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脉络的简要梳理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之后，经济学便一直摇摆在自由放任与行政管制之间，纯粹的古典自由主义至少在现实社会层面是不可行的（除了祖师爷米塞斯，甚至新奥地利学派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从这一意义上说，JMK的贡献并不在于引入干预概念，而在于为适当的干预找到了方法
相对的，新自由主义阵营倾向于指出的是，政府干预应当是有限度的、次选的，否则只能意味着效率低下与权力寻租（或者更糟，意味着“通往奴役之路”）；然而现实的困难在于，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尽管成功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却始终未能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合适的界限（市场失灵从来就不是有无问题，而是程度问题）
于是这才有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财政/选择学派的横空出世：通过在政府-市场选择之间引入边际收益概念，布坎南在理论层面成功地为此划下了明确的界限，如果我们将政府对于市场失灵的纠正视作收益，而将政府的运营成本（包括支撑政府之税负的无谓损失）和行政干预带来的效率损失视为成本，那么我们便不难发现，成本=收益的编辑均衡点意味着帕累托最优解。布坎南能够与哈耶克、弗里德曼鼎足而立，被尊为新自由主义的三宗匠之一，其核心贡献即在于此（这也是新自由主义融合新凯恩斯主义的第一次尝试）
随着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自由主义阵营开始进一步反思经济周期之本质（或者说市场失灵是不是导致经济周期反复出现的主要甚至唯一原则），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之上，小卢卡斯成功开创了理性预期学派：理性市场主体能够对于一切可见或可预期因素做出充分且准确之反映，因此能够造成大范围经济波动的仅有无法预见的随机冲击（如此任何透明的、可预期的经济政策--无论货币政策抑或财政政策--均无效，唯一能够起作用的仅仅是毫无逻辑可言的随机操作）；于是经济危机恰恰体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不言而喻，这是无法预期的；当然小卢卡斯并不否认市场失灵，只不过因其主要关注长期/超长期经济增长，于是这对此并未给予过多重视），是浴火重生的伟大涅磐；对此的任何干预不仅难以起到作用（或者说效力只能是极短期的），更有碍于长期/超长期经济增长。毫无疑问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创新之一，至此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至少在理论层面已彻底但毕竟“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小卢卡斯的学术地位也因此稍稍逊色于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三人
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自洽是建立在将理性主体、有效市场（零交易成本、信息充分对称、不存在市场势力且市场规模趋向于无穷大）、萨伊定律（供给自发创造充分需求）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等概念精炼至极限的基础之上的，然则上述理想假定显然与事实不符；于是新凯恩斯主义相继发展了行为经济学（反映有限理性）、不完全有效市场经济学（反映交易成本、市场势力和信息不对称）、博弈论（反映限制条件下的最优均衡，本质上可以视为非瓦尔拉斯均衡的数学精炼）等概念加以反击；但也正是在相互攻击之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凯恩斯学派（70年代末一度遭遇极大冲击）消化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大量新兴观念
“最后的经济学通才”保罗.萨缪尔森归纳整理了两者近40年来的争论之后，融汇贯通并提出了划时代的后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两者整合进了一个统一的学术体系之内（萨缪尔森被公认为JMK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理由即在于此）；反映在现实政治层面，便是以克林顿、布莱尔为代表的“新中间路线”的伟大胜利（区别仅仅在于中间偏左抑或中间偏右，实践层面还是偏左更多一些；毕竟后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体、新自由主义为用）
有了这么一个脉络，或许有助于我们分析很多问题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之后，经济学便一直摇摆在自由放任与行政管制之间，纯粹的古典自由主义至少在现实社会层面是不可行的（除了祖师爷米塞斯，甚至新奥地利学派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从这一意义上说，JMK的贡献并不在于引入干预概念，而在于为适当的干预找到了方法
相对的，新自由主义阵营倾向于指出的是，政府干预应当是有限度的、次选的，否则只能意味着效率低下与权力寻租（或者更糟，意味着“通往奴役之路”）；然而现实的困难在于，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尽管成功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却始终未能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合适的界限（市场失灵从来就不是有无问题，而是程度问题）
于是这才有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财政/选择学派的横空出世：通过在政府-市场选择之间引入边际收益概念，布坎南在理论层面成功地为此划下了明确的界限，如果我们将政府对于市场失灵的纠正视作收益，而将政府的运营成本（包括支撑政府之税负的无谓损失）和行政干预带来的效率损失视为成本，那么我们便不难发现，成本=收益的编辑均衡点意味着帕累托最优解。布坎南能够与哈耶克、弗里德曼鼎足而立，被尊为新自由主义的三宗匠之一，其核心贡献即在于此（这也是新自由主义融合新凯恩斯主义的第一次尝试）
随着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自由主义阵营开始进一步反思经济周期之本质（或者说市场失灵是不是导致经济周期反复出现的主要甚至唯一原则），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之上，小卢卡斯成功开创了理性预期学派：理性市场主体能够对于一切可见或可预期因素做出充分且准确之反映，因此能够造成大范围经济波动的仅有无法预见的随机冲击（如此任何透明的、可预期的经济政策--无论货币政策抑或财政政策--均无效，唯一能够起作用的仅仅是毫无逻辑可言的随机操作）；于是经济危机恰恰体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不言而喻，这是无法预期的；当然小卢卡斯并不否认市场失灵，只不过因其主要关注长期/超长期经济增长，于是这对此并未给予过多重视），是浴火重生的伟大涅磐；对此的任何干预不仅难以起到作用（或者说效力只能是极短期的），更有碍于长期/超长期经济增长。毫无疑问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创新之一，至此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至少在理论层面已彻底但毕竟“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小卢卡斯的学术地位也因此稍稍逊色于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三人
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自洽是建立在将理性主体、有效市场（零交易成本、信息充分对称、不存在市场势力且市场规模趋向于无穷大）、萨伊定律（供给自发创造充分需求）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等概念精炼至极限的基础之上的，然则上述理想假定显然与事实不符；于是新凯恩斯主义相继发展了行为经济学（反映有限理性）、不完全有效市场经济学（反映交易成本、市场势力和信息不对称）、博弈论（反映限制条件下的最优均衡，本质上可以视为非瓦尔拉斯均衡的数学精炼）等概念加以反击；但也正是在相互攻击之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凯恩斯学派（70年代末一度遭遇极大冲击）消化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大量新兴观念
“最后的经济学通才”保罗.萨缪尔森归纳整理了两者近40年来的争论之后，融汇贯通并提出了划时代的后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两者整合进了一个统一的学术体系之内（萨缪尔森被公认为JMK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理由即在于此）；反映在现实政治层面，便是以克林顿、布莱尔为代表的“新中间路线”的伟大胜利（区别仅仅在于中间偏左抑或中间偏右，实践层面还是偏左更多一些；毕竟后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体、新自由主义为用）
有了这么一个脉络，或许有助于我们分析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