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风暴背后的群体污名化陷阱

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world/story20140318-322251


冯月季(中国燕山大学文学与新闻系副教授)

    中国正日益成长为世界一支重要的反恐力量，但充满戏剧色彩的是：反恐走出国门，却后院失火。从更早的2008年“拉萨 3·14暴乱”，2009年“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到2013年“北京10·28金水桥事件”，以至于刚刚发生的“昆明3·01火车站暴恐事件”，再有近来频繁发生在新疆、西藏地区的暴徒袭击警民事件，使得中国面临的反恐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暴徒们将屠刀伸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其行径冷血、残忍，必须予以打击和严惩，可以预料的是，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反恐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或许两会后，中国就将展开新一轮的防恐、反恐风暴。

    不过，在反恐风暴之下，一个群体污名化陷阱正越挖越深，提醒当局不得不加以提防。这个陷阱如下：“昆明3·01火车站暴恐事件” 刚刚发生后不久，就有多地网友爆料，当地加强了对新疆人的戒备，房东不租房子给新疆人，酒店以床位不足拒绝接待新疆人，在这些人看来，每个新疆人脸上都似乎刻着“恐怖”二字，随时会拿一把明晃晃的钢刀索了别人性命。这绝非夸大其词，在有藏族或维族同胞活动的城市，中国最勇武的城管都不敢轻易惹他们。

    官家尚如此，更何况平头百姓，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新疆人或西藏人很齐心，如果一人受到欺负，就会集群而上，且生性鲁猛，而汉人则如一盘散沙，即便与新疆人或西藏人发生矛盾，也只能忍辱退让。这也绝非杜撰，“切糕党”的诞生便是证明。于是自上而下的，便会形成一种对新疆人或西藏人的刻板印象，下意识将恐怖、暴乱等概念等同于新疆人或西藏人。

    如上文所述，这是一种非正常的社会学现象，叫做“群体污名化”。污名化现象并非现代才有，古希腊人就曾经在奴隶、罪犯或叛徒身上打上记号，以此向人示明：此人有污点，在祭祀仪式或公共场合当避免与之接触，以免受到玷污。现代社会文明大大进步，然而污名化现象却有增不减，如是观之，整个中国范畴内的社会群体，被污名了个遍：从叫兽（教授）到砖家（专家），从公知到大妈，从猿类（公务员）到灵道（领导），从变坏的老人到虐人的儿童，从全民学习的道德楷模到呼风唤雨的网络大V。一句话：好人去哪儿了？

    污名化存在着一个命名的过程，在施污者与受污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将污名定义为人际关系中“一种大大令人丢脸的特征。” 被污名化也就意味着名声不好，道德品质有问题，被排挤出社会正常范畴，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社会信任体系遭遇危机。污名化是一种社会身份定位，被污名化的一方，其真实和虚拟的社会身份之间产生了错位。这与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很相似，由于某些特定的因素，污名化的一方对被污名化的一方往往存在一种以偏概全的认知偏差。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里所言“特定的因素”是什么，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新疆人或西藏人的“恐怖、暴力”身份标识？有人说是媒体的报道，他们认为媒体不负责任地使用“新疆暴徒”或“西藏暴徒”的称呼，强化了受众对新疆人或西藏人的刻板印象。表面看来，确有道理，提出“刻板印象”概念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还提出过“拟态环境”概念，即受众对社会的认知主要基于媒体的报道。

    不过，认为媒体是导致新疆人或西藏人被群体污名化的罪魁祸首，此种言论显然不能触及问题的机理。如果非要追究，则当局现行的差异化民族政策难辞其咎。本着保护少数民族同胞的初衷，给予少数民族同胞在教育、生育、经济等政策上的优惠，看起来合情合理，彰显了政府的人道主义关怀。然而现今来看，中国政府实行数十年的差异化民族政策问题多多。

    不妨先来做一个逆向思考，政府给予少数民族各种优惠政策，假若是出于保护和关爱之意，我们也可以将之理解为这里面存在着身份上的歧视——因为少数民族在智力上和文明开化上不及汉人，所以才给予特殊照顾。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传统：中央以远，蛮夷之地，民风彪悍，非怀柔政策才得以笼络人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也曾经是美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享受者，1951年，马丁·路德·金申请波士顿大学神学院的博士项目，提交了一份很低的GRE分数单，按照白人标准，肯定不会被录取。令人惊奇的是，他最后被录取了。当时的美国白人普遍认为：黑人学生和少数族裔学生，在标准化总体考试中的成绩一定会低于白人学生。

    这在中国的教育界更为普遍，少数民族考生所享受的加分、减免学费等各种优惠条件令汉族学生极为羡慕，同时也催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心理不平等。在教育产业化的大背景下，一部分人可以免费享受优质商品服务，另一部分人则需要出高价购买，这对于日渐萌生平等意识的中国人来说，颇为不爽！这不也是传说中的“特权”么？

    但是，新疆人或西藏人对此“特权”买账不？吴迪3月5日在《联合早报》上撰言：汉人大量涌入新疆或西藏，垄断了当地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少数民族参与当地经济文化建设严重不足，于是，我们又看到，在新疆或西藏地区，汉人成为了某种程度的“特权者”。在维族人或藏人观念中，汉人成为了领地的非法入侵者，其背后必定得到了政府的默认，汉人也被群体污名化了。

双向的群体污名化，与政府所主导的“外圣内王”的少数民族政策有莫大干系。直接导致了对立双方都认为：对方攫取了自己本应得的利益。于是衍生了一种非常可怕的后果，被污名化的一方不仅仅像戈夫曼所说的只是丢脸那么简单，敌视、敌对的情绪不断蔓延。一旦到了临界点，被污名化的一方就会以激进行为予以回应，这既是对施污者的反叛，也是对自己被污名化身份的自我确认。譬如，同性恋者被戴上不正常、反人类的标签，激进的同性恋者就会在公开场合光鲜地招摇过市，并且炫耀说：我是同性恋，你奈我何？

    换言之，汉人与维族人、藏人之间的双向群体污名化，何尝不隐藏着暴力的隐忧呢？有时候，情绪上的暴力更可怕。双方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暴力的根源在于自我认知出现偏差，因而出现激进的越轨行为毫不奇怪。就像戈夫曼在《污名》这本书中开头所引《寂寞芳心小姐》的自白一样：当那些正常人用侮辱人的口气嘲笑我的心智缺陷……不是说笑，我真想把他们掐死！

    本着保护少数民族同胞的初衷，给予少数民族同胞在教育、生育、经济等政策上的优惠，看起来合情合理，彰显了政府的人道主义关怀。然而现今来看，中国政府实行数十年的差异化民族政策问题多多。
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world/story20140318-322251


冯月季(中国燕山大学文学与新闻系副教授)

    中国正日益成长为世界一支重要的反恐力量，但充满戏剧色彩的是：反恐走出国门，却后院失火。从更早的2008年“拉萨 3·14暴乱”，2009年“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到2013年“北京10·28金水桥事件”，以至于刚刚发生的“昆明3·01火车站暴恐事件”，再有近来频繁发生在新疆、西藏地区的暴徒袭击警民事件，使得中国面临的反恐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暴徒们将屠刀伸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其行径冷血、残忍，必须予以打击和严惩，可以预料的是，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反恐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或许两会后，中国就将展开新一轮的防恐、反恐风暴。

    不过，在反恐风暴之下，一个群体污名化陷阱正越挖越深，提醒当局不得不加以提防。这个陷阱如下：“昆明3·01火车站暴恐事件” 刚刚发生后不久，就有多地网友爆料，当地加强了对新疆人的戒备，房东不租房子给新疆人，酒店以床位不足拒绝接待新疆人，在这些人看来，每个新疆人脸上都似乎刻着“恐怖”二字，随时会拿一把明晃晃的钢刀索了别人性命。这绝非夸大其词，在有藏族或维族同胞活动的城市，中国最勇武的城管都不敢轻易惹他们。

    官家尚如此，更何况平头百姓，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新疆人或西藏人很齐心，如果一人受到欺负，就会集群而上，且生性鲁猛，而汉人则如一盘散沙，即便与新疆人或西藏人发生矛盾，也只能忍辱退让。这也绝非杜撰，“切糕党”的诞生便是证明。于是自上而下的，便会形成一种对新疆人或西藏人的刻板印象，下意识将恐怖、暴乱等概念等同于新疆人或西藏人。

    如上文所述，这是一种非正常的社会学现象，叫做“群体污名化”。污名化现象并非现代才有，古希腊人就曾经在奴隶、罪犯或叛徒身上打上记号，以此向人示明：此人有污点，在祭祀仪式或公共场合当避免与之接触，以免受到玷污。现代社会文明大大进步，然而污名化现象却有增不减，如是观之，整个中国范畴内的社会群体，被污名了个遍：从叫兽（教授）到砖家（专家），从公知到大妈，从猿类（公务员）到灵道（领导），从变坏的老人到虐人的儿童，从全民学习的道德楷模到呼风唤雨的网络大V。一句话：好人去哪儿了？

    污名化存在着一个命名的过程，在施污者与受污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将污名定义为人际关系中“一种大大令人丢脸的特征。” 被污名化也就意味着名声不好，道德品质有问题，被排挤出社会正常范畴，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社会信任体系遭遇危机。污名化是一种社会身份定位，被污名化的一方，其真实和虚拟的社会身份之间产生了错位。这与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很相似，由于某些特定的因素，污名化的一方对被污名化的一方往往存在一种以偏概全的认知偏差。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里所言“特定的因素”是什么，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新疆人或西藏人的“恐怖、暴力”身份标识？有人说是媒体的报道，他们认为媒体不负责任地使用“新疆暴徒”或“西藏暴徒”的称呼，强化了受众对新疆人或西藏人的刻板印象。表面看来，确有道理，提出“刻板印象”概念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还提出过“拟态环境”概念，即受众对社会的认知主要基于媒体的报道。

    不过，认为媒体是导致新疆人或西藏人被群体污名化的罪魁祸首，此种言论显然不能触及问题的机理。如果非要追究，则当局现行的差异化民族政策难辞其咎。本着保护少数民族同胞的初衷，给予少数民族同胞在教育、生育、经济等政策上的优惠，看起来合情合理，彰显了政府的人道主义关怀。然而现今来看，中国政府实行数十年的差异化民族政策问题多多。

    不妨先来做一个逆向思考，政府给予少数民族各种优惠政策，假若是出于保护和关爱之意，我们也可以将之理解为这里面存在着身份上的歧视——因为少数民族在智力上和文明开化上不及汉人，所以才给予特殊照顾。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传统：中央以远，蛮夷之地，民风彪悍，非怀柔政策才得以笼络人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也曾经是美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享受者，1951年，马丁·路德·金申请波士顿大学神学院的博士项目，提交了一份很低的GRE分数单，按照白人标准，肯定不会被录取。令人惊奇的是，他最后被录取了。当时的美国白人普遍认为：黑人学生和少数族裔学生，在标准化总体考试中的成绩一定会低于白人学生。

    这在中国的教育界更为普遍，少数民族考生所享受的加分、减免学费等各种优惠条件令汉族学生极为羡慕，同时也催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心理不平等。在教育产业化的大背景下，一部分人可以免费享受优质商品服务，另一部分人则需要出高价购买，这对于日渐萌生平等意识的中国人来说，颇为不爽！这不也是传说中的“特权”么？

    但是，新疆人或西藏人对此“特权”买账不？吴迪3月5日在《联合早报》上撰言：汉人大量涌入新疆或西藏，垄断了当地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少数民族参与当地经济文化建设严重不足，于是，我们又看到，在新疆或西藏地区，汉人成为了某种程度的“特权者”。在维族人或藏人观念中，汉人成为了领地的非法入侵者，其背后必定得到了政府的默认，汉人也被群体污名化了。

双向的群体污名化，与政府所主导的“外圣内王”的少数民族政策有莫大干系。直接导致了对立双方都认为：对方攫取了自己本应得的利益。于是衍生了一种非常可怕的后果，被污名化的一方不仅仅像戈夫曼所说的只是丢脸那么简单，敌视、敌对的情绪不断蔓延。一旦到了临界点，被污名化的一方就会以激进行为予以回应，这既是对施污者的反叛，也是对自己被污名化身份的自我确认。譬如，同性恋者被戴上不正常、反人类的标签，激进的同性恋者就会在公开场合光鲜地招摇过市，并且炫耀说：我是同性恋，你奈我何？

    换言之，汉人与维族人、藏人之间的双向群体污名化，何尝不隐藏着暴力的隐忧呢？有时候，情绪上的暴力更可怕。双方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暴力的根源在于自我认知出现偏差，因而出现激进的越轨行为毫不奇怪。就像戈夫曼在《污名》这本书中开头所引《寂寞芳心小姐》的自白一样：当那些正常人用侮辱人的口气嘲笑我的心智缺陷……不是说笑，我真想把他们掐死！

    本着保护少数民族同胞的初衷，给予少数民族同胞在教育、生育、经济等政策上的优惠，看起来合情合理，彰显了政府的人道主义关怀。然而现今来看，中国政府实行数十年的差异化民族政策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