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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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广义的清史一直是西方研究的重点，费正清创立的“刺激－反应论”，解读清代后期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广泛影响。尽管现在这种观点已经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但其开创之功，依然不可忽视。随之他的后继者们，在这个领域内也作出了不少成就，各方面成果层出不穷。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采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美国的清史研究又出现了许多新成果，其突出特点就是将满族史与清史合而为一进行研究，其中哈佛大学东亚系欧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1]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著作之一。此书是欧立德教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多年修改打磨，才修订成书的，自2001年问世以来，已经引起西方中国研究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界有多篇书评，大加推崇。 [2] 中国学术界也已经注意到此书，发表了相关书评，予以推介， [3] 据说此书中译本亦在筹备之中。中西学术界的积极反应，证明了此书的重要性。下面就此书研究路数、相关理论以及有关论点，略加梳理，并就其中相关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欧立德教授并及有关专家学者。
一、 族群理论与满文档案
在中国学术界，清史与满族史似乎是绝然分开的两个领域，而学术界似乎也有不成文的惯例，清史研究中甚少涉及满族史问题，满族史研究也似乎游离于清史之外。王锺翰先生是中国当今在世的清史大家，是将满族史与清史有机结合进行研究的少数专家之一。他指出：“治清史者，必须懂满族史；治满族史者也必须学习清史，而满族史上的问题，放在清史上看，其内涵和意义就会更清晰明显。” [4] 王先生也认为要将满族史与清史融会贯通，并非易事，亦非一朝一夕能奏效的，事实上也很难做到。有人认为满族史只到1644年清入主中原前，此后则是清史范畴。即便是满族通史一类著作，虽然时间上纵贯了有清一代，但特点却并不鲜明。 [5] 这样实际上造成了许多问题，使得清史中许多问题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满族作为一个“征服民族”，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其统治自具相应特色。欧立德教授大著，恰恰打破了满族史与清史间的疆界，正是从满族民族性方面来重新梳理清朝历史，透过八旗制度，以及清统治者刻意维持其“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的努力，给读者展现了清史中完全不同的一面。本书正如其结论中所提到的，旨在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清朝统治民族是满族而非汉族，这样对晚期中华帝国历史有怎样影响，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二是，少数满人何以能统治占绝大多数的汉人，且维持三百年之久的江山。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能说中国学者没有涉猎，但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6] 本书为了探讨这两个问题，进而对清史作出全新解读，首先在理论上采用了新视角，借用人类学的族群（ethnicity）理论，抓住清朝统治阶层的重要组织――八旗制度，进行深入解剖。故而，理论上的新视角，是首先应该讨论的问题。
人类学研究，一向重视民族志，我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关系十分密切，民族识别、民族差异是永恒的研究课题。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人类学界又兴起关于族群（ethnicity）的研究，各种理论纷纷涌现出来。具有同一血缘、地缘、语言等等特征的人群，可以称之为族群，因为“血系、地域与语言”是族群三个最重要的方面。 [7] 语言、服饰等等都是族群文化的不同层面，对于族群特质的判断，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些皆是最明显的外貌特征。生活方式方面如发式、宗教、对待女人的方式、丧葬习俗、食物，甚至疾病，对于族群的判断皆很有帮助。族群之间，彼此有相当明显的差异，随着比较对象的不同，这种差异性又是变动的。族群理论适用的范围非常广，小到一个村落，大到一个民族，都可以用此理论加以分析。欧立德教授在本书中，正是采用了族群理论，对八旗及其背后的满洲方式（或者说满洲之道），进行了系统分析。
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提到三个论点，其中第二点就是理论问题。因为“ethnicity”一词概念的模糊性与外延的宽泛性，虽然汉语一般对应的词语是“族群”，但是“满洲方式”所指代的是满族与汉族的不同，用“族群”不足以表达英语中的内在含义，因为其已经上升到了民族性与民族差别上来了，故而本文将此书中的“ethnicity”，看成是“民族性”、“Ethnic Identity”则是“民族认同”、“Ethnic sovereignty”则是“民族主权”了。作者在书中对”Ethnic sovereignty”这一理论进行了解释，指出满族的“民族主权”有三方面含义：确保大清帝国的统一、防止汉族渗透、保持统治者的独立与清廉。 [8] 构成了此书的理论基础，基于满族的民族性，来重新解说八旗制度与清朝历史，从而摆脱以前汉化说或同化说。因为其理论的开创性，在讨论此书内容之前，必须先将重要概念，予以清楚说明，否则难以把握原著的精核。用族群理论有助于解释满族在汉族社会中的复杂地位。正是用这样的理论分析，从而打破了满族史与清史之间的疆界。
当然，美国以族群理论研究清史的学者并非只有欧立德教授，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 [9]《模糊的镜子：清帝国理念中的历史与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Evelyn Rawski, 《末代皇帝：清帝国制度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路康乐（Edward J.M. Rhoads）,《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利，1861－1928》 Manchus & Han :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这三部著作与欧立德教授的大著都是近年来从族群理论研究清史的重要著作，美国亚洲学会会刊《亚洲学刊》特辟专栏对这四部著作进行评价。 [10] 不过，柯娇燕等人只研究十九世纪以后的清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族群理论能够解释十九世纪前的清朝历史，他们把族群看成是现代现象。欧立德教授恰恰在他们认为不可能的范围内，运用族群理论，抓住最为典型的八旗制度，来分析清朝统治者为了确保其民族特性，防止受到汉族同化，从而威胁其统治基础所进行的处心积虑的安排，进而全面解读清史，因而是美国清史学界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事实上，在西方学者视作晚期中华帝国的历史阶段，不同民族纷纷登场。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最初创立“征服王朝”一词， [11]将辽、金、元、清，皆视作“征服王朝”，这一概念在西方以至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本书作者所言，民族性与民族差异并非清朝才有的，而是始于宋朝就有的传统。汉族与其他民族间之纷争，正是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一个层面。即便在明代，虽然统治阶层是汉族，但北元问题始终存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猖獗一时。民族差异、民族间的纷争给晚期中华帝国史着上了浓墨重彩。这样，人类学的族群分析，正可谓一个适用于中华晚期历史相当有效的理论。进入清朝，统治者将民族差异性更加政治化了，“民族差异在清朝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无论满族人还是汉族人都无法承担起公开讨论的后果。” [12] 但却是影响清朝野政治的一个内在因素，是解开清朝许多历史问题的一把钥匙。作者追寻着八旗的发展历史、这个具有标志性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和十七、十八世纪中清朝强化满洲的特性，强调民族特质在历史分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指出民族性这既非一种现代意义上才有的东西，也并非只是一种表面上的东西，而是以一种边缘化的视角来反观历史的关键问题。这样一种新的视角势必对清朝历史给出许多新的解释。
理论的新颖与观点的不同，都是在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基础上阐发出来的。本书从满族角度来解读清朝历史，与所使用的史料来源密切相关。所以本书另一个重要特色是用满文史料，去倾听满族人心声，探询清朝统治者的内在心态与满族人的想法。满文宫廷奏摺与档案是本书所使用的主要资料。同时还采用了史书、族谱、辞典、以及各种各样的档案资料。还用了一些重要史书的满文版本，如《八旗通志》、《大清会典》、《满文老档》、《清初内阁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作者认为满文资料估计占清史资料的五分之一，但是现在清史学界很少利用。 [13] 若将这些满文资料全部利用起来，是可以颠覆原来基于汉文资料所构筑起来的清史体系的。作者为了搜集资料，曾两度前往北京，1990年在北京呆了十个月、1995年一个月，查阅了数以千计的奏折和档案资料。这些档案都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作者指出，这些资料长期以来都被忽视，许多资料自从被清朝官员封存以来，从未被打开过。满文资料所显示的清朝历史与汉文资料所记载的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用满文资料可以质询汉文资料的真实性。本书在用满文资料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汉文资料。除一些主要的汉文史书资料外，还采用了不少方志、笔记。还用过一些十七到十九世纪的英文、法文资料。可见，作者在资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基本史料以满文资料为主，这更加重了本书的价值。可以说，欧立德教授是用满文资料，探询满族人的想法，从满族立场来重新梳理清史问题，从而提出了新的解说。这样的努力即便对于中国学者也很难做到，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就更加不易了，因而更加凸显本书的价值。
二、 满洲之道与民族认同
本书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八旗的社会结构》，分为三章，把八旗制度作为满族的政治与民族结构，叙述其历史沿革。其中第一章描述满洲的起源、八旗制度的建立及其等级制度与人口数量的多少，指出八旗制度不只是一个军事、政治组织，同时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一组织对于满洲民族认同的重要性，这种认同在整个清朝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八旗也是一个社会组织。第二章讨论了满洲入主中原，并在北京以至全国建立八旗驻防地及其目的，着重研究满族人的生活安排以及满族寻求相对的独立性。第三章考察了八旗的管理和政府中的满族精英，作者强调“八旗制度不仅强化了清朝统治，而且也强化了其民族特征”，考察清朝皇帝与其满族臣仆的关系，指出满族官员与汉族官员的不同。第二部分《八旗的生活方式》，也是三章。从多层面考察了八旗满族人与汉人生活的不同，从而说明赋予“旗人”称号的内在涵义。其中第四章考察了旗人生活的一些基本方面，如他们的职责与义务，某种意义上，旗人在经济、法律和社会方面都具有某种优势。第五章探讨了满人与汉人的关系，阐明了“族群性”观念在清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角色。第六章讨论了满族在清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从两方面探讨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满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他们对于“家”的观念与其它民族的不同。第三部分《十八世纪的危机》，考察了雍、乾时期，满洲认同与制度的变化，尤其抓住了雍、乾时期文化与社会历史的一些关键方面，讨论了雍、乾为解决十八世纪八旗危机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效果。其中第七章探讨了满族被汉族同化的历史进程问题。满族对于原有传统，例如骑射、简约生活习惯、讲满语等等传统的逐渐退化和清朝廷的种种努力。第八章讨论满族的认同危机，首先考察了八旗制度所带来的财政危机，旗人的生计问题。最后是结论。满族的民族性特征是其论题的中心，在作者看来，如何保持满族的民族性，进而平衡与汉族的关系，是决定清朝江山是否稳固的关键。
满族民族性到底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清朝统治者又是如何强化这种民族性的呢？而强化其民族性目的何在呢？本书首先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而他将满族的特质归结为“满洲方式”，或者说是“满洲之道”。在作者看来，这正是清朝统治的一个基础。虽然本书所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是在中国学者研究基础上加以深化的，但在关键问题上，作者力图质疑中国学者的许多看法。在前言中，作者一开始就提出问题，中国史书对于清史的一种普遍看法是满族为了确保统治的成功，主要采取三方面行动：寻求正统和大多数汉族人的支持、确保满族的民族特性、并取得军事征服的胜利。 [14] 显然作者对于这样将问题大而化之的简单化论断，相当不满。对于这个问题，他重新加以考虑，在《前言》中提出的第三个论点就是：本书试图全面深入地了解清朝统治，满族为何能够成功、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帝国、子民、命运。这样，虽然讨论的是清朝如何确保“满洲简朴之道”，但关注的问题则是满族统治何以能够成功，且何以能够维持三百年之久。
在结论中，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有总结性的论断，指出清朝统治的正统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传统中国血亲关系的理论；另一个是基于满族是作为异族的统治者。这样的话，清朝政治与社会许多方面皆存在着紧张关系，在大多数民族与少数民众的利益之间、在一般与特殊之间、在士绅与贵族之间、在人文与军事理想间等都有着紧张与矛盾的关系。“清朝统治者受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保持这些紧张关系的平衡。如果废除科举制度，满族就不可能获得大多数汉族士绅的支持，那样就是非常危险的。而另一方面，如果不保持满族的族群特性，而让满族人分散在汉人之中，那满族统治也相当危险。” [15] 所以整本著作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多方论证清朝为了维护满族的族群特性所作的种种努力。下面试简单梳理其论证的过程。
第一章是作者立论的基础，从满族始祖神话、共同地域，对于血系的塑造，衣着与服饰的特征，以至于语言的创立，在建州女真兴起过程中，其族群特质逐步得到强化，而这种族群特质的强化，对于建州女真的强大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族群特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八旗规模的扩大，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建立，其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在八旗内部也有着等级之分，而且固山也与皇族有着不同程度的亲疏关系。所以在八旗内部，这种族群特质也起着相当关键的影响。这一视角，将八旗内部的差异及其彼此间的矛盾进行了新的解说。尤其对于皇太极把“后金”改为“满洲”的用意，有着非常独特的解释。因为女真是明朝的子民，是向明朝朝贡而被管辖的部落，为了摆脱这种先天性的缺陷，1636年，皇太极改名为“大清”。作者从满文的读音来考察“大清”的含义，指出满文原本的意思是“勇士”的意思，随着新国名的启用，宣示着满洲与明朝完全脱离关系，从而取得与明朝平起平坐的权利。这是从建州女真与清朝成立过程中讨论满族这种族群特质的作用。
对于中国学者使用“八旗制度”一词， [16]作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主张最好不用“制度”一词，因为八旗并非一成不变的“制度”，也非单一的实体，而是一个具有军事、政治、经济、社会职能的综合体，各方面职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有不同的变化。 [17] 军事上，它是十七世纪清朝征服的主体，当时，八旗也是清朝统治精英的摇篮。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是清朝主要的军事力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八旗掌管日常的士兵及其家属，他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属于八旗事务。八旗中的人员有士兵、官员、包衣与奴仆。有满洲人、蒙古人、汉人、朝鲜人。在清入主中原以后，八旗成为一种统治机构，它变得封闭起来，不接纳外界人士。八旗成员与生俱来的身份，确立了其保持民族特质的特征和职能。八旗制度的确立与强化，实际上，是清朝在制度上确保满族民族认同的一种努力。作者将满族民族特性浓缩为“满洲之道”（The Manchus Way）。
所谓“满洲之道”，也可以说是满洲方式，是指满洲最初的生活方式，它也是针对中国历史上以前异族王朝的方式而言的，是与以前辽、金、元的不同方式。最初皇太极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在读《金史》时，认为金失败的原因，乃因为女真过于汉化，失去了女真人原有的品质，因而失败。以后的清朝皇帝，尤其是康、雍、乾时期，随着旗人生活方式日益汉化起来，原有本色渐渐消退，于是大力提倡“满洲简朴之道”。作者指出：“老满洲之道的基本要素包括马术、射箭、满文竞赛和简朴作风，这些是朝廷所强调的，使得满人更满洲化。有时其它一些品质，例如敬祖、尽忠于皇帝和那些被视作‘勇敢的品质’也包括在内，还有姓名和服饰。” [18] 即特定而行之有效的满洲习惯，包括骑、射、讲满语的能力，甚至于简朴的生活方式。在入主中原以后，清廷极力提升这种方式，把它作为满族人特有的品质。因为满洲方式，是满族人能够保持强盛以及作为一个民族的特色和关键。满洲方式对于旗人，尤其是男子来说，是一种理想的认同代码。在十八世纪，雍正、乾隆皇帝都注意到这种方式的重要性，反复强调要加强，以便确保满族的独立性，更关键的是，通过这种“满洲简朴之道”，强化满族的统治基础。
“国语骑射”，是满洲方式的核心之一，在欧立德的著作中，多次强调雍正帝与乾隆帝对此的重视，是维持满族民族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但这种活动越到后来开展起来越艰难，故而清廷总是紧抓不放。而中国学者对此的解释完全不同，王锺翰先生特别指出“‘国语骑射’作为一项政策，是清统治者主观上死守过时的政策，只能强行于一时，而不能长期保持到底的。随着满族由狩猎生活向封建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加之与广大汉族人民杂居共处，作为日常生活的骑射和交际工具的满语，很自然的也失去了它原有的重要性。” [19] 对于“国语骑射”的看法，与欧立德教授的观点完全不同，因为他们的视角不同。欧立德教授是把“国语骑射”看成是“满洲之道”的核心内容，而王锺翰先生则是从汉化的角度去考虑和评判的。这样对于同一种制度，其评价就绝然相反了。
皇太极担心满人会失去满洲原有的传统，在十八世纪前半期，皇太极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旗人由简朴的生活，变得喜欢奢侈生活，追求华衣美食、赌博娱乐、奢华的婚丧仪式。但因为人口的增加，八旗生计且成问题，何以能追求生活的奢华呢？与此同时，作为满族族群与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准――满语，旗人也在日益丧失。作者指出：也许没有比满族人丧失满语能力更能吸引历史学家们的注意了。尽管作者否定把语言与族群认同划上等号，但十八世纪以后，满族满文能力的丧失，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也是对其族群认同的很大伤害。
满文通常被视作“清语”或者“国语”。清朝前期官员常常要求能够讲几句满文，作为他们当官的资本，而翰林院的官员，往往要求通过满文考试，甚至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也要学满文。但是清初期，八旗官方语言是汉语而不是满文。当时，大多数满洲官员不懂汉文，他们执行公务时，往往需要汉文翻译。雍正年间，满洲旗人就基本上失去了说满语的能力，尽管雍正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布不少诏书，要求强化满语的学习与教育，地方旗主也认识到这一点，但效果并不明显，满族人的满语水平日益减弱，乾隆年间，这个问题就更为严重，以至于旗人完全不会讲满语。满语能力的丧失，对于满族民族认同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北京旗人与地方旗人一样相继丧失满语能力。这正是十八世纪清朝廷提倡“满洲之道”背后的原因。
事实上，从制度上保证满族的民族认同，在官员的选拔上也提供各种便利。作为清代官僚集团中的一部分，八旗官员也有着不同的特色。从八旗官员的选拔、与地方官吏的关系、他们如何管理八旗的事务等等方面来考察所谓的八旗族群性。与普通文官系统不同的是，八旗官员是由文官推荐、皇帝钦点，可见其任命方式的不同。而他们虽然不直接参与地方事务，但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他们可以协助地方官员处理地方事务。书中特别举了宁夏发生地震的例子，地震中宁夏地方官吏系统受到破坏，八旗官员则掌管震后事宜。作为清代官僚机构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他们通过上疏皇帝，直接受命于皇帝的调遣与指挥，同时也有着监视地方官员的职责。他们可以说是皇帝的亲信，而且，也容易升迁到中央政府中去任职。他们对于八旗的管理是以满洲方式，进一步强化满洲意识，增强满洲族群认同。
在八旗族群的等级中，所有的男子生来就有固定的等级，不管他们是否入伍，都被视作最重要的军人。“满洲士兵是国家之根本。” [20] 他们作为军人的这种意识，乃是因为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被视作是王朝根本。它防止同化，清朝将八旗单独分隔开来，驻防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是为了确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区别，皇帝力图保持“我们满洲”从来就有的军队。这样实际上也是确保满洲在政治、经济、司法、教育上的特权，以便与汉人分隔开来。八旗是清初最重要的军队，事实上，在十六、七、八世纪，八旗士兵有许多军事训练。皇帝为了确保八旗战斗力，大力开展骑射比赛。康、雍、乾时期一直得到提倡，在木兰秋狝活动，在康、乾、嘉庆三朝时期一百四十余年时间里，共举行了一百零五次。对于秋狝的解读，中国学者一般认为秋狝是为了提高八旗兵的战斗力；团结了蒙古诸部，利于边疆的稳定。其实这种看法只看到了表象，对于其内在实质，本书进行了深入探讨，探究其背后更为深邃的原因，乃是清朝皇帝为了确保其成功的满洲之道，而采取的一种强化方式。
作为满洲旗人当然有许多特权，但是特权之下也有许多无奈，仕途之外，他们难以从事八旗以外的职业，也不能随意参加科举考试、在其它部门任职，而是一切皆与八旗相关的职业。这样到后期，因为和平时代，战事很少，他们的重要性自然就减低了，而他们得到升迁的机会也就少了许多。又由于他们不事生产，经济上无法自立，因而越到后来，就越贫穷。八旗特权带给他们许多机会，但后来则变成了他们的牢笼。于是清朝就迫使汉军八旗出旗为民，而汉军八旗空出的位置，由满人添补，由此解决十八世纪的满洲生计问题。十八世纪八旗生计问题的解决，看似简单，实际上是进一步强化满族民族性的一次努力，将八旗制度由一种军事制度向一种职业化制度的过渡，从而缓解了内部矛盾。
因此，在作者看来，因为有占绝大多数汉人的潜在威胁，清朝统治者总是想尽办法力图保持和强化满族的“族群性”与“民族性”特征，优化统治阶层的特权，强化其统治基础。而十八世纪八旗生计问题的解决，用满族旗人取代汉军旗人的成功，由此也奠定了清朝能够维持三百年江山的根本。
三、 满汉融合：满化？汉化？
以往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清史的解读，一种普遍观点是从汉族、汉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的。历史上我们总是认为其他民族入主中原后，最终都被无往不胜、无坚不摧的汉族文化所同化，无论是“五胡乱华”时期的鲜卑、匈奴、氐、羌等族，还是契丹、女真、蒙古，最终都被中华文化同化，中华文化有着无穷的生命力。清代满族人也不例外。但是这种观点长期以来受到西方中国学家们的批评。所谓汉化，魏特夫称之为“Absorption Theory”，即吸收理论。意指在中国凡是异族统治，最终都被汉化，被汉族文化同化，征服者反被征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定律。欧立德教授的著作也继承和发扬这种批评。此书中他更看重清史中的“新传统”，即满族传统。指出满族的认同虽是在不断变动的，但把清史简单地归结为满族汉化的历史是不对的，因其抹煞了许多历史层面，因而本书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厌其详地论述满族的驻防地及汉人的“满化”，以批评清史中根深蒂固的“汉化说”。
本书一个重要论点是：清朝确保满族的民族性特征，以维护满族与旗人的独立性，其针对的正是汉族，担心满族汉化，从而威胁其统治根本。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满族汉化问题，应该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不仅接受汉族的统治标准和儒家正统，另一方面又保持汉族与满族之间的差异，确立满汉之间的明确界线。一开始就表明并不赞同满族被汉族同化，成为汉族一部分的说法， [21] 指出满族并未汉化，反而可以说汉族“满化”。作者指出虽然很难否认中国文化对于满洲及其统治者们的影响，但用“汉化”一词，并不正确，而是一种误导，因为“文明必须与同化区分开来”。作者断言用“汉化”一词并不能解释满族统治，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22] 也就是说满族采用了中华文化，但这并不是汉化，本书很强调其中的差别，进而强调“满族性”与“汉族性”一样重要。本书从许多方面论证这个观点。
首先，是八旗内部的差别。尽管十八世纪以后，八旗内部的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皆被视作“旗人”，但其间的差别始终存在。“无论是蒙古八旗还是汉军八旗都没有完全与满洲八旗融合一起。甚至于满洲八旗内部，不同的旗下各个独立的旗也是同时并存的。” [23] 满洲八旗是地位最高的，其次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地位最低。汉军八旗1637年建立两个，1639年建立4个，1642年则有8个。因为汉军八旗建立晚，又是汉人，他们从未取得与满族八旗同等的地位。入主中原以后，八旗所享有的特权，对于汉军八旗来说都是低人一等的。对于汉军八旗的歧视，其实正是基于对汉人的不信任。清中期以后，因为八旗人口增长迅速，为了解决八旗正身旗人的生计，并企图缓和汉军旗人的反抗斗争，清朝统治者放宽对八旗成员的控制，逼迫汉军旗人出旗为民。出旗之后，汉军所遗官军名额，由满洲人补充。将汉军八旗的汉人出旗处置，既是为了解决八旗内部的生计问题，也是为了解决清中期日益突出的满族的“民族认同”的问题。因为八旗之中，汉军八旗人口增长最快，尽管汉军八旗的旗人已经“满族化”了，但是从根本上还是不同的两种人，在八旗中保持过多的汉军旗人，是对满族认同上的一大挑战。这样的做法也可视作是进一步强化八旗内部满族的族群性，巩固满族的地位。汉人的离开八旗是八旗制度机构的最大的一次调适，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这个制度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证明了雍正与乾隆皇帝所作努力的成功。进而，满族独立身份地位与认同一直保持到王朝的结束，也证明了十八世纪对于满洲认同危机解决的成功。作者认为十八世纪的这次调适是把满族由征服民族变成一种职业民族，把制度性因素融入了认同身份中去了，从而创立了一条新的满洲之道。 [24]
其次，与汉化不同的是，清朝为了确保满族的特性，在全国设立满洲驻防地，实施满汉分离，汉族反而有“满化”的特色。随着清朝入主中原，大多数满族人都从满洲迁往全国各地。为了安置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满城，首先在西安、南京、杭州等地建立。最后在全国建立了十八处八旗驻防地，包括北京则是十九处。八旗驻防地是八旗在北京和全国各城市的兵营。这些驻防地是军事要塞，也是行政中心，还是满族聚居中心，驻防地成为安置旗人官员、士兵，以及他们的家庭、奴仆的要地。它们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是强化清朝帝国统治的重要保证。八旗驻防的网络，遍布全国。从畿辅、辽东，到新疆、西藏，以至中原各地，成为清朝加强全国统治的重要纽带和工具。“作为文化与制度差异的结，满城是清朝重新编排其满族族群特质的场所。” [25] 正是在北京和遍布全国的满洲八旗营地，满族针对中国的变化而给予调适，一种新的满族认同打造出来。这种制度在几个方面显示其族群特质：八旗驻防地是作为满族分布于全国用于防止汉族叛乱的网络，它是明确区分满人与汉人的一种具有标志性的机构。尽管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的分别，但在驻防地上，这些八旗有着几乎相同的背景。这种驻防地进一步强化了满族的族群特质。因为他们与汉人分离，各自单独居住，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八旗的族群性进一步得到加强，内部认同也进一步强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人也对他们有着一样的看法，尽管他们属于八旗各自不同的旗，但是有着一个共同名称，即“旗人”。“旗人”的出现，表明这种认同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方面是针对外部人士而言，他们有些共同特质，同属于八旗管辖；另一方面在其内部也表明彼此之间的差别逐渐消亡，八旗之间日益相同，故而原来彼此的差别不再是问题。“旗人”名称的出现，正表明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的“满化”，而并非满族人的“汉化”。而汉人的“满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台尼勘”的出现。
“所谓‘台尼勘’，特指清代旗下戌守边台的汉人。” 有两种“台尼勘”，一种是满洲旗下的台尼勘，他们是入关前即已入旗，为满洲人戌守边台的汉人；另一种是汉军籍下台尼勘，乃三藩余部，前往东北戌守边台驿站。 [26] 他们被满族融合，并最终成为满族的一份子。
八旗驻防地与八旗制度是密切相关的。清朝在北京以至全国设立驻防体制，意在强化满洲对于汉人的监督与控制，“这种制度促使清朝统治者能够掌控大多数的汉族人。” [27] 通过八旗驻防地的设立，城市中形成满城，这样城市与国家间就有着非常明显的两种族群：归属八旗的旗人与旗外的汉人，这构成了清代社会中两种基本的社会群落。而这种分别直到18世纪，因为满城的人口膨胀，无法容纳，这样才开始出现满人搬出满城，而居外城的现象，才开始出现两个民族间的杂居，将两个民族间交往的最后樊篱打破。
其三， “满汉一体”问题与满汉的紧张关系。努尔哈赤开始，清朝皇帝就倡导满汉一家亲，满汉一家人，不分彼此。多尔衮、康熙帝皆表布过这种诏令，康熙帝曾发布了二十余道诏令，宣示满汉平等。但事实上，“满汉平等是个迷。” [28] 因为满族住在独立的满城之中，保持一种与皇帝特殊的关系、在仕途上也有着比汉人好得多的优势、经常得到财政与经济上的资助、享有一种特殊的法律系统。所有这些都与皇帝所倡导的满汉一家相矛盾。作者进而指出，“清代政治中有两个基本事实：一方面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享有一种比汉人好得多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满族官员又必须处理打着满汉一家的旗号而否定满族优越性的做法。” [29] 可见满汉平等在清代是一种人为塑造出来的想象。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清代政治与社会中的一股暗流”， [30] 最初汉人与满人就有摩察和矛盾，于是从辽东开始，就有意将汉人与满人分开。八旗驻防地的形成，城市中满人与汉人的分别居住，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制度，这种政策的实施，使得满洲的族群特质更得以清楚的表露。
第三， 书中借用包弼德教授关于女真的“文化”并不表示是“汉化”的观点，指出“文化”与“汉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因而批评把清史简单地归结为满族汉化的历史是不对的。这种批评固然不错，但是什么叫“文化”？为何要提倡“文化”？“文化”的内涵是什么？难道“文”和汉族没有一点关系吗？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只用“文化”不是“汉化”的说法，从而否定汉化说，也是不够的。文与武是相对的，正是汉族与女真的相对性。把汉化问题看成是绝对真理是不对的，但是否定它也不能这么简单。
第四， 对于八旗制度的花费问题，书中指出：大量的军事花费是清朝军事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进而推论，作为一个征服王朝，清朝象元朝一样花费比汉族王朝更多的军事经费，因为军队不仅要负责地域上边疆的安全与完整，还要确保其族群意识上“疆域”的安全与完整，“族群主权并非不是一个昂贵的事业。” [32] 清朝对于旗人的开支是从摇篮到坟墓，都要负责的，因为八旗制度是一种世袭的制度。这一点也值得商榷，因为中国历史上世袭性的兵制并非只是征服王朝才有的制度，隋、唐时期的府兵制、明朝的卫所制都是世袭性的，他们与八旗制度一样，对于士兵的开支也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所以并非清朝的特色。所以对于八旗制度的花费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总之，本书是一部以族群理论，从满族民族性特征，透过八旗制度的研究，来重新解说清朝历史的重要著作。抓住“满洲之道”，以及清朝为了确保满族民族性所作的各种努力，尤其是解决十八世纪出现的认同危机，从而使得满族统治能够维系三百年之久江山。对于清史界的一些既定看法，提出了挑战，尤其批评了汉化说、同化说，指出“旗人”概念的出现表明，当时出现了汉人“满化”的现象，这也是清朝统治能够稳固的根源。虽然某些方面的看法有深入的可能，总体的论述深化了清史研究的层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广义的清史一直是西方研究的重点，费正清创立的“刺激－反应论”，解读清代后期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广泛影响。尽管现在这种观点已经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但其开创之功，依然不可忽视。随之他的后继者们，在这个领域内也作出了不少成就，各方面成果层出不穷。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采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美国的清史研究又出现了许多新成果，其突出特点就是将满族史与清史合而为一进行研究，其中哈佛大学东亚系欧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1]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著作之一。此书是欧立德教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多年修改打磨，才修订成书的，自2001年问世以来，已经引起西方中国研究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界有多篇书评，大加推崇。 [2] 中国学术界也已经注意到此书，发表了相关书评，予以推介， [3] 据说此书中译本亦在筹备之中。中西学术界的积极反应，证明了此书的重要性。下面就此书研究路数、相关理论以及有关论点，略加梳理，并就其中相关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欧立德教授并及有关专家学者。
一、 族群理论与满文档案
在中国学术界，清史与满族史似乎是绝然分开的两个领域，而学术界似乎也有不成文的惯例，清史研究中甚少涉及满族史问题，满族史研究也似乎游离于清史之外。王锺翰先生是中国当今在世的清史大家，是将满族史与清史有机结合进行研究的少数专家之一。他指出：“治清史者，必须懂满族史；治满族史者也必须学习清史，而满族史上的问题，放在清史上看，其内涵和意义就会更清晰明显。” [4] 王先生也认为要将满族史与清史融会贯通，并非易事，亦非一朝一夕能奏效的，事实上也很难做到。有人认为满族史只到1644年清入主中原前，此后则是清史范畴。即便是满族通史一类著作，虽然时间上纵贯了有清一代，但特点却并不鲜明。 [5] 这样实际上造成了许多问题，使得清史中许多问题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满族作为一个“征服民族”，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其统治自具相应特色。欧立德教授大著，恰恰打破了满族史与清史间的疆界，正是从满族民族性方面来重新梳理清朝历史，透过八旗制度，以及清统治者刻意维持其“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的努力，给读者展现了清史中完全不同的一面。本书正如其结论中所提到的，旨在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清朝统治民族是满族而非汉族，这样对晚期中华帝国历史有怎样影响，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二是，少数满人何以能统治占绝大多数的汉人，且维持三百年之久的江山。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能说中国学者没有涉猎，但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6] 本书为了探讨这两个问题，进而对清史作出全新解读，首先在理论上采用了新视角，借用人类学的族群（ethnicity）理论，抓住清朝统治阶层的重要组织――八旗制度，进行深入解剖。故而，理论上的新视角，是首先应该讨论的问题。
人类学研究，一向重视民族志，我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关系十分密切，民族识别、民族差异是永恒的研究课题。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人类学界又兴起关于族群（ethnicity）的研究，各种理论纷纷涌现出来。具有同一血缘、地缘、语言等等特征的人群，可以称之为族群，因为“血系、地域与语言”是族群三个最重要的方面。 [7] 语言、服饰等等都是族群文化的不同层面，对于族群特质的判断，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些皆是最明显的外貌特征。生活方式方面如发式、宗教、对待女人的方式、丧葬习俗、食物，甚至疾病，对于族群的判断皆很有帮助。族群之间，彼此有相当明显的差异，随着比较对象的不同，这种差异性又是变动的。族群理论适用的范围非常广，小到一个村落，大到一个民族，都可以用此理论加以分析。欧立德教授在本书中，正是采用了族群理论，对八旗及其背后的满洲方式（或者说满洲之道），进行了系统分析。
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提到三个论点，其中第二点就是理论问题。因为“ethnicity”一词概念的模糊性与外延的宽泛性，虽然汉语一般对应的词语是“族群”，但是“满洲方式”所指代的是满族与汉族的不同，用“族群”不足以表达英语中的内在含义，因为其已经上升到了民族性与民族差别上来了，故而本文将此书中的“ethnicity”，看成是“民族性”、“Ethnic Identity”则是“民族认同”、“Ethnic sovereignty”则是“民族主权”了。作者在书中对”Ethnic sovereignty”这一理论进行了解释，指出满族的“民族主权”有三方面含义：确保大清帝国的统一、防止汉族渗透、保持统治者的独立与清廉。 [8] 构成了此书的理论基础，基于满族的民族性，来重新解说八旗制度与清朝历史，从而摆脱以前汉化说或同化说。因为其理论的开创性，在讨论此书内容之前，必须先将重要概念，予以清楚说明，否则难以把握原著的精核。用族群理论有助于解释满族在汉族社会中的复杂地位。正是用这样的理论分析，从而打破了满族史与清史之间的疆界。
当然，美国以族群理论研究清史的学者并非只有欧立德教授，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 [9]《模糊的镜子：清帝国理念中的历史与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Evelyn Rawski, 《末代皇帝：清帝国制度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路康乐（Edward J.M. Rhoads）,《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利，1861－1928》 Manchus & Han :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这三部著作与欧立德教授的大著都是近年来从族群理论研究清史的重要著作，美国亚洲学会会刊《亚洲学刊》特辟专栏对这四部著作进行评价。 [10] 不过，柯娇燕等人只研究十九世纪以后的清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族群理论能够解释十九世纪前的清朝历史，他们把族群看成是现代现象。欧立德教授恰恰在他们认为不可能的范围内，运用族群理论，抓住最为典型的八旗制度，来分析清朝统治者为了确保其民族特性，防止受到汉族同化，从而威胁其统治基础所进行的处心积虑的安排，进而全面解读清史，因而是美国清史学界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事实上，在西方学者视作晚期中华帝国的历史阶段，不同民族纷纷登场。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最初创立“征服王朝”一词， [11]将辽、金、元、清，皆视作“征服王朝”，这一概念在西方以至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本书作者所言，民族性与民族差异并非清朝才有的，而是始于宋朝就有的传统。汉族与其他民族间之纷争，正是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一个层面。即便在明代，虽然统治阶层是汉族，但北元问题始终存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猖獗一时。民族差异、民族间的纷争给晚期中华帝国史着上了浓墨重彩。这样，人类学的族群分析，正可谓一个适用于中华晚期历史相当有效的理论。进入清朝，统治者将民族差异性更加政治化了，“民族差异在清朝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无论满族人还是汉族人都无法承担起公开讨论的后果。” [12] 但却是影响清朝野政治的一个内在因素，是解开清朝许多历史问题的一把钥匙。作者追寻着八旗的发展历史、这个具有标志性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和十七、十八世纪中清朝强化满洲的特性，强调民族特质在历史分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指出民族性这既非一种现代意义上才有的东西，也并非只是一种表面上的东西，而是以一种边缘化的视角来反观历史的关键问题。这样一种新的视角势必对清朝历史给出许多新的解释。
理论的新颖与观点的不同，都是在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基础上阐发出来的。本书从满族角度来解读清朝历史，与所使用的史料来源密切相关。所以本书另一个重要特色是用满文史料，去倾听满族人心声，探询清朝统治者的内在心态与满族人的想法。满文宫廷奏摺与档案是本书所使用的主要资料。同时还采用了史书、族谱、辞典、以及各种各样的档案资料。还用了一些重要史书的满文版本，如《八旗通志》、《大清会典》、《满文老档》、《清初内阁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作者认为满文资料估计占清史资料的五分之一，但是现在清史学界很少利用。 [13] 若将这些满文资料全部利用起来，是可以颠覆原来基于汉文资料所构筑起来的清史体系的。作者为了搜集资料，曾两度前往北京，1990年在北京呆了十个月、1995年一个月，查阅了数以千计的奏折和档案资料。这些档案都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作者指出，这些资料长期以来都被忽视，许多资料自从被清朝官员封存以来，从未被打开过。满文资料所显示的清朝历史与汉文资料所记载的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用满文资料可以质询汉文资料的真实性。本书在用满文资料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汉文资料。除一些主要的汉文史书资料外，还采用了不少方志、笔记。还用过一些十七到十九世纪的英文、法文资料。可见，作者在资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基本史料以满文资料为主，这更加重了本书的价值。可以说，欧立德教授是用满文资料，探询满族人的想法，从满族立场来重新梳理清史问题，从而提出了新的解说。这样的努力即便对于中国学者也很难做到，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就更加不易了，因而更加凸显本书的价值。
二、 满洲之道与民族认同
本书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八旗的社会结构》，分为三章，把八旗制度作为满族的政治与民族结构，叙述其历史沿革。其中第一章描述满洲的起源、八旗制度的建立及其等级制度与人口数量的多少，指出八旗制度不只是一个军事、政治组织，同时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一组织对于满洲民族认同的重要性，这种认同在整个清朝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八旗也是一个社会组织。第二章讨论了满洲入主中原，并在北京以至全国建立八旗驻防地及其目的，着重研究满族人的生活安排以及满族寻求相对的独立性。第三章考察了八旗的管理和政府中的满族精英，作者强调“八旗制度不仅强化了清朝统治，而且也强化了其民族特征”，考察清朝皇帝与其满族臣仆的关系，指出满族官员与汉族官员的不同。第二部分《八旗的生活方式》，也是三章。从多层面考察了八旗满族人与汉人生活的不同，从而说明赋予“旗人”称号的内在涵义。其中第四章考察了旗人生活的一些基本方面，如他们的职责与义务，某种意义上，旗人在经济、法律和社会方面都具有某种优势。第五章探讨了满人与汉人的关系，阐明了“族群性”观念在清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角色。第六章讨论了满族在清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从两方面探讨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满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他们对于“家”的观念与其它民族的不同。第三部分《十八世纪的危机》，考察了雍、乾时期，满洲认同与制度的变化，尤其抓住了雍、乾时期文化与社会历史的一些关键方面，讨论了雍、乾为解决十八世纪八旗危机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效果。其中第七章探讨了满族被汉族同化的历史进程问题。满族对于原有传统，例如骑射、简约生活习惯、讲满语等等传统的逐渐退化和清朝廷的种种努力。第八章讨论满族的认同危机，首先考察了八旗制度所带来的财政危机，旗人的生计问题。最后是结论。满族的民族性特征是其论题的中心，在作者看来，如何保持满族的民族性，进而平衡与汉族的关系，是决定清朝江山是否稳固的关键。
满族民族性到底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清朝统治者又是如何强化这种民族性的呢？而强化其民族性目的何在呢？本书首先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而他将满族的特质归结为“满洲方式”，或者说是“满洲之道”。在作者看来，这正是清朝统治的一个基础。虽然本书所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是在中国学者研究基础上加以深化的，但在关键问题上，作者力图质疑中国学者的许多看法。在前言中，作者一开始就提出问题，中国史书对于清史的一种普遍看法是满族为了确保统治的成功，主要采取三方面行动：寻求正统和大多数汉族人的支持、确保满族的民族特性、并取得军事征服的胜利。 [14] 显然作者对于这样将问题大而化之的简单化论断，相当不满。对于这个问题，他重新加以考虑，在《前言》中提出的第三个论点就是：本书试图全面深入地了解清朝统治，满族为何能够成功、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帝国、子民、命运。这样，虽然讨论的是清朝如何确保“满洲简朴之道”，但关注的问题则是满族统治何以能够成功，且何以能够维持三百年之久。
在结论中，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有总结性的论断，指出清朝统治的正统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传统中国血亲关系的理论；另一个是基于满族是作为异族的统治者。这样的话，清朝政治与社会许多方面皆存在着紧张关系，在大多数民族与少数民众的利益之间、在一般与特殊之间、在士绅与贵族之间、在人文与军事理想间等都有着紧张与矛盾的关系。“清朝统治者受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保持这些紧张关系的平衡。如果废除科举制度，满族就不可能获得大多数汉族士绅的支持，那样就是非常危险的。而另一方面，如果不保持满族的族群特性，而让满族人分散在汉人之中，那满族统治也相当危险。” [15] 所以整本著作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多方论证清朝为了维护满族的族群特性所作的种种努力。下面试简单梳理其论证的过程。
第一章是作者立论的基础，从满族始祖神话、共同地域，对于血系的塑造，衣着与服饰的特征，以至于语言的创立，在建州女真兴起过程中，其族群特质逐步得到强化，而这种族群特质的强化，对于建州女真的强大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族群特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八旗规模的扩大，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建立，其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在八旗内部也有着等级之分，而且固山也与皇族有着不同程度的亲疏关系。所以在八旗内部，这种族群特质也起着相当关键的影响。这一视角，将八旗内部的差异及其彼此间的矛盾进行了新的解说。尤其对于皇太极把“后金”改为“满洲”的用意，有着非常独特的解释。因为女真是明朝的子民，是向明朝朝贡而被管辖的部落，为了摆脱这种先天性的缺陷，1636年，皇太极改名为“大清”。作者从满文的读音来考察“大清”的含义，指出满文原本的意思是“勇士”的意思，随着新国名的启用，宣示着满洲与明朝完全脱离关系，从而取得与明朝平起平坐的权利。这是从建州女真与清朝成立过程中讨论满族这种族群特质的作用。
对于中国学者使用“八旗制度”一词， [16]作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主张最好不用“制度”一词，因为八旗并非一成不变的“制度”，也非单一的实体，而是一个具有军事、政治、经济、社会职能的综合体，各方面职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有不同的变化。 [17] 军事上，它是十七世纪清朝征服的主体，当时，八旗也是清朝统治精英的摇篮。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是清朝主要的军事力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八旗掌管日常的士兵及其家属，他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属于八旗事务。八旗中的人员有士兵、官员、包衣与奴仆。有满洲人、蒙古人、汉人、朝鲜人。在清入主中原以后，八旗成为一种统治机构，它变得封闭起来，不接纳外界人士。八旗成员与生俱来的身份，确立了其保持民族特质的特征和职能。八旗制度的确立与强化，实际上，是清朝在制度上确保满族民族认同的一种努力。作者将满族民族特性浓缩为“满洲之道”（The Manchus Way）。
所谓“满洲之道”，也可以说是满洲方式，是指满洲最初的生活方式，它也是针对中国历史上以前异族王朝的方式而言的，是与以前辽、金、元的不同方式。最初皇太极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在读《金史》时，认为金失败的原因，乃因为女真过于汉化，失去了女真人原有的品质，因而失败。以后的清朝皇帝，尤其是康、雍、乾时期，随着旗人生活方式日益汉化起来，原有本色渐渐消退，于是大力提倡“满洲简朴之道”。作者指出：“老满洲之道的基本要素包括马术、射箭、满文竞赛和简朴作风，这些是朝廷所强调的，使得满人更满洲化。有时其它一些品质，例如敬祖、尽忠于皇帝和那些被视作‘勇敢的品质’也包括在内，还有姓名和服饰。” [18] 即特定而行之有效的满洲习惯，包括骑、射、讲满语的能力，甚至于简朴的生活方式。在入主中原以后，清廷极力提升这种方式，把它作为满族人特有的品质。因为满洲方式，是满族人能够保持强盛以及作为一个民族的特色和关键。满洲方式对于旗人，尤其是男子来说，是一种理想的认同代码。在十八世纪，雍正、乾隆皇帝都注意到这种方式的重要性，反复强调要加强，以便确保满族的独立性，更关键的是，通过这种“满洲简朴之道”，强化满族的统治基础。
“国语骑射”，是满洲方式的核心之一，在欧立德的著作中，多次强调雍正帝与乾隆帝对此的重视，是维持满族民族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但这种活动越到后来开展起来越艰难，故而清廷总是紧抓不放。而中国学者对此的解释完全不同，王锺翰先生特别指出“‘国语骑射’作为一项政策，是清统治者主观上死守过时的政策，只能强行于一时，而不能长期保持到底的。随着满族由狩猎生活向封建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加之与广大汉族人民杂居共处，作为日常生活的骑射和交际工具的满语，很自然的也失去了它原有的重要性。” [19] 对于“国语骑射”的看法，与欧立德教授的观点完全不同，因为他们的视角不同。欧立德教授是把“国语骑射”看成是“满洲之道”的核心内容，而王锺翰先生则是从汉化的角度去考虑和评判的。这样对于同一种制度，其评价就绝然相反了。
皇太极担心满人会失去满洲原有的传统，在十八世纪前半期，皇太极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旗人由简朴的生活，变得喜欢奢侈生活，追求华衣美食、赌博娱乐、奢华的婚丧仪式。但因为人口的增加，八旗生计且成问题，何以能追求生活的奢华呢？与此同时，作为满族族群与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准――满语，旗人也在日益丧失。作者指出：也许没有比满族人丧失满语能力更能吸引历史学家们的注意了。尽管作者否定把语言与族群认同划上等号，但十八世纪以后，满族满文能力的丧失，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也是对其族群认同的很大伤害。
满文通常被视作“清语”或者“国语”。清朝前期官员常常要求能够讲几句满文，作为他们当官的资本，而翰林院的官员，往往要求通过满文考试，甚至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也要学满文。但是清初期，八旗官方语言是汉语而不是满文。当时，大多数满洲官员不懂汉文，他们执行公务时，往往需要汉文翻译。雍正年间，满洲旗人就基本上失去了说满语的能力，尽管雍正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布不少诏书，要求强化满语的学习与教育，地方旗主也认识到这一点，但效果并不明显，满族人的满语水平日益减弱，乾隆年间，这个问题就更为严重，以至于旗人完全不会讲满语。满语能力的丧失，对于满族民族认同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北京旗人与地方旗人一样相继丧失满语能力。这正是十八世纪清朝廷提倡“满洲之道”背后的原因。
事实上，从制度上保证满族的民族认同，在官员的选拔上也提供各种便利。作为清代官僚集团中的一部分，八旗官员也有着不同的特色。从八旗官员的选拔、与地方官吏的关系、他们如何管理八旗的事务等等方面来考察所谓的八旗族群性。与普通文官系统不同的是，八旗官员是由文官推荐、皇帝钦点，可见其任命方式的不同。而他们虽然不直接参与地方事务，但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他们可以协助地方官员处理地方事务。书中特别举了宁夏发生地震的例子，地震中宁夏地方官吏系统受到破坏，八旗官员则掌管震后事宜。作为清代官僚机构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他们通过上疏皇帝，直接受命于皇帝的调遣与指挥，同时也有着监视地方官员的职责。他们可以说是皇帝的亲信，而且，也容易升迁到中央政府中去任职。他们对于八旗的管理是以满洲方式，进一步强化满洲意识，增强满洲族群认同。
在八旗族群的等级中，所有的男子生来就有固定的等级，不管他们是否入伍，都被视作最重要的军人。“满洲士兵是国家之根本。” [20] 他们作为军人的这种意识，乃是因为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被视作是王朝根本。它防止同化，清朝将八旗单独分隔开来，驻防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是为了确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区别，皇帝力图保持“我们满洲”从来就有的军队。这样实际上也是确保满洲在政治、经济、司法、教育上的特权，以便与汉人分隔开来。八旗是清初最重要的军队，事实上，在十六、七、八世纪，八旗士兵有许多军事训练。皇帝为了确保八旗战斗力，大力开展骑射比赛。康、雍、乾时期一直得到提倡，在木兰秋狝活动，在康、乾、嘉庆三朝时期一百四十余年时间里，共举行了一百零五次。对于秋狝的解读，中国学者一般认为秋狝是为了提高八旗兵的战斗力；团结了蒙古诸部，利于边疆的稳定。其实这种看法只看到了表象，对于其内在实质，本书进行了深入探讨，探究其背后更为深邃的原因，乃是清朝皇帝为了确保其成功的满洲之道，而采取的一种强化方式。
作为满洲旗人当然有许多特权，但是特权之下也有许多无奈，仕途之外，他们难以从事八旗以外的职业，也不能随意参加科举考试、在其它部门任职，而是一切皆与八旗相关的职业。这样到后期，因为和平时代，战事很少，他们的重要性自然就减低了，而他们得到升迁的机会也就少了许多。又由于他们不事生产，经济上无法自立，因而越到后来，就越贫穷。八旗特权带给他们许多机会，但后来则变成了他们的牢笼。于是清朝就迫使汉军八旗出旗为民，而汉军八旗空出的位置，由满人添补，由此解决十八世纪的满洲生计问题。十八世纪八旗生计问题的解决，看似简单，实际上是进一步强化满族民族性的一次努力，将八旗制度由一种军事制度向一种职业化制度的过渡，从而缓解了内部矛盾。
因此，在作者看来，因为有占绝大多数汉人的潜在威胁，清朝统治者总是想尽办法力图保持和强化满族的“族群性”与“民族性”特征，优化统治阶层的特权，强化其统治基础。而十八世纪八旗生计问题的解决，用满族旗人取代汉军旗人的成功，由此也奠定了清朝能够维持三百年江山的根本。
三、 满汉融合：满化？汉化？
以往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清史的解读，一种普遍观点是从汉族、汉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的。历史上我们总是认为其他民族入主中原后，最终都被无往不胜、无坚不摧的汉族文化所同化，无论是“五胡乱华”时期的鲜卑、匈奴、氐、羌等族，还是契丹、女真、蒙古，最终都被中华文化同化，中华文化有着无穷的生命力。清代满族人也不例外。但是这种观点长期以来受到西方中国学家们的批评。所谓汉化，魏特夫称之为“Absorption Theory”，即吸收理论。意指在中国凡是异族统治，最终都被汉化，被汉族文化同化，征服者反被征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定律。欧立德教授的著作也继承和发扬这种批评。此书中他更看重清史中的“新传统”，即满族传统。指出满族的认同虽是在不断变动的，但把清史简单地归结为满族汉化的历史是不对的，因其抹煞了许多历史层面，因而本书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厌其详地论述满族的驻防地及汉人的“满化”，以批评清史中根深蒂固的“汉化说”。
本书一个重要论点是：清朝确保满族的民族性特征，以维护满族与旗人的独立性，其针对的正是汉族，担心满族汉化，从而威胁其统治根本。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满族汉化问题，应该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不仅接受汉族的统治标准和儒家正统，另一方面又保持汉族与满族之间的差异，确立满汉之间的明确界线。一开始就表明并不赞同满族被汉族同化，成为汉族一部分的说法， [21] 指出满族并未汉化，反而可以说汉族“满化”。作者指出虽然很难否认中国文化对于满洲及其统治者们的影响，但用“汉化”一词，并不正确，而是一种误导，因为“文明必须与同化区分开来”。作者断言用“汉化”一词并不能解释满族统治，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22] 也就是说满族采用了中华文化，但这并不是汉化，本书很强调其中的差别，进而强调“满族性”与“汉族性”一样重要。本书从许多方面论证这个观点。
首先，是八旗内部的差别。尽管十八世纪以后，八旗内部的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皆被视作“旗人”，但其间的差别始终存在。“无论是蒙古八旗还是汉军八旗都没有完全与满洲八旗融合一起。甚至于满洲八旗内部，不同的旗下各个独立的旗也是同时并存的。” [23] 满洲八旗是地位最高的，其次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地位最低。汉军八旗1637年建立两个，1639年建立4个，1642年则有8个。因为汉军八旗建立晚，又是汉人，他们从未取得与满族八旗同等的地位。入主中原以后，八旗所享有的特权，对于汉军八旗来说都是低人一等的。对于汉军八旗的歧视，其实正是基于对汉人的不信任。清中期以后，因为八旗人口增长迅速，为了解决八旗正身旗人的生计，并企图缓和汉军旗人的反抗斗争，清朝统治者放宽对八旗成员的控制，逼迫汉军旗人出旗为民。出旗之后，汉军所遗官军名额，由满洲人补充。将汉军八旗的汉人出旗处置，既是为了解决八旗内部的生计问题，也是为了解决清中期日益突出的满族的“民族认同”的问题。因为八旗之中，汉军八旗人口增长最快，尽管汉军八旗的旗人已经“满族化”了，但是从根本上还是不同的两种人，在八旗中保持过多的汉军旗人，是对满族认同上的一大挑战。这样的做法也可视作是进一步强化八旗内部满族的族群性，巩固满族的地位。汉人的离开八旗是八旗制度机构的最大的一次调适，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这个制度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证明了雍正与乾隆皇帝所作努力的成功。进而，满族独立身份地位与认同一直保持到王朝的结束，也证明了十八世纪对于满洲认同危机解决的成功。作者认为十八世纪的这次调适是把满族由征服民族变成一种职业民族，把制度性因素融入了认同身份中去了，从而创立了一条新的满洲之道。 [24]
其次，与汉化不同的是，清朝为了确保满族的特性，在全国设立满洲驻防地，实施满汉分离，汉族反而有“满化”的特色。随着清朝入主中原，大多数满族人都从满洲迁往全国各地。为了安置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满城，首先在西安、南京、杭州等地建立。最后在全国建立了十八处八旗驻防地，包括北京则是十九处。八旗驻防地是八旗在北京和全国各城市的兵营。这些驻防地是军事要塞，也是行政中心，还是满族聚居中心，驻防地成为安置旗人官员、士兵，以及他们的家庭、奴仆的要地。它们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是强化清朝帝国统治的重要保证。八旗驻防的网络，遍布全国。从畿辅、辽东，到新疆、西藏，以至中原各地，成为清朝加强全国统治的重要纽带和工具。“作为文化与制度差异的结，满城是清朝重新编排其满族族群特质的场所。” [25] 正是在北京和遍布全国的满洲八旗营地，满族针对中国的变化而给予调适，一种新的满族认同打造出来。这种制度在几个方面显示其族群特质：八旗驻防地是作为满族分布于全国用于防止汉族叛乱的网络，它是明确区分满人与汉人的一种具有标志性的机构。尽管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的分别，但在驻防地上，这些八旗有着几乎相同的背景。这种驻防地进一步强化了满族的族群特质。因为他们与汉人分离，各自单独居住，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八旗的族群性进一步得到加强，内部认同也进一步强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人也对他们有着一样的看法，尽管他们属于八旗各自不同的旗，但是有着一个共同名称，即“旗人”。“旗人”的出现，表明这种认同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方面是针对外部人士而言，他们有些共同特质，同属于八旗管辖；另一方面在其内部也表明彼此之间的差别逐渐消亡，八旗之间日益相同，故而原来彼此的差别不再是问题。“旗人”名称的出现，正表明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的“满化”，而并非满族人的“汉化”。而汉人的“满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台尼勘”的出现。
“所谓‘台尼勘’，特指清代旗下戌守边台的汉人。” 有两种“台尼勘”，一种是满洲旗下的台尼勘，他们是入关前即已入旗，为满洲人戌守边台的汉人；另一种是汉军籍下台尼勘，乃三藩余部，前往东北戌守边台驿站。 [26] 他们被满族融合，并最终成为满族的一份子。
八旗驻防地与八旗制度是密切相关的。清朝在北京以至全国设立驻防体制，意在强化满洲对于汉人的监督与控制，“这种制度促使清朝统治者能够掌控大多数的汉族人。” [27] 通过八旗驻防地的设立，城市中形成满城，这样城市与国家间就有着非常明显的两种族群：归属八旗的旗人与旗外的汉人，这构成了清代社会中两种基本的社会群落。而这种分别直到18世纪，因为满城的人口膨胀，无法容纳，这样才开始出现满人搬出满城，而居外城的现象，才开始出现两个民族间的杂居，将两个民族间交往的最后樊篱打破。
其三， “满汉一体”问题与满汉的紧张关系。努尔哈赤开始，清朝皇帝就倡导满汉一家亲，满汉一家人，不分彼此。多尔衮、康熙帝皆表布过这种诏令，康熙帝曾发布了二十余道诏令，宣示满汉平等。但事实上，“满汉平等是个迷。” [28] 因为满族住在独立的满城之中，保持一种与皇帝特殊的关系、在仕途上也有着比汉人好得多的优势、经常得到财政与经济上的资助、享有一种特殊的法律系统。所有这些都与皇帝所倡导的满汉一家相矛盾。作者进而指出，“清代政治中有两个基本事实：一方面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享有一种比汉人好得多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满族官员又必须处理打着满汉一家的旗号而否定满族优越性的做法。” [29] 可见满汉平等在清代是一种人为塑造出来的想象。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清代政治与社会中的一股暗流”， [30] 最初汉人与满人就有摩察和矛盾，于是从辽东开始，就有意将汉人与满人分开。八旗驻防地的形成，城市中满人与汉人的分别居住，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制度，这种政策的实施，使得满洲的族群特质更得以清楚的表露。
第三， 书中借用包弼德教授关于女真的“文化”并不表示是“汉化”的观点，指出“文化”与“汉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因而批评把清史简单地归结为满族汉化的历史是不对的。这种批评固然不错，但是什么叫“文化”？为何要提倡“文化”？“文化”的内涵是什么？难道“文”和汉族没有一点关系吗？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只用“文化”不是“汉化”的说法，从而否定汉化说，也是不够的。文与武是相对的，正是汉族与女真的相对性。把汉化问题看成是绝对真理是不对的，但是否定它也不能这么简单。
第四， 对于八旗制度的花费问题，书中指出：大量的军事花费是清朝军事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进而推论，作为一个征服王朝，清朝象元朝一样花费比汉族王朝更多的军事经费，因为军队不仅要负责地域上边疆的安全与完整，还要确保其族群意识上“疆域”的安全与完整，“族群主权并非不是一个昂贵的事业。” [32] 清朝对于旗人的开支是从摇篮到坟墓，都要负责的，因为八旗制度是一种世袭的制度。这一点也值得商榷，因为中国历史上世袭性的兵制并非只是征服王朝才有的制度，隋、唐时期的府兵制、明朝的卫所制都是世袭性的，他们与八旗制度一样，对于士兵的开支也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所以并非清朝的特色。所以对于八旗制度的花费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总之，本书是一部以族群理论，从满族民族性特征，透过八旗制度的研究，来重新解说清朝历史的重要著作。抓住“满洲之道”，以及清朝为了确保满族民族性所作的各种努力，尤其是解决十八世纪出现的认同危机，从而使得满族统治能够维系三百年之久江山。对于清史界的一些既定看法，提出了挑战，尤其批评了汉化说、同化说，指出“旗人”概念的出现表明，当时出现了汉人“满化”的现象，这也是清朝统治能够稳固的根源。虽然某些方面的看法有深入的可能，总体的论述深化了清史研究的层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一、 族群理论与满文档案
在中国学术界，清史与满族史似乎是绝然分开的两个领域，而学术界似乎也有不成文的惯例，清史研究中甚少涉及满族史问题，满族史研究也似乎游离于清史之外。王锺翰先生是中国当今在世的清史大家，是将满族史与清史有机结合进行研究的少数专家之一。他指出：“治清史者，必须懂满族史；治满族史者也必须学习清史，而满族史上的问题，放在清史上看，其内涵和意义就会更清晰明显。” [4] 王先生也认为要将满族史与清史融会贯通，并非易事，亦非一朝一夕能奏效的，事实上也很难做到。有人认为满族史只到1644年清入主中原前，此后则是清史范畴。即便是满族通史一类著作，虽然时间上纵贯了有清一代，但特点却并不鲜明。 [5] 这样实际上造成了许多问题，使得清史中许多问题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满族作为一个“征服民族”，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其统治自具相应特色。欧立德教授大著，恰恰打破了满族史与清史间的疆界，正是从满族民族性方面来重新梳理清朝历史，透过八旗制度，以及清统治者刻意维持其“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的努力，给读者展现了清史中完全不同的一面。本书正如其结论中所提到的，旨在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清朝统治民族是满族而非汉族，这样对晚期中华帝国历史有怎样影响，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二是，少数满人何以能统治占绝大多数的汉人，且维持三百年之久的江山。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能说中国学者没有涉猎，但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6] 本书为了探讨这两个问题，进而对清史作出全新解读，首先在理论上采用了新视角，借用人类学的族群（ethnicity）理论，抓住清朝统治阶层的重要组织――八旗制度，进行深入解剖。故而，理论上的新视角，是首先应该讨论的问题。
人类学研究，一向重视民族志，我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关系十分密切，民族识别、民族差异是永恒的研究课题。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人类学界又兴起关于族群（ethnicity）的研究，各种理论纷纷涌现出来。具有同一血缘、地缘、语言等等特征的人群，可以称之为族群，因为“血系、地域与语言”是族群三个最重要的方面。 [7] 语言、服饰等等都是族群文化的不同层面，对于族群特质的判断，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些皆是最明显的外貌特征。生活方式方面如发式、宗教、对待女人的方式、丧葬习俗、食物，甚至疾病，对于族群的判断皆很有帮助。族群之间，彼此有相当明显的差异，随着比较对象的不同，这种差异性又是变动的。族群理论适用的范围非常广，小到一个村落，大到一个民族，都可以用此理论加以分析。欧立德教授在本书中，正是采用了族群理论，对八旗及其背后的满洲方式（或者说满洲之道），进行了系统分析。
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提到三个论点，其中第二点就是理论问题。因为“ethnicity”一词概念的模糊性与外延的宽泛性，虽然汉语一般对应的词语是“族群”，但是“满洲方式”所指代的是满族与汉族的不同，用“族群”不足以表达英语中的内在含义，因为其已经上升到了民族性与民族差别上来了，故而本文将此书中的“ethnicity”，看成是“民族性”、“Ethnic Identity”则是“民族认同”、“Ethnic sovereignty”则是“民族主权”了。作者在书中对”Ethnic sovereignty”这一理论进行了解释，指出满族的“民族主权”有三方面含义：确保大清帝国的统一、防止汉族渗透、保持统治者的独立与清廉。 [8] 构成了此书的理论基础，基于满族的民族性，来重新解说八旗制度与清朝历史，从而摆脱以前汉化说或同化说。因为其理论的开创性，在讨论此书内容之前，必须先将重要概念，予以清楚说明，否则难以把握原著的精核。用族群理论有助于解释满族在汉族社会中的复杂地位。正是用这样的理论分析，从而打破了满族史与清史之间的疆界。
当然，美国以族群理论研究清史的学者并非只有欧立德教授，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 [9]《模糊的镜子：清帝国理念中的历史与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Evelyn Rawski, 《末代皇帝：清帝国制度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路康乐（Edward J.M. Rhoads）,《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利，1861－1928》 Manchus & Han :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这三部著作与欧立德教授的大著都是近年来从族群理论研究清史的重要著作，美国亚洲学会会刊《亚洲学刊》特辟专栏对这四部著作进行评价。 [10] 不过，柯娇燕等人只研究十九世纪以后的清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族群理论能够解释十九世纪前的清朝历史，他们把族群看成是现代现象。欧立德教授恰恰在他们认为不可能的范围内，运用族群理论，抓住最为典型的八旗制度，来分析清朝统治者为了确保其民族特性，防止受到汉族同化，从而威胁其统治基础所进行的处心积虑的安排，进而全面解读清史，因而是美国清史学界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事实上，在西方学者视作晚期中华帝国的历史阶段，不同民族纷纷登场。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最初创立“征服王朝”一词， [11]将辽、金、元、清，皆视作“征服王朝”，这一概念在西方以至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本书作者所言，民族性与民族差异并非清朝才有的，而是始于宋朝就有的传统。汉族与其他民族间之纷争，正是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一个层面。即便在明代，虽然统治阶层是汉族，但北元问题始终存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猖獗一时。民族差异、民族间的纷争给晚期中华帝国史着上了浓墨重彩。这样，人类学的族群分析，正可谓一个适用于中华晚期历史相当有效的理论。进入清朝，统治者将民族差异性更加政治化了，“民族差异在清朝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无论满族人还是汉族人都无法承担起公开讨论的后果。” [12] 但却是影响清朝野政治的一个内在因素，是解开清朝许多历史问题的一把钥匙。作者追寻着八旗的发展历史、这个具有标志性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和十七、十八世纪中清朝强化满洲的特性，强调民族特质在历史分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指出民族性这既非一种现代意义上才有的东西，也并非只是一种表面上的东西，而是以一种边缘化的视角来反观历史的关键问题。这样一种新的视角势必对清朝历史给出许多新的解释。
理论的新颖与观点的不同，都是在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基础上阐发出来的。本书从满族角度来解读清朝历史，与所使用的史料来源密切相关。所以本书另一个重要特色是用满文史料，去倾听满族人心声，探询清朝统治者的内在心态与满族人的想法。满文宫廷奏摺与档案是本书所使用的主要资料。同时还采用了史书、族谱、辞典、以及各种各样的档案资料。还用了一些重要史书的满文版本，如《八旗通志》、《大清会典》、《满文老档》、《清初内阁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作者认为满文资料估计占清史资料的五分之一，但是现在清史学界很少利用。 [13] 若将这些满文资料全部利用起来，是可以颠覆原来基于汉文资料所构筑起来的清史体系的。作者为了搜集资料，曾两度前往北京，1990年在北京呆了十个月、1995年一个月，查阅了数以千计的奏折和档案资料。这些档案都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作者指出，这些资料长期以来都被忽视，许多资料自从被清朝官员封存以来，从未被打开过。满文资料所显示的清朝历史与汉文资料所记载的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用满文资料可以质询汉文资料的真实性。本书在用满文资料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汉文资料。除一些主要的汉文史书资料外，还采用了不少方志、笔记。还用过一些十七到十九世纪的英文、法文资料。可见，作者在资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基本史料以满文资料为主，这更加重了本书的价值。可以说，欧立德教授是用满文资料，探询满族人的想法，从满族立场来重新梳理清史问题，从而提出了新的解说。这样的努力即便对于中国学者也很难做到，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就更加不易了，因而更加凸显本书的价值。
二、 满洲之道与民族认同
本书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八旗的社会结构》，分为三章，把八旗制度作为满族的政治与民族结构，叙述其历史沿革。其中第一章描述满洲的起源、八旗制度的建立及其等级制度与人口数量的多少，指出八旗制度不只是一个军事、政治组织，同时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一组织对于满洲民族认同的重要性，这种认同在整个清朝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八旗也是一个社会组织。第二章讨论了满洲入主中原，并在北京以至全国建立八旗驻防地及其目的，着重研究满族人的生活安排以及满族寻求相对的独立性。第三章考察了八旗的管理和政府中的满族精英，作者强调“八旗制度不仅强化了清朝统治，而且也强化了其民族特征”，考察清朝皇帝与其满族臣仆的关系，指出满族官员与汉族官员的不同。第二部分《八旗的生活方式》，也是三章。从多层面考察了八旗满族人与汉人生活的不同，从而说明赋予“旗人”称号的内在涵义。其中第四章考察了旗人生活的一些基本方面，如他们的职责与义务，某种意义上，旗人在经济、法律和社会方面都具有某种优势。第五章探讨了满人与汉人的关系，阐明了“族群性”观念在清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角色。第六章讨论了满族在清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从两方面探讨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满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他们对于“家”的观念与其它民族的不同。第三部分《十八世纪的危机》，考察了雍、乾时期，满洲认同与制度的变化，尤其抓住了雍、乾时期文化与社会历史的一些关键方面，讨论了雍、乾为解决十八世纪八旗危机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效果。其中第七章探讨了满族被汉族同化的历史进程问题。满族对于原有传统，例如骑射、简约生活习惯、讲满语等等传统的逐渐退化和清朝廷的种种努力。第八章讨论满族的认同危机，首先考察了八旗制度所带来的财政危机，旗人的生计问题。最后是结论。满族的民族性特征是其论题的中心，在作者看来，如何保持满族的民族性，进而平衡与汉族的关系，是决定清朝江山是否稳固的关键。
满族民族性到底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清朝统治者又是如何强化这种民族性的呢？而强化其民族性目的何在呢？本书首先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而他将满族的特质归结为“满洲方式”，或者说是“满洲之道”。在作者看来，这正是清朝统治的一个基础。虽然本书所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是在中国学者研究基础上加以深化的，但在关键问题上，作者力图质疑中国学者的许多看法。在前言中，作者一开始就提出问题，中国史书对于清史的一种普遍看法是满族为了确保统治的成功，主要采取三方面行动：寻求正统和大多数汉族人的支持、确保满族的民族特性、并取得军事征服的胜利。 [14] 显然作者对于这样将问题大而化之的简单化论断，相当不满。对于这个问题，他重新加以考虑，在《前言》中提出的第三个论点就是：本书试图全面深入地了解清朝统治，满族为何能够成功、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帝国、子民、命运。这样，虽然讨论的是清朝如何确保“满洲简朴之道”，但关注的问题则是满族统治何以能够成功，且何以能够维持三百年之久。
在结论中，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有总结性的论断，指出清朝统治的正统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传统中国血亲关系的理论；另一个是基于满族是作为异族的统治者。这样的话，清朝政治与社会许多方面皆存在着紧张关系，在大多数民族与少数民众的利益之间、在一般与特殊之间、在士绅与贵族之间、在人文与军事理想间等都有着紧张与矛盾的关系。“清朝统治者受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保持这些紧张关系的平衡。如果废除科举制度，满族就不可能获得大多数汉族士绅的支持，那样就是非常危险的。而另一方面，如果不保持满族的族群特性，而让满族人分散在汉人之中，那满族统治也相当危险。” [15] 所以整本著作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多方论证清朝为了维护满族的族群特性所作的种种努力。下面试简单梳理其论证的过程。
第一章是作者立论的基础，从满族始祖神话、共同地域，对于血系的塑造，衣着与服饰的特征，以至于语言的创立，在建州女真兴起过程中，其族群特质逐步得到强化，而这种族群特质的强化，对于建州女真的强大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族群特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八旗规模的扩大，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建立，其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在八旗内部也有着等级之分，而且固山也与皇族有着不同程度的亲疏关系。所以在八旗内部，这种族群特质也起着相当关键的影响。这一视角，将八旗内部的差异及其彼此间的矛盾进行了新的解说。尤其对于皇太极把“后金”改为“满洲”的用意，有着非常独特的解释。因为女真是明朝的子民，是向明朝朝贡而被管辖的部落，为了摆脱这种先天性的缺陷，1636年，皇太极改名为“大清”。作者从满文的读音来考察“大清”的含义，指出满文原本的意思是“勇士”的意思，随着新国名的启用，宣示着满洲与明朝完全脱离关系，从而取得与明朝平起平坐的权利。这是从建州女真与清朝成立过程中讨论满族这种族群特质的作用。
对于中国学者使用“八旗制度”一词， [16]作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主张最好不用“制度”一词，因为八旗并非一成不变的“制度”，也非单一的实体，而是一个具有军事、政治、经济、社会职能的综合体，各方面职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有不同的变化。 [17] 军事上，它是十七世纪清朝征服的主体，当时，八旗也是清朝统治精英的摇篮。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是清朝主要的军事力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八旗掌管日常的士兵及其家属，他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属于八旗事务。八旗中的人员有士兵、官员、包衣与奴仆。有满洲人、蒙古人、汉人、朝鲜人。在清入主中原以后，八旗成为一种统治机构，它变得封闭起来，不接纳外界人士。八旗成员与生俱来的身份，确立了其保持民族特质的特征和职能。八旗制度的确立与强化，实际上，是清朝在制度上确保满族民族认同的一种努力。作者将满族民族特性浓缩为“满洲之道”（The Manchus Way）。
所谓“满洲之道”，也可以说是满洲方式，是指满洲最初的生活方式，它也是针对中国历史上以前异族王朝的方式而言的，是与以前辽、金、元的不同方式。最初皇太极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在读《金史》时，认为金失败的原因，乃因为女真过于汉化，失去了女真人原有的品质，因而失败。以后的清朝皇帝，尤其是康、雍、乾时期，随着旗人生活方式日益汉化起来，原有本色渐渐消退，于是大力提倡“满洲简朴之道”。作者指出：“老满洲之道的基本要素包括马术、射箭、满文竞赛和简朴作风，这些是朝廷所强调的，使得满人更满洲化。有时其它一些品质，例如敬祖、尽忠于皇帝和那些被视作‘勇敢的品质’也包括在内，还有姓名和服饰。” [18] 即特定而行之有效的满洲习惯，包括骑、射、讲满语的能力，甚至于简朴的生活方式。在入主中原以后，清廷极力提升这种方式，把它作为满族人特有的品质。因为满洲方式，是满族人能够保持强盛以及作为一个民族的特色和关键。满洲方式对于旗人，尤其是男子来说，是一种理想的认同代码。在十八世纪，雍正、乾隆皇帝都注意到这种方式的重要性，反复强调要加强，以便确保满族的独立性，更关键的是，通过这种“满洲简朴之道”，强化满族的统治基础。
“国语骑射”，是满洲方式的核心之一，在欧立德的著作中，多次强调雍正帝与乾隆帝对此的重视，是维持满族民族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但这种活动越到后来开展起来越艰难，故而清廷总是紧抓不放。而中国学者对此的解释完全不同，王锺翰先生特别指出“‘国语骑射’作为一项政策，是清统治者主观上死守过时的政策，只能强行于一时，而不能长期保持到底的。随着满族由狩猎生活向封建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加之与广大汉族人民杂居共处，作为日常生活的骑射和交际工具的满语，很自然的也失去了它原有的重要性。” [19] 对于“国语骑射”的看法，与欧立德教授的观点完全不同，因为他们的视角不同。欧立德教授是把“国语骑射”看成是“满洲之道”的核心内容，而王锺翰先生则是从汉化的角度去考虑和评判的。这样对于同一种制度，其评价就绝然相反了。
皇太极担心满人会失去满洲原有的传统，在十八世纪前半期，皇太极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旗人由简朴的生活，变得喜欢奢侈生活，追求华衣美食、赌博娱乐、奢华的婚丧仪式。但因为人口的增加，八旗生计且成问题，何以能追求生活的奢华呢？与此同时，作为满族族群与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准――满语，旗人也在日益丧失。作者指出：也许没有比满族人丧失满语能力更能吸引历史学家们的注意了。尽管作者否定把语言与族群认同划上等号，但十八世纪以后，满族满文能力的丧失，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也是对其族群认同的很大伤害。
满文通常被视作“清语”或者“国语”。清朝前期官员常常要求能够讲几句满文，作为他们当官的资本，而翰林院的官员，往往要求通过满文考试，甚至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也要学满文。但是清初期，八旗官方语言是汉语而不是满文。当时，大多数满洲官员不懂汉文，他们执行公务时，往往需要汉文翻译。雍正年间，满洲旗人就基本上失去了说满语的能力，尽管雍正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布不少诏书，要求强化满语的学习与教育，地方旗主也认识到这一点，但效果并不明显，满族人的满语水平日益减弱，乾隆年间，这个问题就更为严重，以至于旗人完全不会讲满语。满语能力的丧失，对于满族民族认同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北京旗人与地方旗人一样相继丧失满语能力。这正是十八世纪清朝廷提倡“满洲之道”背后的原因。
事实上，从制度上保证满族的民族认同，在官员的选拔上也提供各种便利。作为清代官僚集团中的一部分，八旗官员也有着不同的特色。从八旗官员的选拔、与地方官吏的关系、他们如何管理八旗的事务等等方面来考察所谓的八旗族群性。与普通文官系统不同的是，八旗官员是由文官推荐、皇帝钦点，可见其任命方式的不同。而他们虽然不直接参与地方事务，但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他们可以协助地方官员处理地方事务。书中特别举了宁夏发生地震的例子，地震中宁夏地方官吏系统受到破坏，八旗官员则掌管震后事宜。作为清代官僚机构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他们通过上疏皇帝，直接受命于皇帝的调遣与指挥，同时也有着监视地方官员的职责。他们可以说是皇帝的亲信，而且，也容易升迁到中央政府中去任职。他们对于八旗的管理是以满洲方式，进一步强化满洲意识，增强满洲族群认同。
在八旗族群的等级中，所有的男子生来就有固定的等级，不管他们是否入伍，都被视作最重要的军人。“满洲士兵是国家之根本。” [20] 他们作为军人的这种意识，乃是因为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被视作是王朝根本。它防止同化，清朝将八旗单独分隔开来，驻防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是为了确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区别，皇帝力图保持“我们满洲”从来就有的军队。这样实际上也是确保满洲在政治、经济、司法、教育上的特权，以便与汉人分隔开来。八旗是清初最重要的军队，事实上，在十六、七、八世纪，八旗士兵有许多军事训练。皇帝为了确保八旗战斗力，大力开展骑射比赛。康、雍、乾时期一直得到提倡，在木兰秋狝活动，在康、乾、嘉庆三朝时期一百四十余年时间里，共举行了一百零五次。对于秋狝的解读，中国学者一般认为秋狝是为了提高八旗兵的战斗力；团结了蒙古诸部，利于边疆的稳定。其实这种看法只看到了表象，对于其内在实质，本书进行了深入探讨，探究其背后更为深邃的原因，乃是清朝皇帝为了确保其成功的满洲之道，而采取的一种强化方式。
作为满洲旗人当然有许多特权，但是特权之下也有许多无奈，仕途之外，他们难以从事八旗以外的职业，也不能随意参加科举考试、在其它部门任职，而是一切皆与八旗相关的职业。这样到后期，因为和平时代，战事很少，他们的重要性自然就减低了，而他们得到升迁的机会也就少了许多。又由于他们不事生产，经济上无法自立，因而越到后来，就越贫穷。八旗特权带给他们许多机会，但后来则变成了他们的牢笼。于是清朝就迫使汉军八旗出旗为民，而汉军八旗空出的位置，由满人添补，由此解决十八世纪的满洲生计问题。十八世纪八旗生计问题的解决，看似简单，实际上是进一步强化满族民族性的一次努力，将八旗制度由一种军事制度向一种职业化制度的过渡，从而缓解了内部矛盾。
因此，在作者看来，因为有占绝大多数汉人的潜在威胁，清朝统治者总是想尽办法力图保持和强化满族的“族群性”与“民族性”特征，优化统治阶层的特权，强化其统治基础。而十八世纪八旗生计问题的解决，用满族旗人取代汉军旗人的成功，由此也奠定了清朝能够维持三百年江山的根本。
三、 满汉融合：满化？汉化？
以往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清史的解读，一种普遍观点是从汉族、汉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的。历史上我们总是认为其他民族入主中原后，最终都被无往不胜、无坚不摧的汉族文化所同化，无论是“五胡乱华”时期的鲜卑、匈奴、氐、羌等族，还是契丹、女真、蒙古，最终都被中华文化同化，中华文化有着无穷的生命力。清代满族人也不例外。但是这种观点长期以来受到西方中国学家们的批评。所谓汉化，魏特夫称之为“Absorption Theory”，即吸收理论。意指在中国凡是异族统治，最终都被汉化，被汉族文化同化，征服者反被征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定律。欧立德教授的著作也继承和发扬这种批评。此书中他更看重清史中的“新传统”，即满族传统。指出满族的认同虽是在不断变动的，但把清史简单地归结为满族汉化的历史是不对的，因其抹煞了许多历史层面，因而本书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厌其详地论述满族的驻防地及汉人的“满化”，以批评清史中根深蒂固的“汉化说”。
本书一个重要论点是：清朝确保满族的民族性特征，以维护满族与旗人的独立性，其针对的正是汉族，担心满族汉化，从而威胁其统治根本。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满族汉化问题，应该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不仅接受汉族的统治标准和儒家正统，另一方面又保持汉族与满族之间的差异，确立满汉之间的明确界线。一开始就表明并不赞同满族被汉族同化，成为汉族一部分的说法， [21] 指出满族并未汉化，反而可以说汉族“满化”。作者指出虽然很难否认中国文化对于满洲及其统治者们的影响，但用“汉化”一词，并不正确，而是一种误导，因为“文明必须与同化区分开来”。作者断言用“汉化”一词并不能解释满族统治，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22] 也就是说满族采用了中华文化，但这并不是汉化，本书很强调其中的差别，进而强调“满族性”与“汉族性”一样重要。本书从许多方面论证这个观点。
首先，是八旗内部的差别。尽管十八世纪以后，八旗内部的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皆被视作“旗人”，但其间的差别始终存在。“无论是蒙古八旗还是汉军八旗都没有完全与满洲八旗融合一起。甚至于满洲八旗内部，不同的旗下各个独立的旗也是同时并存的。” [23] 满洲八旗是地位最高的，其次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地位最低。汉军八旗1637年建立两个，1639年建立4个，1642年则有8个。因为汉军八旗建立晚，又是汉人，他们从未取得与满族八旗同等的地位。入主中原以后，八旗所享有的特权，对于汉军八旗来说都是低人一等的。对于汉军八旗的歧视，其实正是基于对汉人的不信任。清中期以后，因为八旗人口增长迅速，为了解决八旗正身旗人的生计，并企图缓和汉军旗人的反抗斗争，清朝统治者放宽对八旗成员的控制，逼迫汉军旗人出旗为民。出旗之后，汉军所遗官军名额，由满洲人补充。将汉军八旗的汉人出旗处置，既是为了解决八旗内部的生计问题，也是为了解决清中期日益突出的满族的“民族认同”的问题。因为八旗之中，汉军八旗人口增长最快，尽管汉军八旗的旗人已经“满族化”了，但是从根本上还是不同的两种人，在八旗中保持过多的汉军旗人，是对满族认同上的一大挑战。这样的做法也可视作是进一步强化八旗内部满族的族群性，巩固满族的地位。汉人的离开八旗是八旗制度机构的最大的一次调适，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这个制度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证明了雍正与乾隆皇帝所作努力的成功。进而，满族独立身份地位与认同一直保持到王朝的结束，也证明了十八世纪对于满洲认同危机解决的成功。作者认为十八世纪的这次调适是把满族由征服民族变成一种职业民族，把制度性因素融入了认同身份中去了，从而创立了一条新的满洲之道。 [24]
其次，与汉化不同的是，清朝为了确保满族的特性，在全国设立满洲驻防地，实施满汉分离，汉族反而有“满化”的特色。随着清朝入主中原，大多数满族人都从满洲迁往全国各地。为了安置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满城，首先在西安、南京、杭州等地建立。最后在全国建立了十八处八旗驻防地，包括北京则是十九处。八旗驻防地是八旗在北京和全国各城市的兵营。这些驻防地是军事要塞，也是行政中心，还是满族聚居中心，驻防地成为安置旗人官员、士兵，以及他们的家庭、奴仆的要地。它们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是强化清朝帝国统治的重要保证。八旗驻防的网络，遍布全国。从畿辅、辽东，到新疆、西藏，以至中原各地，成为清朝加强全国统治的重要纽带和工具。“作为文化与制度差异的结，满城是清朝重新编排其满族族群特质的场所。” [25] 正是在北京和遍布全国的满洲八旗营地，满族针对中国的变化而给予调适，一种新的满族认同打造出来。这种制度在几个方面显示其族群特质：八旗驻防地是作为满族分布于全国用于防止汉族叛乱的网络，它是明确区分满人与汉人的一种具有标志性的机构。尽管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的分别，但在驻防地上，这些八旗有着几乎相同的背景。这种驻防地进一步强化了满族的族群特质。因为他们与汉人分离，各自单独居住，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八旗的族群性进一步得到加强，内部认同也进一步强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人也对他们有着一样的看法，尽管他们属于八旗各自不同的旗，但是有着一个共同名称，即“旗人”。“旗人”的出现，表明这种认同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方面是针对外部人士而言，他们有些共同特质，同属于八旗管辖；另一方面在其内部也表明彼此之间的差别逐渐消亡，八旗之间日益相同，故而原来彼此的差别不再是问题。“旗人”名称的出现，正表明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的“满化”，而并非满族人的“汉化”。而汉人的“满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台尼勘”的出现。
“所谓‘台尼勘’，特指清代旗下戌守边台的汉人。” 有两种“台尼勘”，一种是满洲旗下的台尼勘，他们是入关前即已入旗，为满洲人戌守边台的汉人；另一种是汉军籍下台尼勘，乃三藩余部，前往东北戌守边台驿站。 [26] 他们被满族融合，并最终成为满族的一份子。
八旗驻防地与八旗制度是密切相关的。清朝在北京以至全国设立驻防体制，意在强化满洲对于汉人的监督与控制，“这种制度促使清朝统治者能够掌控大多数的汉族人。” [27] 通过八旗驻防地的设立，城市中形成满城，这样城市与国家间就有着非常明显的两种族群：归属八旗的旗人与旗外的汉人，这构成了清代社会中两种基本的社会群落。而这种分别直到18世纪，因为满城的人口膨胀，无法容纳，这样才开始出现满人搬出满城，而居外城的现象，才开始出现两个民族间的杂居，将两个民族间交往的最后樊篱打破。
其三， “满汉一体”问题与满汉的紧张关系。努尔哈赤开始，清朝皇帝就倡导满汉一家亲，满汉一家人，不分彼此。多尔衮、康熙帝皆表布过这种诏令，康熙帝曾发布了二十余道诏令，宣示满汉平等。但事实上，“满汉平等是个迷。” [28] 因为满族住在独立的满城之中，保持一种与皇帝特殊的关系、在仕途上也有着比汉人好得多的优势、经常得到财政与经济上的资助、享有一种特殊的法律系统。所有这些都与皇帝所倡导的满汉一家相矛盾。作者进而指出，“清代政治中有两个基本事实：一方面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享有一种比汉人好得多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满族官员又必须处理打着满汉一家的旗号而否定满族优越性的做法。” [29] 可见满汉平等在清代是一种人为塑造出来的想象。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清代政治与社会中的一股暗流”， [30] 最初汉人与满人就有摩察和矛盾，于是从辽东开始，就有意将汉人与满人分开。八旗驻防地的形成，城市中满人与汉人的分别居住，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制度，这种政策的实施，使得满洲的族群特质更得以清楚的表露。
第三， 书中借用包弼德教授关于女真的“文化”并不表示是“汉化”的观点，指出“文化”与“汉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因而批评把清史简单地归结为满族汉化的历史是不对的。这种批评固然不错，但是什么叫“文化”？为何要提倡“文化”？“文化”的内涵是什么？难道“文”和汉族没有一点关系吗？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只用“文化”不是“汉化”的说法，从而否定汉化说，也是不够的。文与武是相对的，正是汉族与女真的相对性。把汉化问题看成是绝对真理是不对的，但是否定它也不能这么简单。
第四， 对于八旗制度的花费问题，书中指出：大量的军事花费是清朝军事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进而推论，作为一个征服王朝，清朝象元朝一样花费比汉族王朝更多的军事经费，因为军队不仅要负责地域上边疆的安全与完整，还要确保其族群意识上“疆域”的安全与完整，“族群主权并非不是一个昂贵的事业。” [32] 清朝对于旗人的开支是从摇篮到坟墓，都要负责的，因为八旗制度是一种世袭的制度。这一点也值得商榷，因为中国历史上世袭性的兵制并非只是征服王朝才有的制度，隋、唐时期的府兵制、明朝的卫所制都是世袭性的，他们与八旗制度一样，对于士兵的开支也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所以并非清朝的特色。所以对于八旗制度的花费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总之，本书是一部以族群理论，从满族民族性特征，透过八旗制度的研究，来重新解说清朝历史的重要著作。抓住“满洲之道”，以及清朝为了确保满族民族性所作的各种努力，尤其是解决十八世纪出现的认同危机，从而使得满族统治能够维系三百年之久江山。对于清史界的一些既定看法，提出了挑战，尤其批评了汉化说、同化说，指出“旗人”概念的出现表明，当时出现了汉人“满化”的现象，这也是清朝统治能够稳固的根源。虽然某些方面的看法有深入的可能，总体的论述深化了清史研究的层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广义的清史一直是西方研究的重点，费正清创立的“刺激－反应论”，解读清代后期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广泛影响。尽管现在这种观点已经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但其开创之功，依然不可忽视。随之他的后继者们，在这个领域内也作出了不少成就，各方面成果层出不穷。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采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美国的清史研究又出现了许多新成果，其突出特点就是将满族史与清史合而为一进行研究，其中哈佛大学东亚系欧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1]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著作之一。此书是欧立德教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多年修改打磨，才修订成书的，自2001年问世以来，已经引起西方中国研究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界有多篇书评，大加推崇。 [2] 中国学术界也已经注意到此书，发表了相关书评，予以推介， [3] 据说此书中译本亦在筹备之中。中西学术界的积极反应，证明了此书的重要性。下面就此书研究路数、相关理论以及有关论点，略加梳理，并就其中相关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欧立德教授并及有关专家学者。
一、 族群理论与满文档案
在中国学术界，清史与满族史似乎是绝然分开的两个领域，而学术界似乎也有不成文的惯例，清史研究中甚少涉及满族史问题，满族史研究也似乎游离于清史之外。王锺翰先生是中国当今在世的清史大家，是将满族史与清史有机结合进行研究的少数专家之一。他指出：“治清史者，必须懂满族史；治满族史者也必须学习清史，而满族史上的问题，放在清史上看，其内涵和意义就会更清晰明显。” [4] 王先生也认为要将满族史与清史融会贯通，并非易事，亦非一朝一夕能奏效的，事实上也很难做到。有人认为满族史只到1644年清入主中原前，此后则是清史范畴。即便是满族通史一类著作，虽然时间上纵贯了有清一代，但特点却并不鲜明。 [5] 这样实际上造成了许多问题，使得清史中许多问题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满族作为一个“征服民族”，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其统治自具相应特色。欧立德教授大著，恰恰打破了满族史与清史间的疆界，正是从满族民族性方面来重新梳理清朝历史，透过八旗制度，以及清统治者刻意维持其“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的努力，给读者展现了清史中完全不同的一面。本书正如其结论中所提到的，旨在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清朝统治民族是满族而非汉族，这样对晚期中华帝国历史有怎样影响，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二是，少数满人何以能统治占绝大多数的汉人，且维持三百年之久的江山。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能说中国学者没有涉猎，但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6] 本书为了探讨这两个问题，进而对清史作出全新解读，首先在理论上采用了新视角，借用人类学的族群（ethnicity）理论，抓住清朝统治阶层的重要组织――八旗制度，进行深入解剖。故而，理论上的新视角，是首先应该讨论的问题。
人类学研究，一向重视民族志，我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关系十分密切，民族识别、民族差异是永恒的研究课题。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人类学界又兴起关于族群（ethnicity）的研究，各种理论纷纷涌现出来。具有同一血缘、地缘、语言等等特征的人群，可以称之为族群，因为“血系、地域与语言”是族群三个最重要的方面。 [7] 语言、服饰等等都是族群文化的不同层面，对于族群特质的判断，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些皆是最明显的外貌特征。生活方式方面如发式、宗教、对待女人的方式、丧葬习俗、食物，甚至疾病，对于族群的判断皆很有帮助。族群之间，彼此有相当明显的差异，随着比较对象的不同，这种差异性又是变动的。族群理论适用的范围非常广，小到一个村落，大到一个民族，都可以用此理论加以分析。欧立德教授在本书中，正是采用了族群理论，对八旗及其背后的满洲方式（或者说满洲之道），进行了系统分析。
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提到三个论点，其中第二点就是理论问题。因为“ethnicity”一词概念的模糊性与外延的宽泛性，虽然汉语一般对应的词语是“族群”，但是“满洲方式”所指代的是满族与汉族的不同，用“族群”不足以表达英语中的内在含义，因为其已经上升到了民族性与民族差别上来了，故而本文将此书中的“ethnicity”，看成是“民族性”、“Ethnic Identity”则是“民族认同”、“Ethnic sovereignty”则是“民族主权”了。作者在书中对”Ethnic sovereignty”这一理论进行了解释，指出满族的“民族主权”有三方面含义：确保大清帝国的统一、防止汉族渗透、保持统治者的独立与清廉。 [8] 构成了此书的理论基础，基于满族的民族性，来重新解说八旗制度与清朝历史，从而摆脱以前汉化说或同化说。因为其理论的开创性，在讨论此书内容之前，必须先将重要概念，予以清楚说明，否则难以把握原著的精核。用族群理论有助于解释满族在汉族社会中的复杂地位。正是用这样的理论分析，从而打破了满族史与清史之间的疆界。
当然，美国以族群理论研究清史的学者并非只有欧立德教授，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 [9]《模糊的镜子：清帝国理念中的历史与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Evelyn Rawski, 《末代皇帝：清帝国制度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路康乐（Edward J.M. Rhoads）,《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利，1861－1928》 Manchus & Han :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这三部著作与欧立德教授的大著都是近年来从族群理论研究清史的重要著作，美国亚洲学会会刊《亚洲学刊》特辟专栏对这四部著作进行评价。 [10] 不过，柯娇燕等人只研究十九世纪以后的清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族群理论能够解释十九世纪前的清朝历史，他们把族群看成是现代现象。欧立德教授恰恰在他们认为不可能的范围内，运用族群理论，抓住最为典型的八旗制度，来分析清朝统治者为了确保其民族特性，防止受到汉族同化，从而威胁其统治基础所进行的处心积虑的安排，进而全面解读清史，因而是美国清史学界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事实上，在西方学者视作晚期中华帝国的历史阶段，不同民族纷纷登场。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最初创立“征服王朝”一词， [11]将辽、金、元、清，皆视作“征服王朝”，这一概念在西方以至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本书作者所言，民族性与民族差异并非清朝才有的，而是始于宋朝就有的传统。汉族与其他民族间之纷争，正是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一个层面。即便在明代，虽然统治阶层是汉族，但北元问题始终存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猖獗一时。民族差异、民族间的纷争给晚期中华帝国史着上了浓墨重彩。这样，人类学的族群分析，正可谓一个适用于中华晚期历史相当有效的理论。进入清朝，统治者将民族差异性更加政治化了，“民族差异在清朝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无论满族人还是汉族人都无法承担起公开讨论的后果。” [12] 但却是影响清朝野政治的一个内在因素，是解开清朝许多历史问题的一把钥匙。作者追寻着八旗的发展历史、这个具有标志性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和十七、十八世纪中清朝强化满洲的特性，强调民族特质在历史分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指出民族性这既非一种现代意义上才有的东西，也并非只是一种表面上的东西，而是以一种边缘化的视角来反观历史的关键问题。这样一种新的视角势必对清朝历史给出许多新的解释。
理论的新颖与观点的不同，都是在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基础上阐发出来的。本书从满族角度来解读清朝历史，与所使用的史料来源密切相关。所以本书另一个重要特色是用满文史料，去倾听满族人心声，探询清朝统治者的内在心态与满族人的想法。满文宫廷奏摺与档案是本书所使用的主要资料。同时还采用了史书、族谱、辞典、以及各种各样的档案资料。还用了一些重要史书的满文版本，如《八旗通志》、《大清会典》、《满文老档》、《清初内阁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作者认为满文资料估计占清史资料的五分之一，但是现在清史学界很少利用。 [13] 若将这些满文资料全部利用起来，是可以颠覆原来基于汉文资料所构筑起来的清史体系的。作者为了搜集资料，曾两度前往北京，1990年在北京呆了十个月、1995年一个月，查阅了数以千计的奏折和档案资料。这些档案都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作者指出，这些资料长期以来都被忽视，许多资料自从被清朝官员封存以来，从未被打开过。满文资料所显示的清朝历史与汉文资料所记载的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用满文资料可以质询汉文资料的真实性。本书在用满文资料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汉文资料。除一些主要的汉文史书资料外，还采用了不少方志、笔记。还用过一些十七到十九世纪的英文、法文资料。可见，作者在资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基本史料以满文资料为主，这更加重了本书的价值。可以说，欧立德教授是用满文资料，探询满族人的想法，从满族立场来重新梳理清史问题，从而提出了新的解说。这样的努力即便对于中国学者也很难做到，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就更加不易了，因而更加凸显本书的价值。
二、 满洲之道与民族认同
本书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八旗的社会结构》，分为三章，把八旗制度作为满族的政治与民族结构，叙述其历史沿革。其中第一章描述满洲的起源、八旗制度的建立及其等级制度与人口数量的多少，指出八旗制度不只是一个军事、政治组织，同时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一组织对于满洲民族认同的重要性，这种认同在整个清朝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八旗也是一个社会组织。第二章讨论了满洲入主中原，并在北京以至全国建立八旗驻防地及其目的，着重研究满族人的生活安排以及满族寻求相对的独立性。第三章考察了八旗的管理和政府中的满族精英，作者强调“八旗制度不仅强化了清朝统治，而且也强化了其民族特征”，考察清朝皇帝与其满族臣仆的关系，指出满族官员与汉族官员的不同。第二部分《八旗的生活方式》，也是三章。从多层面考察了八旗满族人与汉人生活的不同，从而说明赋予“旗人”称号的内在涵义。其中第四章考察了旗人生活的一些基本方面，如他们的职责与义务，某种意义上，旗人在经济、法律和社会方面都具有某种优势。第五章探讨了满人与汉人的关系，阐明了“族群性”观念在清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角色。第六章讨论了满族在清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从两方面探讨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满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他们对于“家”的观念与其它民族的不同。第三部分《十八世纪的危机》，考察了雍、乾时期，满洲认同与制度的变化，尤其抓住了雍、乾时期文化与社会历史的一些关键方面，讨论了雍、乾为解决十八世纪八旗危机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效果。其中第七章探讨了满族被汉族同化的历史进程问题。满族对于原有传统，例如骑射、简约生活习惯、讲满语等等传统的逐渐退化和清朝廷的种种努力。第八章讨论满族的认同危机，首先考察了八旗制度所带来的财政危机，旗人的生计问题。最后是结论。满族的民族性特征是其论题的中心，在作者看来，如何保持满族的民族性，进而平衡与汉族的关系，是决定清朝江山是否稳固的关键。
满族民族性到底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清朝统治者又是如何强化这种民族性的呢？而强化其民族性目的何在呢？本书首先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而他将满族的特质归结为“满洲方式”，或者说是“满洲之道”。在作者看来，这正是清朝统治的一个基础。虽然本书所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是在中国学者研究基础上加以深化的，但在关键问题上，作者力图质疑中国学者的许多看法。在前言中，作者一开始就提出问题，中国史书对于清史的一种普遍看法是满族为了确保统治的成功，主要采取三方面行动：寻求正统和大多数汉族人的支持、确保满族的民族特性、并取得军事征服的胜利。 [14] 显然作者对于这样将问题大而化之的简单化论断，相当不满。对于这个问题，他重新加以考虑，在《前言》中提出的第三个论点就是：本书试图全面深入地了解清朝统治，满族为何能够成功、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帝国、子民、命运。这样，虽然讨论的是清朝如何确保“满洲简朴之道”，但关注的问题则是满族统治何以能够成功，且何以能够维持三百年之久。
在结论中，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有总结性的论断，指出清朝统治的正统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传统中国血亲关系的理论；另一个是基于满族是作为异族的统治者。这样的话，清朝政治与社会许多方面皆存在着紧张关系，在大多数民族与少数民众的利益之间、在一般与特殊之间、在士绅与贵族之间、在人文与军事理想间等都有着紧张与矛盾的关系。“清朝统治者受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保持这些紧张关系的平衡。如果废除科举制度，满族就不可能获得大多数汉族士绅的支持，那样就是非常危险的。而另一方面，如果不保持满族的族群特性，而让满族人分散在汉人之中，那满族统治也相当危险。” [15] 所以整本著作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多方论证清朝为了维护满族的族群特性所作的种种努力。下面试简单梳理其论证的过程。
第一章是作者立论的基础，从满族始祖神话、共同地域，对于血系的塑造，衣着与服饰的特征，以至于语言的创立，在建州女真兴起过程中，其族群特质逐步得到强化，而这种族群特质的强化，对于建州女真的强大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族群特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八旗规模的扩大，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建立，其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在八旗内部也有着等级之分，而且固山也与皇族有着不同程度的亲疏关系。所以在八旗内部，这种族群特质也起着相当关键的影响。这一视角，将八旗内部的差异及其彼此间的矛盾进行了新的解说。尤其对于皇太极把“后金”改为“满洲”的用意，有着非常独特的解释。因为女真是明朝的子民，是向明朝朝贡而被管辖的部落，为了摆脱这种先天性的缺陷，1636年，皇太极改名为“大清”。作者从满文的读音来考察“大清”的含义，指出满文原本的意思是“勇士”的意思，随着新国名的启用，宣示着满洲与明朝完全脱离关系，从而取得与明朝平起平坐的权利。这是从建州女真与清朝成立过程中讨论满族这种族群特质的作用。
对于中国学者使用“八旗制度”一词， [16]作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主张最好不用“制度”一词，因为八旗并非一成不变的“制度”，也非单一的实体，而是一个具有军事、政治、经济、社会职能的综合体，各方面职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有不同的变化。 [17] 军事上，它是十七世纪清朝征服的主体，当时，八旗也是清朝统治精英的摇篮。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是清朝主要的军事力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八旗掌管日常的士兵及其家属，他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属于八旗事务。八旗中的人员有士兵、官员、包衣与奴仆。有满洲人、蒙古人、汉人、朝鲜人。在清入主中原以后，八旗成为一种统治机构，它变得封闭起来，不接纳外界人士。八旗成员与生俱来的身份，确立了其保持民族特质的特征和职能。八旗制度的确立与强化，实际上，是清朝在制度上确保满族民族认同的一种努力。作者将满族民族特性浓缩为“满洲之道”（The Manchus Way）。
所谓“满洲之道”，也可以说是满洲方式，是指满洲最初的生活方式，它也是针对中国历史上以前异族王朝的方式而言的，是与以前辽、金、元的不同方式。最初皇太极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在读《金史》时，认为金失败的原因，乃因为女真过于汉化，失去了女真人原有的品质，因而失败。以后的清朝皇帝，尤其是康、雍、乾时期，随着旗人生活方式日益汉化起来，原有本色渐渐消退，于是大力提倡“满洲简朴之道”。作者指出：“老满洲之道的基本要素包括马术、射箭、满文竞赛和简朴作风，这些是朝廷所强调的，使得满人更满洲化。有时其它一些品质，例如敬祖、尽忠于皇帝和那些被视作‘勇敢的品质’也包括在内，还有姓名和服饰。” [18] 即特定而行之有效的满洲习惯，包括骑、射、讲满语的能力，甚至于简朴的生活方式。在入主中原以后，清廷极力提升这种方式，把它作为满族人特有的品质。因为满洲方式，是满族人能够保持强盛以及作为一个民族的特色和关键。满洲方式对于旗人，尤其是男子来说，是一种理想的认同代码。在十八世纪，雍正、乾隆皇帝都注意到这种方式的重要性，反复强调要加强，以便确保满族的独立性，更关键的是，通过这种“满洲简朴之道”，强化满族的统治基础。
“国语骑射”，是满洲方式的核心之一，在欧立德的著作中，多次强调雍正帝与乾隆帝对此的重视，是维持满族民族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但这种活动越到后来开展起来越艰难，故而清廷总是紧抓不放。而中国学者对此的解释完全不同，王锺翰先生特别指出“‘国语骑射’作为一项政策，是清统治者主观上死守过时的政策，只能强行于一时，而不能长期保持到底的。随着满族由狩猎生活向封建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加之与广大汉族人民杂居共处，作为日常生活的骑射和交际工具的满语，很自然的也失去了它原有的重要性。” [19] 对于“国语骑射”的看法，与欧立德教授的观点完全不同，因为他们的视角不同。欧立德教授是把“国语骑射”看成是“满洲之道”的核心内容，而王锺翰先生则是从汉化的角度去考虑和评判的。这样对于同一种制度，其评价就绝然相反了。
皇太极担心满人会失去满洲原有的传统，在十八世纪前半期，皇太极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旗人由简朴的生活，变得喜欢奢侈生活，追求华衣美食、赌博娱乐、奢华的婚丧仪式。但因为人口的增加，八旗生计且成问题，何以能追求生活的奢华呢？与此同时，作为满族族群与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准――满语，旗人也在日益丧失。作者指出：也许没有比满族人丧失满语能力更能吸引历史学家们的注意了。尽管作者否定把语言与族群认同划上等号，但十八世纪以后，满族满文能力的丧失，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也是对其族群认同的很大伤害。
满文通常被视作“清语”或者“国语”。清朝前期官员常常要求能够讲几句满文，作为他们当官的资本，而翰林院的官员，往往要求通过满文考试，甚至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也要学满文。但是清初期，八旗官方语言是汉语而不是满文。当时，大多数满洲官员不懂汉文，他们执行公务时，往往需要汉文翻译。雍正年间，满洲旗人就基本上失去了说满语的能力，尽管雍正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布不少诏书，要求强化满语的学习与教育，地方旗主也认识到这一点，但效果并不明显，满族人的满语水平日益减弱，乾隆年间，这个问题就更为严重，以至于旗人完全不会讲满语。满语能力的丧失，对于满族民族认同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北京旗人与地方旗人一样相继丧失满语能力。这正是十八世纪清朝廷提倡“满洲之道”背后的原因。
事实上，从制度上保证满族的民族认同，在官员的选拔上也提供各种便利。作为清代官僚集团中的一部分，八旗官员也有着不同的特色。从八旗官员的选拔、与地方官吏的关系、他们如何管理八旗的事务等等方面来考察所谓的八旗族群性。与普通文官系统不同的是，八旗官员是由文官推荐、皇帝钦点，可见其任命方式的不同。而他们虽然不直接参与地方事务，但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他们可以协助地方官员处理地方事务。书中特别举了宁夏发生地震的例子，地震中宁夏地方官吏系统受到破坏，八旗官员则掌管震后事宜。作为清代官僚机构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他们通过上疏皇帝，直接受命于皇帝的调遣与指挥，同时也有着监视地方官员的职责。他们可以说是皇帝的亲信，而且，也容易升迁到中央政府中去任职。他们对于八旗的管理是以满洲方式，进一步强化满洲意识，增强满洲族群认同。
在八旗族群的等级中，所有的男子生来就有固定的等级，不管他们是否入伍，都被视作最重要的军人。“满洲士兵是国家之根本。” [20] 他们作为军人的这种意识，乃是因为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被视作是王朝根本。它防止同化，清朝将八旗单独分隔开来，驻防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是为了确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区别，皇帝力图保持“我们满洲”从来就有的军队。这样实际上也是确保满洲在政治、经济、司法、教育上的特权，以便与汉人分隔开来。八旗是清初最重要的军队，事实上，在十六、七、八世纪，八旗士兵有许多军事训练。皇帝为了确保八旗战斗力，大力开展骑射比赛。康、雍、乾时期一直得到提倡，在木兰秋狝活动，在康、乾、嘉庆三朝时期一百四十余年时间里，共举行了一百零五次。对于秋狝的解读，中国学者一般认为秋狝是为了提高八旗兵的战斗力；团结了蒙古诸部，利于边疆的稳定。其实这种看法只看到了表象，对于其内在实质，本书进行了深入探讨，探究其背后更为深邃的原因，乃是清朝皇帝为了确保其成功的满洲之道，而采取的一种强化方式。
作为满洲旗人当然有许多特权，但是特权之下也有许多无奈，仕途之外，他们难以从事八旗以外的职业，也不能随意参加科举考试、在其它部门任职，而是一切皆与八旗相关的职业。这样到后期，因为和平时代，战事很少，他们的重要性自然就减低了，而他们得到升迁的机会也就少了许多。又由于他们不事生产，经济上无法自立，因而越到后来，就越贫穷。八旗特权带给他们许多机会，但后来则变成了他们的牢笼。于是清朝就迫使汉军八旗出旗为民，而汉军八旗空出的位置，由满人添补，由此解决十八世纪的满洲生计问题。十八世纪八旗生计问题的解决，看似简单，实际上是进一步强化满族民族性的一次努力，将八旗制度由一种军事制度向一种职业化制度的过渡，从而缓解了内部矛盾。
因此，在作者看来，因为有占绝大多数汉人的潜在威胁，清朝统治者总是想尽办法力图保持和强化满族的“族群性”与“民族性”特征，优化统治阶层的特权，强化其统治基础。而十八世纪八旗生计问题的解决，用满族旗人取代汉军旗人的成功，由此也奠定了清朝能够维持三百年江山的根本。
三、 满汉融合：满化？汉化？
以往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清史的解读，一种普遍观点是从汉族、汉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的。历史上我们总是认为其他民族入主中原后，最终都被无往不胜、无坚不摧的汉族文化所同化，无论是“五胡乱华”时期的鲜卑、匈奴、氐、羌等族，还是契丹、女真、蒙古，最终都被中华文化同化，中华文化有着无穷的生命力。清代满族人也不例外。但是这种观点长期以来受到西方中国学家们的批评。所谓汉化，魏特夫称之为“Absorption Theory”，即吸收理论。意指在中国凡是异族统治，最终都被汉化，被汉族文化同化，征服者反被征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定律。欧立德教授的著作也继承和发扬这种批评。此书中他更看重清史中的“新传统”，即满族传统。指出满族的认同虽是在不断变动的，但把清史简单地归结为满族汉化的历史是不对的，因其抹煞了许多历史层面，因而本书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厌其详地论述满族的驻防地及汉人的“满化”，以批评清史中根深蒂固的“汉化说”。
本书一个重要论点是：清朝确保满族的民族性特征，以维护满族与旗人的独立性，其针对的正是汉族，担心满族汉化，从而威胁其统治根本。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满族汉化问题，应该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不仅接受汉族的统治标准和儒家正统，另一方面又保持汉族与满族之间的差异，确立满汉之间的明确界线。一开始就表明并不赞同满族被汉族同化，成为汉族一部分的说法， [21] 指出满族并未汉化，反而可以说汉族“满化”。作者指出虽然很难否认中国文化对于满洲及其统治者们的影响，但用“汉化”一词，并不正确，而是一种误导，因为“文明必须与同化区分开来”。作者断言用“汉化”一词并不能解释满族统治，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22] 也就是说满族采用了中华文化，但这并不是汉化，本书很强调其中的差别，进而强调“满族性”与“汉族性”一样重要。本书从许多方面论证这个观点。
首先，是八旗内部的差别。尽管十八世纪以后，八旗内部的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皆被视作“旗人”，但其间的差别始终存在。“无论是蒙古八旗还是汉军八旗都没有完全与满洲八旗融合一起。甚至于满洲八旗内部，不同的旗下各个独立的旗也是同时并存的。” [23] 满洲八旗是地位最高的，其次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地位最低。汉军八旗1637年建立两个，1639年建立4个，1642年则有8个。因为汉军八旗建立晚，又是汉人，他们从未取得与满族八旗同等的地位。入主中原以后，八旗所享有的特权，对于汉军八旗来说都是低人一等的。对于汉军八旗的歧视，其实正是基于对汉人的不信任。清中期以后，因为八旗人口增长迅速，为了解决八旗正身旗人的生计，并企图缓和汉军旗人的反抗斗争，清朝统治者放宽对八旗成员的控制，逼迫汉军旗人出旗为民。出旗之后，汉军所遗官军名额，由满洲人补充。将汉军八旗的汉人出旗处置，既是为了解决八旗内部的生计问题，也是为了解决清中期日益突出的满族的“民族认同”的问题。因为八旗之中，汉军八旗人口增长最快，尽管汉军八旗的旗人已经“满族化”了，但是从根本上还是不同的两种人，在八旗中保持过多的汉军旗人，是对满族认同上的一大挑战。这样的做法也可视作是进一步强化八旗内部满族的族群性，巩固满族的地位。汉人的离开八旗是八旗制度机构的最大的一次调适，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这个制度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证明了雍正与乾隆皇帝所作努力的成功。进而，满族独立身份地位与认同一直保持到王朝的结束，也证明了十八世纪对于满洲认同危机解决的成功。作者认为十八世纪的这次调适是把满族由征服民族变成一种职业民族，把制度性因素融入了认同身份中去了，从而创立了一条新的满洲之道。 [24]
其次，与汉化不同的是，清朝为了确保满族的特性，在全国设立满洲驻防地，实施满汉分离，汉族反而有“满化”的特色。随着清朝入主中原，大多数满族人都从满洲迁往全国各地。为了安置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满城，首先在西安、南京、杭州等地建立。最后在全国建立了十八处八旗驻防地，包括北京则是十九处。八旗驻防地是八旗在北京和全国各城市的兵营。这些驻防地是军事要塞，也是行政中心，还是满族聚居中心，驻防地成为安置旗人官员、士兵，以及他们的家庭、奴仆的要地。它们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是强化清朝帝国统治的重要保证。八旗驻防的网络，遍布全国。从畿辅、辽东，到新疆、西藏，以至中原各地，成为清朝加强全国统治的重要纽带和工具。“作为文化与制度差异的结，满城是清朝重新编排其满族族群特质的场所。” [25] 正是在北京和遍布全国的满洲八旗营地，满族针对中国的变化而给予调适，一种新的满族认同打造出来。这种制度在几个方面显示其族群特质：八旗驻防地是作为满族分布于全国用于防止汉族叛乱的网络，它是明确区分满人与汉人的一种具有标志性的机构。尽管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的分别，但在驻防地上，这些八旗有着几乎相同的背景。这种驻防地进一步强化了满族的族群特质。因为他们与汉人分离，各自单独居住，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八旗的族群性进一步得到加强，内部认同也进一步强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人也对他们有着一样的看法，尽管他们属于八旗各自不同的旗，但是有着一个共同名称，即“旗人”。“旗人”的出现，表明这种认同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方面是针对外部人士而言，他们有些共同特质，同属于八旗管辖；另一方面在其内部也表明彼此之间的差别逐渐消亡，八旗之间日益相同，故而原来彼此的差别不再是问题。“旗人”名称的出现，正表明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的“满化”，而并非满族人的“汉化”。而汉人的“满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台尼勘”的出现。
“所谓‘台尼勘’，特指清代旗下戌守边台的汉人。” 有两种“台尼勘”，一种是满洲旗下的台尼勘，他们是入关前即已入旗，为满洲人戌守边台的汉人；另一种是汉军籍下台尼勘，乃三藩余部，前往东北戌守边台驿站。 [26] 他们被满族融合，并最终成为满族的一份子。
八旗驻防地与八旗制度是密切相关的。清朝在北京以至全国设立驻防体制，意在强化满洲对于汉人的监督与控制，“这种制度促使清朝统治者能够掌控大多数的汉族人。” [27] 通过八旗驻防地的设立，城市中形成满城，这样城市与国家间就有着非常明显的两种族群：归属八旗的旗人与旗外的汉人，这构成了清代社会中两种基本的社会群落。而这种分别直到18世纪，因为满城的人口膨胀，无法容纳，这样才开始出现满人搬出满城，而居外城的现象，才开始出现两个民族间的杂居，将两个民族间交往的最后樊篱打破。
其三， “满汉一体”问题与满汉的紧张关系。努尔哈赤开始，清朝皇帝就倡导满汉一家亲，满汉一家人，不分彼此。多尔衮、康熙帝皆表布过这种诏令，康熙帝曾发布了二十余道诏令，宣示满汉平等。但事实上，“满汉平等是个迷。” [28] 因为满族住在独立的满城之中，保持一种与皇帝特殊的关系、在仕途上也有着比汉人好得多的优势、经常得到财政与经济上的资助、享有一种特殊的法律系统。所有这些都与皇帝所倡导的满汉一家相矛盾。作者进而指出，“清代政治中有两个基本事实：一方面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享有一种比汉人好得多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满族官员又必须处理打着满汉一家的旗号而否定满族优越性的做法。” [29] 可见满汉平等在清代是一种人为塑造出来的想象。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清代政治与社会中的一股暗流”， [30] 最初汉人与满人就有摩察和矛盾，于是从辽东开始，就有意将汉人与满人分开。八旗驻防地的形成，城市中满人与汉人的分别居住，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制度，这种政策的实施，使得满洲的族群特质更得以清楚的表露。
第三， 书中借用包弼德教授关于女真的“文化”并不表示是“汉化”的观点，指出“文化”与“汉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因而批评把清史简单地归结为满族汉化的历史是不对的。这种批评固然不错，但是什么叫“文化”？为何要提倡“文化”？“文化”的内涵是什么？难道“文”和汉族没有一点关系吗？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只用“文化”不是“汉化”的说法，从而否定汉化说，也是不够的。文与武是相对的，正是汉族与女真的相对性。把汉化问题看成是绝对真理是不对的，但是否定它也不能这么简单。
第四， 对于八旗制度的花费问题，书中指出：大量的军事花费是清朝军事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进而推论，作为一个征服王朝，清朝象元朝一样花费比汉族王朝更多的军事经费，因为军队不仅要负责地域上边疆的安全与完整，还要确保其族群意识上“疆域”的安全与完整，“族群主权并非不是一个昂贵的事业。” [32] 清朝对于旗人的开支是从摇篮到坟墓，都要负责的，因为八旗制度是一种世袭的制度。这一点也值得商榷，因为中国历史上世袭性的兵制并非只是征服王朝才有的制度，隋、唐时期的府兵制、明朝的卫所制都是世袭性的，他们与八旗制度一样，对于士兵的开支也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所以并非清朝的特色。所以对于八旗制度的花费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总之，本书是一部以族群理论，从满族民族性特征，透过八旗制度的研究，来重新解说清朝历史的重要著作。抓住“满洲之道”，以及清朝为了确保满族民族性所作的各种努力，尤其是解决十八世纪出现的认同危机，从而使得满族统治能够维系三百年之久江山。对于清史界的一些既定看法，提出了挑战，尤其批评了汉化说、同化说，指出“旗人”概念的出现表明，当时出现了汉人“满化”的现象，这也是清朝统治能够稳固的根源。虽然某些方面的看法有深入的可能，总体的论述深化了清史研究的层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