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 ...

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
――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孙卫国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广义的清史一直是西方研究的重点，费正清创立的“刺激－反应论”，解读清代后期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广泛影响。尽管现在这种观点已经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但其开创之功，依然不可忽视。随之他的后继者们，在这个领域内也作出了不少成就，各方面成果层出不穷。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采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美国的清史研究又出现了许多新成果，其突出特点就是将满族史与清史合而为一进行研究，其中哈佛大学东亚系欧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著作之一。此书是欧立德教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多年修改打磨，才修订成书的，自 2001 年问世以来，已经引起西方中国研究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界有多篇书评，大加推崇。② 中国学术界也已经注意到此书，发表了相关书评，予以推介，③ 据说此书中译本亦在筹备之中。中西学术界的积极反应，证明了此书的重要性。下面就此书研究路数、相关理论以及有关论点，略加梳理，并就其中相关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欧立德教授并及有关专家学者。

一、 族群理论与满文档案
在中国学术界，清史与满族史似乎是绝然分开的两个领域，而学术界似乎也有不成文的惯例，清史研究中甚少涉及满族史问题，满族史研究也似乎游离于清史之外。王锺翰先生是中国当今在世的清史大家，是将满族史与清史有机结合进行研究的少数专家之一。他指出：“治清史者，必须懂满族史；治满族史者也必须学习清史，而满族史上的问题，放在清史上看，其内涵和意义就会更清晰明显。”④ 王先生也认为要将满族史与清史融会贯通，并非易
事，亦非一朝一夕能奏效的，事实上也很难做到。有人认为满族史只到 1644 年清入主中原前，此后则是清史范畴。即便是满族通史一类著作，虽然时间上纵贯了有清一代，但特点却并不鲜明。⑤这样实际上造成了许多问题，使得清史中许多问题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满族作为一个“征服民族”，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其统治自具相应特色。欧立德教授大著，恰恰打破了满族史与清史间的疆界，正是从满族民族性方面来重新梳理清朝历史，透过八旗制度，以及清统治者刻意维持其“满洲之道” （The Manchu Way）的努力，给读者展现了清史中完全不同的一面。本书正如其结论中所提到的，旨在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清朝统治民族是满族而非汉族，这样对晚期中华帝国历史有怎样影响，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二是，少数满人何以能统治占绝大多数的汉人，且维持三百年之久的江山。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能说中国学者没有涉猎，但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⑥ 本书为了探讨这两个问题，进而对清史作出全新解读，首先在理论上采用了新视角，借用人类学的族群（ethnicity）理论，抓住清朝统治阶层的重要组织――八旗制度，进行深入解剖。故而，理论上的新视角，是首先应该讨论的问题。

人类学研究，一向重视民族志，我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关系十分密切，民族识别、民族差异是永恒的研究课题。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人类学界又兴起关于族群（ethnicity）的研究，各种理论纷纷涌现出来。具有同一血缘、地缘、语言等等特征的人群，可以称之为族群，因为“血系、地域与语言”是族群三个最重要的方面。⑦ 语言、服饰等等都是族群文化的不同层面，对于族群特质的判断，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些皆是最明显的外貌特征。生活方式方面如发式、宗教、对待女人的方式、丧葬习俗、食物，甚至疾病，对于族群的判断皆很有帮助。族群之间，彼此有相当明显的差异，随着比较对象的不同，这种差异性又是变动的。族群理论适用的范围非常广，小到一个村落，大到一个民族，都可以用此理论加以分析。欧立德教授在本书中，正是采用了族群理论，对八旗及其背后的满洲方式（或者说满洲之道），进行了系统分析。

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提到三个论点，其中第二点就是理论问题。因为“ethnicity”一词概念的模糊性与外延的宽泛性，虽然汉语一般对应的词语是“族群”，但是“满洲方式”所指代的是满族与汉族的不同，用“族群”不足以表达英语中的内在含义，因为其已经上升到了民族性与民族差别上来了，故而本文将此书中的 “ethnicity” ，看成是“民族性”、 “Ethnic Identity”则是“民族认同” 、 “Ethnic sovereignty”则是“民族主权”了。作者在书中对”Ethnic sovereignty”这一理论进行了解释，指出满族的“民族主权”有三方面含义：确保大清帝国的统一、防止汉族渗透、保持统治者的独立与清廉。⑧ 构成了此书的理论基础，基于满族的民族性，来重新解说八旗制度与清朝历史，从而摆脱以前汉化说或同化说。因为其理论的开创性，在讨论此书内容之前，必须先将重要概念，予以清楚说明，否则难以把握原著的精核。用族群理论有助于解释满族在汉族社会中的复杂地位。正是用这样的理论分析，从而打破了满族史与清史之间的疆界。

当然，美国以族群理论研究清史的学者并非只有欧立德教授，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⑨《模糊的镜子：清帝国理念中的历史与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velyn Rawski, 《末代皇帝：清帝国制度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路康乐（Edward J.M. Rhoads）,《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利，1861－1928》 Manchus & Han :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这三部著作与欧立德教授的大著都是近年来从族群理论研究清史的重要著作，美国亚洲学会会刊《亚洲学刊》特辟专栏对这四部著作进行评价。⑩ 不过，柯娇燕等人只研究十九世纪以后的清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族群理论能够解释十九世纪前的清朝历史，他们把族群看成是现代现象。欧立德教授恰恰在他们认为不可能的范围内，运用族群理论，抓住最为典型的八旗制度，来分析清朝统治者为了确保其民族特性，防止受到汉族同化，从而威胁其统治基础所进行的处心积虑的安排，进而全面解读清史，因而是美国清史学界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事实上，在西方学者视作晚期中华帝国的历史阶段，不同民族纷纷登场。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最初创立“征服王朝”一词，将辽、金、元、清，皆视作“征服王朝”，这一概念在西方以至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本书作者所言，民族性与民族差异并非清朝才有的，而是始于宋朝就有的传统。汉族与其他民族间之纷争，正是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一个层面。即便在明代，虽然统治阶层是汉族，但北元问题始终存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猖獗一时。民族差异、民族间的纷争给晚期中华帝国史着上了浓墨重彩。这样，人类学的族群分析，正可谓一个适用于中华晚期历史相当有效的理论。进入清朝，统治者将民族差异性更加政治化了，“民族差异在清朝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无论满族人还是汉族人都无法承担起公开讨论的后果。”? 但却是影响清朝野政治的一个内在因素，是解开清朝许多历史问题的一把钥匙。作者追寻着八旗的发展历史、这个具有标志性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和十七、十八世纪中清朝强化满洲的特性，强调民族特质在历史分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指出民族性这既非一种现代意义上才有的东西，也并非只是一种表面上的东西，而是以一种边缘化的视角来反观历史的关键问题。这样一种新的视角势必对清朝历史给出许多新的解释。


        理论的新颖与观点的不同，都是在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基础上阐发出来的。本书从满族角度来解读清朝历史，与所使用的史料来源密切相关。所以本书另一个重要特色是用满文史料，去倾听满族人心声，探询清朝统治者的内在心态与满族人的想法。满文宫廷奏摺与档案是本书所使用的主要资料。同时还采用了史书、族谱、辞典、以及各种各样的档案资料。还用了一些重要史书的满文版本，如《八旗通志》、《大清会典》、《满文老档》、《清初内阁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作者认为满文资料估计占清史资料的五分之一，但是现在清史学界很少利用。若将这些满文资料全部利用起来，是可以颠覆原来基于汉文资料所构筑起来的清史体系的。作者为了搜集资料，曾两度前往北京，1990 年在北京呆了十个月、1995 年一个月，查阅了数以千计的奏折和档案资料。这些档案都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作者指出，这些资料长期以来都被忽视，许多资料自从被清朝官员封存以来，从未被打开过。满文资料所显示的清朝历史与汉文资料所记载的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用满文资料可以质询汉文资料的真实性。本书在用满文资料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汉文资料。除一些主要的汉文史书资料外，还采用了不少方志、笔记。还用过一些十七到十九世纪的英文、法文资料。可见，作者在资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基本史料以满文资料为主，这更加重了本书的价值。可以说，欧立德教授是用满文资料，探询满族人的想法，从满族立场来重新梳理清史问题，从而提出了新的解说。这样的努力即便对于中国学者也很难做到，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就更加不易了，因而更加凸显本书的价值。

二、 满洲之道与民族认同
本书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八旗的社会结构》，分为三章，把八旗制度作为满族的政治与民族结构，叙述其历史沿革。其中第一章描述满洲的源、八旗制度的建立及其等级制度与人口数量的多少，指出八旗制度不只是一个军事、政治组织，同时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一组织对于满洲民族认同的重要性，这种认同在整个清朝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八旗也是一个社会组织。第二章讨论了满洲入主中原，并在北京以至全国建立八旗驻防地
及其目的，着重研究满族人的生活安排以及满族寻求相对的独立性。第三章考察了八旗的管理和政府中的满族精英，作者强调“八旗制度不仅强化了清朝统治，而且也强化了其民族特征”，考察清朝皇帝与其满族臣仆的关系，指出满族官员与汉族官员的不同。第二部分《八旗的生活方式》，也是三章。从多层面考察了八旗满族人与汉人生活的不同，从而说明赋予旗人”称号的内在涵义。其中第四章考察了旗人生活的一些基本方面，如他们的职责与义务，某种意义上，旗人在经济、法律和社会方面都具有某种优势。第五章探讨了满人与汉人的关系，阐明了“族群性”观念在清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角色。第六章讨论了满族在清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从两方面探讨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满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他们对于“家”的观念与其它民族的不同。第三部分《十八世纪的危机》，考察了雍、乾时期，满洲认同与制度的变化，尤其抓住了雍、乾时期文化与社会历史的一些关键方面，讨论了雍、乾为解决
十八世纪八旗危机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效果。其中第七章探讨了满族被汉族同化的历史进程问题。满族对于原有传统，例如骑射、简约生活习惯、讲满语等等传统的逐渐退化和清朝廷的种种努力。第八章讨论满族的认同危机，首先考察了八旗制度所带来的财政危机，旗人的生计问题。最后是结论。满族的民族性特征是其论题的中心，在作者看来，如何保持满族的民族性，进而平衡与汉族的关系，是决定清朝江山是否稳固的关键。

其次，与汉化不同的是，清朝为了确保满族的特性，在全国设立满洲驻防地，实施满汉分离，汉族反而有“满化”的特色。随着清朝入主中原，大多数满族人都从满洲迁往全国各地。为了安置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满城，首先在西安、南京、杭州等地建立。最后在全国建立了十八处八旗驻防地，包括北京则是十九处。八旗驻防地是八旗在北京和全国各城市的兵营。这些驻防地是军事要塞，也是行政中心，还是满族聚居中心，驻防地成为安置旗人官
员、士兵，以及他们的家庭、奴仆的要地。它们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是强化清朝帝国统治的重要保证。八旗驻防的网络，遍布全国。从畿辅、辽东，到新疆、西藏，以至中原各地，成为清朝加强全国统治的重要纽带和工具。“作为文化与制度差异的结，满城是清朝重新编排其满族族群特质的场所。”

   正是在北京和遍布全国的满洲八旗营地，满族针对中国的变化而给予调适，一种新的满族认同打造出来。这种制度在几个方面显示其族群特质：八旗驻防地是作为满族分布于全国用于防止汉族叛乱的网络，它是明确区分满人与汉人的一种具有标志性的机构。尽管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的分别，但在驻防地上，这些八旗有着几乎相同的背景。这种驻防地进一步强化了满族的族群特质。因为他们与汉人分离，各自单独居住，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八旗的族群性进一步得到加强，内部认同也进一步强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人也对他们有着一样的看法，尽管他们属于八旗各自不同的旗，但是有着一个共同名称，即“旗人”。“旗人”的出现，表明这种认同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方面是针对外部人士而言，他们有些共同特质，同属于八旗管辖；另一方面在其内部也表明彼此之间的差别逐渐消亡，八旗之间日益相同，故而原来彼此的差别不再是问题。“旗人”名称的出现，正表明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的“满化”，而并非满族人的“汉化”。而汉人的“满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台尼勘”的出现。                                          
                                                        


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
――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孙卫国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广义的清史一直是西方研究的重点，费正清创立的“刺激－反应论”，解读清代后期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广泛影响。尽管现在这种观点已经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但其开创之功，依然不可忽视。随之他的后继者们，在这个领域内也作出了不少成就，各方面成果层出不穷。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采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美国的清史研究又出现了许多新成果，其突出特点就是将满族史与清史合而为一进行研究，其中哈佛大学东亚系欧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著作之一。此书是欧立德教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多年修改打磨，才修订成书的，自 2001 年问世以来，已经引起西方中国研究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界有多篇书评，大加推崇。② 中国学术界也已经注意到此书，发表了相关书评，予以推介，③ 据说此书中译本亦在筹备之中。中西学术界的积极反应，证明了此书的重要性。下面就此书研究路数、相关理论以及有关论点，略加梳理，并就其中相关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欧立德教授并及有关专家学者。

一、 族群理论与满文档案
在中国学术界，清史与满族史似乎是绝然分开的两个领域，而学术界似乎也有不成文的惯例，清史研究中甚少涉及满族史问题，满族史研究也似乎游离于清史之外。王锺翰先生是中国当今在世的清史大家，是将满族史与清史有机结合进行研究的少数专家之一。他指出：“治清史者，必须懂满族史；治满族史者也必须学习清史，而满族史上的问题，放在清史上看，其内涵和意义就会更清晰明显。”④ 王先生也认为要将满族史与清史融会贯通，并非易
事，亦非一朝一夕能奏效的，事实上也很难做到。有人认为满族史只到 1644 年清入主中原前，此后则是清史范畴。即便是满族通史一类著作，虽然时间上纵贯了有清一代，但特点却并不鲜明。⑤这样实际上造成了许多问题，使得清史中许多问题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满族作为一个“征服民族”，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其统治自具相应特色。欧立德教授大著，恰恰打破了满族史与清史间的疆界，正是从满族民族性方面来重新梳理清朝历史，透过八旗制度，以及清统治者刻意维持其“满洲之道” （The Manchu Way）的努力，给读者展现了清史中完全不同的一面。本书正如其结论中所提到的，旨在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清朝统治民族是满族而非汉族，这样对晚期中华帝国历史有怎样影响，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二是，少数满人何以能统治占绝大多数的汉人，且维持三百年之久的江山。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能说中国学者没有涉猎，但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⑥ 本书为了探讨这两个问题，进而对清史作出全新解读，首先在理论上采用了新视角，借用人类学的族群（ethnicity）理论，抓住清朝统治阶层的重要组织――八旗制度，进行深入解剖。故而，理论上的新视角，是首先应该讨论的问题。

人类学研究，一向重视民族志，我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关系十分密切，民族识别、民族差异是永恒的研究课题。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人类学界又兴起关于族群（ethnicity）的研究，各种理论纷纷涌现出来。具有同一血缘、地缘、语言等等特征的人群，可以称之为族群，因为“血系、地域与语言”是族群三个最重要的方面。⑦ 语言、服饰等等都是族群文化的不同层面，对于族群特质的判断，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些皆是最明显的外貌特征。生活方式方面如发式、宗教、对待女人的方式、丧葬习俗、食物，甚至疾病，对于族群的判断皆很有帮助。族群之间，彼此有相当明显的差异，随着比较对象的不同，这种差异性又是变动的。族群理论适用的范围非常广，小到一个村落，大到一个民族，都可以用此理论加以分析。欧立德教授在本书中，正是采用了族群理论，对八旗及其背后的满洲方式（或者说满洲之道），进行了系统分析。

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提到三个论点，其中第二点就是理论问题。因为“ethnicity”一词概念的模糊性与外延的宽泛性，虽然汉语一般对应的词语是“族群”，但是“满洲方式”所指代的是满族与汉族的不同，用“族群”不足以表达英语中的内在含义，因为其已经上升到了民族性与民族差别上来了，故而本文将此书中的 “ethnicity” ，看成是“民族性”、 “Ethnic Identity”则是“民族认同” 、 “Ethnic sovereignty”则是“民族主权”了。作者在书中对”Ethnic sovereignty”这一理论进行了解释，指出满族的“民族主权”有三方面含义：确保大清帝国的统一、防止汉族渗透、保持统治者的独立与清廉。⑧ 构成了此书的理论基础，基于满族的民族性，来重新解说八旗制度与清朝历史，从而摆脱以前汉化说或同化说。因为其理论的开创性，在讨论此书内容之前，必须先将重要概念，予以清楚说明，否则难以把握原著的精核。用族群理论有助于解释满族在汉族社会中的复杂地位。正是用这样的理论分析，从而打破了满族史与清史之间的疆界。

当然，美国以族群理论研究清史的学者并非只有欧立德教授，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⑨《模糊的镜子：清帝国理念中的历史与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velyn Rawski, 《末代皇帝：清帝国制度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路康乐（Edward J.M. Rhoads）,《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利，1861－1928》 Manchus & Han :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这三部著作与欧立德教授的大著都是近年来从族群理论研究清史的重要著作，美国亚洲学会会刊《亚洲学刊》特辟专栏对这四部著作进行评价。⑩ 不过，柯娇燕等人只研究十九世纪以后的清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族群理论能够解释十九世纪前的清朝历史，他们把族群看成是现代现象。欧立德教授恰恰在他们认为不可能的范围内，运用族群理论，抓住最为典型的八旗制度，来分析清朝统治者为了确保其民族特性，防止受到汉族同化，从而威胁其统治基础所进行的处心积虑的安排，进而全面解读清史，因而是美国清史学界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事实上，在西方学者视作晚期中华帝国的历史阶段，不同民族纷纷登场。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最初创立“征服王朝”一词，将辽、金、元、清，皆视作“征服王朝”，这一概念在西方以至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本书作者所言，民族性与民族差异并非清朝才有的，而是始于宋朝就有的传统。汉族与其他民族间之纷争，正是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一个层面。即便在明代，虽然统治阶层是汉族，但北元问题始终存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猖獗一时。民族差异、民族间的纷争给晚期中华帝国史着上了浓墨重彩。这样，人类学的族群分析，正可谓一个适用于中华晚期历史相当有效的理论。进入清朝，统治者将民族差异性更加政治化了，“民族差异在清朝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无论满族人还是汉族人都无法承担起公开讨论的后果。”? 但却是影响清朝野政治的一个内在因素，是解开清朝许多历史问题的一把钥匙。作者追寻着八旗的发展历史、这个具有标志性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和十七、十八世纪中清朝强化满洲的特性，强调民族特质在历史分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指出民族性这既非一种现代意义上才有的东西，也并非只是一种表面上的东西，而是以一种边缘化的视角来反观历史的关键问题。这样一种新的视角势必对清朝历史给出许多新的解释。


        理论的新颖与观点的不同，都是在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基础上阐发出来的。本书从满族角度来解读清朝历史，与所使用的史料来源密切相关。所以本书另一个重要特色是用满文史料，去倾听满族人心声，探询清朝统治者的内在心态与满族人的想法。满文宫廷奏摺与档案是本书所使用的主要资料。同时还采用了史书、族谱、辞典、以及各种各样的档案资料。还用了一些重要史书的满文版本，如《八旗通志》、《大清会典》、《满文老档》、《清初内阁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作者认为满文资料估计占清史资料的五分之一，但是现在清史学界很少利用。若将这些满文资料全部利用起来，是可以颠覆原来基于汉文资料所构筑起来的清史体系的。作者为了搜集资料，曾两度前往北京，1990 年在北京呆了十个月、1995 年一个月，查阅了数以千计的奏折和档案资料。这些档案都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作者指出，这些资料长期以来都被忽视，许多资料自从被清朝官员封存以来，从未被打开过。满文资料所显示的清朝历史与汉文资料所记载的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用满文资料可以质询汉文资料的真实性。本书在用满文资料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汉文资料。除一些主要的汉文史书资料外，还采用了不少方志、笔记。还用过一些十七到十九世纪的英文、法文资料。可见，作者在资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基本史料以满文资料为主，这更加重了本书的价值。可以说，欧立德教授是用满文资料，探询满族人的想法，从满族立场来重新梳理清史问题，从而提出了新的解说。这样的努力即便对于中国学者也很难做到，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就更加不易了，因而更加凸显本书的价值。

二、 满洲之道与民族认同
本书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八旗的社会结构》，分为三章，把八旗制度作为满族的政治与民族结构，叙述其历史沿革。其中第一章描述满洲的源、八旗制度的建立及其等级制度与人口数量的多少，指出八旗制度不只是一个军事、政治组织，同时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一组织对于满洲民族认同的重要性，这种认同在整个清朝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八旗也是一个社会组织。第二章讨论了满洲入主中原，并在北京以至全国建立八旗驻防地
及其目的，着重研究满族人的生活安排以及满族寻求相对的独立性。第三章考察了八旗的管理和政府中的满族精英，作者强调“八旗制度不仅强化了清朝统治，而且也强化了其民族特征”，考察清朝皇帝与其满族臣仆的关系，指出满族官员与汉族官员的不同。第二部分《八旗的生活方式》，也是三章。从多层面考察了八旗满族人与汉人生活的不同，从而说明赋予旗人”称号的内在涵义。其中第四章考察了旗人生活的一些基本方面，如他们的职责与义务，某种意义上，旗人在经济、法律和社会方面都具有某种优势。第五章探讨了满人与汉人的关系，阐明了“族群性”观念在清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角色。第六章讨论了满族在清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从两方面探讨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满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他们对于“家”的观念与其它民族的不同。第三部分《十八世纪的危机》，考察了雍、乾时期，满洲认同与制度的变化，尤其抓住了雍、乾时期文化与社会历史的一些关键方面，讨论了雍、乾为解决
十八世纪八旗危机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效果。其中第七章探讨了满族被汉族同化的历史进程问题。满族对于原有传统，例如骑射、简约生活习惯、讲满语等等传统的逐渐退化和清朝廷的种种努力。第八章讨论满族的认同危机，首先考察了八旗制度所带来的财政危机，旗人的生计问题。最后是结论。满族的民族性特征是其论题的中心，在作者看来，如何保持满族的民族性，进而平衡与汉族的关系，是决定清朝江山是否稳固的关键。

其次，与汉化不同的是，清朝为了确保满族的特性，在全国设立满洲驻防地，实施满汉分离，汉族反而有“满化”的特色。随着清朝入主中原，大多数满族人都从满洲迁往全国各地。为了安置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满城，首先在西安、南京、杭州等地建立。最后在全国建立了十八处八旗驻防地，包括北京则是十九处。八旗驻防地是八旗在北京和全国各城市的兵营。这些驻防地是军事要塞，也是行政中心，还是满族聚居中心，驻防地成为安置旗人官
员、士兵，以及他们的家庭、奴仆的要地。它们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是强化清朝帝国统治的重要保证。八旗驻防的网络，遍布全国。从畿辅、辽东，到新疆、西藏，以至中原各地，成为清朝加强全国统治的重要纽带和工具。“作为文化与制度差异的结，满城是清朝重新编排其满族族群特质的场所。”

   正是在北京和遍布全国的满洲八旗营地，满族针对中国的变化而给予调适，一种新的满族认同打造出来。这种制度在几个方面显示其族群特质：八旗驻防地是作为满族分布于全国用于防止汉族叛乱的网络，它是明确区分满人与汉人的一种具有标志性的机构。尽管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的分别，但在驻防地上，这些八旗有着几乎相同的背景。这种驻防地进一步强化了满族的族群特质。因为他们与汉人分离，各自单独居住，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八旗的族群性进一步得到加强，内部认同也进一步强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人也对他们有着一样的看法，尽管他们属于八旗各自不同的旗，但是有着一个共同名称，即“旗人”。“旗人”的出现，表明这种认同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方面是针对外部人士而言，他们有些共同特质，同属于八旗管辖；另一方面在其内部也表明彼此之间的差别逐渐消亡，八旗之间日益相同，故而原来彼此的差别不再是问题。“旗人”名称的出现，正表明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的“满化”，而并非满族人的“汉化”。而汉人的“满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台尼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