梁天来》；与威格斯合译的《基督山恩仇记》；以及以新闻故事为题材写成的小说《报仇》、《坏人集团》和《大老千》等。他在1897年出版的《孔夫子传》是第一部用马来文写的介绍孔子的专书。
虽然在19世纪末爪哇已出现了像李金福这样的土生华人作家，然而，土生华人文学的蓬勃发展是20世纪的事。当时，爪哇掀起了华族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印尼土生华人纷纷开始组织社团，开办学校，学习中文。当时的土生华人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强迫殖民地政府改善华人的生活，消除各种禁令和允许土生华人学童受教育。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压力下，荷印政府为土生华人办学（荷华学校），许多土生华人都将子女送进这些学校。然而，大多数土生华人，由于经济条件不许可，仍然将子女送到中华会馆开办的中华学校重新学习中国文字。虽然如此，土生华人对于中文的掌握还远不如马来文。
战前土生华人文学
土生华人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助长了印尼土生华人报业的发展，也间接推动土生华人文学的成长。印尼土生华人纷纷办自己的马来文报纸。例如，苏加武眉的《理报》（1901年），雅城的《商报》（1903年），泗水的《泗水日报》（1902年），都可说是这个运动的产物。土生华人作家，大部分皆与这些马来报章有关。他们都是报人出身。
20世纪初，土生华人文学开始创作。前面提过的李金福，在这时期也撰写以新闻故事为题材的小说。这时期的土生华人文学作品，已经逐渐脱离神话的色彩，同时再也不停留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阶段上。根据梁友兰的研究，土生华人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创作是1903年吴炳亮写的《罗宏贵》以及同年张振文撰写的《黄生的故事》。
吴炳亮是新闻工作者，他写的《罗宏贵》取材自当地的新闻故事。小说描写一个有钱有势的财主，为了夺取良家闺女为妾，不惜干下伤天害理的事，后来秘密被人揭穿，最终饮弹自尽。张振文的《黄生的故事》写的是一个发了横财的商人，不愿失婚的女儿再嫁给当地土著长官，致使女儿与该官员私奔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里头有文化的冲突，也有感人的亲情的描写，最后的结局叫人意料不到。
上面这两部小说，一部仅有88页，另一部有100余页的篇幅。此后，土生华人作家的作品也源源问世。比较有名的作品包括陈文金的《颜燕娘》（1914年）和侯善良（原名朱茂山）的《被阻挠的缘份》（1917年）。张振文于1918年出版的《土女苏米拉》也脍炙人口。
土生华人的文学作品，在20年代逐渐趋向成熟的阶段，在题材与形式方面也比较多样化。除了长篇及中篇小说外，短篇小说与剧本也出现了。作品的内容包括社会伦理、种族关系和男女私情。小说的背景不局限在印尼。此外，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也大行其道。这些侦探小说，有译自西洋小说的，也有译自中国小说的，但是，武侠小说全部是译自中国小说。
在20年代及30年代的作家群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郭德怀、史立笔、林庆和与包求安。像早期的作家一样，报人出身的占大多数。郭德怀是作家兼报人。他所办的《鸟瞰》杂志曾轰动一时。后来他对宗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写了大量的宗教读物，并在30年代创立了“三教会”。郭氏的作品异常丰富，有小说、剧本、杂文、时事评论和哲学文章，其中，他的小说和剧本尤其受人欢迎。郭氏的名著《花江的玫瑰》是一部感人的作品，初版于1928年，曾多次搬上银幕。它描述一个西爪哇胶园里的华族青年管理人胡艾清以及中印混血女郎瓦尔茜蒂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人物有点神秘，要到结尾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在技巧上，这部作品要比早期的小说来得高超。郭氏的剧本《“公益”的牺牲品》出版于1926年，也曾多次搬上舞台。在这个剧本中，郭氏塑造了当时中华会馆领导人的腐败无能的形象，曾引起土生华人社会的关注。可是，郭氏的代表作是《迪辜尔的故事》，在1928年开始连载，1931年登完，1938年才出单行本，共718页，是印尼战前最长的小说，内容也最丰富，它描写在1926年印共政变后，被流放到西伊里安“迪辜尔”的各种人物的故事，勾勒印尼人生百态。
林庆和（笔名罗曼诺）也是记者出身，1929年开始写小说，代表作是1934年出版的《奋斗》。这部小说描绘了胸怀大志的华族青年，离开人口稠密的爪哇岛，前往荷属婆罗洲（即今日的加里曼丹）开荒的事迹。其中穿插了缠绵曲折的男女恋情，最后以喜剧收场。这部小说有点乌托邦的色彩，多少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华人到外岛拓殖的心声。
史立笔曾经经商，也当过编辑，从20年代起写小说。他比较出名的作品是《出家当和尚》，出版于1934年。同上面提到两个作家有别，史氏的这部小说，是以印尼及中国为背景。它叙述一个赴上海求学的华侨学生，迷恋歌女，返印尼后还念念不忘那段情，结果抛弃父妻，再度北上，故事是以悲剧收场：妻子自尽，父亲破产，恋人病死，他自己看破红尘，削发为僧。
包求安也当过记者，由于是基督徒，其作品不免存有宗教色彩。他比较出色的小说包括《懦弱的人》（1929年）和《啊，女人！》（1937年）。
在战前，特别是20年代及30年代，土生华人作家作品丰富，报章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这些报章杂志，是土生华人作家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
战后的土生华人文学
土生华人作家在战后初期也继续有作品问世，但作品的分量却不比战前多，主要作品的形式是短篇小说、翻译作品和武侠小说。长篇以及中篇小说的数量大大地减少，主要的发表园地还是土生华人报章杂志。雅城的《明星周刊》和《五彩月刊》是当时销路比较多的杂志，但是，已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却寥寥可数。我所知道的50年代仅是陈建安与许平和合著的短篇小说集《相遇》（1950年）。
应该指出的是，战后的印尼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印尼终于获得独立，成立了共和国。许多华裔（土生华人）不但选择了印尼国籍，也受了正统的印尼文教育，所以，他们的印尼文同土著没有差异。这些新一代的土生华人，在50年代年纪尚小，没有参加印尼作家的队伍，只有到了60年代中期，他们才开始活跃于文坛，较为人知的包括亲印共的诗人钟本尼与自由主义派的文艺评论家史福仁（即史立笔的长子）。不过，这些为数不多的年轻土生华人作家已经与印尼文学界认同。他们的作品逐渐成为印尼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老一辈的土生华人作家，在60年代已经封笔了。一些懂双语的华人（许多曾在华校念过书，后来转入印尼学校），也从事翻译中国小说的工作。中国作品的印尼文版如《鲁迅小说选》及曹禺的《雷雨》都在这个时候问世。
1965年9月30日传印共政变，导致了印共的瓦解，苏卡诺随着倒台，军人终于掌权。亲共作家（包括亲共的土生华人作家）被镇压。土生华人报章也遭到了被封闭的厄运。华校被下令关门。这个“九卅政变”也象征了土生华人文学的结束，因为当权者不允许以华人为主的报章杂志出版。然而，土生华人作家及其作品并没有消失，可是其形式与内容从此更加印尼化，连作家的名字也改成印尼名。唯一例外的是印尼文武侠小说。这种文体，在九卅政变后还继续存在。虽然内容依旧，可是，在语言方面已经更加当地化。小说的书名也不再用闽南话音译。
在这些翻译武侠小说的写作人中，出名的有50年代末期就开始动笔的颜国梁，后起之秀曾荧球和“印尼武侠小说之王”许平和（印尼名为阿斯马拉曼·苏果瓦帝）。许氏早年写短篇小说，后来才专心写他的“功夫小说”。严格说来，许氏不是翻译港台的武侠小说。他是受荷文教育的，没有中文根底，可是，他对中国武侠小说的故事情节了如指掌。他熟读印尼文版的武侠小说，也看了不少武侠片，然后重新消化，再加上自己的想像，于是写成了相当独特的印尼文武侠小说。由于他的印尼文根底颇深，所以，他的作品相当印尼化。许氏在“九卅政变”后改名为“阿斯玛拉曼·苏果瓦帝”，发表作品时也用“阿斯玛拉曼·许平和”，所写的小说有时以中国与爪哇为背景，深受印尼土著读者欢迎。
“九卅政变”之后出现了不少已经土化的土生华人作家。前面提过的史福仁改名为阿利夫·布迪曼，写了许多文艺评论，另外还有阿卜杜·哈迪（原姓安，中文名不详）。他是记者兼诗人，诗作丰富，也得过东南亚写作奖。此外，土生华人出现了两名医学院出身的女作家：玛尔卡·德（原名蔡良珠）和美拉·威（原姓黄，芳名不详）。
玛尔卡·德是印尼近代通俗小说的开拓先驱，对大学生活很熟悉，作品以青年或校园生活为背景。她的成名作《卡米拉》是写医科大学女生的恋情，感人肺腑。此书到1979年为止已有九版，也被搬上银幕。她的另一本小说《风暴必将过去》也已被拍成电影，到1979年已经七版。这部小说所描写的，也是男女青年的热恋。可是，她比较有思想性的小说要算是《心的回响》。它叙述“九卅政变”前后的学生生活，以土生华人学生的经历为主干，企图勾勒印尼时代的一面。可是，该作品还是以青年男女的爱情为本位。
玛尔卡·德是多产作家，至今写了30余部长篇小说。美拉·威的作品更多——至今已出版了50部。她也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但是，出道比玛尔卡略迟，成名作是《爱情在此处头次开花》和《闪耀金光的黄昏》，这两部都已搬上银幕。美拉最引人注意的作品应该是《丝丝心底的暗处》（1983年）。这是一部以女性同性恋为主题的小说，具有争议性。
另外一个通俗小说家是位男士，名叫巴苏基·苏查米戈（原名林福良）。他是杂志编辑，在70年代出过两部长篇小说，即《亲爱的黄玫瑰》和《西达夫人》，后来写了一部以华族青年参加印尼独立战争的长篇小说，曾在泗水一家日报连载，可惜还没有单行本出版。巴苏基已于1990年去世。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郑英义，他出了至少五本短篇小说集，由日惹一家出版社出版，但并不受人注意。
应该强调，这些通俗小说，主人翁大部分是在城市生活的印尼居民，描写的事物也不局限在土生华人。他们的读者群也不限于华人社会。有人说，这是道地的同化文学。土生华人作家在“九州政变”后的成就，主要是在通俗小说、诗歌和文艺评论三方面。作家的人数比战前少，但是作品的质量未必比战前逊色。
印尼华文文学
土生华人的文学活动，始于华族民族运动前，但是其迅速发展是在华族运动之后。不过，移民华人的文学活动，则始于华族民族运动兴起之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移民到印尼——尤其是爪哇岛——较迟。譬如说，当雅城中华会馆于1900年成立时，竟无人能将其印尼文（应说是马来文）章程译成华文。
在20时期初期，印尼已有华文报出版，然而都属小报，报龄短，销量也不大，如今又已失传，所以，无从考查。印尼最大的华文报《新报》是在1921年才创办的。《天声日报》也于销后问世。这些大报的出现，对于文艺工作者的培育，可说建立了汗马功劳。印华资深作家阿五（李伟康）就曾在战前《新报》发表短篇小说。但是，由于战前资料不易得，如今还未有人研究。因此，我们知道的也非常贫乏。我们只晓得有个名叫郑吐飞的写作人，在1929年于上海出版取名为《椰子集》的短篇小说集。此外，我们也知道一些中国南来作家如郁达夫、巴人（即王任叔）与胡愈之等曾来印尼避难。据说这些作家在当地培育了不少青年作家及编辑人才。
战后的印华文学时间不太久远，资料较易收集，但是真正深入探讨这个时期的论文或书籍仍如麟角凤毛。我手头上有的仅有三篇；即青写的《艰苦中成长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文学》（1989年），潘亚暾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及其他》（1993年）与严唯真的《印华新诗行程简述》（1998年）。至于有关当代印华写作人的作品评论集，目前只有东瑞编写的《流金季节——印华文学之旅》（2000年）一书。
有人说，印尼华文文学（简称印华文学）还在起步的阶段。但印华文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蓬勃起来。在当地工作或出生的中国侨民，发表不少文学作品。印华作家，大都来自教育界或报界，出身商界的极少。战后初期到50年代末期的作品，都是属于“侨民文学”。虽然作品中有歌詠当地事物者，但是，很明显地，作者是以中国为本位。当时的印尼华文作家分为左右两派，左倾作家人数较多，作品的数量也较为可观。
在这些左倾写作人中，最出色的有黄东平，严唯真（秀农），犁青及沙里洪等。
《联合早报》
● 廖建裕 (11/6/2001)
不论是印尼文文学作品（左）或华文文学，都反映了当地华人社会的精神层面。
印尼华人的文学可分为两类：印尼文文学与华文文学。前者又称为印尼土生华人文学，历史较长，作品量也大，如今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印尼华文文学——又称印华文学——历史较浅，作品数量也较少，加上无人深入研究，所以鲜为人知。
这两种文学的产生，与印尼华社的结构息息相关。印尼华社乃由已经同化的不谙华文的土生华人与还操华语或中国方言的移民（新客）华人所组成。土生华人在印尼居住的日子久远，而新居华人只有一两代，所以，华社有两种文学也可以考究。
这篇文章旨在分析印尼土生华人文学与印华华文文学的发展概况，论述这两种文学的独特性及各种作家的作品，国家政策对于印尼华人文学的重大影响，以及印尼华人文学与印尼民族文学的关系，并且阐述印尼华人文学所面对的问题与前景。
印尼土生华人文学
印尼土生华人文学始于19世纪末期，在20世纪上半叶蓬勃发展，战后由于印尼民族主义的冲击，印尼土生华人文学逐渐地变成了印尼民族文学的一个环节。
然而，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土生华人文学并不受人重视。起初，研究它的只有几个土生华人自己，例如梁友兰与赵雨水，他俩都曾先后写文章以及专书研讨这门课题。后来，土著名作家普·阿南达·杜尔也撰文讨论华人文学与华人马来语的地位，指出在20世纪前的作品是前印尼文学的一部分，与其他种族的马来文作品同属于印尼同化文学。到了70年代，有个英国年轻学人华生写了一篇学术文章，指出土生华人文学与印尼土著文学的共同性。旅纽印尼华人郭约翰也完成了一篇博士论文，比较有系统地介绍与分析战前的土生华人文学。
法国女学者葛罗婷·沙尔梦也不落人后，发表了不少评述土生华人文学的文章。但是，使人对土生华人文学刮目相看的是她80年代中期出版的巨著《印尼华人马来语文学》。她前后花了十余年功夫，才完成了这部厚达600页的专著。这部书比较有系统地将战前及战后15年的土生华人的文学作品目录加以收集、整理和编排。其实，沙尔梦并没停止书目的编纂工作，她还收集了有关作家的生平事迹。许多作品也附上内容简介，为研究者提供颇珍贵的资料。
根据她的统计，土生华人作家及翻译家共有806位，他们的作品有2757部，佚名者的作品有248部。所以，总共有3005部。在这三千多部作品里，包括73出剧本，183首马来长篇叙事诗（俗称“莎雅尔”），233部西方文学作品翻译，759部中国作品翻译以及1398部长篇以及短篇创作小说。沙尔梦认为，土生华人的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地超过所谓“正统印尼现代文学”作品。印尼文学专家阿·第奥博士（荷文）在他所编的《印尼现代文学》（1969年版）书后的印尼土著作者及其作品一览，罗列了175名土著作家及他们的400部品，该书的修订本（1979年版）也罗列了更多的印尼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即作家284人，作品770部。
远在荷人东来以前，华人已经在爪哇居住。但是，人数很少。19世纪前，交通的困难及海禁的严厉，阻碍了大量移民到荷属东印度（即印尼）来。移居东印度的华人主要是福建人。一般上，他们没有携带家眷同来，所以，与非回教徒或者名义上的回教徒的当地女人结婚，然后定居下来。这些华人及他们的后裔，后来组成了相当稳定的和统一的社会，俗称土生华人社会。19世纪前半叶，这社会渐趋自立，因为其间的男女比率逐渐平衡，减少了与当地女人的通婚。新移民形成短暂的小团体，通常都很快地融入在土生华人社会。
土生华人出生于荷属东印度，一般上都具有母系方面的土著血统。他们大多数不会讲中国方言或华语，而以当地语言沟通。在爪哇主要城市，尤其是多人居住的北海岸，巴刹马来语与福建方言成为一个混合语言。19世纪末，这种混合语演变成为巴达维亚（即雅加达）马来语（或称低级马来语），并且成为爪哇土生华人社会的共同语。很自然地，土生华人最早的文学作品，多数是用这种语言写的。
最初出现的土生华人文学作品，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和仿效马来古典文学的作品。例如，1882年出版的《海瑞》罢官的故事，1883年出版的《三国演义》，1885年出版的《山伯英台》以及1884年问世的《西蒂·阿克巴丽的故事》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这时期的作家，都没有受过正式的西方或者印尼文教育。当时根本还没有印尼学校，正式的“欧人”（即荷兰人）学校也还没有接受华人学生。至于中华学校在20世纪初才创立。所以，能够真正掌握荷语与马来语的不多。虽然如此，土生华人社会里出现了颇出色的作家，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李金福（1853－1912）。
李金福出生在西爪哇一个漆匠家里。他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不过，不久就同荷人教师补习。他从荷人那里学到了荷文，也自修马来文。李金福的马来文根底深厚。他在1884年出版的《巴达维亚马来语》，乃是印尼第一部用马来文写的语法书。后来的土生华人作家，有许多都仿效李金福的文笔。
李金福起初帮人办学校，后来搞印刷，也当了马来报章的撰稿人。从1884到1912年间，他完成了25部作品，包括上面提到的长篇叙事诗《西蒂·阿克巴丽的故事》，取材自中国故事的《七粒星》和《梁天来》；与威格斯合译的《基督山恩仇记》；以及以新闻故事为题材写成的小说《报仇》、《坏人集团》和《大老千》等。他在1897年出版的《孔夫子传》是第一部用马来文写的介绍孔子的专书。
虽然在19世纪末爪哇已出现了像李金福这样的土生华人作家，然而，土生华人文学的蓬勃发展是20世纪的事。当时，爪哇掀起了华族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印尼土生华人纷纷开始组织社团，开办学校，学习中文。当时的土生华人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强迫殖民地政府改善华人的生活，消除各种禁令和允许土生华人学童受教育。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压力下，荷印政府为土生华人办学（荷华学校），许多土生华人都将子女送进这些学校。然而，大多数土生华人，由于经济条件不许可，仍然将子女送到中华会馆开办的中华学校重新学习中国文字。虽然如此，土生华人对于中文的掌握还远不如马来文。
战前土生华人文学
土生华人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助长了印尼土生华人报业的发展，也间接推动土生华人文学的成长。印尼土生华人纷纷办自己的马来文报纸。例如，苏加武眉的《理报》（1901年），雅城的《商报》（1903年），泗水的《泗水日报》（1902年），都可说是这个运动的产物。土生华人作家，大部分皆与这些马来报章有关。他们都是报人出身。
20世纪初，土生华人文学开始创作。前面提过的李金福，在这时期也撰写以新闻故事为题材的小说。这时期的土生华人文学作品，已经逐渐脱离神话的色彩，同时再也不停留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阶段上。根据梁友兰的研究，土生华人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创作是1903年吴炳亮写的《罗宏贵》以及同年张振文撰写的《黄生的故事》。
吴炳亮是新闻工作者，他写的《罗宏贵》取材自当地的新闻故事。小说描写一个有钱有势的财主，为了夺取良家闺女为妾，不惜干下伤天害理的事，后来秘密被人揭穿，最终饮弹自尽。张振文的《黄生的故事》写的是一个发了横财的商人，不愿失婚的女儿再嫁给当地土著长官，致使女儿与该官员私奔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里头有文化的冲突，也有感人的亲情的描写，最后的结局叫人意料不到。
上面这两部小说，一部仅有88页，另一部有100余页的篇幅。此后，土生华人作家的作品也源源问世。比较有名的作品包括陈文金的《颜燕娘》（1914年）和侯善良（原名朱茂山）的《被阻挠的缘份》（1917年）。张振文于1918年出版的《土女苏米拉》也脍炙人口。
土生华人的文学作品，在20年代逐渐趋向成熟的阶段，在题材与形式方面也比较多样化。除了长篇及中篇小说外，短篇小说与剧本也出现了。作品的内容包括社会伦理、种族关系和男女私情。小说的背景不局限在印尼。此外，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也大行其道。这些侦探小说，有译自西洋小说的，也有译自中国小说的，但是，武侠小说全部是译自中国小说。
在20年代及30年代的作家群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郭德怀、史立笔、林庆和与包求安。像早期的作家一样，报人出身的占大多数。郭德怀是作家兼报人。他所办的《鸟瞰》杂志曾轰动一时。后来他对宗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写了大量的宗教读物，并在30年代创立了“三教会”。郭氏的作品异常丰富，有小说、剧本、杂文、时事评论和哲学文章，其中，他的小说和剧本尤其受人欢迎。郭氏的名著《花江的玫瑰》是一部感人的作品，初版于1928年，曾多次搬上银幕。它描述一个西爪哇胶园里的华族青年管理人胡艾清以及中印混血女郎瓦尔茜蒂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人物有点神秘，要到结尾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在技巧上，这部作品要比早期的小说来得高超。郭氏的剧本《“公益”的牺牲品》出版于1926年，也曾多次搬上舞台。在这个剧本中，郭氏塑造了当时中华会馆领导人的腐败无能的形象，曾引起土生华人社会的关注。可是，郭氏的代表作是《迪辜尔的故事》，在1928年开始连载，1931年登完，1938年才出单行本，共718页，是印尼战前最长的小说，内容也最丰富，它描写在1926年印共政变后，被流放到西伊里安“迪辜尔”的各种人物的故事，勾勒印尼人生百态。
林庆和（笔名罗曼诺）也是记者出身，1929年开始写小说，代表作是1934年出版的《奋斗》。这部小说描绘了胸怀大志的华族青年，离开人口稠密的爪哇岛，前往荷属婆罗洲（即今日的加里曼丹）开荒的事迹。其中穿插了缠绵曲折的男女恋情，最后以喜剧收场。这部小说有点乌托邦的色彩，多少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华人到外岛拓殖的心声。
史立笔曾经经商，也当过编辑，从20年代起写小说。他比较出名的作品是《出家当和尚》，出版于1934年。同上面提到两个作家有别，史氏的这部小说，是以印尼及中国为背景。它叙述一个赴上海求学的华侨学生，迷恋歌女，返印尼后还念念不忘那段情，结果抛弃父妻，再度北上，故事是以悲剧收场：妻子自尽，父亲破产，恋人病死，他自己看破红尘，削发为僧。
包求安也当过记者，由于是基督徒，其作品不免存有宗教色彩。他比较出色的小说包括《懦弱的人》（1929年）和《啊，女人！》（1937年）。
在战前，特别是20年代及30年代，土生华人作家作品丰富，报章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这些报章杂志，是土生华人作家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
战后的土生华人文学
土生华人作家在战后初期也继续有作品问世，但作品的分量却不比战前多，主要作品的形式是短篇小说、翻译作品和武侠小说。长篇以及中篇小说的数量大大地减少，主要的发表园地还是土生华人报章杂志。雅城的《明星周刊》和《五彩月刊》是当时销路比较多的杂志，但是，已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却寥寥可数。我所知道的50年代仅是陈建安与许平和合著的短篇小说集《相遇》（1950年）。
应该指出的是，战后的印尼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印尼终于获得独立，成立了共和国。许多华裔（土生华人）不但选择了印尼国籍，也受了正统的印尼文教育，所以，他们的印尼文同土著没有差异。这些新一代的土生华人，在50年代年纪尚小，没有参加印尼作家的队伍，只有到了60年代中期，他们才开始活跃于文坛，较为人知的包括亲印共的诗人钟本尼与自由主义派的文艺评论家史福仁（即史立笔的长子）。不过，这些为数不多的年轻土生华人作家已经与印尼文学界认同。他们的作品逐渐成为印尼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老一辈的土生华人作家，在60年代已经封笔了。一些懂双语的华人（许多曾在华校念过书，后来转入印尼学校），也从事翻译中国小说的工作。中国作品的印尼文版如《鲁迅小说选》及曹禺的《雷雨》都在这个时候问世。
1965年9月30日传印共政变，导致了印共的瓦解，苏卡诺随着倒台，军人终于掌权。亲共作家（包括亲共的土生华人作家）被镇压。土生华人报章也遭到了被封闭的厄运。华校被下令关门。这个“九卅政变”也象征了土生华人文学的结束，因为当权者不允许以华人为主的报章杂志出版。然而，土生华人作家及其作品并没有消失，可是其形式与内容从此更加印尼化，连作家的名字也改成印尼名。唯一例外的是印尼文武侠小说。这种文体，在九卅政变后还继续存在。虽然内容依旧，可是，在语言方面已经更加当地化。小说的书名也不再用闽南话音译。
在这些翻译武侠小说的写作人中，出名的有50年代末期就开始动笔的颜国梁，后起之秀曾荧球和“印尼武侠小说之王”许平和（印尼名为阿斯马拉曼·苏果瓦帝）。许氏早年写短篇小说，后来才专心写他的“功夫小说”。严格说来，许氏不是翻译港台的武侠小说。他是受荷文教育的，没有中文根底，可是，他对中国武侠小说的故事情节了如指掌。他熟读印尼文版的武侠小说，也看了不少武侠片，然后重新消化，再加上自己的想像，于是写成了相当独特的印尼文武侠小说。由于他的印尼文根底颇深，所以，他的作品相当印尼化。许氏在“九卅政变”后改名为“阿斯玛拉曼·苏果瓦帝”，发表作品时也用“阿斯玛拉曼·许平和”，所写的小说有时以中国与爪哇为背景，深受印尼土著读者欢迎。
“九卅政变”之后出现了不少已经土化的土生华人作家。前面提过的史福仁改名为阿利夫·布迪曼，写了许多文艺评论，另外还有阿卜杜·哈迪（原姓安，中文名不详）。他是记者兼诗人，诗作丰富，也得过东南亚写作奖。此外，土生华人出现了两名医学院出身的女作家：玛尔卡·德（原名蔡良珠）和美拉·威（原姓黄，芳名不详）。
玛尔卡·德是印尼近代通俗小说的开拓先驱，对大学生活很熟悉，作品以青年或校园生活为背景。她的成名作《卡米拉》是写医科大学女生的恋情，感人肺腑。此书到1979年为止已有九版，也被搬上银幕。她的另一本小说《风暴必将过去》也已被拍成电影，到1979年已经七版。这部小说所描写的，也是男女青年的热恋。可是，她比较有思想性的小说要算是《心的回响》。它叙述“九卅政变”前后的学生生活，以土生华人学生的经历为主干，企图勾勒印尼时代的一面。可是，该作品还是以青年男女的爱情为本位。
玛尔卡·德是多产作家，至今写了30余部长篇小说。美拉·威的作品更多——至今已出版了50部。她也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但是，出道比玛尔卡略迟，成名作是《爱情在此处头次开花》和《闪耀金光的黄昏》，这两部都已搬上银幕。美拉最引人注意的作品应该是《丝丝心底的暗处》（1983年）。这是一部以女性同性恋为主题的小说，具有争议性。
另外一个通俗小说家是位男士，名叫巴苏基·苏查米戈（原名林福良）。他是杂志编辑，在70年代出过两部长篇小说，即《亲爱的黄玫瑰》和《西达夫人》，后来写了一部以华族青年参加印尼独立战争的长篇小说，曾在泗水一家日报连载，可惜还没有单行本出版。巴苏基已于1990年去世。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郑英义，他出了至少五本短篇小说集，由日惹一家出版社出版，但并不受人注意。
应该强调，这些通俗小说，主人翁大部分是在城市生活的印尼居民，描写的事物也不局限在土生华人。他们的读者群也不限于华人社会。有人说，这是道地的同化文学。土生华人作家在“九州政变”后的成就，主要是在通俗小说、诗歌和文艺评论三方面。作家的人数比战前少，但是作品的质量未必比战前逊色。
印尼华文文学
土生华人的文学活动，始于华族民族运动前，但是其迅速发展是在华族运动之后。不过，移民华人的文学活动，则始于华族民族运动兴起之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移民到印尼——尤其是爪哇岛——较迟。譬如说，当雅城中华会馆于1900年成立时，竟无人能将其印尼文（应说是马来文）章程译成华文。
在20时期初期，印尼已有华文报出版，然而都属小报，报龄短，销量也不大，如今又已失传，所以，无从考查。印尼最大的华文报《新报》是在1921年才创办的。《天声日报》也于销后问世。这些大报的出现，对于文艺工作者的培育，可说建立了汗马功劳。印华资深作家阿五（李伟康）就曾在战前《新报》发表短篇小说。但是，由于战前资料不易得，如今还未有人研究。因此，我们知道的也非常贫乏。我们只晓得有个名叫郑吐飞的写作人，在1929年于上海出版取名为《椰子集》的短篇小说集。此外，我们也知道一些中国南来作家如郁达夫、巴人（即王任叔）与胡愈之等曾来印尼避难。据说这些作家在当地培育了不少青年作家及编辑人才。
战后的印华文学时间不太久远，资料较易收集，但是真正深入探讨这个时期的论文或书籍仍如麟角凤毛。我手头上有的仅有三篇；即青写的《艰苦中成长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文学》（1989年），潘亚暾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及其他》（1993年）与严唯真的《印华新诗行程简述》（1998年）。至于有关当代印华写作人的作品评论集，目前只有东瑞编写的《流金季节——印华文学之旅》（2000年）一书。
有人说，印尼华文文学（简称印华文学）还在起步的阶段。但印华文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蓬勃起来。在当地工作或出生的中国侨民，发表不少文学作品。印华作家，大都来自教育界或报界，出身商界的极少。战后初期到50年代末期的作品，都是属于“侨民文学”。虽然作品中有歌詠当地事物者，但是，很明显地，作者是以中国为本位。当时的印尼华文作家分为左右两派，左倾作家人数较多，作品的数量也较为可观。
在这些左倾写作人中，最出色的有黄东平，严唯真（秀农），犁青及沙里洪等。
《联合早报》
印尼华裔代代流不完的泪水
● 韩山元
1740年7月初，荷兰当局将一批被捕的华人押上船开走。几天后
，吧城盛传许多华人在船上惨遭杀害，尸体抛到海中。吧城华人无限
愤慨与惶惶不安，有些人赶紧逃到城郊的乡村躲起来。荷兰当局派军
队去追杀，造成大批华人死亡。
甘达里亚的华人聚集，准备自卫，荷兰当局以华人谋反、打算进
攻吧城为理由，对吧城的华人展开长达一个星期的大屠杀，荷兰当局
还怂恿印尼当地人加入屠杀与掠夺华人财物的暴行。
华人最早到印尼可追溯到2000年前的汉代。但正式的记录却是东
晋时代（距今约1600年）的高僧法显从海路去印度取经时途经印尼。
五代十国时期（距今约1000年）开始有中国人定居印尼。15世纪
上半期，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当时中国将南洋、印度洋
以西统称为西洋），看到爪哇与苏门答腊等地已有不少华人聚居。郑
和的一些随员、水手也在这时候在印尼安家落户。到了明末清初，定
居爪哇与苏岛的华人有增无减。
从总体来说，明清两代，由于中央政府实施“海禁”，闭关锁国
，中国人只能冒险出洋，形成不了很大出国潮。但在17世纪中叶，明
朝统治者一度海禁放宽，允许私商到南洋经商，闽粤商人（以闽商占
多数）纷纷到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雅加达、万丹、占卑、亚齐
与马辰等港口从事贸易。
另一方面，荷兰殖民者于1619年（明朝末年）占领了爪哇，急需
大量劳工来开发这块富庶而人烟稀少的土地，他们看准了贫困人口众
多的中国，于是千方百计以利诱、拐骗、绑架等手段，将大批华人从
中国引进爪哇。也有不少穷困的中国农民与小生产者、小商贩怀着一
个金色的梦，冒险远渡重洋到爪哇，爪哇华人一度多达数万人。
荷兰殖民者掳掠东南沿海华人到印尼的罪行，这是千真万确的史
实。在荷兰的官方记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1622年4月9日，荷兰东
印度公司（荷兰政府授权到远东开拓殖民地的机构）在给远征厦门的
司令雷约兹（Cornelius Reyereg）的训令中说：“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不能取得对华通商的权利，便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尽量掳掠中国
沿海居民，不论男女老幼，一概劫持而来，以填补吧城（今雅加达）
、安汶和班达人口之不足。”仅在1622年11月至次年1月，不到三个
月时间，就有1400人被掠走。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的两百多年间，华人在印尼从事最艰苦
、危险的垦荒、种植工作，他们为印尼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点，连许多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神父达夏德（Guy Tachard
）1685年路过吧城，亲眼看到了华人的表现。他说：“中国人勤劳聪
明，他们对于巴达维亚（即吧城）有莫大的价值，没他们的帮助，根
本谈不上生活的舒适。他们耕种土地，而除了中国人外几乎就没有工
匠了。”印尼作家甫榕·沙勒（BurungSaleh）也说：“中国人民虽
受到各种压制，但以其坚韧不屈著称。很多中国人在1720年开小商店
，他们也当菜农、渔民、裁缝、木匠、打石匠和舢舨船夫……作为货
郎，他们整天背着沉重的包袱，从一条巷子走到另一条巷子去叫卖。”
满洲人打垮明朝建立清王朝初期，为防控制台湾的郑成功反攻，
一度厉行海禁。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统一台湾，次年，康
熙皇帝宣布废止海禁，国门打开，又有大批华人出洋到印尼诸岛。
17世纪初到末期，华工与当地人民共同创造了印尼种植业的繁荣
。尤其是咖啡、胡椒与甘蔗这几种价值很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给荷
兰殖民者带来了神话般的财富。
然而，由于盲目开发，咖啡与蔗糖生产过剩，荷兰殖民统治者于
1690年5月下令限制华人入境，1727年6月又将一批居住多年却拿不到
居留许可证的华人驱逐出境。1740年7月，又下令将“可疑”的华人
逮捕，凡不能证明有正当职业者，一律遣送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玉
桂园当奴隶使用，从事无薪劳动。10月初，荷兰当局将一批被捕的华
人押上船开走。几天后，吧城盛传许多华人在船上惨遭杀害，尸体抛
到海中。一些从海上逃生回到吧城的华人也向同胞证实了荷兰当局的
暴行，吧城华人无限愤慨与惶惶不安，有些人赶紧逃到城郊的乡村躲
起来。荷兰当局派军队去追杀，造成大批华人死亡。
那时在甘达里亚（Gandaniaa）一家糖厂，有5000多华人聚集，
准备自卫，荷兰当局以华人谋反、打算进攻吧城为理由，对吧城的华
人展开长达一个星期的大屠杀，荷兰当局还怂恿印尼当地人加入屠杀
与掠夺华人财物的暴行。在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中，华人被杀近万人。
被焚毁与劫掠的华人房屋有六七百家。华人的鲜血染红了吧城的河流
。这就是印尼历史上的“红溪惨案”。（按：也有一个说法是吧城有
一条河原名就叫红溪Angkee）
惨案发生后，恶果很快就显示出来，吧城商业活动几乎陷于瘫痪
，蔗糖生产停顿，经济大倒退，政府税收大减。大屠杀前的税收达1
万3130银元，大屠杀后锐减至5530银元。荷兰殖民者自食其果。
进入19世纪，爪哇有一个短暂的英国统治时期，英国人实行门户
开放与自由贸易政策，华人人数再次大增。19世纪30年代荷兰人夺回
爪哇的控制权，一度禁止华人入境，但很快发现要使经济活跃起来，
不能不依靠华人，对华人入境的限制令只好废除。到19世纪中叶，单
单爪哇与马都拉两地的华人就多15万名，其中吧城华人有五万余人。
从那时起的100年间，华人对印尼的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到20世纪
初，定居印尼的华人已超过100万。
1945年二战结束后，荷兰重返印尼企图恢复殖民统治，遭到印尼
人民武装抵抗，当地华人给予印尼人民的独立运动大力支持。
印尼独立后推行一系列的同化政策，在经济与文化上对华人诸多
限制。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多领导的军方将苏加诺推翻，
同时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排华与大屠杀，至少有30万华人在这次血腥的
排华行动中死亡。
● 韩山元
1740年7月初，荷兰当局将一批被捕的华人押上船开走。几天后
，吧城盛传许多华人在船上惨遭杀害，尸体抛到海中。吧城华人无限
愤慨与惶惶不安，有些人赶紧逃到城郊的乡村躲起来。荷兰当局派军
队去追杀，造成大批华人死亡。
甘达里亚的华人聚集，准备自卫，荷兰当局以华人谋反、打算进
攻吧城为理由，对吧城的华人展开长达一个星期的大屠杀，荷兰当局
还怂恿印尼当地人加入屠杀与掠夺华人财物的暴行。
华人最早到印尼可追溯到2000年前的汉代。但正式的记录却是东
晋时代（距今约1600年）的高僧法显从海路去印度取经时途经印尼。
五代十国时期（距今约1000年）开始有中国人定居印尼。15世纪
上半期，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当时中国将南洋、印度洋
以西统称为西洋），看到爪哇与苏门答腊等地已有不少华人聚居。郑
和的一些随员、水手也在这时候在印尼安家落户。到了明末清初，定
居爪哇与苏岛的华人有增无减。
从总体来说，明清两代，由于中央政府实施“海禁”，闭关锁国
，中国人只能冒险出洋，形成不了很大出国潮。但在17世纪中叶，明
朝统治者一度海禁放宽，允许私商到南洋经商，闽粤商人（以闽商占
多数）纷纷到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雅加达、万丹、占卑、亚齐
与马辰等港口从事贸易。
另一方面，荷兰殖民者于1619年（明朝末年）占领了爪哇，急需
大量劳工来开发这块富庶而人烟稀少的土地，他们看准了贫困人口众
多的中国，于是千方百计以利诱、拐骗、绑架等手段，将大批华人从
中国引进爪哇。也有不少穷困的中国农民与小生产者、小商贩怀着一
个金色的梦，冒险远渡重洋到爪哇，爪哇华人一度多达数万人。
荷兰殖民者掳掠东南沿海华人到印尼的罪行，这是千真万确的史
实。在荷兰的官方记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1622年4月9日，荷兰东
印度公司（荷兰政府授权到远东开拓殖民地的机构）在给远征厦门的
司令雷约兹（Cornelius Reyereg）的训令中说：“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不能取得对华通商的权利，便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尽量掳掠中国
沿海居民，不论男女老幼，一概劫持而来，以填补吧城（今雅加达）
、安汶和班达人口之不足。”仅在1622年11月至次年1月，不到三个
月时间，就有1400人被掠走。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的两百多年间，华人在印尼从事最艰苦
、危险的垦荒、种植工作，他们为印尼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点，连许多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神父达夏德（Guy Tachard
）1685年路过吧城，亲眼看到了华人的表现。他说：“中国人勤劳聪
明，他们对于巴达维亚（即吧城）有莫大的价值，没他们的帮助，根
本谈不上生活的舒适。他们耕种土地，而除了中国人外几乎就没有工
匠了。”印尼作家甫榕·沙勒（BurungSaleh）也说：“中国人民虽
受到各种压制，但以其坚韧不屈著称。很多中国人在1720年开小商店
，他们也当菜农、渔民、裁缝、木匠、打石匠和舢舨船夫……作为货
郎，他们整天背着沉重的包袱，从一条巷子走到另一条巷子去叫卖。”
满洲人打垮明朝建立清王朝初期，为防控制台湾的郑成功反攻，
一度厉行海禁。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统一台湾，次年，康
熙皇帝宣布废止海禁，国门打开，又有大批华人出洋到印尼诸岛。
17世纪初到末期，华工与当地人民共同创造了印尼种植业的繁荣
。尤其是咖啡、胡椒与甘蔗这几种价值很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给荷
兰殖民者带来了神话般的财富。
然而，由于盲目开发，咖啡与蔗糖生产过剩，荷兰殖民统治者于
1690年5月下令限制华人入境，1727年6月又将一批居住多年却拿不到
居留许可证的华人驱逐出境。1740年7月，又下令将“可疑”的华人
逮捕，凡不能证明有正当职业者，一律遣送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玉
桂园当奴隶使用，从事无薪劳动。10月初，荷兰当局将一批被捕的华
人押上船开走。几天后，吧城盛传许多华人在船上惨遭杀害，尸体抛
到海中。一些从海上逃生回到吧城的华人也向同胞证实了荷兰当局的
暴行，吧城华人无限愤慨与惶惶不安，有些人赶紧逃到城郊的乡村躲
起来。荷兰当局派军队去追杀，造成大批华人死亡。
那时在甘达里亚（Gandaniaa）一家糖厂，有5000多华人聚集，
准备自卫，荷兰当局以华人谋反、打算进攻吧城为理由，对吧城的华
人展开长达一个星期的大屠杀，荷兰当局还怂恿印尼当地人加入屠杀
与掠夺华人财物的暴行。在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中，华人被杀近万人。
被焚毁与劫掠的华人房屋有六七百家。华人的鲜血染红了吧城的河流
。这就是印尼历史上的“红溪惨案”。（按：也有一个说法是吧城有
一条河原名就叫红溪Angkee）
惨案发生后，恶果很快就显示出来，吧城商业活动几乎陷于瘫痪
，蔗糖生产停顿，经济大倒退，政府税收大减。大屠杀前的税收达1
万3130银元，大屠杀后锐减至5530银元。荷兰殖民者自食其果。
进入19世纪，爪哇有一个短暂的英国统治时期，英国人实行门户
开放与自由贸易政策，华人人数再次大增。19世纪30年代荷兰人夺回
爪哇的控制权，一度禁止华人入境，但很快发现要使经济活跃起来，
不能不依靠华人，对华人入境的限制令只好废除。到19世纪中叶，单
单爪哇与马都拉两地的华人就多15万名，其中吧城华人有五万余人。
从那时起的100年间，华人对印尼的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到20世纪
初，定居印尼的华人已超过100万。
1945年二战结束后，荷兰重返印尼企图恢复殖民统治，遭到印尼
人民武装抵抗，当地华人给予印尼人民的独立运动大力支持。
印尼独立后推行一系列的同化政策，在经济与文化上对华人诸多
限制。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多领导的军方将苏加诺推翻，
同时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排华与大屠杀，至少有30万华人在这次血腥的
排华行动中死亡。
缺少强大的祖国做后盾，他们就好像没娘的孩子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中国已经是个强大的靠山了....
[B]以下是引用[I]核辐射[/I]在2005-6-4 8:55:00的发言：[/B][BR]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中国已经是个强大的靠山了....
此言过早!!!!!
此言过早
[B]以下是引用[I]核辐射[/I]在2005-6-4 8:55:00的发言：[/B][BR]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中国已经是个强大的靠山了....
是么？
[B]以下是引用[I]云堂一笑[/I]在2005-6-4 8:46:00的发言：[/B][BR]缺少强大的祖国做后盾，他们就好像没娘的孩子
先搞清楚，谁是他们的祖国！
此言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