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秘密战：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情报部门“中社部”和陕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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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出版 作者：郝在今
一、中社部
1939年2月18日，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敌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部长由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第一部（侦察），部长许建国；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以后又有调整。根据中央的决定，各地相继成立了社会部，其中有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社会部及潘汉年、王超北情报系统等。
社会部的任务是："一、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二、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三、收集敌探汉奸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四、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五、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作此种工作之干部。”
以往，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机构变动大，工作分散，情报与保卫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没能形成完整统一的系统。现在，中央与地方各级社会部的创建，调整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各机构、各方面、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完成了系统化、统一化、效能化建设。
这个十分重要而神秘的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中社部存在之日康生就是部长，一直管了六七年。谈起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不能不谈谈这个康生。
作者去过康生家一次，那是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去看望"曹大姐"。爸爸按说当年也是康老部下，不知为何没有同行。可能是六十年代初期吧，记不准日子了，那时康生还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显赫，那次家访也就没有被当作历史性时刻牢牢记住。
那是一次逛王府井百货大楼，妈妈碰上出门给康生买衣服的曹轶欧，聊天之间发现两家就在楼前楼后，走路不过五分钟，曹轶欧记得对方会画画，就说请来家里教教孙女。
康生家住景山后街的一处大院，院中几幢洋房，红色铁皮的尖顶坡度很陡，属于北欧样式。会客室房间很高，家具很老，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这家待客用葡萄干。两个男孩还没有逮够葡萄干，妈妈就告辞了，也不知谈了什么。那时候要知道今天写到康生，还不多用些心思？
出门之后，妈妈教导："不要光吃葡萄干，看看曹大姐，袖口还有补丁，曹大姐上班在颐和园那边，自己挤公共汽车！"这就让人闹不明白，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奇怪？从小接哥哥的衣服都有补丁。挤公共汽车不好吗？妈妈每天从地安门到酒仙桥上班要骑车呢。
那次家访康生，没有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妈妈挨斗，才想起--妈妈还认识曹大姐呢！妈妈却说，相识是由于延安审干的时候，曹大姐蹲点把妈妈当做特务关进监狱！
刚刚抵达陕北一年的中共中央，正在应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剧烈变化的形势，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正在整合中央领导机构，急需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有王明、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赵容、博古当选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王明还当选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赵容当选主席团候补委员，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比中共的所有领袖包括毛泽东都高！
毛泽东的欢迎不是客气。不久，这架飞机上下来的三个人都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王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赵容任中央社会部部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赵容改名康生。
为什么选择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当时有句流传语言："保卫工作要选择最好的干部担任。"那么，领导全体保卫干部的干部，岂非最好最好的干部？而康生后来的表现，却证明这是个最坏最坏的干部。作者不得不思索这个任命的来历。
数数延安干部，曾经担任情报、保卫战线高级职务的有：周恩来、陈云、康生、邓发、罗瑞卿、李克农、潘汉年、周兴等人。周恩来是中央领导人，陈云另有重任，罗瑞卿主要在红军工作，邓发、周兴参加过肃反，潘汉年、李克农在特科的地位不如康生，算起来，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深层原因可能不止于此。一些曾在康生领导下工作的老保卫干部说，当时康生总是强调国际经验。
国际经验！
不能低估共产国际在这个阶段对于中共的影响。从组织关系上看，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共是上级领导关系。特别是在中共内部的争论中，共产国际更起着关键的仲裁作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还是张浩代表共产国际表态，才使张国焘接受中央领导。这次王明、康生回国，行前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8月专题研究中国局势，讨论通过王明的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党派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从国共对抗转为国共合作，这将要求中共实行180度的政策转变，异常困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这个时候需要加强国内干部的力量，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共产国际选中并派回的这种干部，主要就是王明和康生。
康生在共产国际任主席团候补委员，在中**内仅次于王明。康生在国内也有相当资历，曾在上海从事基层工作，曾经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且，还有中社部职务所需的情报工作经历，负责过中央特科工作。而且，康生曾在共产国际参与情报工作，学得不少"特别工作建设"经验。
正在健全情报、保卫工作组织的中共，当然也会重视这方面的国际经验。那时的延安驻有苏军情报组。中共中央和中社部都住在枣园，苏军的情报组就在中社部后边，专门盖的砖房，还有自己的专用电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由毛泽东直接掌握，通过化名"农委"的电台收发，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联络，则全部经由苏军情报组电台收发。毛泽东重视与苏联情报人员的关系，苏军情报组组长孙平要求学习中**史，毛泽东就亲自为他讲解。曾在苏联参加过格伯乌工作的师哲，被共产国际派回延安了解情况，立即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做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实际又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经手与"远方"来往的全部电文，后来还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具有国际经验的康生，又多了一重担任中社部部长的条件。创立中社部，康生很是出力。康生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简称"特建"），颇有一套。上海暴动中坐黄包车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点心盒子里面藏着两只手枪，到德国时暗带毛泽东、朱德给德共的信件通过海关，等等等等，训练班的青年人听得入神。康生富于情报实践，还有国际经验；康生文化素养颇高，左右手兼能书法；康生社会经验丰富，三教九流都通；康生能够在延安称老，也有些来由呢。
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了中社部部长这个实权，康生在延安神气得很。身着黑呢制服，胯下黑色大马，随从黑色狼狗，那派头，比苏联格伯乌头头也不逊色！
中社部创立之初干部很少，孔原曾任副部长，很快调到南方局工作。前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被任命为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不久升任副部长。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书香门第，自幼好学聪明，十七岁就在上海的报刊发表诗作和杂文，十九岁孤身一人闯荡上海，考入黎锦熙主办的中华国语学校。后来学校停办，潘汉年衣食无着，多亏朋友相助才度过艰难时刻，又在中华书局谋得校对员的差使。
中华书局是上海革命活动的基地，潘汉年在这里参加了进步工会组织的"五卅"罢工。1926年应邀加入文学团体创造社，在出版部工作。创造社领袖郭沫若、郁达夫都是享誉中华文坛的人物，出版部一伙文学青年也很进步。面对国民党的压制，潘汉年这个"小伙计"显示出众的办事能力，加入中共地下组织。
看来我家不会沾这个曹大姐的光了。
中央文革接见的时候，红卫兵管江青叫"江阿姨"，江青大为光火，说阿姨是保姆。这就令人诧异，那曹轶欧可是叫"曹大姐"的，论辈分大姐还不如阿姨。可是，还是没有人叫江青"大姐"。党内党外，人们只是叫"邓大姐"、"帅大姐"、"康大姐"。直到九十年代，作者才从一位中央警卫局领导那里打听清楚：大姐不是随便叫的。在中央办公厅，人们只管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女同志叫大姐，1927年以后的都不行！
"康老"、"曹大姐"，这两个称呼，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尊敬。据说，延安时期能够称"老"的，也就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四位六十以上的老人，可年龄偏小的康生居然也能称"老"！
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看清这个"康老"的水平。一个中央领导，居然能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喊："我看你的样子就是特务！"赵健民就这样被抓起来了。看相？红卫兵抓叛徒还要调查历史呢！康生的品德也令人鄙夷。总是喊"永远同江青同志站在一起！"临死又向毛泽东揭发江青是叛徒，早干什么去了？到这个时候，连中学生都恨江青了！
文革结束，康生被开除党籍。人们看到，江青整老干部，大多靠康生提供炮弹。这才知道，康生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整过许多人。
作者的父母都曾经历延安审干，二老常说：公安保卫工作在刀刃上走路，执行政策不能有一点儿偏差！那么，长期主管情报保卫工作的康生，怎么那么"左"呢？父亲只说了一句："康生这人是个谜。"
带着这个谜，作者追问了许多了解康生的人。
康生出身山东胶县大户人家，读过私塾，上过青岛教会学校礼贤中学，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由邓中夏、瞿秋白等任教，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1925年，康生在上海大学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康生与上海大学同学曹轶欧结婚。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紧急改组特科，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赵容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赵容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赵容接管整个特科工作。这个赵容，就是康生。康生原名张旺，用过张宗可、张裕先、张耘等多个名字。赵容由此成了中共的情报、保卫专才，系统内人称"老板"。不久，赵容调任临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
赵容还具有傲视国内同行的"国际经验"。1933年7月，赵容与曹轶欧同行，到苏联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正是那个左倾教条的王明。193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杀，苏共开始在党内肃清托派。王明、赵容积极参与苏联"肃托"，同时也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同志下手。赵容熟悉的特科成员萧寿煌被逮捕杀害，1933年中央离开上海后负责特科工作的武胡景，本是赵容的同乡兼同事，也被加以叛徒特务的罪名逮捕杀害。一些不肯加入王明帮派的学员，还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王明和赵容还超越国内的中共中央，直接对各地的中**组织发布指示。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临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在延安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冒着大雪在机场恭迎。
从苏联归国的王明、赵容，从新疆搭机的陈云，一起走下飞机。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这叫喜从天降！
潘汉年活跃于进步文坛，办周刊，写杂文，当年的小伙计结交诸多名人，被戏称"小开"（小老板）。北伐军兴，潘汉年应总政副主任郭沫若之邀，主编小报。潘汉年随军行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赶上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潘汉年在上海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写作大量文学作品，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江苏省委建立的中共第一个文化党组，书记就是潘汉年。后来。这个党组又划归中央宣传部，潘汉年又任中央文委的第一任书记，领导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亲自安排鲁迅同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见面。1930年，潘汉年负
责将"自由大同盟"、"社联"、"左联"、"剧联"、"工联"等各界左翼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反帝大同盟"，并任党组书记。26岁的"小开"，在上海各界路路通！
第二年，上海闻人潘汉年突然销声匿迹。有些熟人在街上碰到，他也只是寒暄了事。原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央将潘汉年调到特科负责情报工作。自从1931年参加中央特科，潘汉年始终在情报、统战工作的第一线活动。在中央苏区，曾参与红军与福建政府的谈判。长征路上，奉命转往白区，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给白区党组织。国共合作初期，潘汉年又往来延安与南京之间，成为两党中央的联络人。长于白区一线活动的潘汉年深得中央信任，连毛泽东都昵称"小开"。
1939年4月，刚任中社部一室主任不久的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到大城市手术，计划经由重庆转往香港治疗。行前康生布置：如果能在香港待住，就留在当地搞情报。10月，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在敌后组织情报工作。以后，潘汉年长期在香港、上海、淮南一带秘密活动，在敌后与日本、汪精卫、国民党情报机构斗智斗勇，获得许多重要战略情报。接管上海时，潘汉年被陈毅要去担任副市长。
作为秘密情报人员，潘汉年曾多次往来于敌我之间，解放后被错定为"内奸"逮捕关押。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受迫害的干部亲属纷纷要求平反，可是潘汉年与妻子董慧均已去世，没有留下后代。但是，特科的老同事始终在怀念潘汉年。年迈的陈云向中央提出为潘汉年复查平反的要求。1982年，潘汉年于去世五年后得到平反。
潘汉年是一个难得的情报奇才，既能亲身在第一线活动，又能在幕后指挥组织，战略目光敏锐，文化素养很高，长于同各界人士交友，善于分析整理情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长篇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一个潇潇洒洒的中共情报英才形象，传遍中华。
中社部后来又任命一位副部长，这就是"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
抗战初期李克农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先后组建西安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桂林办事处，在国统区建立许多情报关系。1941年3月李克农回到延安，任中社部副部长。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中社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中情部副部长。康生把主要精力用于整风审干，就由李克农主持中社部和中情部常务工作。1946年底，搞"抢救运动"声名狼藉的康生，不得不离开延安到晋绥搞土改，中社部和中情部就由李克农负责。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李克农又出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建国后，李克农任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参加日内瓦会议，将情报工作与多方面工作结合起来。李克农一直主管情报工作，提出一整套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确立情报工作的体系。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就规定中共情报工作不能使用金钱、美色、暗杀手段，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成熟。而国际情报界，包括美国、俄罗斯等情报大国，直到2002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才开始检讨恐怖手段。
李克农一生处于中共情报工作的关键位置，人们公认：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曾经在一段时间中担任中社部副部长的还有孔原、陈刚、刘少文、谭政文等人。
中社部的高层领导，个个都是人物。
至于康生之谜，还要慢慢分解。
党中央的情报、保卫机关是中社部；军队的情报机关是军委二局，保卫机关是总政锄奸部，部长吴慨之，副部长欧阳毅；政府系统，那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了。各行各业都有行话，圈子里面总是把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
这么多情报保卫机构，单数边保的名气最大。这么说吧，边保处长周兴在边区的名气比毛泽东还大！这不过是句笑谈，那进出陕甘宁边区的"护照"，上面都盖着周兴的大印，普通百姓认不得什么中央领导，就以为这周兴是延安最大的官儿了。
百姓笑谈不说，周恩来副主席也要褒贬周兴。这天，周兴在延安城里巡视，迎面碰上周恩来，周恩来笑道："周半城来了！"
周兴纳闷片刻，明白了。延安城遭受日军飞机多次轰炸，半城房屋损毁，中央机关都迁往城外的山沟，城里的机关只剩保安处一家。保安处位于南城，房子延伸到后面绵竹沟的窑洞，可不占据半城！明朝时分，南京有个沈万三，富比王侯，出钱帮助皇帝修筑城墙，人称"沈半城"。延安的周半城，虽然没有沈半城那样富，可也是兵强马壮。
统领全党情报、保卫工作的中社部，是个精干的指挥机构。管理陕甘宁边区情报、保卫工作的边保，却是实施部门，实力派。
国共合作，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体制借用美国体制，虽不是三权分立，却也号称"两权半"：政府、参议院独立，法院半独立。司法系统也有些特别，保安处兼有公安部门与检察部门的职能。边区的政权机构相当精简，各级一般只有三个部门，一处（分区和县为"科"）为民政、二处为财务，三处为教育，整个政府的人数都有严格编制。可是，保安系统却没有列入这个排序。边区称保安处，下面称保安科，明显特殊。参加政府会议的待遇也提高一级，别的部门限于科长的，保安处的科员都能参加。别的部门首长手下只有一两个科员，保安头头下面却有兵马，而且有明暗两个系统。明的，有武装的保安队，派往军队和某些单位的特派员；暗的，有各单位中兼职的"工作网员"。
保安处机关，一部（曾称局、部、科）管保卫，二部管侦察，三部管地方（后为审讯），还有干部处、办公室。早期，一部二部合为一部，担任一部领导的先后有谢滋群、布鲁。保卫与侦察分开后，师哲、赵苍璧等人担任一部领导，王凡、李启明等人担任二部领导。白栋才任三部领导，叶运高管审讯。实际上，保安处的业务工作主要是三块，侦察、情报、审讯。在这三个部门主管时间较长的人是：侦察的赵苍璧，情报的李启明，审讯的叶运高。
保安处下辖各县保安科。县保安科实行双重领导，既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又服从边保领导。保安科下属的保安队，又是县政府的惟一武装力量；保安科管理的看守所，又是县级的监狱。陕甘宁边区辖有5专区、22县、1市，到处都有保安力量。
延安市公安局由保安处直辖。也许因为延安是个城市，别的地方都称保安分处，惟有延安称为"公安局"。延安市局第一任局长刘护平工作出色，被送到苏联中山大学深造。副局长王卓超接任局长，一气干了十年。日本投降后接任局长的郝苏是三八式干部，副局长康世昌是更为年轻的本地干部。解放战争后期收复延安，康世昌任局长、梁济任副局长。
延安市局在全市设有4个派出所。第一派出所桥儿沟，所长邵炎出身官僚家庭，22岁就带着少校肩章主管一个电话局，却要来延安吃苦，建国后任公安部局长。第二派出所所长杨开明。第三派出所所长朱化龙是知识分子干部，建国后任职石油部。第四派出所李所长是个长征干部。局机关：一科侦察，科长苟良法，在南京地下党时掩护职务是国民党警察，建国后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二科治安、户口、消防，科长杨开明。三科司法，公检法的事情都管。四科总务。市局的干部配备很强，局本部大多是老资格的江西、四川红军，只有梁济一个延安人。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长征后调到市局工作，先后当过警察队指导员、第二、第一派出所所长。骑巡队指导员曾绍东建国后评为少将。
最显眼的是一支警察队。以往，中共保卫系统的武装力量，都称为警卫队、保卫队、特务队等，编制体制与军队相同。这次延安成立的警察队，就是中共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警察队的服装，与军队的灰色制服不同，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領章用铝合金特制，上有"边警"二字。战争中，作战双方的服装不能混淆，久而久之，军队服装式样的象征意义就十分强烈。中共军队的服装从样式到颜色，向来与国民党严格区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多少战士舍不得那顶红五星八角帽！延安警察的服式则与国民党的"黑狗子"一样，改装时不少战士闹情绪，还做了几天思想工作。警察队创建之时只有35人，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副队长张智理。不久，又由三个班扩编为三个区队，140多人。就这一个连，就是维护边区首府延安的全部治安力量。而且，中央首长的警卫员往往也从警察队中选调。林彪的警卫向彪、董必武的警卫冯文斌原来都是延安警察。延安城里主要路口，设有6个警察哨岗，兼有维护秩序与疏导交通的重任。警察队还要定期不定期地配合公安局治安科查户口、查旅店，延安城内有客店、骡马店十几家，商店上百家，居民近千家。延安经常召开报告会、群众会、文艺演出等各种大型会议活动，警察队还要负责警戒保卫集会安全。
延安市，外面说是边区的首府，内部说就是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市公安局就是首都公安局，民警多至300多人。市局的警察队任务重要，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武器之外，又给配备了乘马。那时的八路军马匹数量很少，能够有马骑的干部，可比现在乘坐专用轿车的官员少得多。延安市局的骑兵巡逻队有100多匹战马，由一名前国民党骑兵师教官担任教练。延安开大会，骑巡队每每出动表演，一声令下，战马一齐卧倒，用身体作为主人的射击掩体。骑术精湛的警察还可以站在马背上奔驰，惹得群众一片喝彩。每逢迎接外国或中央政府来
宾等重大场合，都要由这支骑巡队出马警戒。那威风，绝对不下于现在驾驶进口摩托的"国宾护卫队"。
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留守兵团。边区最高军事指挥部门是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是西北局书记高岗。还有延安卫戍司令部，司令员由驻扎边区的部队首长担任，先后有王震等人，副司令一职，一直由边保首长周兴担任。周兴此职绝非挂个空名，边保麾下，有个装备齐整的保安团呢！
保安团的前身是红军保卫局下属的保卫队，初期只有100多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连。到达延安后扩编，从部队抽调精兵强将，干部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战士百分之八十是党员。3个保卫营，一个营警卫党中央，一个营保卫军委总部，一个营保卫地方政府。团部设有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后来又取消营的编制，直辖7个步兵连队，还有机枪连、警卫排，共1500多人，武器有轻重机枪，长枪，还有大量驳壳枪，但是没有炮，属于内卫部队的编成。可以说，延安的保安团，就是今日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
保安团第一任团长李文昌是江西宁都起义的红军，第二任团长李志舟是陕北独立师干部，第三任团长是刘镇，政委由保安处政治部主任邹衍兼任，建国后邹衍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第一任参谋长王志，第二任参谋长夏飞，建国后任总参二部武官。保安团由边保和联防司令部双重领导，编制训练归联防司令部管理，执行任务则由边保指挥。保安团的任务很多，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警卫，首长警卫员的训练派遣，会议与首长出巡警卫，社会治安巡逻，看守犯人，边防检查站与路口警卫，防空哨与机场防卫，延安警备司令部站岗，都由保安团派出兵力。
中社部的主要力量放在战略情报方面，边保的主要力量放在边区保卫方面。边保秘书李启明到中央领"特费"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相比起来，中社部的经费就宽裕得多，可见中社部情报网络之广。可是，中社部是党的机构，不对外，而保安处就有两块牌子，对内是西北局社会部，对外是边区政府的保安处。中共在延安的保卫工作，都是由保安处出头露面。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始终面对强大的对手。日本帝国向来重视间谍工作，在中国活动的就有军部、政府、宪兵三大系统。作为友党的国民党，实际也把中共作为对手。国民党的中统局，从前身的一个科起就专职反共。军统局更是迅速膨胀，兼有抗日与反共双重任务。
中共这边，中央指挥部门--中社部，主要实施部门--保安处，也形成了完整的情报、保卫系统。
谁能斗过谁？
有识人士道：看人才！摘自：《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出版 作者：郝在今
一、中社部
1939年2月18日，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敌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部长由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第一部（侦察），部长许建国；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以后又有调整。根据中央的决定，各地相继成立了社会部，其中有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社会部及潘汉年、王超北情报系统等。
社会部的任务是："一、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二、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三、收集敌探汉奸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四、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五、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作此种工作之干部。”
以往，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机构变动大，工作分散，情报与保卫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没能形成完整统一的系统。现在，中央与地方各级社会部的创建，调整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各机构、各方面、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完成了系统化、统一化、效能化建设。
这个十分重要而神秘的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中社部存在之日康生就是部长，一直管了六七年。谈起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不能不谈谈这个康生。
作者去过康生家一次，那是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去看望"曹大姐"。爸爸按说当年也是康老部下，不知为何没有同行。可能是六十年代初期吧，记不准日子了，那时康生还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显赫，那次家访也就没有被当作历史性时刻牢牢记住。
那是一次逛王府井百货大楼，妈妈碰上出门给康生买衣服的曹轶欧，聊天之间发现两家就在楼前楼后，走路不过五分钟，曹轶欧记得对方会画画，就说请来家里教教孙女。
康生家住景山后街的一处大院，院中几幢洋房，红色铁皮的尖顶坡度很陡，属于北欧样式。会客室房间很高，家具很老，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这家待客用葡萄干。两个男孩还没有逮够葡萄干，妈妈就告辞了，也不知谈了什么。那时候要知道今天写到康生，还不多用些心思？
出门之后，妈妈教导："不要光吃葡萄干，看看曹大姐，袖口还有补丁，曹大姐上班在颐和园那边，自己挤公共汽车！"这就让人闹不明白，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奇怪？从小接哥哥的衣服都有补丁。挤公共汽车不好吗？妈妈每天从地安门到酒仙桥上班要骑车呢。
那次家访康生，没有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妈妈挨斗，才想起--妈妈还认识曹大姐呢！妈妈却说，相识是由于延安审干的时候，曹大姐蹲点把妈妈当做特务关进监狱！
刚刚抵达陕北一年的中共中央，正在应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剧烈变化的形势，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正在整合中央领导机构，急需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有王明、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赵容、博古当选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王明还当选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赵容当选主席团候补委员，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比中共的所有领袖包括毛泽东都高！
毛泽东的欢迎不是客气。不久，这架飞机上下来的三个人都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王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赵容任中央社会部部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赵容改名康生。
为什么选择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当时有句流传语言："保卫工作要选择最好的干部担任。"那么，领导全体保卫干部的干部，岂非最好最好的干部？而康生后来的表现，却证明这是个最坏最坏的干部。作者不得不思索这个任命的来历。
数数延安干部，曾经担任情报、保卫战线高级职务的有：周恩来、陈云、康生、邓发、罗瑞卿、李克农、潘汉年、周兴等人。周恩来是中央领导人，陈云另有重任，罗瑞卿主要在红军工作，邓发、周兴参加过肃反，潘汉年、李克农在特科的地位不如康生，算起来，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深层原因可能不止于此。一些曾在康生领导下工作的老保卫干部说，当时康生总是强调国际经验。
国际经验！
不能低估共产国际在这个阶段对于中共的影响。从组织关系上看，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共是上级领导关系。特别是在中共内部的争论中，共产国际更起着关键的仲裁作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还是张浩代表共产国际表态，才使张国焘接受中央领导。这次王明、康生回国，行前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8月专题研究中国局势，讨论通过王明的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党派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从国共对抗转为国共合作，这将要求中共实行180度的政策转变，异常困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这个时候需要加强国内干部的力量，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共产国际选中并派回的这种干部，主要就是王明和康生。
康生在共产国际任主席团候补委员，在中**内仅次于王明。康生在国内也有相当资历，曾在上海从事基层工作，曾经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且，还有中社部职务所需的情报工作经历，负责过中央特科工作。而且，康生曾在共产国际参与情报工作，学得不少"特别工作建设"经验。
正在健全情报、保卫工作组织的中共，当然也会重视这方面的国际经验。那时的延安驻有苏军情报组。中共中央和中社部都住在枣园，苏军的情报组就在中社部后边，专门盖的砖房，还有自己的专用电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由毛泽东直接掌握，通过化名"农委"的电台收发，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联络，则全部经由苏军情报组电台收发。毛泽东重视与苏联情报人员的关系，苏军情报组组长孙平要求学习中**史，毛泽东就亲自为他讲解。曾在苏联参加过格伯乌工作的师哲，被共产国际派回延安了解情况，立即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做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实际又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经手与"远方"来往的全部电文，后来还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具有国际经验的康生，又多了一重担任中社部部长的条件。创立中社部，康生很是出力。康生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简称"特建"），颇有一套。上海暴动中坐黄包车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点心盒子里面藏着两只手枪，到德国时暗带毛泽东、朱德给德共的信件通过海关，等等等等，训练班的青年人听得入神。康生富于情报实践，还有国际经验；康生文化素养颇高，左右手兼能书法；康生社会经验丰富，三教九流都通；康生能够在延安称老，也有些来由呢。
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了中社部部长这个实权，康生在延安神气得很。身着黑呢制服，胯下黑色大马，随从黑色狼狗，那派头，比苏联格伯乌头头也不逊色！
中社部创立之初干部很少，孔原曾任副部长，很快调到南方局工作。前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被任命为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不久升任副部长。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书香门第，自幼好学聪明，十七岁就在上海的报刊发表诗作和杂文，十九岁孤身一人闯荡上海，考入黎锦熙主办的中华国语学校。后来学校停办，潘汉年衣食无着，多亏朋友相助才度过艰难时刻，又在中华书局谋得校对员的差使。
中华书局是上海革命活动的基地，潘汉年在这里参加了进步工会组织的"五卅"罢工。1926年应邀加入文学团体创造社，在出版部工作。创造社领袖郭沫若、郁达夫都是享誉中华文坛的人物，出版部一伙文学青年也很进步。面对国民党的压制，潘汉年这个"小伙计"显示出众的办事能力，加入中共地下组织。
看来我家不会沾这个曹大姐的光了。
中央文革接见的时候，红卫兵管江青叫"江阿姨"，江青大为光火，说阿姨是保姆。这就令人诧异，那曹轶欧可是叫"曹大姐"的，论辈分大姐还不如阿姨。可是，还是没有人叫江青"大姐"。党内党外，人们只是叫"邓大姐"、"帅大姐"、"康大姐"。直到九十年代，作者才从一位中央警卫局领导那里打听清楚：大姐不是随便叫的。在中央办公厅，人们只管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女同志叫大姐，1927年以后的都不行！
"康老"、"曹大姐"，这两个称呼，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尊敬。据说，延安时期能够称"老"的，也就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四位六十以上的老人，可年龄偏小的康生居然也能称"老"！
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看清这个"康老"的水平。一个中央领导，居然能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喊："我看你的样子就是特务！"赵健民就这样被抓起来了。看相？红卫兵抓叛徒还要调查历史呢！康生的品德也令人鄙夷。总是喊"永远同江青同志站在一起！"临死又向毛泽东揭发江青是叛徒，早干什么去了？到这个时候，连中学生都恨江青了！
文革结束，康生被开除党籍。人们看到，江青整老干部，大多靠康生提供炮弹。这才知道，康生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整过许多人。
作者的父母都曾经历延安审干，二老常说：公安保卫工作在刀刃上走路，执行政策不能有一点儿偏差！那么，长期主管情报保卫工作的康生，怎么那么"左"呢？父亲只说了一句："康生这人是个谜。"
带着这个谜，作者追问了许多了解康生的人。
康生出身山东胶县大户人家，读过私塾，上过青岛教会学校礼贤中学，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由邓中夏、瞿秋白等任教，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1925年，康生在上海大学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康生与上海大学同学曹轶欧结婚。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紧急改组特科，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赵容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赵容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赵容接管整个特科工作。这个赵容，就是康生。康生原名张旺，用过张宗可、张裕先、张耘等多个名字。赵容由此成了中共的情报、保卫专才，系统内人称"老板"。不久，赵容调任临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
赵容还具有傲视国内同行的"国际经验"。1933年7月，赵容与曹轶欧同行，到苏联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正是那个左倾教条的王明。193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杀，苏共开始在党内肃清托派。王明、赵容积极参与苏联"肃托"，同时也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同志下手。赵容熟悉的特科成员萧寿煌被逮捕杀害，1933年中央离开上海后负责特科工作的武胡景，本是赵容的同乡兼同事，也被加以叛徒特务的罪名逮捕杀害。一些不肯加入王明帮派的学员，还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王明和赵容还超越国内的中共中央，直接对各地的中**组织发布指示。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临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在延安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冒着大雪在机场恭迎。
从苏联归国的王明、赵容，从新疆搭机的陈云，一起走下飞机。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这叫喜从天降！
潘汉年活跃于进步文坛，办周刊，写杂文，当年的小伙计结交诸多名人，被戏称"小开"（小老板）。北伐军兴，潘汉年应总政副主任郭沫若之邀，主编小报。潘汉年随军行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赶上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潘汉年在上海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写作大量文学作品，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江苏省委建立的中共第一个文化党组，书记就是潘汉年。后来。这个党组又划归中央宣传部，潘汉年又任中央文委的第一任书记，领导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亲自安排鲁迅同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见面。1930年，潘汉年负
责将"自由大同盟"、"社联"、"左联"、"剧联"、"工联"等各界左翼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反帝大同盟"，并任党组书记。26岁的"小开"，在上海各界路路通！
第二年，上海闻人潘汉年突然销声匿迹。有些熟人在街上碰到，他也只是寒暄了事。原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央将潘汉年调到特科负责情报工作。自从1931年参加中央特科，潘汉年始终在情报、统战工作的第一线活动。在中央苏区，曾参与红军与福建政府的谈判。长征路上，奉命转往白区，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给白区党组织。国共合作初期，潘汉年又往来延安与南京之间，成为两党中央的联络人。长于白区一线活动的潘汉年深得中央信任，连毛泽东都昵称"小开"。
1939年4月，刚任中社部一室主任不久的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到大城市手术，计划经由重庆转往香港治疗。行前康生布置：如果能在香港待住，就留在当地搞情报。10月，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在敌后组织情报工作。以后，潘汉年长期在香港、上海、淮南一带秘密活动，在敌后与日本、汪精卫、国民党情报机构斗智斗勇，获得许多重要战略情报。接管上海时，潘汉年被陈毅要去担任副市长。
作为秘密情报人员，潘汉年曾多次往来于敌我之间，解放后被错定为"内奸"逮捕关押。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受迫害的干部亲属纷纷要求平反，可是潘汉年与妻子董慧均已去世，没有留下后代。但是，特科的老同事始终在怀念潘汉年。年迈的陈云向中央提出为潘汉年复查平反的要求。1982年，潘汉年于去世五年后得到平反。
潘汉年是一个难得的情报奇才，既能亲身在第一线活动，又能在幕后指挥组织，战略目光敏锐，文化素养很高，长于同各界人士交友，善于分析整理情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长篇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一个潇潇洒洒的中共情报英才形象，传遍中华。
中社部后来又任命一位副部长，这就是"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
抗战初期李克农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先后组建西安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桂林办事处，在国统区建立许多情报关系。1941年3月李克农回到延安，任中社部副部长。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中社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中情部副部长。康生把主要精力用于整风审干，就由李克农主持中社部和中情部常务工作。1946年底，搞"抢救运动"声名狼藉的康生，不得不离开延安到晋绥搞土改，中社部和中情部就由李克农负责。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李克农又出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建国后，李克农任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参加日内瓦会议，将情报工作与多方面工作结合起来。李克农一直主管情报工作，提出一整套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确立情报工作的体系。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就规定中共情报工作不能使用金钱、美色、暗杀手段，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成熟。而国际情报界，包括美国、俄罗斯等情报大国，直到2002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才开始检讨恐怖手段。
李克农一生处于中共情报工作的关键位置，人们公认：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曾经在一段时间中担任中社部副部长的还有孔原、陈刚、刘少文、谭政文等人。
中社部的高层领导，个个都是人物。
至于康生之谜，还要慢慢分解。
党中央的情报、保卫机关是中社部；军队的情报机关是军委二局，保卫机关是总政锄奸部，部长吴慨之，副部长欧阳毅；政府系统，那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了。各行各业都有行话，圈子里面总是把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
这么多情报保卫机构，单数边保的名气最大。这么说吧，边保处长周兴在边区的名气比毛泽东还大！这不过是句笑谈，那进出陕甘宁边区的"护照"，上面都盖着周兴的大印，普通百姓认不得什么中央领导，就以为这周兴是延安最大的官儿了。
百姓笑谈不说，周恩来副主席也要褒贬周兴。这天，周兴在延安城里巡视，迎面碰上周恩来，周恩来笑道："周半城来了！"
周兴纳闷片刻，明白了。延安城遭受日军飞机多次轰炸，半城房屋损毁，中央机关都迁往城外的山沟，城里的机关只剩保安处一家。保安处位于南城，房子延伸到后面绵竹沟的窑洞，可不占据半城！明朝时分，南京有个沈万三，富比王侯，出钱帮助皇帝修筑城墙，人称"沈半城"。延安的周半城，虽然没有沈半城那样富，可也是兵强马壮。
统领全党情报、保卫工作的中社部，是个精干的指挥机构。管理陕甘宁边区情报、保卫工作的边保，却是实施部门，实力派。
国共合作，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体制借用美国体制，虽不是三权分立，却也号称"两权半"：政府、参议院独立，法院半独立。司法系统也有些特别，保安处兼有公安部门与检察部门的职能。边区的政权机构相当精简，各级一般只有三个部门，一处（分区和县为"科"）为民政、二处为财务，三处为教育，整个政府的人数都有严格编制。可是，保安系统却没有列入这个排序。边区称保安处，下面称保安科，明显特殊。参加政府会议的待遇也提高一级，别的部门限于科长的，保安处的科员都能参加。别的部门首长手下只有一两个科员，保安头头下面却有兵马，而且有明暗两个系统。明的，有武装的保安队，派往军队和某些单位的特派员；暗的，有各单位中兼职的"工作网员"。
保安处机关，一部（曾称局、部、科）管保卫，二部管侦察，三部管地方（后为审讯），还有干部处、办公室。早期，一部二部合为一部，担任一部领导的先后有谢滋群、布鲁。保卫与侦察分开后，师哲、赵苍璧等人担任一部领导，王凡、李启明等人担任二部领导。白栋才任三部领导，叶运高管审讯。实际上，保安处的业务工作主要是三块，侦察、情报、审讯。在这三个部门主管时间较长的人是：侦察的赵苍璧，情报的李启明，审讯的叶运高。
保安处下辖各县保安科。县保安科实行双重领导，既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又服从边保领导。保安科下属的保安队，又是县政府的惟一武装力量；保安科管理的看守所，又是县级的监狱。陕甘宁边区辖有5专区、22县、1市，到处都有保安力量。
延安市公安局由保安处直辖。也许因为延安是个城市，别的地方都称保安分处，惟有延安称为"公安局"。延安市局第一任局长刘护平工作出色，被送到苏联中山大学深造。副局长王卓超接任局长，一气干了十年。日本投降后接任局长的郝苏是三八式干部，副局长康世昌是更为年轻的本地干部。解放战争后期收复延安，康世昌任局长、梁济任副局长。
延安市局在全市设有4个派出所。第一派出所桥儿沟，所长邵炎出身官僚家庭，22岁就带着少校肩章主管一个电话局，却要来延安吃苦，建国后任公安部局长。第二派出所所长杨开明。第三派出所所长朱化龙是知识分子干部，建国后任职石油部。第四派出所李所长是个长征干部。局机关：一科侦察，科长苟良法，在南京地下党时掩护职务是国民党警察，建国后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二科治安、户口、消防，科长杨开明。三科司法，公检法的事情都管。四科总务。市局的干部配备很强，局本部大多是老资格的江西、四川红军，只有梁济一个延安人。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长征后调到市局工作，先后当过警察队指导员、第二、第一派出所所长。骑巡队指导员曾绍东建国后评为少将。
最显眼的是一支警察队。以往，中共保卫系统的武装力量，都称为警卫队、保卫队、特务队等，编制体制与军队相同。这次延安成立的警察队，就是中共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警察队的服装，与军队的灰色制服不同，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領章用铝合金特制，上有"边警"二字。战争中，作战双方的服装不能混淆，久而久之，军队服装式样的象征意义就十分强烈。中共军队的服装从样式到颜色，向来与国民党严格区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多少战士舍不得那顶红五星八角帽！延安警察的服式则与国民党的"黑狗子"一样，改装时不少战士闹情绪，还做了几天思想工作。警察队创建之时只有35人，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副队长张智理。不久，又由三个班扩编为三个区队，140多人。就这一个连，就是维护边区首府延安的全部治安力量。而且，中央首长的警卫员往往也从警察队中选调。林彪的警卫向彪、董必武的警卫冯文斌原来都是延安警察。延安城里主要路口，设有6个警察哨岗，兼有维护秩序与疏导交通的重任。警察队还要定期不定期地配合公安局治安科查户口、查旅店，延安城内有客店、骡马店十几家，商店上百家，居民近千家。延安经常召开报告会、群众会、文艺演出等各种大型会议活动，警察队还要负责警戒保卫集会安全。
延安市，外面说是边区的首府，内部说就是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市公安局就是首都公安局，民警多至300多人。市局的警察队任务重要，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武器之外，又给配备了乘马。那时的八路军马匹数量很少，能够有马骑的干部，可比现在乘坐专用轿车的官员少得多。延安市局的骑兵巡逻队有100多匹战马，由一名前国民党骑兵师教官担任教练。延安开大会，骑巡队每每出动表演，一声令下，战马一齐卧倒，用身体作为主人的射击掩体。骑术精湛的警察还可以站在马背上奔驰，惹得群众一片喝彩。每逢迎接外国或中央政府来
宾等重大场合，都要由这支骑巡队出马警戒。那威风，绝对不下于现在驾驶进口摩托的"国宾护卫队"。
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留守兵团。边区最高军事指挥部门是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是西北局书记高岗。还有延安卫戍司令部，司令员由驻扎边区的部队首长担任，先后有王震等人，副司令一职，一直由边保首长周兴担任。周兴此职绝非挂个空名，边保麾下，有个装备齐整的保安团呢！
保安团的前身是红军保卫局下属的保卫队，初期只有100多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连。到达延安后扩编，从部队抽调精兵强将，干部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战士百分之八十是党员。3个保卫营，一个营警卫党中央，一个营保卫军委总部，一个营保卫地方政府。团部设有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后来又取消营的编制，直辖7个步兵连队，还有机枪连、警卫排，共1500多人，武器有轻重机枪，长枪，还有大量驳壳枪，但是没有炮，属于内卫部队的编成。可以说，延安的保安团，就是今日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
保安团第一任团长李文昌是江西宁都起义的红军，第二任团长李志舟是陕北独立师干部，第三任团长是刘镇，政委由保安处政治部主任邹衍兼任，建国后邹衍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第一任参谋长王志，第二任参谋长夏飞，建国后任总参二部武官。保安团由边保和联防司令部双重领导，编制训练归联防司令部管理，执行任务则由边保指挥。保安团的任务很多，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警卫，首长警卫员的训练派遣，会议与首长出巡警卫，社会治安巡逻，看守犯人，边防检查站与路口警卫，防空哨与机场防卫，延安警备司令部站岗，都由保安团派出兵力。
中社部的主要力量放在战略情报方面，边保的主要力量放在边区保卫方面。边保秘书李启明到中央领"特费"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相比起来，中社部的经费就宽裕得多，可见中社部情报网络之广。可是，中社部是党的机构，不对外，而保安处就有两块牌子，对内是西北局社会部，对外是边区政府的保安处。中共在延安的保卫工作，都是由保安处出头露面。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始终面对强大的对手。日本帝国向来重视间谍工作，在中国活动的就有军部、政府、宪兵三大系统。作为友党的国民党，实际也把中共作为对手。国民党的中统局，从前身的一个科起就专职反共。军统局更是迅速膨胀，兼有抗日与反共双重任务。
中共这边，中央指挥部门--中社部，主要实施部门--保安处，也形成了完整的情报、保卫系统。
谁能斗过谁？
有识人士道：看人才！
一、中社部
1939年2月18日，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敌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部长由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第一部（侦察），部长许建国；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以后又有调整。根据中央的决定，各地相继成立了社会部，其中有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社会部及潘汉年、王超北情报系统等。
社会部的任务是："一、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二、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三、收集敌探汉奸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四、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五、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作此种工作之干部。”
以往，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机构变动大，工作分散，情报与保卫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没能形成完整统一的系统。现在，中央与地方各级社会部的创建，调整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各机构、各方面、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完成了系统化、统一化、效能化建设。
这个十分重要而神秘的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中社部存在之日康生就是部长，一直管了六七年。谈起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不能不谈谈这个康生。
作者去过康生家一次，那是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去看望"曹大姐"。爸爸按说当年也是康老部下，不知为何没有同行。可能是六十年代初期吧，记不准日子了，那时康生还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显赫，那次家访也就没有被当作历史性时刻牢牢记住。
那是一次逛王府井百货大楼，妈妈碰上出门给康生买衣服的曹轶欧，聊天之间发现两家就在楼前楼后，走路不过五分钟，曹轶欧记得对方会画画，就说请来家里教教孙女。
康生家住景山后街的一处大院，院中几幢洋房，红色铁皮的尖顶坡度很陡，属于北欧样式。会客室房间很高，家具很老，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这家待客用葡萄干。两个男孩还没有逮够葡萄干，妈妈就告辞了，也不知谈了什么。那时候要知道今天写到康生，还不多用些心思？
出门之后，妈妈教导："不要光吃葡萄干，看看曹大姐，袖口还有补丁，曹大姐上班在颐和园那边，自己挤公共汽车！"这就让人闹不明白，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奇怪？从小接哥哥的衣服都有补丁。挤公共汽车不好吗？妈妈每天从地安门到酒仙桥上班要骑车呢。
那次家访康生，没有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妈妈挨斗，才想起--妈妈还认识曹大姐呢！妈妈却说，相识是由于延安审干的时候，曹大姐蹲点把妈妈当做特务关进监狱！
刚刚抵达陕北一年的中共中央，正在应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剧烈变化的形势，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正在整合中央领导机构，急需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有王明、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赵容、博古当选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王明还当选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赵容当选主席团候补委员，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比中共的所有领袖包括毛泽东都高！
毛泽东的欢迎不是客气。不久，这架飞机上下来的三个人都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王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赵容任中央社会部部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赵容改名康生。
为什么选择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当时有句流传语言："保卫工作要选择最好的干部担任。"那么，领导全体保卫干部的干部，岂非最好最好的干部？而康生后来的表现，却证明这是个最坏最坏的干部。作者不得不思索这个任命的来历。
数数延安干部，曾经担任情报、保卫战线高级职务的有：周恩来、陈云、康生、邓发、罗瑞卿、李克农、潘汉年、周兴等人。周恩来是中央领导人，陈云另有重任，罗瑞卿主要在红军工作，邓发、周兴参加过肃反，潘汉年、李克农在特科的地位不如康生，算起来，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深层原因可能不止于此。一些曾在康生领导下工作的老保卫干部说，当时康生总是强调国际经验。
国际经验！
不能低估共产国际在这个阶段对于中共的影响。从组织关系上看，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共是上级领导关系。特别是在中共内部的争论中，共产国际更起着关键的仲裁作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还是张浩代表共产国际表态，才使张国焘接受中央领导。这次王明、康生回国，行前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8月专题研究中国局势，讨论通过王明的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党派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从国共对抗转为国共合作，这将要求中共实行180度的政策转变，异常困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这个时候需要加强国内干部的力量，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共产国际选中并派回的这种干部，主要就是王明和康生。
康生在共产国际任主席团候补委员，在中**内仅次于王明。康生在国内也有相当资历，曾在上海从事基层工作，曾经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且，还有中社部职务所需的情报工作经历，负责过中央特科工作。而且，康生曾在共产国际参与情报工作，学得不少"特别工作建设"经验。
正在健全情报、保卫工作组织的中共，当然也会重视这方面的国际经验。那时的延安驻有苏军情报组。中共中央和中社部都住在枣园，苏军的情报组就在中社部后边，专门盖的砖房，还有自己的专用电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由毛泽东直接掌握，通过化名"农委"的电台收发，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联络，则全部经由苏军情报组电台收发。毛泽东重视与苏联情报人员的关系，苏军情报组组长孙平要求学习中**史，毛泽东就亲自为他讲解。曾在苏联参加过格伯乌工作的师哲，被共产国际派回延安了解情况，立即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做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实际又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经手与"远方"来往的全部电文，后来还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具有国际经验的康生，又多了一重担任中社部部长的条件。创立中社部，康生很是出力。康生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简称"特建"），颇有一套。上海暴动中坐黄包车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点心盒子里面藏着两只手枪，到德国时暗带毛泽东、朱德给德共的信件通过海关，等等等等，训练班的青年人听得入神。康生富于情报实践，还有国际经验；康生文化素养颇高，左右手兼能书法；康生社会经验丰富，三教九流都通；康生能够在延安称老，也有些来由呢。
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了中社部部长这个实权，康生在延安神气得很。身着黑呢制服，胯下黑色大马，随从黑色狼狗，那派头，比苏联格伯乌头头也不逊色！
中社部创立之初干部很少，孔原曾任副部长，很快调到南方局工作。前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被任命为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不久升任副部长。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书香门第，自幼好学聪明，十七岁就在上海的报刊发表诗作和杂文，十九岁孤身一人闯荡上海，考入黎锦熙主办的中华国语学校。后来学校停办，潘汉年衣食无着，多亏朋友相助才度过艰难时刻，又在中华书局谋得校对员的差使。
中华书局是上海革命活动的基地，潘汉年在这里参加了进步工会组织的"五卅"罢工。1926年应邀加入文学团体创造社，在出版部工作。创造社领袖郭沫若、郁达夫都是享誉中华文坛的人物，出版部一伙文学青年也很进步。面对国民党的压制，潘汉年这个"小伙计"显示出众的办事能力，加入中共地下组织。
看来我家不会沾这个曹大姐的光了。
中央文革接见的时候，红卫兵管江青叫"江阿姨"，江青大为光火，说阿姨是保姆。这就令人诧异，那曹轶欧可是叫"曹大姐"的，论辈分大姐还不如阿姨。可是，还是没有人叫江青"大姐"。党内党外，人们只是叫"邓大姐"、"帅大姐"、"康大姐"。直到九十年代，作者才从一位中央警卫局领导那里打听清楚：大姐不是随便叫的。在中央办公厅，人们只管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女同志叫大姐，1927年以后的都不行！
"康老"、"曹大姐"，这两个称呼，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尊敬。据说，延安时期能够称"老"的，也就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四位六十以上的老人，可年龄偏小的康生居然也能称"老"！
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看清这个"康老"的水平。一个中央领导，居然能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喊："我看你的样子就是特务！"赵健民就这样被抓起来了。看相？红卫兵抓叛徒还要调查历史呢！康生的品德也令人鄙夷。总是喊"永远同江青同志站在一起！"临死又向毛泽东揭发江青是叛徒，早干什么去了？到这个时候，连中学生都恨江青了！
文革结束，康生被开除党籍。人们看到，江青整老干部，大多靠康生提供炮弹。这才知道，康生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整过许多人。
作者的父母都曾经历延安审干，二老常说：公安保卫工作在刀刃上走路，执行政策不能有一点儿偏差！那么，长期主管情报保卫工作的康生，怎么那么"左"呢？父亲只说了一句："康生这人是个谜。"
带着这个谜，作者追问了许多了解康生的人。
康生出身山东胶县大户人家，读过私塾，上过青岛教会学校礼贤中学，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由邓中夏、瞿秋白等任教，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1925年，康生在上海大学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康生与上海大学同学曹轶欧结婚。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紧急改组特科，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赵容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赵容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赵容接管整个特科工作。这个赵容，就是康生。康生原名张旺，用过张宗可、张裕先、张耘等多个名字。赵容由此成了中共的情报、保卫专才，系统内人称"老板"。不久，赵容调任临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
赵容还具有傲视国内同行的"国际经验"。1933年7月，赵容与曹轶欧同行，到苏联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正是那个左倾教条的王明。193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杀，苏共开始在党内肃清托派。王明、赵容积极参与苏联"肃托"，同时也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同志下手。赵容熟悉的特科成员萧寿煌被逮捕杀害，1933年中央离开上海后负责特科工作的武胡景，本是赵容的同乡兼同事，也被加以叛徒特务的罪名逮捕杀害。一些不肯加入王明帮派的学员，还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王明和赵容还超越国内的中共中央，直接对各地的中**组织发布指示。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临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在延安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冒着大雪在机场恭迎。
从苏联归国的王明、赵容，从新疆搭机的陈云，一起走下飞机。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这叫喜从天降！
潘汉年活跃于进步文坛，办周刊，写杂文，当年的小伙计结交诸多名人，被戏称"小开"（小老板）。北伐军兴，潘汉年应总政副主任郭沫若之邀，主编小报。潘汉年随军行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赶上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潘汉年在上海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写作大量文学作品，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江苏省委建立的中共第一个文化党组，书记就是潘汉年。后来。这个党组又划归中央宣传部，潘汉年又任中央文委的第一任书记，领导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亲自安排鲁迅同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见面。1930年，潘汉年负
责将"自由大同盟"、"社联"、"左联"、"剧联"、"工联"等各界左翼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反帝大同盟"，并任党组书记。26岁的"小开"，在上海各界路路通！
第二年，上海闻人潘汉年突然销声匿迹。有些熟人在街上碰到，他也只是寒暄了事。原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央将潘汉年调到特科负责情报工作。自从1931年参加中央特科，潘汉年始终在情报、统战工作的第一线活动。在中央苏区，曾参与红军与福建政府的谈判。长征路上，奉命转往白区，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给白区党组织。国共合作初期，潘汉年又往来延安与南京之间，成为两党中央的联络人。长于白区一线活动的潘汉年深得中央信任，连毛泽东都昵称"小开"。
1939年4月，刚任中社部一室主任不久的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到大城市手术，计划经由重庆转往香港治疗。行前康生布置：如果能在香港待住，就留在当地搞情报。10月，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在敌后组织情报工作。以后，潘汉年长期在香港、上海、淮南一带秘密活动，在敌后与日本、汪精卫、国民党情报机构斗智斗勇，获得许多重要战略情报。接管上海时，潘汉年被陈毅要去担任副市长。
作为秘密情报人员，潘汉年曾多次往来于敌我之间，解放后被错定为"内奸"逮捕关押。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受迫害的干部亲属纷纷要求平反，可是潘汉年与妻子董慧均已去世，没有留下后代。但是，特科的老同事始终在怀念潘汉年。年迈的陈云向中央提出为潘汉年复查平反的要求。1982年，潘汉年于去世五年后得到平反。
潘汉年是一个难得的情报奇才，既能亲身在第一线活动，又能在幕后指挥组织，战略目光敏锐，文化素养很高，长于同各界人士交友，善于分析整理情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长篇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一个潇潇洒洒的中共情报英才形象，传遍中华。
中社部后来又任命一位副部长，这就是"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
抗战初期李克农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先后组建西安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桂林办事处，在国统区建立许多情报关系。1941年3月李克农回到延安，任中社部副部长。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中社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中情部副部长。康生把主要精力用于整风审干，就由李克农主持中社部和中情部常务工作。1946年底，搞"抢救运动"声名狼藉的康生，不得不离开延安到晋绥搞土改，中社部和中情部就由李克农负责。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李克农又出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建国后，李克农任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参加日内瓦会议，将情报工作与多方面工作结合起来。李克农一直主管情报工作，提出一整套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确立情报工作的体系。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就规定中共情报工作不能使用金钱、美色、暗杀手段，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成熟。而国际情报界，包括美国、俄罗斯等情报大国，直到2002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才开始检讨恐怖手段。
李克农一生处于中共情报工作的关键位置，人们公认：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曾经在一段时间中担任中社部副部长的还有孔原、陈刚、刘少文、谭政文等人。
中社部的高层领导，个个都是人物。
至于康生之谜，还要慢慢分解。
党中央的情报、保卫机关是中社部；军队的情报机关是军委二局，保卫机关是总政锄奸部，部长吴慨之，副部长欧阳毅；政府系统，那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了。各行各业都有行话，圈子里面总是把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
这么多情报保卫机构，单数边保的名气最大。这么说吧，边保处长周兴在边区的名气比毛泽东还大！这不过是句笑谈，那进出陕甘宁边区的"护照"，上面都盖着周兴的大印，普通百姓认不得什么中央领导，就以为这周兴是延安最大的官儿了。
百姓笑谈不说，周恩来副主席也要褒贬周兴。这天，周兴在延安城里巡视，迎面碰上周恩来，周恩来笑道："周半城来了！"
周兴纳闷片刻，明白了。延安城遭受日军飞机多次轰炸，半城房屋损毁，中央机关都迁往城外的山沟，城里的机关只剩保安处一家。保安处位于南城，房子延伸到后面绵竹沟的窑洞，可不占据半城！明朝时分，南京有个沈万三，富比王侯，出钱帮助皇帝修筑城墙，人称"沈半城"。延安的周半城，虽然没有沈半城那样富，可也是兵强马壮。
统领全党情报、保卫工作的中社部，是个精干的指挥机构。管理陕甘宁边区情报、保卫工作的边保，却是实施部门，实力派。
国共合作，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体制借用美国体制，虽不是三权分立，却也号称"两权半"：政府、参议院独立，法院半独立。司法系统也有些特别，保安处兼有公安部门与检察部门的职能。边区的政权机构相当精简，各级一般只有三个部门，一处（分区和县为"科"）为民政、二处为财务，三处为教育，整个政府的人数都有严格编制。可是，保安系统却没有列入这个排序。边区称保安处，下面称保安科，明显特殊。参加政府会议的待遇也提高一级，别的部门限于科长的，保安处的科员都能参加。别的部门首长手下只有一两个科员，保安头头下面却有兵马，而且有明暗两个系统。明的，有武装的保安队，派往军队和某些单位的特派员；暗的，有各单位中兼职的"工作网员"。
保安处机关，一部（曾称局、部、科）管保卫，二部管侦察，三部管地方（后为审讯），还有干部处、办公室。早期，一部二部合为一部，担任一部领导的先后有谢滋群、布鲁。保卫与侦察分开后，师哲、赵苍璧等人担任一部领导，王凡、李启明等人担任二部领导。白栋才任三部领导，叶运高管审讯。实际上，保安处的业务工作主要是三块，侦察、情报、审讯。在这三个部门主管时间较长的人是：侦察的赵苍璧，情报的李启明，审讯的叶运高。
保安处下辖各县保安科。县保安科实行双重领导，既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又服从边保领导。保安科下属的保安队，又是县政府的惟一武装力量；保安科管理的看守所，又是县级的监狱。陕甘宁边区辖有5专区、22县、1市，到处都有保安力量。
延安市公安局由保安处直辖。也许因为延安是个城市，别的地方都称保安分处，惟有延安称为"公安局"。延安市局第一任局长刘护平工作出色，被送到苏联中山大学深造。副局长王卓超接任局长，一气干了十年。日本投降后接任局长的郝苏是三八式干部，副局长康世昌是更为年轻的本地干部。解放战争后期收复延安，康世昌任局长、梁济任副局长。
延安市局在全市设有4个派出所。第一派出所桥儿沟，所长邵炎出身官僚家庭，22岁就带着少校肩章主管一个电话局，却要来延安吃苦，建国后任公安部局长。第二派出所所长杨开明。第三派出所所长朱化龙是知识分子干部，建国后任职石油部。第四派出所李所长是个长征干部。局机关：一科侦察，科长苟良法，在南京地下党时掩护职务是国民党警察，建国后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二科治安、户口、消防，科长杨开明。三科司法，公检法的事情都管。四科总务。市局的干部配备很强，局本部大多是老资格的江西、四川红军，只有梁济一个延安人。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长征后调到市局工作，先后当过警察队指导员、第二、第一派出所所长。骑巡队指导员曾绍东建国后评为少将。
最显眼的是一支警察队。以往，中共保卫系统的武装力量，都称为警卫队、保卫队、特务队等，编制体制与军队相同。这次延安成立的警察队，就是中共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警察队的服装，与军队的灰色制服不同，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領章用铝合金特制，上有"边警"二字。战争中，作战双方的服装不能混淆，久而久之，军队服装式样的象征意义就十分强烈。中共军队的服装从样式到颜色，向来与国民党严格区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多少战士舍不得那顶红五星八角帽！延安警察的服式则与国民党的"黑狗子"一样，改装时不少战士闹情绪，还做了几天思想工作。警察队创建之时只有35人，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副队长张智理。不久，又由三个班扩编为三个区队，140多人。就这一个连，就是维护边区首府延安的全部治安力量。而且，中央首长的警卫员往往也从警察队中选调。林彪的警卫向彪、董必武的警卫冯文斌原来都是延安警察。延安城里主要路口，设有6个警察哨岗，兼有维护秩序与疏导交通的重任。警察队还要定期不定期地配合公安局治安科查户口、查旅店，延安城内有客店、骡马店十几家，商店上百家，居民近千家。延安经常召开报告会、群众会、文艺演出等各种大型会议活动，警察队还要负责警戒保卫集会安全。
延安市，外面说是边区的首府，内部说就是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市公安局就是首都公安局，民警多至300多人。市局的警察队任务重要，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武器之外，又给配备了乘马。那时的八路军马匹数量很少，能够有马骑的干部，可比现在乘坐专用轿车的官员少得多。延安市局的骑兵巡逻队有100多匹战马，由一名前国民党骑兵师教官担任教练。延安开大会，骑巡队每每出动表演，一声令下，战马一齐卧倒，用身体作为主人的射击掩体。骑术精湛的警察还可以站在马背上奔驰，惹得群众一片喝彩。每逢迎接外国或中央政府来
宾等重大场合，都要由这支骑巡队出马警戒。那威风，绝对不下于现在驾驶进口摩托的"国宾护卫队"。
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留守兵团。边区最高军事指挥部门是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是西北局书记高岗。还有延安卫戍司令部，司令员由驻扎边区的部队首长担任，先后有王震等人，副司令一职，一直由边保首长周兴担任。周兴此职绝非挂个空名，边保麾下，有个装备齐整的保安团呢！
保安团的前身是红军保卫局下属的保卫队，初期只有100多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连。到达延安后扩编，从部队抽调精兵强将，干部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战士百分之八十是党员。3个保卫营，一个营警卫党中央，一个营保卫军委总部，一个营保卫地方政府。团部设有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后来又取消营的编制，直辖7个步兵连队，还有机枪连、警卫排，共1500多人，武器有轻重机枪，长枪，还有大量驳壳枪，但是没有炮，属于内卫部队的编成。可以说，延安的保安团，就是今日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
保安团第一任团长李文昌是江西宁都起义的红军，第二任团长李志舟是陕北独立师干部，第三任团长是刘镇，政委由保安处政治部主任邹衍兼任，建国后邹衍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第一任参谋长王志，第二任参谋长夏飞，建国后任总参二部武官。保安团由边保和联防司令部双重领导，编制训练归联防司令部管理，执行任务则由边保指挥。保安团的任务很多，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警卫，首长警卫员的训练派遣，会议与首长出巡警卫，社会治安巡逻，看守犯人，边防检查站与路口警卫，防空哨与机场防卫，延安警备司令部站岗，都由保安团派出兵力。
中社部的主要力量放在战略情报方面，边保的主要力量放在边区保卫方面。边保秘书李启明到中央领"特费"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相比起来，中社部的经费就宽裕得多，可见中社部情报网络之广。可是，中社部是党的机构，不对外，而保安处就有两块牌子，对内是西北局社会部，对外是边区政府的保安处。中共在延安的保卫工作，都是由保安处出头露面。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始终面对强大的对手。日本帝国向来重视间谍工作，在中国活动的就有军部、政府、宪兵三大系统。作为友党的国民党，实际也把中共作为对手。国民党的中统局，从前身的一个科起就专职反共。军统局更是迅速膨胀，兼有抗日与反共双重任务。
中共这边，中央指挥部门--中社部，主要实施部门--保安处，也形成了完整的情报、保卫系统。
谁能斗过谁？
有识人士道：看人才！摘自：《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出版 作者：郝在今
一、中社部
1939年2月18日，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敌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部长由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第一部（侦察），部长许建国；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以后又有调整。根据中央的决定，各地相继成立了社会部，其中有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社会部及潘汉年、王超北情报系统等。
社会部的任务是："一、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二、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三、收集敌探汉奸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四、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五、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作此种工作之干部。”
以往，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机构变动大，工作分散，情报与保卫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没能形成完整统一的系统。现在，中央与地方各级社会部的创建，调整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各机构、各方面、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完成了系统化、统一化、效能化建设。
这个十分重要而神秘的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中社部存在之日康生就是部长，一直管了六七年。谈起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不能不谈谈这个康生。
作者去过康生家一次，那是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去看望"曹大姐"。爸爸按说当年也是康老部下，不知为何没有同行。可能是六十年代初期吧，记不准日子了，那时康生还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显赫，那次家访也就没有被当作历史性时刻牢牢记住。
那是一次逛王府井百货大楼，妈妈碰上出门给康生买衣服的曹轶欧，聊天之间发现两家就在楼前楼后，走路不过五分钟，曹轶欧记得对方会画画，就说请来家里教教孙女。
康生家住景山后街的一处大院，院中几幢洋房，红色铁皮的尖顶坡度很陡，属于北欧样式。会客室房间很高，家具很老，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这家待客用葡萄干。两个男孩还没有逮够葡萄干，妈妈就告辞了，也不知谈了什么。那时候要知道今天写到康生，还不多用些心思？
出门之后，妈妈教导："不要光吃葡萄干，看看曹大姐，袖口还有补丁，曹大姐上班在颐和园那边，自己挤公共汽车！"这就让人闹不明白，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奇怪？从小接哥哥的衣服都有补丁。挤公共汽车不好吗？妈妈每天从地安门到酒仙桥上班要骑车呢。
那次家访康生，没有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妈妈挨斗，才想起--妈妈还认识曹大姐呢！妈妈却说，相识是由于延安审干的时候，曹大姐蹲点把妈妈当做特务关进监狱！
刚刚抵达陕北一年的中共中央，正在应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剧烈变化的形势，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正在整合中央领导机构，急需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有王明、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赵容、博古当选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王明还当选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赵容当选主席团候补委员，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比中共的所有领袖包括毛泽东都高！
毛泽东的欢迎不是客气。不久，这架飞机上下来的三个人都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王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赵容任中央社会部部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赵容改名康生。
为什么选择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当时有句流传语言："保卫工作要选择最好的干部担任。"那么，领导全体保卫干部的干部，岂非最好最好的干部？而康生后来的表现，却证明这是个最坏最坏的干部。作者不得不思索这个任命的来历。
数数延安干部，曾经担任情报、保卫战线高级职务的有：周恩来、陈云、康生、邓发、罗瑞卿、李克农、潘汉年、周兴等人。周恩来是中央领导人，陈云另有重任，罗瑞卿主要在红军工作，邓发、周兴参加过肃反，潘汉年、李克农在特科的地位不如康生，算起来，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深层原因可能不止于此。一些曾在康生领导下工作的老保卫干部说，当时康生总是强调国际经验。
国际经验！
不能低估共产国际在这个阶段对于中共的影响。从组织关系上看，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共是上级领导关系。特别是在中共内部的争论中，共产国际更起着关键的仲裁作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还是张浩代表共产国际表态，才使张国焘接受中央领导。这次王明、康生回国，行前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8月专题研究中国局势，讨论通过王明的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党派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从国共对抗转为国共合作，这将要求中共实行180度的政策转变，异常困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这个时候需要加强国内干部的力量，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共产国际选中并派回的这种干部，主要就是王明和康生。
康生在共产国际任主席团候补委员，在中**内仅次于王明。康生在国内也有相当资历，曾在上海从事基层工作，曾经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且，还有中社部职务所需的情报工作经历，负责过中央特科工作。而且，康生曾在共产国际参与情报工作，学得不少"特别工作建设"经验。
正在健全情报、保卫工作组织的中共，当然也会重视这方面的国际经验。那时的延安驻有苏军情报组。中共中央和中社部都住在枣园，苏军的情报组就在中社部后边，专门盖的砖房，还有自己的专用电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由毛泽东直接掌握，通过化名"农委"的电台收发，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联络，则全部经由苏军情报组电台收发。毛泽东重视与苏联情报人员的关系，苏军情报组组长孙平要求学习中**史，毛泽东就亲自为他讲解。曾在苏联参加过格伯乌工作的师哲，被共产国际派回延安了解情况，立即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做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实际又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经手与"远方"来往的全部电文，后来还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具有国际经验的康生，又多了一重担任中社部部长的条件。创立中社部，康生很是出力。康生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简称"特建"），颇有一套。上海暴动中坐黄包车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点心盒子里面藏着两只手枪，到德国时暗带毛泽东、朱德给德共的信件通过海关，等等等等，训练班的青年人听得入神。康生富于情报实践，还有国际经验；康生文化素养颇高，左右手兼能书法；康生社会经验丰富，三教九流都通；康生能够在延安称老，也有些来由呢。
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了中社部部长这个实权，康生在延安神气得很。身着黑呢制服，胯下黑色大马，随从黑色狼狗，那派头，比苏联格伯乌头头也不逊色！
中社部创立之初干部很少，孔原曾任副部长，很快调到南方局工作。前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被任命为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不久升任副部长。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书香门第，自幼好学聪明，十七岁就在上海的报刊发表诗作和杂文，十九岁孤身一人闯荡上海，考入黎锦熙主办的中华国语学校。后来学校停办，潘汉年衣食无着，多亏朋友相助才度过艰难时刻，又在中华书局谋得校对员的差使。
中华书局是上海革命活动的基地，潘汉年在这里参加了进步工会组织的"五卅"罢工。1926年应邀加入文学团体创造社，在出版部工作。创造社领袖郭沫若、郁达夫都是享誉中华文坛的人物，出版部一伙文学青年也很进步。面对国民党的压制，潘汉年这个"小伙计"显示出众的办事能力，加入中共地下组织。
看来我家不会沾这个曹大姐的光了。
中央文革接见的时候，红卫兵管江青叫"江阿姨"，江青大为光火，说阿姨是保姆。这就令人诧异，那曹轶欧可是叫"曹大姐"的，论辈分大姐还不如阿姨。可是，还是没有人叫江青"大姐"。党内党外，人们只是叫"邓大姐"、"帅大姐"、"康大姐"。直到九十年代，作者才从一位中央警卫局领导那里打听清楚：大姐不是随便叫的。在中央办公厅，人们只管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女同志叫大姐，1927年以后的都不行！
"康老"、"曹大姐"，这两个称呼，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尊敬。据说，延安时期能够称"老"的，也就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四位六十以上的老人，可年龄偏小的康生居然也能称"老"！
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看清这个"康老"的水平。一个中央领导，居然能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喊："我看你的样子就是特务！"赵健民就这样被抓起来了。看相？红卫兵抓叛徒还要调查历史呢！康生的品德也令人鄙夷。总是喊"永远同江青同志站在一起！"临死又向毛泽东揭发江青是叛徒，早干什么去了？到这个时候，连中学生都恨江青了！
文革结束，康生被开除党籍。人们看到，江青整老干部，大多靠康生提供炮弹。这才知道，康生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整过许多人。
作者的父母都曾经历延安审干，二老常说：公安保卫工作在刀刃上走路，执行政策不能有一点儿偏差！那么，长期主管情报保卫工作的康生，怎么那么"左"呢？父亲只说了一句："康生这人是个谜。"
带着这个谜，作者追问了许多了解康生的人。
康生出身山东胶县大户人家，读过私塾，上过青岛教会学校礼贤中学，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由邓中夏、瞿秋白等任教，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1925年，康生在上海大学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康生与上海大学同学曹轶欧结婚。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紧急改组特科，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赵容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赵容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赵容接管整个特科工作。这个赵容，就是康生。康生原名张旺，用过张宗可、张裕先、张耘等多个名字。赵容由此成了中共的情报、保卫专才，系统内人称"老板"。不久，赵容调任临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
赵容还具有傲视国内同行的"国际经验"。1933年7月，赵容与曹轶欧同行，到苏联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正是那个左倾教条的王明。193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杀，苏共开始在党内肃清托派。王明、赵容积极参与苏联"肃托"，同时也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同志下手。赵容熟悉的特科成员萧寿煌被逮捕杀害，1933年中央离开上海后负责特科工作的武胡景，本是赵容的同乡兼同事，也被加以叛徒特务的罪名逮捕杀害。一些不肯加入王明帮派的学员，还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王明和赵容还超越国内的中共中央，直接对各地的中**组织发布指示。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临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在延安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冒着大雪在机场恭迎。
从苏联归国的王明、赵容，从新疆搭机的陈云，一起走下飞机。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这叫喜从天降！
潘汉年活跃于进步文坛，办周刊，写杂文，当年的小伙计结交诸多名人，被戏称"小开"（小老板）。北伐军兴，潘汉年应总政副主任郭沫若之邀，主编小报。潘汉年随军行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赶上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潘汉年在上海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写作大量文学作品，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江苏省委建立的中共第一个文化党组，书记就是潘汉年。后来。这个党组又划归中央宣传部，潘汉年又任中央文委的第一任书记，领导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亲自安排鲁迅同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见面。1930年，潘汉年负
责将"自由大同盟"、"社联"、"左联"、"剧联"、"工联"等各界左翼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反帝大同盟"，并任党组书记。26岁的"小开"，在上海各界路路通！
第二年，上海闻人潘汉年突然销声匿迹。有些熟人在街上碰到，他也只是寒暄了事。原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央将潘汉年调到特科负责情报工作。自从1931年参加中央特科，潘汉年始终在情报、统战工作的第一线活动。在中央苏区，曾参与红军与福建政府的谈判。长征路上，奉命转往白区，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给白区党组织。国共合作初期，潘汉年又往来延安与南京之间，成为两党中央的联络人。长于白区一线活动的潘汉年深得中央信任，连毛泽东都昵称"小开"。
1939年4月，刚任中社部一室主任不久的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到大城市手术，计划经由重庆转往香港治疗。行前康生布置：如果能在香港待住，就留在当地搞情报。10月，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在敌后组织情报工作。以后，潘汉年长期在香港、上海、淮南一带秘密活动，在敌后与日本、汪精卫、国民党情报机构斗智斗勇，获得许多重要战略情报。接管上海时，潘汉年被陈毅要去担任副市长。
作为秘密情报人员，潘汉年曾多次往来于敌我之间，解放后被错定为"内奸"逮捕关押。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受迫害的干部亲属纷纷要求平反，可是潘汉年与妻子董慧均已去世，没有留下后代。但是，特科的老同事始终在怀念潘汉年。年迈的陈云向中央提出为潘汉年复查平反的要求。1982年，潘汉年于去世五年后得到平反。
潘汉年是一个难得的情报奇才，既能亲身在第一线活动，又能在幕后指挥组织，战略目光敏锐，文化素养很高，长于同各界人士交友，善于分析整理情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长篇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一个潇潇洒洒的中共情报英才形象，传遍中华。
中社部后来又任命一位副部长，这就是"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
抗战初期李克农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先后组建西安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桂林办事处，在国统区建立许多情报关系。1941年3月李克农回到延安，任中社部副部长。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中社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中情部副部长。康生把主要精力用于整风审干，就由李克农主持中社部和中情部常务工作。1946年底，搞"抢救运动"声名狼藉的康生，不得不离开延安到晋绥搞土改，中社部和中情部就由李克农负责。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李克农又出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建国后，李克农任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参加日内瓦会议，将情报工作与多方面工作结合起来。李克农一直主管情报工作，提出一整套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确立情报工作的体系。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就规定中共情报工作不能使用金钱、美色、暗杀手段，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成熟。而国际情报界，包括美国、俄罗斯等情报大国，直到2002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才开始检讨恐怖手段。
李克农一生处于中共情报工作的关键位置，人们公认：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曾经在一段时间中担任中社部副部长的还有孔原、陈刚、刘少文、谭政文等人。
中社部的高层领导，个个都是人物。
至于康生之谜，还要慢慢分解。
党中央的情报、保卫机关是中社部；军队的情报机关是军委二局，保卫机关是总政锄奸部，部长吴慨之，副部长欧阳毅；政府系统，那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了。各行各业都有行话，圈子里面总是把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
这么多情报保卫机构，单数边保的名气最大。这么说吧，边保处长周兴在边区的名气比毛泽东还大！这不过是句笑谈，那进出陕甘宁边区的"护照"，上面都盖着周兴的大印，普通百姓认不得什么中央领导，就以为这周兴是延安最大的官儿了。
百姓笑谈不说，周恩来副主席也要褒贬周兴。这天，周兴在延安城里巡视，迎面碰上周恩来，周恩来笑道："周半城来了！"
周兴纳闷片刻，明白了。延安城遭受日军飞机多次轰炸，半城房屋损毁，中央机关都迁往城外的山沟，城里的机关只剩保安处一家。保安处位于南城，房子延伸到后面绵竹沟的窑洞，可不占据半城！明朝时分，南京有个沈万三，富比王侯，出钱帮助皇帝修筑城墙，人称"沈半城"。延安的周半城，虽然没有沈半城那样富，可也是兵强马壮。
统领全党情报、保卫工作的中社部，是个精干的指挥机构。管理陕甘宁边区情报、保卫工作的边保，却是实施部门，实力派。
国共合作，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体制借用美国体制，虽不是三权分立，却也号称"两权半"：政府、参议院独立，法院半独立。司法系统也有些特别，保安处兼有公安部门与检察部门的职能。边区的政权机构相当精简，各级一般只有三个部门，一处（分区和县为"科"）为民政、二处为财务，三处为教育，整个政府的人数都有严格编制。可是，保安系统却没有列入这个排序。边区称保安处，下面称保安科，明显特殊。参加政府会议的待遇也提高一级，别的部门限于科长的，保安处的科员都能参加。别的部门首长手下只有一两个科员，保安头头下面却有兵马，而且有明暗两个系统。明的，有武装的保安队，派往军队和某些单位的特派员；暗的，有各单位中兼职的"工作网员"。
保安处机关，一部（曾称局、部、科）管保卫，二部管侦察，三部管地方（后为审讯），还有干部处、办公室。早期，一部二部合为一部，担任一部领导的先后有谢滋群、布鲁。保卫与侦察分开后，师哲、赵苍璧等人担任一部领导，王凡、李启明等人担任二部领导。白栋才任三部领导，叶运高管审讯。实际上，保安处的业务工作主要是三块，侦察、情报、审讯。在这三个部门主管时间较长的人是：侦察的赵苍璧，情报的李启明，审讯的叶运高。
保安处下辖各县保安科。县保安科实行双重领导，既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又服从边保领导。保安科下属的保安队，又是县政府的惟一武装力量；保安科管理的看守所，又是县级的监狱。陕甘宁边区辖有5专区、22县、1市，到处都有保安力量。
延安市公安局由保安处直辖。也许因为延安是个城市，别的地方都称保安分处，惟有延安称为"公安局"。延安市局第一任局长刘护平工作出色，被送到苏联中山大学深造。副局长王卓超接任局长，一气干了十年。日本投降后接任局长的郝苏是三八式干部，副局长康世昌是更为年轻的本地干部。解放战争后期收复延安，康世昌任局长、梁济任副局长。
延安市局在全市设有4个派出所。第一派出所桥儿沟，所长邵炎出身官僚家庭，22岁就带着少校肩章主管一个电话局，却要来延安吃苦，建国后任公安部局长。第二派出所所长杨开明。第三派出所所长朱化龙是知识分子干部，建国后任职石油部。第四派出所李所长是个长征干部。局机关：一科侦察，科长苟良法，在南京地下党时掩护职务是国民党警察，建国后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二科治安、户口、消防，科长杨开明。三科司法，公检法的事情都管。四科总务。市局的干部配备很强，局本部大多是老资格的江西、四川红军，只有梁济一个延安人。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长征后调到市局工作，先后当过警察队指导员、第二、第一派出所所长。骑巡队指导员曾绍东建国后评为少将。
最显眼的是一支警察队。以往，中共保卫系统的武装力量，都称为警卫队、保卫队、特务队等，编制体制与军队相同。这次延安成立的警察队，就是中共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警察队的服装，与军队的灰色制服不同，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領章用铝合金特制，上有"边警"二字。战争中，作战双方的服装不能混淆，久而久之，军队服装式样的象征意义就十分强烈。中共军队的服装从样式到颜色，向来与国民党严格区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多少战士舍不得那顶红五星八角帽！延安警察的服式则与国民党的"黑狗子"一样，改装时不少战士闹情绪，还做了几天思想工作。警察队创建之时只有35人，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副队长张智理。不久，又由三个班扩编为三个区队，140多人。就这一个连，就是维护边区首府延安的全部治安力量。而且，中央首长的警卫员往往也从警察队中选调。林彪的警卫向彪、董必武的警卫冯文斌原来都是延安警察。延安城里主要路口，设有6个警察哨岗，兼有维护秩序与疏导交通的重任。警察队还要定期不定期地配合公安局治安科查户口、查旅店，延安城内有客店、骡马店十几家，商店上百家，居民近千家。延安经常召开报告会、群众会、文艺演出等各种大型会议活动，警察队还要负责警戒保卫集会安全。
延安市，外面说是边区的首府，内部说就是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市公安局就是首都公安局，民警多至300多人。市局的警察队任务重要，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武器之外，又给配备了乘马。那时的八路军马匹数量很少，能够有马骑的干部，可比现在乘坐专用轿车的官员少得多。延安市局的骑兵巡逻队有100多匹战马，由一名前国民党骑兵师教官担任教练。延安开大会，骑巡队每每出动表演，一声令下，战马一齐卧倒，用身体作为主人的射击掩体。骑术精湛的警察还可以站在马背上奔驰，惹得群众一片喝彩。每逢迎接外国或中央政府来
宾等重大场合，都要由这支骑巡队出马警戒。那威风，绝对不下于现在驾驶进口摩托的"国宾护卫队"。
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留守兵团。边区最高军事指挥部门是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是西北局书记高岗。还有延安卫戍司令部，司令员由驻扎边区的部队首长担任，先后有王震等人，副司令一职，一直由边保首长周兴担任。周兴此职绝非挂个空名，边保麾下，有个装备齐整的保安团呢！
保安团的前身是红军保卫局下属的保卫队，初期只有100多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连。到达延安后扩编，从部队抽调精兵强将，干部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战士百分之八十是党员。3个保卫营，一个营警卫党中央，一个营保卫军委总部，一个营保卫地方政府。团部设有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后来又取消营的编制，直辖7个步兵连队，还有机枪连、警卫排，共1500多人，武器有轻重机枪，长枪，还有大量驳壳枪，但是没有炮，属于内卫部队的编成。可以说，延安的保安团，就是今日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
保安团第一任团长李文昌是江西宁都起义的红军，第二任团长李志舟是陕北独立师干部，第三任团长是刘镇，政委由保安处政治部主任邹衍兼任，建国后邹衍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第一任参谋长王志，第二任参谋长夏飞，建国后任总参二部武官。保安团由边保和联防司令部双重领导，编制训练归联防司令部管理，执行任务则由边保指挥。保安团的任务很多，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警卫，首长警卫员的训练派遣，会议与首长出巡警卫，社会治安巡逻，看守犯人，边防检查站与路口警卫，防空哨与机场防卫，延安警备司令部站岗，都由保安团派出兵力。
中社部的主要力量放在战略情报方面，边保的主要力量放在边区保卫方面。边保秘书李启明到中央领"特费"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相比起来，中社部的经费就宽裕得多，可见中社部情报网络之广。可是，中社部是党的机构，不对外，而保安处就有两块牌子，对内是西北局社会部，对外是边区政府的保安处。中共在延安的保卫工作，都是由保安处出头露面。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始终面对强大的对手。日本帝国向来重视间谍工作，在中国活动的就有军部、政府、宪兵三大系统。作为友党的国民党，实际也把中共作为对手。国民党的中统局，从前身的一个科起就专职反共。军统局更是迅速膨胀，兼有抗日与反共双重任务。
中共这边，中央指挥部门--中社部，主要实施部门--保安处，也形成了完整的情报、保卫系统。
谁能斗过谁？
有识人士道：看人才！
边区保安处的首长，处长一直由周兴担任，副处长前期是杜理卿、谭政文，中期有刘海滨、刘秉温等人，后期有赵苍璧、李启明、李甫山等人。前期的杜理卿、谭政文，都是来自中央红军的老保卫干部。杜理卿在长征前就是红九军团保卫局长，长征后期任中央组织部四科（中央特工科）科长。刘海滨任职副处长时间最长，现存的边保文件大多由处长周兴、副处长刘海滨签署。刘海滨于1932年参加国家政治保卫局高级保卫训练班，听过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李克农讲课。长征时任二师特派员，战斗中受伤，一条腿拐了，调到地方工作。
刘海滨长期在边区保安处工作，建国初期，周恩来抽调一批公安干部到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刘海滨就到了西北工业大学。后来还和陕西省委书记胡耀邦成了儿女亲家。后期的三位副职，都来自陕西当地组织。
边保的领导层中，周兴、赵苍璧、李启明三人从事保卫工作的时间较长。周兴是中央红军长征干部，赵苍璧是陕北当地干部，李启明是外来知识分子干部，三人恰恰代表边保干部来源的三大类别。
周兴是毛泽东熟悉的干部。
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首都设在江西瑞金，周兴就在江西省保卫局工作。后来。周兴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副局长，毛泽东则兼任红一方面军政委。能够证明周兴与毛泽东关系的是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一件事。文革初期，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愤而自杀，省长周兴就成了造反派批斗的众矢之的。中央把云南的造反派和干部召到北京办学习班，两派群众对于是否"结合"周兴争论不休。这天，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接见云南学习班，大家都无比激动，也有些人心中嘀咕--毛主席会支持谁呢？
毛泽东走进会场，没有理会那些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径直问道："周兴在哪里？"
勉强获得"解放"的周兴正躲在远远的角落里。
毛泽东招呼周兴站到自己身边："来！我们照个相！"
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态度！周兴立即进入革命群众、解放军、革命干部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成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张合影照片中，身材高大的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泰然自若。身边的周兴，穿着不合身的新军装，手举红皮本子《毛主席语录》，诚惶诚恐地望着毛主席。
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周兴对毛泽东还是比较随便的。1962年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委汇报小麦估产40亿斤以上。毛泽东不放心，又召见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周兴。主管农业的周兴坦率地说：今年刮黄风，受灾减产，顶多有30亿斤。
后来，在一次批评右倾的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人刮黄风，此人就是周兴。"
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下传达时，隐去了周兴的名字，周兴却当场说："这指的是我！"
文化大革命中的揭发材料写道："周兴当时还恶毒地笑了一下！"
黑材料也会变成红材料。现在看来，正因为同毛泽东相熟，周兴反而敢说真话。
赵苍璧是陕北土生土长的干部。陕西人的"倔"是有名的，陕西古属雍州，"雍"，雍塞不通也。人们往往以为，这陕北是个闭塞落后的地方。殊不知，陕北一直是多民族交融与商旅往来之地，陕北人面朝黄土埋头务农种地，抬头高唱信天游赶驴经商，个性张扬而灵活。自从出了打翻明皇的李自成，从南京到北京，中央政府提起陕北流民就头疼。
赵苍璧的家乡清涧县，正是陕北"闹红"的重点地区。赵苍璧小时就读的赵家沟私塾，居然走出一批共和国的省委书记和部长。赵苍璧14岁入读清涧第二高小，白明善等老师是陕北早期共产党员，学校所在的高杰村又是毛泽东后来吟诵《沁园春·雪》的地方。学业优秀的赵苍璧，又转入县城就读清涧一高，这里又是谢子长1927年发动"清涧起义"的地方。在学校接受革命思想的赵苍璧，回乡当了小学教师。1932年冬，谢子长到清涧一带开辟根据地，18岁的赵苍璧投身革命，1934年任延水县第一区苏维埃主席，1935年2月任延水县保卫局秘书。那时的保卫局局长没有文化，工作依靠赵苍璧这个知识分子，群众戏称保卫局是"秘书专政"。
1935年，听说党中央到达陕北，赵苍璧这些陕北干部别提多高兴。可是不久就听说，中央在瓦窑堡遭受敌人袭击！赵苍璧心急如焚，单人跑去寻找。路上传言："中央被打散了，毛主席跑到苏联去了！"赵苍璧不信，谁能打散长征两万五千里的红军？赵苍璧辗转百里四处寻找，终于在保安县找到西北保卫局。从未走出陕北山区的赵苍璧，正好参加保卫局在当年10月举办的保卫培训班。
聪明机智的赵苍璧培训毕业后被留在西北保卫局任秘书。不久，保安县发生一起运输军用物资的马队被抢劫的案件，周兴派赵苍璧破案。巡视员赵苍璧率领20多名便衣，秘密潜入顺宁镇，百日侦察，终于查明是国民党组织的民团所为。同事建议调兵围剿，赵苍璧却不急于动手。远隔百里的民团，如何得知我们运输队出发的情报呢？赵苍璧带领一个侦察员，化装潜入民团团总家中，把团总父亲抓出来审讯。这下查明，民团在中央驻地安排了一个钉鞋的当坐探！
案件圆满侦破，周兴更加重视赵苍璧的才能。曲折复杂的侦破历程，也激起赵苍璧对侦察专业的浓厚兴趣。那个年代，许多干部的职业选择只是服从革命分配，而赵苍璧走上保卫工作道路，却包含个人的爱好。一次，保安处侦察科长赵苍璧到三边检查工作，正逢犯人逃跑，看押干部急着追踪，赵苍璧却说别忙。思索片刻，赵苍璧布置某某时间到某某地方设伏。果然，逃犯就按照赵苍璧估算的时间地点落入埋伏。老百姓赞叹："保安处不得了，有个赵科长能掐会算，一摸鼻子就能算出坏人在哪儿！"赵苍璧是有个思考时摸鼻头的习惯，其实是盘算那个犯人会利用夜暗回家，什么时候该走到什么地方。这些招数在当时也算高明。小学文化的赵苍璧好动脑筋，破案时总是苦苦思索，实在为难就把脑袋浸在冷水中思考。赵苍璧后来成为公认的"侦察专家"，离职休养后还写了一本《政治专案侦察概论》。
陕北这块干旱的土地，庄稼一旦得到天外雨露的滋养，总是生长极快。迷恋侦察业务的陕北干部赵苍璧，历任三边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绥德保安处处长、边区保安处的便衣队队队长、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解放战争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建国后，又在北京市、南京市、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历任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公安厅厅长、西南政法学院院长、副省长，197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
从县保卫局秘书到国家公安部长，赵苍璧具有完整的公安保卫工作经历。许多公安干部称赞，赵苍璧具有丰富的侦察经验、缜密的工作作风、和蔼的待人态度，堪称公安保卫干部的楷模。
李启明走上情报保卫战线的经历更是奇特--抓进来的！
李启明是山西人，1929年到太原一中读书，在这个中共山西党组织诞生的地方，看到日本共产党创始人河上肇的著作，参加共产党外围活动。1931年，李启明到监狱探望一个被捕的同学，这个党员同学小声提醒：赶快走！于是，李启明和一些同学跑到汾阳，参加冯玉祥举办的军官学校。1932年，李启明秘密加入共产党，随同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参加古北口战役。同盟军遭受日军和蒋介石的双重围剿，李启明等地下共产党员被迫转到绥远，1933年又到陕西苏区加入红二十六军。这里正缺有文化的干部，刘志丹将李启明调到红军学校工作。肃反开始，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遭到怀疑，有人揭发李启明是特务，于是两人一起被捕。在陕北肃反关押的干部中，李启明是比较年轻的一个。
中央到来后制止肃反，改组西北保卫局。秘书耿红发现，肃反关押的干部之中，有一个李启明政治品质很好，文化程度也高，就向周兴建议调来帮助工作。数十年后，耿红还为自己的眼光而得意，因为，这个李启明从西北保卫局的基层一直干到最高领导，连李克农也向自己了解这个未来女婿的情况。
省城名校的高中生甘心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学生从军自愿沉入外省基层工作，李启明的人生选择高起高打。肃反中与苏区最高领导人一起被捕受审，解脱后直接进入核心部门工作，李启明的人生际遇又是大落大起。
如果说军事工作需要"勇"的话，情报保卫战线则更强调"智"。李启明的才智正适于搞情报，秘书、检查站、训练班、外勤、情报科长，经历各种情报岗位的李启明，成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最年轻的副处长。建国后，这个西北公安部长又是各大区中最年轻的。中央本来准备调李启明去国外当大使，可是李启明的岳父李克农却说：不懂外语何必去国外受洋罪。后来，李启明一直留在陕西，文化大革命前任陕西省省长，文化大革命后任云南省委常务书记。
分析周兴、赵苍璧、李启明这批边保干部的来源，可以看到，中共情报、保卫干部的配备正在发生变化。
中共向来重视情报保卫系统的干部配备，高层领导送苏联培训，骨干成员强调工人成分。邓发是海员出身，周兴、陈复生、欧阳毅等人都是手工业工人出身。可是，组织成分纯而又纯，并没有保证不出顾顺章那样的叛徒，并没有保证不犯李韶九那样的严重错误。
经历挫折的中共更会用人，新配备的保卫干部来源多方：既有一批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又重视培训陕北当地农民干部；既有许多来自红区的工农干部，又充实来自白区的地下党干部，还特别注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
人事上的变化，是否显示情报保卫工作整体的变化？ 中社部成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缺干部。延安有马列学院，有军政大学，有中央党校，却没有一所情报保卫大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还得靠办班。创建特科时，周恩来于1928年春在武汉办班，亲自培训学员20多天。中央苏区创立国家保卫局，干部也来自训练班。西北保卫局改组伊始，周兴局长也主办过训练班。
中社部的训练班则是有计划地长期进行。第一期的学员查不全了，据说有李士英、周兴
等人。第二期学员罗青长，入门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登上去，从科员到科长，从室主任到秘书长，一直当到中央调查部部长。
罗青长是四川苍溪人，1932年在家乡参加共青团，后来加入红三十军。长征中，具有初中一年文化的罗青长，被调到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二、四方面军会合，又到红军总部任青年干事，上级领导是吴德峰。到达陕北后，罗青长又跟随吴德峰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吴德峰是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人物，1921年入党，1925年国共合作时任武汉市公安局长，国共分裂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交通局长，后来在中央苏区任湘赣省保卫局长，到达延安后曾任中央交通科科长，又到西安创建一个秘密情报系统。
曾与老情报吴德峰一起工作的罗青长，1938年7月从中央党校毕业，立即进入中社部的情报训练班学习，班长吴成是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人，班主任是从西北局调来的陕北干部白栋才，罗青长兼任支部书记。当年12月从第二期训练班毕业后，罗青长就成为中社部的秘密干部，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暗中，罗青长领导八办内部和西安地下的情报系统，还包括安吴训练班的保卫工作。后来，罗青长又调回延安中社部本部。
罗青长博闻强记，译电时可以不看本子直接翻译，经常掌管机要电台。罗青长善于整理情报，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激赏。罗青长还是个有名的活档案，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中社部一室主任罗青长随行，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中共各系统情报部署如数家珍。
建国后，罗青长兼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参与李宗仁归国、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等多项重要工作。人们都记得，周恩来去世前召见的最后一个干部，就是罗青长。
第三期学员，有的牺牲，有的叛变，有的病逝，有的在文革中被斗死，健在的只有王炎堂一人了。
王炎堂年少志大，在陕西合阳中学读书的时候，非要找共产党去打日本，15岁入党，没带组织关系就跑到延安上陕北公学。好在这时中共重视吸收知识分子，王炎堂又在陕公再次入党，跟着又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没几个月，又被选调到中社部训练班。中央领导和老情报干部多次到这个班讲课。王炎堂听到：情报、保卫工作是最光荣的工作，情报、保卫工作也是最艰险的工作；情报、保卫干部是最受信任的干部，情报、保卫干部也是无名英雄。思想单纯的王炎堂，从此决心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奉献终身。
培训毕业，王炎堂就被调到中社部秘书科工作。这个15岁的青年只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日常接触的干部都是老师。既有康生、潘汉年、李克农这样的经历丰富的文化人，也有周兴、谭政文、叶运高这样的任劳任怨的老红军。王炎堂边干边学，起初不过是收发文件，归类处理；接着就整理情报，撰写通报；而后又调查分析，研究情报。上级领导经常手把手地指导，王炎堂还写了一篇揭露国民党"特情突击运动"的文章，以"阿黄"的笔名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经手大量文件的王炎堂，逐渐成为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专家，圈内戏称"反革命科长"。
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王炎堂辗转西部边疆；建国以后曾驻外工作，后来又回到中央机关工作。青少年就从事情报工作的王炎堂，至今注重学习研究，着力总结历史经验。
第四期训练班学员陈龙来自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毕业后曾任中社部三室主任，成为延安有名的侦察专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中社部特派既能双手打枪又懂保卫的陈龙担任警卫。解放战争中陈龙任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东北公安部副部长，建国之初被急调北京任公安部一局局长。一局负责政治保卫，陈龙经手诸多重大案件，还提出中国侦察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内线侦察。
保卫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汪东兴，从事保卫工作并不很早，是第七期学员。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在家乡参加方志敏领导的红军部队。长征时在红军干部团任三连指导员，强渡金沙江指挥得力，得到干部团特派员周兴的重视。在延安任中央医院政委的汪东兴，希望搞保卫工作，有人就介绍他到中社部学习。汪东兴毕业后，到主管保卫的二室工作。胡宗南进攻延安，中社部二室主任汪东兴奉命跟随中央前委行军，从此直接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建国后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一生涉险，陕北转战穿梭于数十万敌军之间，天安门广场面见数百万红卫兵，视察大江南北逃脱林立果的暗杀，一生涉险的毛泽东毫发无伤，不能不说汪东兴的警卫工作有功。
刘海滨长期在边区保安处工作，建国初期，周恩来抽调一批公安干部到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刘海滨就到了西北工业大学。后来还和陕西省委书记胡耀邦成了儿女亲家。后期的三位副职，都来自陕西当地组织。
边保的领导层中，周兴、赵苍璧、李启明三人从事保卫工作的时间较长。周兴是中央红军长征干部，赵苍璧是陕北当地干部，李启明是外来知识分子干部，三人恰恰代表边保干部来源的三大类别。
周兴是毛泽东熟悉的干部。
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首都设在江西瑞金，周兴就在江西省保卫局工作。后来。周兴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副局长，毛泽东则兼任红一方面军政委。能够证明周兴与毛泽东关系的是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一件事。文革初期，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愤而自杀，省长周兴就成了造反派批斗的众矢之的。中央把云南的造反派和干部召到北京办学习班，两派群众对于是否"结合"周兴争论不休。这天，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接见云南学习班，大家都无比激动，也有些人心中嘀咕--毛主席会支持谁呢？
毛泽东走进会场，没有理会那些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径直问道："周兴在哪里？"
勉强获得"解放"的周兴正躲在远远的角落里。
毛泽东招呼周兴站到自己身边："来！我们照个相！"
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态度！周兴立即进入革命群众、解放军、革命干部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成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张合影照片中，身材高大的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泰然自若。身边的周兴，穿着不合身的新军装，手举红皮本子《毛主席语录》，诚惶诚恐地望着毛主席。
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周兴对毛泽东还是比较随便的。1962年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委汇报小麦估产40亿斤以上。毛泽东不放心，又召见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周兴。主管农业的周兴坦率地说：今年刮黄风，受灾减产，顶多有30亿斤。
后来，在一次批评右倾的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人刮黄风，此人就是周兴。"
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下传达时，隐去了周兴的名字，周兴却当场说："这指的是我！"
文化大革命中的揭发材料写道："周兴当时还恶毒地笑了一下！"
黑材料也会变成红材料。现在看来，正因为同毛泽东相熟，周兴反而敢说真话。
赵苍璧是陕北土生土长的干部。陕西人的"倔"是有名的，陕西古属雍州，"雍"，雍塞不通也。人们往往以为，这陕北是个闭塞落后的地方。殊不知，陕北一直是多民族交融与商旅往来之地，陕北人面朝黄土埋头务农种地，抬头高唱信天游赶驴经商，个性张扬而灵活。自从出了打翻明皇的李自成，从南京到北京，中央政府提起陕北流民就头疼。
赵苍璧的家乡清涧县，正是陕北"闹红"的重点地区。赵苍璧小时就读的赵家沟私塾，居然走出一批共和国的省委书记和部长。赵苍璧14岁入读清涧第二高小，白明善等老师是陕北早期共产党员，学校所在的高杰村又是毛泽东后来吟诵《沁园春·雪》的地方。学业优秀的赵苍璧，又转入县城就读清涧一高，这里又是谢子长1927年发动"清涧起义"的地方。在学校接受革命思想的赵苍璧，回乡当了小学教师。1932年冬，谢子长到清涧一带开辟根据地，18岁的赵苍璧投身革命，1934年任延水县第一区苏维埃主席，1935年2月任延水县保卫局秘书。那时的保卫局局长没有文化，工作依靠赵苍璧这个知识分子，群众戏称保卫局是"秘书专政"。
1935年，听说党中央到达陕北，赵苍璧这些陕北干部别提多高兴。可是不久就听说，中央在瓦窑堡遭受敌人袭击！赵苍璧心急如焚，单人跑去寻找。路上传言："中央被打散了，毛主席跑到苏联去了！"赵苍璧不信，谁能打散长征两万五千里的红军？赵苍璧辗转百里四处寻找，终于在保安县找到西北保卫局。从未走出陕北山区的赵苍璧，正好参加保卫局在当年10月举办的保卫培训班。
聪明机智的赵苍璧培训毕业后被留在西北保卫局任秘书。不久，保安县发生一起运输军用物资的马队被抢劫的案件，周兴派赵苍璧破案。巡视员赵苍璧率领20多名便衣，秘密潜入顺宁镇，百日侦察，终于查明是国民党组织的民团所为。同事建议调兵围剿，赵苍璧却不急于动手。远隔百里的民团，如何得知我们运输队出发的情报呢？赵苍璧带领一个侦察员，化装潜入民团团总家中，把团总父亲抓出来审讯。这下查明，民团在中央驻地安排了一个钉鞋的当坐探！
案件圆满侦破，周兴更加重视赵苍璧的才能。曲折复杂的侦破历程，也激起赵苍璧对侦察专业的浓厚兴趣。那个年代，许多干部的职业选择只是服从革命分配，而赵苍璧走上保卫工作道路，却包含个人的爱好。一次，保安处侦察科长赵苍璧到三边检查工作，正逢犯人逃跑，看押干部急着追踪，赵苍璧却说别忙。思索片刻，赵苍璧布置某某时间到某某地方设伏。果然，逃犯就按照赵苍璧估算的时间地点落入埋伏。老百姓赞叹："保安处不得了，有个赵科长能掐会算，一摸鼻子就能算出坏人在哪儿！"赵苍璧是有个思考时摸鼻头的习惯，其实是盘算那个犯人会利用夜暗回家，什么时候该走到什么地方。这些招数在当时也算高明。小学文化的赵苍璧好动脑筋，破案时总是苦苦思索，实在为难就把脑袋浸在冷水中思考。赵苍璧后来成为公认的"侦察专家"，离职休养后还写了一本《政治专案侦察概论》。
陕北这块干旱的土地，庄稼一旦得到天外雨露的滋养，总是生长极快。迷恋侦察业务的陕北干部赵苍璧，历任三边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绥德保安处处长、边区保安处的便衣队队队长、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解放战争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建国后，又在北京市、南京市、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历任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公安厅厅长、西南政法学院院长、副省长，197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
从县保卫局秘书到国家公安部长，赵苍璧具有完整的公安保卫工作经历。许多公安干部称赞，赵苍璧具有丰富的侦察经验、缜密的工作作风、和蔼的待人态度，堪称公安保卫干部的楷模。
李启明走上情报保卫战线的经历更是奇特--抓进来的！
李启明是山西人，1929年到太原一中读书，在这个中共山西党组织诞生的地方，看到日本共产党创始人河上肇的著作，参加共产党外围活动。1931年，李启明到监狱探望一个被捕的同学，这个党员同学小声提醒：赶快走！于是，李启明和一些同学跑到汾阳，参加冯玉祥举办的军官学校。1932年，李启明秘密加入共产党，随同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参加古北口战役。同盟军遭受日军和蒋介石的双重围剿，李启明等地下共产党员被迫转到绥远，1933年又到陕西苏区加入红二十六军。这里正缺有文化的干部，刘志丹将李启明调到红军学校工作。肃反开始，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遭到怀疑，有人揭发李启明是特务，于是两人一起被捕。在陕北肃反关押的干部中，李启明是比较年轻的一个。
中央到来后制止肃反，改组西北保卫局。秘书耿红发现，肃反关押的干部之中，有一个李启明政治品质很好，文化程度也高，就向周兴建议调来帮助工作。数十年后，耿红还为自己的眼光而得意，因为，这个李启明从西北保卫局的基层一直干到最高领导，连李克农也向自己了解这个未来女婿的情况。
省城名校的高中生甘心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学生从军自愿沉入外省基层工作，李启明的人生选择高起高打。肃反中与苏区最高领导人一起被捕受审，解脱后直接进入核心部门工作，李启明的人生际遇又是大落大起。
如果说军事工作需要"勇"的话，情报保卫战线则更强调"智"。李启明的才智正适于搞情报，秘书、检查站、训练班、外勤、情报科长，经历各种情报岗位的李启明，成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最年轻的副处长。建国后，这个西北公安部长又是各大区中最年轻的。中央本来准备调李启明去国外当大使，可是李启明的岳父李克农却说：不懂外语何必去国外受洋罪。后来，李启明一直留在陕西，文化大革命前任陕西省省长，文化大革命后任云南省委常务书记。
分析周兴、赵苍璧、李启明这批边保干部的来源，可以看到，中共情报、保卫干部的配备正在发生变化。
中共向来重视情报保卫系统的干部配备，高层领导送苏联培训，骨干成员强调工人成分。邓发是海员出身，周兴、陈复生、欧阳毅等人都是手工业工人出身。可是，组织成分纯而又纯，并没有保证不出顾顺章那样的叛徒，并没有保证不犯李韶九那样的严重错误。
经历挫折的中共更会用人，新配备的保卫干部来源多方：既有一批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又重视培训陕北当地农民干部；既有许多来自红区的工农干部，又充实来自白区的地下党干部，还特别注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
人事上的变化，是否显示情报保卫工作整体的变化？ 中社部成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缺干部。延安有马列学院，有军政大学，有中央党校，却没有一所情报保卫大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还得靠办班。创建特科时，周恩来于1928年春在武汉办班，亲自培训学员20多天。中央苏区创立国家保卫局，干部也来自训练班。西北保卫局改组伊始，周兴局长也主办过训练班。
中社部的训练班则是有计划地长期进行。第一期的学员查不全了，据说有李士英、周兴
等人。第二期学员罗青长，入门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登上去，从科员到科长，从室主任到秘书长，一直当到中央调查部部长。
罗青长是四川苍溪人，1932年在家乡参加共青团，后来加入红三十军。长征中，具有初中一年文化的罗青长，被调到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二、四方面军会合，又到红军总部任青年干事，上级领导是吴德峰。到达陕北后，罗青长又跟随吴德峰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吴德峰是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人物，1921年入党，1925年国共合作时任武汉市公安局长，国共分裂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交通局长，后来在中央苏区任湘赣省保卫局长，到达延安后曾任中央交通科科长，又到西安创建一个秘密情报系统。
曾与老情报吴德峰一起工作的罗青长，1938年7月从中央党校毕业，立即进入中社部的情报训练班学习，班长吴成是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人，班主任是从西北局调来的陕北干部白栋才，罗青长兼任支部书记。当年12月从第二期训练班毕业后，罗青长就成为中社部的秘密干部，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暗中，罗青长领导八办内部和西安地下的情报系统，还包括安吴训练班的保卫工作。后来，罗青长又调回延安中社部本部。
罗青长博闻强记，译电时可以不看本子直接翻译，经常掌管机要电台。罗青长善于整理情报，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激赏。罗青长还是个有名的活档案，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中社部一室主任罗青长随行，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中共各系统情报部署如数家珍。
建国后，罗青长兼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参与李宗仁归国、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等多项重要工作。人们都记得，周恩来去世前召见的最后一个干部，就是罗青长。
第三期学员，有的牺牲，有的叛变，有的病逝，有的在文革中被斗死，健在的只有王炎堂一人了。
王炎堂年少志大，在陕西合阳中学读书的时候，非要找共产党去打日本，15岁入党，没带组织关系就跑到延安上陕北公学。好在这时中共重视吸收知识分子，王炎堂又在陕公再次入党，跟着又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没几个月，又被选调到中社部训练班。中央领导和老情报干部多次到这个班讲课。王炎堂听到：情报、保卫工作是最光荣的工作，情报、保卫工作也是最艰险的工作；情报、保卫干部是最受信任的干部，情报、保卫干部也是无名英雄。思想单纯的王炎堂，从此决心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奉献终身。
培训毕业，王炎堂就被调到中社部秘书科工作。这个15岁的青年只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日常接触的干部都是老师。既有康生、潘汉年、李克农这样的经历丰富的文化人，也有周兴、谭政文、叶运高这样的任劳任怨的老红军。王炎堂边干边学，起初不过是收发文件，归类处理；接着就整理情报，撰写通报；而后又调查分析，研究情报。上级领导经常手把手地指导，王炎堂还写了一篇揭露国民党"特情突击运动"的文章，以"阿黄"的笔名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经手大量文件的王炎堂，逐渐成为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专家，圈内戏称"反革命科长"。
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王炎堂辗转西部边疆；建国以后曾驻外工作，后来又回到中央机关工作。青少年就从事情报工作的王炎堂，至今注重学习研究，着力总结历史经验。
第四期训练班学员陈龙来自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毕业后曾任中社部三室主任，成为延安有名的侦察专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中社部特派既能双手打枪又懂保卫的陈龙担任警卫。解放战争中陈龙任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东北公安部副部长，建国之初被急调北京任公安部一局局长。一局负责政治保卫，陈龙经手诸多重大案件，还提出中国侦察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内线侦察。
保卫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汪东兴，从事保卫工作并不很早，是第七期学员。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在家乡参加方志敏领导的红军部队。长征时在红军干部团任三连指导员，强渡金沙江指挥得力，得到干部团特派员周兴的重视。在延安任中央医院政委的汪东兴，希望搞保卫工作，有人就介绍他到中社部学习。汪东兴毕业后，到主管保卫的二室工作。胡宗南进攻延安，中社部二室主任汪东兴奉命跟随中央前委行军，从此直接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建国后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一生涉险，陕北转战穿梭于数十万敌军之间，天安门广场面见数百万红卫兵，视察大江南北逃脱林立果的暗杀，一生涉险的毛泽东毫发无伤，不能不说汪东兴的警卫工作有功。
凌云1941年入学，后来就留在中社部二室工作。建国初期，凌云到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工作，先后任局长、公安部副部长，长期主管反间谍工作，侦破诸多国民党特务案件。文化大革命中，经手机密的凌云受到林彪、江青的猜忌，在公安部首当其冲地被关押。文化大革命后凌云重新担当重任，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判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调整情报系统时，反间谍专家凌云又被任命为首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前上海市公安局长王鉴是第八期学员，这最后一期结束于1941年。
当年的中社部训练班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领导干部。王任安全部副部长，甘露任江苏省公安厅长，慕丰韵任边防总局局长，孙振任经济保卫局局长，王初任公安部副局长。
1992年6月24日，一批年近八旬的老人汇聚在北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职务不同的老人凑在一起相当蹊跷，莫非是时下流行的同学会？
有人暗道：中共情报战线的"黄埔一期"！
整整54年前，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延安城外的七里铺举办了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而后又连续举办7期，培训大批情报侦察干部。由此，人们戏称七里铺是培训共产党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把七里铺称为"黄埔"，这口气也许大了。中共情报保卫部门办训练班可不是七里铺一家，上面有中社部的枣园训练班，旁边有边保的三十里铺训练班。你七里铺称为"黄埔一期"，别家怎么算？
老人们笑道，这"黄埔一期"不过是一句笑谈。然而，这七里铺训练班称为黄埔一期，还是有些道理的--出干部啊！就说1992年应国家安全部之邀举办的这次聚会，尚且在世的七里铺一期学员到会的就有16位高级干部：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李启明、前司法部长邹瑜、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艾丁、前陕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乔苍松、前全国妇联秘书长吕璜、前北京市公安局处长姜鹏、前公安部顾问谢衡、前湖北高级人民检察院院长房照义、作家柯蓝、邓涛、杨黄林、柳峰、晏家华、汪琦……
当时的边区，情报保卫干部缺口很大，有文化的干部缺口更大。虽然都是情报侦察训练班，七里铺的学员都是知识分子干部，三十里铺都是陕北本地干部，七里铺的培训目的是打入敌后，三十里铺的培训目的是做边区本地公开工作。比较起来，三十里铺的学员虽然资格更老，但是文化偏低，毕业后一直留在边区工作，升迁的机会就少些。而七里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一毕业就受到重用，建国后又撒往全国各地，大都成为司局级、省部级以上干部。所以，这七里铺的名声就大起来了。
延安城南的七里铺，有个偏僻的小沟，出口一卡，外人根本不知里面在干什么。1938年6月,这里突然来了36名洋学生。三孔窑洞，一个班挤住一孔，8名女生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学员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第一期训练班的领导是边保保卫部长布鲁。布鲁是大革命时期的工人出身的老干部，走南闯北，社会知识、文化知识相当丰富。训练班的支部书记王凡、班长赵君实都是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小班长、党小组长都是红军时代的工农干部，有李启明等人。学员则都是抗战爆发前后入党的20岁左右的青年人，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火腿大王，吕璜来自四川的大学，谢衡是东北流亡学生……一个比一个家庭成份高，一个比一个文化程度高。
刚刚参加革命就被挑选参加情报、侦察训练班，学员们紧张而兴奋。天当教室地当桌，并没有减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课程都是神秘的情报保卫业务，授课人个个鼎鼎大名！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讲授革命气节。这些年轻人毕业后都要派到敌后工作，都将面临出生**的考验！陈云说，做一个革命的情报人员，对革命忠贞是首要条件。外国和国民党靠金钱美色收买间谍，中共的情报工作向来重视理想、信仰与道德。陈云举起右拳，代表国民党的力量，举起左拳，代表共产党的力量，形象地讲述敌我力量的消长。中央苏区遭受五次围剿时，右拳比左拳高，但是，共产党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消灭，这就是靠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从长征到抗日，左拳逐渐上升，右拳逐渐下降，将来，左拳一定会压倒右拳！
授课的李富春、孔原、徐特立、高自立、邓杰等人都在白区搞过地下工作，有些曾经被捕，经受酷刑的考验。学员们崇敬地听着，来的时候对党认识并不深，通过学习都坚定信念，决心永不叛党。
训练班的课程同正规学校不同，没有教材，也没有系统的理论，但是，授课人都有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结合实例讲解，学员们十分解渴。中社部部长康生讲授反托派斗争。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对派，被称为最危险的敌人。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介绍日本情报机构。那日本女谍川岛芳子的活动能力，真是令人惊叹。临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延安的李克农，抓空到训练班讲课。特科时代从事非法活动，国共合作时代具有合法身份，两种条件下开展秘密工作应有不同的方式。红队怎样英勇锄奸，八办如何骗过国特监视，李克农讲得比小说还生动。刘鼎向大家演示如何化装。这个老特科不仅善于使用伪装身份，而且善于变换自己的面目。刘鼎介绍，军统派往河南新乡的一个情报组，就是因为抽的香烟太高级被日特识破。
经过半年训练、一个月实习，一期结业。 七里铺第二期于1939年2月开始，11月结业。这期学员有王林、侯良、严夫、杜定华、杨岗、伊里、张季平、薛光、乔庄、郝苏等二十几人。郝苏虽然在抗大入了党，但填表写的却是"地主"出身。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辩论出身问题，不免诧异出身不好的人怎么当上军队的保卫干部。
郝苏回答：抗战时期吸收知识分子，不重出身。
年轻人不信，不讲出身也用不着招收"地主"子弟呀！
作者采访杜定华时，才搞清了这个问题。
这期学员全是男生，而且上来就学一个月日语。按计划，这些人毕业后将全部派往日军占领区。派往敌后的间谍，都要有当地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这样，出身"高"反而成了有利条件。这也说明，为什么第一期学员的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
经过审查的学员仍然会出问题。开学不久，一个姓马的就跑了。后来，又有紫军被国民党特务拉拢。
保安处便衣队长赵苍璧，被调来担任七里铺二期训练班的班主任。学生都是知识分子，有的还来自城镇，班主任却是个农民，黄土地里走出来的。赵苍璧性格温和，不摆老革命架子，很快同学员打成一片。午睡时，调皮的学员用草根挠赵苍璧的脚心，赵苍璧被弄醒也不恼。赵苍璧还带着学员用辘轳压出一块平地，栽上一根木桩，安上当地铁匠打就的铁圈，建成一个简易篮球场。学员招数也多，严夫挖了个沙坑，大家玩起了撑竿跳。起跑距离太近，就从赵苍璧住的窑洞里面起步。休息时分，赵苍璧常常弹弹陕北流行的三弦，与学生合奏。有时，赵苍璧也会躲到崖顶独自吹箫，那就是琢磨他的侦察专业呢。
二期的教员职务没有一期高，课程却更加专业。长期在敌后工作的八路军保卫部长吴改之，教授如何密写。曾希圣教授情报分析。中共在红军时期就开展无线电侦听工作，从中获得大量国民党军事情报，为反围剿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曾希圣就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建国后曾希圣任安徽省委书记，工作出现严重失误，据说，因为历史上情报功劳太大免于处分。刘鼎讲无线电通讯。同周恩来一起留学法国之后，刘鼎又到德国学习军事机械制造，到苏联学习军事工程设计，回国后在中央苏区造出红军自制的第一门炮、第一批炮弹。熟悉现代技术的刘鼎向大家教授收发报技术，没有电台就用锤子敲击铁轨来演示电码。学员们第一次听说神秘的密码，什么"依位法"、"漏格法"，妙不可言。刘鼎的课程甚至还包括如何投毒、放毒、防毒、解毒，这可都是敌特擅长的手段！这位擅长技术的刘鼎，建国后任第一机械部副部长。
训练班最有意思的是实习。领导上派出两组人员，一组情报，一组侦察，两组互相不相识，暗中斗法。七里铺一个学员实习谍报员，化装成卖菜小贩，到了预定地点，这老兄把担子横在路上叫卖。三十里铺的学员实习抓特务，一看这人就不像，哪有挡路做生意的小贩？于是，三十里铺学员抓了七里铺学员，一直闹到上级保卫机关才弄清都是自己人。
这期学员也出了不少干部。王林在延安曾任毛泽东的行政秘书、北京市民政局长，侯良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杜定华后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严夫、张季平后任国家安全部局长，杨岗后任四川公安厅长，伊里后任陕西公安厅长，薛光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乔庄后任云南公安厅长，郝苏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那时的学员，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高官重职，入学时就立下誓言，做革命的情报保卫人员，把生命献给党。
一期学员毛培春，离开共产党的训练班，进了国民党的训练班。毛培春化名进入军统的兰州训练班，又受军统派遣侦察共产党，成为打入敌特内部的双重间谍。
一期女生吕璜则不愿服从分配，潘汉年都没有谈通。好不容易从黑暗的地狱来到光明的土地，怎能明珠暗投？还是来自白区的布鲁体谅这种心情，吕璜得以留在心爱的边区，也对这位领导留下很好的印象。
二期学员阎又文，先是进入西北马鸿逵部队，又转往晋军傅作义部队，成为埋伏在国民党高层的情工人员。
二期学员郝苏，学习还没有毕业就不见了。原来，郝苏和薛克明两人骑着一匹马，到遥远的陇东去了。薛克明当了陇东保安科秘书，郝苏奉命当秘干，潜往国统区西峰镇。
三期的黄彬毕业后被分到军委二局，学习无线电收发与密码破译技术，从此走上秘密机要工作。
三十里铺训练班本来就为了补充地方干部，学员毕业后都分配到各县保安科工作。七里铺的学员本来打算都派往敌区，后来形势变化，边区更需要干部，这些学员也大多留在边保任职。二期的伊里做了保安处秘书。侯波、宋凝等学员年纪太小，还被送到延安中学读书。侯波中学毕业后做过保安处收发，建国后任中南海摄影师，拍摄大量中共领袖的照片。
无论中社部还是保安处，这些训练班的学员，往往比他们的上级文化高，许多还比老干部升迁快。提拔最快的外来知识分子是邹优瑜（邹瑜），这个广西学生当保安处的秘书科长时才18岁，从籍贯从资历都找不到优势，就是重视文化。郝苏也属于外来知识分子，1939年1月参加七里铺训练班的时候，陈昌奉这样的长征红军干部已经是警察队指导员。7年之后，郝苏任延安市公安局长，陈昌奉还是一个派出所长。如此重用知识分子，那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就没有意见？
前上海市公安局长王鉴是第八期学员，这最后一期结束于1941年。
当年的中社部训练班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领导干部。王任安全部副部长，甘露任江苏省公安厅长，慕丰韵任边防总局局长，孙振任经济保卫局局长，王初任公安部副局长。
1992年6月24日，一批年近八旬的老人汇聚在北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职务不同的老人凑在一起相当蹊跷，莫非是时下流行的同学会？
有人暗道：中共情报战线的"黄埔一期"！
整整54年前，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延安城外的七里铺举办了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而后又连续举办7期，培训大批情报侦察干部。由此，人们戏称七里铺是培训共产党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把七里铺称为"黄埔"，这口气也许大了。中共情报保卫部门办训练班可不是七里铺一家，上面有中社部的枣园训练班，旁边有边保的三十里铺训练班。你七里铺称为"黄埔一期"，别家怎么算？
老人们笑道，这"黄埔一期"不过是一句笑谈。然而，这七里铺训练班称为黄埔一期，还是有些道理的--出干部啊！就说1992年应国家安全部之邀举办的这次聚会，尚且在世的七里铺一期学员到会的就有16位高级干部：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李启明、前司法部长邹瑜、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艾丁、前陕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乔苍松、前全国妇联秘书长吕璜、前北京市公安局处长姜鹏、前公安部顾问谢衡、前湖北高级人民检察院院长房照义、作家柯蓝、邓涛、杨黄林、柳峰、晏家华、汪琦……
当时的边区，情报保卫干部缺口很大，有文化的干部缺口更大。虽然都是情报侦察训练班，七里铺的学员都是知识分子干部，三十里铺都是陕北本地干部，七里铺的培训目的是打入敌后，三十里铺的培训目的是做边区本地公开工作。比较起来，三十里铺的学员虽然资格更老，但是文化偏低，毕业后一直留在边区工作，升迁的机会就少些。而七里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一毕业就受到重用，建国后又撒往全国各地，大都成为司局级、省部级以上干部。所以，这七里铺的名声就大起来了。
延安城南的七里铺，有个偏僻的小沟，出口一卡，外人根本不知里面在干什么。1938年6月,这里突然来了36名洋学生。三孔窑洞，一个班挤住一孔，8名女生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学员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第一期训练班的领导是边保保卫部长布鲁。布鲁是大革命时期的工人出身的老干部，走南闯北，社会知识、文化知识相当丰富。训练班的支部书记王凡、班长赵君实都是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小班长、党小组长都是红军时代的工农干部，有李启明等人。学员则都是抗战爆发前后入党的20岁左右的青年人，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火腿大王，吕璜来自四川的大学，谢衡是东北流亡学生……一个比一个家庭成份高，一个比一个文化程度高。
刚刚参加革命就被挑选参加情报、侦察训练班，学员们紧张而兴奋。天当教室地当桌，并没有减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课程都是神秘的情报保卫业务，授课人个个鼎鼎大名！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讲授革命气节。这些年轻人毕业后都要派到敌后工作，都将面临出生**的考验！陈云说，做一个革命的情报人员，对革命忠贞是首要条件。外国和国民党靠金钱美色收买间谍，中共的情报工作向来重视理想、信仰与道德。陈云举起右拳，代表国民党的力量，举起左拳，代表共产党的力量，形象地讲述敌我力量的消长。中央苏区遭受五次围剿时，右拳比左拳高，但是，共产党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消灭，这就是靠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从长征到抗日，左拳逐渐上升，右拳逐渐下降，将来，左拳一定会压倒右拳！
授课的李富春、孔原、徐特立、高自立、邓杰等人都在白区搞过地下工作，有些曾经被捕，经受酷刑的考验。学员们崇敬地听着，来的时候对党认识并不深，通过学习都坚定信念，决心永不叛党。
训练班的课程同正规学校不同，没有教材，也没有系统的理论，但是，授课人都有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结合实例讲解，学员们十分解渴。中社部部长康生讲授反托派斗争。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对派，被称为最危险的敌人。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介绍日本情报机构。那日本女谍川岛芳子的活动能力，真是令人惊叹。临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延安的李克农，抓空到训练班讲课。特科时代从事非法活动，国共合作时代具有合法身份，两种条件下开展秘密工作应有不同的方式。红队怎样英勇锄奸，八办如何骗过国特监视，李克农讲得比小说还生动。刘鼎向大家演示如何化装。这个老特科不仅善于使用伪装身份，而且善于变换自己的面目。刘鼎介绍，军统派往河南新乡的一个情报组，就是因为抽的香烟太高级被日特识破。
经过半年训练、一个月实习，一期结业。 七里铺第二期于1939年2月开始，11月结业。这期学员有王林、侯良、严夫、杜定华、杨岗、伊里、张季平、薛光、乔庄、郝苏等二十几人。郝苏虽然在抗大入了党，但填表写的却是"地主"出身。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辩论出身问题，不免诧异出身不好的人怎么当上军队的保卫干部。
郝苏回答：抗战时期吸收知识分子，不重出身。
年轻人不信，不讲出身也用不着招收"地主"子弟呀！
作者采访杜定华时，才搞清了这个问题。
这期学员全是男生，而且上来就学一个月日语。按计划，这些人毕业后将全部派往日军占领区。派往敌后的间谍，都要有当地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这样，出身"高"反而成了有利条件。这也说明，为什么第一期学员的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
经过审查的学员仍然会出问题。开学不久，一个姓马的就跑了。后来，又有紫军被国民党特务拉拢。
保安处便衣队长赵苍璧，被调来担任七里铺二期训练班的班主任。学生都是知识分子，有的还来自城镇，班主任却是个农民，黄土地里走出来的。赵苍璧性格温和，不摆老革命架子，很快同学员打成一片。午睡时，调皮的学员用草根挠赵苍璧的脚心，赵苍璧被弄醒也不恼。赵苍璧还带着学员用辘轳压出一块平地，栽上一根木桩，安上当地铁匠打就的铁圈，建成一个简易篮球场。学员招数也多，严夫挖了个沙坑，大家玩起了撑竿跳。起跑距离太近，就从赵苍璧住的窑洞里面起步。休息时分，赵苍璧常常弹弹陕北流行的三弦，与学生合奏。有时，赵苍璧也会躲到崖顶独自吹箫，那就是琢磨他的侦察专业呢。
二期的教员职务没有一期高，课程却更加专业。长期在敌后工作的八路军保卫部长吴改之，教授如何密写。曾希圣教授情报分析。中共在红军时期就开展无线电侦听工作，从中获得大量国民党军事情报，为反围剿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曾希圣就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建国后曾希圣任安徽省委书记，工作出现严重失误，据说，因为历史上情报功劳太大免于处分。刘鼎讲无线电通讯。同周恩来一起留学法国之后，刘鼎又到德国学习军事机械制造，到苏联学习军事工程设计，回国后在中央苏区造出红军自制的第一门炮、第一批炮弹。熟悉现代技术的刘鼎向大家教授收发报技术，没有电台就用锤子敲击铁轨来演示电码。学员们第一次听说神秘的密码，什么"依位法"、"漏格法"，妙不可言。刘鼎的课程甚至还包括如何投毒、放毒、防毒、解毒，这可都是敌特擅长的手段！这位擅长技术的刘鼎，建国后任第一机械部副部长。
训练班最有意思的是实习。领导上派出两组人员，一组情报，一组侦察，两组互相不相识，暗中斗法。七里铺一个学员实习谍报员，化装成卖菜小贩，到了预定地点，这老兄把担子横在路上叫卖。三十里铺的学员实习抓特务，一看这人就不像，哪有挡路做生意的小贩？于是，三十里铺学员抓了七里铺学员，一直闹到上级保卫机关才弄清都是自己人。
这期学员也出了不少干部。王林在延安曾任毛泽东的行政秘书、北京市民政局长，侯良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杜定华后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严夫、张季平后任国家安全部局长，杨岗后任四川公安厅长，伊里后任陕西公安厅长，薛光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乔庄后任云南公安厅长，郝苏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那时的学员，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高官重职，入学时就立下誓言，做革命的情报保卫人员，把生命献给党。
一期学员毛培春，离开共产党的训练班，进了国民党的训练班。毛培春化名进入军统的兰州训练班，又受军统派遣侦察共产党，成为打入敌特内部的双重间谍。
一期女生吕璜则不愿服从分配，潘汉年都没有谈通。好不容易从黑暗的地狱来到光明的土地，怎能明珠暗投？还是来自白区的布鲁体谅这种心情，吕璜得以留在心爱的边区，也对这位领导留下很好的印象。
二期学员阎又文，先是进入西北马鸿逵部队，又转往晋军傅作义部队，成为埋伏在国民党高层的情工人员。
二期学员郝苏，学习还没有毕业就不见了。原来，郝苏和薛克明两人骑着一匹马，到遥远的陇东去了。薛克明当了陇东保安科秘书，郝苏奉命当秘干，潜往国统区西峰镇。
三期的黄彬毕业后被分到军委二局，学习无线电收发与密码破译技术，从此走上秘密机要工作。
三十里铺训练班本来就为了补充地方干部，学员毕业后都分配到各县保安科工作。七里铺的学员本来打算都派往敌区，后来形势变化，边区更需要干部，这些学员也大多留在边保任职。二期的伊里做了保安处秘书。侯波、宋凝等学员年纪太小，还被送到延安中学读书。侯波中学毕业后做过保安处收发，建国后任中南海摄影师，拍摄大量中共领袖的照片。
无论中社部还是保安处，这些训练班的学员，往往比他们的上级文化高，许多还比老干部升迁快。提拔最快的外来知识分子是邹优瑜（邹瑜），这个广西学生当保安处的秘书科长时才18岁，从籍贯从资历都找不到优势，就是重视文化。郝苏也属于外来知识分子，1939年1月参加七里铺训练班的时候，陈昌奉这样的长征红军干部已经是警察队指导员。7年之后，郝苏任延安市公安局长，陈昌奉还是一个派出所长。如此重用知识分子，那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就没有意见？
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内部的倾轧相当厉害。军统内部，就重用蒋介石的同乡浙江人，浙江人之中戴笠最亲信的又是小同乡"江山派"。这种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的特工组织，由于高度的亲密而非常巩固，但是一旦遇到人事更替，就会分崩离析。戴笠坠机死后，可能的继任者立即展开激烈争夺，最后虽由戴笠的同乡毛人凤接班，却也江河日下。
共产党这边，情报、保卫机关也有人事问题。特科多为大革命时期的白区干部，保卫局
多为工人出身的红军干部，抗日战争又大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干部，还有大批当地农民干部，这几类干部能否团结共事？
作者就此询问当时边保的干部科长，郭步岳说：中央当时重视使用知识分子，保安处的周兴等领导也重视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我们干部部门非但不会歧视这些知识分子干部，反而更加重视提拔使用他们。
赵苍璧夫妇都是陕北红军。丈夫在边保当领导，惠玉秀就在机关附近种菜养猪贴补家用。邵炎、郝苏等城镇来的知识青年，没事就到惠玉秀的菜园讨瓜吃，临走还抓上一把瓜子，谁也没把谁当外人。
作者写东西偏好追踪真相，哪怕是不受欢迎的真相。采访边保老干部的时候，总是追问人家，边保内部有什么矛盾？
青年知识分子当时是小字辈，怕是没有资格闹矛盾，那么大干部之间的关系呢？工作矛盾不好说，生活习惯呢？
就说吃饭。当时的延安分为大、中、小灶，处长周兴当然是吃小灶，可夫人杨玉英就得带着孩子去吃大灶。布鲁只是中层干部，却有自己的炊事员，而且爱吃大米。延安见不到咖啡，这个南洋华侨就把馒头烤焦磨面，自制苦咖啡。谭政文也是南方人，却吃不到大米，虽然副处长级别也高，谭政文却宁愿辣子盐巴小米饭，这个红军干部鄙夷讲究的生活。赵苍璧吃的小灶是自家伙食，妻子惠玉秀就在保安处附近开荒种菜，省下粮食捎回贫穷的老家。就是这样，赵苍璧的爷爷还饿死了。
经历与个性差异都大的领导干部之间，互不服气的事情屡屡发生。长征老干部周兴脾气很大，时常严词斥责。白区来的布鲁公开扬言，保安处要不是有自己，破案根本不行！陕北干部李甫山和长征干部叶运高吵架，周兴都劝不住！
一个单位能否搞好团结的关键在于一把手。边保处长身边，有谭政文、杜理卿、刘海滨这样的长征老干部，有白栋才、刘子义、郭步岳等老资格陕北当地干部,有布鲁这样的白区地下工作干部，周兴能够压住台也不容易呢。人们说，周兴原则性强，也主观，挺爱训人。人们又说，周兴胸怀坦荡，训完就算了。人们说，周兴对于白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很是看重。对周兴意见最大的，好像倒是一起长征过来的陈复生等红军干部。
李启明其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白区干部，还当过红军，也算当地干部，几类人的身份都有，正是作者追踪内情的对象。李启明坦率地回答：那时候争吵不算什么，周兴那人主观爱训人，我就顶过他。作者追问怎么顶？李启明笑了：周兴骂我，我就打了他一拳。秘书打处长？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如今的公安部门会有什么后果？反正当时李启明是没挨整，而且提升比别人快。
能够重视人才，团结人才，看来也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能够战胜对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来干部来自全国各地，南到两广，北到东北，东到海隅，全国到处都有人来，这就立即改变中共早期干部集中于几个省份的格局，便于向各地开展工作。中共干部本来在品质和意志上远超国民党，只是文化程度偏低，有了这批知识分子，国民党在人才方面一点儿优势也没有了，而共产党方面则是如虎添翼！
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尚未具备开办正式学校的条件，只能通过训练班来培训干部。中社部、保安处，还有其他根据地举办的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起到快速培育人才的作用，称为情报保卫战线的"黄埔军校"，也是差强人意。
从长远看，"黄埔军校"更是名符其实！就是这些从延安窑洞走出的年轻学员，后来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居然组成新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顶尖领导层。
作者一一采访这些"中国的特务头子"。这些年届八十的老人，回顾一生波澜起伏的生活，都说当年训练班的生活最值得怀念，都说训练班的同学最亲切。
那是青春的记忆啊！
一个人的青年起步阶段，往往影响一生道路。这些青年时期曾经穴居窑洞的老人，尽管后来都担当相当重要的工作，都担任相当高级的职务，但都有共同的个性：不肯夸耀自己个人的功劳。当年他们入学的时候就被告知，要保守秘密，甘当无名英雄。
出于采访写作的需要，作者非得动员他们说出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理由是不能埋没革命历史功绩。但人家只肯讲集体，不肯讲个人！作者又要解释读者爱看个人经历，历史总是由个人组成的嘛！
作者发现，这些采访对象都具有党性强、品德好、政策水平高、工作严谨、作风扎实的特点。这是否来自延安窑洞训练班的特殊培养？
老情报保卫干部却说：这本来就是中共情报保卫干部的特质！ 经过中央的大力调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有了完备的组织体系，成批的新生力量，各项工作就很快部署开来。
延安内外，构筑公开与隐蔽的防线。
防守边区的公开合法力量，首先是留守兵团，其次是政府的保安部队。中央机关的警卫任务，由保安处移交给中社部。把守交通要道的是保安系统的检查站。
延安市公安局检查站，设在面对西安方向的南门外七里铺。抗大毕业的东北学生赵去非任站长，江西红军丁尚柏任指导员，警察队一个班值勤。检查站检查进城人携带的行李，主要查禁爆炸物品。对于前来报考抗大的学生，则由站长谈话，了解基本情况后向抗大转报。后来，这个检查站改为直属边保的第一检查站。第二检查站设在更南面的富县茶坊，由红军干部程洪义（后名陈平）任站长，李启明任指导员。第一站在延安门口，第二站在边区门口，等于给延安加了两道门闩。第三检查站设在延安东面的永平，站长惠锡理，第四检查站设在更东的黄河边的临镇，站长张金华。这两站又给延安东面加了两道门锁。国共合作初期，四个检查站在1938年秋撤销；国民党搞磨擦，1939年初又恢复设站。开始设在三十里铺，站长刘金明。后来回撤到茶坊，站长罗光。
检查站把守延安与西安之间的必经之路。1938年4月张国焘逃离延安，就经由这个检查站。那时，张国焘带领一个排警卫，乘坐两辆卡车出境，没有检查。张国焘叛逃后，张国焘的妻子、小姨子、儿子三人，也乘坐一辆卡车从这里出境。检查时，张国焘的妻子声称自己去西安做统战工作，检查就是个手续，简单看看就行了。赵去非早已得到保安处科长布鲁的通知，亲自带人详细检查。经查，所带行李之中没有文件，也就放行了。
后任站长罗光，从三十里铺训练班毕业，又留在三十里铺检查站工作，还娶了个三十里铺姑娘为妻，先后在这里任检查员、副站长、站长。罗光工作细致认真，查出国民党二十二军过境车辆非法携带的鸦片、银元，还没收不少日货。边区北边有十几个国民党管辖的县，县长们去西安开会路过边区，带了一大堆行李，有的检查员说都是县长放过算了，罗光却坚持全部开箱检查，终于在一个箱子里发现大批反共文件。检查站派了一个架窝子（两匹牲口架驮一个大筐），连夜送到保安处，保安处又立即上报中社部，中社部将这批国民党反共文件全部拍照留存。中共首次看到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也是罗光查获的。为此，罗光在1941年出席边区先进工作者和战斗英雄代表大会。
如果有特务通过了检查站，那么，延安城里还有秘密机关等着呢！中社部二室在延安城里开了家西北旅社，专门招待来往客人，先后由汪金祥和曲及新任经理。新市场有家时髦的照相馆，也是中社部的掩护点。保安处和延安市局的掩护点就更多，一些小商贩也向公安局提供情况。
边区政府的交际处里面，也由保安处干部王再天担任处长金城的秘书。这里接待的客人多是国民党官员、记者，还有外国人。与中共友好的国民党将领邓宝珊从榆林到西安，经过延安时总在这里受到热情接待。绥德的反共专员何绍南借宿的时候，保安处暗中监视。国民党曾经组织庞大的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其中安插了好几个中统、军统特务。中社部与保安处都派人严密监视。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常年在交际处居住，保安处派遣一个专门小组，安排了几个机灵的接待员，专门对其开展工作。
延安城里还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力量--便衣队。便衣队，寻名责实，就是不穿制服的秘密力量。而且，这便衣队非但对外保密，就是保安处的内部人员也不知情。便衣队成员主要任务是跟踪嫌疑人员，控制社会秩序，担任警卫任务。但是，执行任务时一律以各种公开身份掩护，隐蔽行事。喜爱侦察的赵苍璧任便衣队长，来自大后方重庆的十七岁青年蔡诚任秘书。便衣队整天琢磨延安内外的各色人等，将各个隐秘角落纳入保卫视线。
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在边保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在边保的领导下领导各县工作。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形成5大分区的布局。
边保调派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分处加强工作。
关中分处处长汪锋，建国后任陕西省委书记、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副处长于桑，建国后任西安市公安局长、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副部长。陇东分处处长赵苍璧，后任边保副处长，建国后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科长、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公安厅长、四川省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三边分处处长赵文献。副处长邓国忠，建国后任陕西省西北公安部人事处长、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副省长兼厅长。绥德分处处长刘子义。副处长布鲁，后任处长、松江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长、吉林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长、江西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厅长，建国初接管广州，任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除专门机关外，边区上下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于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
随着路线的转变、经验的增加，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方式也在转变。以往大多采取守势，逐步转为针锋相对。以往情报工作多由中央特科一家承担，现在各根据地、各级公安机关都向外开展情报工作。边保发出的打入敌区的指示中，有了"红色间谍"和"政治侦探"的名称。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成功完成路线调整、机构重组、任务部署、人事储备，奠定纵贯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基础。1938年到1941年这几年，堪称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成熟时期的开端。
共产党这边，情报、保卫机关也有人事问题。特科多为大革命时期的白区干部，保卫局
多为工人出身的红军干部，抗日战争又大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干部，还有大批当地农民干部，这几类干部能否团结共事？
作者就此询问当时边保的干部科长，郭步岳说：中央当时重视使用知识分子，保安处的周兴等领导也重视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我们干部部门非但不会歧视这些知识分子干部，反而更加重视提拔使用他们。
赵苍璧夫妇都是陕北红军。丈夫在边保当领导，惠玉秀就在机关附近种菜养猪贴补家用。邵炎、郝苏等城镇来的知识青年，没事就到惠玉秀的菜园讨瓜吃，临走还抓上一把瓜子，谁也没把谁当外人。
作者写东西偏好追踪真相，哪怕是不受欢迎的真相。采访边保老干部的时候，总是追问人家，边保内部有什么矛盾？
青年知识分子当时是小字辈，怕是没有资格闹矛盾，那么大干部之间的关系呢？工作矛盾不好说，生活习惯呢？
就说吃饭。当时的延安分为大、中、小灶，处长周兴当然是吃小灶，可夫人杨玉英就得带着孩子去吃大灶。布鲁只是中层干部，却有自己的炊事员，而且爱吃大米。延安见不到咖啡，这个南洋华侨就把馒头烤焦磨面，自制苦咖啡。谭政文也是南方人，却吃不到大米，虽然副处长级别也高，谭政文却宁愿辣子盐巴小米饭，这个红军干部鄙夷讲究的生活。赵苍璧吃的小灶是自家伙食，妻子惠玉秀就在保安处附近开荒种菜，省下粮食捎回贫穷的老家。就是这样，赵苍璧的爷爷还饿死了。
经历与个性差异都大的领导干部之间，互不服气的事情屡屡发生。长征老干部周兴脾气很大，时常严词斥责。白区来的布鲁公开扬言，保安处要不是有自己，破案根本不行！陕北干部李甫山和长征干部叶运高吵架，周兴都劝不住！
一个单位能否搞好团结的关键在于一把手。边保处长身边，有谭政文、杜理卿、刘海滨这样的长征老干部，有白栋才、刘子义、郭步岳等老资格陕北当地干部,有布鲁这样的白区地下工作干部，周兴能够压住台也不容易呢。人们说，周兴原则性强，也主观，挺爱训人。人们又说，周兴胸怀坦荡，训完就算了。人们说，周兴对于白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很是看重。对周兴意见最大的，好像倒是一起长征过来的陈复生等红军干部。
李启明其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白区干部，还当过红军，也算当地干部，几类人的身份都有，正是作者追踪内情的对象。李启明坦率地回答：那时候争吵不算什么，周兴那人主观爱训人，我就顶过他。作者追问怎么顶？李启明笑了：周兴骂我，我就打了他一拳。秘书打处长？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如今的公安部门会有什么后果？反正当时李启明是没挨整，而且提升比别人快。
能够重视人才，团结人才，看来也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能够战胜对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来干部来自全国各地，南到两广，北到东北，东到海隅，全国到处都有人来，这就立即改变中共早期干部集中于几个省份的格局，便于向各地开展工作。中共干部本来在品质和意志上远超国民党，只是文化程度偏低，有了这批知识分子，国民党在人才方面一点儿优势也没有了，而共产党方面则是如虎添翼！
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尚未具备开办正式学校的条件，只能通过训练班来培训干部。中社部、保安处，还有其他根据地举办的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起到快速培育人才的作用，称为情报保卫战线的"黄埔军校"，也是差强人意。
从长远看，"黄埔军校"更是名符其实！就是这些从延安窑洞走出的年轻学员，后来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居然组成新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顶尖领导层。
作者一一采访这些"中国的特务头子"。这些年届八十的老人，回顾一生波澜起伏的生活，都说当年训练班的生活最值得怀念，都说训练班的同学最亲切。
那是青春的记忆啊！
一个人的青年起步阶段，往往影响一生道路。这些青年时期曾经穴居窑洞的老人，尽管后来都担当相当重要的工作，都担任相当高级的职务，但都有共同的个性：不肯夸耀自己个人的功劳。当年他们入学的时候就被告知，要保守秘密，甘当无名英雄。
出于采访写作的需要，作者非得动员他们说出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理由是不能埋没革命历史功绩。但人家只肯讲集体，不肯讲个人！作者又要解释读者爱看个人经历，历史总是由个人组成的嘛！
作者发现，这些采访对象都具有党性强、品德好、政策水平高、工作严谨、作风扎实的特点。这是否来自延安窑洞训练班的特殊培养？
老情报保卫干部却说：这本来就是中共情报保卫干部的特质！ 经过中央的大力调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有了完备的组织体系，成批的新生力量，各项工作就很快部署开来。
延安内外，构筑公开与隐蔽的防线。
防守边区的公开合法力量，首先是留守兵团，其次是政府的保安部队。中央机关的警卫任务，由保安处移交给中社部。把守交通要道的是保安系统的检查站。
延安市公安局检查站，设在面对西安方向的南门外七里铺。抗大毕业的东北学生赵去非任站长，江西红军丁尚柏任指导员，警察队一个班值勤。检查站检查进城人携带的行李，主要查禁爆炸物品。对于前来报考抗大的学生，则由站长谈话，了解基本情况后向抗大转报。后来，这个检查站改为直属边保的第一检查站。第二检查站设在更南面的富县茶坊，由红军干部程洪义（后名陈平）任站长，李启明任指导员。第一站在延安门口，第二站在边区门口，等于给延安加了两道门闩。第三检查站设在延安东面的永平，站长惠锡理，第四检查站设在更东的黄河边的临镇，站长张金华。这两站又给延安东面加了两道门锁。国共合作初期，四个检查站在1938年秋撤销；国民党搞磨擦，1939年初又恢复设站。开始设在三十里铺，站长刘金明。后来回撤到茶坊，站长罗光。
检查站把守延安与西安之间的必经之路。1938年4月张国焘逃离延安，就经由这个检查站。那时，张国焘带领一个排警卫，乘坐两辆卡车出境，没有检查。张国焘叛逃后，张国焘的妻子、小姨子、儿子三人，也乘坐一辆卡车从这里出境。检查时，张国焘的妻子声称自己去西安做统战工作，检查就是个手续，简单看看就行了。赵去非早已得到保安处科长布鲁的通知，亲自带人详细检查。经查，所带行李之中没有文件，也就放行了。
后任站长罗光，从三十里铺训练班毕业，又留在三十里铺检查站工作，还娶了个三十里铺姑娘为妻，先后在这里任检查员、副站长、站长。罗光工作细致认真，查出国民党二十二军过境车辆非法携带的鸦片、银元，还没收不少日货。边区北边有十几个国民党管辖的县，县长们去西安开会路过边区，带了一大堆行李，有的检查员说都是县长放过算了，罗光却坚持全部开箱检查，终于在一个箱子里发现大批反共文件。检查站派了一个架窝子（两匹牲口架驮一个大筐），连夜送到保安处，保安处又立即上报中社部，中社部将这批国民党反共文件全部拍照留存。中共首次看到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也是罗光查获的。为此，罗光在1941年出席边区先进工作者和战斗英雄代表大会。
如果有特务通过了检查站，那么，延安城里还有秘密机关等着呢！中社部二室在延安城里开了家西北旅社，专门招待来往客人，先后由汪金祥和曲及新任经理。新市场有家时髦的照相馆，也是中社部的掩护点。保安处和延安市局的掩护点就更多，一些小商贩也向公安局提供情况。
边区政府的交际处里面，也由保安处干部王再天担任处长金城的秘书。这里接待的客人多是国民党官员、记者，还有外国人。与中共友好的国民党将领邓宝珊从榆林到西安，经过延安时总在这里受到热情接待。绥德的反共专员何绍南借宿的时候，保安处暗中监视。国民党曾经组织庞大的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其中安插了好几个中统、军统特务。中社部与保安处都派人严密监视。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常年在交际处居住，保安处派遣一个专门小组，安排了几个机灵的接待员，专门对其开展工作。
延安城里还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力量--便衣队。便衣队，寻名责实，就是不穿制服的秘密力量。而且，这便衣队非但对外保密，就是保安处的内部人员也不知情。便衣队成员主要任务是跟踪嫌疑人员，控制社会秩序，担任警卫任务。但是，执行任务时一律以各种公开身份掩护，隐蔽行事。喜爱侦察的赵苍璧任便衣队长，来自大后方重庆的十七岁青年蔡诚任秘书。便衣队整天琢磨延安内外的各色人等，将各个隐秘角落纳入保卫视线。
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在边保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在边保的领导下领导各县工作。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形成5大分区的布局。
边保调派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分处加强工作。
关中分处处长汪锋，建国后任陕西省委书记、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副处长于桑，建国后任西安市公安局长、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副部长。陇东分处处长赵苍璧，后任边保副处长，建国后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科长、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公安厅长、四川省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三边分处处长赵文献。副处长邓国忠，建国后任陕西省西北公安部人事处长、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副省长兼厅长。绥德分处处长刘子义。副处长布鲁，后任处长、松江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长、吉林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长、江西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厅长，建国初接管广州，任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除专门机关外，边区上下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于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
随着路线的转变、经验的增加，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方式也在转变。以往大多采取守势，逐步转为针锋相对。以往情报工作多由中央特科一家承担，现在各根据地、各级公安机关都向外开展情报工作。边保发出的打入敌区的指示中，有了"红色间谍"和"政治侦探"的名称。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成功完成路线调整、机构重组、任务部署、人事储备，奠定纵贯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基础。1938年到1941年这几年，堪称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成熟时期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