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到死：天朝债务危局（原创）

12年下半年至今，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全社会融资总额增速快于信贷增速，而中长期贷款增速又高于流动资金贷款增速（13年下半年来房地产信贷增速更是叫人大开眼界）；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结构上看，全社会融资总额主要增量来自委托贷款与信托贷款（信贷资金投放也有一定增长，但比重是下降的）；而通常情况下类似融资产品和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是没有半点关系的。另一方面，多数情况下中长期贷款同样是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的专利（房开贷就更不用说了）。于是不难想见，上述现象反映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进一步加剧；这也能够从近年来民间借贷利率的持续攀升得到较好佐证。
或许有人会问：人行、银监会不是有着“两个不低于”（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的明确要求么？没错，是有；但是…
1、        两个不低于仅针对表内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票据等表外资产不列入考核范畴（而表外资产恰恰是大客户的“强项”）。
2、        中小企业认定遵循雇员数、资产规模、销售收入三原则，任何一者符合即可；Whatapp卖了190亿美元？不用怀疑，这是妥妥的小型企业。
3、        某种意义上说，“两个不低于”也是有讨价还价空间的。
于是这又有着怎样的经济后果？
首先，这意味着国民经济周转率的全面下滑。我们知道，企业经营有着资产周转率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周转率越高，便意味着等量投入能够带来越多的产出。同理，表外资产与中长期信贷的占比提升必然意味着高投资率，而这将进一步恶化天朝经济也已存在过度重资产化现象（天朝当前的GDP/资本存量比值已经超越了包括扶桑国在内的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而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因为最优资本存量的存在，投资率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率并不是越高越好的（道理很简单，投资会有折旧，借钱需要利息，那么即便不考虑机会成本，回报率总得抵过折旧率+利息才成）。进一步说，高投资率和高负债率之间更有着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投资率越高，对应的折旧与利息支出也就越高，那么可用于偿还本金并保证持续经营的自由现金流也就越紧张；于是难免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怪圈，而要借新债，没有新的投资项目无疑是很困难的。
其次，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率的显著下降。钱投下去了，一时半会自然收不回来；那么快速周转也就无从谈起。当然理论上说，项目资金最终会流入材料商、建筑商、包工头、农民工等形形色色的市场主体；于是最终也能流转起来；但是…我们知道在大天朝，工程款、材料款乃至农民工工资的拨付从来就不是及时的（哪都一样，天朝更多是因为程度问题而犹显突出）；而项目方付款不及时，上游企业也只好拖着更上游的债了（你说农民工没钱可欠？人家不能压缩消费么）。费雪方程式告诉我们，货币发行量之外，货币流通速度也是决定名义物价的重要因素；复杂的三角债关系一方面极大拖累了社会资金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恶性通胀的爆发—但这却是个极度危险的堰塞湖，毕竟骇人听闻的货币发行量摆在那里（反过来讲，为了克服低下的货币流动速度，增发货币无疑是最为“便捷”的解决之道）。
再次，这意味着要素禀赋的严重浪费—通俗地说，就是钱被扔到水里去了。我们知道，不同民营经济部门的预算硬约束（所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国有企业尤其是政府部门在根本上是预算软约束的（一方面，赔的不是自己的钱；另一方面，谁又能管到官爷头上呢）。更要命的是，不同于私人部门的利润导向，政府部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多元价值”的。以我大福州为例：10余年来，“白改黑”（水泥路改柏油路）/“黑改白”（柏油路改水泥路）来回了三趟、城市园林绿化景观工程彻底推倒重来了一回（江滨大道景观工程来了两回）、地下管网开挖次数无法统计、城市规划…这玩意是啥？能吃么？无论考虑预算约束（仅仅不久前的马尾片区东江滨大道景观改造工程3期就花了快4个亿）抑或投资收益（“白改黑”、“黑改白”来回折腾，到头来什么都没改变，施工期间的严重扰民还带来了显著的负经济收益），类似行为都是无法想象的；但站在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这却恰恰是理性的：没有建设就没有GDP，没有GDP就没有升迁机会，此其一；不折腾没法招投标，木有招投标何来“冰炭敬”、“火耗银”，此其二。至于浪费不浪费神马的…税金小偷还在乎这些么？
不言而喻，上述后果最终都将反映社会资产负债结构与偿债能力；天朝企业部门惊人的高负债率即为最好例证（不独企业债务/GDP比率冠绝所有主要经济体，其绝对值也已超越亚美利加；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政府部门的债务转嫁）。更令人担心的是，迄今为止天朝依旧没有深度结构性改革的任何迹象；那么随着投资回报率的持续下降（即便不考虑国有部门的效率问题，边际收益递减也是不可抗拒的基本规律）与重资产化现象的不断加剧，系统性的全面债务危机恐怕难以避免，毕竟庞氏骗局终有尽时；问题在于等待着我们究竟是1929-1934的亚美利加抑或1919-1923的日耳曼尼亚。
12年下半年至今，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全社会融资总额增速快于信贷增速，而中长期贷款增速又高于流动资金贷款增速（13年下半年来房地产信贷增速更是叫人大开眼界）；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结构上看，全社会融资总额主要增量来自委托贷款与信托贷款（信贷资金投放也有一定增长，但比重是下降的）；而通常情况下类似融资产品和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是没有半点关系的。另一方面，多数情况下中长期贷款同样是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的专利（房开贷就更不用说了）。于是不难想见，上述现象反映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进一步加剧；这也能够从近年来民间借贷利率的持续攀升得到较好佐证。
或许有人会问：人行、银监会不是有着“两个不低于”（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的明确要求么？没错，是有；但是…
1、        两个不低于仅针对表内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票据等表外资产不列入考核范畴（而表外资产恰恰是大客户的“强项”）。
2、        中小企业认定遵循雇员数、资产规模、销售收入三原则，任何一者符合即可；Whatapp卖了190亿美元？不用怀疑，这是妥妥的小型企业。
3、        某种意义上说，“两个不低于”也是有讨价还价空间的。
于是这又有着怎样的经济后果？
首先，这意味着国民经济周转率的全面下滑。我们知道，企业经营有着资产周转率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周转率越高，便意味着等量投入能够带来越多的产出。同理，表外资产与中长期信贷的占比提升必然意味着高投资率，而这将进一步恶化天朝经济也已存在过度重资产化现象（天朝当前的GDP/资本存量比值已经超越了包括扶桑国在内的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而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因为最优资本存量的存在，投资率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率并不是越高越好的（道理很简单，投资会有折旧，借钱需要利息，那么即便不考虑机会成本，回报率总得抵过折旧率+利息才成）。进一步说，高投资率和高负债率之间更有着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投资率越高，对应的折旧与利息支出也就越高，那么可用于偿还本金并保证持续经营的自由现金流也就越紧张；于是难免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怪圈，而要借新债，没有新的投资项目无疑是很困难的。
其次，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率的显著下降。钱投下去了，一时半会自然收不回来；那么快速周转也就无从谈起。当然理论上说，项目资金最终会流入材料商、建筑商、包工头、农民工等形形色色的市场主体；于是最终也能流转起来；但是…我们知道在大天朝，工程款、材料款乃至农民工工资的拨付从来就不是及时的（哪都一样，天朝更多是因为程度问题而犹显突出）；而项目方付款不及时，上游企业也只好拖着更上游的债了（你说农民工没钱可欠？人家不能压缩消费么）。费雪方程式告诉我们，货币发行量之外，货币流通速度也是决定名义物价的重要因素；复杂的三角债关系一方面极大拖累了社会资金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恶性通胀的爆发—但这却是个极度危险的堰塞湖，毕竟骇人听闻的货币发行量摆在那里（反过来讲，为了克服低下的货币流动速度，增发货币无疑是最为“便捷”的解决之道）。
再次，这意味着要素禀赋的严重浪费—通俗地说，就是钱被扔到水里去了。我们知道，不同民营经济部门的预算硬约束（所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国有企业尤其是政府部门在根本上是预算软约束的（一方面，赔的不是自己的钱；另一方面，谁又能管到官爷头上呢）。更要命的是，不同于私人部门的利润导向，政府部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多元价值”的。以我大福州为例：10余年来，“白改黑”（水泥路改柏油路）/“黑改白”（柏油路改水泥路）来回了三趟、城市园林绿化景观工程彻底推倒重来了一回（江滨大道景观工程来了两回）、地下管网开挖次数无法统计、城市规划…这玩意是啥？能吃么？无论考虑预算约束（仅仅不久前的马尾片区东江滨大道景观改造工程3期就花了快4个亿）抑或投资收益（“白改黑”、“黑改白”来回折腾，到头来什么都没改变，施工期间的严重扰民还带来了显著的负经济收益），类似行为都是无法想象的；但站在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这却恰恰是理性的：没有建设就没有GDP，没有GDP就没有升迁机会，此其一；不折腾没法招投标，木有招投标何来“冰炭敬”、“火耗银”，此其二。至于浪费不浪费神马的…税金小偷还在乎这些么？
不言而喻，上述后果最终都将反映社会资产负债结构与偿债能力；天朝企业部门惊人的高负债率即为最好例证（不独企业债务/GDP比率冠绝所有主要经济体，其绝对值也已超越亚美利加；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政府部门的债务转嫁）。更令人担心的是，迄今为止天朝依旧没有深度结构性改革的任何迹象；那么随着投资回报率的持续下降（即便不考虑国有部门的效率问题，边际收益递减也是不可抗拒的基本规律）与重资产化现象的不断加剧，系统性的全面债务危机恐怕难以避免，毕竟庞氏骗局终有尽时；问题在于等待着我们究竟是1929-1934的亚美利加抑或1919-1923的日耳曼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