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王朝论”的翻版

胡文辉
　　学者，现居广州。著有《广风月谈》、《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等。
　　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领域，近十余年兴起了一个“新清史”潮流，近期颇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回应。刘凤云、刘文鹏编纂的《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的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汇辑了有关的论战文章，刘凤云执笔的《前言》，等于是整部文集的提要。总得说来，文集的编辑很不错，但双方论争的具体内容，却未必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争论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简单的，无非就是：清朝是汉族本位的呢，还是满族本位的呢？在我看，双方都不见得高明：华人史家多强调清朝的汉族本位（所谓“汉化”），可说是意料之中的，透露出一种民族主义的“保守”倾向；而美国汉学家一方，则强调清朝的满族本位（所谓“满族认同”），又有点过犹不及，显出一种专门家式的大惊小怪。华人史家大体只是发挥传统的思路和观念，可不置论；而作为“新清史”的鼓吹者，美国汉学家们在后现代史学的背景下，祭出了一点新概念，但提出的其实仍是旧问题———回荡着魏特夫的幽灵。(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魏特夫一则，曾这样评述其《中国社会史：辽》：“其贡献在借用人类学的‘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解释辽（契丹）的中国化过程，强调其政治社会的二重性特征，称之为‘征服王朝’（D ieE robererdynastie）；同时梳理此后金、元、清等外来政权的制度特色，对于亚洲内陆文明与中原文明皆有新颖的宏观认识。……盖中国史家自华夏本位出发，每强调外来民族与本土社会的融合；而征服王朝模式则自边疆本位出发，强调外来民族与本土社会的冲突，正可补充国人视角的局限。”并在注释中补充：“对于北部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历史关系，本土史家如陈垣、冯承钧、姚从吾，皆强调前者为后者所同化（陈《元西域人华化考》、冯《唐代华化蕃胡考》皆称‘华化’，而姚《契丹汉化的分析》、《女真汉化的分析》则称为‘汉化’），即重在文化方面；而外域汉学家如拉铁摩尔、魏特夫，则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征服，即重在军事与政治方面，恰成意味深刻的对照。……据唐德刚回忆，胡适与魏特夫曾有不愉快的争辩，‘胡氏认为中国历史上蛮夷”华化“（Sinicization；Sinification）是自动的、自然的和逐渐形成的。魏氏则认为蛮夷是拼死抗拒”华化“，毫不妥协；契丹史上便有明证。’文化心态最开放的胡适尚且如是，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自可想见。”
　　
    这样看来，所谓“新清史”的理论内涵，不就是魏特夫“征服王朝论”的翻版吗？只不过魏特夫立足的领域是辽史（契丹），而“新清史”立足的领域是清史（满族），如此而已。
　　
    更有意味的是，胡适与魏特夫式的争论，在中国史的其他领域也屡见不鲜：六十年代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刊行英译本，牟复礼即批评陈垣片面地关注西域人所受的汉化影响，忽略汉人的胡化倾向；而针对牟复礼的意见，寓美的华裔汉学家杨联陞随之又作了反批评（参殷小平《再谈陈垣先生与元代基督教史研究》，见《陈垣与岭南：纪念陈垣先生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七十年代陶晋生在美国出版《十二世纪中国女真汉化研究》一书，借用人类学的“同化”、“涵化”概念，探讨了女真人的汉化过程；而西方汉学家则倾向于质疑其说，尤其杜奈尔指陶氏简单地套用了“同化”概念，无法证明其女真人汉化的结论，并反对将作为征服者的女真人视作汉民族的从属族群（参徐凯《关于15-17世纪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以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为视角》，见《清朝的国家认同》）。

    可见，不论是辽史领域，还是金史、元史，华人学者多突出汉族本位方面，重点研究北方民族的“华化”或“汉化”，而西方汉学家则反之，多突出北方民族本位，重点研究北方民族对“同化”的抗拒。这几乎可以视为同一争论在不同的断代史领域的重演。由此可见，新近兴起的“新清史”潮流在内涵上不过是新瓶旧酒，“新清史”，何“新”之有？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作为这一论争最主要的始作俑者，清史专家罗友枝在《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中只提到拉铁摩尔，却没有提到魏特夫———而魏特夫对契丹人的“同化”或反“同化”的分析，本来是更为透彻的。也不仅是罗友枝，我翻遍这部文集的脚注，似乎只有一处涉及魏氏，而且只是提及其《东方专制主义》一书，跟“新清史”争鸣最为切题的《中国社会史：辽》反倒未见踪迹。众所周知，今日美国汉学的主流，是由费正清、史华慈一系奠定并传承下来的，而魏特夫跟他们在政治、人事及学术上都有过节（参《现代学林点将录》魏特夫一则）；因此我很怀疑，这是有意识的回避，暴露出美国汉学界的门户之见。

    如此说来，这就是又一个美国汉学史上李代桃僵的例子。我曾就英国人方德万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写过一篇书评，里面有一段话：在史迪威问题上，在抗战问题上，在国共问题上，我想方德万要比费正清更接近实情，“院外援华集团”要比号称“中国通”的外交官们更接近实情，右派要比左派更接近实情。从费正清到方德万，可见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的钟摆经历了从右向左、再从左向右的轮回，历史似乎还是公平的。可是不要忘了，方德万仍是费正清学术群体中涌现的中国学家，这就意味着，以费正清为标志的中国现代史编纂体系，虽已悄然转向了对立的右翼立场，但他们依然占据着学术界的主导地位，而更为“正确”的右派们却早就湮没无闻了。……说穿了，在很多时候，学问也跟政治一样是胜者为王的。谁抢占了学术山头，似乎谁就垄断了历史的话语权。“（《史迪威问题与中国现代史的修正》，《南方周末》2008年1月31日）同样的，在北方民族史问题上，”正确“的魏特夫也湮没无闻了，被美国汉学界遗忘了———要么是有意的忽略，即集体封杀；要么是无意的遗忘，即数典忘祖。

    还应当提一下，活跃在晚清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早就对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冲突性关系作过学术讨论，并已注意到北方民族既“同化”又“异化”的“两重性”特征（《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第二十一章“古代中国的鞑靼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版）。他比拉铁摩尔、魏特夫还要早得多。但其论著不可能符合现代式的专业规范，在汉学界，他恐怕也被遗忘得更为彻底。

http://news.gd.sina.com.cn/news/20120408/1272429.html

胡文辉
　　学者，现居广州。著有《广风月谈》、《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等。
　　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领域，近十余年兴起了一个“新清史”潮流，近期颇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回应。刘凤云、刘文鹏编纂的《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的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汇辑了有关的论战文章，刘凤云执笔的《前言》，等于是整部文集的提要。总得说来，文集的编辑很不错，但双方论争的具体内容，却未必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争论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简单的，无非就是：清朝是汉族本位的呢，还是满族本位的呢？在我看，双方都不见得高明：华人史家多强调清朝的汉族本位（所谓“汉化”），可说是意料之中的，透露出一种民族主义的“保守”倾向；而美国汉学家一方，则强调清朝的满族本位（所谓“满族认同”），又有点过犹不及，显出一种专门家式的大惊小怪。华人史家大体只是发挥传统的思路和观念，可不置论；而作为“新清史”的鼓吹者，美国汉学家们在后现代史学的背景下，祭出了一点新概念，但提出的其实仍是旧问题———回荡着魏特夫的幽灵。(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魏特夫一则，曾这样评述其《中国社会史：辽》：“其贡献在借用人类学的‘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解释辽（契丹）的中国化过程，强调其政治社会的二重性特征，称之为‘征服王朝’（D ieE robererdynastie）；同时梳理此后金、元、清等外来政权的制度特色，对于亚洲内陆文明与中原文明皆有新颖的宏观认识。……盖中国史家自华夏本位出发，每强调外来民族与本土社会的融合；而征服王朝模式则自边疆本位出发，强调外来民族与本土社会的冲突，正可补充国人视角的局限。”并在注释中补充：“对于北部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历史关系，本土史家如陈垣、冯承钧、姚从吾，皆强调前者为后者所同化（陈《元西域人华化考》、冯《唐代华化蕃胡考》皆称‘华化’，而姚《契丹汉化的分析》、《女真汉化的分析》则称为‘汉化’），即重在文化方面；而外域汉学家如拉铁摩尔、魏特夫，则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征服，即重在军事与政治方面，恰成意味深刻的对照。……据唐德刚回忆，胡适与魏特夫曾有不愉快的争辩，‘胡氏认为中国历史上蛮夷”华化“（Sinicization；Sinification）是自动的、自然的和逐渐形成的。魏氏则认为蛮夷是拼死抗拒”华化“，毫不妥协；契丹史上便有明证。’文化心态最开放的胡适尚且如是，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自可想见。”
　　
    这样看来，所谓“新清史”的理论内涵，不就是魏特夫“征服王朝论”的翻版吗？只不过魏特夫立足的领域是辽史（契丹），而“新清史”立足的领域是清史（满族），如此而已。
　　
    更有意味的是，胡适与魏特夫式的争论，在中国史的其他领域也屡见不鲜：六十年代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刊行英译本，牟复礼即批评陈垣片面地关注西域人所受的汉化影响，忽略汉人的胡化倾向；而针对牟复礼的意见，寓美的华裔汉学家杨联陞随之又作了反批评（参殷小平《再谈陈垣先生与元代基督教史研究》，见《陈垣与岭南：纪念陈垣先生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七十年代陶晋生在美国出版《十二世纪中国女真汉化研究》一书，借用人类学的“同化”、“涵化”概念，探讨了女真人的汉化过程；而西方汉学家则倾向于质疑其说，尤其杜奈尔指陶氏简单地套用了“同化”概念，无法证明其女真人汉化的结论，并反对将作为征服者的女真人视作汉民族的从属族群（参徐凯《关于15-17世纪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以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为视角》，见《清朝的国家认同》）。

    可见，不论是辽史领域，还是金史、元史，华人学者多突出汉族本位方面，重点研究北方民族的“华化”或“汉化”，而西方汉学家则反之，多突出北方民族本位，重点研究北方民族对“同化”的抗拒。这几乎可以视为同一争论在不同的断代史领域的重演。由此可见，新近兴起的“新清史”潮流在内涵上不过是新瓶旧酒，“新清史”，何“新”之有？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作为这一论争最主要的始作俑者，清史专家罗友枝在《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中只提到拉铁摩尔，却没有提到魏特夫———而魏特夫对契丹人的“同化”或反“同化”的分析，本来是更为透彻的。也不仅是罗友枝，我翻遍这部文集的脚注，似乎只有一处涉及魏氏，而且只是提及其《东方专制主义》一书，跟“新清史”争鸣最为切题的《中国社会史：辽》反倒未见踪迹。众所周知，今日美国汉学的主流，是由费正清、史华慈一系奠定并传承下来的，而魏特夫跟他们在政治、人事及学术上都有过节（参《现代学林点将录》魏特夫一则）；因此我很怀疑，这是有意识的回避，暴露出美国汉学界的门户之见。

    如此说来，这就是又一个美国汉学史上李代桃僵的例子。我曾就英国人方德万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写过一篇书评，里面有一段话：在史迪威问题上，在抗战问题上，在国共问题上，我想方德万要比费正清更接近实情，“院外援华集团”要比号称“中国通”的外交官们更接近实情，右派要比左派更接近实情。从费正清到方德万，可见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的钟摆经历了从右向左、再从左向右的轮回，历史似乎还是公平的。可是不要忘了，方德万仍是费正清学术群体中涌现的中国学家，这就意味着，以费正清为标志的中国现代史编纂体系，虽已悄然转向了对立的右翼立场，但他们依然占据着学术界的主导地位，而更为“正确”的右派们却早就湮没无闻了。……说穿了，在很多时候，学问也跟政治一样是胜者为王的。谁抢占了学术山头，似乎谁就垄断了历史的话语权。“（《史迪威问题与中国现代史的修正》，《南方周末》2008年1月31日）同样的，在北方民族史问题上，”正确“的魏特夫也湮没无闻了，被美国汉学界遗忘了———要么是有意的忽略，即集体封杀；要么是无意的遗忘，即数典忘祖。

    还应当提一下，活跃在晚清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早就对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冲突性关系作过学术讨论，并已注意到北方民族既“同化”又“异化”的“两重性”特征（《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第二十一章“古代中国的鞑靼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版）。他比拉铁摩尔、魏特夫还要早得多。但其论著不可能符合现代式的专业规范，在汉学界，他恐怕也被遗忘得更为彻底。

http://news.gd.sina.com.cn/news/20120408/12724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