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前几年就发生过女童在家中被饿死案

下面的是我从网上看到的资料中选取出来的。

----------李思怡事件----------
       2003年6月21日傍晚，成都市青白江区青江西路65号院壹幢的居民和往常壹样在院里聊天、打麻将。几天来他们壹直闻到壹股奇怪的“臭味”，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来源。找了许久，终于发现“臭味”来自三单元壹楼25号。这里住著壹名吸毒的单身母亲李桂芳和她三岁的女儿李思怡。他们想起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这母女二人了，于是立即向家委会主任反映情况。家委会主任赶到现场，感觉事态不妙，立即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民警从阳台进入厨房，再经厨房进入客厅。进入客厅后，民警发现主卧室的木门的明锁扣被绿色毛线绳拴著。民警将主卧室门上拴锁扣的毛线解开，接著民警试著推主卧室的门，感觉到有阻力，推开壹半，发现门后有壹具小女孩的尸体。随后进行的尸表检验显示，死者“头发已大部分脱落……尸体高度腐败，腹部及四肢皮革样化，头面部、颈部及会阴部有大量蝇蛆附著……”解剖检验也排除了李思怡因暴力打击致死和因中毒致死的可能性，警方、检察官和法官壹致推断李思怡死于饥渴。

       李思怡的母亲因盗窃被捕，查出吸毒，遂被送往强制戒毒。在此期间，李桂芳曾多次提出其三岁女儿被锁在家中，要求先把女儿安顿好，再接受强制戒毒，但是无人理睬。她曾经跪在地上哭着哀求办案警察解决孩子的问题。在去戒毒所的路上，在她寻死觅活用头连续猛撞押解她的警车车门的情况下，警察终于按照她提供的号码给她的姐姐打了电话，但是电话无人接听，警察也没有再打电话。押解李桂芳的警车两次经过她的家门，但是没有停留。办案警察也没有按规定给李桂芳的家属、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送达《强制戒毒通知书》。知道李桂芳被强制戒毒，也知道她的孩子被锁在家里的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就这样一个孤零零的小生命被遗忘在房门紧锁的家中。

       2003年6月21日晚，十七天后，在李桂芳的家中发现了小女孩的尸体。人们发现，门上有她的手抓过的痕迹，她的指甲有不同程度损伤，所有的柜子都有被翻找过的痕迹；她可能晚上受到惊吓曾经躲进衣柜；通过地上的痕迹，屎尿被小心地放在卫生纸里的状态看，这个小女孩壹直在求生，并慢慢死去。

       成都市新都区法院对原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和民警黄小兵公开宣判,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王新和黄小兵有期徒刑3年和两年.

--------事件背后----------
       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起诉》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

       他从去年7月上旬开始在网上跟踪这一事件，直到10月30日开庭审判。11月10日至15日去成都进行实地调查。康晓光决定，以李思怡案为个案，探究反贫困领域中的“制度失灵”问题。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走访了李思怡所在社区的家委会、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走访了妇联、共青团、民间公益机构、公安机关、法院和新闻机构。他的直接采访对象包括李思怡的邻居、家委会主任、政府官员、法官、采访过这一事件的记者，还包括出租车司机、宾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和航空小姐等。在调查、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康晓光一直不断告诫自己，不要让强烈的情绪干扰学术判断。因为作为一个人，可以有泪水和怒火，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需要客观、冷静，需要掌握真实准确的资料，按照科学规则进行分析，得出逻辑严谨的结论。但是，他不知道“客观上”自己是否达到了这个要求。即使是事情过去已经一年多，他说起有些事、有些人，“王八蛋”、“畜生”之类的粗口还是抑制不住脱口而出。

　　这本书完成于2003年12月中旬，几家出版社都觉得有些文字“过激”，但康晓光坚决不同意修改。于是，他自己出钱印了3000册，用来送给他觉得“可以救药”的人。一个美国基金会想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被康晓光拒绝了。他们问为什么，写书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吗？康晓光回答：“是。但我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而不是让更多的美国人、外国人看到。”

　    李思怡是如何生活的？谁在关照她？那些应该关照她的人和机构都做了什么？他们对李思怡之死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到底是谁“杀死”了李思怡？带着这样的问题，康晓光来到成都，他希望通过实地调查，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然而康晓光的调查让人浑身发冷：在监护人不可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她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救济，也没有得到来自任何团体以及各类公益组织的任何帮助。

　　姥爷死后，李桂芳是李思怡惟一的依靠。李桂芳没有工作，长期吸毒，还因为贩毒被判刑，案发时仍处于缓刑期。李桂芳没有工作，除了亲戚和邻居提供的零星援助，其余收入来自偷窃、贩毒以及直接或变相的卖淫。家委会主任说，李桂芳是全小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她的朋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她只和这些社会渣滓来往。”没有人和她来往，她也有自知之明，从来不和邻居来往。
当地民政部门以李桂芳吸毒为由拒绝给予她们母女低保待遇；妇联认为，“妇联主要任务是维护妇女的权益，儿童权益保护主要应该由共青团负责”。儿童福利院拒绝接收李思怡，因为她不是孤儿，她还有一个母亲；亲戚拒绝收养她；即使有人想收养孩子，也被她那吸毒的妈妈吓跑了。李思怡经常被独自锁在家里，经常挨饿，小小年纪就学会隔着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乞讨。法医的尸检报告也证实，李思怡“发育一般，营养较差”。人们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电力公司停止给她家供电。

　　在政府机关，在法院，在家委会，在派出所，在李桂芳所住的小区，在宾馆的电梯里，在报亭边，在出租车里，在饭桌上，在各种场合，康晓光向各种各样的人询问同样的问题：你知道李思怡吗？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感想？你打算为此做点什么？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有点印象，孩子死得惨，没什么打算。一些人一无所知，但也不愿意多问几句。康晓光说：“我故意提起的话题往往刚一开始就结束了。”

      在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一个女警察检查了康晓光的证件和介绍信后，嚷嚷起来：中国科学院的管这事干什么。康晓光也生气了，大声对她说：“你管我是什么单位的干什么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想了解这件事不行吗？”冷，不仅表现在对他人苦难的麻木，还表现在拒绝为捍卫社会正义付出哪怕是些微的代价。无论是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还是神通广大的记者和声名显赫的学者，几乎都不愿意为康晓光的调查提供帮助。个别碍于情面给予帮助的朋友，也一再要求他“做好保密工作”。“一个朋友更是让他火冒三丈，那个朋友说，他不能帮忙，因为“这件事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已经影响到招商引资了”。　“他妈的，他认为最严重的、最神圣的事情是招商引资！”

-------与孙志刚案对比-------
　　在孙志刚案中，孙的大学同学全力支持，提供金钱、寻找律师、联络记者在报纸上披露冤情；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广州的教授出钱出力；北京的教授们连开了好几个会，还不断写文章、发表声明；律师也挺身而出，不但敢接案子，还免费服务。而这一切在李思怡案中根本看不到。为什么？一位网友对此做出了回答———她不是大学生。

　　李思怡不是大学生，她没有大学同学为她抗争，也没有那么多读过大学的教授、律师、官员为她撑腰，只有一些没有名气的网友为她说话。她的母亲被关在戒毒所里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与警方签订了赔偿协议。她的亲人们被拒绝告知任何消息，也不得参与善后处理事宜。据《新闻周刊》报道“一个中国公民死亡，如果系政府全责，最高可获得24.8万元的国家赔偿。但据记者多方查证，孙志刚家属所获的赔偿几倍于此……”而李思怡的亲属仅得到了10万元赔偿。

　　关于孙志刚的报道，说得最多的是“一个大学生被打死了”，而不是“一个中国人被打死了”。说起这一点，康晓光说：“现在有些学者和媒体嫌贫爱富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　

--------结论-------

       有人认为，李思怡的悲剧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没有普遍性。康晓光不同意这种观点。“李思怡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发生在李思怡身上的事情还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他说，这“其他人”包括父母吸毒的孩子、犯罪人员的孩子、街头的流浪儿、血汗工厂里的童工，也包括所有的穷人和各种各样的弱者。

　　他们的处境与李思怡的处境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仅仅是程度。他们的权益同样可能受到侵害；那些以维护他们的权益为职责的人，同样可能失职乃至渎职；那些为维护他们的权益而设立的机构，同样可能形同虚设；那些保护他们的法律和政策，同样可能流于形式。

　　“这些‘可能’不仅仅是‘可能’，事实上，每天都在发生，就发生在你和我的身边，而我们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麻木不仁。”

　　康晓光说，如果说李思怡具有“特殊性”的话，那么就在于李思怡是穷人中最穷的人，弱者中最弱的人。但是，她所蒙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她所面对的不利处境，却是所有弱者共同面对的现实。“为无声的人发出呐喊，为无权的人捍卫权利，这是我们面对的，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书中，康晓光写道：“李思怡的死已经使我们肝肠寸断，但比这更可悲的是她并不是第一个，而且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才是李思怡悲剧的全部！”康晓光不同意这种观点。“李思怡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发生在李思怡身上的事情还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他说，这“其他人”包括父母吸毒的孩子、犯罪人员的孩子、街头的流浪儿、血汗工厂里的童工，也包括所有的穷人和各种各样的弱者。

　　他们的处境与李思怡的处境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仅仅是程度。他们的权益同样可能受到侵害；那些以维护他们的权益为职责的人，同样可能失职乃至渎职；那些为维护他们的权益而设立的机构，同样可能形同虚设；那些保护他们的法律和政策，同样可能流于形式。

　　“这些‘可能’不仅仅是‘可能’，事实上，每天都在发生，就发生在你和我的身边，而我们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麻木不仁。”

　　康晓光说，如果说李思怡具有“特殊性”的话，那么就在于李思怡是穷人中最穷的人，弱者中最弱的人。但是，她所蒙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她所面对的不利处境，却是所有弱者共同面对的现实。“为无声的人发出呐喊，为无权的人捍卫权利，这是我们面对的，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书中，康晓光写道：“李思怡的死已经使我们肝肠寸断，但比这更可悲的是她并不是第一个，而且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才是李思怡悲剧的全部！”
      
　　下面的是我从网上看到的资料中选取出来的。

----------李思怡事件----------
       2003年6月21日傍晚，成都市青白江区青江西路65号院壹幢的居民和往常壹样在院里聊天、打麻将。几天来他们壹直闻到壹股奇怪的“臭味”，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来源。找了许久，终于发现“臭味”来自三单元壹楼25号。这里住著壹名吸毒的单身母亲李桂芳和她三岁的女儿李思怡。他们想起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这母女二人了，于是立即向家委会主任反映情况。家委会主任赶到现场，感觉事态不妙，立即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民警从阳台进入厨房，再经厨房进入客厅。进入客厅后，民警发现主卧室的木门的明锁扣被绿色毛线绳拴著。民警将主卧室门上拴锁扣的毛线解开，接著民警试著推主卧室的门，感觉到有阻力，推开壹半，发现门后有壹具小女孩的尸体。随后进行的尸表检验显示，死者“头发已大部分脱落……尸体高度腐败，腹部及四肢皮革样化，头面部、颈部及会阴部有大量蝇蛆附著……”解剖检验也排除了李思怡因暴力打击致死和因中毒致死的可能性，警方、检察官和法官壹致推断李思怡死于饥渴。

       李思怡的母亲因盗窃被捕，查出吸毒，遂被送往强制戒毒。在此期间，李桂芳曾多次提出其三岁女儿被锁在家中，要求先把女儿安顿好，再接受强制戒毒，但是无人理睬。她曾经跪在地上哭着哀求办案警察解决孩子的问题。在去戒毒所的路上，在她寻死觅活用头连续猛撞押解她的警车车门的情况下，警察终于按照她提供的号码给她的姐姐打了电话，但是电话无人接听，警察也没有再打电话。押解李桂芳的警车两次经过她的家门，但是没有停留。办案警察也没有按规定给李桂芳的家属、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送达《强制戒毒通知书》。知道李桂芳被强制戒毒，也知道她的孩子被锁在家里的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就这样一个孤零零的小生命被遗忘在房门紧锁的家中。

       2003年6月21日晚，十七天后，在李桂芳的家中发现了小女孩的尸体。人们发现，门上有她的手抓过的痕迹，她的指甲有不同程度损伤，所有的柜子都有被翻找过的痕迹；她可能晚上受到惊吓曾经躲进衣柜；通过地上的痕迹，屎尿被小心地放在卫生纸里的状态看，这个小女孩壹直在求生，并慢慢死去。

       成都市新都区法院对原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和民警黄小兵公开宣判,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王新和黄小兵有期徒刑3年和两年.

--------事件背后----------
       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起诉》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

       他从去年7月上旬开始在网上跟踪这一事件，直到10月30日开庭审判。11月10日至15日去成都进行实地调查。康晓光决定，以李思怡案为个案，探究反贫困领域中的“制度失灵”问题。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走访了李思怡所在社区的家委会、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走访了妇联、共青团、民间公益机构、公安机关、法院和新闻机构。他的直接采访对象包括李思怡的邻居、家委会主任、政府官员、法官、采访过这一事件的记者，还包括出租车司机、宾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和航空小姐等。在调查、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康晓光一直不断告诫自己，不要让强烈的情绪干扰学术判断。因为作为一个人，可以有泪水和怒火，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需要客观、冷静，需要掌握真实准确的资料，按照科学规则进行分析，得出逻辑严谨的结论。但是，他不知道“客观上”自己是否达到了这个要求。即使是事情过去已经一年多，他说起有些事、有些人，“王八蛋”、“畜生”之类的粗口还是抑制不住脱口而出。

　　这本书完成于2003年12月中旬，几家出版社都觉得有些文字“过激”，但康晓光坚决不同意修改。于是，他自己出钱印了3000册，用来送给他觉得“可以救药”的人。一个美国基金会想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被康晓光拒绝了。他们问为什么，写书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吗？康晓光回答：“是。但我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而不是让更多的美国人、外国人看到。”

　    李思怡是如何生活的？谁在关照她？那些应该关照她的人和机构都做了什么？他们对李思怡之死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到底是谁“杀死”了李思怡？带着这样的问题，康晓光来到成都，他希望通过实地调查，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然而康晓光的调查让人浑身发冷：在监护人不可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她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救济，也没有得到来自任何团体以及各类公益组织的任何帮助。

　　姥爷死后，李桂芳是李思怡惟一的依靠。李桂芳没有工作，长期吸毒，还因为贩毒被判刑，案发时仍处于缓刑期。李桂芳没有工作，除了亲戚和邻居提供的零星援助，其余收入来自偷窃、贩毒以及直接或变相的卖淫。家委会主任说，李桂芳是全小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她的朋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她只和这些社会渣滓来往。”没有人和她来往，她也有自知之明，从来不和邻居来往。
当地民政部门以李桂芳吸毒为由拒绝给予她们母女低保待遇；妇联认为，“妇联主要任务是维护妇女的权益，儿童权益保护主要应该由共青团负责”。儿童福利院拒绝接收李思怡，因为她不是孤儿，她还有一个母亲；亲戚拒绝收养她；即使有人想收养孩子，也被她那吸毒的妈妈吓跑了。李思怡经常被独自锁在家里，经常挨饿，小小年纪就学会隔着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乞讨。法医的尸检报告也证实，李思怡“发育一般，营养较差”。人们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电力公司停止给她家供电。

　　在政府机关，在法院，在家委会，在派出所，在李桂芳所住的小区，在宾馆的电梯里，在报亭边，在出租车里，在饭桌上，在各种场合，康晓光向各种各样的人询问同样的问题：你知道李思怡吗？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感想？你打算为此做点什么？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有点印象，孩子死得惨，没什么打算。一些人一无所知，但也不愿意多问几句。康晓光说：“我故意提起的话题往往刚一开始就结束了。”

      在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一个女警察检查了康晓光的证件和介绍信后，嚷嚷起来：中国科学院的管这事干什么。康晓光也生气了，大声对她说：“你管我是什么单位的干什么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想了解这件事不行吗？”冷，不仅表现在对他人苦难的麻木，还表现在拒绝为捍卫社会正义付出哪怕是些微的代价。无论是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还是神通广大的记者和声名显赫的学者，几乎都不愿意为康晓光的调查提供帮助。个别碍于情面给予帮助的朋友，也一再要求他“做好保密工作”。“一个朋友更是让他火冒三丈，那个朋友说，他不能帮忙，因为“这件事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已经影响到招商引资了”。　“他妈的，他认为最严重的、最神圣的事情是招商引资！”

-------与孙志刚案对比-------
　　在孙志刚案中，孙的大学同学全力支持，提供金钱、寻找律师、联络记者在报纸上披露冤情；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广州的教授出钱出力；北京的教授们连开了好几个会，还不断写文章、发表声明；律师也挺身而出，不但敢接案子，还免费服务。而这一切在李思怡案中根本看不到。为什么？一位网友对此做出了回答———她不是大学生。

　　李思怡不是大学生，她没有大学同学为她抗争，也没有那么多读过大学的教授、律师、官员为她撑腰，只有一些没有名气的网友为她说话。她的母亲被关在戒毒所里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与警方签订了赔偿协议。她的亲人们被拒绝告知任何消息，也不得参与善后处理事宜。据《新闻周刊》报道“一个中国公民死亡，如果系政府全责，最高可获得24.8万元的国家赔偿。但据记者多方查证，孙志刚家属所获的赔偿几倍于此……”而李思怡的亲属仅得到了10万元赔偿。

　　关于孙志刚的报道，说得最多的是“一个大学生被打死了”，而不是“一个中国人被打死了”。说起这一点，康晓光说：“现在有些学者和媒体嫌贫爱富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　

--------结论-------

       有人认为，李思怡的悲剧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没有普遍性。康晓光不同意这种观点。“李思怡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发生在李思怡身上的事情还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他说，这“其他人”包括父母吸毒的孩子、犯罪人员的孩子、街头的流浪儿、血汗工厂里的童工，也包括所有的穷人和各种各样的弱者。

　　他们的处境与李思怡的处境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仅仅是程度。他们的权益同样可能受到侵害；那些以维护他们的权益为职责的人，同样可能失职乃至渎职；那些为维护他们的权益而设立的机构，同样可能形同虚设；那些保护他们的法律和政策，同样可能流于形式。

　　“这些‘可能’不仅仅是‘可能’，事实上，每天都在发生，就发生在你和我的身边，而我们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麻木不仁。”

　　康晓光说，如果说李思怡具有“特殊性”的话，那么就在于李思怡是穷人中最穷的人，弱者中最弱的人。但是，她所蒙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她所面对的不利处境，却是所有弱者共同面对的现实。“为无声的人发出呐喊，为无权的人捍卫权利，这是我们面对的，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书中，康晓光写道：“李思怡的死已经使我们肝肠寸断，但比这更可悲的是她并不是第一个，而且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才是李思怡悲剧的全部！”康晓光不同意这种观点。“李思怡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发生在李思怡身上的事情还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他说，这“其他人”包括父母吸毒的孩子、犯罪人员的孩子、街头的流浪儿、血汗工厂里的童工，也包括所有的穷人和各种各样的弱者。

　　他们的处境与李思怡的处境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仅仅是程度。他们的权益同样可能受到侵害；那些以维护他们的权益为职责的人，同样可能失职乃至渎职；那些为维护他们的权益而设立的机构，同样可能形同虚设；那些保护他们的法律和政策，同样可能流于形式。

　　“这些‘可能’不仅仅是‘可能’，事实上，每天都在发生，就发生在你和我的身边，而我们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麻木不仁。”

　　康晓光说，如果说李思怡具有“特殊性”的话，那么就在于李思怡是穷人中最穷的人，弱者中最弱的人。但是，她所蒙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她所面对的不利处境，却是所有弱者共同面对的现实。“为无声的人发出呐喊，为无权的人捍卫权利，这是我们面对的，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书中，康晓光写道：“李思怡的死已经使我们肝肠寸断，但比这更可悲的是她并不是第一个，而且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才是李思怡悲剧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