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甲申再祭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党内整风文件。今天读《祭》文，有褒亦有损。褒，它促使我党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损，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文笔顺，动机也纯，唯立意矮了三寸。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连毛泽东也不能免俗呢。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殿试呐!”毛泽东虽然是开玩笑，可还是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产党是人类之旗，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根本没有参照物。事实上，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赶考”能打满分？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专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时代才结束。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说：一切当代史都很难跳出历史（一切当代史都会对应历史）。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领袖

甲申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历史。也就是说，纯粹是英雄的历史。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说人民的代表——英雄——创造历史。在西方，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其历史也一样是领袖的历史，但自那以后就渐渐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坚挺。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我们民族总是格外需要领袖。

1644年，中国有四个皇帝：顺治(其实是多尔衮)、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是合格的领袖？历史这个女人只对合格的领袖敞开怀抱。不合格者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明虽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国虽饱经了磨难，仍人才济济。关键是怎么发现和使用他们。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臣。这个事实，三百年以降，仍极具警醒力。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稳。崇祯为什么不学刘邦、李世民，管他视人才为奴才也好，或视奴才为人才也好，总是源源不断地开发，使江山长治？这便是崇祯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他把自己当天才，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崇祯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

崇祯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帝国，心却比针尖还小。有两点可以说明：一、他不敢负责。李自成兵临城下，有人建议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援京师。此举意味着放弃辽东。崇祯皇帝明明想这么做，而自己偏不说，要让臣属们说。臣子们早看透了这一点，偏不说。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崇祯召一个大学士商议此事，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崇祯说：“今事已急，此议如何，你说一句话就可以定夺啦!”那个大学士跪在地上，不发一言。崇祯追问再三，大学士始终像个哑巴。崇祯皇帝一跺脚，回后宫去了。须臾，城破。二，崇祯具有深刻的农民性格。这一点无疑是朱元璋血脉。“东事”和“剿匪”都需要钱，前方再三告急，崇祯甚至打算借民间一年的房租，结果全国怨声鼎沸，骂崇祯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没有钱吗？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有许多金银都发霉了。如此巨大的积蓄，何愁发不出军饷？李自成吃了个饱。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祯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焕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惨烈。史载，袁崇焕对崇祯皇帝说：“予我钱粮兵马，我一人足以守辽。”多豪迈!崇祯无语。他为什么无语？他阴暗的心里那一刻飘过什么呢？我觉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丝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祯后来能被皇太极那么拙劣的反间计瞒过，磔袁督师于市。根据崇祯的性格，我敢说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国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说嫉妒是“凶眼”。崇祯皇帝就拥有这样一双凶眼。弗洛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思想压抑、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国，思想或行为出众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备权势背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离天才一定要远，因为天才是要伤人的。天才总是得不到同时代人的原谅。人们从不赞美活着的天才，而只赞美死了的天才。离统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张献忠的嫉妒心也很强，包括嫉妒知识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点比崇祯皇帝强：招数使在明处，不像崇祯那样偷偷摸摸的。张献忠在四川称王后，开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状元。其人才华横溢，张献忠整天让他不离左右，时刻垂询，可没多久却又杀了此人。有人问其故，张献忠捋着大胡子说：“我太爱这小子了!”嫉妒在中国人身上，决不止于心理的冲动，而是经常表现为嫉妒的行为，表现为实际地迫害他人，乃至杀害他人。

扼杀人才，扼杀天才，必然鼓励狗才。天才孤傲地守着自己的信念，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地狱。袁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才者的地狱。狗才欢快地守着主子，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个突出特点：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动机，哪里就有吹捧。”(斯坦格尔语)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三、造谣中伤。被造谣者只有掌握了权力，造谣者才会把嫉妒变为恐惧，把仇恨变成崇拜。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吗？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了，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他当然是英雄。人们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为英雄是因为历史的无情――先对他有情，继而对他无情，因此他特别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牺牲三百年后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个旷代伟人的心。李自成的铜像今天就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那是他进京的方向。他已经被人们写滥了。但人们尚未发现的是，他输在同他的对手崇祯皇帝一样的弱点上：农民性格兼小家子气。历史再无情，也是由他本人书写的。在中国，农民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包括毁掉了发誓不做李自成的人。农民问题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自古奉行小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决定因素。小自耕农以家庭生产为主，没有剩余资本，纵有剩余劳力，也无法输出，这就是中国没有工业的主因。穷人喜欢骂富人；富人又喜欢骂更富的人。农民就在这种低层次上可劲儿地徘徊。李自成进北京后，完全是一副庄稼汉作派。国家已是他的了，可他还要敛财。一如崇祯，国家已不是他的了，还要敛财。李自成全盘接收了崇祯的国库不算，天天还要对达官贵戚们严刑考掠，搜刮金银。大顺军从进京到离京，一共四十二天时间，几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银运往西安。吴三桂起兵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大顺军精锐悉出。可这些远征军战士居然带着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来的珍宝。还带着女人。闯王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呀。他根本无意在北京建都。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项羽前进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宋献策送给他的图谶“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注: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后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镇压黄巢有功，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炮制的东西，却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的心。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举起了屠刀。李岩不过是常对他提点不同意见，便不能容。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见，是在举国皆奴中成为自由人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提不同意见，就是对狗才宣战，但往往失败。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幸亏李自成失败了。如不失败，大顺王朝不会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总得有人失败，否则，在专制道路上会人满为患。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党内整风文件。今天读《祭》文，有褒亦有损。褒，它促使我党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损，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文笔顺，动机也纯，唯立意矮了三寸。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连毛泽东也不能免俗呢。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殿试呐!”毛泽东虽然是开玩笑，可还是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产党是人类之旗，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根本没有参照物。事实上，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赶考”能打满分？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专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时代才结束。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说：一切当代史都很难跳出历史（一切当代史都会对应历史）。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领袖

甲申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历史。也就是说，纯粹是英雄的历史。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说人民的代表——英雄——创造历史。在西方，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其历史也一样是领袖的历史，但自那以后就渐渐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坚挺。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我们民族总是格外需要领袖。

1644年，中国有四个皇帝：顺治(其实是多尔衮)、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是合格的领袖？历史这个女人只对合格的领袖敞开怀抱。不合格者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明虽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国虽饱经了磨难，仍人才济济。关键是怎么发现和使用他们。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臣。这个事实，三百年以降，仍极具警醒力。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稳。崇祯为什么不学刘邦、李世民，管他视人才为奴才也好，或视奴才为人才也好，总是源源不断地开发，使江山长治？这便是崇祯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他把自己当天才，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崇祯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

崇祯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帝国，心却比针尖还小。有两点可以说明：一、他不敢负责。李自成兵临城下，有人建议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援京师。此举意味着放弃辽东。崇祯皇帝明明想这么做，而自己偏不说，要让臣属们说。臣子们早看透了这一点，偏不说。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崇祯召一个大学士商议此事，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崇祯说：“今事已急，此议如何，你说一句话就可以定夺啦!”那个大学士跪在地上，不发一言。崇祯追问再三，大学士始终像个哑巴。崇祯皇帝一跺脚，回后宫去了。须臾，城破。二，崇祯具有深刻的农民性格。这一点无疑是朱元璋血脉。“东事”和“剿匪”都需要钱，前方再三告急，崇祯甚至打算借民间一年的房租，结果全国怨声鼎沸，骂崇祯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没有钱吗？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有许多金银都发霉了。如此巨大的积蓄，何愁发不出军饷？李自成吃了个饱。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祯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焕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惨烈。史载，袁崇焕对崇祯皇帝说：“予我钱粮兵马，我一人足以守辽。”多豪迈!崇祯无语。他为什么无语？他阴暗的心里那一刻飘过什么呢？我觉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丝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祯后来能被皇太极那么拙劣的反间计瞒过，磔袁督师于市。根据崇祯的性格，我敢说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国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说嫉妒是“凶眼”。崇祯皇帝就拥有这样一双凶眼。弗洛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思想压抑、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国，思想或行为出众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备权势背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离天才一定要远，因为天才是要伤人的。天才总是得不到同时代人的原谅。人们从不赞美活着的天才，而只赞美死了的天才。离统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张献忠的嫉妒心也很强，包括嫉妒知识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点比崇祯皇帝强：招数使在明处，不像崇祯那样偷偷摸摸的。张献忠在四川称王后，开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状元。其人才华横溢，张献忠整天让他不离左右，时刻垂询，可没多久却又杀了此人。有人问其故，张献忠捋着大胡子说：“我太爱这小子了!”嫉妒在中国人身上，决不止于心理的冲动，而是经常表现为嫉妒的行为，表现为实际地迫害他人，乃至杀害他人。

扼杀人才，扼杀天才，必然鼓励狗才。天才孤傲地守着自己的信念，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地狱。袁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才者的地狱。狗才欢快地守着主子，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个突出特点：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动机，哪里就有吹捧。”(斯坦格尔语)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三、造谣中伤。被造谣者只有掌握了权力，造谣者才会把嫉妒变为恐惧，把仇恨变成崇拜。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吗？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了，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他当然是英雄。人们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为英雄是因为历史的无情――先对他有情，继而对他无情，因此他特别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牺牲三百年后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个旷代伟人的心。李自成的铜像今天就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那是他进京的方向。他已经被人们写滥了。但人们尚未发现的是，他输在同他的对手崇祯皇帝一样的弱点上：农民性格兼小家子气。历史再无情，也是由他本人书写的。在中国，农民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包括毁掉了发誓不做李自成的人。农民问题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自古奉行小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决定因素。小自耕农以家庭生产为主，没有剩余资本，纵有剩余劳力，也无法输出，这就是中国没有工业的主因。穷人喜欢骂富人；富人又喜欢骂更富的人。农民就在这种低层次上可劲儿地徘徊。李自成进北京后，完全是一副庄稼汉作派。国家已是他的了，可他还要敛财。一如崇祯，国家已不是他的了，还要敛财。李自成全盘接收了崇祯的国库不算，天天还要对达官贵戚们严刑考掠，搜刮金银。大顺军从进京到离京，一共四十二天时间，几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银运往西安。吴三桂起兵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大顺军精锐悉出。可这些远征军战士居然带着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来的珍宝。还带着女人。闯王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呀。他根本无意在北京建都。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项羽前进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宋献策送给他的图谶“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注: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后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镇压黄巢有功，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炮制的东西，却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的心。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举起了屠刀。李岩不过是常对他提点不同意见，便不能容。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见，是在举国皆奴中成为自由人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提不同意见，就是对狗才宣战，但往往失败。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幸亏李自成失败了。如不失败，大顺王朝不会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总得有人失败，否则，在专制道路上会人满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