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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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的故事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06-09   


  中评社香港6月9日电(撰文 林泉忠)自从现代国家建立以后,“祖国”对许多国民而言,已经成为毫不含糊的概念,然而对某些人而言则非理所当然。这还不只限于离乡背井的移民,还包括一部分一直住在老家的“边陲人”。作为一个夹在中日之间的半独立王国,琉球所经历的源于“现代”的巨大冲击,使其民众在形成自我认同的道路上几经波折,而“祖国”的概念在冲绳也变得“异常”的吊诡。这里所指的“现代冲击”包括两个层面。其一,琉球在进入现代之前,“及时”地为日本所吞并并易名为冲绳,使“琉球意识”失去成长为琉球民族主义的机会;其二,“脱中入日”后的冲绳被彻底地实施面向日本的同化政策,导致其文化结构发生变化,认同也随之发生本质上的变异。

  在过去近一百三十年间,冲绳社会在摸索认同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最具独特性的现象,是时而强调自己的冲绳人意识、为过去辉煌的琉球国历史与文化而自豪,时而视日本为祖国、热切向往成为日本人,并重复了如是者三的跌宕起伏。“祖国”在冲绳的吊诡现象,暴露了现代国家在追求国民整合过程中,“中心”对“边陲”所实施的国家暴力,同时也揭示了同化政策的局限。

  一

  “祖国”也称“母国”,基本上是近代以来产生的概念。

  “祖国”这一词语在明清的史书中已多次出现,多谈及回人的原居地。譬如《大明一统志》(1461年)以及《明史》(1739年),均提到“默德那国,即回回祖国也”。晚清魏源的《圣武记》(1842年)也有“巴社者,回回祖国”的记载。严格而言,以上提到的“祖国”,所指的均非如今人们所熟悉的“国家”。不过,各自所指涉的也不尽相同。

  《大明一统志》、《明史》与《圣武记》中“祖国”所指的应是“祖先所居之地”,与“家乡”、“老家”相近。这可从《海国四说》(1846年)中同样描述回人原居地的“巴社者,回回之祖家”里得到佐证。

  另一方面,英文里也有Motherland一词,常被译为“故土”或“母国”,原意也同样没有“国家”的含义,与Hometown意思接近。然而,到了近代,随着主权国家概念的出现与实践,无论是汉文里的“祖国”还是英文的Motherland,都被赋予了新的涵义,所指涉的也就不再只是“故乡”,而扩大到根据国界而划分的“国家”,因此“祖国”就脱胎换骨,变成了“祖籍所在的国家”。秋瑾的《柬某君》写于留学东瀛之后,既有了异国经验,也接触了其时被日本积极引进的西方思想。尽管当时秋瑾理想中的共和中国还未出现,不过“祖国宁甘劫后灰”中的“祖国”应超越了“故土”或“家乡”的概念,带有了具现代意义的“祖籍之国家”的含义。

  随着现代民族主义(国族主义)的涌现与民族(国民)国家的一一建立,对许多人而言,“祖国”的概念愈来愈清晰,来得理所当然,也从来无需犹豫、烦恼何处是“祖国”;然而,对有些人而言,“祖国”其实并不来得那么必然,而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甚至可以更换,也有可能增减。而后者其实并不局限于跨越国界,拥有双重文化的移民或多国生活者,还包括了许多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人。







http://www.zhgpl.com/doc/1025/7/2/4/102572438.html?coluid=92&kindid=0&docid=102572438琉球的故事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06-09   

  中评社香港6月9日电(撰文 林泉忠)自从现代国家建立以后,“祖国”对许多国民而言,已经成为毫不含糊的概念,然而对某些人而言则非理所当然。这还不只限于离乡背井的移民,还包括一部分一直住在老家的“边陲人”。作为一个夹在中日之间的半独立王国,琉球所经历的源于“现代”的巨大冲击,使其民众在形成自我认同的道路上几经波折,而“祖国”的概念在冲绳也变得“异常”的吊诡。这里所指的“现代冲击”包括两个层面。其一,琉球在进入现代之前,“及时”地为日本所吞并并易名为冲绳,使“琉球意识”失去成长为琉球民族主义的机会;其二,“脱中入日”后的冲绳被彻底地实施面向日本的同化政策,导致其文化结构发生变化,认同也随之发生本质上的变异。

  在过去近一百三十年间,冲绳社会在摸索认同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最具独特性的现象,是时而强调自己的冲绳人意识、为过去辉煌的琉球国历史与文化而自豪,时而视日本为祖国、热切向往成为日本人,并重复了如是者三的跌宕起伏。“祖国”在冲绳的吊诡现象,暴露了现代国家在追求国民整合过程中,“中心”对“边陲”所实施的国家暴力,同时也揭示了同化政策的局限。

  一

  “祖国”也称“母国”,基本上是近代以来产生的概念。

  “祖国”这一词语在明清的史书中已多次出现,多谈及回人的原居地。譬如《大明一统志》(1461年)以及《明史》(1739年),均提到“默德那国,即回回祖国也”。晚清魏源的《圣武记》(1842年)也有“巴社者,回回祖国”的记载。严格而言,以上提到的“祖国”,所指的均非如今人们所熟悉的“国家”。不过,各自所指涉的也不尽相同。

  《大明一统志》、《明史》与《圣武记》中“祖国”所指的应是“祖先所居之地”,与“家乡”、“老家”相近。这可从《海国四说》(1846年)中同样描述回人原居地的“巴社者,回回之祖家”里得到佐证。

  另一方面,英文里也有Motherland一词,常被译为“故土”或“母国”,原意也同样没有“国家”的含义,与Hometown意思接近。然而,到了近代,随着主权国家概念的出现与实践,无论是汉文里的“祖国”还是英文的Motherland,都被赋予了新的涵义,所指涉的也就不再只是“故乡”,而扩大到根据国界而划分的“国家”,因此“祖国”就脱胎换骨,变成了“祖籍所在的国家”。秋瑾的《柬某君》写于留学东瀛之后,既有了异国经验,也接触了其时被日本积极引进的西方思想。尽管当时秋瑾理想中的共和中国还未出现,不过“祖国宁甘劫后灰”中的“祖国”应超越了“故土”或“家乡”的概念,带有了具现代意义的“祖籍之国家”的含义。

  随着现代民族主义(国族主义)的涌现与民族(国民)国家的一一建立,对许多人而言,“祖国”的概念愈来愈清晰,来得理所当然,也从来无需犹豫、烦恼何处是“祖国”;然而,对有些人而言,“祖国”其实并不来得那么必然,而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甚至可以更换,也有可能增减。而后者其实并不局限于跨越国界,拥有双重文化的移民或多国生活者,还包括了许多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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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未离乡背井的人,为何也会围绕着“祖国”而烦恼呢?其实,只要了解到现代国家是如何建立的,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主张每个民族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然而,巡视存在于今天的将近两百个主权国家,可以发现几乎清一色是多民族国家。而这些国家大部分都主要由当中最大的民族而建立,同时在划定国界时,“自然地”把一些“少数民族”的区域纳为自己国土的一部分。主导建立自己新国家的大民族,随着新国家的成形,在形成或转换自己的身份成为该国国民的过程中,往往比较顺利。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新国家由自己或祖辈参与建立;其二,自己原有的民族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新国家的国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不存在被“同化”的问题。因此,在产生对新国家的归属意识问题上,通常来得迅速且自然,“祖国”也就基本上成为没有非议的共识。

  然而,在过渡到现代的历史过程中,没能建立自己国家的民族,大多成了某个主权国家里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对由大民族主导的新国家,大部分存在不同程度的认同问题。换言之,对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而言,新的国家不必然是自己的“祖国”,自从被纳进去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中的一部分的那一刻起,思索“祖国”的漫长历程也就开始了。

  冲绳,旧称“琉球”,曾经拥有过长达近五个世纪的王国历史,也曾视中国为“父母之国”,在进入现代的过程中,为日本所吞并。其后,尽管受到各种歧视,也经历了起因于日本对外侵略的毁灭性冲绳战,然而在战后脱离了日本统治后,冲绳民众却在1950年代起自发地推动了波澜壮阔的要求“复归祖国”——日本的运动。究竟“祖国”对冲绳而言,意味着什么?如何解释这种“倒错”现象?
 本文尝试以“中心—边陲”关系于现代的变迁是如何冲击夹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琉球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以来冲绳民众对“祖国”的认知以及自身认同的变迁。

  二

  检视所有冲绳民族主义的论述,可以发现:几乎所有论述,没有不提及那存在了五百年的王国历史的。不止于此,冲绳过去那拥有“独立国家”的历史记忆与因日本的吞并而亡国后的近现代史经验,还成为如今冲绳争取权益或与中央政府抗争的筹码。

  1996年围绕着美军基地问题而引发的冲绳与中央的一连串激烈冲突中,冲绳县知事大田昌秀在拒绝签署延长美军基地使用权诉讼的陈述书里,就在前部分花了近五十页的篇幅,详细陈述了曾经是“独立国家”的冲绳在日本统治下的苦难历史。这段历史基本上与战后才出现的美军基地毫无相干,大田知事的“善用”历史,支持了围绕着族群认同何以被凝聚与激活的众多理论研究中的“工具论”观点。

  即使没有明确的目的或抗争对象,一般冲绳民众对那一段有别于日本本土的五百年王国历史与文化仍是津津乐道的。这一点从一般触及冲绳历史的简单陈述,譬如许多观光介绍资料中,也得到印证。值得留意的是这些介绍资料中所言及的有关琉球王国的定位。近年流行着一种说法,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定说,即“琉球本来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自1609年萨摩入侵后,琉球就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分析该说法的语境,笔者以为重点在于通过强调过去的琉球,与今天的冲绳不同,并非日本的一部分,而是拥有过自己的国家和独特的文化,来表达对冲绳的认同感。不过,如此的琉球“国家观”是否符合客观事实?笔者以为值得商榷。那么究竟应如何定位“琉球国”?琉球与中国以及日本又是何种关系呢?

  巡视琉球国的历史,虽然其间经历跌宕起伏,然而整个历史脉络却是比较清晰的。琉球于1429年建国,直至1879年为明治日本所吞并为止,王国一共维系了四百五十年之久。琉球王国由始至终一直被纳进“中华世界体系”(或称“华夷秩序”)里面,几乎不曾中断,即使在明清交替时期,与“天朝上国”皇帝之间的“朝贡—册封”关系也很快得到恢复。其实,琉球向中国朝贡始于其前身的“三山”时期。明洪武五年(1372),“三山”里的“中山”率先遣使向明朝朝贡,“山北”与“山南”也随后跟进。与“琉球”以及国王的姓氏“尚”一样,“三山”的称谓亦为中国皇帝所赐,其中“山”有岛或国的含义。

  中国与琉球的宗属关系长达五百年之久,其间中国极少直接介入琉球的内政。不过,琉球的建国以及王国初期的运作却与明朝有密切的关系。譬如,“三山”时期,就有程复、王茂、叶希尹、怀机等来自明朝的人才得到重用,他们多位居国相乃至摄政,其中最为人乐道的是辅助中山王的怀机。怀机除了妙用兵法,直接促使尚巴士统一琉球外,还主导了王宫首里城与那霸港的建造,并开启了与南洋的贸易关系。然而,究竟怀机如何前来琉球,至今未有定说,其中较有力的说法,是接受明朝皇帝派遣,前来辅助琉球建国。明朝与琉球的密切关系,还包括关系伊始就开始接受琉球定期派遣官生前往国子监就学,并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以协助王国之营运。
琉球国运的一大转折,是位于日本鹿儿岛地区的萨摩藩于1609年派兵入侵,琉球并从此被迫暗地里向日本称臣,定期交纳沉重的赋税。此后二百七十年间,琉球遭受到萨摩的经济压榨与政治控制3,然而萨摩与琉球的关系并没有公开,使得琉球的国体得以续存,而中琉的宗属关系也得到维系。如此,一方面奉中国为正朔,安于“中华世界体系”内,而另一方面,又屈服于日本,接受某种程度控制的“双重附属国”身份,战后琉球的史学家们称之为“两属时代”。

  如上所述,如今冲绳的不少历史记述,趋向认为独立的琉球王国在萨摩入侵后丧失了独立性。其实,客观而言,在此之前琉球已为中国之藩属,并非完全独立的王国,只是萨摩的介入,进一步削弱了琉球的独立性。尽管如此,琉球作为有一定自主性的一国地位,在步入近代时期也相继得到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承认。这种可能蜕变成近代主权国的地位,从1854年琉球与美国签署《琉美和亲条约》、1855年与法国签署《琉法和亲条约》以及于1859年与荷兰签署《琉兰和亲条约》都可以得到佐证。整体而言,琉球一方面为中国与日本的“附属国”,另一方面又能维持自己的国体。因此,其王国时代的地位,着实应视为“半独立王国”。

  面对如此的王国地位,王国末期的琉球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抱有如何的国家意识?同时如何理解琉球与中日之间的关系呢?

  三

  要了解前近代时期某社会的国家与民族认同,这对任何一个认同研究者而言,恐怕都是最难驾驭的课题。不过,认同意识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与他者接触与交流的经验。从该观点而言,由于琉球在五百多年的历史中,由始至终一直处在较高频率的对外接触与交流状态中,因此在琉球王朝部分精英中存在某种程度的“我他意识”乃至“国家”归属意识是有可能的。

  具体而言,琉球除了与中日之间有着包括多方面交流的长久宗属关系外,过去与朝鲜以及南洋诸国频密的贸易往来,加上如前所述的19世纪中叶琉球与西方列强接触和碰撞的经验,都有助在部分琉球精英之间萌芽一定程度的归属意识。以下尝试从几份文献资料中,窥探出其中端倪。

  冲绳县立博物馆中,至今仍保存着1458年受其时的国王尚泰久之命而铸造的一口钟,称为“万国津梁之钟”,该梵钟曾长期悬挂在王宫首里城的正殿前。其铭文写道:“琉球国者南海胜地而,锺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中间涌出之蓬莱屿也,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内容除了凸显对因贸易而繁荣一时的琉球充满自豪感外,也较清楚地描绘了琉球与周边的关系,其中与中国的关系用了“辅车”,而与日本的关系则用了“唇齿”来形容,显示了与两国不可分割的亲近关系。

  不过,除了“密切”外,琉球的中国(大明)观与日本(大和)观在该梵钟的铭文中并没有清楚表述出来。另一方面,琉球民间长久流传着一种传统的说法:“唐乃伞,大和乃马蹄,冲绳乃针头。”意为中国如伞,冲绳受其庇护,日本如马蹄,冲绳受其践踏,而冲绳自己则如针头般弱小。其中流露了对中日的好恶观感,当可理解为琉球对与中国的宗属关系赋予了正面的评价,而对日关系的评价则是较负面的。
另外,从琉球末期的两份资料中也可印证如此的中国观与日本观。

  先看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在进入明治时期后不久就开始部署吞并琉球的计划。1875年日本派遣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要求首里断绝与中国的封贡关系,却遭到主持国务的三司官等以中琉关系乃“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为由而拒绝。

  至于与中国“父子”“君臣”的客观关系,另一份资料中则作出了更为具体的陈述。当时琉球虽然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却也深感王国危机的来临,遂派三司官等前往东京展开请愿活动,除了向日本明治政府陈情外,当时也向各国驻东京使节求助,请求帮忙劝说。1878年10月11日以“琉球国法司官”为署名(毛凤来、马兼才)呈交荷兰驻东京公使书简的开头,直截了当地道出了琉球与中国“父子”“君臣”的具体关系:“向列外藩……惟,国内政令,许其自治。”

  陈情书全文772字,在陈述理由,请求日本撤回断绝中琉关系要求的同时,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力陈14世纪后半叶以降琉球之所以得以立国,全靠中国之庇护与辅助。其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涉及王国的建立与维系,其二涉及琉球的社会与文化的营运方面。前者强调琉球之立国依赖与中国的封贡关系,而后者除了称琉球“遵用中国年号、历朔、文字”外,中国也“时召陪臣子弟入北京国子监读书,遇有漂船遭风的难人,大清国各省督抚皆优加抚恤给粮修船,妥遣回国”等。

  另一方面,递交给清政府的琉球请愿书中更无一不表达对中国的忠诚,譬如1883年12月3日由前进贡正使向文光呈至礼部的请愿书中,就明确表述了永远效忠中国的决心:“以圣朝之声威亟赐天讨,复国复君,永远为中朝之藩属,仍修贡职,以守封疆奉宗社。即至国主,下及臣民,忆万千年,均既戴皇恩宪徳。”

  在强调中国“天恩高厚”的同时,该书信非但没有言及对日本的好感,还流露了不满。譬如指日本于1872年“逼令敝国改隶东京”,“又强以琉球事务、改附内务省”,表达了日本对“国小力弱”琉球的不当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如此描述与日本的关系,实际上表明了至少在1872年以前,琉球并不隶属于东京。而之前的琉球与萨摩藩的关系,则形容为“旧与萨摩藩往来”,其中用了“往来”一词,间接显示了琉球不愿承认臣服于萨摩之下以及两者间的不平等关系。

  由于琉球文化深受中国与日本影响,因此在琉球士族精英之间除了存在众多对中国文化的孺慕者外,日本文化的推崇者也不乏其人。琉球王国末期位至三司官的向有恒(宜野湾亲方朝保,1823—1876)便是当时琉球著名的和歌诗人,并编写了《冲耦集》、《松凰集》等和歌集。
不过,即便是被视为亲日派的向有恒,其认同也并非归向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后,琉球于1872年派遣庆贺团前往东京。该团由正使尚健(伊江王子)与副使向有恒率领,由于其时未能察觉日本已经在部署吞并琉球,因此在与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会见时,琉球一行居然还向日方提出要求归还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后所窃据的大岛诸岛(奄美诸岛),谓该列岛“固隶属我琉球,昔庆长年间为萨人押领”。该资料显示了虽然时隔二百六十七年,琉球精英对昔日被萨摩所夺走的国土依然耿耿于怀。在认同意识上则透露了两则讯息,其一,明显区分了“我他关系”,即“我”为琉球,“他”为日本(包括萨摩);其二,对琉球国土的执着。领土意识向来被认同研究者视为民族或国族认同感的重要表现方式,因此可解读为这些琉球精英已经存在着相当强烈的“琉球意识”而该“琉球意识”也在上述书简中的“敝国虽小,自为一国”得到清楚呈现。综合王国末期琉球精英的认同观,当可归纳为:一方面视中国为天朝父母国,自认列其外藩;另一方面则同时视琉球为自己的国家,并对其抱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感。值得指出的是,琉球日后在正式进入现代的过程中,如有机会与其他中国外藩即朝鲜、安南(今之越南)等,蜕变成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那么“琉球意识”当会转化为较为清晰的现代国家认同。因此,琉球也就自然地成为现代意义上琉球人的“祖国”了。

  然而,琉球的国运并非朝着如此的方向演进。在步入近代的过程中,东亚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中华世界体系”分崩离析,与此同时日本帝国崛起。处于中日夹缝中间的琉球,最终于1879年为日本所吞并,易为日本的“冲绳县”。而其后的冲绳民众则开始了摸索“祖国”,寻觅自我认同的漫长历程。

  四
  
  具社会普遍性的认同意识如何产生?在这问题上,从战后包括族群意识与民族主义在内的众多先驱理论中,当可粗略地归纳为两大类。一是“泛历史学派”,另一则是“泛现代学派”。

  “泛历史学派”主张历史的连续性,认为认同意识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不应当是到了现代才突然出现的。属于该派别的论者所强调的正是共同的族源、文化纽带与历史记忆等因素,同时积极地在历史中寻找民族主义的起源。而“泛现代派”则力陈现代以前的社会并不具备条件以形成社会共同的归属意识,民族主义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笔者基本上站在“泛现代派”的立场上,认为在缺乏像现代社会中所享有的统一法律、市场、国民教育、大众传媒的情况下,国家认同乃至广域的民族或者族群认同这类具社会普遍性的归属意识都不太可能得以凝聚。不过,笔者也以为,即使是前现代社会,在一小部分有机会参与朝政并与“异邦”或“异族”有接触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精英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族乃至国家意识是有可能的。如前有关王国时期“琉球意识”的论述,可视为这种观点的个案。同时,笔者还支持史密斯对“泛现代派”的质疑,认为国家认同以及具社会普遍性的族群认同不可能“凭空”地被“发明”或“想象”出来,而经常会以共同的族源、传统文化、宗教、语言、王朝历史、民族英雄等历史符号作为媒介。
从“泛现代派”的观点来看,琉球要在全社会形成以国家或民族为忠诚对象的认同意识,在前现代的王国时期显然并不可能。换言之,上述在部分政治精英之间存在的“琉球意识”欲将其效忠的对象从“忠君”进一步过渡或扩展到“爱国”,并将该认同感普及到全琉球,都需要“现代”的洗礼。

  问题在于琉球社会的认同发展并非朝着如此的方向迈进,琉球在步入现代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巨大冲击,导致了至今仍有不少冲绳民众在质疑:到底我们是谁?何处是祖国?

  诚然,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所有民族在建立或过渡到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冲击。然而,琉球民众在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上所处的困境,显然不能与中国或日本甚至朝鲜与越南同日而语。这种差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在前近代东亚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在进入现代前后所遭遇到的环境变迁。

  东亚传统的“世界”格局以“中华世界体系”为主轴。从“中心—边陲”的视角来看,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是唯一的“中心”,而受其册封的朝鲜与越南(安南)等属国则为其“边陲”。

  日本在明朝中叶以降脱离了“中华世界体系”,其后又暗中控制琉球,实际上成为一个“疑似中心”或“准中心”(其后取代中国,在近代成为唯一的“中心”)。这两个东亚“中心”虽然在朝近代过渡时受到来自西方不同程度的外压,然而由于基本保留了原先的国界,以致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凝聚现代国民意识上相对来得顺利。

  而“边陲”的朝鲜与越南,虽然当其长期依附的“中心”走向衰弱时,一度沦为他国的殖民地,不过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后,仍然获得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机会。由于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新的国家与过去王国时期的历史得以接轨,因此新的国民在建构民族与国家认同上,所受到的冲击也相对比较小。

  然而,曾与朝鲜、越南同列中国之属国、位于东亚“边陲”另一隅的琉球,近代以后在建构民族与国家认同上所走的路则大相径庭。

  琉球所经历的“现代冲击”可归纳为以下两个层面。

  首先是属政治层面的“归属变更”。如前所述,琉球本为一半独立的王国,一方面与中国维持以“封贡”为形式的宗属关系,另一方面后来也臣服于萨摩。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建立现代国家,划定国界,于1879年对“归属模糊”的琉球采取“处分”措施,将之并入日本帝国的领土。是为琉球于近代以来经历的首次归属变更。
 这次变更对琉球民众认同意识的形成造成两大影响。其一,由于琉球“及时”地被“处分”,以致琉末时期已在琉球精英间萌芽的“琉球意识”失去了受现代洗礼的机会,不能在其后的冲绳社会普遍地发展成具现代意义的“琉球民族主义”。其二,与其后新获得的领土——台湾与朝鲜不同的是,日本当时还未模仿套用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形式,没有在琉球(改称“冲绳”)设置总督府以统治之,而是采用“内地延伸”(改土归流)的做法,设“冲绳县”。由于该做法符合“建立现代国家,划定国界”的说辞,在某种程度上“正当化”了日本吞并琉球的合理性;同时,在统治模式上与其他县看齐,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批判日本对冲绳所采用的歧视性政策,以及因此主张民族解放或独立建国的正当性。

  冲绳所遭遇的现代冲击的另一个层面是文化上的“同化政策”。由于受现代国家的特性所致,与前现代的国家相比,“中心”不但在政治上还在文化上要求“边陲”的忠诚,以求在领土范围内政治单位与文化单位的一致性,并酿成统一的国家认同。由此一来,“同化政策”在许多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被强制性地推行。日本在“同化政策”的推行上更是彻底,这从它在其后的殖民地推行同样力度的“同化政策”可见一斑,这点与西方在对殖民地的经营上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日本在冲绳所强制实行的同化政策,除了日本语教育以及灌输“忠君爱国”(忠日本天皇,爱大日本帝国)外,同时也压制包括语言等冲绳的传统文化。

  “及时”的吞并与彻底的“同化”,这双管齐下的“现代冲击”对冲绳社会所带来的震撼,不言而喻。其结果使冲绳社会迅速日本化,冲绳的民众也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甚至参与了其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便利了日本对琉球的“改土归流”;同时,“现代性”含有的对人权与自由价值的肯定,也常成为反殖斗争或抵抗国家暴力的有效武器。冲绳在摸索自我认同的漫长岁月中,这种“现代武器”当然也曾出现过。

  (以上文字为节选,阅读全文请购买《东方历史评论》杂志第1期,各大书店及网络书店有售)
想起了七子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