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

　　什么出版社的书？

<P>作者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郝在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新浪的读书频道有，不过还没连载完。</P><P>http://book.sina.com.cn/nzt/his/1109556669_zhongguommzh/index.shtml</P>

　　你来连载吧

有没有现代的?

　　楼上的……这工作要是张扬，会死很多人的。

前几天上不来
连载太累了，我挑我喜欢的内容贴上来吧
先上目录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中国向有讲究战争艺术的传统，公元前五百年，大军事家孙子著作《兵法十三篇》，压轴篇叫做“用间”，专门论述如何使用间谍。可见，中国也历来重视秘密战争。不过，现在的人们谈起这个行当，常用的词汇不是“用间”，而是“反特”。因此，论述现代中国的秘密战争，先要弄清这个“特务”的来龙去脉。本书内容的重点时段虽是抗日战争时期，却也不得不从更早的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说起。
前 言(1)
前 言(2)
前 言(3)
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1)
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2)
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3)
中央特科(1)
中央特科(2)
中共中央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1)
中共中央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2)
国家政治保卫局(1)
国家政治保卫局(2)
苏区肃反(1)
苏区肃反(2)
长征万里之后的第一动作(1)
长征万里之后的第一动作(2)
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1)
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2)
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3)
中共“情报大师”李克农与张学良秘密谈判(1)
中共“情报大师”李克农与张学良秘密谈判(2)
延 安(1)
延 安(2)
特 区
人民警察(1)
人民警察(2)
人民警察(3)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张国焘正在等待国民党特务来迎接自己，没想到先遇上共产党的龙潭英雄!张国焘百般推辞，李克农等人连劝带搀，硬是把张国焘挟持到正在等候的小汽车上。等候张国焘下车的国民党特务这才发现，立即阻止开车。
周恩来遭遇伏击
延安不安(1)
延安不安(2)
出人意料的劳山事件真相(1)
出人意料的劳山事件真相(2)
“围剿”变“封锁”
官府劫道(1)
官府劫道(2)
叛徒、特务最吃香
边区政府代主席逃亡！八路军少将失踪(1)
边区政府代主席逃亡！八路军少将失踪(2)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三八式干部”。了解中共历史的人们都知道，中共有这样一批干部，他们大多在1938年前后的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大多是知识分子成分。中共干部论资历，一般按革命阶段分期，第一批是1921年至1923年的建党干部，第二批是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的大革命干部，第三批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的红军干部，第四批抗日干部，最有名的称号就是“三八式”。
“中统”、“军统”
“中社部”
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1)
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2)
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3)
“边保”(1)
“边保”(2)
长征干部周兴(1)
长征干部周兴(2)
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1)
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2)
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3)
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4)
邓小平择偶(1)
邓小平择偶(2)
遗失的毛泽东讲话(1)
遗失的毛泽东讲话(2)
遗失的毛泽东讲话(3)
延安防线(1)
延安防线(2)

第四章 拔除钉子

延安内外人心不稳。有一阵，大批群众突然涌到寺庙进香。保安处调查了解，原来到处正在传播着一个谣言，说是有一对男女在寺庙的供桌上行房，身体就长到一起不能分开，吓得群众都到寺庙中消灾。中央立即组织学者四处宣讲科学批谣言，还请外国医生讲解医学知识。
“双重政权”
新创政治词汇——“磨擦”
毛泽东身边的威胁
“东方福尔摩斯”出招(1)
“东方福尔摩斯”出招(2)
延安城里有个双重身份的县长
“磨擦专员”、“越境将军”、“联络参谋”
边区大驱逐
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三通”
罗青长在西安侦破宣侠父被害案(1)
罗青长在西安侦破宣侠父被害案(2)
罗青长在西安侦破宣侠父被害案(3)

第五章 深入虎穴

中共创建情报保卫系统的初衷是保卫自身的安全，即使开展情报工作，也以获取警报性、保卫性情报为主，并未大力开展进攻性的谍报工作。这种防御性态势，到1940年的时候开始发生变化。1940年10月7日，中社部发出《关于开展敌后情报工作的指示》，提出要把开展敌后大城市的工作看成是目前保卫工作的头等任务。从初进延安的处处设防，到深入敌区中心地带，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由守转攻的时机到了；从肃反时期对“内奸”草木皆兵，到大胆在敌人营垒建立“内线”，中共情报工作的胆子大了。
从不挂牌的“中央情报部”
令国民党特务头疼的“八办”(1)
令国民党特务头疼的“八办”(2)
令国民党特务头疼的“八办”(3)
边保出击
周恩来的重庆联络图(1)
周恩来的重庆联络图(2)
闲棋冷子(1)
闲棋冷子(2)
闲棋冷子(3)
是谁提前将希特勒进攻的日期通报斯大林?
“国际间谍”
“间谍天堂”中的潘汉年(1)
“间谍天堂”中的潘汉年(2)
魔窟女杰(1)
魔窟女杰(2)
日本特务机关深处的“中共谍报团”(1)
日本特务机关深处的“中共谍报团”(2)
中共“南委”失手(1)
中共“南委”失手(2)
中共“南委”失手(3)
中共“南委”失手(4)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

延安有所日本公民学校，各根据地抓到的日本俘虏集中到这里，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即后来的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教育培训。这里的日本学员很多都转变思想，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还组成“日本反帝大同盟”，向日本人和国外宣传抗日思想，策反侵华日军。因此，这个学校也就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渗入破坏对象。
延安公审汉奸
“高级特情突击竞赛”
“打暗仗”(1)
“打暗仗”(2)
以“拉出来”对“拉出去”(1)
以“拉出来”对“拉出去”(2)
以“拉出来”对“拉出去”(3)
中统特务头子变成中共特别党员(1)
中统特务头子变成中共特别党员(2)
“夫妻间谍”
“双重间谍？”(1)
“双重间谍？”(2)
反反间谍
反间计(1)
反间计(2)
反间计(3)
反间计(4)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打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40多个特务潜入军委二局、陕西省委、保安处等重要岗位,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成功潜入的最大批量。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①
探究奇案(1)
探究奇案(2)
探究奇案(3)
寻找“特务”(1)
寻找“特务”(2)
一个庆阳人的汉中行(1)
一个庆阳人的汉中行(2)
吴南山弃暗投明
陇东钓鱼，西安拉线(1)
陇东钓鱼，西安拉线(2)
军统的爆破大王来了(1)
军统的爆破大王来了(2)
延安大案
祁三益在延安城里到处认人(1)
祁三益在延安城里到处认人(2)
隐蔽最深的电台小组
案件在整风审干之中继续深入
大胆“反用”(1)
大胆“反用”(2)
戴笠发出通缉令
“特务”入党
生死考验(1)
生死考验(2)
巨大的问号(1)
巨大的问号(2)
巨大的问号(3)

未完待续，后面将有更精彩的内容！

前面的几章一般人可能都比较熟悉，中共“南委”失手我则只知道一些片断，以前jc上有人聊过几句，讲到周公因此患病......
现在这本书写的还比较详细，有没有朋友在别的资料上看到这些内容？
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大展身手的舞台。国民党在这个时期的情报工作，却走入困境。抗战兴起，惯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时不好对共产党动手。对日斗争吧，习惯于利用政权力量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适应不来地下状态。国民党上海区党部、江苏省党部、三青团上海分团部都被李士群连锅端了。
　　戴笠的军统属于军事情报部门，必须在对日作战上取得成绩。杀人起家的戴笠没有多少

战略眼光，急于用杀人博得轰动效应。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逃越南，公开声明与日本合作。戴笠就命令军统特务在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汪精卫非但没死，还到南京另行组建一个国民党中央和一个国民政府。
　　戴笠又要在上海滩干些名堂。那是日本人的地盘，抓瞎的戴笠还得找袁殊这样的人物才能立足。戴笠本想借助袁殊杀掉李士群，一举摧毁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可是，李士群却棋高一着，率先逮捕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王天木带头叛变，导致军统上海组织被连锅端。军统行动高手詹森当街刺杀投敌的上海青帮头子季云卿。这季云卿正是李士群的恩师，李士群派人绑架詹森，审讯后枪决。亲信被杀激怒戴笠，又派人刺杀七十六号人马。李士群过去被军统拷打早已结怨，又下令军统被捕人员不投降就枪毙。军统与七十六号势不两立，相互刺杀，1939年一年就杀了四十多人，把个上海滩杀得风声鹤唳。
　　与此同时，潘汉年却兵不血刃，派人打入日本特务机关与军统上海站，暗中获取大量重要情报。
　　一个停留于行动阶段，一个进入情报层次，国共两党情报斗争的水平，高下可见。
　　尽管国共双方都有情报、保卫机关，但是，“特务”的臭名声却是都在国民党一方。全民抗战，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有权谴责政府对人民采取特务手段，有权谴责国民党对友党采用特务手段。饱受特务欺凌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当然同声响应。蒋介石一人控制的中统、军统声名狼藉，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是怨声载道。举国上下，批评国民党“全国党化”；国民党党内，批评蒋介石“以特务治党”。一时间，“特务”一词臭不可闻。
　　中统局长徐恩曾叹道：“共产党对于特务的攻击，就是这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穷年累月，永不倦怠地宣传下去，一般人的心理上便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了。于是我所呼吸到的空气逐渐变得有些异样了，起先只是共产党员单独在骂我们，别人没有搭腔，后来社会人士对我们也投以憎恨的眼光，甚至自己阵营的同志也不相信我们。我是感到孤立了，我的同伴们，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一件‘不名誉’的工作……这一时期，是我的工作最感苦闷的时期，反过来说，当然是敌人最感称心如意的时期了。”
　　依照徐恩曾所说，国民党特务似乎是共产党骂臭的。可是人们要问，国民党掌握的宣传手段比共产党多得多，你为什么不把共产党的特务也骂臭？
　　这是因为，共产党的特务工作，没有采用那些下三滥手段，而是巧妙地将秘密情报工作与公开统战工作结合起来，广交朋友！
　　面对共产党的统战攻势，国民党一时处于被动。徐恩曾有个概略叙述：“国共酝酿妥协，我的业务逐渐停顿下来，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日本侵华战事发生，国共再度实行携手，我便完全放弃了对共产党战斗的任务，而转移到配合对日作战方面。不过，这一改变，为期甚暂，不久之后，随着国共纠纷逐渐增加，又重新挑起这副担子。只是那时的形势已变，此后的对共战斗，无论就形式、内容或其结果来说，都不如前一阶段了。”
　　中统很快就找到打击共产党的新办法，徐恩曾的得意之作始于江西。
　　1941年冬，江西省会南昌被日军占领，南昌以南的吉安等地仍由国民党控制。国民党特务发现来往旅客中有两个年轻妇女，既不像商人也不像百姓，经叛徒指认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人员。于是，夜间在客店对二人进行突击。中统特工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凡是共产党人必须拥护政府，你们这样的秘密活动违法。这种说词，使得这两个妇女感到茫然，就同意了。顺藤摸瓜，中统捕获中共赣西南特委17人，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民党尚未发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徐恩曾十分重视这个线索，立即派中统大特务徐锡根到吉安就地指挥。徐锡根是中共叛徒，当过中央常委，又在特科工作过，十分了解中共秘密工作情况。徐锡根先说服特委宣传部长老杨合作，又诱捕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李照贤也答应合作，还交出秘密文件，提供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委的地址。
　　进入省委所在地洋溪山，必须由一个老交通“老铁拐”带路。这是一个1925年的老党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中统利用他疼爱幼子的心理，说服合作。三擒三纵，老铁拐仍心向共产党，中统又让三人签字宣誓，合影存照。老铁拐不得不带李照贤上山，路上还建议向组织坦白。还是李照贤说服老铁拐，不如为国民党工作。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动摇。
　　1942年1月，李照贤诱骗省委负责人谢育才、骆其鼎下山探望妻子，中统立即对二人实施突击。面对临产的妻子，谢育才勉强具结文书，骆其鼎表示可以带路去南方局。中统决心利用这个关系进入南方局，可是骆其鼎夫妇却乘夜暗逃脱。
　　中统估计骆其鼎不敢回省委报告，就继续设计，利用老铁拐将省委机关40多人分批诱骗下山，而由中统谎称统战关系予以接待。山上的省委秘密电台，报务员是一对夫妇，因为生孩子不得不下山，被就势安排到特务机关居住。中统派了一个女特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产妇，积累感情，待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公开突击。依照这个巧妙方法，中统对落入网中的地下共产党员逐个招安，将中共赣西南特委连锅端。特委书记黄路平叛变之后还帮助中统设计，控制特委下面的各县组织。
　　中共江西省委设在人迹稀少山路崎岖的洋溪山中，沿途设有秘密报警的机关。劈开大毛竹，用筷子撑住，连接筷子的绳子又拦在路上。外人经过绊到绳子就会拉掉筷子，毛竹合并就会发出响声，一竹带动一路，响声就会逐步传到省委驻地。这样严密的防卫措施，却防不了叛徒。中统精心策划，由叛徒出面说服，逐步争取省委负责人和警卫人员叛变，就连延安派来的报务人员和译电员也投降了。
　　1942年间，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都被破坏，两千多党员被捕，两千多农村党员被管训。而远在广东的中共上级机关“南委”却毫不知情！
　　中统又设计向上发展，企图进而破坏中共在南方的所有组织，直至渗入延安中央。中统控制的江西省委电台突然呼叫南委电台，谎称电台刚刚修复，还要延安电台的呼号和波长。南委是中共南方局下属机构，负责领导东南、华南地区。南委虽然没有察觉江西省委被破坏，但对于江西电台中断联系三四个月有所警惕。接到江西电台呼叫后，南委书记方方派组织部长郭潜去江西检查，并给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发出明文隐语的联络信件。
　　中统得到这封联络信件之后，决心诱捕郭潜，并向谢育才询问南委驻地。谢育才见南委危急，扔下婴儿跳窗逃走。中统见不能再采取长期渗透的做法，立即派人抢在谢育才之前行动。①
　　5月26日，方方得知谢育才报来的情况，发报给郭潜。郭潜未及译电就被捕，当晚叛变，第二天带领特务抓捕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
　　方方立即电报重庆南方局。
　　周恩来见到电报脸色剧变，连说糟糕。沉思片刻，立即布置童小鹏给南委发报，要正在南委驻地曲江的廖承志即到重庆，或是住到母亲何香凝处。
　　南委没能联系到廖承志，5月30日，廖承志被捕，6月6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和粤北省委重要干部20多人被捕，县级干部40多人被捕。
　　6月8日，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立即布置南委负责同志分散隐蔽，断绝公开关系。可是，南委电台已被叛徒出卖，没能收到重庆呼叫。
　　南委的重要干部被捕，南方局与南委的无线电联络又断绝，周恩来心急如焚。
　　中统又派出十几个秘密武装人员，到南委秘密机关东江大埔抓捕南委书记方方。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发现特务立即鸣锣报警，上千群众涌来包围特务，掩护方方等人逃脱。
　　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小肠疝气复发，6月下旬入院动手术。毛泽东从延安来电，要求周恩来静养。周恩来在医院还不停打听南委消息，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命令一律不准向周恩来谈工作。7月10日周恩来的父亲因病逝世，董必武与邓颖超研究之后，暂时瞒着周恩来。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得知父亲已去世三日，痛哭不已。哀痛之中的周恩来立即布置南委：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等待中央决定。
　　破获中共在南方三省江西、广东、广西的地下组织，徐恩曾十分得意：“这是我和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战斗中的惟一胜利。也是我的全部战斗纪录中经过时间最长，技术上最为成功的胜利。”
　　周恩来惨淡经营，1942年底重新组织广东临时省委，1944年恢复各地组织活动。日军打通粤汉线时，中共在南方的地下组织又发动群众抗击，发挥重大作用。①
　① 王炎堂:前中央调查部副部长，2003年1月28日采访。王炎堂参与中社部与中情部的机构变动过程。
　　① 开诚：《李克农——中国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李克农在抗战初期筹建多个城市的八路军办事处，1941年回到延安负责中情部工作。
　　① 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采访。本书第六章将详述杨宏超案的实情。
ps，这一章的这几个注解好像不太对，没看到原版的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南委”失手，是国民党成功的使用了“拉出来”的手段。而书中另外介绍的“延安反特第一案”，则是中共针锋相对，不单使用“拉出来”，而且还“打进去”的成功案例，两件案子对比起来，可以看出国共水平的高低。
不过这个案件我是第一次看到，而且以前普遍的说法是：抗战中国民党一直没能成功地打入延安，因此书中这个案件是否属实，我想还需要考证吧。
“延安反特第一案”篇幅太长，这里偷个懒，只贴最后一点点总结和注解 ：）

国共双方的谍报战争长期而复杂，2002年8月，作者在兰州市公安局又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建国初期，各地公安部门陆续查明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更多情况。浙江、汉中两地，先后培训320人，大部已经处理，46名逃亡海外，还有40多名下落不明。
　　1955年，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占据的一江山岛，缴获一份程慕颐于1951年4月17日写给保密局的文字报告。程慕颐声称自己领导的浙江、汉中两个训练班先后培训670人，除少数人外，多数混入共产党，有的已经担任重要职位，建议毛人凤予以联络。
　　根据这个新的线索，汉中特训班的特务远远不止已经发现的320名。于是，公安部将其列入“603专案”，布置全国特别是甘肃公安部门彻底查清。
　　甘肃省公安厅由苏振荣副厅长挂帅，兵分三路，查阅档案，外调，提审在押犯。经过两个多月的详细调查，认定汉训班共招生9期，培训8期，第9期转入重庆训练班。先后培训特务631名，其中有教官37名。
　　这个数字，接近程慕颐的报告，却远远超过公安部门此前掌握的320名，更远远超过延安时期破获的55名！仅新发现的汉训班特务就有160名之多，还有虽然没有经过汉训班却由汉训班毕业生发展的特务。这631名中，甘肃籍的235名，陕西籍的129名，还有24名下落不明。除程慕颐、杜长城、王希田三人逃往台湾外，留在大陆各地的特务在建国后大多停止了活动，但是其中许多人并未交待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组织关系，有4名还混入机关内部。还有个别人继续从事反共活动，霍某在1952年参加反革命组织“光复军”，丁某在反右运动中幻想蒋介石反攻大陆。调查表明：有些人从此脱离特务组织，有的却可能只是进入冬眠状态，一旦时机到来，会不会有人重操旧业？①
　　事实证明：一网打不尽，一次政治运动也揪不完。反间谍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斗争，必须持久进行。
　　①《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公开披露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侦破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此书可能是最早的，可惜比较简略。
　　① 郝苏：《陇东公安工作回忆》。此文应陇东公安处的邀约而写，关于汉训班案件的记述虽然简略，却是当年办案人员亲自撰写的惟一文字材料。
　　① 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程一鸣长期在军统西北区工作，熟知甘肃方向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行动。此文全面概括军统举办的各种特训班。
　　① 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此书集中沈醉在各个时期撰写的有关军统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提到程慕颐的汉中班。还记述，1942年春，戴笠亲自挑选三个暗杀高手，派往延安刺杀中共领袖，其中一个叫蒋更生的还是沈醉的学生，但是没能成功。
　　② 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细说中统军统》，传记文学出版社。此文作者在后记中说，1980年3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征集《中华民国史》人物传记而写作此文，1981年9月补充材料。
　　① 马兆祥、康润民：前国家教委副主任，1993年12月9日采访。这两位是红军时期的陕北地方干部，对赵苍璧的情况相当熟悉。马兆祥曾任陇东地委组织部长，也了解汉中特训班案件的一些情况，而且特别熟悉陇东干部的情况。
　　② 吴定军：中共平凉地委政法委书记，2002年8月27日采访。吴南山的儿子吴定军，曾经帮助父亲整理关于汉中特训班的文字材料，相当熟悉有关情况，而且了解吴南山的心理过程。
　　③ 李文吉：前兰州市公安局干部，2002年8月28日采访。李文吉多年追访此案，数次采访吴南山，还整理成文字材料。
　　① 王炎堂: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2003年1月28日采访。当时在中社部经办各渠道工作的王炎堂提醒：一个案件的侦破，往往是由各方工作汇集而成，既有保卫部门的贡献，也有情报人员的贡献。
　　① 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9月10日采访。罗青长也证实此案在中共反间谍史上的重要位置。
　　① 吴南山：《庆阳侦破敌特案件情况》。吴南山在1984年撰写的这个材料，详细叙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汉中特训班情况。
　　① 马文瑞：前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5月30日采访。作为当地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马文瑞负责领导保卫工作并掌握政策。
　　① 涂占奎：前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1999年采访。涂占奎讲的这段故事，既有动作又有对话，像电影一样生动。老干部也有不同特点。一些文化较高的干部，叙述有条有理准确可靠，可往往忽略细节。而一些文化较低的干部，对于政策分寸也许把握得不大准确，但是说起故事却栩栩如生。涂占奎以为，汉中特训班的主任是“陈仪”，那个后来被蒋介石杀了的浙江省长。这也证明，当时他听到了“程益”这个名字的发音。
　　① 李甫山：前山西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98年3月采访。此案初期李甫山在陇东，后来调延安任边保办公室主任，不但掌握陇东阶段的情况，还知道延安破案情况，并了解后来对涉案人员的使用情况。李甫山说康生在抢救运动大会上当场点名，用汉中特训班来证明延安有特务。
　　① 李军（李春茂）：《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覆没记》。亲历人李军撰写的这本书，详细记述汉中特训班的全部历程，尚未公开出版。
　　① 吕璜：前全国妇联副秘书长，1994年7月14日采访。当年，布鲁率吕璜等人到陇东指导工作，将祁三益带回延安破案。
　　② 涂占奎：前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1999年采访。涂占奎生动地叙述郝苏审讯祁三益的情况。郝苏后来调到边保审讯科工作，在审讯方面颇有建树，或许就是这次成功的审讯开了路。
　　① 吴南山：《庆阳侦破敌特案件情况》。吴南山在1984年撰写的这个材料，详细叙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汉中特训班情况。
　② 陈巍著：《红色福尔摩斯——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学林出版社。本书从布鲁工作的角度写到这个案件。
　　① 王: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1999年11月24日采访。王在延安亲自听取中社部领导康生、李克农的指示。
　　① 李启明：前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95年10月18日采访。李启明在延安参与汉中特训班案件的侦破，而且负责接纳吴南山等人加入边保行列。
　　① 欧阳毅：前炮兵副政委，2002年10月采访。总政锄奸部负责侦破军队系统的“戴案”特务。1994年时，作者到广州采访钱益民，可惜，这个延安三大侦察专家之一的人物，由于老病，已经谈不出多少情况。
　　① 王: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1999年11月24日采访。王经手侦破军委二局电台潜伏特务，而且肯定此案是延安时期最大的国特案件。
　　① 师哲：《峰与谷》，红旗出版社。师哲的回忆录发表数次，1992年出版的此书，内容更加坦率。
　　② 王素园：《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这篇文章提到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对于抢救运动的影响，在公开文字中是罕见的。
　　①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周兴自存档案。这个时期，中共的有关政策规定明确而具体。关于自首叛变问题，就有细致的区分，自首而没有破坏组织的人，表现好的仍可入党。
　　① 吴南山：《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解放日报》1947年2月7日。吴南山将自己这篇文章抄写下来，长年保存。
　　① 李文吉、马如耀：《隐蔽战线上的歼灭战——四十年代初期陕甘宁边区肃特斗争散记》；公安史资料选辑。此文详细记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侦破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情况，还有珍贵的附件，包括对吴南山的采访记录、边保破获军统特务的名单、军统特务的供词等。采访对象主要是吴南山，没有访问办案人。

ps：请注意，网上的这些书后的注解序号都已经乱了

　　好资料，请继续。

对楼主的ID极度感兴趣

不错！

有没有现代的

不如你直接贴上来吧

逢人坑?

楼上的兄弟，id是随便起的，只是个记号而已。
这几天连载一直没有更新，我就把延安案件贴上来好了。
大概是1984年左右吧，作者看到一份材料，那是总政保卫部长郝苏写给甘肃省庆阳地区公安处的一封回信，对于征集公安史料的回答。
　　全文不长，其中一段引人注意：
　　“吴南山，庆阳人，曾任我方庆阳县政府教育科长。他于1938年秘密地到陕西汉中参加戴笠系统在那里设立的特务训练班（名义是游击训练班）。1939年回到庆阳后即向党组织秘密交待，由保安科反用，从中了解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动态。更重要的是吴南山在1941年提供了戴笠派往延安搞行动破坏的祁三益等。还由此发现了延安的几个特务，都是汉中训练班的，名字记不清了。到1942年审干、抢救运动时，可以说汉中训练班派往边区的所有特务全部落网，派往其他抗日根据地的也有名单，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工作成绩，远远超过陇东地区的范围。吴南山在这个案子中有很大功绩，后来经西北局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请陇东地区领导人和公安处的同志不要忘记这个人。乔苍松、涂占奎和我都经手此案，李甫山、赵苍璧同志更清楚一些。”①
　　郝苏评价什么向来谨慎，这次居然说“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工作成绩，远远超过陇东地区的范围”。而且，此案之中的特务吴南山居然还入了党？这就不免引人关注。后来，又听说破获此案还得到毛主席的表扬。这样，作者就开始关注这个案件。
　　郝苏文章中提到的几个知情人，乔苍松在陕西，涂占奎在青海，李甫山在山西，惟一在北京的赵苍璧也于1993年去世。幸而吕璜知情，此案由布鲁从陇东带到延安，继续扩大战果。作者又找曾在延安处理此案的李启明。恰好李启明正在组织撰写有关历史资料。去西北收集材料的严夫当时也在陇东从事外勤工作，收集了一些文字材料。
　　初步掌握的情况表明，此案发生于陇东，结案于延安；涉案人有吴南山、祁三益等人，办案人有布鲁、李甫山、赵苍璧等人；侦破此案，一举抓获混入中共组织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数十人，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这个案件的分量越来越重，应该寻找其他文字材料，以印证口述材料。
　　这下却陷入困惑：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个案件的记载。
　　时隔五十年，难道此案仍属保密？
　　放大搜寻范围，特别是注意一些前国民党特工人员撰写的回忆录。
　　当时军统西北区负责人是程一鸣。此人在建国后逃到台湾，任保密局驻澳门情报站站长，起义回到大陆，撰写了详尽的回忆军统的文章。可是，翻遍程一鸣的文章，根本没有这个汉中特训班的只言片语！
　　这不会是遗漏，因为程一鸣的文章有“六、特务的训练”，其中提到“这些训练班的公开名义，计有：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中央警官学校特别警官训练班、杭州警官学校特别警官训练班、军事委员会外事训练班、财政部缉私人员训练班、财政部货运局训练班”。程一鸣又将“能记忆的各种特务训练班的实际情况陈述如下”，提到的有：参谋本部乙种谍报参谋训练班、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军统局黔阳训练班、中央警校特别警官训练班、息烽特训班、外事训练班、监察训练班。程一鸣又写道：“军统局训练班很多，究竟有多少个？不清楚。我所知还有：谍报参谋训练班、邮检班、货运班、越南班、外语班。”程一鸣甚至想到军统局和美国合办的班：“南岳中美训练班、雄村中美训练班、息烽中美训练班、建欧中美训练班、漳州中美训练班、华安中美训练班、丽水中美训练班、重庆中美训练班、西安中美训练班、陕坝中美训练班。”就是程一鸣的记忆不完全，他也写出这么多训练班，不会把自己经手的“汉中特训班”忘了吧？
　　程一鸣专门详写军统的西北区，承认自己在1941年春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从事大量反共活动。那么，程一鸣为何偏偏不讲自己最为成功的反共谍报工作“汉中特训班”呢？①
　　想像力被激发了。
　　也许，程一鸣以为，这个汉中特训班并未被共产党破获，还有特务深深埋藏，因而不想得罪人。或是，这个程一鸣压根儿就是假装投诚？还是，这个案件内情极其复杂，有关方面将程一鸣的叙述在发表之时删去？
　　又去打听程一鸣的情况。知情人告知，程一鸣曾是中共叛徒，建国后又从澳门回大陆投诚，确有立功表现，摧毁了国民党驻扎澳门的特务机关。程一鸣提供的材料，不但包括国民党特务在大陆时期的情况，还包括台湾情况。程一鸣去世的时候，广东安全局特地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这么一个人，不会故意隐瞒汉中特训班吧？
　　又寻找其他前国民党军统人员的回忆文章。一本台湾出版的《国民党军统》内幕，提到各特训班的毕业学员，在军统形成三大派系。这就显得作者相当了解军统内情。可是，此书也没有提到“汉中班”。
　　是否因为这个汉中班依然有人在大陆潜伏，台湾方面要为他们保密？
　　又细查沈醉发表的文字。沈醉是国民党军统局的核心人物之一，掌握的全面情况大概要比程一鸣多。
　　沈醉写到，军统确实十分重视举办特务训练班。凡是军统办的“特训班”，一律由戴笠亲自兼任主任。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还有一个称呼——“校长”。狠抓军权的蒋介石，特别重视培植嫡系，于是，就格外器重自己任校长的黄埔军校系统。凡是黄埔毕业生，对蒋介石都不称总裁而称校长。蒋校长的学生戴笠当然也重视学生，这样，戴笠在军统之中，也是学生满天下了。
军统特训班于1938年创立，对外称“特警班”。各班以地名冠名，一般知晓的有：湖南醴陵的陵训班、贵州黔阳的黔训班、贵州息烽的息训班、四川重庆的渝训班、甘肃兰州的兰训班、福建建欧的东南特训班等，先后毕业学生1.5万人至2万人。
　　军统的纪律是“生进死出”，进了特训班就是军统成员，必须放弃个人自由，遵守团体纪律。“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革命的灵魂”，“同志如手足，团体即家庭”，“战时不得结婚”……特训班将军统“家风”灌输于学生。最为重要的课程是“反共”，由中共叛徒张国焘、叶青亲自编写的教材，讲解“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区别”、“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看今日的中国共产党”等课程，最后一讲是蒋介石的语录汇集，“有共无我，有我无共”。特训班的学员被告知：“军统与中共势不两立，军统人员被日寇抓去还不至于死，但要是被中共抓去，就别想活命。”
　　这令人感到有趣，国共两党在狠抓情报、保卫工作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都重视办班。就在延安中社部、保安处大办情报训练班的同时，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在大办情报训练班！
　　可是，沈醉早期撰写的《戴笠其人》，并未提到“汉中特训班”。
　　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沈醉的文章中才有了线索。在《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一文中，沈醉记述军统通过训练班培训特务，向延安派遣的情况。
　　抗日战争之前，军统的前身是“特务处”。处长戴笠指示陕西省站站长马志超专门培训一批特务打入陕北苏区。马志超在西安警察局内设立一个“特警训练班”，培训了五六十人，其中薛志祥等几个人混进苏区，但无法扎根，不久就撤出了。还是共产党的叛徒有办法，张国焘进入军统后，向戴笠提出一个建议：共产党重视青年学生，正在大力招收知识分子，国民党也应从培训学生入手，以期打入中共。于是，军统开始重视吸收学生加入特训班。军统特训班的毕业生，有些分配到沦陷区做抗日谍报工作，有的分配到国统区以警务等公开身份掩护做特务工作，有的留在军统本部工作。最为隐秘的一批，则是派到共产党的根据地潜伏。
　　怎么打入延安，是这些特训班的主要课题。张国焘撰写的教材，主要是介绍中共上层情况，对于间谍行动没有多大意义。戴笠就指示，凡是去过延安的特务，都要撰写一份“怎么打入边区”的文字材料，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注意事项和打入办法。军统的基本特务之中，去过延安的有秦某、赖国民、沈之岳等人。沈之岳先后去过两三次，在抗大还加入了共产党，在军统之中大为走红。
　　军统榆林站曾经培训学员打入延安，但是很快都被边保捕获，而且公开送回国统区，弄得戴笠十分尴尬。
　　沈醉和军统西北区的几个负责人私交很好，了解到，西北区派往延安的特务大多是兰州训练班毕业的学员。军统兰州特训班，有谍报系、警政系、电政系、外事系、边疆系、军事系，前后培训5期，毕业学员两千多人。兰训班的培训目的就是打入陕甘宁边区，选择的学员大多是西北籍贯，有老家或亲友在边区。这些特务进入边区并不很难，但是电台带不进去，发展组织和搞破坏活动就更难。
　　戴笠不知，兰训班难以成功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边保派出的毛培春早已打入兰训班成为内线，许多同学早就被揭发了！
　　继续细读文章，发现沈醉这次提到汉中特训班！
　　“另一个是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这人一向做对中共的工作，抗战前曾打入过上海的江苏省一个地委组织，后来将这个组织破坏了。抗战时便派他去汉中主持西北特侦站工作。他除了多次派特务打入延安‘建组’没有成功外，还办过小型训练班。当时从公路去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被军统的检查所（哨）扣留后，曾交一些给他训练。通过一段时间毒化教育后，才又派这些人混进延安。听说大部分的人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只有极个别的替他搜集过一些情报。”
　　尽管沈醉的记述并不完全准确，但是，这个汉中特训班却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证实！①
　　1992年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终于写到这个班，不过，名头是““西安特侦班”：“1939年成立，设在陕西汉中，1942年迁到西安，改称西安特侦班。戴笠兼班主任，以特侦站站长程慕颐兼任副主任，学员来源一部分是由战干四团挑选来的，一部分是由兰州训练班挑选来的，每期人数三十人，训练期满派在特侦站工作。”
　　这就从台湾方面证实了这个“汉中特训班”的存在。有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写明这个班毕业学员的真实去处是延安。②
　　爬梳手头材料，作者发现，原来是自己不熟悉情况搞错了。
　　领导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是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而不是程一鸣的西北区！抗战时期，军统数次调整针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工部署。1934年成立陕西站，1935年成立西北区。这个庞大的西北区下设五个省站,统管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工。1936年西安事变摧垮了军统西北区，之后的国共合作又使军统不好大肆活动，于是军统就隐身在西安行营、天水行营之中开展工作，后来又分设晋陕区和西北区。所以，西北区负责人程一鸣并不一定能知道晋陕区的西北特侦站办了一个汉中班。程一鸣的文章没有提到汉中特训班，只是证明程慕颐的保密性相当强，连同事都不知详情。这也不奇怪，成功打入延安，要防止泄密；被延安破获，更要遮丑；反正程慕颐不好再提这个汉中特训班。后来，程慕颐随同蒋介石撤到台湾，就更不可能给大陆留下公开文字了。
也不能光怨作者弄不清楚，军统这两个区都有一个“程一”！知情人都说汉训班的领导叫做“程益”。现在看，这个“程益”显然是化名。可是，谁能说清这个“程益”是“程一鸣”之中的“程一”还是“程慕颐”之中的“程颐”？在作者看到的文件中，程慕颐签名有时就用“程一”！
从国民党方面落实了汉中特训班的来历，又要问：共产党方面为何不公开披露这个成功的反间谍案件？
赵苍璧、郝苏这些老保卫，保密观念已经融化到血液里面，甘当无名英雄也是自觉遵从的职业道德，他们不说，可以理解。可是，还有那么多史学工作者、报告文学家，为什么别人也不写？
　　直到1995年，《陈龙传》终于提到此案，但也比较简略。
　　后来，又在师哲回忆录之中找到一个线索。师哲提道：“康生利用汉中特务训练班一案，即‘戴案’，开始制造‘特务如麻’的舆论。”
　　人所共知，康生借口反特，在延安大力推进“抢救运动”，错整了大批好人。
　　难道，汉中特训班一案还是延安“抢救运动”的诱因？
　　如果属实，那么，这个案子的后果，已经超出一般的反间谍工作范围，而是具有相当的政治作用了。这个案子也就更加值得查实，更加值得总结了。
　　可是，如果这个案子确实对抢救运动有影响，那么就必须问问：这个案子本身是否属实？
　　因为，抢救运动中的案件，大多属于冤假错案。作者的母亲就在那个时候坐过保安处的监狱。
　　这个“汉中特训班案件”是否属实，该问谁呢？
　　办案人，一般都会认为自己办的案子属实。
　　所以，尽管作者十分尊重这些老保卫，但是，为对历史负责起见，还是必须另行查实。
　　另一条查实途径是寻找涉案人。一般地说，案件的当事人，总是倾向否定案情或是减轻案情。如果当事人也能证实，应该说这个案件就是可靠的了。
　　那就要寻找汉中特训班的“特务”了。
作者寻找的第一对象，当然是汉中特训班案件的主角——吴南山。
　　郝苏的材料写道：“吴南山在这个案子中有很大功绩，后来经西北局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请陇东地区领导人和公安处的同志不要忘记这个人。”这说明办案人认定吴南山在此案之中具有关键作用，也说明办案人担心此人的下场。
　　这个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此案破获之后发生的抢救运动，有多人挨整，赵晓晨等人还整理了一份关押在保安处的人的名录，其中虽然没有吴南山，却有几个涉及汉中特训班案件的人物。陆为公，曾任庆阳中学校长、庆阳县长，吴南山主动交待，第一个找的就是此人。可是，此人却在抢救运动中进了边保的监狱。同狱还有祁三益、王星文等人，都是后来加入了边保组织的前汉中特训班成员。那么，吴南山是否也会挨整呢？
　　熟悉西北情报史的李启明、严夫等人，也不知道吴南山的去向。那个时期的情报、保卫工作相当机密，不在一个系统，往往不知情况。作者只有在采访中到处打听。一次，在采访当年陇东地委干部马兆祥时，听说吴南山解放后在甘肃平凉地区工作。于是，作者就试探性地给平凉寄去一封信。①
　　过了一段时间，居然收到吴南山的回信！
　　原来，吴南山早已离休，现住兰州，辗转接到寄给平凉的信件。得知这个当年卓有贡献的人物现在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作者不禁替郝苏了却一份担忧。但是，吴南山却没有提供案件的详情。信中说道，此案的经过已经向组织上详细交待，若要继续了解，请通过公安部门联系。
　　这就使作者为难。向现在的公安部门解释为何了解五六十年前的案件，也要合适的理由呢。
　　后来，作者又从陕西省公安厅公安史志办公室整理的边保名录中，从中找到吴南山、李军的名字，就给这两家挂电话。得到的消息如雷轰顶：吴南山刚刚去世！李军也在更早的时候去世。
　　真是懊悔！为何没有抓紧采访这两位关键人物？懊悔之余，还是把自己帮助杨玉英编辑的《怀念周兴》一书，给吴南山的夫人寄去。
　　没想到，很快接到吴南山儿子吴定军的电话。原来，吴南山几次整理自己的回忆材料，都由儿子协助，吴定军也很了解情况。听说作者的写作意图，吴定军非常理解。后来，作者有机会出差甘肃，与正任平凉地区政法委书记的吴定军面谈，终于了解到其父吴南山当年的详细情况。经吴定军介绍，作者又找到兰州市公安局史志办。李文吉、马如耀两位老公安干部多年追踪汉训班案件，多次访问吴南山等当事人，查阅大量档案。他们提供的材料，是作者目前看到的关于汉训班案件的最为完整的文字叙述。②③
　　虽然耽搁了对吴南山本人的采访，但作者始终把这个案子放在心上。
　　出差山西，找到李甫山。发案时，李甫山正任陇东保安科科长。此案的大收网虽然在延安，但是，发案在陇东，破案后，涉案人也多回到陇东工作。因此，陇东这一头一尾就相当重要。好不容易找到破案的领导人物，急切了解情况，可是，李甫山却不时说起：“案子经过我可以对你讲讲，可是破案方法还是要保密的……”
　　作者耐不住了：“你们当年的方法还有什么可保密的？人家国民党和美国早都写出来了，早都拍成电影了！”
　　采访老干部，常常遇到类似问题，不是保密，就是不能宣传个人。尽管党和国家规定的最高保密期限是30年，但是，从情报保卫工作的特殊性考虑，有些事情也许永远也不会解密。在隐蔽战线，当然要永远提倡甘当无名英雄。
　　作者强调：“有些情况确实已经解密了。你们党性强的不宣传个人，那些党性不强的人却在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无论是对历史负责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都应该讲出真实的历史，不能埋没无名英雄！”
　　说起延安的故事，李甫山笑道：“你爸爸当年找对象，问我一个学者的前妻行不行，我说不行。后来又问我你的妈妈行不行，我说行。”
　　谈话的气氛轻松而亲切，老人终于讲出汉中特训班案件的全部经过。出门后，他的女儿告知：父亲在反右的时候挨了整，文化大革命后才平反，刚刚住上新房子，心里还有顾虑。
　　作者又到河北正定县青海干部干休所找到涂占奎。郝苏回忆文章中提到三个陇东保安科的知情人，乔苍松是秘书，郝苏是侦察股长，涂占奎是治安股长，专门搞行动的人。
　　此案由陇东保安科发现，上报延安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边保又上报中社部，由中社部指导边保破获整个案件。陇东的领导和办案人都找到了，还应去找中社部的办案人。
　　中社部二室的治安科长陈龙曾负责这个案子，陈龙夫人余海宇把手头最后一本《陈龙传》，签字送给作者。
　　又找到曾经参与破案的王。这位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坦率叙述，使作者心中有了底：这个案件现在不保密了。作为中社部参与此案的人员，王亲自听取过康生、李克农的破案部署，还负责侦破潜伏在军委二局电台的特务小组。
王炎堂、王初等前中社部干部告知：此案的范围远远超出陇东，甚至超出陕甘宁边区，有些嫌疑人还潜入其他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冀南行署主任杨秀峰的身边就有一个。案发前，中社部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发现一些线索，边保发现以后，中社部又统一部署破案。此案除了在延安抓到40多人以外，其他根据地也抓了一些，牵扯人数达到200多人！①
侦破此案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保卫专业。最早接触此案的两人，并非专门保卫干部。吴南山最早找陆为公试探交待问题，陆为公就带他找马文瑞谈话。中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是当时当地的最高负责人，明确肯定吴南山的作为，鼓励他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这个政策交底，对于吴南山的转变起了很大作用。作者采访时，马文瑞还清楚地记得吴南山如何找自己谈话，自己如何布置保安科工作的过程。后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长、常委的马文瑞还肯定地说：延安审干同此案有关。抢救运动中这个案子是真的，其他大都是假的。李甫山、涂占奎 还说，康生在抢救大会发言时，质问全场：哪个单位敢说自己没有特务，我给你点出来！随即点出代号，台下就有人应声而出。这下，各个单位都赶紧抓特务。
　　看来，这个案件对于延安审干以至抢救运动，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一点，目前回顾延安整风审干、回顾抢救运动的文章，谈得太少太少。
　　已经找到案件的涉案人、办案人，又有准确的文字材料，这个案件在作者的脑子里面逐渐清晰起来。
　　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又称“戴案”，确实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特务打入延安的最大案件，打入人数最多，打入层次最高，打入范围最广。而共产党保卫机关的侦破，也是最为成功的一案，政策把握最为准确，策略运用最为巧妙，人员转化最为顺利。从综合方面看，我还没有看到此前此后有哪个特务案件能够超过此案。如果说此案是“中共反间谍第一案”还没有把握的话，称为“延安第一案”，完全当之无愧！①
　　对于这个重大而复杂的案件，还要从头细细道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7 10:01:38编辑过]

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科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破坏。但是，由于陇东方面缺乏同军统特务机关直接斗争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将这个“汉训班”案件深入发展。①
　　西安那边，国民党军统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正在策划使汉训班深入发展。
　　汉中特训班，也是军统深谋远虑的成果。1938年4月，军统局刚刚成立，戴笠就指示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慕颐，搞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为了培训特务，程慕颐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这个班距离陕甘宁边区太远，1939年9月又迁到汉中，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在汉中郊区陈家营办班，圈内代称“汉训班”。
　　汉训班的干部配备相当强。班主任按照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实际事务由化名程益的程慕颐副主任负责。程慕颐不在时由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化名李国栋）负责。沈之岳1937年曾奉程慕颐之命打入延安，在抗大二期就读，并混入共产党。1939年秋天，沈之岳又随程慕颐在汉中办班，俨然一位中共专家。延安经历被沈之岳吹得神乎其神，在国民党特务圈中很是风光，六十年代在台湾任调查局副局长的高位。政治教官朱增福（朱国才）也在1938年6月打入延安，在陕北公学二期加入共产党，离开延安后在温州特训班听训，后来到汉训班主讲“中共问题”。特技教官杜长城是绥远人，先后在兰训班第一期和汉训班第一期受训，留班任教。此人后来成为军统的爆破专家，1948年任特技总队少将总队长，负责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撤退时的破坏，曾经指挥炸毁广州珠江大桥。军事教官王绍文是兰训班的高才生，负责射击等军事训练。汉训班还自己培养人才，二期的李德、四期的祁希贤、六期的李昌盛，毕业之后升任教官。
在军统系统，这个汉训班不像临澧特训班、兰州特训班那样出名，但是，打入边区却最为成功。张国焘叛变后给戴笠出了一计：共产党重视吸收知识分子，打入延安应从学生入手。程慕颐的汉训班招收学员，就注意选择知识青年，而且还是边区当地人。汉训班的学员大多是平凉、榆林等几个中学的学生，培训后很容易以进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的学校，而后通过组织分配进入中共组织。
　　戴笠十分器重这个汉训班，1940年秋，专程从重庆赶到汉中，为汉训班训话。戴笠鼓励：“汉训班的学员都是特殊人才，都要作出特殊贡献”，“将来要出国家的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戴笠交给汉训班学员任务：“要从共产党手中拉回群众，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戴笠要求汉训班学员：“都要做无名英雄，都是政党的灵魂，领袖的耳目”，“要信仰领袖到迷信，服从领袖到盲从”，“都要做蒋委员长的忠诚卫士，一不要父母，二不要妻室子女，天天都要记住一个人，那就是蒋委员长，为蒋委员长而生，为蒋委员长而死，生的惊天动地，死的英勇壮烈”！精神动员之余，戴笠还有钱财奖励：程慕颐二百元，其他每人二十元至五十元。汉训班一时成为军统的天之骄子！
　　1941年的时候，程慕颐的“特别侦察组”已经渗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豫皖苏边区、鄂豫皖边区、冀鲁边区、鲁苏边区以及江西、浙江根据地。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特别侦察站”，下设延安、环县、府谷、韩城、长（治）宜（川）、五台、新乡、潢川、蒙城、泗县、即墨、定陶、平阳、丽水、孝丰、盐城、溧水、赣北十八个特侦组，以及一个设在浙江的东南分站。主要任务是打入要害，长期埋伏。
　　如何打入“匪区”，一直是军统的难题。现在汉训班取得成功，戴笠十分重视。军统会议上程慕颐刚要表功，戴笠立即制止：不要在会上讲。会下戴笠亲自布置程慕颐，延安组要在一两年之内做出轰轰烈烈的成绩！
　　戴笠的重用鼓舞了程慕颐，程慕颐决心针对延安的中共中央做出名堂。
　　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本来在洛川建有专门针对中共中央的延安组，但是，这个延安组却总是不能在延安立足。直到有了汉中班，才有一批人马成功地打入延安。可是，汉中班的学员进入边区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与西北特侦站失去联络，很难发挥更大作用。由于中共叛徒张国焘在重庆磁器口亲自举办“特政班”，1941年3月，戴笠就决定停办性质相同的汉中班，还将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从汉中迁到西安，改名西安特侦站，任务是启用已经打进延安的汉训班成员。
　　程慕颐在西安专门召集会议，设法与延安潜伏人员挂钩拉线。与会人员有西北特侦站书记林继之、助理书记朱增福（朱国才）、情报编审朱沐光、人事徐志平、原陕西分组组长李元、延安组组长张林清、副组长傅镇基，以及赵秀、祁希贤（祁三益、祁秀山）、李昌盛（李春茂、李军）、杨朋（杨超）等人。其中祁希贤和李昌盛二人，是程慕颐专门从甘肃当地人中选拔培训的人才。祁希贤原名祁三益，甘肃镇原人，1940年3月于汉训班第四期毕业，又留下专攻特技，由于爆破技术出色，又留班任教。李昌盛原名李春茂，甘肃宁县人，1940年9月第六期毕业，也是特技训练高才生，留班任教。程慕颐见这两人熟悉边区情况，特意调到西安特侦站延安组，祁希贤任副组长兼联络员，李昌盛任联络员。
　　程慕颐决定，打通交通，建立复线，把汉中特训班潜入边区各地的人员都联络组织起来。派遣赵秀为延安总联络员，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联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派遣朱增福到榆林，利用当地国民党驻军关系，以二十二军大车队为掩护，往来榆林与西安之间，借机路过延安。派遣张林清打通洛川与延安之间的联络。派遣冯小泉在延安、韩自忠在清涧，以开店为掩护设立秘密联络点。
会后，程慕颐拿出精心保管的所有“海底”，让各联络员熟悉潜伏人员的情况。赵秀、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等四人虽然是教官，以前却并不知道汉训班有这么多人打入延安，见了这些海底，也吃了一惊。①
1941年的10月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教育科长会议，吴南山去延安开会之后，与华池、合水、镇原等七个县的教育科长一起返回陇东，走到富县南郊，碰到一个国民党校官骑在马上，一个便衣青年步行跟随，那便衣青年正是汉中特训班的同学祁希贤！
　　吴南山立即想到自己的侦察任务，祁希贤也认出吴南山，两人打个招呼，退到路边小声交谈。
　　见到老同学，祁希贤没有完全保密：“我去延安上学，或是找个工作。”
　　吴南山心想，祁希贤是镇原人，不回老家去延安，肯定有重要任务，得把他控制住，就问：“你去延安有手续吗？”
　　祁希贤递给吴南山一张纸，原来是邓宝珊部队办事处开的护照，上面的名字已经改回“祁三益”。
　　吴南山就说：“你这个22A护照不顶事，会引起怀疑。”
　　这下祁三益就紧张了：“你说怎么办？”
　　吴南山灵机一动：“不如你先跟我回庆阳，我现在是县教育科长，给你搞个边区的护照你再去延安。”
　　祁三益十分欣慰。从西安一路过来，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匪区”，走到哪里都有人喊“老师”，汉训班的学员一路侍候。眼看邻近延安，祁三益不禁心中发慌，这下好，又碰上汉训班同学了！
　　吴南山体贴地对祁三益说：“同路有七个县的教育科长，你突然跟上不好，还是晚上到黑水寺会面。”
　　祁三益追上那个军官，从马背上取下自己的行李，远远跟在吴南山后边。
　　第二天，二人同行，途中又互相试探。吴南山不会告诉祁三益自己已经主动向共产党交待，而祁三益也没有告诉吴南山此行延安是执行程慕颐的联络任务，那个同路的军官正是西北特侦站助理书记朱国才！
　　回到庆阳，吴南山立即找李甫山汇报，自己擅自带回一个特务。李甫山当即表扬吴南山干得好，要他先把祁三益安顿下来。陇东保安科研究认为，祁三益此行可能有重要任务，当前不宜打草惊蛇。决心由吴南山对祁三益进行内线侦察，涂占奎进行外线侦控，查清此人此行的特务任务。李甫山向庆阳县长陆为公作了交待，又由吴南山出面推荐，把祁三益留在庆阳民教馆当了图书管理员。很快，发现祁三益给上级的密信，报告来陇东的原因。又发现祁三益与专署的特务陈明接头三次。可是，二十多天过去，祁三益却没有新的动作，其真实目的还是没有搞清。倒是祁三益等不及了，反复催问吴南山什么时候能搞到去延安的手续。吴南山故意拖着，祁三益终于说出：“我去延安有联络任务，再迟就可能误事！”
　　延安有大批潜伏特务？陇东保安科立即上报边区保安处。边保指示正在关中巡视的保卫部长布鲁赶往陇东，会同陇东分处破案。①
　　李甫山、赵苍璧、布鲁等人研究认为，再拖下去，军统也许会对祁三益产生怀疑，必须立即掐断这条线。于是决定对祁三益实行突击。
　　第二天，吴南山邀请祁三益到庆阳郊外十里铺的老家吃饭，两人走到城门洞时，涂占奎带人拦截，当即将两人拘捕。为了掩护吴南山身份，将其押送三八五旅，其实在那儿帮助人家画了一天列宁像。祁三益则被押解到鹅池洞边保外勤组的驻地。边保保卫部长布鲁、边保陇东外勤组组长陈世琦、陇东保安科长李甫山、侦察股长郝苏共同审讯，薛光记录。
　　祁三益坚不吐实，可是，当郝苏问起1940年春天的去向时，祁三益就无法解释了，那正是祁三益离开镇原去汉中培训的时期！
　　祁三益颓丧地说：“当了特务，好活不了，好死不了，你们看着办吧。”
　　郝苏交待政策：“只要你交代问题，把人都弄出来，就不杀你。”
　　当天晚上，祁三益就交代，自己在汉训班第四期结业之后，因为爆破技术好，被留下当了教员，又培训了第五、六、七、八期学员。现在，军统西北特侦站要把分散在延安各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起来搞行动，因为祁三益当过教员，熟悉各期学员，所以派来当联络员。同时，还派赵秀到延安任总联络员。②
　　祁三益的交代比较老实，李甫山当即予以肯定，而且没有关押，让祁三益住在鹅池洞写材料。
　　布鲁敏感地想到，这个家伙在汉训班号称爆破大王，去延安有可能搞行动破坏！于是急电延安请示。布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以行动能力著称的国民党军统，一直企图在延安暗杀中共领袖。
　　祁三益在鹅池洞写了两天，材料写得很细，表现出诚实的态度，于是被吸收加入陇东的外勤工作。经历了国共双方的情报机关，实际的对比使得祁三益的思想逐渐转向共产党，可是，又担心共产党是否真正信任自己。祁三益试探提出，想回镇原老家看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布鲁果断同意祁三益的要求。
　　陈世琦当面向祁三益交待，探亲时顺便去西峰镇侦察，还说：你出去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回来我们一起革命，不回来也不要反对革命就行了。还给祁三益发了路费和通行证。
　　祁三益去了三天就按期返回，任务也完成得挺好，还打听到中统有个邓应贤打入了庆阳。
　　吴南山到驿马关第二完小检查工作，碰到也在视察的布鲁，又发现布鲁的随行人员之中也有一个汉训班同学！约会交谈得知，这个李峰璧从汉训班毕业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居然混进边区保安处，现在正随布鲁工作。分手后，吴南山骑马跑了九十里路，半夜敲开李甫山的门报告。布鲁得知情况之后，暂时没有动李峰璧，实行暗中监控。①
当年12月，边保回电，调祁三益到延安。于是，陇东保安科派了一个班护送，布鲁把祁三益、李峰璧等人带回延安。
布鲁带回的案情惊动延安。
　　以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延安的活动，大多依仗公开的政府身份，这就便于中共监控，尚未形成大的问题。
　　陇东这次发现的军统特务案件全然不同。这些特务多为秘密打入，边保很难掌握其动向；这些特务又多为当地人，便于掩护身份；而且，这些特务成批潜伏，完全可能搞起大的破坏活动。
　　此前，边保在绥德青年干部学校曾经发现一批嫌疑分子，有陶华、郭继武、李峰璧、杨志常、杨成章、李峰等六人，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特务，如果是特务又是哪个系统的特务，一时还搞不清楚。于是，就将这些人分散安排。杨志常、杨成章到米脂后，去一趟国民党八十六师回来就有经费，而且与县政府的复兴社分子有联系。李峰璧和李峰分配到瓦窑堡，没有发现问题，又到了延安，李峰璧还进了保安处。陶华、郭继武在固林、富县没有发现问题，陶华还被发展为保卫工作网的网员。1940年还发现陈明（郑崇文）的被子中有国民党的秘密通讯“海底”，审讯中，陈明说是国民党党部人员，也就忽略了，致使陈明后来又混入陇东专署。1941年，关中分区还发现线索，朱浪舟报告冯平波等人是特务，冯平波又供认朱浪舟、金光等人是汉训班毕业，但是，当时重视不够，都没有深加追究。
　　总而言之，此案发作之前，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秘密活动还是估计不足。
　　吴南山的主动交待，祁三益的被捕，显现汉训班的潜伏规模和活动企图，这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边保处长周兴指派保卫部长布鲁、副部长王凡和李启明等人全力组织破案，又亲自到枣园向中央社会部汇报。②
　　中社部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案件。部长康生认为，这是一个挺重要的案子。国民党使用共产党的叛徒很成功。任卓宜（叶青）第一次被捕表现很好，枪毙的时候没打死，逃出来又干革命。可是第二次被捕就被敌人说服叛变，一直做到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现在，我们也要争取，使得国民党的特务为我所用。
　　这段时间，中社部正在大力部署反国特工作。
　　陇东发现的国特案件并不孤立。1941年1月，国民党在江南公然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升级，其他根据地也报来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
　　中社部获得国民党中统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的情报，认为“值得全党严重注意和高度警惕”。中社部还明确政策：对内奸分子的处理，其执迷不悟者，实行坚决镇压；对动摇被骗分子，实行一打一拉鼓励其回心向善；对痛悔前非而愿为我积极服务者，得迅速秘密说服争取；借机深入突击者，应加紧教育，促其警惕；已被敌人说服成功者，应尽最后努力，劝其悔悟；对被敌密捕释放者，应注意调查监视，酌情处理。
　　边保报来的案件，不仅在陇东发现了成批特务，而且在延安还有更多的线索。中社部二室负责保卫工作，主任汪金祥和治安科长陈龙积极指导破案，还抽调西北公学“老三班”的叶运高、王，协助边保工作。
　　这个“老三班”是中社部长年在西北公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的训练班，中社部和边保的许多干部都经过这里培训。叶运高是江西红军，入学前是边保三科（审讯科）科长。王是河北定县人，1937年在冀中参加便衣队，曾任冀中《大众报》主编，被保送到延安学习，在抗大保卫委员会工作，又被中社部抽调到西北公学培训。
　　叶运高、王到边保周兴处报到，与布鲁协同工作。此时，布鲁已经带领祁三益识破并逮捕了六七个特务。叶运高和王对已经发现的人员再次审讯，重新梳理一遍，认为这个案件还有很大余地。汉训班培训了好几期，肯定不止这几个人。
　　周兴、布鲁与叶运高、王又到中社部汇报。
　　康生、李克农对侦察破案作了指示。李克农认为，此案很有发展，是个大案。汉训班的培训课程不止有情报，还有破坏内容，有爆破、暗杀、下毒、游击、照相、跟踪、密写等等，如果不能及时破获，对根据地的危害会很大。
　　李克农提出三条策略。一是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这个问题掌握不住，不实之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冤枉好人。二是侦察审讯都要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有些国民党特务其实也是受害者，本来是积极抗战的热血青年，误投敌营，并非真正的反动分子，经过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过来。三是侦察和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相结合，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不要各管一段。
　　李克农强调，目前发现的蛛丝马迹要紧紧抓住，不能放松，一定要穷追到底，一网打尽，坚决不留后患！
　　有了李克农的指示，破案人员感到心里有了底。延安的保卫干部与军统特务直接斗智的机会还不多，如何“化敌为我服务”，又是个敏感的政策问题，现在领导说得既原则又具体，大家就大胆工作了。①
“汉训班”案件被列为延安要案。因为是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系统的特务，简称“戴案”。
　　侦破“戴案”有个有利条件，就是祁三益已经投诚，边保在军统西北特侦站中有了内线。祁三益直接认识多期学员，又是上级指定的联络员，通过此人识别特务相当便捷。布鲁亲自带着祁三益工作，反复向他交待政策。祁三益见共产党的高级保卫机关如此信任自己，工作也挺卖力。
　　布鲁把祁三益安排在新市场附近的完小工作，要祁三益继续完成他的联络任务，在延安城里查找汉训班特务。祁三益在延安城里到处转悠认人，新市场更是重点地域。这里是延安的热闹地方，各色人等都少不了在这里亮相。祁三益成天逛市场，迎面碰上汉训班的刘一青（刘志平）。潜伏特务见到自己人分外欣慰，刘一青告诉祁三益，马鸣（马汝英）、赵秉廉（赵汉民）等人已经从抗大毕业，调到三八五旅工作。
　　邻近春节，祁三益在新市场天生衡锅贴店发现了一个账房先生，正是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联络员杨朋！原来，杨朋改名杨超，潜入延安，在这个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两个联络员共同研究部署整个延安的潜伏工作，杨超手中的特务，也就报到祁三益这里。通过杨超，祁三益发现打入行政学院的范金钟、陶启华，打入贸易局的杨志常，打入银行金库的刘嘉陵。
　　不久，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也露面了。
　　李春茂于9月底到达延安，住在新市场的一家小旅店。整日城里城外游逛，上了宝塔山，进了大砭沟，还参加一场露天报告会，听吴玉章讲青年怎么对待恋爱问题。延安的青春气息感染力极强，李春茂决心先上抗大学习。抗大的学习可是同汉训班不一样，领导和学生平等相处，大家整日说说笑笑。同学多是前线回来的干部，还帮小青年李春茂洗衣服。领导和同志讲的抗日故事，李春茂听来不像假话。三个月的课程，学习了毛泽东的几本小册子，每周还听大报告，李春茂觉得，共产党的理论就是比国民党高明。对比汉训班的学习，李春茂开始想到，不能再跟军统走了。
　　抗大的同学中间，还有汉训班的马鸣、张秉均、赵西湖、刘一平等人。大家闲聊起来，各自心情都很复杂。马鸣常常沉默思考，潜伏延安几个月了，汉训班里说的那些青面獠牙的共产党人一个也没见到！刘一平忍不住落泪，自己本来在宝鸡好好地当警察，现在当特务丢了每月五十元薪水，谁来赡养老母？赵西湖气愤地说：汉训班说共产党是汉奸，其实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货真价实的抗日！有人还赋诗一首：
　　英雄气势冲霄汉，斗胆赤心到延安。
　　方今始知志被欺，画虎不成反类犬。
　　爬愈高兮跌愈响，悔后问心何为乎？
　　李春茂决心脱离特务组织，可是也不敢向共产党投诚。于是决定再也不搞政治，一辈子隐姓埋名做医生！抗大毕业后，李春茂主动要求分配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学护士。
　　李春茂本想躲开汉训班，可是，春节去逛逛新市场，还是碰上延安组副组长祁三益。
　　祁三益与李春茂来往，又发现王星文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张秉均（张志刚）在安塞兵工厂。那个在陇东被突击的陈明，到延安也与李春茂联络。在陇东被吴南山认出的李峰璧，回到延安后也被边保说服自首，供出绥德的杨成章。
　　至此，西北特侦站派出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杨超、李春茂，都纳入边保的监控视线。通过这三人，又掌控了一批潜伏特务。

侦破的下一步，进入搜集证据阶段。
　　此时的中共保卫工作，已经开始纠正肃反时期没有证据就逮捕的错误做法，建立起比较规范的程序，确立了重证据不重口供的规则。
　　边保策划，设法取得国民党搞特务活动的物证。祁三益利用延安组副组长的身份，向各潜伏特务要文字报告，说是要向西安汇报工作。可是，材料上来得挺慢。都在共产党的机关单位工作，整日集体生活，找个密写的隐秘时空都不容易，与上级接头也要等放假。过了一段时间，李春茂交来两份，刘一青交来两份，张志刚交来一份。还有的人可能是故意不写。都是程益站长派遣的人，并不一定承认祁三益是直接上级，就连杨超也似乎对祁三益有所怀疑。祁三益也不能暴露身份，就不好催得太急。不久，朱国才途经延安，交给杨超一封“手令”，转李春茂、祁三益传阅。于是，这些文字材料都成了边保手中的确凿证据。
　　边保打算直接接触和了解这些人，李启明布置祁三益，以打麻将的名义，安排自己同李春茂、张秉均会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边保认为李春茂这人也可以争取。①
　　李春茂不知祁三益已向共产党投诚，反而担心此人把自己重新拉入军统网络，于是向医院领导提出回老家探亲。军队系统已经掌握李春茂的特务关系，也担心他离开边区后脱离视线。于是，在1942年2月20日将其叫到总政锄奸部。李春茂哪里知道自己面对的人就是延安的侦察专家钱益民，还嘴硬地闹着要请假回家。这时，锄奸部副部长欧阳毅突然喊出“李昌盛”这个名字，李春茂登时垮了——这可是自己在汉训班的化名啊！
　　李春茂不得不交待自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李春茂没有想到，锄奸部并未严惩自己，欧阳毅部长还请李春茂到家中吃饭。晚上，又安排李春茂同锄奸部干部彭由同窑洞居住。
李春茂在锄奸部接连写了三天材料，详细交待汉中特训班的情况，列出自己联络的潜伏特务名单。这晚，锄奸部科长钱益民带着边保的布鲁来看李春茂，布鲁还热情对李春茂喊小弟弟！李春茂感动地表示，愿意弃暗投明，配合组织深挖其他潜伏特务。锄奸部将李春茂安排在军委卫生部秘书室工作，继续配合边保破案。①
　　程慕颐派到延安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和李春茂两个已经投诚反正，还剩一个杨超。此人思想反动，保安处决定暂时不予突击，而是利用他的关系，继续发现其他潜伏特务。祁三益向杨超建议，在杨超的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杨超也狡猾，声称事关重大，要亲自回西安请示。祁三益经过边保同意，允许他返回西安，没想到，此人一去不复返。
　　三个联络员，争取了两个，跑了一个，只剩总联络员赵秀还没有露面。布鲁和李启明非常着急，抓不到这个大鱼，就不能收网。
　　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参加大会服务的李春茂突然看到赵秀！这赵秀身穿蓝色毛呢制服，手提文明棍，随同一批国民党驻延安机关的人员步入会场。李春茂立即将消息报告也在会场活动的布鲁和李启明，布鲁当即布置李春茂设法接近赵秀，了解确切情况。李春茂凑过去，用暗语向赵秀打招呼。两人相继离开会场，凑到树阴下交谈。李春茂主动向赵秀汇报自己在延安的工作情况，赵秀听了十分满意，又说自己从西安先到榆林，通过邓宝珊的关系，在延安谋得“防空监视哨”哨长职务，现名赵子宣，住在国民党的通讯局，可以自由进出延安，要李春茂随时去联系工作。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派往延安的所有联络员都落入边保网中，而且还成功争取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三人反正。边保又决心争取这个总联络员。
　　如何攻下这个最后的堡垒，又防止事情败露？布鲁精心设计，划出一条曲折的途径。
　　先是秘密逮捕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将三人关押在保安处。此前，这三人虽然都已反正，但互相并不知情，都以为别人还在为军统工作。突然被捕造成假象，似乎大家都面临选择。
　　首先，布置王星文去说服李春茂自首，李春茂同意后，再以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自首。这次说服没有成功，人家祁三益还是军统的坚定分子呢！
　　第三步，又派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赵秀自首，赵秀拒绝，就将其带到保安处，由布鲁、李启明审讯突击。政策攻心之下，赵秀承认自己的总联络员身份，供出一些潜伏特务，表示愿意洗心革面，为共产党工作。
　　此后，再由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而这时祁三益才表示同意。
　　这个顺序恰恰是反的，原本是祁三益最先自首，而后依次是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现在反过来做，是为了掩护最为可靠的祁三益。万一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等人动摇，祁三益的副组长形象还可保留，继续诱使西北特侦站上钩。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所有骨干，都掌握在边保手中。而西安的程慕颐还毫不知情，不时送来情报经费。
重用联络员，并不能识别所有的潜伏特务。
　　中社部派出的叶运高、王，在审讯中发现，李春茂碰到过一个姓“胡”的人，说是带着一个组潜伏在某处。布鲁通过祁三益向赵秀试探，赵秀却说：“工作不同，你们不要管。”
　　大家分析认为，此案除了祁三益的线索，可能还有别的线由程益直接掌握。这个姓“胡的如此神秘，很可能潜伏在机要部门。鉴于姓“胡”的是学生出身，混入延安很可能通过考学，于是，调查工作就从学校入手。
　　延安的学校挺多，有抗大、陕公、女大、青训班、行政学院等，布鲁把王分到抗大和行政学院。行政学院没有查出结果，王又把重点转到抗大。抗大搬到绥德以后改称军事学院，档案管理比较乱，王只得到队列科查找学员名册。名单中有个姓“胡”的“胡耀南”，登时唤起王的记忆——抗大的同班同学！
　　王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延安，在抗大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之中有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堃三人是一起来的。王当时是不过组织生活的秘密党员，担任保卫队长，下面还领导着几个网员。当时，胡耀南三人老实吃苦，从不讲怪话，还抢着干活，给王留下的印象不错。现在想起来，这三个的积极就显得虚假。王又查毕业分配去向，可是找不到这三人。抗大的队干部调动频繁，学员档案不全。王又找到总政组织部，还是找不到。王绞尽脑汁，想到从其他同学查询。抗大时有个网员羊玉，和胡耀南在一个组，相当接近，也许能知道胡耀南去向？好不容易在军法处找到羊玉，可是羊玉也不知胡耀南的下落！王又要羊玉寻找胡耀南的甘肃同乡，终于打听到：胡耀南在军委二局工作，已经当了支部书记，就在安塞的无线电台！
　　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情报部门，居然被军统特务打入！
　　此案被中社部列为重大专案。布鲁立即布置监控，很快发现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堃三人都在二局潜伏。不久，又截获胡耀南用米汤密写的汇报信件。
　　对于这个打入中共核心情报部门的小组，程慕颐十分重视，由本人单线直接联系，不交延安组赵秀与祁三益。这个小组化名“南卫堃”，已经通过密写向西安发出10次情报，其中包括延安的社会情况、抗大的组织教学情况，还有二局的组织结构与任务。
　　这是汉训班特务中潜伏最深，也最为危险的一个小组，中社部立即下令逮捕。经过教育，胡士渊（胡思瑗、胡耀南、胡有连）、杨效卫（杨子才）、夏秉堃（夏珍卿）三人交待得比较老实，中社部又特意将其送到西北公学培训，准备使用到情报工作之中。
　　侦破此案的王，从此留在中社部工作，后任西北公学班主任、中社部干部科长，建国后任中央调查部干部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家安全部副部长。①
　　各地的侦察表明，汉训班的特务已经大批打入边区，虽然尚未全部沟通联络，但是，这些分散活动的特务已经向军统发回不少密写情报；而且，其中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能发起行动；这个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对边区安全形成巨大威胁！
　　收网大捷
　　1942年5月间，边保已经基本掌握“戴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
　　胡士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
　　王治和进入联防司令部；
　　冯善述、朱浪舟在陕西省委；
　　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保；
　　石进中、宫兆丰在绥德专署；
　　陈明在陇东专署……
　　军统特务居然打进延安的诸多要害部门！
　　中社部与保安处决定实施逮捕。
　　5月，逮捕范金钟、杨志常、陶华、郭继武、刘嘉陵、刘一青（刘志平）、张秉均（张志刚）、李春茂（李昌盛、李军）、王星文（王继武）等人。通过审讯，又发现绥德的王自洁。
　　6月，绥德逮捕王自洁，审讯说服后，王自洁又供出武亚民、王焕章、韩子奇等人。
　　7月，关中将过去冯平舟供出的朱浪舟、金光逮捕。
　　9月,驻扎陇东的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员的赵秉廉、马鸣（马汝英）。
　　10月，中社部逮捕安塞电台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三人，胡士渊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来东园），边保随即将来朋逮捕。
　　安塞工厂发现苟振生，宜川小学发现王锦堂，还有王恕、杨荫唐等人。
　　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待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对于此案的侦破。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①
汉中特训班案件为何在1942年5月开始收网，当时的解释是“因时局紧张，为了防止军事情况下，这些分子在内部进行大的破坏”。现在翻阅历史记录，尚未发现国民党在那段时间对边区有大的军事行动。延安当时最忙的事情，却是整风。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同月，中央社会部发出《为反对国特高级特情突击运动的指示》，史家认为，这标志延安审干运动进入准备阶段。
　　春节前后，祁三益在延安发现杨超、李春茂等人。
　　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5月1日，李春茂在延安发现赵秀。随后，保安处在延安、绥德、关中逮捕成批特务。
　　6月18日，中共西北局发出《关于处理边区内部反共特务内线的决定》。
　　8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集高级干部编组学习。
　　随后，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潜伏特务赵秉廉、马鸣（马汝英）。中社部逮捕潜伏在军委二局电台的特务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
　　12月6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这标志审干运动由准备阶段转入少数单位内部审干阶段。
　　年底，汉训班在边区的特务大多被捕，案件进行初步总结。
　　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是否表明“戴案”的侦破与延安整风审干有着一定的关系？
　　如果认为“戴案”的侦破决定了整风审干的发起，那肯定是夸大了这个案件的影响，但是，这个案件的发现，使得中共中央更为重视在整风之中进行审干，却是合乎逻辑的。②
　　延安整风运动之中，审查干部是个重要内容，一度出现过火的抢救运动。在此期间，汉训班案件的侦破始终在继续发展。一网打尽，常常只是一个比喻用词。实际生活往往是一网打不尽，还要继续撒网捕鱼。侦破汉训班案件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42年大批捕获特务，只是破案的一个主要标志；此后，各地在整风审干之中，还陆续发现新的特务，有的延伸到解放战争，有的甚至潜藏到建国以后。
　　陇东始终是斗争的焦点地区。
　　安塞兵工厂逮捕苟振生时，同案的安永善逃回西安，不久又到陇东的马岭活动，1942年4月被曲子县保安科逮捕。薛守业从汉训班毕业后，回老家合水县潜伏，先后密报情报8次，1943年整风中被陇东保安分处查获。河南人张益昌于1943年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后被捕。
　　中共情报、保卫机关查获的军统西北特侦站特务的数字，多年来未能完全查准。开始是32名,后来又抓了不少，一说47名，一说55名。这是因为，此案之中，曾受汉中特训班训练的有47名，另外还有浙江特训班5名，未受训练2名，训练地不明的1名，如果全算上，则共有55名之多。汉训班特务不止打入陕甘宁边区，还渗入其他根据地，延安结案后曾由王列表将此案通报各地，但也不能作到统计完全。
　　由于此案的侦破，国民党军统的秘密特务训练显露真相。设在四川重庆的“渝训班”是戴笠直接掌握的大本营，着重训练校级以上的高级特务，毕业生一般担任各地的站长、副站长、组长、副组长。设在甘肃兰州的“兰训班”着重训练尉级军官，毕业生充实各特务组织的骨干队伍。设在贵州息烽的“息训班”着重训练军统内部的警卫人员。最为特殊的就是“汉训班”，着重训练打入共产党根据地的间谍，圈内人称“死间训练班”！
　　国民党军统的“死间”大量打入边区，不能不引起保卫系统的高度警惕。延安审干中，越来越强调反特锄奸任务。而一些军统特务主动被动的投诚，又使得中共更加强调运用坦白政策。
此案侦破工作的特点在于“反用”。
　　“反用”，又称“逆用”，其意义近似孙子的“反间”，就是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反过来为我侦察敌方的情报。延安时候的说法是“化敌为我服务”。
　　此案的发现，源于国民党军统间谍吴南山的主动交待；此案的发展，主要依靠捕获后争取过来的祁三益、李春茂等人；此案的结果，又是大量被捕人员转化为中共的情报力量。由此可以说，中共情报、保卫机关侦破此案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这个“反用”。
　　不管“反用”、“逆用”还是“反间”，反正这个“化敌为我服务”是个非常非常之危险、非常非常之艰难的事情。
　　五大难题横亘面前：
　　如何做到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并大胆放手？回想以前的苏区肃反，国民党派遣两人冒充改组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策反许继慎，许继慎将其交给保卫部门处理，本人却仍然受到怀疑，甚至因此被处死。现在反用更加危险的军统特务，保卫干部能不担忧这导致给自己扣上政治帽子？
　　如何争取训练有素的间谍投诚并检验其忠诚？看看以前打入延安的特务，汉训班教师沈之岳、朱国才等人都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他们训练出来的学生现在投诚，会不会是演出苦肉计？
　　如何调动反用者的积极性并保护其安全？执政的国民党掌握着更多的权力和财产，安逸享乐不在我，高官厚禄在于敌，共产党有何资源优势？
　　如何通过巧妙的反用来扩大情报战果？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具有相当丰富的反侦察经验，如何瞒过其耳目诱使其上钩？
　　如何安排反用者的政治待遇？共产党实行严格的干部审查制度，曾经具有国民党特务身份的人，能不能参加革命能不能当干部能不能入党？
　　1942年6月10日，延安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北门外的文化沟相对僻静，这里的青年食堂今天被全部包下不准外客进入。什么人做东如此气派？
　　走进宴会厅的人物，原来是边保的布鲁、王凡、李启明，陪客也很威风，总政锄奸部的钱益民、张明、彭由。主人方面都是延安的情报、保卫大员，贵客是谁？
　　进入宴会厅的客人个个拘谨，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个个都是前国民党军统特务！
　　布鲁举杯，庆贺五人参加革命！
　　由于这五人在案件的侦破中起到重要作用，边保决定吸收他们参加边保的外勤工作。
　　第二天，延安卫戍副司令、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亲自接见这五人。
　　这规格，超过以往所有保安处吸收新人的仪式。
　　尚在陇东的吴南山，一直秘密为边保工作。
　　捕获祁三益之后，陇东保安分处依然对军统隐瞒吴南山的真实身份。赵苍璧布置吴南山给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具有县教育科长的合法身份，建议今后派往边区的人员先通过自己，以便掩护和安排。
　　吴南山继续受到国特机关信任。汉训班五期的禹济川主动报告，西北特侦站派教官朱国才潜入边区领导潜伏特务。陇东的安永善、安永录兄弟参加汉训班回来，先找吴南山联络，还告知具体任务。西峰镇党务通讯处的中统特务骆洪烈是吴南山的同学，来边区活动也向吴南山暴露身份。中统特务邓应贤、邓应德潜入边区，也来找吴南山帮忙。这些特务当然都落入边保的秘密监控。
　　吴南山还协助领导争取其他特务反正。汉训班毕业的张益昌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还被陇东保安分处突击反用。庆阳一完小的教师王文翰对吴南山说，平凉中学的教导主任捎信来，说是有免费学校可上。吴南山想到又是军统的特训班，立即向陇东保安分处汇报。外勤组长陈世琦当面向王文翰交待，布置他打入敌特机关。王文翰离开边区果真去了军统的兰训班，1943年返回边区正好碰上整风，在家待了一夜就匆匆离去。赵苍璧得知，立即派涂占奎去寻找，但没有找到。解放后，此人还是将兰训班的情况向兰州市公安局作了交待。
　　吴南山在庆阳，曾任教育科长、剧团团长、完小校长等公开职务，秘密职务却始终是陇东保安分处的庆阳外勤组组长。
　　多年之后，吴南山回顾这段历史，还认为：“用党的政策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侦破案件是成功的。如对我的问题，就是由于党的政策的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我才主动向党交代并走上革命道路的。”
　　吴南山到汉中特训班时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国民党不相信青年，自己失去了自由；而共产党领导给予的第一印象却截然相反，吴南山第一次交待问题，马文瑞就当面肯定他是受骗的！
　　就在与吴南山谈话之前，马文瑞在陕北肃反时曾经受冤被捕。自己当年几乎因为冤案而被枪毙，马文瑞怎能有勇气接纳吴南山这个军统投诚分子？
　　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大政策的调整，起到根本的作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才使情报、保卫工作卸掉了包袱，敢于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够使用的力量。
　　汉训班一案在延安捕获32名军统特务，除王焕章一人外，边保对所有的人都进行了反用，而且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有杨成章、李峰璧、张志刚、张志俊、王焕章、赵秀等6人主动逃跑，后来在战争期间又有若干背叛者。但是，还有不少人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始终忠于共产党。建国后，这些人在各个岗位包括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但后来都得到平反，晚年同其他没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一样享受离职休养待遇，没有受到歧视。
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可以说，情报、保卫是政治的深入。而“反用”，则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
军统汉训班案件的破获，为延安除掉一大隐患。尽管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边保却是尽量隐瞒消息，还要继续扩大战果呢！
　　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等人，都被吸收为边保的外勤干部，继续与军统联系。

可是秘密难保。
　　李峰璧被捕供出杨成章，王自洁被捕供出王焕章，但是，杨成章、王焕章、张志俊这三人都在逮捕前闻讯逃走。不久，派往关中工作的李峰璧也乘机逃亡。此前还有借口去西安汇报的杨超也一去不归。已有五人失控，程慕颐完全可能已经知道延安组被侦破的消息！
　　边保并未因此放弃。
　　当初逮捕都是秘密进行，策反说服也绕了一个大弯子，逃跑的五人并不知道其他人投诚的实情。因此，程慕颐尽管有所察觉，却完全可能并不知道破坏的程度有多大！
　　边保将这些人分散开来，继续使用。
　　赵秀留在延安继续当防空监视哨的哨长，直接与洛川、西安联系。王星文、张志刚去绥德，给榆林写信接头。李春茂去富县，设法与洛川联系。祁三益继续在新市场完小教书，保持这个秘密联络点。吴南山留在陇东，继续诱敌上钩。
　　不久，西安来人，提出对祁三益的怀疑。这使边保想到，也许是李峰璧提供了祁三益被捕的消息。看来，必要时需要暴露祁三益，以保留其他人员。边保布置赵秀，向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也对祁三益有所怀疑。可是，西安迟迟没有回信。
　　1942年11月，张秉均（张志刚）又逃跑了。此人是天水人，毕业于汉训班第七期，被捕后佯装积极，被边保吸收派到绥德做外勤工作。张秉均曾经参加边保欢迎五人投诚的宴会，这下秘密不保！
　　布鲁还有主意，又布置赵秀写信汇报，说是有个特务在绥德自首。企图以此扰乱程慕颐心思，令其怀疑张秉均的逃跑是边保有意派出。果然，西北特侦站代理站长王之定听了两方消息，难辨真伪，将张秉均关押审查。
　　延安这里继续钓鱼。不久西安回信，调赵秀、祁三益两人回西安。
　　祁三益不肯走。铁了心留在延安，怎么还去西安？
　　赵秀想走边保不放。此人不像祁三益那样可靠，不能放虎归山。
　　调人回西安，也是王之定手段。见赵秀、祁三益两个组长迟迟不归，王之定就中断了与延安的联系。赵秀从此惶惶不安，自己的家属在国统区的徽县，会不会遭受报复？白天吃喝嫖赌，晚上偷偷哭泣。布鲁不放心，将其软禁一个星期，赵秀就更加消极，说什么“混一天算一天”。
　　1943年春天，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的赵秀，被边保派到国统区榆林工作，乘机跑回西安。为了掩饰自己，赵秀向站长王之定声称，自己一到延安就被共产党的密探包围，幸亏有公开身份，共产党不敢破坏统一战线，没法抓人。赵秀把延安组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出：“祁三益、李春茂是打入汉训班的共产党，他俩到延安以后，军统派到延安的人就全完了！”赵秀证实了张秉均，王之定立即向重庆报告。
　　戴笠亲自审问赵秀，得知潜入延安的汉训班特务已被中共一网打尽！
　　汉中训练班的教材，处处称呼共产党为“奸党”，处处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为“匪区”，这下可把国民党的反共内情暴露无遗。国民党如何解释自己的这种“合作”？
　　戴笠只得采取果断措施：撤销军统西安特侦站，撤销程慕颐站长、林继之副站长职务；撤销西北特侦站设在边区的延安组，同时撤销边区周围的榆林组、宜川组、平凉组、韩城组、府谷组、环县组；又连带撤销西北特侦站下属的有汉训班学员的宁夏组、洛阳组、郑州组、胶东组、安徽组、新疆组；凡是汉训班毕业的人员今后一律不得重用。
　　西北特侦站成功打入延安，本来是军统的辉煌战绩，现在一朝覆没，戴笠也得有所交待。
　　军统重庆特训班所在地“白公馆”举办了一次“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40多个烈士的英勇事迹感天动地。蒋介石亲自参观，指示戴笠：“可以将他们的照片也陈列出来。”
　　戴笠忙说：“报告委员长，他们都是无名英雄，照片只能给委员长看，此外谁也不能看。”
　　蒋介石满意地离去。戴笠回头就向全国发出通缉令：悬赏处理军统叛徒祁三益、李春茂！
“叛徒”的生存相当尴尬。
　　新的东家当然重视，背叛的老家却是恨之入骨；接下来，老家那边不断施展反间计，新家这边难免就有所怀疑；最后，往往落得两面不是人的下场。
　　国民党虽然善于利用共产党的叛徒，骨子里却始终保持对叛徒的警惕。顾顺章背叛中共，几乎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还丧失了自己全家的性命。就是这样，中统也不信任顾顺章，只给一些闲差。后来，还怀疑顾顺章另拉队伍，将其枪毙。张国焘叛逃军统，戴笠十分器重，委托主办“特种政治干部训练班”，后来没有多大成绩，也被打入冷宫。蒋介石的逻辑是：你能够背叛共产党，就能够再背叛我！
　　共产党现在也要接纳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反用”。众所周知，共产党吃叛徒的亏更惨，共产党的政治道德对叛徒最为严厉，共产党明确规定：叛徒可以利用，但是不准重新入党。
　　“叛徒”如此，“特务”呢？
　　汉中特训班一案，涉案人员都是正牌军统特务！
　　怀疑其假投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已经跑了六个？
　　没跑的人呢？心中也有包袱，共产党是否真的信任我？
　　被吸收加入边保工作的这几个人，心态还是与其他干部有所不同。表面看很老实，叫干什么干什么，可是有意见总藏在肚子里面。总说希望组织上信任，总是对领导的态度相当敏感，可是，组织上一旦照顾，又嫌把自己当客人。上街走路，看见身后有人，就怀疑是组织上派人盯梢。有的人汇报上写道：“昨天夜里梦见一只黑狗，若不是看在主人面上，就打它棒子！”
　　边保尽管缺乏同军统打交道的经验，却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对于这些人的心态变化掌握很准。随着工作的深入，这些人的思想状态也越来越好。
　　可是，到了政治运动期间，就发生异常情况。
　　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按照这个逻辑，边区的政治空气逐步紧张起来。抢救运动期间，康生将汉训班作为典型案例，在延安大会点名。枣园坦白大会，胡士渊痛哭流涕地发言，交待自己小组在二局的特务活动，引起全场震动。
　　正在陇东的吴南山也被调到延安集训，外勤工作一时中断。延安的祁三益、李春茂，更被集中到保安处，说是上干部培训班，其实是监禁审查。
　　幸而，中社部、保安处直接了解此案的全部过程，吴南山等人又有突出贡献。陇东分处很快为吴南山做出正确结论，证明吴南山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是被骗去的，回边区向组织交代是主动的。吴南山回到庆阳复任教育科长，仍然是庆阳外勤组长。祁三益与吴南山有所不同，祁三益并非主动自首，而是被捕后经过教育才表示反正。但是，由于祁三益的交待不够完全，没有主动说出戴笠到汉中视察的情况，又被关押在保安处审查一段。祁三益在保安处表现很好，大生产运动还当了劳动模范，1944年11月随边保工作团到陇东，以镇原县税务局副局长的职务为掩护，从事外勤工作。李春茂在整风中被调到行政学院学习，1944年7月被边保外勤组长欧阳天带到陇东，以西华池土产公司经理的身份，掩护外勤工作。
　　整风之后，中共的锄奸保卫政策更为成熟。
　　1945年秋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批准，由中社部罗青长、汪东兴介绍，发展国民党中统陕西调统室主任李茂堂入党。
　　这种党员称为“特别党员”，必须经由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批准，入党后不暴露身份，秘密为党工作。
　　中共的特别党员之中颇有些人物，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七君子之一的杨度是特别党员，国民党元老王昆仑是特别党员，著名记者范长江是特别党员，民盟骨干胡愈之是特别党员……这些特别党员，从事情报、保卫、统战、联络等秘密工作，常常能发挥普通党员难以做到的特别作用。
　　李茂堂入党开创了“特务”入党的先例。194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当时的外勤人员有四类：一是各阶层进步分子，二是脱党分子，三是特务分子，四是自首叛变分子。文件分别对各类分子的入党问题规定了不同的考核条件、考验时期、发展手续，最高级别的“特别党员”，要经西北局社会部介绍、西北局审核、中央批准。①
　　1946年9月7日，西北局特批，由薛浩平、陈凯介绍吴南山入党。陇东地委特地为吴南山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月明监誓。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也由西北局批准入党。
　　共产党人最重政治生命。对于吴南山这些人，孙子的“因而利之”尚属次要，更为重要的是“导而舍之”。党信任自己，放手让自己工作，比什么物质待遇都重要。
　　政治上的信任，就是最为锋利的快刀，“反用”之中的五大难题迎刃而解，反用人员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
军统自奉为封闭性“团体”，向有自己的“家法”，“生进死出”，对“叛徒”更是严惩不怠。于是，围绕汉训班的人们，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展开激烈争夺。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进占边区，这些人个个面临生死抉择。
　　被军统严令通缉的祁三益、李春茂始终在情报前线作战。
　　祁三益在镇原县税务局任副局长，暗中从事外勤工作。祁三益从西峰党务通讯处拉出一个郑子贤，得到不少重要情报。西峰党务通讯处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也想拉拢祁三益。镇原人马子元给祁三益捎来一份“委任状”，任命祁三益为一级专员。这可比祁三益现在的官儿大得多！祁三益毫不动心，立即向上级余凯汇报。
　　李春茂在富县工作很有成绩，军统派人暗杀未逞。
　　王星文一直在边区周围做情报工作，后来也到了陇东。
　　在五个被边保正式吸收为外勤人员的人中，只有赵秀、张秉均两人逃亡，其他三人都愈斗愈勇。赵秀逃回军统之后失去上级的信任，被调出军统，直到1948年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时才收回。赵秀、张秉均、杨超等人，建国后都被逮捕判刑。
　　最早主动交待的吴南山，始终留在陇东，隐蔽真实身份继续活动，与军统的联系三年没有断线。
　　吴南山在庆阳北街开办了一家文具店，一方面侦察是否有特务潜入，一方面设法与军统恢复联系。1944年下半年，吴南山的三弟结婚，堂妹夫翟相荣从西峰镇来送礼。吴南山托他给军统西峰组长李滋渊捎了一封密写信件，要求派人建立联系。
　　此前，戴笠已经得知延安组被破获，通过军统驻兰州的西北区，向陇东组组长王天爵下令，要求查明失去联络的李春茂、祁三益、吴南山等人的下落。王天爵与西峰镇组长商议，派贺铸再去侦探。
　　贺铸这次见到吴南山，言行就比过去谨慎。边保认为，军统显然对吴南山有所警惕，于是将贺铸密捕突击。从此，贺铸又利用为军统跑交通的机会，往来国统区与边区，秘密为陇东保安分处工作。
　　后来，贺铸在侦察国民党军队情报时被捕，供出吴南山已经为共产党工作。军统这才知道汉训班的覆没源于吴南山！军统本部命令西北区，将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行动具报”。“行动”，在军统词汇中就是“暗杀”！
　　王天爵指令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执行，张明哲派遣特务张丰玉潜入边区企图暗杀祁三益。可是，祁三益当初是这些小特务的教官，哪里让他们杀得到。
　　暗杀本是军统特长，可是在共产党的边区就不灵光，边区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组织相结合的保卫方式，防范太严！王天爵苦心策划，又施一计。
　　贺铸又返回庆阳了，还带给陇东分处一封军统给吴南山的密信，信中表扬吴南山提供情报有功，“请示上峰准尉晋升上尉并予奖金”！
　　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赵苍璧信任吴南山，认为此信不过是军统的借刀杀人计。审讯贺铸时，赵苍璧特意叫吴南山旁听：“吴南山是我们的人，你不要捣鬼！”
　　贺铸这才交代了自己供出吴南山的情况。
　　赵苍璧对吴南山说：“这是敌人的反间计，想借机收拾你。”为了保证吴南山的安全，赵苍璧还给了吴南山一把勃郎宁手枪。
　　共产党给自己手枪！吴南山内心感到党组织对自己的充分信任。
　　1947年初，战争爆发在即，为了教育群众，组织上决心公布汉训班真相。经赵苍璧布置，吴南山写了一篇《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发表在2月7日的《解放日报》。吴南山陈述自己受骗加入汉训班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实行法西斯主义残害青年，揭露国民党在抗战中图谋反共。文章的最后，吴南山坦然宣布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号召其他受国民党陷害的青年：“只有同人民站在一起，才是青年人的真正出路！” ①
　　吴南山主动交待之前，关中的几个汉训班人员就向组织交代问题，并且互相检举。这几个人在1941年都被审查，后来又都投入工作。冯平波被反用，从西安带回程慕颐给赵秀的指示信件交给边保。朱浪舟、金光参加边保的外勤工作，建国后还在公安系统工作。
　　还有一些人，虽然被边保反用，实际却在应付共产党，待到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时，就立即反水。
　　那个最早被吴南山在陇东专署发现的陈明（郑崇文），很早就被边保突击反用，1945年7月也调到陇东从事外勤工作，可是不久就叛逃敌方，还诱捕汉训班同学，致使马鸣（马汝英）被害。
　　曾任合水县剧团团长的刘志诚，被识破后曾经坦白，又留在团里工作。胡宗南进攻边区时，主动提供军事情报，导致解放军在西华池战斗中损失惨重。此人于1947年被逮捕处决。
　　曾被庆阳县保安科反用的曹钊，在国民党军队进占边区后当了马岭乡的乡长，带队杀害7个解放军战士，1951年被公审处决。
　　薛守业在国民党进占边区后担任镇长，血债累累，1951年被公审处决。
　　张益昌在战争中投敌，1947年11月被边保处决。
　　丑吉宜是西北特侦站的交通，传递情报20多次，1946年被游击队捕获枪毙。
刘宗汉在合水县以“塾师”身份活动，被合水县保安科发现反用，后被群众打死。
　　也有一些人，在斗争中心灰意冷，躲回老家当平民。
　　麻某被庆阳保安科反用，派到合水县西华池摆小摊做外勤，没有多大成绩。国民党军队来了又当保长，也没有什么罪恶。建国后未受处理，在家务农。
　　赵某被捕获后释放回家，建国后曾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管制三年，后来一直劳动。
　　安某被反用后回家，曾经加入国民党军队做军需上士，后来在西峰镇长盛德山的货铺管账，建国后未受处理。
　　那个潜伏最深的电台小组，很受中社部重视，培训后，三个成员都被派到陇东做外勤工作。战争一来，三人就走向不同方向。
　　胡士渊投向国民党军队，建国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得到减刑。
　　杨子才在二局混入中共，暴露后被开除党籍。后来又被反用，一直在甘肃工作，建国后又加入中共。
　　夏珍卿被派回原籍工作，又叛逃军统兰州站陇东组。建国后被判刑5年，刑满后回家劳动。
　　汉中班前身浙江班的一批人，打入边区最早，处理时期也最长。
　　周某、张某（女）、李某、吕某、陈某等人，从浙江特训班第四期毕业，于1939年一起潜入延安，抗大毕业后都分配到军队系统。李某、吕某在1943年整风中交代问题，建国后继续在军队系统工作。陈某在整风中做了试探性交待，而后又推翻，建国后任海军青岛基地训练处长，直到1955年才查实问题，被开除党籍。周某、张某（女）夫妇瞒过审干，长期潜伏在部队，1946年在东北公安处审查时才交待问题，建国后在地方工作。还有一个叶某，1938年6月就打入延安，后来分配到新四军，1939年12月被查明处决。
　　概括这些人的人生经历，真是令人感慨。
　　青年时期进入国民党的特训班，所谓学习实际是毫无自由的法西斯训练。打入延安又要小心谨慎，处处隐瞒真情。被发现并反用之后，刚刚放松心情，又遭遇政治运动的严酷冲击。加入新的情报阵营受到重用，正有得心应手的感觉，又遭遇严酷的战争考验，过去的主人又来追索性命。
　　做间谍真是够刺激！
　　做间谍真是不容易！
此案的涉案人员达到55名之多，其中还没有包括主动交待的吴南山。侦破期间，无人被长期关押，绝大多数人曾被反用。
　　对于如此之多的国民党特务进行如此大胆的反用，延安的魄力令人吃惊。
　　吴南山在解放战争期间一直任庆阳外勤组组长，1947年2月奉命公开身份，4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庆阳，誓言抓住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枪毙！文人吴南山又披上战袍任武工队指导员。
　　一次敌军突然包围，掩蔽在窑洞里的人们都面临选择，或是跳下十几丈高的悬崖，或是被敌人逮捕。不少人犹豫了，吴南山却果断地裹上大衣跳崖！当场摔昏在沟里，吴南山半夜醒来又往回跑，鞋子跑掉了，脚上扎满了刺，实在跑不动，想起腰间还有个大烟棒子，边嚼边跑，一气跑了几十里路。跑到自己人这里，大家正在争吵，有的说吴南山投降了，有的说吴南山不会投降，见吴南山衣衫褴褛地回来，大家抱头痛哭。这时，吴南山一步也走不动了，还是警卫员脱下袜子挑刺。第二天听说，几个跑得慢的干部，被敌人割下头颅挂在树上。
　　一次吴南山带着警卫去县政府汇报，半路遇到敌人袭击，两人躲在山沟的水洞里面。吴南山交待：“子弹给敌人，手榴弹留给咱两个。”天黑后两人出去查看，原来是马家军骑兵袭击县政府。
　　战争期间，吴南山全家都上山打游击。父亲年老，母亲是小脚，儿子参加游击队，妻子病死在山里。
　　回忆这段惊险历程，李甫山说：当时，有的老干部被抓住都投降了，吴南山敢跳崖，说明他有决心。建国后，兰州市公安局局长李甫山，特地把吴南山要来任治安科长。后来，吴南山又任甘肃省公安厅治安科长、兰州市物资局长、平凉专区物资局长，一直受到重用。文革中，吴南山也受到冲击，但是公安部门仍然肯定他的贡献，赵苍璧还亲自写出证明材料。文革后，吴南山任平凉地区工业局长、经委顾问，离休后在兰州安度晚年。
　　战争来临，恼羞成怒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扬言要报复祁三益，抄老家挖祖坟！祁三益的老家在国统区，三哥被打成残废，父亲、大哥、二哥被赶到边区。部队撤退后，祁三益的父亲和大哥又落到国民党手中，大哥被打死，父亲被关押，祁家的麦子熟了都没人敢收割。
　　国民党把祁三益当死敌，祁三益也把国民党当死敌。祁三益在战争中担任陇东地区武工队队长。汉训班培训的爆破技术这次派上用场，祁三益带领陇东民兵大摆地雷阵，《解放日报》专文报道祁三益的事迹。建国后，祁三益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帝侦科科长、省民委宗教科科长；文革中被定为“历史特务”清除出党；文革后得到平反，任康南林业总场场长。
　　李春茂在解放战争中任武工队副队长，建国后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秘书科长、畜牧厅牧区处处长，文革中下放干校审查，文革后平反，任省林业厅副厅级巡视员。
　　王星文建国初期任新疆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
　　这些国民党特务机关培训出来的特务，加入共产党后却几经考验生死不渝。
　　作者心中盘旋一个巨大的问号。
　　那时候，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国民党富，共产党穷，这些出身较高，在国统区出路也好的青年，为何投向共产党？
　　采访李启明时，作者直截了当地问：“国民党搞特务活动，论经验、论业务，论资金，论设备，都不比共产党差，为什么斗不过共产党？”
　　李启明明确地说：“还是人心所向！”
　　对于这种政治层面的回答，作者并不满意，又追问：“这人心所向，与情报、保卫工作有何具体联系?”
　　李启明耐心地解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腐败，进步青年都往延安跑。国民党派到边区的特务，受不了艰苦，大部分都跑回去了。这个汉训班吸收学员的时候，打的旗号是训练抗日干部，参加的人多数也是进步青年，一进去就后悔。所以我们说服争取的时候，并不困难。”
　　明白了。
　　有句老话：大道理管着小道理。
　　从小道理上讲，国民党有权有势，没有理由不胜。
　　从大道理上讲，共产党人心所向，更有理由得胜。
　　大道理管着小道理，人心向背最终决定历史走向。于是，本来并不占优的共产党，也能在情报保卫斗争中取得胜利。
　　只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空讲道理。于是，大道理即使是真理，也让人们觉得太空，于是去找小道理，就把更为管用的大道理忘怀了。
　　如果能把大道理同小道理结合起来讲解，这道理就令人信服。
　　得人心者得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天下可得，情报、保卫工作焉能不得？

总算贴完了。
纵观延安第一案，觉得GMD从决策到行动都有问题。
这个训练班出来的人都派往同一个地区，横向之间特别产生了不必要的联系，完全是特务行动之大忌，结果就是中共发现之后，拔出萝卜带出泥，将其连根拔起。
不知道军统办这个班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他们缺乏地下活动的经验？
书中资料基本上来自我方，如果找到对方的资料相互对照，那就更详实了。

看历史问题不光只看一个点，还要纵横对比看。
共产党的保卫经验经受了较长时间的考验，很多都是用鲜血换来的。
当然比GMD强。

楼主辛苦拉

已经向书店定了两本，一本读，一本存

　　军统特务沈之岳的故事被一笔带过……实属本书遗憾。沈位置最高时做过毛泽东的收发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就是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到了中共关于抗战的秘密方针“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战。”深受我党信任的沈之岳后来还被派往新四军军部任机要秘书。新四军被袭击之后沈重回军统。他的另一笔血债是国军溃败时，他任军统“南方工作组”组长，亲自指挥炸毁广州海珠桥，爆炸前没有通告民众，导致死伤颇众……
　　沈之岳后来官至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副局长。传说八十年代还回大陆访名医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