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观察：华盛顿如何解读中国反日大游行

华盛顿观察：华盛顿如何解读中国反日大游行



《华盛顿观察》周刊

“日本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对此，日本是感到不舒服和害怕，怕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迈克尔·叶胡达教授（Michael Yahuda）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专访时说道，“在中国和日本领导人能一起弄清楚彼此都能接受的未来关系图景之前，中日关系将继续让亚洲的未来笼罩在阴影之中。”

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随着联合国是否吸纳日本进入安理会问题而爆涨，3月9─10日中国出现全国性的示威游行，深圳的示威者逾万人。对此中国总理温家宝敦促日本“进行深刻反省”，日本高官称中国“真是可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敦促中国“肩负起防止外国人在京受到攻击”的责任。

“日本最终是不是一个衰落的大国，中国是否一定崛起，这都还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是正确的，中国的确在崛起而日本在衰落，那更给了中国一个理由主动向日本伸出手去。目前这样贬损日本只会鼓励那些民族情绪强烈的日本人跳出来推动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姿态。”叶胡达教授说，“日本的确在向右偏移，对日本来讲过去很难修改宪法第九条（和平条款），可能现在更容易了。中国人非常快地诉说他们的情感如何被伤害了，但是比较慢地认识到自己所做的对别人也有影响。”

华盛顿的日本问题专家普遍担心中国街头的示威游行不仅于事无补，不会达到让日本人反省历史问题的目的，反而会进一步恶化中日关系，同时挑起中国对日政策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走向的种种疑问。

“这是非常不幸的发展。我坚定地认为良好的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和美日关系对亚洲的和平和稳定非常重要。我们有很多可以一起考虑、一起做的事情。我认为这（种对抗）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正常途径。我尤其不喜欢暴民式的暴力，这只会激怒日本人，”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日本研究室主任威廉·布里尔（William Breer）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井泉：“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民意”

正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井泉说他对国内的示威游行“并不感到吃惊，因为这代表了近几年来中国的基本民意”。他认为日相四次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历史教科书问题是这种情绪的根源。

井泉说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确想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中日政治上高层互访虽停滞不前，但是中低层的官方来往仍在继续，这说明中国政府想同日本发展健康稳定的关系。

“但是民意（对政府）有很大压力，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民意，”井泉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中国）政府要同日本谈，但是应该允许老百姓表达自己的意见。”

叶胡达教授说，中国政府既然可以控制因特网，很多问题在网上讨论不得，那么允许反日言论的流行和讨论表现出中国政府赞许这一情绪。虽然了解中国内部思维动态的观察家对此未必苟同，但是叶胡达的观点的确代表华盛顿很多分析家的意见：华盛顿对中国反日游行是“自发而来”这一澄清并不买账。

“我不认为这纯粹是一场草根性质、民众推动的运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日本问题专家巴尔比娜·黄（Balbina Hwang）批评说，“（中国）政府多多少少是卷入指引、鼓励和挑起这种示威行为的，而他们至少是可以控制这些行为，但却没有这样做。中国和韩国利用同日本的历史问题来为自己国内的政治目标，有时是国际目标服务……给公众舆论火上浇油，政治化这些问题……这样做是相当不负责任的，点燃的是不负责任的民族主义。”

巴尔比娜·黄认为，中国这次示威游行的主要是年轻一代，不是日本侵略的实际受害者，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们的愤怒并非来源于亲身经历过的历史，而是情绪性的民族主义。

“中国也好，韩国也好，这样愤怒的渲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不是在说这样渲泄完全不正当，他们的缘由和目的是正当的，敦促日本社会更正对待历史问题不负责任的态度。但是问题在于（示威者）不是就想达到这一个目的，而是政治化（历史）问题。可是这样一来，这一问题就更不可能得到解决，因为这会在日本招致反面效果。”巴尔比娜·黄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巴尔比娜提到最近的民意测验都表明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本身不是极端分子，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们支持小泉总理参拜靖国神社，不支持修正历史教科书。

“这并不是因为日本人都是军国主义分子，而是因为他们讨厌来自中国和韩国的至少是他们看来‘傲慢的’、‘太过分’、‘不合乎情理’的要求，因此他们拒绝向这些要求妥协。这是我所谈的反作用的结果。日本人也许对修改历史教科书会合情合理，但是他们如果认为是被中国或韩国强迫或要求去做，他们就不会做。”巴尔比娜说。她认为中韩两国政府的处理方式，同预想达到的政策目标比，适得其反。

“（中国示威游行）这样做根本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日本民族主义的回潮和高涨，”巴尔比娜警告说。

叶胡达教授认为日本也正有一股情绪敌视中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使得日本领导人不能在中国问题上成为“软脚蟹”。中日民族主义情绪横流的结果是使得双方政府在政策妥协上不剩什么回旋空间。

“这让人感到不安：中日两国如何才能理智地共处？”叶胡达教授说，“我不是要他们变成朋友。只是希望他们允许相互间的共识和分歧，找到一致的地方一起合作。但是目前中日找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分歧。”

中日如何作为强国共处？

冷战的结束带给亚洲的一个机构性的后果是，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国际和国内定位，回答“我们是谁？”的身份问题以及“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这一理念问题。不仅中国、日本，南韩，印度，还有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一边寻找和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的答案，一边发展同其他国家，甚至是冷战中一度为敌的老对手间多层次多边合作关系。唯有两个国家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日本和中国。

虽然中日世代为邻，一水之隔，但是历史上，两国从来没有同时作为两个强国共处的经验。中国街头针对日本的示威游行难免会给北京和东京的决策人带来如何对付眼前问题和长远战略利益问题的压力。如果跳过眼前铺天盖地的口水之战和浓烟滚滚的示威游行，中日必须考虑未来，包括对方保留强势存在的未来，对于他们各自意味着什么，该如何找到一条共处之路。东京和北京需要各自作出战略性的选择。

“中日在过去的交往中总是一国在强大时拼命凌驾于另一国之上，将另一国推入从属或是服从的位置。”叶胡达教授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中国的立场看起来是要东京承认北京在道德上更高尚……看起来中国领导人想像的日本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服从性的、第二位的、军事‘矮’化的国家。”

叶胡达教授的观点罗列如下，基本代表了美国对日本反驳中国指责持“理解”态度的日本问题专家所有论点：

中国的民族主义取代意识形态而被政府鼓励，中国共产党是以反日本侵略起家，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国民党不再是意识形态中公开的敌人，日本则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美化中国共产党击溃日军的作用，而不够充分地提及美国的作用，因此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也不诚实，而是片面而有选择性的；过去50年中，中国的电影、教科书和小画书充满了日本兵所犯下的种种可怕罪状，但是从未提及日本战后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以及反战主义和和平主义；中国人在日本侵华之后的70 年中也有很多可怕的经历，包括大饥荒、文革，但是既没有人道歉，也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很多国家彼此也做过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也没有道歉。这包括俄国曾占领中国大片领土，犯下各种暴行，俄国并未道歉，但中国忽视了；日本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并非都坏，比如以东北重工业基地为例；日本在中国，尤其是沿海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有很多贡献，还有日本对华无偿援助，这些都很少被提及。

叶胡达教授说：“我不是说日本在这所有事情里是无辜的。日本还没有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对自己的历史问题作出交代，这是让我们关心的。但是我们该如何反应呢？是不断咆哮、示威游行，还是象不久前亚洲杯时的渲泄？我们必须和解，而和解本身要基于相互的尊严，要用一种能使得双方都‘向前看’的方式达到。”

美国学者：万事有始应有终

“美国可能没有能力去（调解中日之间的纷争）。如果美国真的要置身事内的话，那就应该在私下里、安安静静地做。这时候我们（公开）说任何话都会引起那些愤恨日本的中国人将敌意转移到美国身上。”曾经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了35年，曾在日本居住了18年的布里尔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公开的讨论已经够了，你一句我一句的公开发言够多了，现在是私下里外交的时候。”

布里尔认为，美国现在穷于应付中东和反恐，很难顾及中日之间的争端。他认为中美日三国本来可以在很多事情上，包括环境问题、能源、自然资源开发等等方面进行合作，但是在“目前这样情绪化的情况里，这些又显得不切实际”。

叶胡达认为美国不会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获益，但中国未必接受美国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和。

“中日是两个自豪的强国，美国只可能安安静静地在幕后提请帮助中日促和。美国此时很难被中方看成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加上最近中情局和国防部高级官员大谈特谈中国军事力量增长，中国可能很难将美国看作中日关系中有用的调停人，”叶胡达教授说。他认为美日最近将台湾变成其共同战略目标，这样美国便清楚地向中国暗示，或者至少会让中国觉得，美日可能联手来对付中国。

巴尔比娜认为中日关系会稳定下来，但不会仅仅因为经济因素。200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我认为人们不应该过于简单化或是误判亚洲正在发生的一切。媒体非常容易描绘愤怒的示威游行，难听的过激言语，好像这可以解释中日之间、韩日之间整个关系似的。事实上事情远比这复杂得多，复杂到多数人困难理解。现实是中日就是处于一段非常糟糕的阶段。虽然情绪化的冲动，竞争会时时出现，但是这一地区所有的国家，包括中日，都明白未来的安全、稳定和繁荣依赖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巴尔比娜·黄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华盛顿观察：华盛顿如何解读中国反日大游行



《华盛顿观察》周刊

“日本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对此，日本是感到不舒服和害怕，怕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迈克尔·叶胡达教授（Michael Yahuda）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专访时说道，“在中国和日本领导人能一起弄清楚彼此都能接受的未来关系图景之前，中日关系将继续让亚洲的未来笼罩在阴影之中。”

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随着联合国是否吸纳日本进入安理会问题而爆涨，3月9─10日中国出现全国性的示威游行，深圳的示威者逾万人。对此中国总理温家宝敦促日本“进行深刻反省”，日本高官称中国“真是可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敦促中国“肩负起防止外国人在京受到攻击”的责任。

“日本最终是不是一个衰落的大国，中国是否一定崛起，这都还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是正确的，中国的确在崛起而日本在衰落，那更给了中国一个理由主动向日本伸出手去。目前这样贬损日本只会鼓励那些民族情绪强烈的日本人跳出来推动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姿态。”叶胡达教授说，“日本的确在向右偏移，对日本来讲过去很难修改宪法第九条（和平条款），可能现在更容易了。中国人非常快地诉说他们的情感如何被伤害了，但是比较慢地认识到自己所做的对别人也有影响。”

华盛顿的日本问题专家普遍担心中国街头的示威游行不仅于事无补，不会达到让日本人反省历史问题的目的，反而会进一步恶化中日关系，同时挑起中国对日政策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走向的种种疑问。

“这是非常不幸的发展。我坚定地认为良好的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和美日关系对亚洲的和平和稳定非常重要。我们有很多可以一起考虑、一起做的事情。我认为这（种对抗）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正常途径。我尤其不喜欢暴民式的暴力，这只会激怒日本人，”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日本研究室主任威廉·布里尔（William Breer）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井泉：“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民意”

正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井泉说他对国内的示威游行“并不感到吃惊，因为这代表了近几年来中国的基本民意”。他认为日相四次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历史教科书问题是这种情绪的根源。

井泉说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确想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中日政治上高层互访虽停滞不前，但是中低层的官方来往仍在继续，这说明中国政府想同日本发展健康稳定的关系。

“但是民意（对政府）有很大压力，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民意，”井泉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中国）政府要同日本谈，但是应该允许老百姓表达自己的意见。”

叶胡达教授说，中国政府既然可以控制因特网，很多问题在网上讨论不得，那么允许反日言论的流行和讨论表现出中国政府赞许这一情绪。虽然了解中国内部思维动态的观察家对此未必苟同，但是叶胡达的观点的确代表华盛顿很多分析家的意见：华盛顿对中国反日游行是“自发而来”这一澄清并不买账。

“我不认为这纯粹是一场草根性质、民众推动的运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日本问题专家巴尔比娜·黄（Balbina Hwang）批评说，“（中国）政府多多少少是卷入指引、鼓励和挑起这种示威行为的，而他们至少是可以控制这些行为，但却没有这样做。中国和韩国利用同日本的历史问题来为自己国内的政治目标，有时是国际目标服务……给公众舆论火上浇油，政治化这些问题……这样做是相当不负责任的，点燃的是不负责任的民族主义。”

巴尔比娜·黄认为，中国这次示威游行的主要是年轻一代，不是日本侵略的实际受害者，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们的愤怒并非来源于亲身经历过的历史，而是情绪性的民族主义。

“中国也好，韩国也好，这样愤怒的渲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不是在说这样渲泄完全不正当，他们的缘由和目的是正当的，敦促日本社会更正对待历史问题不负责任的态度。但是问题在于（示威者）不是就想达到这一个目的，而是政治化（历史）问题。可是这样一来，这一问题就更不可能得到解决，因为这会在日本招致反面效果。”巴尔比娜·黄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巴尔比娜提到最近的民意测验都表明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本身不是极端分子，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们支持小泉总理参拜靖国神社，不支持修正历史教科书。

“这并不是因为日本人都是军国主义分子，而是因为他们讨厌来自中国和韩国的至少是他们看来‘傲慢的’、‘太过分’、‘不合乎情理’的要求，因此他们拒绝向这些要求妥协。这是我所谈的反作用的结果。日本人也许对修改历史教科书会合情合理，但是他们如果认为是被中国或韩国强迫或要求去做，他们就不会做。”巴尔比娜说。她认为中韩两国政府的处理方式，同预想达到的政策目标比，适得其反。

“（中国示威游行）这样做根本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日本民族主义的回潮和高涨，”巴尔比娜警告说。

叶胡达教授认为日本也正有一股情绪敌视中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使得日本领导人不能在中国问题上成为“软脚蟹”。中日民族主义情绪横流的结果是使得双方政府在政策妥协上不剩什么回旋空间。

“这让人感到不安：中日两国如何才能理智地共处？”叶胡达教授说，“我不是要他们变成朋友。只是希望他们允许相互间的共识和分歧，找到一致的地方一起合作。但是目前中日找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分歧。”

中日如何作为强国共处？

冷战的结束带给亚洲的一个机构性的后果是，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国际和国内定位，回答“我们是谁？”的身份问题以及“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这一理念问题。不仅中国、日本，南韩，印度，还有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一边寻找和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的答案，一边发展同其他国家，甚至是冷战中一度为敌的老对手间多层次多边合作关系。唯有两个国家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日本和中国。

虽然中日世代为邻，一水之隔，但是历史上，两国从来没有同时作为两个强国共处的经验。中国街头针对日本的示威游行难免会给北京和东京的决策人带来如何对付眼前问题和长远战略利益问题的压力。如果跳过眼前铺天盖地的口水之战和浓烟滚滚的示威游行，中日必须考虑未来，包括对方保留强势存在的未来，对于他们各自意味着什么，该如何找到一条共处之路。东京和北京需要各自作出战略性的选择。

“中日在过去的交往中总是一国在强大时拼命凌驾于另一国之上，将另一国推入从属或是服从的位置。”叶胡达教授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中国的立场看起来是要东京承认北京在道德上更高尚……看起来中国领导人想像的日本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服从性的、第二位的、军事‘矮’化的国家。”

叶胡达教授的观点罗列如下，基本代表了美国对日本反驳中国指责持“理解”态度的日本问题专家所有论点：

中国的民族主义取代意识形态而被政府鼓励，中国共产党是以反日本侵略起家，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国民党不再是意识形态中公开的敌人，日本则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美化中国共产党击溃日军的作用，而不够充分地提及美国的作用，因此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也不诚实，而是片面而有选择性的；过去50年中，中国的电影、教科书和小画书充满了日本兵所犯下的种种可怕罪状，但是从未提及日本战后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以及反战主义和和平主义；中国人在日本侵华之后的70 年中也有很多可怕的经历，包括大饥荒、文革，但是既没有人道歉，也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很多国家彼此也做过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也没有道歉。这包括俄国曾占领中国大片领土，犯下各种暴行，俄国并未道歉，但中国忽视了；日本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并非都坏，比如以东北重工业基地为例；日本在中国，尤其是沿海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有很多贡献，还有日本对华无偿援助，这些都很少被提及。

叶胡达教授说：“我不是说日本在这所有事情里是无辜的。日本还没有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对自己的历史问题作出交代，这是让我们关心的。但是我们该如何反应呢？是不断咆哮、示威游行，还是象不久前亚洲杯时的渲泄？我们必须和解，而和解本身要基于相互的尊严，要用一种能使得双方都‘向前看’的方式达到。”

美国学者：万事有始应有终

“美国可能没有能力去（调解中日之间的纷争）。如果美国真的要置身事内的话，那就应该在私下里、安安静静地做。这时候我们（公开）说任何话都会引起那些愤恨日本的中国人将敌意转移到美国身上。”曾经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了35年，曾在日本居住了18年的布里尔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公开的讨论已经够了，你一句我一句的公开发言够多了，现在是私下里外交的时候。”

布里尔认为，美国现在穷于应付中东和反恐，很难顾及中日之间的争端。他认为中美日三国本来可以在很多事情上，包括环境问题、能源、自然资源开发等等方面进行合作，但是在“目前这样情绪化的情况里，这些又显得不切实际”。

叶胡达认为美国不会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获益，但中国未必接受美国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和。

“中日是两个自豪的强国，美国只可能安安静静地在幕后提请帮助中日促和。美国此时很难被中方看成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加上最近中情局和国防部高级官员大谈特谈中国军事力量增长，中国可能很难将美国看作中日关系中有用的调停人，”叶胡达教授说。他认为美日最近将台湾变成其共同战略目标，这样美国便清楚地向中国暗示，或者至少会让中国觉得，美日可能联手来对付中国。

巴尔比娜认为中日关系会稳定下来，但不会仅仅因为经济因素。200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我认为人们不应该过于简单化或是误判亚洲正在发生的一切。媒体非常容易描绘愤怒的示威游行，难听的过激言语，好像这可以解释中日之间、韩日之间整个关系似的。事实上事情远比这复杂得多，复杂到多数人困难理解。现实是中日就是处于一段非常糟糕的阶段。虽然情绪化的冲动，竞争会时时出现，但是这一地区所有的国家，包括中日，都明白未来的安全、稳定和繁荣依赖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巴尔比娜·黄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