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少一宽”政策的真相---------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 ...

“两少一宽”政策的真相
  
作者：程敏      时间：2014-04-07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现在社会上有一股潮流，把民族分裂和恐怖恐怖猖獗的原因都归结于“两少一宽”的头上。尤其是个别高级领导干部，如朱维群先生也持类似观点。朱维群先生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理应清楚“两少一宽”政策出现的背景。那是八十年代防止“严打”在少数民族地区扩大化而提出来的，在当时很多少数民族习俗，按照“严打”的力度，都是要被严重定罪的，比如在两性关系比较开放的土族，每个人都会以“奈阔日”（情人）多为荣，而这显然是触犯“流氓罪”，严重者是可以被枪毙的。   


客观上讲，这些因民族习惯文化等差异而产生的“犯罪行为”在当时、当地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如果对少数民族公民适用刑法上完全搞“一刀切”，会伤害少数民族感情，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两少一宽”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也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我国法律制度很不健全，“两少一宽”某种意义上是对当时法制的调整和补充。这也表明，当时的党和主要领导人都坚信治国绝对不能靠严刑峻法、多捕多杀的理念。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人民长远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包括少数民族在人民群众都愿意在社会主义法制下安居乐业。


如果说“两少一宽”有负面影响，那更多是90年代以后司法机关无原则地将适用范围和空间扩大化的结果。地方政府在处理少数民族犯罪问题上，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普通刑事犯罪和发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外的犯罪也都用“两少一宽”来处理。这实非当初政策制定者的初衷。


那么，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第一，批判“两少一宽”的人是不是在责备求全？


第二，后人无休止地消费“两少一宽”买平安的做法是不是更要去批评反思？


第三，把一切责任都归结到“两少一宽”，是不是有为民族工作上的其他失误开脱之嫌？






“两少一宽”的精神符合宪法和《民族自治法》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以，法律法规在少数民族有所变通，是完全符合宪法的，也有上位法的渊源的。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根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而民族自治的真正落实，正是靠民族自治地方法律、法规、行政条例的完善和落实。截止2010年底，15个辖有自治州、自治县的省市制定了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批准生效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139件，单行条例777件。《婚姻法》、《物权法》、《继承法》、《土地法》等都有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






“两少一宽”符合国际惯例和历史传统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照顾少数族群特有习俗，在世界上也是惯例，中国历史上也有先例。澳大利亚至今仍承认土著适用自己的习惯法；英国在治理殖民地过程中，也承认当地的习惯法或宗教法，比如，港英时期，中国的法律和习惯一直适用于处理华人民事纠纷。而在清代中国，除了《大清律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专门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适用的单行法，如《回律》、《番律》、《蒙古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大清律例》也明确规定：“苗人与苗人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以滋扰暴。”说“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因民族差别而对法律的执行划出不同的杠杠”也未免符合事实。






    朱维群先生批评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放纵是对的，然而“两少一宽”的本质不是纵容、妥协，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也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与习俗的尊重与包容，这恰恰是当今民族工作所需要的精神。


“两少一宽”政策的真相
  
作者：程敏      时间：2014-04-07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现在社会上有一股潮流，把民族分裂和恐怖恐怖猖獗的原因都归结于“两少一宽”的头上。尤其是个别高级领导干部，如朱维群先生也持类似观点。朱维群先生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理应清楚“两少一宽”政策出现的背景。那是八十年代防止“严打”在少数民族地区扩大化而提出来的，在当时很多少数民族习俗，按照“严打”的力度，都是要被严重定罪的，比如在两性关系比较开放的土族，每个人都会以“奈阔日”（情人）多为荣，而这显然是触犯“流氓罪”，严重者是可以被枪毙的。   


客观上讲，这些因民族习惯文化等差异而产生的“犯罪行为”在当时、当地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如果对少数民族公民适用刑法上完全搞“一刀切”，会伤害少数民族感情，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两少一宽”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也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我国法律制度很不健全，“两少一宽”某种意义上是对当时法制的调整和补充。这也表明，当时的党和主要领导人都坚信治国绝对不能靠严刑峻法、多捕多杀的理念。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人民长远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包括少数民族在人民群众都愿意在社会主义法制下安居乐业。


如果说“两少一宽”有负面影响，那更多是90年代以后司法机关无原则地将适用范围和空间扩大化的结果。地方政府在处理少数民族犯罪问题上，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普通刑事犯罪和发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外的犯罪也都用“两少一宽”来处理。这实非当初政策制定者的初衷。


那么，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第一，批判“两少一宽”的人是不是在责备求全？


第二，后人无休止地消费“两少一宽”买平安的做法是不是更要去批评反思？


第三，把一切责任都归结到“两少一宽”，是不是有为民族工作上的其他失误开脱之嫌？






“两少一宽”的精神符合宪法和《民族自治法》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以，法律法规在少数民族有所变通，是完全符合宪法的，也有上位法的渊源的。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根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而民族自治的真正落实，正是靠民族自治地方法律、法规、行政条例的完善和落实。截止2010年底，15个辖有自治州、自治县的省市制定了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批准生效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139件，单行条例777件。《婚姻法》、《物权法》、《继承法》、《土地法》等都有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






“两少一宽”符合国际惯例和历史传统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照顾少数族群特有习俗，在世界上也是惯例，中国历史上也有先例。澳大利亚至今仍承认土著适用自己的习惯法；英国在治理殖民地过程中，也承认当地的习惯法或宗教法，比如，港英时期，中国的法律和习惯一直适用于处理华人民事纠纷。而在清代中国，除了《大清律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专门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适用的单行法，如《回律》、《番律》、《蒙古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大清律例》也明确规定：“苗人与苗人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以滋扰暴。”说“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因民族差别而对法律的执行划出不同的杠杠”也未免符合事实。






    朱维群先生批评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放纵是对的，然而“两少一宽”的本质不是纵容、妥协，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也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与习俗的尊重与包容，这恰恰是当今民族工作所需要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