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尘封档案》-----谋刺陈毅案中的漏网女特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1:59:39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4年第5期
谋刺陈毅案中的漏网女特务
曾洁
1958年3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山东省会济南市。
济南火车站，一列开往上海的列车停于站台旁，火车头已经升火待发。忽然，一辆吉普车从车站内部专用通道疾驰而来，一直开到站台上，在第6节车厢前停下。这一不寻常的情景，引起已经上车的旅客的注意，大家纷纷从车窗里探头出来观望。只见吉普车门打开，下来两男一女三名警察，中间押解着一个三十五六岁、留着整齐的短头发的女犯。
这个女犯，就是1950年台湾特工谋刺陈毅一案中的最后一名嫌疑人，时隔8年，她终于落入了法网……
有一手惊人枪法的刘全德落网
1949年5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一部发起了著名的上海战役，于5月27日解放了整个上海市。根据中央的命令，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出任上海市长。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其时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仇恨。执掌“党国”大权的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向“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陈毅！
毛人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于1949年6月至9月短短4个月间，分别指派原国民党军统局高级行动特工朱山猿、封企曾潜入上海执行暗杀任务，均被我公安机关侦悉抓获，处以极刑。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失望之下，将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顿。1950年初春，蒋介石再次向毛人凤下达了针对陈毅的密杀令。这次，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
被蒋介石点到名字的刘全德，是国民党特务系统著名的行动特工、王牌杀手。刘全德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一名下级军官，三十年代前期曾经担任过时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的罗瑞卿的警卫员。三十年代中期，刘全德在奉命前往武汉执行机要任务时被捕，因经受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叛变了革命。
刘全德自幼拜名师习练武术，精通拳术、擒拿，还有一手惊人的枪法。当时担任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前身)处长的戴笠在听说刘
“”全德已经弃暗投明后，立刻亲自接见，并且破例宴请。席间，戴笠宣布请刘全德担任复兴社特务处特工训练班的教官。
刘全德在长期特工生涯中，为军统局培养了许多特工。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局奉命执行行刺汪伪汉奸政权“外交部长”陈篆的任务，戴笠派遣了几拨特务均告失利。最后，戴笠亲自指令刘全德执行这一任务。刘全德密赴上海，小试牛刀，一举成功。刘全德返回重庆后，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嘉奖。从此，“刘全德”这个名字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蒋介石亲自点名要派刘全德出马执行暗杀陈毅的原因。
刘全德接受任务离开台北的前夜，毛人凤特地为其举行了一个欢送宴会。席间，有人提议请刘全德表演射击，毛人凤也示意刘全德露一手。刘全德其时已经喝了很多酒，他的身上一向是带着两支手枪的，当下就让人如此这般作了一番准备。片刻，两个小特务出现在宴会厅里，一个手里捧着一只鸽子，一个手里拎着一只皮鞋。毛人凤那天的兴致也特别好，亲自主持这场表演，站在一旁叫着“一——二——三”。那“三”刚出口，两个小特务一齐把鸽子和皮鞋分别扔向两个方向，而且是一上一下的，这算是代表“飞禽走兽”。毛人凤叫“一——二——三”时，刘全德还端坐在席上喝酒，就在“飞禽走兽”分投两个方向时，他突然启动，其速度快得令人难以察觉，就在那极其短促的一瞬间，已经完成了拔枪、瞄准、射击这一系列动作，只听得“啪啪”两下，鸽子、皮鞋已经同时落地！
当时，毛人凤带头为刘全德鼓掌。毛人凤还即兴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说凭刘全德的这一手惊人的枪法，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当然是不成问题的，预祝刘全德圆满完成任务。
刘全德化装潜赴大陆时，身上没有携带任何用于暗杀的武器，因为根据他长期的特工经验，认为这样是最安全的，至于行动时需要武器了，到时候再想办法。
刘全德密赴上海后，前往一个潜伏特务处去落脚。哪知这个特务在上海解放伊始，公安机关贴出公告让反动人员主动向政府登记以求宽大时，已经向公安局自首了。根据当时的政策，他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当场就回家了。这一情况，台湾方面是不清楚的，毛人凤还把他作为“潜伏关系”之一郑重其事地悄悄向刘全德作了交代。
刘全德作为一名高级特工，自有其独到的经验和思维。
当时，毛人凤一共交给他三个“关系”，其中两个是有潜伏电台跟其联系的，已经将有“海外来人”赴沪执行“重要任务”一事作了交代，只有这个“关系”没有通知，这是一个备用“关系”，如果前两个解决不了问题了，再去找他。刘全德的考虑却是跟毛人凤两样的，他寻思如果潜伏电台那边出了问题，那电台就等于已经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了，那么他的赴沪就可能已为上海市公安局侦悉，他上门去那就是自投罗网了。因此，刘全德决定不去那两个“关系”处，而先去了这个“备用关系”处。
不料，这回刘全德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他一登门，还没说出接头暗号，对方已经认出来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刘全德了。
这个“关系”既然是吃特工饭的，自然是有一定思维能力的，他一看是刘全德来上海，马上知道肯定是来执行暗杀任务的，而且其暗杀的对象一定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于是，他就想向公安机关举报。
但是，刘全德的警惕性极高，他拦住了要给他张罗着买好酒好菜热情款待的“关系”，说只要吃一餐便饭就可以了，吃过饭他就要离开的，他是来了解最近上海的治安和公安局的警戒措施等情况的。那个“关系”的家里是有电话的，刘全德生怕他利用电话报告公安局，就寸步不离地跟着“关系”，使对方根本没有报告的可能。
那个“关系”也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跟戴笠本人也相识，由此可见其在军统的资格。他一看刘全德如此防范，知道他对自己不放心，于是就做出一副自然的样子，真的把刘全德所想了解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刘全德来上海执行暗杀任务，自然预先也是了解过上海的情况的，向“关系”打听一是为了核实是否起了变化，二是借以判断对方是否“叛变”了。“关系”向他如实地提供了情况，这使他认为对方还是可靠的，于是渐渐就解除了戒备心理。
但是，深知刘全德的厉害的“关系”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既不跟家人接触，有电话打进来也不接，并且不许家人接，对刘全德解释说生怕家人说错了话引起人家的怀疑。这样，一餐便饭吃完后，刘全德终于对他放心了。这时，“关系”就开始行动了，他趁刘全德不注意时，把正在抽的香烟的尾端咬下一截吞下肚子，于是引起了强烈的恶心而产生了呕吐。他对刘全德解释说是胃病发作了，只要买点药吃吃就会好的，以前都是这样的。刘全德进来前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知道西药房就在附近，干是同意让他出去买药。
“关系”知道他离开的这段时间绝对不能长，否则马上会引起刘全德的怀疑，可是他家距公安分局、派出所都有一段距离，这就难以如愿了。正犯愁间，突然看见马路上迎面过来一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巡逻小组，不禁大喜过望，便上前去将情况悄悄说了。
巡逻小组一听，立刻要冲到“关系”家去抓人，“关系”慌忙拦住：“不行，你们三个人三支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巡逻小组大吃一惊：“什么，他那么厉害？”
“关系”说：“他的厉害根本是无法形容的，你们赶快去多叫些人来，四下包围住，然后才能行动。快！快！”
巡逻小组当即跟部队取得了联系，部队急忙向公安局通报情况，军警双方立刻紧急出动，光解放军就出动了一个排的兵力。就这样，刘全德终于落网了。
刘全德在接受审讯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参加审讯的公安人员中有一位是年轻人，他对刘全德被捕时身上没有携带武器感到不解，怀疑把武器密藏在哪里了，于是就问：“你是来执行暗杀任务的，那么你的枪呢？”
刘全德当时非常傲慢地看着这位审讯员，冷笑道：“枪？我刘全德搞这种事还要带枪？当我需要时，你们解放军的枪、警察的枪就是我的枪！”
但是，刘全德在我公安人员的政策攻心下，还是较为利索地交待了所有情况，包括另外两个“关系”。于是，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就下达了立即拘捕那两个敌特分子的命令。
被戴笠赏识过的劳有花
刘全德交待出的另外两个“关系”，一个名叫雷霜，40岁，此人以前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便衣探员，抗日战争时期又作为军统的地下人员打入汪伪的“76号特工总部”。抗战胜利后，雷霜算是军统地下潜伏有功人员，受到过嘉奖。随即去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当上了一名科长。后来患了肺病住进了广慈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出院时已是1948年5月了。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改了行，去了一家洋行做起了职员。上海解放前夕，这家洋行易主，改名叫“祥德商行”，雷霜是该商行的襄理。
上海解放伊始，人民政府发布命令让国民党伪职人员去登记时，雷霜也去登记了，因为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过什么血债，而且他在1947年春天就已经离开警察局了，公安机关也就没有对其特别注意。但没想到现在刘全德的交待表明这个姓雷的家伙竟然是毛人凤留下的一个重要潜伏特务，现在让其协助刘全德执行暗杀陈毅的行动！
公安人员立刻出动，将雷霜缉拿归案。雷霜在审讯期间，因肺病复发，救治无效，死于狱中。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的另一路人马还去抓捕刘全德交待的另一个“关系”劳有花，但是，这次行动却是无功而返——刘全德所交待的地址并没有劳有花其人。
据刘全德交待：劳有花，女，出生于山东省胶州半岛上的一个资本家家庭，初中毕业后，考入了南京的一所外国教会创办的护士学校。刚刚去报到就爆发了“8·13事变”，护士学校不久迁往汉口，后来又搬往重庆。1941年夏，劳有花从护士学校毕业，当时受形势影响，和一批同学积极报名要求参军，上前线抗日杀敌。当局批准了这些热血青年的要求，准予入伍，量材录用，劳有花被分配去了军统局。
军统局人事处把劳有花打发到局本部的医务室去当了一名护士，那段时间刘全德在重庆军统局的特务训练班担任教官，戴笠每个星期都要把包括他在内的十几名资深教官召往局本部去谈话、吃饭。所以，刘全德经常在军统局本部见到劳有花，也听说过关于她的一些情况。
据说劳有花刚到军统时非常不开心，因为她之所以要参军，是为了上前线抗日杀敌，现在让她呆在后方，实在于心不甘。为此，她曾专门写了一份血书，当面递交给戴笠，请求准许她去前线。戴笠没有批准劳有花的请求，但是曾专门去医务室看望过劳有花，并且谈了几分钟话，给予勉励。
从此，劳有花在戴笠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象。1944年底，军统局开办了一期短期特训班，其中有10名女学员名额，戴笠想起了劳有花，派人去问她：是否对从事特工感兴趣？劳有花于是报了名，自然是第一个被批准，还由戴笠点名担任了特训班副班长。
特训班结束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劳有花随军统局迁往财京。之后，刘全德就不清楚其去向行踪了。直到这次奉命赴沪执行暗杀任务时，毛人凤亲自把三个关系人的名单交给刘全德，让他当场熟记后撕毁。刘全德一看之下，方才知道那个局本部医务室的小护士已经成了“保密局”的潜伏人员，现在上海霍山路的一家诊所工作。
可是，当上海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会同提篮桥分局的警察急赴霍山路该处时，却发现那里并没有什么诊所，只有一家两开间的水果店。警方问了店主，答称是半年前新开的店铺，以前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他不清楚。
上海市公安局当即决定立即对劳有花的行踪进行周密侦查，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捉拿归案。为此，警方专门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
三人小组接受任务后，随即对案情进行了分析：看来诊所确实是存在过的，那么刘全德的口供看来不会有错，那个名叫劳有花的女特务肯定曾经在诊所呆过。现在要想得到她的下落，只有先从诊所的下落查起了。
侦查员二上霍山路，不但访问了水果店老板，还走访了附近几家店铺，得知水果店的位置以前确实开过一家诊所，诊所里也确实有一个如刘全德所交待的那个年龄、模样的护士，至于姓什么叫什么，因为没有打过交道就不清楚了。
侦查员心里有了底，寻思要查清诊所的情况，只有去向卫生管理部门打听了。于是，他们门去了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
上海解放后，各方面的秩序恢复和建立得很快，一周之内各政府机构职能部门就已经建立了，随即开始调查分析，逐步推出了一套套管理措施。1949年8月，上海各区就进行了对全市私人医院和诊所的登记。这种调查是由各区政府卫生科进行的，所以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应该是有那家诊所的登记材料的，而材料中应当是有从诊所主任到所有医生、护士、杂务工的基本情况的。
可是，侦查员过去一查，登记倒是进行过的，而且也登记了劳有花所供职的那家诊所。但是，材料却是没有！原来，去年8月进行登记时，那家诊所的业主也就是主任，向卫生科报称他准备歇业了。工作人员告诉他，歇业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在这次登记工作结束前也就是8月底前歇业，否则，还是需要登记和交纳登记费用。对方说那我就不参加登记了，我一定在8月底前关门打烊。到了8月27日，那家诊所果然关门歇业了。这样，就没有进行登记，因此也没有留下任何材料。
这个结果对于侦查员来说，自是非常意外，脸上立时显出了难以掩饰的失望和沮丧。那个接待他们的科员看在眼里，颇有点同情，于是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说说看的，我知道的情况有助于你们的调查也说不定。”
侦查员寻思也只有这样了，于是问对方是否知道那家诊所的医生护士情况。对方说这不清楚，不过那个主任他倒是知道姓生名的，说着他就写下了三个字：杜传耀。并且向侦查员述说了此人年龄、外貌特征等等，除此之外，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过，知道了这个名字也好，调查起来总是要方便一点的。侦查员经过一番商议，最后决定还是去霍山路那里查摸情况，不管是杜传耀的情况还是劳有花的情况，只要查到一点，也许就是线索，顺藤摸瓜有个结果也是可能的。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4年第5期
谋刺陈毅案中的漏网女特务
曾洁
1958年3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山东省会济南市。
济南火车站，一列开往上海的列车停于站台旁，火车头已经升火待发。忽然，一辆吉普车从车站内部专用通道疾驰而来，一直开到站台上，在第6节车厢前停下。这一不寻常的情景，引起已经上车的旅客的注意，大家纷纷从车窗里探头出来观望。只见吉普车门打开，下来两男一女三名警察，中间押解着一个三十五六岁、留着整齐的短头发的女犯。
这个女犯，就是1950年台湾特工谋刺陈毅一案中的最后一名嫌疑人，时隔8年，她终于落入了法网……
有一手惊人枪法的刘全德落网
1949年5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一部发起了著名的上海战役，于5月27日解放了整个上海市。根据中央的命令，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出任上海市长。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其时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仇恨。执掌“党国”大权的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向“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陈毅！
毛人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于1949年6月至9月短短4个月间，分别指派原国民党军统局高级行动特工朱山猿、封企曾潜入上海执行暗杀任务，均被我公安机关侦悉抓获，处以极刑。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失望之下，将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顿。1950年初春，蒋介石再次向毛人凤下达了针对陈毅的密杀令。这次，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
被蒋介石点到名字的刘全德，是国民党特务系统著名的行动特工、王牌杀手。刘全德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一名下级军官，三十年代前期曾经担任过时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的罗瑞卿的警卫员。三十年代中期，刘全德在奉命前往武汉执行机要任务时被捕，因经受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叛变了革命。
刘全德自幼拜名师习练武术，精通拳术、擒拿，还有一手惊人的枪法。当时担任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前身)处长的戴笠在听说刘
“”全德已经弃暗投明后，立刻亲自接见，并且破例宴请。席间，戴笠宣布请刘全德担任复兴社特务处特工训练班的教官。
刘全德在长期特工生涯中，为军统局培养了许多特工。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局奉命执行行刺汪伪汉奸政权“外交部长”陈篆的任务，戴笠派遣了几拨特务均告失利。最后，戴笠亲自指令刘全德执行这一任务。刘全德密赴上海，小试牛刀，一举成功。刘全德返回重庆后，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嘉奖。从此，“刘全德”这个名字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蒋介石亲自点名要派刘全德出马执行暗杀陈毅的原因。
刘全德接受任务离开台北的前夜，毛人凤特地为其举行了一个欢送宴会。席间，有人提议请刘全德表演射击，毛人凤也示意刘全德露一手。刘全德其时已经喝了很多酒，他的身上一向是带着两支手枪的，当下就让人如此这般作了一番准备。片刻，两个小特务出现在宴会厅里，一个手里捧着一只鸽子，一个手里拎着一只皮鞋。毛人凤那天的兴致也特别好，亲自主持这场表演，站在一旁叫着“一——二——三”。那“三”刚出口，两个小特务一齐把鸽子和皮鞋分别扔向两个方向，而且是一上一下的，这算是代表“飞禽走兽”。毛人凤叫“一——二——三”时，刘全德还端坐在席上喝酒，就在“飞禽走兽”分投两个方向时，他突然启动，其速度快得令人难以察觉，就在那极其短促的一瞬间，已经完成了拔枪、瞄准、射击这一系列动作，只听得“啪啪”两下，鸽子、皮鞋已经同时落地！
当时，毛人凤带头为刘全德鼓掌。毛人凤还即兴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说凭刘全德的这一手惊人的枪法，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当然是不成问题的，预祝刘全德圆满完成任务。
刘全德化装潜赴大陆时，身上没有携带任何用于暗杀的武器，因为根据他长期的特工经验，认为这样是最安全的，至于行动时需要武器了，到时候再想办法。
刘全德密赴上海后，前往一个潜伏特务处去落脚。哪知这个特务在上海解放伊始，公安机关贴出公告让反动人员主动向政府登记以求宽大时，已经向公安局自首了。根据当时的政策，他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当场就回家了。这一情况，台湾方面是不清楚的，毛人凤还把他作为“潜伏关系”之一郑重其事地悄悄向刘全德作了交代。
刘全德作为一名高级特工，自有其独到的经验和思维。
当时，毛人凤一共交给他三个“关系”，其中两个是有潜伏电台跟其联系的，已经将有“海外来人”赴沪执行“重要任务”一事作了交代，只有这个“关系”没有通知，这是一个备用“关系”，如果前两个解决不了问题了，再去找他。刘全德的考虑却是跟毛人凤两样的，他寻思如果潜伏电台那边出了问题，那电台就等于已经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了，那么他的赴沪就可能已为上海市公安局侦悉，他上门去那就是自投罗网了。因此，刘全德决定不去那两个“关系”处，而先去了这个“备用关系”处。
不料，这回刘全德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他一登门，还没说出接头暗号，对方已经认出来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刘全德了。
这个“关系”既然是吃特工饭的，自然是有一定思维能力的，他一看是刘全德来上海，马上知道肯定是来执行暗杀任务的，而且其暗杀的对象一定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于是，他就想向公安机关举报。
但是，刘全德的警惕性极高，他拦住了要给他张罗着买好酒好菜热情款待的“关系”，说只要吃一餐便饭就可以了，吃过饭他就要离开的，他是来了解最近上海的治安和公安局的警戒措施等情况的。那个“关系”的家里是有电话的，刘全德生怕他利用电话报告公安局，就寸步不离地跟着“关系”，使对方根本没有报告的可能。
那个“关系”也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跟戴笠本人也相识，由此可见其在军统的资格。他一看刘全德如此防范，知道他对自己不放心，于是就做出一副自然的样子，真的把刘全德所想了解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刘全德来上海执行暗杀任务，自然预先也是了解过上海的情况的，向“关系”打听一是为了核实是否起了变化，二是借以判断对方是否“叛变”了。“关系”向他如实地提供了情况，这使他认为对方还是可靠的，于是渐渐就解除了戒备心理。
但是，深知刘全德的厉害的“关系”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既不跟家人接触，有电话打进来也不接，并且不许家人接，对刘全德解释说生怕家人说错了话引起人家的怀疑。这样，一餐便饭吃完后，刘全德终于对他放心了。这时，“关系”就开始行动了，他趁刘全德不注意时，把正在抽的香烟的尾端咬下一截吞下肚子，于是引起了强烈的恶心而产生了呕吐。他对刘全德解释说是胃病发作了，只要买点药吃吃就会好的，以前都是这样的。刘全德进来前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知道西药房就在附近，干是同意让他出去买药。
“关系”知道他离开的这段时间绝对不能长，否则马上会引起刘全德的怀疑，可是他家距公安分局、派出所都有一段距离，这就难以如愿了。正犯愁间，突然看见马路上迎面过来一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巡逻小组，不禁大喜过望，便上前去将情况悄悄说了。
巡逻小组一听，立刻要冲到“关系”家去抓人，“关系”慌忙拦住：“不行，你们三个人三支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巡逻小组大吃一惊：“什么，他那么厉害？”
“关系”说：“他的厉害根本是无法形容的，你们赶快去多叫些人来，四下包围住，然后才能行动。快！快！”
巡逻小组当即跟部队取得了联系，部队急忙向公安局通报情况，军警双方立刻紧急出动，光解放军就出动了一个排的兵力。就这样，刘全德终于落网了。
刘全德在接受审讯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参加审讯的公安人员中有一位是年轻人，他对刘全德被捕时身上没有携带武器感到不解，怀疑把武器密藏在哪里了，于是就问：“你是来执行暗杀任务的，那么你的枪呢？”
刘全德当时非常傲慢地看着这位审讯员，冷笑道：“枪？我刘全德搞这种事还要带枪？当我需要时，你们解放军的枪、警察的枪就是我的枪！”
但是，刘全德在我公安人员的政策攻心下，还是较为利索地交待了所有情况，包括另外两个“关系”。于是，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就下达了立即拘捕那两个敌特分子的命令。
被戴笠赏识过的劳有花
刘全德交待出的另外两个“关系”，一个名叫雷霜，40岁，此人以前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便衣探员，抗日战争时期又作为军统的地下人员打入汪伪的“76号特工总部”。抗战胜利后，雷霜算是军统地下潜伏有功人员，受到过嘉奖。随即去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当上了一名科长。后来患了肺病住进了广慈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出院时已是1948年5月了。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改了行，去了一家洋行做起了职员。上海解放前夕，这家洋行易主，改名叫“祥德商行”，雷霜是该商行的襄理。
上海解放伊始，人民政府发布命令让国民党伪职人员去登记时，雷霜也去登记了，因为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过什么血债，而且他在1947年春天就已经离开警察局了，公安机关也就没有对其特别注意。但没想到现在刘全德的交待表明这个姓雷的家伙竟然是毛人凤留下的一个重要潜伏特务，现在让其协助刘全德执行暗杀陈毅的行动！
公安人员立刻出动，将雷霜缉拿归案。雷霜在审讯期间，因肺病复发，救治无效，死于狱中。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的另一路人马还去抓捕刘全德交待的另一个“关系”劳有花，但是，这次行动却是无功而返——刘全德所交待的地址并没有劳有花其人。
据刘全德交待：劳有花，女，出生于山东省胶州半岛上的一个资本家家庭，初中毕业后，考入了南京的一所外国教会创办的护士学校。刚刚去报到就爆发了“8·13事变”，护士学校不久迁往汉口，后来又搬往重庆。1941年夏，劳有花从护士学校毕业，当时受形势影响，和一批同学积极报名要求参军，上前线抗日杀敌。当局批准了这些热血青年的要求，准予入伍，量材录用，劳有花被分配去了军统局。
军统局人事处把劳有花打发到局本部的医务室去当了一名护士，那段时间刘全德在重庆军统局的特务训练班担任教官，戴笠每个星期都要把包括他在内的十几名资深教官召往局本部去谈话、吃饭。所以，刘全德经常在军统局本部见到劳有花，也听说过关于她的一些情况。
据说劳有花刚到军统时非常不开心，因为她之所以要参军，是为了上前线抗日杀敌，现在让她呆在后方，实在于心不甘。为此，她曾专门写了一份血书，当面递交给戴笠，请求准许她去前线。戴笠没有批准劳有花的请求，但是曾专门去医务室看望过劳有花，并且谈了几分钟话，给予勉励。
从此，劳有花在戴笠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象。1944年底，军统局开办了一期短期特训班，其中有10名女学员名额，戴笠想起了劳有花，派人去问她：是否对从事特工感兴趣？劳有花于是报了名，自然是第一个被批准，还由戴笠点名担任了特训班副班长。
特训班结束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劳有花随军统局迁往财京。之后，刘全德就不清楚其去向行踪了。直到这次奉命赴沪执行暗杀任务时，毛人凤亲自把三个关系人的名单交给刘全德，让他当场熟记后撕毁。刘全德一看之下，方才知道那个局本部医务室的小护士已经成了“保密局”的潜伏人员，现在上海霍山路的一家诊所工作。
可是，当上海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会同提篮桥分局的警察急赴霍山路该处时，却发现那里并没有什么诊所，只有一家两开间的水果店。警方问了店主，答称是半年前新开的店铺，以前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他不清楚。
上海市公安局当即决定立即对劳有花的行踪进行周密侦查，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捉拿归案。为此，警方专门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
三人小组接受任务后，随即对案情进行了分析：看来诊所确实是存在过的，那么刘全德的口供看来不会有错，那个名叫劳有花的女特务肯定曾经在诊所呆过。现在要想得到她的下落，只有先从诊所的下落查起了。
侦查员二上霍山路，不但访问了水果店老板，还走访了附近几家店铺，得知水果店的位置以前确实开过一家诊所，诊所里也确实有一个如刘全德所交待的那个年龄、模样的护士，至于姓什么叫什么，因为没有打过交道就不清楚了。
侦查员心里有了底，寻思要查清诊所的情况，只有去向卫生管理部门打听了。于是，他们门去了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
上海解放后，各方面的秩序恢复和建立得很快，一周之内各政府机构职能部门就已经建立了，随即开始调查分析，逐步推出了一套套管理措施。1949年8月，上海各区就进行了对全市私人医院和诊所的登记。这种调查是由各区政府卫生科进行的，所以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应该是有那家诊所的登记材料的，而材料中应当是有从诊所主任到所有医生、护士、杂务工的基本情况的。
可是，侦查员过去一查，登记倒是进行过的，而且也登记了劳有花所供职的那家诊所。但是，材料却是没有！原来，去年8月进行登记时，那家诊所的业主也就是主任，向卫生科报称他准备歇业了。工作人员告诉他，歇业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在这次登记工作结束前也就是8月底前歇业，否则，还是需要登记和交纳登记费用。对方说那我就不参加登记了，我一定在8月底前关门打烊。到了8月27日，那家诊所果然关门歇业了。这样，就没有进行登记，因此也没有留下任何材料。
这个结果对于侦查员来说，自是非常意外，脸上立时显出了难以掩饰的失望和沮丧。那个接待他们的科员看在眼里，颇有点同情，于是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说说看的，我知道的情况有助于你们的调查也说不定。”
侦查员寻思也只有这样了，于是问对方是否知道那家诊所的医生护士情况。对方说这不清楚，不过那个主任他倒是知道姓生名的，说着他就写下了三个字：杜传耀。并且向侦查员述说了此人年龄、外貌特征等等，除此之外，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过，知道了这个名字也好，调查起来总是要方便一点的。侦查员经过一番商议，最后决定还是去霍山路那里查摸情况，不管是杜传耀的情况还是劳有花的情况，只要查到一点，也许就是线索，顺藤摸瓜有个结果也是可能的。
谋刺陈毅案中的漏网女特务
曾洁
1958年3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山东省会济南市。
济南火车站，一列开往上海的列车停于站台旁，火车头已经升火待发。忽然，一辆吉普车从车站内部专用通道疾驰而来，一直开到站台上，在第6节车厢前停下。这一不寻常的情景，引起已经上车的旅客的注意，大家纷纷从车窗里探头出来观望。只见吉普车门打开，下来两男一女三名警察，中间押解着一个三十五六岁、留着整齐的短头发的女犯。
这个女犯，就是1950年台湾特工谋刺陈毅一案中的最后一名嫌疑人，时隔8年，她终于落入了法网……
有一手惊人枪法的刘全德落网
1949年5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一部发起了著名的上海战役，于5月27日解放了整个上海市。根据中央的命令，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出任上海市长。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其时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仇恨。执掌“党国”大权的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向“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陈毅！
毛人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于1949年6月至9月短短4个月间，分别指派原国民党军统局高级行动特工朱山猿、封企曾潜入上海执行暗杀任务，均被我公安机关侦悉抓获，处以极刑。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失望之下，将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顿。1950年初春，蒋介石再次向毛人凤下达了针对陈毅的密杀令。这次，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
被蒋介石点到名字的刘全德，是国民党特务系统著名的行动特工、王牌杀手。刘全德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一名下级军官，三十年代前期曾经担任过时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的罗瑞卿的警卫员。三十年代中期，刘全德在奉命前往武汉执行机要任务时被捕，因经受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叛变了革命。
刘全德自幼拜名师习练武术，精通拳术、擒拿，还有一手惊人的枪法。当时担任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前身)处长的戴笠在听说刘
“”全德已经弃暗投明后，立刻亲自接见，并且破例宴请。席间，戴笠宣布请刘全德担任复兴社特务处特工训练班的教官。
刘全德在长期特工生涯中，为军统局培养了许多特工。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局奉命执行行刺汪伪汉奸政权“外交部长”陈篆的任务，戴笠派遣了几拨特务均告失利。最后，戴笠亲自指令刘全德执行这一任务。刘全德密赴上海，小试牛刀，一举成功。刘全德返回重庆后，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嘉奖。从此，“刘全德”这个名字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蒋介石亲自点名要派刘全德出马执行暗杀陈毅的原因。
刘全德接受任务离开台北的前夜，毛人凤特地为其举行了一个欢送宴会。席间，有人提议请刘全德表演射击，毛人凤也示意刘全德露一手。刘全德其时已经喝了很多酒，他的身上一向是带着两支手枪的，当下就让人如此这般作了一番准备。片刻，两个小特务出现在宴会厅里，一个手里捧着一只鸽子，一个手里拎着一只皮鞋。毛人凤那天的兴致也特别好，亲自主持这场表演，站在一旁叫着“一——二——三”。那“三”刚出口，两个小特务一齐把鸽子和皮鞋分别扔向两个方向，而且是一上一下的，这算是代表“飞禽走兽”。毛人凤叫“一——二——三”时，刘全德还端坐在席上喝酒，就在“飞禽走兽”分投两个方向时，他突然启动，其速度快得令人难以察觉，就在那极其短促的一瞬间，已经完成了拔枪、瞄准、射击这一系列动作，只听得“啪啪”两下，鸽子、皮鞋已经同时落地！
当时，毛人凤带头为刘全德鼓掌。毛人凤还即兴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说凭刘全德的这一手惊人的枪法，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当然是不成问题的，预祝刘全德圆满完成任务。
刘全德化装潜赴大陆时，身上没有携带任何用于暗杀的武器，因为根据他长期的特工经验，认为这样是最安全的，至于行动时需要武器了，到时候再想办法。
刘全德密赴上海后，前往一个潜伏特务处去落脚。哪知这个特务在上海解放伊始，公安机关贴出公告让反动人员主动向政府登记以求宽大时，已经向公安局自首了。根据当时的政策，他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当场就回家了。这一情况，台湾方面是不清楚的，毛人凤还把他作为“潜伏关系”之一郑重其事地悄悄向刘全德作了交代。
刘全德作为一名高级特工，自有其独到的经验和思维。
当时，毛人凤一共交给他三个“关系”，其中两个是有潜伏电台跟其联系的，已经将有“海外来人”赴沪执行“重要任务”一事作了交代，只有这个“关系”没有通知，这是一个备用“关系”，如果前两个解决不了问题了，再去找他。刘全德的考虑却是跟毛人凤两样的，他寻思如果潜伏电台那边出了问题，那电台就等于已经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了，那么他的赴沪就可能已为上海市公安局侦悉，他上门去那就是自投罗网了。因此，刘全德决定不去那两个“关系”处，而先去了这个“备用关系”处。
不料，这回刘全德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他一登门，还没说出接头暗号，对方已经认出来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刘全德了。
这个“关系”既然是吃特工饭的，自然是有一定思维能力的，他一看是刘全德来上海，马上知道肯定是来执行暗杀任务的，而且其暗杀的对象一定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于是，他就想向公安机关举报。
但是，刘全德的警惕性极高，他拦住了要给他张罗着买好酒好菜热情款待的“关系”，说只要吃一餐便饭就可以了，吃过饭他就要离开的，他是来了解最近上海的治安和公安局的警戒措施等情况的。那个“关系”的家里是有电话的，刘全德生怕他利用电话报告公安局，就寸步不离地跟着“关系”，使对方根本没有报告的可能。
那个“关系”也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跟戴笠本人也相识，由此可见其在军统的资格。他一看刘全德如此防范，知道他对自己不放心，于是就做出一副自然的样子，真的把刘全德所想了解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刘全德来上海执行暗杀任务，自然预先也是了解过上海的情况的，向“关系”打听一是为了核实是否起了变化，二是借以判断对方是否“叛变”了。“关系”向他如实地提供了情况，这使他认为对方还是可靠的，于是渐渐就解除了戒备心理。
但是，深知刘全德的厉害的“关系”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既不跟家人接触，有电话打进来也不接，并且不许家人接，对刘全德解释说生怕家人说错了话引起人家的怀疑。这样，一餐便饭吃完后，刘全德终于对他放心了。这时，“关系”就开始行动了，他趁刘全德不注意时，把正在抽的香烟的尾端咬下一截吞下肚子，于是引起了强烈的恶心而产生了呕吐。他对刘全德解释说是胃病发作了，只要买点药吃吃就会好的，以前都是这样的。刘全德进来前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知道西药房就在附近，干是同意让他出去买药。
“关系”知道他离开的这段时间绝对不能长，否则马上会引起刘全德的怀疑，可是他家距公安分局、派出所都有一段距离，这就难以如愿了。正犯愁间，突然看见马路上迎面过来一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巡逻小组，不禁大喜过望，便上前去将情况悄悄说了。
巡逻小组一听，立刻要冲到“关系”家去抓人，“关系”慌忙拦住：“不行，你们三个人三支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巡逻小组大吃一惊：“什么，他那么厉害？”
“关系”说：“他的厉害根本是无法形容的，你们赶快去多叫些人来，四下包围住，然后才能行动。快！快！”
巡逻小组当即跟部队取得了联系，部队急忙向公安局通报情况，军警双方立刻紧急出动，光解放军就出动了一个排的兵力。就这样，刘全德终于落网了。
刘全德在接受审讯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参加审讯的公安人员中有一位是年轻人，他对刘全德被捕时身上没有携带武器感到不解，怀疑把武器密藏在哪里了，于是就问：“你是来执行暗杀任务的，那么你的枪呢？”
刘全德当时非常傲慢地看着这位审讯员，冷笑道：“枪？我刘全德搞这种事还要带枪？当我需要时，你们解放军的枪、警察的枪就是我的枪！”
但是，刘全德在我公安人员的政策攻心下，还是较为利索地交待了所有情况，包括另外两个“关系”。于是，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就下达了立即拘捕那两个敌特分子的命令。
被戴笠赏识过的劳有花
刘全德交待出的另外两个“关系”，一个名叫雷霜，40岁，此人以前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便衣探员，抗日战争时期又作为军统的地下人员打入汪伪的“76号特工总部”。抗战胜利后，雷霜算是军统地下潜伏有功人员，受到过嘉奖。随即去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当上了一名科长。后来患了肺病住进了广慈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出院时已是1948年5月了。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改了行，去了一家洋行做起了职员。上海解放前夕，这家洋行易主，改名叫“祥德商行”，雷霜是该商行的襄理。
上海解放伊始，人民政府发布命令让国民党伪职人员去登记时，雷霜也去登记了，因为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过什么血债，而且他在1947年春天就已经离开警察局了，公安机关也就没有对其特别注意。但没想到现在刘全德的交待表明这个姓雷的家伙竟然是毛人凤留下的一个重要潜伏特务，现在让其协助刘全德执行暗杀陈毅的行动！
公安人员立刻出动，将雷霜缉拿归案。雷霜在审讯期间，因肺病复发，救治无效，死于狱中。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的另一路人马还去抓捕刘全德交待的另一个“关系”劳有花，但是，这次行动却是无功而返——刘全德所交待的地址并没有劳有花其人。
据刘全德交待：劳有花，女，出生于山东省胶州半岛上的一个资本家家庭，初中毕业后，考入了南京的一所外国教会创办的护士学校。刚刚去报到就爆发了“8·13事变”，护士学校不久迁往汉口，后来又搬往重庆。1941年夏，劳有花从护士学校毕业，当时受形势影响，和一批同学积极报名要求参军，上前线抗日杀敌。当局批准了这些热血青年的要求，准予入伍，量材录用，劳有花被分配去了军统局。
军统局人事处把劳有花打发到局本部的医务室去当了一名护士，那段时间刘全德在重庆军统局的特务训练班担任教官，戴笠每个星期都要把包括他在内的十几名资深教官召往局本部去谈话、吃饭。所以，刘全德经常在军统局本部见到劳有花，也听说过关于她的一些情况。
据说劳有花刚到军统时非常不开心，因为她之所以要参军，是为了上前线抗日杀敌，现在让她呆在后方，实在于心不甘。为此，她曾专门写了一份血书，当面递交给戴笠，请求准许她去前线。戴笠没有批准劳有花的请求，但是曾专门去医务室看望过劳有花，并且谈了几分钟话，给予勉励。
从此，劳有花在戴笠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象。1944年底，军统局开办了一期短期特训班，其中有10名女学员名额，戴笠想起了劳有花，派人去问她：是否对从事特工感兴趣？劳有花于是报了名，自然是第一个被批准，还由戴笠点名担任了特训班副班长。
特训班结束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劳有花随军统局迁往财京。之后，刘全德就不清楚其去向行踪了。直到这次奉命赴沪执行暗杀任务时，毛人凤亲自把三个关系人的名单交给刘全德，让他当场熟记后撕毁。刘全德一看之下，方才知道那个局本部医务室的小护士已经成了“保密局”的潜伏人员，现在上海霍山路的一家诊所工作。
可是，当上海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会同提篮桥分局的警察急赴霍山路该处时，却发现那里并没有什么诊所，只有一家两开间的水果店。警方问了店主，答称是半年前新开的店铺，以前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他不清楚。
上海市公安局当即决定立即对劳有花的行踪进行周密侦查，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捉拿归案。为此，警方专门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
三人小组接受任务后，随即对案情进行了分析：看来诊所确实是存在过的，那么刘全德的口供看来不会有错，那个名叫劳有花的女特务肯定曾经在诊所呆过。现在要想得到她的下落，只有先从诊所的下落查起了。
侦查员二上霍山路，不但访问了水果店老板，还走访了附近几家店铺，得知水果店的位置以前确实开过一家诊所，诊所里也确实有一个如刘全德所交待的那个年龄、模样的护士，至于姓什么叫什么，因为没有打过交道就不清楚了。
侦查员心里有了底，寻思要查清诊所的情况，只有去向卫生管理部门打听了。于是，他们门去了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
上海解放后，各方面的秩序恢复和建立得很快，一周之内各政府机构职能部门就已经建立了，随即开始调查分析，逐步推出了一套套管理措施。1949年8月，上海各区就进行了对全市私人医院和诊所的登记。这种调查是由各区政府卫生科进行的，所以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应该是有那家诊所的登记材料的，而材料中应当是有从诊所主任到所有医生、护士、杂务工的基本情况的。
可是，侦查员过去一查，登记倒是进行过的，而且也登记了劳有花所供职的那家诊所。但是，材料却是没有！原来，去年8月进行登记时，那家诊所的业主也就是主任，向卫生科报称他准备歇业了。工作人员告诉他，歇业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在这次登记工作结束前也就是8月底前歇业，否则，还是需要登记和交纳登记费用。对方说那我就不参加登记了，我一定在8月底前关门打烊。到了8月27日，那家诊所果然关门歇业了。这样，就没有进行登记，因此也没有留下任何材料。
这个结果对于侦查员来说，自是非常意外，脸上立时显出了难以掩饰的失望和沮丧。那个接待他们的科员看在眼里，颇有点同情，于是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说说看的，我知道的情况有助于你们的调查也说不定。”
侦查员寻思也只有这样了，于是问对方是否知道那家诊所的医生护士情况。对方说这不清楚，不过那个主任他倒是知道姓生名的，说着他就写下了三个字：杜传耀。并且向侦查员述说了此人年龄、外貌特征等等，除此之外，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过，知道了这个名字也好，调查起来总是要方便一点的。侦查员经过一番商议，最后决定还是去霍山路那里查摸情况，不管是杜传耀的情况还是劳有花的情况，只要查到一点，也许就是线索，顺藤摸瓜有个结果也是可能的。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4年第5期
谋刺陈毅案中的漏网女特务
曾洁
1958年3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山东省会济南市。
济南火车站，一列开往上海的列车停于站台旁，火车头已经升火待发。忽然，一辆吉普车从车站内部专用通道疾驰而来，一直开到站台上，在第6节车厢前停下。这一不寻常的情景，引起已经上车的旅客的注意，大家纷纷从车窗里探头出来观望。只见吉普车门打开，下来两男一女三名警察，中间押解着一个三十五六岁、留着整齐的短头发的女犯。
这个女犯，就是1950年台湾特工谋刺陈毅一案中的最后一名嫌疑人，时隔8年，她终于落入了法网……
有一手惊人枪法的刘全德落网
1949年5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一部发起了著名的上海战役，于5月27日解放了整个上海市。根据中央的命令，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出任上海市长。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其时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仇恨。执掌“党国”大权的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向“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陈毅！
毛人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于1949年6月至9月短短4个月间，分别指派原国民党军统局高级行动特工朱山猿、封企曾潜入上海执行暗杀任务，均被我公安机关侦悉抓获，处以极刑。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失望之下，将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顿。1950年初春，蒋介石再次向毛人凤下达了针对陈毅的密杀令。这次，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
被蒋介石点到名字的刘全德，是国民党特务系统著名的行动特工、王牌杀手。刘全德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一名下级军官，三十年代前期曾经担任过时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的罗瑞卿的警卫员。三十年代中期，刘全德在奉命前往武汉执行机要任务时被捕，因经受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叛变了革命。
刘全德自幼拜名师习练武术，精通拳术、擒拿，还有一手惊人的枪法。当时担任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前身)处长的戴笠在听说刘
“”全德已经弃暗投明后，立刻亲自接见，并且破例宴请。席间，戴笠宣布请刘全德担任复兴社特务处特工训练班的教官。
刘全德在长期特工生涯中，为军统局培养了许多特工。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局奉命执行行刺汪伪汉奸政权“外交部长”陈篆的任务，戴笠派遣了几拨特务均告失利。最后，戴笠亲自指令刘全德执行这一任务。刘全德密赴上海，小试牛刀，一举成功。刘全德返回重庆后，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嘉奖。从此，“刘全德”这个名字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蒋介石亲自点名要派刘全德出马执行暗杀陈毅的原因。
刘全德接受任务离开台北的前夜，毛人凤特地为其举行了一个欢送宴会。席间，有人提议请刘全德表演射击，毛人凤也示意刘全德露一手。刘全德其时已经喝了很多酒，他的身上一向是带着两支手枪的，当下就让人如此这般作了一番准备。片刻，两个小特务出现在宴会厅里，一个手里捧着一只鸽子，一个手里拎着一只皮鞋。毛人凤那天的兴致也特别好，亲自主持这场表演，站在一旁叫着“一——二——三”。那“三”刚出口，两个小特务一齐把鸽子和皮鞋分别扔向两个方向，而且是一上一下的，这算是代表“飞禽走兽”。毛人凤叫“一——二——三”时，刘全德还端坐在席上喝酒，就在“飞禽走兽”分投两个方向时，他突然启动，其速度快得令人难以察觉，就在那极其短促的一瞬间，已经完成了拔枪、瞄准、射击这一系列动作，只听得“啪啪”两下，鸽子、皮鞋已经同时落地！
当时，毛人凤带头为刘全德鼓掌。毛人凤还即兴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说凭刘全德的这一手惊人的枪法，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当然是不成问题的，预祝刘全德圆满完成任务。
刘全德化装潜赴大陆时，身上没有携带任何用于暗杀的武器，因为根据他长期的特工经验，认为这样是最安全的，至于行动时需要武器了，到时候再想办法。
刘全德密赴上海后，前往一个潜伏特务处去落脚。哪知这个特务在上海解放伊始，公安机关贴出公告让反动人员主动向政府登记以求宽大时，已经向公安局自首了。根据当时的政策，他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当场就回家了。这一情况，台湾方面是不清楚的，毛人凤还把他作为“潜伏关系”之一郑重其事地悄悄向刘全德作了交代。
刘全德作为一名高级特工，自有其独到的经验和思维。
当时，毛人凤一共交给他三个“关系”，其中两个是有潜伏电台跟其联系的，已经将有“海外来人”赴沪执行“重要任务”一事作了交代，只有这个“关系”没有通知，这是一个备用“关系”，如果前两个解决不了问题了，再去找他。刘全德的考虑却是跟毛人凤两样的，他寻思如果潜伏电台那边出了问题，那电台就等于已经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了，那么他的赴沪就可能已为上海市公安局侦悉，他上门去那就是自投罗网了。因此，刘全德决定不去那两个“关系”处，而先去了这个“备用关系”处。
不料，这回刘全德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他一登门，还没说出接头暗号，对方已经认出来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刘全德了。
这个“关系”既然是吃特工饭的，自然是有一定思维能力的，他一看是刘全德来上海，马上知道肯定是来执行暗杀任务的，而且其暗杀的对象一定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于是，他就想向公安机关举报。
但是，刘全德的警惕性极高，他拦住了要给他张罗着买好酒好菜热情款待的“关系”，说只要吃一餐便饭就可以了，吃过饭他就要离开的，他是来了解最近上海的治安和公安局的警戒措施等情况的。那个“关系”的家里是有电话的，刘全德生怕他利用电话报告公安局，就寸步不离地跟着“关系”，使对方根本没有报告的可能。
那个“关系”也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跟戴笠本人也相识，由此可见其在军统的资格。他一看刘全德如此防范，知道他对自己不放心，于是就做出一副自然的样子，真的把刘全德所想了解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刘全德来上海执行暗杀任务，自然预先也是了解过上海的情况的，向“关系”打听一是为了核实是否起了变化，二是借以判断对方是否“叛变”了。“关系”向他如实地提供了情况，这使他认为对方还是可靠的，于是渐渐就解除了戒备心理。
但是，深知刘全德的厉害的“关系”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既不跟家人接触，有电话打进来也不接，并且不许家人接，对刘全德解释说生怕家人说错了话引起人家的怀疑。这样，一餐便饭吃完后，刘全德终于对他放心了。这时，“关系”就开始行动了，他趁刘全德不注意时，把正在抽的香烟的尾端咬下一截吞下肚子，于是引起了强烈的恶心而产生了呕吐。他对刘全德解释说是胃病发作了，只要买点药吃吃就会好的，以前都是这样的。刘全德进来前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知道西药房就在附近，干是同意让他出去买药。
“关系”知道他离开的这段时间绝对不能长，否则马上会引起刘全德的怀疑，可是他家距公安分局、派出所都有一段距离，这就难以如愿了。正犯愁间，突然看见马路上迎面过来一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巡逻小组，不禁大喜过望，便上前去将情况悄悄说了。
巡逻小组一听，立刻要冲到“关系”家去抓人，“关系”慌忙拦住：“不行，你们三个人三支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巡逻小组大吃一惊：“什么，他那么厉害？”
“关系”说：“他的厉害根本是无法形容的，你们赶快去多叫些人来，四下包围住，然后才能行动。快！快！”
巡逻小组当即跟部队取得了联系，部队急忙向公安局通报情况，军警双方立刻紧急出动，光解放军就出动了一个排的兵力。就这样，刘全德终于落网了。
刘全德在接受审讯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参加审讯的公安人员中有一位是年轻人，他对刘全德被捕时身上没有携带武器感到不解，怀疑把武器密藏在哪里了，于是就问：“你是来执行暗杀任务的，那么你的枪呢？”
刘全德当时非常傲慢地看着这位审讯员，冷笑道：“枪？我刘全德搞这种事还要带枪？当我需要时，你们解放军的枪、警察的枪就是我的枪！”
但是，刘全德在我公安人员的政策攻心下，还是较为利索地交待了所有情况，包括另外两个“关系”。于是，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就下达了立即拘捕那两个敌特分子的命令。
被戴笠赏识过的劳有花
刘全德交待出的另外两个“关系”，一个名叫雷霜，40岁，此人以前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便衣探员，抗日战争时期又作为军统的地下人员打入汪伪的“76号特工总部”。抗战胜利后，雷霜算是军统地下潜伏有功人员，受到过嘉奖。随即去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当上了一名科长。后来患了肺病住进了广慈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出院时已是1948年5月了。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改了行，去了一家洋行做起了职员。上海解放前夕，这家洋行易主，改名叫“祥德商行”，雷霜是该商行的襄理。
上海解放伊始，人民政府发布命令让国民党伪职人员去登记时，雷霜也去登记了，因为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过什么血债，而且他在1947年春天就已经离开警察局了，公安机关也就没有对其特别注意。但没想到现在刘全德的交待表明这个姓雷的家伙竟然是毛人凤留下的一个重要潜伏特务，现在让其协助刘全德执行暗杀陈毅的行动！
公安人员立刻出动，将雷霜缉拿归案。雷霜在审讯期间，因肺病复发，救治无效，死于狱中。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的另一路人马还去抓捕刘全德交待的另一个“关系”劳有花，但是，这次行动却是无功而返——刘全德所交待的地址并没有劳有花其人。
据刘全德交待：劳有花，女，出生于山东省胶州半岛上的一个资本家家庭，初中毕业后，考入了南京的一所外国教会创办的护士学校。刚刚去报到就爆发了“8·13事变”，护士学校不久迁往汉口，后来又搬往重庆。1941年夏，劳有花从护士学校毕业，当时受形势影响，和一批同学积极报名要求参军，上前线抗日杀敌。当局批准了这些热血青年的要求，准予入伍，量材录用，劳有花被分配去了军统局。
军统局人事处把劳有花打发到局本部的医务室去当了一名护士，那段时间刘全德在重庆军统局的特务训练班担任教官，戴笠每个星期都要把包括他在内的十几名资深教官召往局本部去谈话、吃饭。所以，刘全德经常在军统局本部见到劳有花，也听说过关于她的一些情况。
据说劳有花刚到军统时非常不开心，因为她之所以要参军，是为了上前线抗日杀敌，现在让她呆在后方，实在于心不甘。为此，她曾专门写了一份血书，当面递交给戴笠，请求准许她去前线。戴笠没有批准劳有花的请求，但是曾专门去医务室看望过劳有花，并且谈了几分钟话，给予勉励。
从此，劳有花在戴笠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象。1944年底，军统局开办了一期短期特训班，其中有10名女学员名额，戴笠想起了劳有花，派人去问她：是否对从事特工感兴趣？劳有花于是报了名，自然是第一个被批准，还由戴笠点名担任了特训班副班长。
特训班结束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劳有花随军统局迁往财京。之后，刘全德就不清楚其去向行踪了。直到这次奉命赴沪执行暗杀任务时，毛人凤亲自把三个关系人的名单交给刘全德，让他当场熟记后撕毁。刘全德一看之下，方才知道那个局本部医务室的小护士已经成了“保密局”的潜伏人员，现在上海霍山路的一家诊所工作。
可是，当上海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会同提篮桥分局的警察急赴霍山路该处时，却发现那里并没有什么诊所，只有一家两开间的水果店。警方问了店主，答称是半年前新开的店铺，以前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他不清楚。
上海市公安局当即决定立即对劳有花的行踪进行周密侦查，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捉拿归案。为此，警方专门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
三人小组接受任务后，随即对案情进行了分析：看来诊所确实是存在过的，那么刘全德的口供看来不会有错，那个名叫劳有花的女特务肯定曾经在诊所呆过。现在要想得到她的下落，只有先从诊所的下落查起了。
侦查员二上霍山路，不但访问了水果店老板，还走访了附近几家店铺，得知水果店的位置以前确实开过一家诊所，诊所里也确实有一个如刘全德所交待的那个年龄、模样的护士，至于姓什么叫什么，因为没有打过交道就不清楚了。
侦查员心里有了底，寻思要查清诊所的情况，只有去向卫生管理部门打听了。于是，他们门去了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
上海解放后，各方面的秩序恢复和建立得很快，一周之内各政府机构职能部门就已经建立了，随即开始调查分析，逐步推出了一套套管理措施。1949年8月，上海各区就进行了对全市私人医院和诊所的登记。这种调查是由各区政府卫生科进行的，所以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应该是有那家诊所的登记材料的，而材料中应当是有从诊所主任到所有医生、护士、杂务工的基本情况的。
可是，侦查员过去一查，登记倒是进行过的，而且也登记了劳有花所供职的那家诊所。但是，材料却是没有！原来，去年8月进行登记时，那家诊所的业主也就是主任，向卫生科报称他准备歇业了。工作人员告诉他，歇业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在这次登记工作结束前也就是8月底前歇业，否则，还是需要登记和交纳登记费用。对方说那我就不参加登记了，我一定在8月底前关门打烊。到了8月27日，那家诊所果然关门歇业了。这样，就没有进行登记，因此也没有留下任何材料。
这个结果对于侦查员来说，自是非常意外，脸上立时显出了难以掩饰的失望和沮丧。那个接待他们的科员看在眼里，颇有点同情，于是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说说看的，我知道的情况有助于你们的调查也说不定。”
侦查员寻思也只有这样了，于是问对方是否知道那家诊所的医生护士情况。对方说这不清楚，不过那个主任他倒是知道姓生名的，说着他就写下了三个字：杜传耀。并且向侦查员述说了此人年龄、外貌特征等等，除此之外，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过，知道了这个名字也好，调查起来总是要方便一点的。侦查员经过一番商议，最后决定还是去霍山路那里查摸情况，不管是杜传耀的情况还是劳有花的情况，只要查到一点，也许就是线索，顺藤摸瓜有个结果也是可能的。
寻找留德医生
但是，霍山路那里的原诊所邻居所提供的情况也就只是原先写在该诊所墙壁上做广告的内容，归结起来是这样一组十六字的广告词——留德博士肺科专家真诚效力起死回生。
于是，侦查员就只好从这组广告词上试着做文章了。他们寻思按照当时拍的规矩，这种广告词肯定有夸大之嫌，光凭比是难以作出准确分析的，还得进行调查。于是二赴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不问别的，只问一点：那个姓杜的诊所主任医术如何？那组广告词里究竟有多少水分？
卫生科的那位科员告诉侦查员：杜传耀的样子看上去确实像是一个出过洋留过学的人，当时来他过里询问是否可以歇业时，可能是生怕对他的医术产生误解，以为其要求歇业是因为怕政府登记而露馅，所以拿来了他在德国留学所取得的文凭和一些照片，看来那倒是真的。另外，区政府有一个干部经卫生科出面关系请杜传专耀看过病，据说倒是有点效果的。因此，此人看来确实是一位学过医的专职医生。
侦查员据此分析就得出一个结论：杜传耀虽然不开诊所了，但是他既然是一位正牌的医生，那就不大可能把自己的专业丢弃了去另外寻一份工作，他极有可能仍旧在行医，多半是在哪个医院或者诊所。于是，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在全市医院、诊所范围内进行寻查。
这项工作做起来虽然麻烦些，但是总还是理得出一个头绪，因为只要到各个区的卫生管理部门去查一查登记材料就可以了。全市所有的医院、诊所的医生、护士、杂务工的名单分布于各区的卫生管理部门，要求一个月去区政府卫生科补报一次是否有变更。因此还是颇有可信性的。
侦查小组借助各区公安分局的力量，在三天之内查遍了全市所有医院、诊所的材料，可奇怪的是竟没有发现杜传耀其人！
侦查小组向领导汇报了侦查过程，领导也觉得出乎意料。这个案件是上报公安部的特别重大案件，当时破获情况已经向中央报告了，报告中也提到了“尚有涉案特务一名正在侦缉之中”，所以，领导对此分外重视，指示一定要将劳有花追缉归案。三天后，上海市公安局专门举行了一次有18名资深侦查员参加的案情分析会，专门分析劳有花的下落问题。
会议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得出结论：侦查小组的侦查方向和思路都是准确的，还是要从寻找杜传耀的下落作为楔入点，而杜传耀其人还是要着眼于从卫生系统找。有人提出了一个主意：不排除杜传耀去上海周边地区开诊所或者行医的可能，但是，周边地区的西药一向都是要向上海西药批发商进货的，因此，可以去向上海的西药批发商那里打听情况。
这是一个到位的主意，侦查小组随即走访了西药批发商，果然查得了杜传耀的下落：在榆林区“大德机器厂”担任医务室主任！
原来，杜传耀是一位正直的医务人员，他在行医经营中既不超常收费，所用的药品也是完全正宗的，在消毒方面也不敢有丝毫的疏忽，这样，其成本肯定高了。而解放后由于情况起了变化，原先那些喜欢到熟识的私人诊所来看病的有钱人走的走了，抓的抓了，没走没抓的为了表示向劳动人民靠拢，也不敢摆阔了，这样，杜传耀的诊所就有入不敷出之虞，于是他就决定关门。关门之后，杜传耀应一位朋友之请，去了其开的“大德机器厂”担任医务室主任。
侦查员问杜传耀：你以前的诊所里是否有一个名叫劳有花的护士？
杜专耀点头称“是”，随后不等侦查员再问，就告诉说劳有花已经去了曹家渡的一家纱厂，是他介绍过去的，也是在厂医务室工作。因为诊所关门时，其他医生、护士都表示可以自己寻找出路，只有劳有花看上去面有难色，于是他就把她介绍到那家纱厂去了。之后杜传耀再没有跟劳有花有过联系。
侦查员随即急赴曹家渡那家纱厂，这是一家不过三四百人的小厂，缩在一条弄堂里。侦查员直接找了厂长，一出示证件，对方特别客气，客气中显出了一种一眼就能看出的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畏惧，这是当时许多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的普遍现象。
侦查员向这位资方代理人说明了来意：要找一个名叫劳有花的人。厂长略一考虑，摇头道：“对不起，本厂没有这样一个人。”
侦查员暗吃一惊，寻思难道又扑空了。于是写下了劳有花的名字，说那是一个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女子，皮肤很白，长得略有几分姿色。厂长听了还是一脸茫然，但他随即打电话通知人事股送来了职工花名册，一翻，果然没有“劳有花”这个名字。
侦查员想，这劳有花既然是杜传耀介绍过来的，那肯定是在这家工厂的医务室工作，于是问道：“你们厂有医务室吗？”
厂长点头：“有的。”
“你现在打电话让医务室的负责人过来一趟！”
医务室负责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戴眼镜的女医生，走路轻轻的像一只猫，整个样子文静至极，宛若教堂里的修女。她说话的声音也是又细又慢，但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侦查员：医务室有过这样一个人，但是只呆了一个多月就离开了。
“离开？为什么离开？”
“她是去年8月底来的，到了10月中旬就离开了，至于为什么离开，她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她离开时，还请我们医务室的四个同事吃了一顿饭，就在曹家渡桥旁边的那饭店吃的。”
“她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这个她没有说，只是说不想在本厂呆下去了，好像嘀咕过句是嫌工资太少。”
再问，对方也兑不上什么了。
医务室负责人离开后，厂长马上向侦查员鞠躬表示歉意：“对不起，这不是我故意的，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本厂有过这样一个员工。”
侦查员对此表示不解：“你这个厂子一共四百来人，怎么医务室有没有这样一个人都不清楚呢？”
厂长又鞠躬：“对不起，我是去年11月1日才到这里来的，因此不了解情况，请同志们原谅。”
原来如此！这当然怪不得他了。根据杜传耀说的劳有花是他介绍给这家工厂的老板的，侦查员寻思兴许劳有花离开时会跟老板打一个招呼，透露其去向，于是又问：“你们老板呢？”
厂长点头哈要道：“老板就是原先这里的厂长，他已经过世了。”
“过世了？”
“是的，老板过世后，他的遗眷邀请我来管理这个厂的。”
“老板是几时过世的？”
“去年10月份。”
“他是生什么病过世的？”
“听说是心脏病突发，没抢救过来就死了。”
侦查员当时没有把老板的猝死跟劳有花的离开关起来。回去之后，三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兵分两路再作调查：一路是向那家工厂的医务室其他三个人了解劳有花在那里工作一个多月期间的详细情况；一路是去访问老板家属，了解老板是否透露过劳有花的去向或者其他情况。
两路同时行动，但是都没有取得什么突破。对于劳有花的调查，就此搁浅了！
不久，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上海市专门成立了“镇反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曾发文要求全市各有关职能部门密切注意一批漏网敌特分子，其开列的名单中就有劳有花。
但是，直到运动结束，也没有查得劳有花的下落。
纱厂的女护士
劳有花潜逃到哪里去了？
她逃往山东济南了。
劳有花当年被戴笠点名去军统局的特训班接受为期一年的特务训练后，由一个小护士成了军统的情报特工。她在随军统局“还都”南京后，曾先后在南京、镇江、苏州和上海执行过对付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任务，每次都完成得十分圆满，受到了接任戴笠的特务头子郑介民、毛人凤的重视，破格晋升为陆军少校军衔。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形势已经十分明了，国民党方面知道大势已去，开始准备备后路，其中一条就是大批安排潜伏人员。劳有花的名字也被列于其中，毛人凤亲自找其谈话，让她前往上海潜伏，并规定了联络方式和暗语、密码。
劳有花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特工，当时因为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一般凡是奉命潜伏的特务都是由各自的机关，或保密局，或中统，通过掌握的关系联系潜伏点，予以介绍安插。而涝有花认为那是一着险棋，因为共产党过来后肯定要对潜伏犬分子查一查的，这种介绍方式是不可靠的，所以她就摒弃不用，而宁可自己冒着寒风在上海滩四处奔走，最后在杜专耀的诊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劳有花在诊所做得很好，杜传耀对她满意，跟同事关系也处得非常和睦，她正感到欣慰时，杜传耀因为难以经营下去而决定关门了。劳有花于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这一事实，幸亏有杜传耀的热心介绍，她随即去了曹家渡的那家纱厂，还是做她的医务工作。
杜传耀是那纱厂老板的朋友，当时是直接将劳有花介绍给老板的，由他掏钱在西菜馆吃了一餐，就把劳有花交给对方了。令劳有花没有料到的是那个老板不像杜传耀那样是一个正人君子，对于她的年轻美貌无动于衷。这位老板是一个色鬼，从见到她的头一眼开始，就动起了不轨之念。她上班后不不到一星期，就不得不跟老板上了床。但劳有花想想这也好，老板至少可以成为她的一把保护伞，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劳有花始料不及：
194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老板的家人去亲戚家了，老板把她接到自己家里，照例还是上床。哪知，老板因为患有心脏病，激动过分竟然发作了，在她的身上失去了知觉，随后就猝死了！劳有花虽然受过军统的特工训练，但是训练科目中是没有这一项内容的，她大惊之下也昏了过去。当她苏醒过来时，老板的家人正好刚刚返回，这一幕固然使她无地自容，但是也使她摆脱了“谋杀”嫌疑。
老板的妻子是出身于被旧时上海滩称为“大人家”的有产阶级家庭，其父其兄都是帮会人物，她成长于这种环境之中，耳濡目染父史们的那一套做派，也形成了一种有胆有识、杀伐果断的性格。面对这令人震惊的一幕，她很快就冷静下来，然后作出了决定：从家族名誉考虑，必须对此严格保密，任何人不许透露片言只语，对外统一口径——老板是在睡眠中突发心脏病而殁的。
这当然也需要劳有花封口。于是，老板妻子跟她进行了谈判。先把一沓钞票放在她的面前，然后是命令式的话语：给我立刻离开这家厂，自寻出路；永远忘记今晚这一幕！
这个外理结果，当然是劳有花最愿意的，于是她收了钱，立刻走人。次日，她向工厂人事股提出了辞职请求。三天后，劳有花离开了这家工厂。
劳有花离开纱厂后，很快就在卢家湾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了工作，也是故护士。根据“保密局”的潜伏规定，她将自己的职业和新址用暗语写了两张条子，分别贴于大世界后门和十六铺大达码头的广告牌上，以通知她的上司。
劳有花跟她的上司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上司，也不清楚对方的任何情况。她跟上司的联络，就是靠在上述两个地点张巾条子，而上司跟她的联络，一般是用寄信件或者印刷品来进行的，当然用的是密写药水，需要特殊的显示液才能显示出来，显示出来后刚刚看清就又自动消失。
劳有花贴出上述条子后，没有接到上司的任何消息，这于她无碍，因为根据规定她算是已经尽到责任了。由于解放后“肃反”声势非常强大，劳有花对于这种对她的不闻不问反而感到欣慰，她愿意就这样一直维持下去。
可是，到了1950年2月上旬，劳有花的希望破灭了：她突然接到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以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是以“保密局”本部的名义向她下达的指令，让她立刻着手收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要员的出行、生活情况，所列名单的第一个就是陈毅，以下还有饶漱石、谭震林、曾山等人。
劳有花凭着她的特工经验，马上意识到台湾方面已经决定要对上述中共高级干部实施暗杀行动了。
一个月后，劳有花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函，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竟是以密码所写！这就是说，向她发出这封密信的上司也不清楚这封密函的内容，她用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是以毛人凤本人的名义直接下达的一道指令，只有短短12字：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予配合。
劳有花马上意识到台湾所派遣的刺客即将抵达上海了，而她则必须配合刺客进行这次行动。劳有花处在这当儿，要么向人民政府自首，要么执行台湾的命令，她尽管不愿意选择后者，但是最后还是决定选择后者了。
叙述到这里，要指出台湾“保密局”在这件事上面的一个失误：“保密局”在制定《潜伏人员工作条例》时，没有具体规定应当将潜伏特务的每一个住址也即联络点的变更立即向台湾报告，因此，当劳有花那个不知名址的上司在知晓劳有花已经变更联络点的情况下，并未将这一变更通知台湾。而台湾方面也没有在决定动用劳有花这个“关系”时询问劳有花的上司，这样，毛人凤交给刘全德的联络点也就还是她在霍山路的那家诊所的地址。这个失误使劳有花成了漏网分子。
之后，劳有花就开始等待海外“来客”跟她联系，但是，等来等去一直没有等到。直到后来报上刊载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后，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劳有花作出的反应是：立刻离开上海！
于是，劳有花就逃往山东，并且在济南落了脚。
劳有花的父母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双亡，她在济南有一个表妹，抗战后期曾经去过重庆，劳有花当时热情地接待过她，因此两人是有联系的。
解放后，劳有花的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她本人也成为干部，在区政府工作
劳有花离开上海后，直接去了济南这个表妹处。劳有花在军统工作一事，她的所有亲属都是不清楚的，因为她当时离开家乡时是考上了南京的护士学校，因此大家都只以为她是从护士学校毕业后从事医务工作了。就是对她那个去过重庆的表妹，当时劳有花接待时也没有说自己在军统局工作，只说是干医务工作，表妹自然信以为真。现在，劳有花到了表妹那里，就谎称自己在上海失业了，因此来济南投靠表妹。
表妹自无二话，跟军官丈夫商量后，由丈夫出面跟个已转业到地方上当了官的战友打了个招呼，劳有花就安排去了一家私人开办的工厂，还是在医务室工作。不过，这家工厂的医务室连她一共只有两个人，因此，她被称为“医生”，好在劳有花的那医学知识已经足够胜任这份工作了。
劳有花这回离开上海，算是跟“保密局”方面彻底脱钩了，她离开时也未在大世界和十六铺张贴条子，寻思“组织”再也找不到她了。这样，劳有花就面临着一个重新选择的问题，她观察形势，知道共产党肯定是站住脚了，再也不可能像当初上司让她潜伏大陆时说的“最多两年就可以打回来”，于是，她就动起了过太平日子的脑筋。
劳有花最初的做法是百事不管，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但是，她的文化在当时说来已经是全厂最高的了。这样，政治学习时读报纸、开会时的记录、出黑板报、写标语等等的跟文化搭界的事情就脱不开，渐渐地她自然而然也成了全厂的有名人物，不但本厂，就是外厂也都知道她了。
不久，行业开会也就叫上劳有花，区政府举办什么政治性的宣讲员培训班，也有她的份儿，接着，又是工会。不到两年，劳有花已经成为厂里的积极分子。
劳有花寻思这样倒也好，自己表现得积极点儿，让人根本不会对她产生怀疑。怀着这种动机，劳有花竟然安然度过了“三反”“五反”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时，劳有花所在的工厂已经成为公私合营性质的企业了。
“反右”运动结束后，工厂党组织发展中共党员开具的考察名单中，有劳有花的名字。于是，劳有花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又上党课列席党员民主生活会等等，忙得不可开交。到了1958年初，党组织正式派人找劳花谈话，然后叫好填写登记表格。
登记表上要求如实填写本人的履历，并且得——列出证明人和证明人的身份、地址，这是需要政审的。这个问题，劳有花早已考虑过了，否则她也不敢要求入党了。她把自己从1937年考取南京那所教会护士学校一直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全部经历，篡改为考取护士学校上学毕业后在重庆、南京的私人诊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她去上海奉命潜伏为止，那么证明人是谁呢？劳有花已经想好并且试探过了，就是她的表妹。
1948年底去上海潜伏后的那段历史，劳有花倒不怕，因为她是这样考虑的：当时她离开上海来济南时，那个地址是在卢家湾那里的诊所，如果落网的那个台湾刺客已经把她供出来了，公安局去查过了，也已经是一个无头案子了，因为那个诊所的人根本不知晓她的任何情况，而她只要氢那段短暂的时间放到济南，谎称离开曹家渡那家工厂后是直接到山东的，只不过在山东各处转了转，寻找失散的亲戚，又在表妹家呆了一段时间，这样也就呆以蒙混过去了。在霍山路杜传耀开的诊所和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时间她是照实写的，因为她认为自己在那里没有发生过政治问题，而跟那个老板发生肉体关系之事，已经跟老板家属有过协议，双方当然都是守口如瓶的。
主意打定，劳有花就按照这一如意算盘进行了。登记表交上去后，党组织首先是向她的表妹夫妇调查，两人分别作了证明。情况果然如唠有花预先所估料的，她的表妹把听她以前自己介绍的情况作为她所了解的情况，以知情人的身份作了证明。
劳有花大为得意，寻思这一关过去了，另外两方面的调查她也不怕，因为她在表格上面所写的是实情。
殊不知正是这实情使劳有花露了馅：工厂党组织分别向上海方面发了两份外调公函，一份是发往上海市卫生局的，要求代为向杜传耀调查核实——有关人员也想当然地认为杜传耀肯定在卫生系统工作；另一份是按照劳有花表格上的地址发往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料想也一定已经公私合营，但地址估计是不会错的。
前一份公函还在上海市卫生局打转时，后一份公函已经发生作用了。那家工厂确如发函者所估料的，已经公私合营，但是还在曹家渡原址，而且医务室也还是那几位，那位修女样文静的女医生还是当着主任。这样，接下来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份公函随即被送到了公安局。
上海警方的档案中还保存着这个悬案的记载，尽管当时的经办人已经调离了原先的岗位，但是一查还是马上弄清楚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签署了逮捕令，指派警员前往济南对劳有花实施逮捕。
劳有花被捕后，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劳有花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但是，霍山路那里的原诊所邻居所提供的情况也就只是原先写在该诊所墙壁上做广告的内容，归结起来是这样一组十六字的广告词——留德博士肺科专家真诚效力起死回生。
于是，侦查员就只好从这组广告词上试着做文章了。他们寻思按照当时拍的规矩，这种广告词肯定有夸大之嫌，光凭比是难以作出准确分析的，还得进行调查。于是二赴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不问别的，只问一点：那个姓杜的诊所主任医术如何？那组广告词里究竟有多少水分？
卫生科的那位科员告诉侦查员：杜传耀的样子看上去确实像是一个出过洋留过学的人，当时来他过里询问是否可以歇业时，可能是生怕对他的医术产生误解，以为其要求歇业是因为怕政府登记而露馅，所以拿来了他在德国留学所取得的文凭和一些照片，看来那倒是真的。另外，区政府有一个干部经卫生科出面关系请杜传专耀看过病，据说倒是有点效果的。因此，此人看来确实是一位学过医的专职医生。
侦查员据此分析就得出一个结论：杜传耀虽然不开诊所了，但是他既然是一位正牌的医生，那就不大可能把自己的专业丢弃了去另外寻一份工作，他极有可能仍旧在行医，多半是在哪个医院或者诊所。于是，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在全市医院、诊所范围内进行寻查。
这项工作做起来虽然麻烦些，但是总还是理得出一个头绪，因为只要到各个区的卫生管理部门去查一查登记材料就可以了。全市所有的医院、诊所的医生、护士、杂务工的名单分布于各区的卫生管理部门，要求一个月去区政府卫生科补报一次是否有变更。因此还是颇有可信性的。
侦查小组借助各区公安分局的力量，在三天之内查遍了全市所有医院、诊所的材料，可奇怪的是竟没有发现杜传耀其人！
侦查小组向领导汇报了侦查过程，领导也觉得出乎意料。这个案件是上报公安部的特别重大案件，当时破获情况已经向中央报告了，报告中也提到了“尚有涉案特务一名正在侦缉之中”，所以，领导对此分外重视，指示一定要将劳有花追缉归案。三天后，上海市公安局专门举行了一次有18名资深侦查员参加的案情分析会，专门分析劳有花的下落问题。
会议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得出结论：侦查小组的侦查方向和思路都是准确的，还是要从寻找杜传耀的下落作为楔入点，而杜传耀其人还是要着眼于从卫生系统找。有人提出了一个主意：不排除杜传耀去上海周边地区开诊所或者行医的可能，但是，周边地区的西药一向都是要向上海西药批发商进货的，因此，可以去向上海的西药批发商那里打听情况。
这是一个到位的主意，侦查小组随即走访了西药批发商，果然查得了杜传耀的下落：在榆林区“大德机器厂”担任医务室主任！
原来，杜传耀是一位正直的医务人员，他在行医经营中既不超常收费，所用的药品也是完全正宗的，在消毒方面也不敢有丝毫的疏忽，这样，其成本肯定高了。而解放后由于情况起了变化，原先那些喜欢到熟识的私人诊所来看病的有钱人走的走了，抓的抓了，没走没抓的为了表示向劳动人民靠拢，也不敢摆阔了，这样，杜传耀的诊所就有入不敷出之虞，于是他就决定关门。关门之后，杜传耀应一位朋友之请，去了其开的“大德机器厂”担任医务室主任。
侦查员问杜传耀：你以前的诊所里是否有一个名叫劳有花的护士？
杜专耀点头称“是”，随后不等侦查员再问，就告诉说劳有花已经去了曹家渡的一家纱厂，是他介绍过去的，也是在厂医务室工作。因为诊所关门时，其他医生、护士都表示可以自己寻找出路，只有劳有花看上去面有难色，于是他就把她介绍到那家纱厂去了。之后杜传耀再没有跟劳有花有过联系。
侦查员随即急赴曹家渡那家纱厂，这是一家不过三四百人的小厂，缩在一条弄堂里。侦查员直接找了厂长，一出示证件，对方特别客气，客气中显出了一种一眼就能看出的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畏惧，这是当时许多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的普遍现象。
侦查员向这位资方代理人说明了来意：要找一个名叫劳有花的人。厂长略一考虑，摇头道：“对不起，本厂没有这样一个人。”
侦查员暗吃一惊，寻思难道又扑空了。于是写下了劳有花的名字，说那是一个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女子，皮肤很白，长得略有几分姿色。厂长听了还是一脸茫然，但他随即打电话通知人事股送来了职工花名册，一翻，果然没有“劳有花”这个名字。
侦查员想，这劳有花既然是杜传耀介绍过来的，那肯定是在这家工厂的医务室工作，于是问道：“你们厂有医务室吗？”
厂长点头：“有的。”
“你现在打电话让医务室的负责人过来一趟！”
医务室负责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戴眼镜的女医生，走路轻轻的像一只猫，整个样子文静至极，宛若教堂里的修女。她说话的声音也是又细又慢，但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侦查员：医务室有过这样一个人，但是只呆了一个多月就离开了。
“离开？为什么离开？”
“她是去年8月底来的，到了10月中旬就离开了，至于为什么离开，她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她离开时，还请我们医务室的四个同事吃了一顿饭，就在曹家渡桥旁边的那饭店吃的。”
“她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这个她没有说，只是说不想在本厂呆下去了，好像嘀咕过句是嫌工资太少。”
再问，对方也兑不上什么了。
医务室负责人离开后，厂长马上向侦查员鞠躬表示歉意：“对不起，这不是我故意的，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本厂有过这样一个员工。”
侦查员对此表示不解：“你这个厂子一共四百来人，怎么医务室有没有这样一个人都不清楚呢？”
厂长又鞠躬：“对不起，我是去年11月1日才到这里来的，因此不了解情况，请同志们原谅。”
原来如此！这当然怪不得他了。根据杜传耀说的劳有花是他介绍给这家工厂的老板的，侦查员寻思兴许劳有花离开时会跟老板打一个招呼，透露其去向，于是又问：“你们老板呢？”
厂长点头哈要道：“老板就是原先这里的厂长，他已经过世了。”
“过世了？”
“是的，老板过世后，他的遗眷邀请我来管理这个厂的。”
“老板是几时过世的？”
“去年10月份。”
“他是生什么病过世的？”
“听说是心脏病突发，没抢救过来就死了。”
侦查员当时没有把老板的猝死跟劳有花的离开关起来。回去之后，三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兵分两路再作调查：一路是向那家工厂的医务室其他三个人了解劳有花在那里工作一个多月期间的详细情况；一路是去访问老板家属，了解老板是否透露过劳有花的去向或者其他情况。
两路同时行动，但是都没有取得什么突破。对于劳有花的调查，就此搁浅了！
不久，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上海市专门成立了“镇反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曾发文要求全市各有关职能部门密切注意一批漏网敌特分子，其开列的名单中就有劳有花。
但是，直到运动结束，也没有查得劳有花的下落。
纱厂的女护士
劳有花潜逃到哪里去了？
她逃往山东济南了。
劳有花当年被戴笠点名去军统局的特训班接受为期一年的特务训练后，由一个小护士成了军统的情报特工。她在随军统局“还都”南京后，曾先后在南京、镇江、苏州和上海执行过对付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任务，每次都完成得十分圆满，受到了接任戴笠的特务头子郑介民、毛人凤的重视，破格晋升为陆军少校军衔。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形势已经十分明了，国民党方面知道大势已去，开始准备备后路，其中一条就是大批安排潜伏人员。劳有花的名字也被列于其中，毛人凤亲自找其谈话，让她前往上海潜伏，并规定了联络方式和暗语、密码。
劳有花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特工，当时因为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一般凡是奉命潜伏的特务都是由各自的机关，或保密局，或中统，通过掌握的关系联系潜伏点，予以介绍安插。而涝有花认为那是一着险棋，因为共产党过来后肯定要对潜伏犬分子查一查的，这种介绍方式是不可靠的，所以她就摒弃不用，而宁可自己冒着寒风在上海滩四处奔走，最后在杜专耀的诊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劳有花在诊所做得很好，杜传耀对她满意，跟同事关系也处得非常和睦，她正感到欣慰时，杜传耀因为难以经营下去而决定关门了。劳有花于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这一事实，幸亏有杜传耀的热心介绍，她随即去了曹家渡的那家纱厂，还是做她的医务工作。
杜传耀是那纱厂老板的朋友，当时是直接将劳有花介绍给老板的，由他掏钱在西菜馆吃了一餐，就把劳有花交给对方了。令劳有花没有料到的是那个老板不像杜传耀那样是一个正人君子，对于她的年轻美貌无动于衷。这位老板是一个色鬼，从见到她的头一眼开始，就动起了不轨之念。她上班后不不到一星期，就不得不跟老板上了床。但劳有花想想这也好，老板至少可以成为她的一把保护伞，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劳有花始料不及：
194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老板的家人去亲戚家了，老板把她接到自己家里，照例还是上床。哪知，老板因为患有心脏病，激动过分竟然发作了，在她的身上失去了知觉，随后就猝死了！劳有花虽然受过军统的特工训练，但是训练科目中是没有这一项内容的，她大惊之下也昏了过去。当她苏醒过来时，老板的家人正好刚刚返回，这一幕固然使她无地自容，但是也使她摆脱了“谋杀”嫌疑。
老板的妻子是出身于被旧时上海滩称为“大人家”的有产阶级家庭，其父其兄都是帮会人物，她成长于这种环境之中，耳濡目染父史们的那一套做派，也形成了一种有胆有识、杀伐果断的性格。面对这令人震惊的一幕，她很快就冷静下来，然后作出了决定：从家族名誉考虑，必须对此严格保密，任何人不许透露片言只语，对外统一口径——老板是在睡眠中突发心脏病而殁的。
这当然也需要劳有花封口。于是，老板妻子跟她进行了谈判。先把一沓钞票放在她的面前，然后是命令式的话语：给我立刻离开这家厂，自寻出路；永远忘记今晚这一幕！
这个外理结果，当然是劳有花最愿意的，于是她收了钱，立刻走人。次日，她向工厂人事股提出了辞职请求。三天后，劳有花离开了这家工厂。
劳有花离开纱厂后，很快就在卢家湾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了工作，也是故护士。根据“保密局”的潜伏规定，她将自己的职业和新址用暗语写了两张条子，分别贴于大世界后门和十六铺大达码头的广告牌上，以通知她的上司。
劳有花跟她的上司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上司，也不清楚对方的任何情况。她跟上司的联络，就是靠在上述两个地点张巾条子，而上司跟她的联络，一般是用寄信件或者印刷品来进行的，当然用的是密写药水，需要特殊的显示液才能显示出来，显示出来后刚刚看清就又自动消失。
劳有花贴出上述条子后，没有接到上司的任何消息，这于她无碍，因为根据规定她算是已经尽到责任了。由于解放后“肃反”声势非常强大，劳有花对于这种对她的不闻不问反而感到欣慰，她愿意就这样一直维持下去。
可是，到了1950年2月上旬，劳有花的希望破灭了：她突然接到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以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是以“保密局”本部的名义向她下达的指令，让她立刻着手收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要员的出行、生活情况，所列名单的第一个就是陈毅，以下还有饶漱石、谭震林、曾山等人。
劳有花凭着她的特工经验，马上意识到台湾方面已经决定要对上述中共高级干部实施暗杀行动了。
一个月后，劳有花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函，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竟是以密码所写！这就是说，向她发出这封密信的上司也不清楚这封密函的内容，她用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是以毛人凤本人的名义直接下达的一道指令，只有短短12字：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予配合。
劳有花马上意识到台湾所派遣的刺客即将抵达上海了，而她则必须配合刺客进行这次行动。劳有花处在这当儿，要么向人民政府自首，要么执行台湾的命令，她尽管不愿意选择后者，但是最后还是决定选择后者了。
叙述到这里，要指出台湾“保密局”在这件事上面的一个失误：“保密局”在制定《潜伏人员工作条例》时，没有具体规定应当将潜伏特务的每一个住址也即联络点的变更立即向台湾报告，因此，当劳有花那个不知名址的上司在知晓劳有花已经变更联络点的情况下，并未将这一变更通知台湾。而台湾方面也没有在决定动用劳有花这个“关系”时询问劳有花的上司，这样，毛人凤交给刘全德的联络点也就还是她在霍山路的那家诊所的地址。这个失误使劳有花成了漏网分子。
之后，劳有花就开始等待海外“来客”跟她联系，但是，等来等去一直没有等到。直到后来报上刊载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后，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劳有花作出的反应是：立刻离开上海！
于是，劳有花就逃往山东，并且在济南落了脚。
劳有花的父母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双亡，她在济南有一个表妹，抗战后期曾经去过重庆，劳有花当时热情地接待过她，因此两人是有联系的。
解放后，劳有花的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她本人也成为干部，在区政府工作
劳有花离开上海后，直接去了济南这个表妹处。劳有花在军统工作一事，她的所有亲属都是不清楚的，因为她当时离开家乡时是考上了南京的护士学校，因此大家都只以为她是从护士学校毕业后从事医务工作了。就是对她那个去过重庆的表妹，当时劳有花接待时也没有说自己在军统局工作，只说是干医务工作，表妹自然信以为真。现在，劳有花到了表妹那里，就谎称自己在上海失业了，因此来济南投靠表妹。
表妹自无二话，跟军官丈夫商量后，由丈夫出面跟个已转业到地方上当了官的战友打了个招呼，劳有花就安排去了一家私人开办的工厂，还是在医务室工作。不过，这家工厂的医务室连她一共只有两个人，因此，她被称为“医生”，好在劳有花的那医学知识已经足够胜任这份工作了。
劳有花这回离开上海，算是跟“保密局”方面彻底脱钩了，她离开时也未在大世界和十六铺张贴条子，寻思“组织”再也找不到她了。这样，劳有花就面临着一个重新选择的问题，她观察形势，知道共产党肯定是站住脚了，再也不可能像当初上司让她潜伏大陆时说的“最多两年就可以打回来”，于是，她就动起了过太平日子的脑筋。
劳有花最初的做法是百事不管，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但是，她的文化在当时说来已经是全厂最高的了。这样，政治学习时读报纸、开会时的记录、出黑板报、写标语等等的跟文化搭界的事情就脱不开，渐渐地她自然而然也成了全厂的有名人物，不但本厂，就是外厂也都知道她了。
不久，行业开会也就叫上劳有花，区政府举办什么政治性的宣讲员培训班，也有她的份儿，接着，又是工会。不到两年，劳有花已经成为厂里的积极分子。
劳有花寻思这样倒也好，自己表现得积极点儿，让人根本不会对她产生怀疑。怀着这种动机，劳有花竟然安然度过了“三反”“五反”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时，劳有花所在的工厂已经成为公私合营性质的企业了。
“反右”运动结束后，工厂党组织发展中共党员开具的考察名单中，有劳有花的名字。于是，劳有花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又上党课列席党员民主生活会等等，忙得不可开交。到了1958年初，党组织正式派人找劳花谈话，然后叫好填写登记表格。
登记表上要求如实填写本人的履历，并且得——列出证明人和证明人的身份、地址，这是需要政审的。这个问题，劳有花早已考虑过了，否则她也不敢要求入党了。她把自己从1937年考取南京那所教会护士学校一直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全部经历，篡改为考取护士学校上学毕业后在重庆、南京的私人诊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她去上海奉命潜伏为止，那么证明人是谁呢？劳有花已经想好并且试探过了，就是她的表妹。
1948年底去上海潜伏后的那段历史，劳有花倒不怕，因为她是这样考虑的：当时她离开上海来济南时，那个地址是在卢家湾那里的诊所，如果落网的那个台湾刺客已经把她供出来了，公安局去查过了，也已经是一个无头案子了，因为那个诊所的人根本不知晓她的任何情况，而她只要氢那段短暂的时间放到济南，谎称离开曹家渡那家工厂后是直接到山东的，只不过在山东各处转了转，寻找失散的亲戚，又在表妹家呆了一段时间，这样也就呆以蒙混过去了。在霍山路杜传耀开的诊所和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时间她是照实写的，因为她认为自己在那里没有发生过政治问题，而跟那个老板发生肉体关系之事，已经跟老板家属有过协议，双方当然都是守口如瓶的。
主意打定，劳有花就按照这一如意算盘进行了。登记表交上去后，党组织首先是向她的表妹夫妇调查，两人分别作了证明。情况果然如唠有花预先所估料的，她的表妹把听她以前自己介绍的情况作为她所了解的情况，以知情人的身份作了证明。
劳有花大为得意，寻思这一关过去了，另外两方面的调查她也不怕，因为她在表格上面所写的是实情。
殊不知正是这实情使劳有花露了馅：工厂党组织分别向上海方面发了两份外调公函，一份是发往上海市卫生局的，要求代为向杜传耀调查核实——有关人员也想当然地认为杜传耀肯定在卫生系统工作；另一份是按照劳有花表格上的地址发往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料想也一定已经公私合营，但地址估计是不会错的。
前一份公函还在上海市卫生局打转时，后一份公函已经发生作用了。那家工厂确如发函者所估料的，已经公私合营，但是还在曹家渡原址，而且医务室也还是那几位，那位修女样文静的女医生还是当着主任。这样，接下来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份公函随即被送到了公安局。
上海警方的档案中还保存着这个悬案的记载，尽管当时的经办人已经调离了原先的岗位，但是一查还是马上弄清楚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签署了逮捕令，指派警员前往济南对劳有花实施逮捕。
劳有花被捕后，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劳有花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刘全德空有本领，落网的着实窝囊
这厮特科红队出身，特科两代领导陈云、潘汉年都在上海，还能玩的过他们？
当特务还是要低调啊。
说实话这姐们有点冤，什么破坏活动也没搞过……
估计在对付地下党的时候有血债，不然以她只是配合刺客行动，又没有搞什么破坏活动，应该不会判死刑。
有点电影无间道里想把身份洗白做好人，可能感觉做好人有前途吧。
xhhhz 发表于 2013-5-31 15:35 ![]()
估计在对付地下党的时候有血债，不然以她只是配合刺客行动，又没有搞什么破坏活动，应该不会判死刑。
TG比较恨暗杀，整个刘全德刺杀小组的结局都一样——枪毙。
转个我以前写的段子，正好有一部分说的就是刘全德和劳有花的事情
1986年，他的“光辉事迹”被搬上了银幕，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1949年上海反特的电影《波斯猫在行动》，片中那个功夫了得的反一号胡铁雄的原型就是刘全德。
片中的胡铁雄是在苏区长大的，小时候就认识陈毅，而刘全德也很有可能认识陈毅，他是江西吉安人，14岁（1929年）参加红军，在红四军十一师某团任传令兵，后来一直升到特务连连长，陈毅当时的职务则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1933年，因枪法极准，刘全德被调到上海加入中央特科第三科（就是保卫科，鼎鼎大名的红队），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主人公杨立青因为枪法好被从红军调入特科的情节与之类似，这其实是比较靠谱的，连邝继勋这样标准的军事干部，也同样因为枪法好，在特科打过短工。
1935年，中央特科停止活动，人员分批撤离，结果这时候刘全德出事了，他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时年20岁，电影中的情节则是一个十几岁的孩童在江西被毛人凤抓走。刘的叛变影响不大，同时因为他的出神入化的枪法，让他在重视“行动”的军统中迅速脱颖而出，成为四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的贴身警卫，直到陈出事时和陈一起做了汉奸。不过刘全德这个人属于被迫当汉奸的，不是那么心甘情愿，于是被军统的人抓住机会将其策反，并执行了刺杀李开峰的命令。刺杀做的很完美，一直到抗战胜利，都没人怀疑到他的头上（一说怀疑了，所以他跑了，他确实是跑了，但他跑了以后汪伪并没有到处抓他）。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恭澍进了班房，在牢里几乎是散尽家财，才终于在一年多以后买了一顶“地下工作者”的帽子，把自己从牢里捞出来。刘全德则作为货真价实的地下工作者，立功受奖。
刘的本领主要就是暗杀，其他方面不怎么突出，所以直到1949年之前也没干出什么突出的事迹来，唯一可以展开说的就是后来给毛人凤发署名李克农的劝降电的万能台台长计兆祥是刘全德带出来的。
1949年6月，刘全德在上海被俘，不知是不是对TG太熟悉的原因，不到一周时间，他就把自己给忽悠释放了，随即逃到了舟山群岛。
电影中的胡铁雄后来又回到了上海，目的是执行“波斯猫行动”——刺杀陈毅，为此他还亲自去上海市政府踩点，一直混到陈毅办公室，他以前军统的同事向TG告密暴露了他的行踪，刺杀组成员中有非常精明的女特务等，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当然片中不靠谱的地方也不少，最不靠谱的地方就是毛人凤的女儿被胡铁雄给泡了，刺杀陈毅后他们二人就可以去美国双宿双飞了，这个，这个……，刘全德当时已经三十四岁了，而且他也不是毛人凤的直接手下，刺杀陈毅的命令是由另一个人转达的，只有他的命令刘才会认真执行。
历史的结局和电影差不多，刘全德在到达上海后的第七天被上海市公安局的杨帆给抓了，二者唯一的区别是电影上讲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而现实中则漏了一个，就是那个漂亮的女特务，挖地三尺也没找着她的踪影。当然，如果把时间再往后推八年，那法网也还是不漏的，那个女特务后来过于上进，在组织的关怀下，居然要入党，入党就要有政审，审查材料寄到了上海市公安局，负责办案的弟兄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给砸到了，于是想不立功都难了。至此，刘全德刺杀小组全军覆没，小组成员的人生结局都是一样的——枪决。
估计在对付地下党的时候有血债，不然以她只是配合刺客行动，又没有搞什么破坏活动，应该不会判死刑。
TG比较恨暗杀，整个刘全德刺杀小组的结局都一样——枪毙。
转个我以前写的段子，正好有一部分说的就是刘全德和劳有花的事情
1986年，他的“光辉事迹”被搬上了银幕，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1949年上海反特的电影《波斯猫在行动》，片中那个功夫了得的反一号胡铁雄的原型就是刘全德。
片中的胡铁雄是在苏区长大的，小时候就认识陈毅，而刘全德也很有可能认识陈毅，他是江西吉安人，14岁（1929年）参加红军，在红四军十一师某团任传令兵，后来一直升到特务连连长，陈毅当时的职务则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1933年，因枪法极准，刘全德被调到上海加入中央特科第三科（就是保卫科，鼎鼎大名的红队），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主人公杨立青因为枪法好被从红军调入特科的情节与之类似，这其实是比较靠谱的，连邝继勋这样标准的军事干部，也同样因为枪法好，在特科打过短工。
1935年，中央特科停止活动，人员分批撤离，结果这时候刘全德出事了，他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时年20岁，电影中的情节则是一个十几岁的孩童在江西被毛人凤抓走。刘的叛变影响不大，同时因为他的出神入化的枪法，让他在重视“行动”的军统中迅速脱颖而出，成为四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的贴身警卫，直到陈出事时和陈一起做了汉奸。不过刘全德这个人属于被迫当汉奸的，不是那么心甘情愿，于是被军统的人抓住机会将其策反，并执行了刺杀李开峰的命令。刺杀做的很完美，一直到抗战胜利，都没人怀疑到他的头上（一说怀疑了，所以他跑了，他确实是跑了，但他跑了以后汪伪并没有到处抓他）。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恭澍进了班房，在牢里几乎是散尽家财，才终于在一年多以后买了一顶“地下工作者”的帽子，把自己从牢里捞出来。刘全德则作为货真价实的地下工作者，立功受奖。
刘的本领主要就是暗杀，其他方面不怎么突出，所以直到1949年之前也没干出什么突出的事迹来，唯一可以展开说的就是后来给毛人凤发署名李克农的劝降电的万能台台长计兆祥是刘全德带出来的。
1949年6月，刘全德在上海被俘，不知是不是对TG太熟悉的原因，不到一周时间，他就把自己给忽悠释放了，随即逃到了舟山群岛。
电影中的胡铁雄后来又回到了上海，目的是执行“波斯猫行动”——刺杀陈毅，为此他还亲自去上海市政府踩点，一直混到陈毅办公室，他以前军统的同事向TG告密暴露了他的行踪，刺杀组成员中有非常精明的女特务等，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当然片中不靠谱的地方也不少，最不靠谱的地方就是毛人凤的女儿被胡铁雄给泡了，刺杀陈毅后他们二人就可以去美国双宿双飞了，这个，这个……，刘全德当时已经三十四岁了，而且他也不是毛人凤的直接手下，刺杀陈毅的命令是由另一个人转达的，只有他的命令刘才会认真执行。
历史的结局和电影差不多，刘全德在到达上海后的第七天被上海市公安局的杨帆给抓了，二者唯一的区别是电影上讲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而现实中则漏了一个，就是那个漂亮的女特务，挖地三尺也没找着她的踪影。当然，如果把时间再往后推八年，那法网也还是不漏的，那个女特务后来过于上进，在组织的关怀下，居然要入党，入党就要有政审，审查材料寄到了上海市公安局，负责办案的弟兄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给砸到了，于是想不立功都难了。至此，刘全德刺杀小组全军覆没，小组成员的人生结局都是一样的——枪决。
女人的脑袋有时候就是浆糊
这姐们不是搞地下工作的料,脑袋都不知是怎么掉的.很好奇她都三十好几了,有没有家庭?
esozx02 发表于 2013-6-3 09:46 ![]()
这姐们不是搞地下工作的料,脑袋都不知是怎么掉的.很好奇她都三十好几了,有没有家庭?
从今天开始，我转载天涯鬼话的几篇好文，大家看看喜欢不。题目是《异形录》系列
这姐们不是搞地下工作的料,脑袋都不知是怎么掉的.很好奇她都三十好几了,有没有家庭?
从今天开始，我转载天涯鬼话的几篇好文，大家看看喜欢不。题目是《异形录》系列
强光手电卖甩棍 发表于 2013-6-1 01:19 ![]()
女人的脑袋有时候就是浆糊
不是糨糊的问题,在那个环境下, 如果不要求入党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她是左右为难。应该说她的漏洞不算很多，但是就一个，就要了她的命，其实她最好的出路不是去工厂这样的地方，有点知识太突出了，想办法混到知识分子堆里更好。
女人的脑袋有时候就是浆糊
不是糨糊的问题,在那个环境下, 如果不要求入党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她是左右为难。应该说她的漏洞不算很多，但是就一个，就要了她的命，其实她最好的出路不是去工厂这样的地方，有点知识太突出了，想办法混到知识分子堆里更好。
一个外调函暴露了
枪毙了？什么也没干，就枪毙了，有点重
晚上的太阳 发表于 2013-6-3 16:16 ![]()
枪毙了？什么也没干，就枪毙了，有点重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真的不重。
暗杀对手的高级官员，本来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下三滥”。在那个年代，反特防特是非常耗费人力物力的，杀一儆百，有助于杜绝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凡涉及此类事件的必死，也可以使台湾方面尽早收手，对大家都好。
何况 劳有花“在随军统局“还都”南京后，曾先后在南京、镇江、苏州和上海执行过对付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任务，每次都完成得十分圆满，受到了接任戴笠的特务头子郑介民、毛人凤的重视，破格晋升为陆军少校军衔。”——很可能有血债。
枪毙了？什么也没干，就枪毙了，有点重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真的不重。
暗杀对手的高级官员，本来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下三滥”。在那个年代，反特防特是非常耗费人力物力的，杀一儆百，有助于杜绝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凡涉及此类事件的必死，也可以使台湾方面尽早收手，对大家都好。
何况 劳有花“在随军统局“还都”南京后，曾先后在南京、镇江、苏州和上海执行过对付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任务，每次都完成得十分圆满，受到了接任戴笠的特务头子郑介民、毛人凤的重视，破格晋升为陆军少校军衔。”——很可能有血债。
哈哈哈哈，那个女特务功夫一定不错，能让男人猝死。居然自己也晕倒了。那个刘全德更逗，当特工的还不低调一点
pengdongqing 发表于 2013-6-4 13:13 ![]()
哈哈哈哈，那个女特务功夫一定不错，能让男人猝死。居然自己也晕倒了。那个刘全德更逗，当特工的还不低调一 ...
马上风？
哈哈哈哈，那个女特务功夫一定不错，能让男人猝死。居然自己也晕倒了。那个刘全德更逗，当特工的还不低调一 ...
马上风？
LZ这个系列在轻版怎么不发了？是因为没有连接的原因？
我说怎么最近没更新了呢
我说怎么最近没更新了呢
这个女的什么都没干就被枪毙了，划不来啊。
楼主好！我是在本地图书馆中第一次读到《啄木鸟》中的“尘封档案”，马上被深深吸引了。可是，要一本本找《啄木鸟》，真难啊。楼主真是为我们办了件大好事啊，上传了这么多“尘封档案”，谢谢楼主。
读者这些历史案件，让人感慨万千啊。
这份“尘封档案”让我最为震撼的是其中的一个细节：劳有花从护士学校毕业，当时受形势影响，和一批同学积极报名要求参军，上前线抗日杀敌。劳有花刚到军统时非常不开心，因为她之所以要参军，是为了上前线抗日杀敌，现在让她呆在后方，实在于心不甘。为此，她曾专门写了一份血书，当面递交给戴笠，请求准许她去前线。。。。。。
看到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我想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曾经好几次困扰着我：
劳有花曾经是一个热血的青年，加入军统的目的就是因为“抗日报国”，最后，罪恶滔天的日本战犯却是得到宽大的，劳有花却没有。这是为什么？
在劳有花死在刑场的前两年，1956年，第一批日本战犯被释放了；在劳有花死在刑场后的6年，1964年，最后一批日本战犯被释放了。
劳有花是否有改造好的可能性？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尽管我是坚决反对宽大日本战犯的（而且我很有把握的说，人民群众反对宽大日本战犯的比例绝对会超过80%），但是我非常钦佩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确把日本战犯从魔鬼变回了人。既然日本战犯享有了赦免权，而且被改造好了，那为什们劳有花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呢？
楼上一位网友曾经提到一个细节：劳有花为什么没有家庭。要么劳有花的确有了家庭，但与本文主题无关，所以作者没有提及。如果她没有家庭，我的理解是：劳有花恐怕是有两个担心：一个可能会有身份暴露的风险；另一个也许和女人的天性有关。她肯定目睹了“镇反”等各类运动的，“镇反”对象的下场或是死在刑场上，或是长期的劳动改造，而“镇反”对象的子女，肯定会经历与父母的生离死别，网上有一篇：开封的镇反 国 亚：......有一个国民党女潜伏特务，当时正在哺乳期，运动来了还是要枪毙。临刑前她的保姆来接孩子，女特务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平静地把孩子交给保姆......
在今后的成长道路上，“反革命子女”、“敌特子女”将承受歧视、生活是及其悲惨的，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我推测，劳有花如果没有自己的家庭，在死前对接纳她的表妹一家很可能是怀有愧疚的。在那时的大环境下，她的表妹和妹夫肯定会受到审查，失去工作乃至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劳有花为了表达抗日的决心而写下的血书，是她的人生中迸发过的一束火花。但愿劳有花为我们民族抗击日寇的事业还做过其他贡献。这一点，楼主上传的“尘封档案”---“野战医院的魔影”中，杀害我军伤员的特务乐清枝在抗日方面的确是做了贡献了（先后暗杀了十三名日伪人员，其中包括一名日军中佐），而且她也是主动要求参加抗日的。
暂且放下意识形态的不同，那时甘愿牺牲自我而投入抗日洪流的人们真是值得敬佩啊。
劳有花的人生，早已泯没于我们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回顾历史，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日寇暴虐、能在和平环境里生活的网民，是多么幸福啊。
读者这些历史案件，让人感慨万千啊。
这份“尘封档案”让我最为震撼的是其中的一个细节：劳有花从护士学校毕业，当时受形势影响，和一批同学积极报名要求参军，上前线抗日杀敌。劳有花刚到军统时非常不开心，因为她之所以要参军，是为了上前线抗日杀敌，现在让她呆在后方，实在于心不甘。为此，她曾专门写了一份血书，当面递交给戴笠，请求准许她去前线。。。。。。
看到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我想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曾经好几次困扰着我：
劳有花曾经是一个热血的青年，加入军统的目的就是因为“抗日报国”，最后，罪恶滔天的日本战犯却是得到宽大的，劳有花却没有。这是为什么？
在劳有花死在刑场的前两年，1956年，第一批日本战犯被释放了；在劳有花死在刑场后的6年，1964年，最后一批日本战犯被释放了。
劳有花是否有改造好的可能性？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尽管我是坚决反对宽大日本战犯的（而且我很有把握的说，人民群众反对宽大日本战犯的比例绝对会超过80%），但是我非常钦佩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确把日本战犯从魔鬼变回了人。既然日本战犯享有了赦免权，而且被改造好了，那为什们劳有花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呢？
楼上一位网友曾经提到一个细节：劳有花为什么没有家庭。要么劳有花的确有了家庭，但与本文主题无关，所以作者没有提及。如果她没有家庭，我的理解是：劳有花恐怕是有两个担心：一个可能会有身份暴露的风险；另一个也许和女人的天性有关。她肯定目睹了“镇反”等各类运动的，“镇反”对象的下场或是死在刑场上，或是长期的劳动改造，而“镇反”对象的子女，肯定会经历与父母的生离死别，网上有一篇：开封的镇反 国 亚：......有一个国民党女潜伏特务，当时正在哺乳期，运动来了还是要枪毙。临刑前她的保姆来接孩子，女特务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平静地把孩子交给保姆......
在今后的成长道路上，“反革命子女”、“敌特子女”将承受歧视、生活是及其悲惨的，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我推测，劳有花如果没有自己的家庭，在死前对接纳她的表妹一家很可能是怀有愧疚的。在那时的大环境下，她的表妹和妹夫肯定会受到审查，失去工作乃至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劳有花为了表达抗日的决心而写下的血书，是她的人生中迸发过的一束火花。但愿劳有花为我们民族抗击日寇的事业还做过其他贡献。这一点，楼主上传的“尘封档案”---“野战医院的魔影”中，杀害我军伤员的特务乐清枝在抗日方面的确是做了贡献了（先后暗杀了十三名日伪人员，其中包括一名日军中佐），而且她也是主动要求参加抗日的。
暂且放下意识形态的不同，那时甘愿牺牲自我而投入抗日洪流的人们真是值得敬佩啊。
劳有花的人生，早已泯没于我们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回顾历史，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日寇暴虐、能在和平环境里生活的网民，是多么幸福啊。
shequtanxun 发表于 2015-3-25 14:38
楼主好！我是在本地图书馆中第一次读到《啄木鸟》中的“尘封档案”，马上被深深吸引了。可是，要一本本找《 ...
2.就因为是一个所谓有点姿色的女人，你就这个态度？
楼主好！我是在本地图书馆中第一次读到《啄木鸟》中的“尘封档案”，马上被深深吸引了。可是，要一本本找《 ...
2.就因为是一个所谓有点姿色的女人，你就这个态度？
我国和美国都是经历过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才最终回归统一，为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的。但是，从内战的胜利方怎样对待失败方来看，与美国比较，我国对失败方的下级成员的惩罚是非常严酷的。
根据史料可以发现，国民党特务机构中，越是“大特务”，越是安全。逃到台湾的毛人凤等就不用说了，另一个杀人魔王毛森的经历，大家可以百度一下，让人无语啊。
而下层的特务，常常是成为被镇压的对象的，如同劳有花。
根据史料可以发现，国民党特务机构中，越是“大特务”，越是安全。逃到台湾的毛人凤等就不用说了，另一个杀人魔王毛森的经历，大家可以百度一下，让人无语啊。
而下层的特务，常常是成为被镇压的对象的，如同劳有花。
当然，毛人凤、毛森之上，是蒋家父子，其推行的白色恐怖同样发指
我曾读到过以色列特工在世界范围内追捕纳粹战犯的资料，当时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惊险刺激。现在，读了包括一些海峡两岸老兵的回忆，不由对日本战犯的“好运”感到无奈、对内战的惨烈和卷入历史漩涡的小人物的命运感到悲哀。
现在我以新的视野来看以色列对纳粹战犯的追捕，我由衷感到钦佩啊。
现在我以新的视野来看以色列对纳粹战犯的追捕，我由衷感到钦佩啊。
tintin130 发表于 2015-3-27 15:44
2.就因为是一个所谓有点姿色的女人，你就这个态度？
战争残酷，日寇暴虐。让本民族的妇女也要投入如此残酷的抗日风暴中，我们这些后辈深感羞愧，但当时国贫民弱，实在是危急存亡，万不得已让妇孺老幼都投入战争了。劳有花等热血青年的抗日的确让人钦佩的。
当前大小列强仍然对我国我民族虎视眈眈，我辈当尽微薄之力，支持国家的增强国防之伟业。同时，再让现在的“劳有花”也要去刀光剑影，那就是堕落了
2.就因为是一个所谓有点姿色的女人，你就这个态度？
战争残酷，日寇暴虐。让本民族的妇女也要投入如此残酷的抗日风暴中，我们这些后辈深感羞愧，但当时国贫民弱，实在是危急存亡，万不得已让妇孺老幼都投入战争了。劳有花等热血青年的抗日的确让人钦佩的。
当前大小列强仍然对我国我民族虎视眈眈，我辈当尽微薄之力，支持国家的增强国防之伟业。同时，再让现在的“劳有花”也要去刀光剑影，那就是堕落了
shequtanxun 发表于 2015-3-27 16:46
战争残酷，日寇暴虐。让本民族的妇女也要投入如此残酷的抗日风暴中，我们这些后辈深感羞愧，但当时国贫民 ...
有一点请兄台tintin130见谅啊：
我的思绪信马由缰之时，就常常把提问方的主题淡忘了，所以刚才有些“答非所问”啊。
我觉得自己的观点形成过程，是和本人的信息的接收时间相对应的。
我是小时候先看过反特影片，然后阅读抗战、内战书籍和网络，再是读到《啄木鸟》的“尘封档案”，再读到“镇反”等运动的资料、最后读到两岸老兵（包括隐蔽战线）的回忆录。关于改造日本战犯的书籍我就不多说了。目前我仍然很爱看《啄木鸟》的“尘封档案”，但是这些案件中所若隐若现的大时代背景下的悲剧感越发强烈，这种悲剧感在两岸老兵的回忆中更加明显。
劳有花的例子我认为是很典型的。从一个决心抗日的热血青年，到刑场上结束生命，外部的力量决定着她的生死，在时代的巨轮前她的生命是多么渺小。
楼上zzf1975 提到劳有花在解放后的追求上进，“有点电影无间道里想把身份洗白做好人，可能感觉做好人有前途吧”。我认为分析的很有道理的。
文中有一个细节：劳有花对于这种特务机构对她的不闻不问反而感到欣慰，她愿意就这样一直维持下去。......于是，她就动起了过太平日子的脑筋......
经历过乱世的人，对和平的生活肯定会更加向往，我推测劳有花也不会例外的。
我仍然相信，如果她能得到象日本战犯那样的改造机会，很有可能改造好的（很多人的情况都是如此）。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啊。
战争残酷，日寇暴虐。让本民族的妇女也要投入如此残酷的抗日风暴中，我们这些后辈深感羞愧，但当时国贫民 ...
有一点请兄台tintin130见谅啊：
我的思绪信马由缰之时，就常常把提问方的主题淡忘了，所以刚才有些“答非所问”啊。
我觉得自己的观点形成过程，是和本人的信息的接收时间相对应的。
我是小时候先看过反特影片，然后阅读抗战、内战书籍和网络，再是读到《啄木鸟》的“尘封档案”，再读到“镇反”等运动的资料、最后读到两岸老兵（包括隐蔽战线）的回忆录。关于改造日本战犯的书籍我就不多说了。目前我仍然很爱看《啄木鸟》的“尘封档案”，但是这些案件中所若隐若现的大时代背景下的悲剧感越发强烈，这种悲剧感在两岸老兵的回忆中更加明显。
劳有花的例子我认为是很典型的。从一个决心抗日的热血青年，到刑场上结束生命，外部的力量决定着她的生死，在时代的巨轮前她的生命是多么渺小。
楼上zzf1975 提到劳有花在解放后的追求上进，“有点电影无间道里想把身份洗白做好人，可能感觉做好人有前途吧”。我认为分析的很有道理的。
文中有一个细节：劳有花对于这种特务机构对她的不闻不问反而感到欣慰，她愿意就这样一直维持下去。......于是，她就动起了过太平日子的脑筋......
经历过乱世的人，对和平的生活肯定会更加向往，我推测劳有花也不会例外的。
我仍然相信，如果她能得到象日本战犯那样的改造机会，很有可能改造好的（很多人的情况都是如此）。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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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侠 发表于 2015-3-27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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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大侠有所指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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鸥盟 发表于 2013-6-1 00:03
TG比较恨暗杀，整个刘全德刺杀小组的结局都一样——枪毙。
转个我以前写的段子，正好有一部分说的就是刘 ...
鸥盟兄提到自己曾写过的这段文章，我搜索了一下，果然在一史料网站上全文发表，兄台一定是对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啊。
让我惊讶但是并不感到太意外的是，网友对你的回帖，其中很多观点和我的相同。哎，历史漩涡中的人，命运......
真希望能再次看到鸥盟兄的文章啊
TG比较恨暗杀，整个刘全德刺杀小组的结局都一样——枪毙。
转个我以前写的段子，正好有一部分说的就是刘 ...
鸥盟兄提到自己曾写过的这段文章，我搜索了一下，果然在一史料网站上全文发表，兄台一定是对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啊。
让我惊讶但是并不感到太意外的是，网友对你的回帖，其中很多观点和我的相同。哎，历史漩涡中的人，命运......
真希望能再次看到鸥盟兄的文章啊
枪毙的好，连上海市首任市长都敢刺杀，我绝不能接受。
anthonyshen 发表于 2015-4-6 16:02
枪毙的好，连上海市首任市长都敢刺杀，我绝不能接受。
感谢兄台的发言啊。
论坛是个好地方啊，尽管各自的观点不同，但是可以讨论、争论，从而达成共识，或者更加捍卫自己的观点。不管怎样，自己的观点将在争论中不断完善。
网上流传的劳有花的论述，基本上有两个版本。作者曾洁的《啄木鸟》“尘封档案”版本是最为翔实、全面的；另一个流传最广、转载最多的版本，可能是《文史天地》杂志在2007年7月上的，其基础，仍然是曾洁的“尘封档案”，但是删除了一些内容。而这些被删除的内容，我认为是极为重要的。
包括《文史天地》和其他的版本，只是把劳有花当作一个“敌特”来写的；
曾洁的“尘封档案”版本，是既把劳有花当作一个“敌特”，同时也是一个“人”来写。
一个“人”，是有善有恶的。
那个叫“劳有花”的少女，失去双亲，漂泊伶仃，在国难之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上阵杀敌。。。。。。这一幅场景，极大的震动了我。
请大家注意，这个情节，只有曾洁的尘封档案版本才有，其他版本都被删去了。
“劳有花对于这种对她的不闻不问反而感到欣慰，她愿意就这样一直维持下去。”
新政权代替旧政权的暴风骤雨大背景下，她的这种想法，是真实的。这也是她和死心塌地反共的两蒋、毛仁凤的本质区别。作为敌特，她的主观恶性，不是那么强的。
电影《三毛从军记》里有一段场景：勤务兵三毛和师长争相向对方怒吼：我是小把戏！
这段情景设计的简直是神来之笔，只有经历过历史沧桑的人才会对此有深刻感触吧。这也就是劳有花的真正地位了。
。。。。。。
我简直是在像一名律师那样喋喋不休了。是的，我所有的论述，都围绕着劳有花的“可改造性”“主观恶性不深”来展开，为了说明可以不必对她“死刑立即执行”。
尽管我坚决反对宽大日本战犯，但我是一名坚定的“支持严格限制死刑”的公民。我的思想源于我的家乡的一个真实案例（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各位网友，你们是陪审员、是法官。
也许我的辩护是多么拙劣啊。
荒唐可笑吗？
因为，真正的劳有花，在世上存在过的痕迹，也许只有上海市公安局的“尘封档案”里的照片和审讯记录了。在几十年前，她早已化为灰烬。还提什么“辩护”，有意义吗？
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因为，生存和死亡的话题太沉重了，以致回避不了。
因为，历史是会重演的。
我曾在自己发的帖子中，转载了一些真正的英雄烈士的事迹，请大家怀念他们和她们。
我很愿意相信，会有另外一个世界，在那另一个世界，这些真正的烈士们会活得好好的，能享受平静幸福的生活，因为烈士们承受的磨难太深重，牺牲太惨烈。
我也希望劳有花有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她可以和早逝的父母相聚，走一条不同的道路。
在她活过、死去的这个世界，对她而言，是过于严酷了。
枪毙的好，连上海市首任市长都敢刺杀，我绝不能接受。
感谢兄台的发言啊。
论坛是个好地方啊，尽管各自的观点不同，但是可以讨论、争论，从而达成共识，或者更加捍卫自己的观点。不管怎样，自己的观点将在争论中不断完善。
网上流传的劳有花的论述，基本上有两个版本。作者曾洁的《啄木鸟》“尘封档案”版本是最为翔实、全面的；另一个流传最广、转载最多的版本，可能是《文史天地》杂志在2007年7月上的，其基础，仍然是曾洁的“尘封档案”，但是删除了一些内容。而这些被删除的内容，我认为是极为重要的。
包括《文史天地》和其他的版本，只是把劳有花当作一个“敌特”来写的；
曾洁的“尘封档案”版本，是既把劳有花当作一个“敌特”，同时也是一个“人”来写。
一个“人”，是有善有恶的。
那个叫“劳有花”的少女，失去双亲，漂泊伶仃，在国难之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上阵杀敌。。。。。。这一幅场景，极大的震动了我。
请大家注意，这个情节，只有曾洁的尘封档案版本才有，其他版本都被删去了。
“劳有花对于这种对她的不闻不问反而感到欣慰，她愿意就这样一直维持下去。”
新政权代替旧政权的暴风骤雨大背景下，她的这种想法，是真实的。这也是她和死心塌地反共的两蒋、毛仁凤的本质区别。作为敌特，她的主观恶性，不是那么强的。
电影《三毛从军记》里有一段场景：勤务兵三毛和师长争相向对方怒吼：我是小把戏！
这段情景设计的简直是神来之笔，只有经历过历史沧桑的人才会对此有深刻感触吧。这也就是劳有花的真正地位了。
。。。。。。
我简直是在像一名律师那样喋喋不休了。是的，我所有的论述，都围绕着劳有花的“可改造性”“主观恶性不深”来展开，为了说明可以不必对她“死刑立即执行”。
尽管我坚决反对宽大日本战犯，但我是一名坚定的“支持严格限制死刑”的公民。我的思想源于我的家乡的一个真实案例（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各位网友，你们是陪审员、是法官。
也许我的辩护是多么拙劣啊。
荒唐可笑吗？
因为，真正的劳有花，在世上存在过的痕迹，也许只有上海市公安局的“尘封档案”里的照片和审讯记录了。在几十年前，她早已化为灰烬。还提什么“辩护”，有意义吗？
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因为，生存和死亡的话题太沉重了，以致回避不了。
因为，历史是会重演的。
我曾在自己发的帖子中，转载了一些真正的英雄烈士的事迹，请大家怀念他们和她们。
我很愿意相信，会有另外一个世界，在那另一个世界，这些真正的烈士们会活得好好的，能享受平静幸福的生活，因为烈士们承受的磨难太深重，牺牲太惨烈。
我也希望劳有花有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她可以和早逝的父母相聚，走一条不同的道路。
在她活过、死去的这个世界，对她而言，是过于严酷了。
anthonyshen 发表于 2015-4-6 16:02
枪毙的好，连上海市首任市长都敢刺杀，我绝不能接受。
网友anthonyshen发表的一个帖子《发一系列好玩的帖子，希望大家喜欢》，引起了我的反思：回想一下，我在灌水乐园发的帖子，内容涉及的悲剧太多，让人压抑啊。乐园里应该有更多快乐的帖子吧。
另外，一则故事给我的触动也很大。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个叫阚中干的特务（他从海峡那边来），和他的女朋友小珍的故事。
最近，凤凰网的凤凰视频纪录片栏目，再次播放了一则节目：
《活着——冷暖十年（五）我的特务生涯》，讲述了阚中干和小珍的人生经历。
我觉得，历史当事人的陈述，比我自己写的文字要好的多，更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深沉的思考。因为我自己的文字可能是很拙劣的，却沉浸其中不自知啊。
我把以下的文字，当作一个小结，算是向一个悲剧说声“再见”吧。我的文字，远远比不上作者曾洁在“尘封档案”里写的客观，冷静，推测的成分很大。特别是当事人劳有花的想法，只有她自己知道啊。随着她生命的终结，她的魂魄和想法，都随风而散了。
在劳有花死在刑场上的1958年，12月台湾间谍阚中干和他的女友踏上了冒险的历程，仅仅几天后，他们就落入了法网。
阚中干比劳有花幸运的是，他活下来了，被囚禁22年后，终于重获了自由。
阚中干比劳有花幸运的是，他的心中始终有对女友小珍的爱，这份感情支撑着他。在重获自由后，他还见到了小珍；
阚中干比劳有花幸运的是，他的女友小珍，也等了他17年，尽管最后没有结合在一起，但她心中的感情还在；
而对于劳有花而言，“爱”和“被爱”，是深深埋在心里的奢望吧，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了。
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作者，因为视角的不同，选材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展示给读者的内容也会不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描述劳有花的不同的版本，除了《啄木鸟》杂志“尘封档案”曾洁的作品，《文史天地》2007年第七期的简约版，还有至少两本书有描述：
团结出版社 边芸 编著的《喋血刀锋 民国杀手的人生沉浮》和
红旗出版社 郑丹石 著 的《共和国铁拳内卫》
（请大家见谅，这有点考据的味道。但因为这涉及了一个生命的消亡，资料多一些并不是坏事吧）。
而对于读者来说，从不同的作品中，可以对同一事件有多角度的认识，并进一步产生更全面的看法。
请允许我反复提到一点：“劳有花从护士学校毕业，当时受形势影响，和一批同学积极报名要求参军，上前线抗日杀敌。劳有花刚到军统时非常不开心，因为她之所以要参军，是为了上前线抗日杀敌，现在让她呆在后方，实在于心不甘。为此，她曾专门写了一份血书，当面递交给戴笠，请求准许她去前线。”
那个叫劳有花的少女，失去双亲，漂泊伶仃，在日寇侵略、国难之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上阵杀敌。。。。。。这一幅场景，极大的震动了我。我对劳有花的爱国杀敌之志，是很尊敬的。
这就引出了我的一个长期持有的观点：“劳有花没有得到日本战犯那样的改造机会”。之所以反复提到日本战犯所受到的宽大，我是有感而发：
就是在《啄木鸟》杂志，在2005年第 2 期，有一篇文章：本刊专访 叔弓与《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徐 翼。
我一时无语......
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如果说我国对日本战犯的宽大是一种过度的仁慈的话，那在对内使用国家暴力方面，同样是过度了。
《啄木鸟》尘封档案的最后一句，关于劳有花的生命被画上句号，只有简单的一句：
“不久，劳有花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喋血刀锋 民国杀手的人生沉浮》的最后一句是：凡不择手段试图与人民为敌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从政治立场的角度来讲，这样写肯定是正确的。但我认为这句话削弱了整篇文章的力度。
因为这句话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现实是非常严酷的。
历史的真实一面是：越是罪大恶极、与人民为敌的元凶大恶，其下场常常不会太差；仅仅以敌特这个类群为例，常常是大特务头子，或者逃到了台湾如毛人凤、叶翔之，或者逃到了香港，或者逃到了美国如毛森。或者因为各种因素，即使在大陆被抓获，也被宽大、赦免了。
劳有花死在刑场上的时候，她当初杀敌报国的目标：日本战犯和大汉奸们却受到了宽大和优待处理。
而比劳有花邪恶的多的、真正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大特务：周养浩、徐远举、廖宗泽。。。。。。也都得到了宽大了。
有的时候，一个人的生与死，常常取决于“运气”这个不可捉摸，却常常存在的东西的。大家也许知道：毛主席曾在决定一个女土匪的命运时指示：杀了岂不可惜。这个女土匪就活下来了。
我认为劳有花不是真正的罪大恶极。但是，也许正是因为她并没有“恶”到一定级别------她不是大特务，她没有宣传、交换价值（大家可以读《绿岛揭秘 : 一个传奇囚徒的采访手记》，其中我方一位隐蔽战线的高级指挥员宋允生，经双方交换，回到我方阵营。当然我方也释放了一些囚犯），而恰恰是因为她只是“小人物”，才会被处死啊。
从论述最全面的曾洁的尘封档案版本来看，劳有花是否是那种“死不改悔”“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是有疑问的。
“劳有花对于这种对她的不闻不问反而感到欣慰，她愿意就这样一直维持下去，过太平日子”，无论从人性还是逻辑上，这都是让人信服的。
人是会被环境所改变、同化的。建国后，尽管各种暴风骤雨式的运动不断，但整个社会尚未被后来的文革所毒化，整个社会气氛是奋发向上的，劳有花身在其中，很可能思想上不是完全的伪装积极，而是真的想做好人了，岁月已经消磨掉了她身上“恶”的一面。
这也应该和她的工作有关：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是在不断做善事的。行为影响着思想，她的思想，很可能也已心向人民了。
枪毙的好，连上海市首任市长都敢刺杀，我绝不能接受。
网友anthonyshen发表的一个帖子《发一系列好玩的帖子，希望大家喜欢》，引起了我的反思：回想一下，我在灌水乐园发的帖子，内容涉及的悲剧太多，让人压抑啊。乐园里应该有更多快乐的帖子吧。
另外，一则故事给我的触动也很大。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个叫阚中干的特务（他从海峡那边来），和他的女朋友小珍的故事。
最近，凤凰网的凤凰视频纪录片栏目，再次播放了一则节目：
《活着——冷暖十年（五）我的特务生涯》，讲述了阚中干和小珍的人生经历。
我觉得，历史当事人的陈述，比我自己写的文字要好的多，更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深沉的思考。因为我自己的文字可能是很拙劣的，却沉浸其中不自知啊。
我把以下的文字，当作一个小结，算是向一个悲剧说声“再见”吧。我的文字，远远比不上作者曾洁在“尘封档案”里写的客观，冷静，推测的成分很大。特别是当事人劳有花的想法，只有她自己知道啊。随着她生命的终结，她的魂魄和想法，都随风而散了。
在劳有花死在刑场上的1958年，12月台湾间谍阚中干和他的女友踏上了冒险的历程，仅仅几天后，他们就落入了法网。
阚中干比劳有花幸运的是，他活下来了，被囚禁22年后，终于重获了自由。
阚中干比劳有花幸运的是，他的心中始终有对女友小珍的爱，这份感情支撑着他。在重获自由后，他还见到了小珍；
阚中干比劳有花幸运的是，他的女友小珍，也等了他17年，尽管最后没有结合在一起，但她心中的感情还在；
而对于劳有花而言，“爱”和“被爱”，是深深埋在心里的奢望吧，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了。
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作者，因为视角的不同，选材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展示给读者的内容也会不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描述劳有花的不同的版本，除了《啄木鸟》杂志“尘封档案”曾洁的作品，《文史天地》2007年第七期的简约版，还有至少两本书有描述：
团结出版社 边芸 编著的《喋血刀锋 民国杀手的人生沉浮》和
红旗出版社 郑丹石 著 的《共和国铁拳内卫》
（请大家见谅，这有点考据的味道。但因为这涉及了一个生命的消亡，资料多一些并不是坏事吧）。
而对于读者来说，从不同的作品中，可以对同一事件有多角度的认识，并进一步产生更全面的看法。
请允许我反复提到一点：“劳有花从护士学校毕业，当时受形势影响，和一批同学积极报名要求参军，上前线抗日杀敌。劳有花刚到军统时非常不开心，因为她之所以要参军，是为了上前线抗日杀敌，现在让她呆在后方，实在于心不甘。为此，她曾专门写了一份血书，当面递交给戴笠，请求准许她去前线。”
那个叫劳有花的少女，失去双亲，漂泊伶仃，在日寇侵略、国难之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上阵杀敌。。。。。。这一幅场景，极大的震动了我。我对劳有花的爱国杀敌之志，是很尊敬的。
这就引出了我的一个长期持有的观点：“劳有花没有得到日本战犯那样的改造机会”。之所以反复提到日本战犯所受到的宽大，我是有感而发：
就是在《啄木鸟》杂志，在2005年第 2 期，有一篇文章：本刊专访 叔弓与《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徐 翼。
我一时无语......
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如果说我国对日本战犯的宽大是一种过度的仁慈的话，那在对内使用国家暴力方面，同样是过度了。
《啄木鸟》尘封档案的最后一句，关于劳有花的生命被画上句号，只有简单的一句：
“不久，劳有花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喋血刀锋 民国杀手的人生沉浮》的最后一句是：凡不择手段试图与人民为敌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从政治立场的角度来讲，这样写肯定是正确的。但我认为这句话削弱了整篇文章的力度。
因为这句话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现实是非常严酷的。
历史的真实一面是：越是罪大恶极、与人民为敌的元凶大恶，其下场常常不会太差；仅仅以敌特这个类群为例，常常是大特务头子，或者逃到了台湾如毛人凤、叶翔之，或者逃到了香港，或者逃到了美国如毛森。或者因为各种因素，即使在大陆被抓获，也被宽大、赦免了。
劳有花死在刑场上的时候，她当初杀敌报国的目标：日本战犯和大汉奸们却受到了宽大和优待处理。
而比劳有花邪恶的多的、真正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大特务：周养浩、徐远举、廖宗泽。。。。。。也都得到了宽大了。
有的时候，一个人的生与死，常常取决于“运气”这个不可捉摸，却常常存在的东西的。大家也许知道：毛主席曾在决定一个女土匪的命运时指示：杀了岂不可惜。这个女土匪就活下来了。
我认为劳有花不是真正的罪大恶极。但是，也许正是因为她并没有“恶”到一定级别------她不是大特务，她没有宣传、交换价值（大家可以读《绿岛揭秘 : 一个传奇囚徒的采访手记》，其中我方一位隐蔽战线的高级指挥员宋允生，经双方交换，回到我方阵营。当然我方也释放了一些囚犯），而恰恰是因为她只是“小人物”，才会被处死啊。
从论述最全面的曾洁的尘封档案版本来看，劳有花是否是那种“死不改悔”“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是有疑问的。
“劳有花对于这种对她的不闻不问反而感到欣慰，她愿意就这样一直维持下去，过太平日子”，无论从人性还是逻辑上，这都是让人信服的。
人是会被环境所改变、同化的。建国后，尽管各种暴风骤雨式的运动不断，但整个社会尚未被后来的文革所毒化，整个社会气氛是奋发向上的，劳有花身在其中，很可能思想上不是完全的伪装积极，而是真的想做好人了，岁月已经消磨掉了她身上“恶”的一面。
这也应该和她的工作有关：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是在不断做善事的。行为影响着思想，她的思想，很可能也已心向人民了。
shequtanxun 发表于 2015-4-20 16:32
网友anthonyshen发表的一个帖子《发一系列好玩的帖子，希望大家喜欢》，引起了我的反思：回想一下，我在 ...
劳有花，是真实存在过的，她曾经做过护士，这使我回想起一本书，书的名字叫《放下武器》，里面也有一位护士，她的名字叫江可馨。
她的结局是很惨烈的。
。。。。。。
我舅舅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生的，那天晚上天气非常冷，外婆由于难产在家里疼了两天两夜，四乡十八里来了六个接生婆都说大人小孩都保不住了，这是孽障胎，赶紧准备后事，三十八岁的我外公哭着连夜请人来割棺材。林福海父亲说伏牛岗上玄慧寺里刚来了一个外地逃难来的女人好像会接生，还有纱布和红药水。村里的人七手八脚地在月黑风高的夜里将我外婆抬到了玄慧寺。逃难来的年轻女人细皮嫩肉，凄艳而美丽，她看了看我外婆，问我外公：“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我外公跪在外乡女人的面前，哭着说：“我两个都要！”年轻的外乡女人很为难地说：“大哥，如果两个都保，可能一个都保不住。”我外公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当场晕了过去。郑氏家族的人连夜开会，经家族全体会议研究决定，“留小孩！”因为我外公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生个男孩的话，我外公家的香火就算延续下来了。外乡女人让人立即将我外婆抬进禅房，郑氏家族的人全都跪在大殿里面对着观音菩萨像烧香念经。鸡叫三遍的时候，禅房里传来了婴儿尖锐的哭声，太阳在我舅舅的哭声中升起，我二十九岁的外婆在我舅舅的哭声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她疲倦地闭上了眼睛，脸色苍白如纸。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那一天，寺庙外的鞭炮声响彻云霄，玄慧寺香烟缭绕，外公家大办酒席，流水席开了三天，族里的人都说菩萨显灵了。而我外婆却在当天一个见不得人的夜里被悄悄地埋了，门头上还插上了枯艾，怕死鬼我外婆再回到家里来，克了我舅舅的命。族公郑九爷在随同的陪伴下带着香火挑着猪头和年糕去玄慧寺还愿，并邀请外乡女人来我外公家喝喜酒。年轻的外乡女人清秀的脸上扭曲着巨大的愤怒，她站在观音菩萨的面前痛斥郑九爷：“孩子的母亲都死了，你们还有心思大摆宴席，还有一点人性吗？”郑九爷当然不知道人性是什么玩艺，就丢下礼品回去继续喝酒去了。
年轻的外乡女人站在三月的风中流出了眼泪，观音菩萨双手合十慈眉善目脸上弥漫着温和的笑。
年轻的女人在解放大军渡江的时候，在玄慧寺里帮着解放军救治伤员，渡江成功后，解放大军的一位首长要那个外乡女人跟部队一起走，外乡女人说，她要回上海找患肺病的哥哥去。她是上海人。
一九五0年镇压反革命，那个年轻而美丽的外乡女人被县里来的几个戴军帽背长枪的军管会的人用绳子捆了起来，郑九爷发动村里的人都到玄慧寺跟军管会的人拼命，坚决不让带走外乡女人。一个身体结实的军管会的汉子手拎盒子炮向空中开了两枪，然后又用冒着枪烟的枪管顶了一下帽子，大声地说：“这个女人是国民党的军医，是潜伏下来的特务，是破坏新生革命政权的死敌。”
乡亲们被盒子炮镇住了，再也没有人往前冲。我刚满周岁的舅舅裹在外公的怀里像一只鸭子，他被枪声吓哭了。
外乡女人被五花大绑地捆走了。据交待，她是被国民党从上海静安护士学校征招入伍的，因为她害怕战争，就当了国民党的逃兵，落草在玄慧寺，她想等日子太平一些就回上海找哥哥，父母早就去世了，哥哥得了肺痨，没人照顾哥哥。这些供述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军管会很快就在县城红草湖边将她枪毙了，第一枪击中胸部，她倒在河滩上痉挛了好一阵，后来枪手又走到近处对准她脑袋补了一枪，才打碎头颅，淌出一滩血糊糊的脑浆来。
那个女人叫江可馨，时年二十一岁。
。。。。。。
大家也许会说，这难道不是小说中的虚构吗?
是的，这当然是很可能的。我也衷心希望不曾发生过江可馨的悲剧。
但是，大家一定熟悉一句话：艺术来源于生活。。。。。。
那么，江可馨真的只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吗？
我把真实存在的劳有花的例子，和亦真亦幻的江可馨的例子，看作历史大背景下，渺小的生命，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最后被历史巨轮碾的粉碎；看作中华民族曾经经历的骨肉相残的巨大内伤，在两个渺小生命上的缩影。
劳有花和江可馨的命运，对于历史洪流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点滴，对她们自己，却是严酷的厄运。
劳有花因为站错队，由于加入的组织的整体的“恶”，即使自己有善的一面，仍落入万劫不覆的深渊。目睹了各种政治风暴，生命的最后，在远离家乡千里之遥的刑场上死于非命，死无葬身之地。是悲剧性的一生。
而江可馨的死亡所显示的，那是正义一方的力量，对敌对方中被裹挟的弱小生命的漠视。正义的暴力不再代表正义，仅仅是毁灭。
最后一夜
即将被推上刑场的前夜，劳有花也许会回顾自己的一生：
十七年了吧？那个尚未成年就失去父母关爱的少女，怀着杀敌报国的决心，走进一个未知的组织；
这个组织没有完全满足她的理想，却让她成为了一个旧政权的工具；
旧政权即将崩溃，这个组织却让她一直等待下去，等待那即将来临的任务。于是，等待、逃亡成了生命中的诅咒。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劳有花也许会感到，从自己踏入这个组织的那天，阴影就笼罩在自己的身上，自己再也出不去了。。。。。。）
她想放弃了，想平平静静不为人知的活下去。
新政权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旧事物，更以奋发向上的激情鼓舞着人民。身处这样的氛围，她也受到感动了：也许投身其中，我就可以忘记过去，重新开始，我也可以追求幸福的生活了？
但是，冰凉的手铐脚镣让她回到了现实：还是逃不出去的，命运的阴影永远都笼罩着自己。。。。。。
死在离故乡千里之外，没有一个亲人的地方。
这么长时间的隐瞒，是对不起表妹妹夫的啊，他们帮助了我，可现在，他们一定会受牵连的。哎，这个罪自己是没办法赎了......
就这么死去了吗？这样也好，终于得到永远的平静了，不会再有担惊受怕了。。。。。。
也许在另一个世界，可以和父亲母亲相会了吧。。。。。。
这些喋喋不休的文字，对劳有花而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她所处的时代，辩护权是很奢侈的。
历史和生命都是不可逆的过程，一旦逝去，永不再来。
唉，那个尚未成年就失去父母关爱，成为孤儿，漂泊伶仃，日寇侵略国难当头之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杀敌报国的少女啊。
补充内容 (2015-4-28 16:18):
“厂里的领导和同事，知道我是个特务，一定会大吃一惊吧。你们对我的帮助，我是真心感激的，可惜，不可能报答你们了......”
补充内容 (2015-4-28 16:20):
自己记忆的深处，那个英俊的小伙子的影子还在啊。你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牺牲了吗？活下来的话，一定有了自己的家庭了吧？分别之后就再也没有你的音讯了。明天，我就将告别这个世界，真想再见你一面啊，可是，不可能了
网友anthonyshen发表的一个帖子《发一系列好玩的帖子，希望大家喜欢》，引起了我的反思：回想一下，我在 ...
劳有花，是真实存在过的，她曾经做过护士，这使我回想起一本书，书的名字叫《放下武器》，里面也有一位护士，她的名字叫江可馨。
她的结局是很惨烈的。
。。。。。。
我舅舅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生的，那天晚上天气非常冷，外婆由于难产在家里疼了两天两夜，四乡十八里来了六个接生婆都说大人小孩都保不住了，这是孽障胎，赶紧准备后事，三十八岁的我外公哭着连夜请人来割棺材。林福海父亲说伏牛岗上玄慧寺里刚来了一个外地逃难来的女人好像会接生，还有纱布和红药水。村里的人七手八脚地在月黑风高的夜里将我外婆抬到了玄慧寺。逃难来的年轻女人细皮嫩肉，凄艳而美丽，她看了看我外婆，问我外公：“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我外公跪在外乡女人的面前，哭着说：“我两个都要！”年轻的外乡女人很为难地说：“大哥，如果两个都保，可能一个都保不住。”我外公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当场晕了过去。郑氏家族的人连夜开会，经家族全体会议研究决定，“留小孩！”因为我外公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生个男孩的话，我外公家的香火就算延续下来了。外乡女人让人立即将我外婆抬进禅房，郑氏家族的人全都跪在大殿里面对着观音菩萨像烧香念经。鸡叫三遍的时候，禅房里传来了婴儿尖锐的哭声，太阳在我舅舅的哭声中升起，我二十九岁的外婆在我舅舅的哭声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她疲倦地闭上了眼睛，脸色苍白如纸。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那一天，寺庙外的鞭炮声响彻云霄，玄慧寺香烟缭绕，外公家大办酒席，流水席开了三天，族里的人都说菩萨显灵了。而我外婆却在当天一个见不得人的夜里被悄悄地埋了，门头上还插上了枯艾，怕死鬼我外婆再回到家里来，克了我舅舅的命。族公郑九爷在随同的陪伴下带着香火挑着猪头和年糕去玄慧寺还愿，并邀请外乡女人来我外公家喝喜酒。年轻的外乡女人清秀的脸上扭曲着巨大的愤怒，她站在观音菩萨的面前痛斥郑九爷：“孩子的母亲都死了，你们还有心思大摆宴席，还有一点人性吗？”郑九爷当然不知道人性是什么玩艺，就丢下礼品回去继续喝酒去了。
年轻的外乡女人站在三月的风中流出了眼泪，观音菩萨双手合十慈眉善目脸上弥漫着温和的笑。
年轻的女人在解放大军渡江的时候，在玄慧寺里帮着解放军救治伤员，渡江成功后，解放大军的一位首长要那个外乡女人跟部队一起走，外乡女人说，她要回上海找患肺病的哥哥去。她是上海人。
一九五0年镇压反革命，那个年轻而美丽的外乡女人被县里来的几个戴军帽背长枪的军管会的人用绳子捆了起来，郑九爷发动村里的人都到玄慧寺跟军管会的人拼命，坚决不让带走外乡女人。一个身体结实的军管会的汉子手拎盒子炮向空中开了两枪，然后又用冒着枪烟的枪管顶了一下帽子，大声地说：“这个女人是国民党的军医，是潜伏下来的特务，是破坏新生革命政权的死敌。”
乡亲们被盒子炮镇住了，再也没有人往前冲。我刚满周岁的舅舅裹在外公的怀里像一只鸭子，他被枪声吓哭了。
外乡女人被五花大绑地捆走了。据交待，她是被国民党从上海静安护士学校征招入伍的，因为她害怕战争，就当了国民党的逃兵，落草在玄慧寺，她想等日子太平一些就回上海找哥哥，父母早就去世了，哥哥得了肺痨，没人照顾哥哥。这些供述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军管会很快就在县城红草湖边将她枪毙了，第一枪击中胸部，她倒在河滩上痉挛了好一阵，后来枪手又走到近处对准她脑袋补了一枪，才打碎头颅，淌出一滩血糊糊的脑浆来。
那个女人叫江可馨，时年二十一岁。
。。。。。。
大家也许会说，这难道不是小说中的虚构吗?
是的，这当然是很可能的。我也衷心希望不曾发生过江可馨的悲剧。
但是，大家一定熟悉一句话：艺术来源于生活。。。。。。
那么，江可馨真的只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吗？
我把真实存在的劳有花的例子，和亦真亦幻的江可馨的例子，看作历史大背景下，渺小的生命，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最后被历史巨轮碾的粉碎；看作中华民族曾经经历的骨肉相残的巨大内伤，在两个渺小生命上的缩影。
劳有花和江可馨的命运，对于历史洪流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点滴，对她们自己，却是严酷的厄运。
劳有花因为站错队，由于加入的组织的整体的“恶”，即使自己有善的一面，仍落入万劫不覆的深渊。目睹了各种政治风暴，生命的最后，在远离家乡千里之遥的刑场上死于非命，死无葬身之地。是悲剧性的一生。
而江可馨的死亡所显示的，那是正义一方的力量，对敌对方中被裹挟的弱小生命的漠视。正义的暴力不再代表正义，仅仅是毁灭。
最后一夜
即将被推上刑场的前夜，劳有花也许会回顾自己的一生：
十七年了吧？那个尚未成年就失去父母关爱的少女，怀着杀敌报国的决心，走进一个未知的组织；
这个组织没有完全满足她的理想，却让她成为了一个旧政权的工具；
旧政权即将崩溃，这个组织却让她一直等待下去，等待那即将来临的任务。于是，等待、逃亡成了生命中的诅咒。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劳有花也许会感到，从自己踏入这个组织的那天，阴影就笼罩在自己的身上，自己再也出不去了。。。。。。）
她想放弃了，想平平静静不为人知的活下去。
新政权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旧事物，更以奋发向上的激情鼓舞着人民。身处这样的氛围，她也受到感动了：也许投身其中，我就可以忘记过去，重新开始，我也可以追求幸福的生活了？
但是，冰凉的手铐脚镣让她回到了现实：还是逃不出去的，命运的阴影永远都笼罩着自己。。。。。。
死在离故乡千里之外，没有一个亲人的地方。
这么长时间的隐瞒，是对不起表妹妹夫的啊，他们帮助了我，可现在，他们一定会受牵连的。哎，这个罪自己是没办法赎了......
就这么死去了吗？这样也好，终于得到永远的平静了，不会再有担惊受怕了。。。。。。
也许在另一个世界，可以和父亲母亲相会了吧。。。。。。
这些喋喋不休的文字，对劳有花而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她所处的时代，辩护权是很奢侈的。
历史和生命都是不可逆的过程，一旦逝去，永不再来。
唉，那个尚未成年就失去父母关爱，成为孤儿，漂泊伶仃，日寇侵略国难当头之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杀敌报国的少女啊。
补充内容 (2015-4-28 16:18):
“厂里的领导和同事，知道我是个特务，一定会大吃一惊吧。你们对我的帮助，我是真心感激的，可惜，不可能报答你们了......”
补充内容 (2015-4-28 16:20):
自己记忆的深处，那个英俊的小伙子的影子还在啊。你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牺牲了吗？活下来的话，一定有了自己的家庭了吧？分别之后就再也没有你的音讯了。明天，我就将告别这个世界，真想再见你一面啊，可是，不可能了
shequtanxun 发表于 2015-4-20 16:34
劳有花，是真实存在过的，她曾经做过护士，这使我回想起一本书，书的名字叫《放下武器》，里面也有一位护 ...
这里我插入一段题外之话：
我总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啄木鸟》的“尘封档案”，不仅仅来自于像劳有花这样落网者的供词。因为有些细节很难由她口中说出来，甚至她自己都不会知道。
这也体现着我方隐蔽战线的巨大成就：“尘封档案”的有些细节很可能来自对方的保密档案的。
尽管白色恐怖下，我方牺牲不绝，特别是在台湾的白色恐怖笼罩之时，多少像计梅真、钱静芝那样的烈士献出生命，但我相信火种仍然被保存下来了，特别是在对方的谍报部门。有那么一些我方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眼看着战友牺牲，默默擦干眼泪，继续战斗着，继续向组织传送着情报。
向无名英雄们致敬！
劳有花，是真实存在过的，她曾经做过护士，这使我回想起一本书，书的名字叫《放下武器》，里面也有一位护 ...
这里我插入一段题外之话：
我总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啄木鸟》的“尘封档案”，不仅仅来自于像劳有花这样落网者的供词。因为有些细节很难由她口中说出来，甚至她自己都不会知道。
这也体现着我方隐蔽战线的巨大成就：“尘封档案”的有些细节很可能来自对方的保密档案的。
尽管白色恐怖下，我方牺牲不绝，特别是在台湾的白色恐怖笼罩之时，多少像计梅真、钱静芝那样的烈士献出生命，但我相信火种仍然被保存下来了，特别是在对方的谍报部门。有那么一些我方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眼看着战友牺牲，默默擦干眼泪，继续战斗着，继续向组织传送着情报。
向无名英雄们致敬！
看来政审还是很厉害的
j63 发表于 2015-4-25 18:15
看来政审还是很厉害的
我曾看到一篇文章，分析的很有深度，有些方面我完全没有想到，现在转载一下：
从这篇文章中我觉得有几点可信有几点不可信：
可信的：
1、台湾当局企图刺杀中共高层
2、刘全德、劳有花应该确有其人
3、里面某些内容比如劳的护士经历
不可信的：
1、公安局是怎么得到劳有花这个名字的。一般来说潜伏的人都要有解放前完整的档案和相应的社会关系掩护，而且这些关系最好不要是情报系统里的人，否则一旦一个被抓就全完了，所以这些关系必须是潜伏者的亲戚、同学、邻居、非情报系统的前同事等不知道潜伏者真正经历又跟他（她）有一定关系的“正常”人，因此潜伏者的真名很难造假（除非他从上学那时起就用假名），所以只能在情报系统内部用假名，而真名只有少数人可以掌握，甚至都不能留下文字形式的档案，这样就算你有假名字但是跟真人对不上号那也是大海捞针。所以很难想像毛人凤这种老奸巨猾的大特务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把劳有花的真实名字告诉同样要执行危险任务的刘全德，如果劳有花确实犯有文中所述的罪行，那也只能是我们在台海对岸的卧底传过来的。
2、劳有花到底是不是所谓军统的交通线？我看未必，因为她虽然有过试图跟台湾方面联系，但她自己也很犹豫，所以这样的联系必然断断续续，而且也没有看到台湾方面有谁跟她联系，要知道特务必须经常变更联系代号和联系方法，以防时间一长被敌方侦知然后顺藤摸瓜，没有台湾方面的人跟她联系那么她的忠诚度是被怀疑的，甚至台湾方面都不知道她是生是死，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她？所以特务的心理一定要过硬，组织一定要严密，联系有可能暴露，不联系则发挥不了作用或者不敢让他发挥作用，因为很可能是反作用。所以我认为：劳有花应该没有参与这个案子，台湾方面也不知道她的情况，不再把她作一条有用的线来运用。她最终暴露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后台湾情报情报部门把一些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销毁（情报、线人、卧底档案...）的时候被我们的卧底搞到手了，而且很有可能我们为了让她认罪（以便深挖）向她出示了我们卧底传过来情报，但是她已不做大哥好多年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否则这报告文学又会大书特书一通了），也就是说本来她没什么恶，但这下她必须死，否则我们在那边的人就得死了，至于说她参与陈毅一案无非就是找个更好杀她的借口而已。
看来政审还是很厉害的
我曾看到一篇文章，分析的很有深度，有些方面我完全没有想到，现在转载一下：
从这篇文章中我觉得有几点可信有几点不可信：
可信的：
1、台湾当局企图刺杀中共高层
2、刘全德、劳有花应该确有其人
3、里面某些内容比如劳的护士经历
不可信的：
1、公安局是怎么得到劳有花这个名字的。一般来说潜伏的人都要有解放前完整的档案和相应的社会关系掩护，而且这些关系最好不要是情报系统里的人，否则一旦一个被抓就全完了，所以这些关系必须是潜伏者的亲戚、同学、邻居、非情报系统的前同事等不知道潜伏者真正经历又跟他（她）有一定关系的“正常”人，因此潜伏者的真名很难造假（除非他从上学那时起就用假名），所以只能在情报系统内部用假名，而真名只有少数人可以掌握，甚至都不能留下文字形式的档案，这样就算你有假名字但是跟真人对不上号那也是大海捞针。所以很难想像毛人凤这种老奸巨猾的大特务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把劳有花的真实名字告诉同样要执行危险任务的刘全德，如果劳有花确实犯有文中所述的罪行，那也只能是我们在台海对岸的卧底传过来的。
2、劳有花到底是不是所谓军统的交通线？我看未必，因为她虽然有过试图跟台湾方面联系，但她自己也很犹豫，所以这样的联系必然断断续续，而且也没有看到台湾方面有谁跟她联系，要知道特务必须经常变更联系代号和联系方法，以防时间一长被敌方侦知然后顺藤摸瓜，没有台湾方面的人跟她联系那么她的忠诚度是被怀疑的，甚至台湾方面都不知道她是生是死，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她？所以特务的心理一定要过硬，组织一定要严密，联系有可能暴露，不联系则发挥不了作用或者不敢让他发挥作用，因为很可能是反作用。所以我认为：劳有花应该没有参与这个案子，台湾方面也不知道她的情况，不再把她作一条有用的线来运用。她最终暴露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后台湾情报情报部门把一些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销毁（情报、线人、卧底档案...）的时候被我们的卧底搞到手了，而且很有可能我们为了让她认罪（以便深挖）向她出示了我们卧底传过来情报，但是她已不做大哥好多年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否则这报告文学又会大书特书一通了），也就是说本来她没什么恶，但这下她必须死，否则我们在那边的人就得死了，至于说她参与陈毅一案无非就是找个更好杀她的借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