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尘封档案》-----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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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7年第4期
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案
文/孙沉
上海解放初期，当时的报纸新闻照片和新闻纪录影片显示，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的陈毅公开露面时，身边总是有一至数名穿着打扮斯文、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牛皮公文包的男子。人们通常会以为那是陈毅的秘书，其实，那是身负保护陈毅安全重任的贴身警卫。他们拿着的皮包里，装的是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块防弹钢板，其作用是当发现四周有刺客突然行刺陈毅时，以手里的皮包挡住首长身体的要害部位，确保陈毅的生命安全。
警卫人员的这个土法防弹用具，当时在内部被称为“警卫皮包”。1949年11月，意外发生了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案件，从而惊动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高层，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当即下令专门组建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缜密侦查……
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上海市长陈毅赴京出席了开国大典返回上海后没几天，就接到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亲自从北京打来的加密长途电话，告知11月上旬将有波兰科学界贵宾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被访问的城市中有上海。根据双方议定的日程，外宾定于11月8日抵达上海，次日前往杭州，要求上海方面做好接待工作。陈毅代表上海方面向中央保证做好接待工作，请周总理放心。
陈毅随后便将上述消息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上作了通报，要求主管部门尽快拿出接待方案上报市委，他要亲自审议。三天后，上海市外事办向市委递交了接待波兰贵宾的方案，陈毅于繁忙中抽空审阅了这个方案，提出了几个细节上的修改意见。经修改后市委批准了这个接待方案，随即上报北京，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根据这个接待方案的安排，陈毅将以上海市长的身份于1949年11月8日在上海南京路上著名的国际饭店设宴款待波兰贵宾。
这个日子很快就来临了，这天上午，陈毅前往上海市工商联参加民族资本家座谈会。会议于11时结束，有几个与会资本家意犹未尽，还围着陈市长争相说话。这时，工商联办公室主任前来报告：潘汉年副市长让人从虹桥机场给陈市长打来电话，报告说波兰贵宾的专机已经从北京飞抵上海，安全降落。陈毅听了，笑着冲四周拱拱手说，鄙人还有重要使命，时间来不及了，只好就此告别，我们回头约个时间再谈吧。
陈毅离开市工商联，上了轿车，前往国际饭店。他的座车正好赶在潘汉年陪同的波兰贵宾一行到达之前抵达国际饭店。刚进饭店大堂，外面就响起了波兰贵宾所乘坐的轿车抵达的喇叭声，于是，宾主双方就在饭店大堂愉快会面，握手言欢。然后，陈毅请波兰贵宾去国际饭店的会议室稍事休息，闲聊片刻后便邀请外宾前往“摩天厅”接受上海市政府的自助冷餐形式的宴请。
根据当时的警卫规定，由于这天陈毅出席的两个活动都是小范围和非公开形式的，所以只在身边安排了两名手持“警卫皮包”的贴身警卫。这两个警卫员一个名叫赵根友，另一个叫邹为朋，都是二十三岁，来自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原先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副班长，两人在1949年3月接到命令前往华东军区保卫部报到，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基本警卫技能训练后，于渡江战役发起前派往陈毅警卫班。这天，赵根友、邹为朋护卫陈毅抵达国际饭店后，按照规定，陈毅进入宴会厅后他们是不必跟着进去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公安局联合组成的严密警卫措施已经足以保证陈毅在整个宴会时段内的安全，于是两人就和往常执行此类任务时一样，坐在“摩天厅”门外的椅子上待命。
宴会进行到大约一半时，陈毅警卫班的副班长葛福宽出现了。葛福宽是和另一个警卫员奉命前来接替赵根友、邹为朋的贴身警卫勤务的。因为执行贴身警卫勤务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时间一长，难免疲惫，这就会影响执勤质量，留下安全隐患，所以只要时间稍长的勤务，中间就得换班。葛福宽接替赵根友、邹为朋的勤务后说，你们可以去用午餐了，午餐后回市政府去休息，汽车在饭店后门对面的马路旁，司机正在车里等着。
这天，饭店给工作人员安排的用餐地点是位于“摩天厅”下一层的一个饭厅里。赵根友两人下去一看，饭店给他们准备的也是自助餐，由于在这个时段进餐的工作人员较多而饭厅又小，后去的人就只能在挑选了食物后去对面的一个会议室内用餐。邹为朋在走廊正好遇见其在华东军区保卫部当警卫排长的表兄，便驻足说话，让赵根友先去用餐，不必等他。赵根友拎着那个沉甸甸的“警卫皮包”显然是很不方便的，于是他就把皮包放在小会议室靠门口一侧墙边的一张桌子上，也有占个位置的意思。赵根友在挑选食物时，碰到了华东军区保卫部当初教过他警卫技能的老兵，如今已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干事了，这天也是来参加警卫工作的，两人说了几句话。就是这么一耽搁，等赵根友托着食盘返回对面的小会议室时，发现他刚才放在桌上的“警卫皮包”已经不见了！
赵根友不禁蓦地一惊，最初当然是以为被别人随手挪了位置，于是马上放下食盘四下寻找，转遍了整个会议室也没有发现皮包的影踪。于是就往门外走，正好迎面碰上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的一个警卫干事老王，因为经常见面也算得上是熟人了。老王见赵根友一脸紧张，便问怎么回事，赵根友说皮包不见了。老王笑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就是你们那装着实心货的皮包啊，我看见小孙拿着上楼去了呢。小孙也是陈毅警卫班的战士，这天也担任警卫工作，不过不是拿“警卫皮包”的贴身警卫，刚才赵根友去小会议室放“警卫皮包”占位置时，他就在一旁的那张桌子上用餐，是看见赵根友放下皮包的。赵根友事后回忆这一节时说，他当时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眼珠子发绿了，只想快点吃饭，所以对于老王的话深信不疑，也就没有上楼去问一问小孙，就坐下吃饭了。
赵根友吃完饭后上楼去，见到了小孙，便问对方吃过饭离开时是否顺手拿上了他的皮包，小孙摇头说没有拿，他拿的是自己的这个皮包。赵根友于是明白了，老王所说的看见小孙所拿的皮包，是小孙自己执行勤务时的那个。
那么，赵根友的皮包呢？葛福宽和小孙见赵根友很是紧张，便说这么一个沉甸甸的物件，谁有兴趣拿着玩儿啊，估计是哪个工作人员看见了顺便收起来了，你下去问一问就知道了。赵根友再次下楼，这时邹为朋也已经吃好饭了，听说情况后就拿着自己的皮包陪着赵根友去向在场的工作人员打听。一个圈子问下来，在场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看见过这个皮包的。
直到这时，赵根友还没有意识到“警卫皮包”的不翼而飞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案子，他和邹为朋的思维是停留在“警卫皮包”的价值上，寻思那是一个意大利生产的牛皮公文包，价值不菲，丢失了这样一件公物那可是犯了一个不算小的错误了。他和邹为朋又找了一会儿，刚才送葛福宽和小孙来接替贴身警卫勤务的汽车司机在饭店后门外等得心焦，从后门的门卫室打电话上来询问赵根友、邹为朋到底走不走，不走的话，他就要把汽车开回去了。赵根友于是就去向副班长葛福宽请示，葛福宽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到底有多大，说邹为朋回去吧，你就留下来再找找看，实在找不到，那也没有办法。又不是丢了手枪，大概还算不上违反了军纪，不过在班务会上作检讨肯定是少不了的。
这样，赵根友就留下继续寻找。可是，一直到宴会结束也未能找到。他想请示葛福宽怎么办，但陈毅这时已经从“摩天厅”出来要离开国际饭店了，葛福宽和小孙已经拿起他们的“警卫皮包”执行护卫勤务了，于是他也就不吭声了。
赵根友和其他执行警卫使命的警卫人员一起下了楼，上了警卫车，随同陈毅的座车离开国际饭店，返回上海市政府。
陈毅回到市政府后，这趟警卫勤务就算结束了。副班长葛福宽马上来找赵根友，让他马上去向警卫参谋报告丢失“警卫皮包”之事。警卫参谋一听，脸色倏变，一双冒火的眼睛盯着赵根友和葛福宽，忍了又忍，最后还是骂了出来：“真糊涂！混账！”
警卫参谋知道，“警卫皮包”的丢失可能意味着什么。这要从“警卫皮包”的来历说起，被赵根友非常看重觉得价值不菲的意大利名牌皮包那倒仅仅是经济价值的问题，重要的是装在皮包里的那块钢板。那是根据担任中共警卫顾问的苏联保卫专家的建议，特地向苏联定制的防弹钢板。中苏双方的警卫专家交接这批货物时，专门用手枪、冲锋枪分别在规定的距离内对每一块钢板进行过射击，以测试其防弹性能。据苏联专家介绍，生产这批防弹钢板的工厂完成任务后，在莫斯科派去的专家监督下，当场销毁了边角余料，全部化为钢水，混杂于其他普通钢材熔化成的钢水中。钢板的配比成分、炼制工艺等资料，一律被列为绝密档案，交由莫斯科来人带走。如此措施，是为了防止相关资料落入敌方之手，通过金相分析破解配方和工艺后，研制出相应的专门对付这种防弹钢板的武器，使刺客的暗杀行动得逞。
这些内容，一般警卫人员当然是不知晓的。因此，赵根友对于丢失“警卫皮包”意味着什么没有看得那么严重。但警卫参谋是知道的，于是他马上下令：立即组织人员前往国际饭店查找！
陈毅的警卫班子，原由华东军区保卫部负责。1949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合并，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区司令部迁往南京，就是后来的南京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与此同时，华东军区保卫部将陈毅的安全保卫工作交由淞沪警备司令部负责。因此，此时意识到“警卫皮包”的不翼而飞不是一桩小事的警卫参谋当即拨通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
二
这时，奉命前往国际饭店再次查找“警卫皮包”的陈毅警卫班部分战士在国际饭店方面的配合下，正在重新对可能藏匿“警卫皮包”的所有角落进行周密细致的搜寻。
查找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未发现“警卫皮包”的影踪！
已经赶到现场的警卫参谋面对着这个他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有点瞠目结舌，站在几小时前还在款待波兰贵宾的“摩天厅”里，显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神态，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件，也确实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才算妥当。这时，来了两位军人，都是警卫参谋的熟人——他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军官。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获知陈毅“警卫皮包”丢失后，甚为重视，部长亲自指派这两位军官前往国际饭店现场，关注和在必要时直接指挥寻找皮包的行动。
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这两位军官都是行伍出身，并未专门学过侦查学，战争年代在部队干保卫工作，跟侦查也基本上不搭界，他们面对着警卫参谋所介绍的情况，也感到颇有些憷头。三人凑在一起商议片刻，认为皮包的不翼而飞肯定有原因，就是说，必须有人动了那皮包才会导致它的失踪。而就在那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吃饭的场所以及外面乃至整个国际饭店大楼都始终有人待着的，众目睽睽之下谁动了皮包，难道还用障眼法遮住了众人的眼睛？所以，看来还有一个法子：发动群众进行排查。
国际饭店员工中的中共党员和工会干部被召集起来，听了情况介绍，纷纷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助部队寻找那个特殊的皮包。中午参加宴会接待工作的所有员工——厨房大师傅、厨工、侍者、清洁工、电梯工、杂务工以及到过现场的各个部门的领班，都接到通知紧急集中，由工会干部出面向大家说明中午宴会进行时丢失了一个黑色皮包。考虑到保密需要，对外宣布的是外宾所携之物，非常重要，由中方警卫人员代为提着的。工会干部要求如果有谁无意间收起了这个皮包，那就马上交出来，部队同志已经表示这不算行窃，保证不予追究责任，还会替其保密。如果有谁见过这个皮包，希望马上向部队同志如实反映情况。情况属实而追回失物的，部队方面将给予适当物质奖励。
先前曾在宴会进行的“摩天厅”楼面和下一层楼面寻找过失物，但当时没有说过是什么性质的一个皮包，众人只道是普通的公文包，现在听说竟是一个重要物件，于是就都重视起来了。工会干部作过动员后，没有一个人离开会议室，都留在原地愣着。稍停，终于有人回过神来，意识到必须得让大家相信自己确实是没有接触过失物。这就需要以事实说话了，最好的事实是有人能够证明自己当时没有去过丢失皮包的那个楼面。于是，首先醒悟过来的人马上互相指证，以表示自己没有离开过“摩天厅”这层楼面。这个头一开，其他人就纷纷跟进，都互相证明在那个时段确实都在做其他事情。
然后，有人提出是否大家一起行动，再在相关楼层搜寻一次？经军方人员同意后，这些员工就分组划块开始搜寻，这回找得更为细致了，不但所有比皮包体积大的角落一一搜索到了，就是比皮包小的角角落落也都找了，因为说不定皮包已经被弄碎后藏匿起来了(他们不知道皮包里装的是弄不碎的钢板)。清洁工、杂务工基于这个念头，就想到不知是否有人把皮包弄碎后扔进抽水马桶冲进楼下的化粪池了，就拿了工具下楼去化粪池打捞残渣。
一切该进行的都已经进行过了，“警卫皮包”却是杳无音信，人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皮包已经被人窃走了！
接下去应该怎么办？“警卫皮包”价值不大，但可能会引发极为严重的隐患，因此，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当即向司令员郭化若报告。郭化若的意见很明了：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请求地方对查明此事提供帮助。
其实，就在郭化若司令员下达指示时，上海方面已经获悉了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已经接到了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情况的报告。是哪条渠道向潘汉年报告的？后来始终没有人说起过。
据潘汉年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回忆，潘汉年当时闻讯后，一个愣怔，说这事儿似乎有点蹊跷啊，根据中央的安排，陈市长下月上旬就要会见前来上海访问的苏联防空军司令阿特维也夫将军，会商老大哥支援和指导上海防空事宜，为了安定民心和对于中苏友谊的宣传，市委市政府将举行群众大会，陈市长还要在会上作报告。此外，下月底我们还准备举行上海军政民迎贺新年大会，陈市长也必须公开露面并作重要讲话。怎么就在这当儿，突然丢失了“警卫皮包”呢？这事儿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啊！
潘汉年正这么议论着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方面已经接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报告，向市委来电报告此案。潘汉年亲自接听了电话，指示说你们公安局得组织力量对陈市长“警卫皮包”丢失之事进行立案侦查，不单是迅即追回皮包，还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调查清楚。如果确是台湾蒋帮特务机关搞的特别行动，那我们就得迅速调整保卫方案，加强对陈毅同志的安全警卫措施，确保陈市长的安全。
当天傍晚，上海市公安局就抽调专人成立了专案组。考虑到这件事跟军方有关，所以根据李士英局长的指示，公安局方面还专门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取得联系，要求军方是否考虑派员参加专案组，和警方一起对该案进行侦查。于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派了两名军官参加专案侦查，其中一位名叫郭俊峰的担任了专案组副组长。专案组连军方两人在内一共有7名成员，都是中共党员，警方的5名成员中一位担任组长的是跟着李士英局长从山东前来接管上海市公安局的原武工队小队长，名叫江河天；其余4人都是具有一定侦查经验的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年岁最长的那位老黄同志已经吃了十多年侦查饭，可谓精通侦查业务。
专案组连夜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对于皮包失窃之事进行了客观的缜密分析。侦查人员一致认为皮包的去向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还藏匿在国际饭店的某处，一是已经被带离饭店。鉴于当天只有参加宴会接待工作的人员才能进入那两个楼层，因此，从客观上看，皮包的失窃应该是跟国际饭店内部人员相关的，因为只有饭店内部的人员才能进入现场。也正因为是饭店内部人员涉案的原因，所以为藏匿皮包提供了方便，皮包有可能被藏匿于饭店的其他楼层，甚至藏匿于下榻于饭店内的某个宾客的房间内。
国际饭店的中共党支部和工会的负责人被悄然请到了公安局，专案人员把分析的上述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询问用何种方式开展下一步的调查工作较为合适。一番讨论后，专案组认为显然不适宜采用刚才曾经考虑过的对所有客房以及旅客行李进行搜查的方案，因为这不但会引起国际饭店经营方的强烈反感，而且还会在社会上甚至海外产生不良影响，为今后饭店的业务经营和礼宾接待留下隐患。那么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好呢？专案组采纳了饭店党工组织负责人的建议：饭店每层楼面乃至底层的前后大门24小时都是有专人值勤的，如果有内部员工在窃取皮包后藏匿或者转移的，显然难以避开这些值勤者的注视，因此，可以从当时的每个值勤者那里获取线索。
次日上午，专案组全体出动，一律换上了便衣，悄然进入国际饭店，在党工组织的配合下，分别找那些昨天宴会进行期间在各个楼面和前后大门值勤的员工进行了秘密谈话。最后，汇总了谈话内容，有4个被认为有可疑迹象的对象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这4名可疑人员的基本情况分别如下——
钱岚岚，女，二十六岁，“摩天厅”杂务工。这女工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是舞女出身，在“百乐门”、“仙斯厅”从十七岁陪人跳舞一直跳到二十三岁，在一下雨天晚上离开舞厅下台阶时不慎跌了一跤扭伤了脚，竟然留下了后遗症，不能再从事舞女职业，只好改行，一番奔波后，于1947年经人介绍到国际饭店当了一名杂务工。次年结婚，丈夫是电车司机。钱岚岚于今年春天生一女婴，休息一个月后即来饭店上班。正好赶上上海解放，工会为员工争取到了一系列合理权益，其中一条是上班时间允许给女工自己生的婴儿喂奶。钱岚岚家住在四马路(今福州路)，距国际饭店不远，于是其婆婆就每天中午把婴儿抱来，在饭店后门门房间让钱岚岚喂奶。但这天的情况却有些反常，钱岚岚的婆婆没有抱孙女来饭店，钱岚岚是在下午1点左右自行离开饭店回家喂奶的。据门卫回忆，钱岚岚出门时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用报纸包扎得整整齐齐的物件。
钟松林，男，三十二岁，抗战前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当过清洁工，会说一点法语、英语。青帮分子，是著名大亨黄金荣的徒孙，据说交往很广，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法租界被日本军队占领，法捕房也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钟松林不愿意替日本人效力，就离开了。几年间先后干过掮客、守夜人、教堂杂役、浴室茶房等，抗战胜利后进了国际饭店当清洁工。上海解放后，据群众反映钟松林的牢骚话颇多，上月还为此受到了工会方面的点名警告。钟松林这天的疑点是：中午12点30分左右从饭店推了一车垃圾出去倒掉，而平时他应当是在下午2点去倒垃圾的。据门卫回忆，他出去倒垃圾所用的时间跟平时差不多，但如果是把可能窃得的“警卫皮包”交给预先约好而在附近等候的同党手里的话，这点时间是足够的。
程阿根，男，四十岁，饭店维修工，这人的经历就复杂了：孤儿出身，从小是在英国人的孤儿院生活的，少年时进了英国教堂当杂务工，几年后又跟着一个英国人上了一艘荷兰海轮当起了轮机工，数年间周游世界，可谓见多识广。抗战胜利前一年，不知怎么的回到上海后就上了岸，又回英国教堂去当杂务工。不久因跟一英国神甫发生矛盾而离开，经朋友介绍到国际饭店当起了维修工。本来，宴会举行时他这个维修工是不能出现在现场的，可是电梯工在宴会刚开始时发现电梯运转时有异样声响，生怕待会儿宾客下楼乘坐时发生问题，于是就报经现场的公安局警卫人员同意后，打电话唤来程阿根进行检修。因此，程阿根是背着他那个大大的工具包上楼来的。检修一番后电梯声响没有了，也没有人留意过这位维修工是几时离开现场的，连开电梯的那位女工也说不清楚。而程阿根被工会召来参加宴会期间曾到过现场的员工会议室，他是12点15分左右完成了检修下楼去的。如果确是这样，那么他应该是没有嫌疑的，因为当时赵根友刚刚进入失窃现场，“警卫皮包”还在他的手里拿着呢。可问题是，据饭店大堂的侍者回忆，他们是亲眼看见程阿根在12点35分时从电梯里出来的，当时的电梯信号灯显示电梯是直接从最高层的“摩天厅”下到1楼的。大堂侍者之所以留有深刻印象，是程阿根从电梯出来时，背着他那个工具包。因为这是违反规定的，维修工穿着工作服、带着工具包是不能乘电梯的，即使是执行维修业务，也只能在楼梯步行。程阿根当时发现侍者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脸色有点异样，解释说维修急需牛油(上海方言对于“润滑油”的俗称)得赶紧去购买，然后就匆匆出门而去。几时返回的，不清楚，因为他是从后门进店的。
隋留思，男，二十八岁，饭店清洁工，经历简单，从十八岁开始进国际饭店已经干了整整十年，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有人甚至认为他的脑子可能有点小毛病。但他干活却非常认真细致，任劳任怨，即使最挑剔的管理者也不得不对他发出由衷的赞赏。在饭店，隋留思是一个老板和工会都信任的员工，如果不是被认为脑子可能有问题，党组织是准备把他作为发展对象的。但即使是一般群众身份，他也是被列入可靠一类的，因此解放后在国际饭店举行的每次有市领导出席的宴会的工作人员名单中，隋留思总是排在“杂务人员”的首位。可是，就是这个隋留思，在昨天宴会尚未结束时却突然未跟任何人打一声招呼，就悄然从其“摩天厅”的岗位上离开，来到后门口，跟两个身份不明的女子会见，几分钟后方才重新上楼。更为可疑的是，隋留思在事后举行的员工自发排查中，对于自己曾经离开过岗位下楼出门会见不明身份者一节，竟然绝口不提，一口咬定自己始终在楼上。而由于他是从电梯上下楼的，所以当时还真没有人留心到他曾经离开过岗位。如果没有专案人员向所有门卫和电梯工的个别一对一细致了解，这个情节也许就给他蒙过去了。
上述4个有可疑迹象对象的情况，是下午2点汇总到专案组的，专案人员稍稍一议，当即决定立刻分头找这4位进行个别谈话接触，要求他们对自己昨天的上述反常情况作出解释，然后再视情况进行下一步行动。
钱岚岚是第一个获得解脱的，她面对着专案人员的询问显得很是从容镇定，心平气和地解释说因为当天她的婆婆扭伤了脚，不能把小孙女抱到饭店来喂奶，于是她就回去喂奶了。那么手里拎着的那包看上去沉甸甸的物件是什么呢？钱岚岚一愣之后恍然道：哦！那是客房部一位要好小姐妹叫秦阿兰的从崇明老家替我带来的一大块糯米糕！
调查当即马上跟着进行，客房部秦阿兰证实了钱岚岚的说法，还举出了另外两个在场看见她把糯米糕包扎好后递给钱岚岚的同事。她们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而另外一路前往钱岚岚家调查的人员也亲眼看见了钱岚岚的婆婆那扭伤而尚未消肿的脚。正好有邻居来串门，也证实昨天中午确实看见钱岚岚回家来给女儿喂奶的。
这样，钱岚岚就没事了。
与此同时，钟松林也在接受专案人员的调查。这位清洁工的性格有点暴躁，可能心绪也不是太好，所以一上来不大愿意配合，说如果你们认为我跟你们在调查的事情有关的话，那就一副洋铐(当时上海滩对手铐的称谓，因为那是舶来品)把我铐到巡捕房去说话就是了。专案人员于是就请来饭店工会干部，一起跟他说了一番道理，他这才冷冰冰地撂了一句：“为什么提前去倒垃圾？你们去问林黑三！”
林黑三是何许人？工会干部说是饭店的木工。于是就找到了木匠间，林黑三对此作了解释：原来，他昨天上午接到老板指令让迅速打制一口小柜，方料倒是现成的，但板料却是要一块一块刨出来的，结果就弄出了一大堆刨花，木匠间不大，他就及时把刨花和碎料清理出去了。这样，钟松林的那辆垃圾车就给装满了。那钟松林脾气虽暴躁，干活却是认真的，见垃圾车满了，就提前推出去倒掉了。于是，钟松林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专案人员跟程阿根的谈话就显得有点紧张了。因为当程阿根走进专案组征用的临时办公室时，他的脸色就显得异样，眼睛闪着隐约可辨的惊慌。于是，专案人员也就不客气了，直截了当让他“把昨天放在工具包里带出去的东西交代一下”。但程阿根毕竟是在外国轮船上待过较长时间几乎跑遍了全球海港城市的主儿，还有着跟教堂的英国神甫吵架的胆量，因此他在稍微一慌之后，随即镇静下来，说他昨天确实出去过，但是出去购买牛油的，有发票为证，五金商店的店员也可以作证，这，你们都是可以调查的。
程阿根几次三番都保持着这一说法，这样专案人员反倒没谱了。因为先前不过是蒙蒙对方的，手里并无任何证据。于是，一边请来工会干部相帮做说服工作，一边同时派人去向五金商店调查，证实确是来买过牛油。而被称为“铜匠间”的程阿根的操作室里那张脏兮兮的桌子的玻璃台板下面，也确实压着一张购买牛油的发票。
调查话题不得不转到了问程阿根为什么违反饭店规定在没有检修任务时乘了电梯直接下到大堂。以程阿根的资格，这个话题已经难不倒他了，他说我当时是脑子一时没有想到，进了电梯就稀里糊涂地下到了大堂。这个说法当然不能令人相信，于是专案人员就警告说如果不老实交代，那就只能去公安局谈了。程阿根也豁出来了似的，说那进去谈吧，反正就是这话了。
于是，程阿根就被拘留了。拘留后随即又进行了讯问，但还是未能取得进展。两个负责对付他的专案人员正在琢磨对策时，传来了另一嫌疑对象隋留思在专案人员找他谈话时逃脱的消息！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7年第4期
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案
文/孙沉
上海解放初期，当时的报纸新闻照片和新闻纪录影片显示，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的陈毅公开露面时，身边总是有一至数名穿着打扮斯文、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牛皮公文包的男子。人们通常会以为那是陈毅的秘书，其实，那是身负保护陈毅安全重任的贴身警卫。他们拿着的皮包里，装的是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块防弹钢板，其作用是当发现四周有刺客突然行刺陈毅时，以手里的皮包挡住首长身体的要害部位，确保陈毅的生命安全。
警卫人员的这个土法防弹用具，当时在内部被称为“警卫皮包”。1949年11月，意外发生了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案件，从而惊动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高层，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当即下令专门组建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缜密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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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上海市长陈毅赴京出席了开国大典返回上海后没几天，就接到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亲自从北京打来的加密长途电话，告知11月上旬将有波兰科学界贵宾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被访问的城市中有上海。根据双方议定的日程，外宾定于11月8日抵达上海，次日前往杭州，要求上海方面做好接待工作。陈毅代表上海方面向中央保证做好接待工作，请周总理放心。
陈毅随后便将上述消息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上作了通报，要求主管部门尽快拿出接待方案上报市委，他要亲自审议。三天后，上海市外事办向市委递交了接待波兰贵宾的方案，陈毅于繁忙中抽空审阅了这个方案，提出了几个细节上的修改意见。经修改后市委批准了这个接待方案，随即上报北京，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根据这个接待方案的安排，陈毅将以上海市长的身份于1949年11月8日在上海南京路上著名的国际饭店设宴款待波兰贵宾。
这个日子很快就来临了，这天上午，陈毅前往上海市工商联参加民族资本家座谈会。会议于11时结束，有几个与会资本家意犹未尽，还围着陈市长争相说话。这时，工商联办公室主任前来报告：潘汉年副市长让人从虹桥机场给陈市长打来电话，报告说波兰贵宾的专机已经从北京飞抵上海，安全降落。陈毅听了，笑着冲四周拱拱手说，鄙人还有重要使命，时间来不及了，只好就此告别，我们回头约个时间再谈吧。
陈毅离开市工商联，上了轿车，前往国际饭店。他的座车正好赶在潘汉年陪同的波兰贵宾一行到达之前抵达国际饭店。刚进饭店大堂，外面就响起了波兰贵宾所乘坐的轿车抵达的喇叭声，于是，宾主双方就在饭店大堂愉快会面，握手言欢。然后，陈毅请波兰贵宾去国际饭店的会议室稍事休息，闲聊片刻后便邀请外宾前往“摩天厅”接受上海市政府的自助冷餐形式的宴请。
根据当时的警卫规定，由于这天陈毅出席的两个活动都是小范围和非公开形式的，所以只在身边安排了两名手持“警卫皮包”的贴身警卫。这两个警卫员一个名叫赵根友，另一个叫邹为朋，都是二十三岁，来自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原先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副班长，两人在1949年3月接到命令前往华东军区保卫部报到，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基本警卫技能训练后，于渡江战役发起前派往陈毅警卫班。这天，赵根友、邹为朋护卫陈毅抵达国际饭店后，按照规定，陈毅进入宴会厅后他们是不必跟着进去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公安局联合组成的严密警卫措施已经足以保证陈毅在整个宴会时段内的安全，于是两人就和往常执行此类任务时一样，坐在“摩天厅”门外的椅子上待命。
宴会进行到大约一半时，陈毅警卫班的副班长葛福宽出现了。葛福宽是和另一个警卫员奉命前来接替赵根友、邹为朋的贴身警卫勤务的。因为执行贴身警卫勤务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时间一长，难免疲惫，这就会影响执勤质量，留下安全隐患，所以只要时间稍长的勤务，中间就得换班。葛福宽接替赵根友、邹为朋的勤务后说，你们可以去用午餐了，午餐后回市政府去休息，汽车在饭店后门对面的马路旁，司机正在车里等着。
这天，饭店给工作人员安排的用餐地点是位于“摩天厅”下一层的一个饭厅里。赵根友两人下去一看，饭店给他们准备的也是自助餐，由于在这个时段进餐的工作人员较多而饭厅又小，后去的人就只能在挑选了食物后去对面的一个会议室内用餐。邹为朋在走廊正好遇见其在华东军区保卫部当警卫排长的表兄，便驻足说话，让赵根友先去用餐，不必等他。赵根友拎着那个沉甸甸的“警卫皮包”显然是很不方便的，于是他就把皮包放在小会议室靠门口一侧墙边的一张桌子上，也有占个位置的意思。赵根友在挑选食物时，碰到了华东军区保卫部当初教过他警卫技能的老兵，如今已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干事了，这天也是来参加警卫工作的，两人说了几句话。就是这么一耽搁，等赵根友托着食盘返回对面的小会议室时，发现他刚才放在桌上的“警卫皮包”已经不见了！
赵根友不禁蓦地一惊，最初当然是以为被别人随手挪了位置，于是马上放下食盘四下寻找，转遍了整个会议室也没有发现皮包的影踪。于是就往门外走，正好迎面碰上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的一个警卫干事老王，因为经常见面也算得上是熟人了。老王见赵根友一脸紧张，便问怎么回事，赵根友说皮包不见了。老王笑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就是你们那装着实心货的皮包啊，我看见小孙拿着上楼去了呢。小孙也是陈毅警卫班的战士，这天也担任警卫工作，不过不是拿“警卫皮包”的贴身警卫，刚才赵根友去小会议室放“警卫皮包”占位置时，他就在一旁的那张桌子上用餐，是看见赵根友放下皮包的。赵根友事后回忆这一节时说，他当时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眼珠子发绿了，只想快点吃饭，所以对于老王的话深信不疑，也就没有上楼去问一问小孙，就坐下吃饭了。
赵根友吃完饭后上楼去，见到了小孙，便问对方吃过饭离开时是否顺手拿上了他的皮包，小孙摇头说没有拿，他拿的是自己的这个皮包。赵根友于是明白了，老王所说的看见小孙所拿的皮包，是小孙自己执行勤务时的那个。
那么，赵根友的皮包呢？葛福宽和小孙见赵根友很是紧张，便说这么一个沉甸甸的物件，谁有兴趣拿着玩儿啊，估计是哪个工作人员看见了顺便收起来了，你下去问一问就知道了。赵根友再次下楼，这时邹为朋也已经吃好饭了，听说情况后就拿着自己的皮包陪着赵根友去向在场的工作人员打听。一个圈子问下来，在场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看见过这个皮包的。
直到这时，赵根友还没有意识到“警卫皮包”的不翼而飞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案子，他和邹为朋的思维是停留在“警卫皮包”的价值上，寻思那是一个意大利生产的牛皮公文包，价值不菲，丢失了这样一件公物那可是犯了一个不算小的错误了。他和邹为朋又找了一会儿，刚才送葛福宽和小孙来接替贴身警卫勤务的汽车司机在饭店后门外等得心焦，从后门的门卫室打电话上来询问赵根友、邹为朋到底走不走，不走的话，他就要把汽车开回去了。赵根友于是就去向副班长葛福宽请示，葛福宽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到底有多大，说邹为朋回去吧，你就留下来再找找看，实在找不到，那也没有办法。又不是丢了手枪，大概还算不上违反了军纪，不过在班务会上作检讨肯定是少不了的。
这样，赵根友就留下继续寻找。可是，一直到宴会结束也未能找到。他想请示葛福宽怎么办，但陈毅这时已经从“摩天厅”出来要离开国际饭店了，葛福宽和小孙已经拿起他们的“警卫皮包”执行护卫勤务了，于是他也就不吭声了。
赵根友和其他执行警卫使命的警卫人员一起下了楼，上了警卫车，随同陈毅的座车离开国际饭店，返回上海市政府。
陈毅回到市政府后，这趟警卫勤务就算结束了。副班长葛福宽马上来找赵根友，让他马上去向警卫参谋报告丢失“警卫皮包”之事。警卫参谋一听，脸色倏变，一双冒火的眼睛盯着赵根友和葛福宽，忍了又忍，最后还是骂了出来：“真糊涂！混账！”
警卫参谋知道，“警卫皮包”的丢失可能意味着什么。这要从“警卫皮包”的来历说起，被赵根友非常看重觉得价值不菲的意大利名牌皮包那倒仅仅是经济价值的问题，重要的是装在皮包里的那块钢板。那是根据担任中共警卫顾问的苏联保卫专家的建议，特地向苏联定制的防弹钢板。中苏双方的警卫专家交接这批货物时，专门用手枪、冲锋枪分别在规定的距离内对每一块钢板进行过射击，以测试其防弹性能。据苏联专家介绍，生产这批防弹钢板的工厂完成任务后，在莫斯科派去的专家监督下，当场销毁了边角余料，全部化为钢水，混杂于其他普通钢材熔化成的钢水中。钢板的配比成分、炼制工艺等资料，一律被列为绝密档案，交由莫斯科来人带走。如此措施，是为了防止相关资料落入敌方之手，通过金相分析破解配方和工艺后，研制出相应的专门对付这种防弹钢板的武器，使刺客的暗杀行动得逞。
这些内容，一般警卫人员当然是不知晓的。因此，赵根友对于丢失“警卫皮包”意味着什么没有看得那么严重。但警卫参谋是知道的，于是他马上下令：立即组织人员前往国际饭店查找！
陈毅的警卫班子，原由华东军区保卫部负责。1949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合并，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区司令部迁往南京，就是后来的南京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与此同时，华东军区保卫部将陈毅的安全保卫工作交由淞沪警备司令部负责。因此，此时意识到“警卫皮包”的不翼而飞不是一桩小事的警卫参谋当即拨通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
二
这时，奉命前往国际饭店再次查找“警卫皮包”的陈毅警卫班部分战士在国际饭店方面的配合下，正在重新对可能藏匿“警卫皮包”的所有角落进行周密细致的搜寻。
查找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未发现“警卫皮包”的影踪！
已经赶到现场的警卫参谋面对着这个他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有点瞠目结舌，站在几小时前还在款待波兰贵宾的“摩天厅”里，显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神态，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件，也确实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才算妥当。这时，来了两位军人，都是警卫参谋的熟人——他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军官。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获知陈毅“警卫皮包”丢失后，甚为重视，部长亲自指派这两位军官前往国际饭店现场，关注和在必要时直接指挥寻找皮包的行动。
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这两位军官都是行伍出身，并未专门学过侦查学，战争年代在部队干保卫工作，跟侦查也基本上不搭界，他们面对着警卫参谋所介绍的情况，也感到颇有些憷头。三人凑在一起商议片刻，认为皮包的不翼而飞肯定有原因，就是说，必须有人动了那皮包才会导致它的失踪。而就在那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吃饭的场所以及外面乃至整个国际饭店大楼都始终有人待着的，众目睽睽之下谁动了皮包，难道还用障眼法遮住了众人的眼睛？所以，看来还有一个法子：发动群众进行排查。
国际饭店员工中的中共党员和工会干部被召集起来，听了情况介绍，纷纷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助部队寻找那个特殊的皮包。中午参加宴会接待工作的所有员工——厨房大师傅、厨工、侍者、清洁工、电梯工、杂务工以及到过现场的各个部门的领班，都接到通知紧急集中，由工会干部出面向大家说明中午宴会进行时丢失了一个黑色皮包。考虑到保密需要，对外宣布的是外宾所携之物，非常重要，由中方警卫人员代为提着的。工会干部要求如果有谁无意间收起了这个皮包，那就马上交出来，部队同志已经表示这不算行窃，保证不予追究责任，还会替其保密。如果有谁见过这个皮包，希望马上向部队同志如实反映情况。情况属实而追回失物的，部队方面将给予适当物质奖励。
先前曾在宴会进行的“摩天厅”楼面和下一层楼面寻找过失物，但当时没有说过是什么性质的一个皮包，众人只道是普通的公文包，现在听说竟是一个重要物件，于是就都重视起来了。工会干部作过动员后，没有一个人离开会议室，都留在原地愣着。稍停，终于有人回过神来，意识到必须得让大家相信自己确实是没有接触过失物。这就需要以事实说话了，最好的事实是有人能够证明自己当时没有去过丢失皮包的那个楼面。于是，首先醒悟过来的人马上互相指证，以表示自己没有离开过“摩天厅”这层楼面。这个头一开，其他人就纷纷跟进，都互相证明在那个时段确实都在做其他事情。
然后，有人提出是否大家一起行动，再在相关楼层搜寻一次？经军方人员同意后，这些员工就分组划块开始搜寻，这回找得更为细致了，不但所有比皮包体积大的角落一一搜索到了，就是比皮包小的角角落落也都找了，因为说不定皮包已经被弄碎后藏匿起来了(他们不知道皮包里装的是弄不碎的钢板)。清洁工、杂务工基于这个念头，就想到不知是否有人把皮包弄碎后扔进抽水马桶冲进楼下的化粪池了，就拿了工具下楼去化粪池打捞残渣。
一切该进行的都已经进行过了，“警卫皮包”却是杳无音信，人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皮包已经被人窃走了！
接下去应该怎么办？“警卫皮包”价值不大，但可能会引发极为严重的隐患，因此，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当即向司令员郭化若报告。郭化若的意见很明了：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请求地方对查明此事提供帮助。
其实，就在郭化若司令员下达指示时，上海方面已经获悉了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已经接到了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情况的报告。是哪条渠道向潘汉年报告的？后来始终没有人说起过。
据潘汉年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回忆，潘汉年当时闻讯后，一个愣怔，说这事儿似乎有点蹊跷啊，根据中央的安排，陈市长下月上旬就要会见前来上海访问的苏联防空军司令阿特维也夫将军，会商老大哥支援和指导上海防空事宜，为了安定民心和对于中苏友谊的宣传，市委市政府将举行群众大会，陈市长还要在会上作报告。此外，下月底我们还准备举行上海军政民迎贺新年大会，陈市长也必须公开露面并作重要讲话。怎么就在这当儿，突然丢失了“警卫皮包”呢？这事儿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啊！
潘汉年正这么议论着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方面已经接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报告，向市委来电报告此案。潘汉年亲自接听了电话，指示说你们公安局得组织力量对陈市长“警卫皮包”丢失之事进行立案侦查，不单是迅即追回皮包，还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调查清楚。如果确是台湾蒋帮特务机关搞的特别行动，那我们就得迅速调整保卫方案，加强对陈毅同志的安全警卫措施，确保陈市长的安全。
当天傍晚，上海市公安局就抽调专人成立了专案组。考虑到这件事跟军方有关，所以根据李士英局长的指示，公安局方面还专门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取得联系，要求军方是否考虑派员参加专案组，和警方一起对该案进行侦查。于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派了两名军官参加专案侦查，其中一位名叫郭俊峰的担任了专案组副组长。专案组连军方两人在内一共有7名成员，都是中共党员，警方的5名成员中一位担任组长的是跟着李士英局长从山东前来接管上海市公安局的原武工队小队长，名叫江河天；其余4人都是具有一定侦查经验的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年岁最长的那位老黄同志已经吃了十多年侦查饭，可谓精通侦查业务。
专案组连夜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对于皮包失窃之事进行了客观的缜密分析。侦查人员一致认为皮包的去向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还藏匿在国际饭店的某处，一是已经被带离饭店。鉴于当天只有参加宴会接待工作的人员才能进入那两个楼层，因此，从客观上看，皮包的失窃应该是跟国际饭店内部人员相关的，因为只有饭店内部的人员才能进入现场。也正因为是饭店内部人员涉案的原因，所以为藏匿皮包提供了方便，皮包有可能被藏匿于饭店的其他楼层，甚至藏匿于下榻于饭店内的某个宾客的房间内。
国际饭店的中共党支部和工会的负责人被悄然请到了公安局，专案人员把分析的上述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询问用何种方式开展下一步的调查工作较为合适。一番讨论后，专案组认为显然不适宜采用刚才曾经考虑过的对所有客房以及旅客行李进行搜查的方案，因为这不但会引起国际饭店经营方的强烈反感，而且还会在社会上甚至海外产生不良影响，为今后饭店的业务经营和礼宾接待留下隐患。那么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好呢？专案组采纳了饭店党工组织负责人的建议：饭店每层楼面乃至底层的前后大门24小时都是有专人值勤的，如果有内部员工在窃取皮包后藏匿或者转移的，显然难以避开这些值勤者的注视，因此，可以从当时的每个值勤者那里获取线索。
次日上午，专案组全体出动，一律换上了便衣，悄然进入国际饭店，在党工组织的配合下，分别找那些昨天宴会进行期间在各个楼面和前后大门值勤的员工进行了秘密谈话。最后，汇总了谈话内容，有4个被认为有可疑迹象的对象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这4名可疑人员的基本情况分别如下——
钱岚岚，女，二十六岁，“摩天厅”杂务工。这女工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是舞女出身，在“百乐门”、“仙斯厅”从十七岁陪人跳舞一直跳到二十三岁，在一下雨天晚上离开舞厅下台阶时不慎跌了一跤扭伤了脚，竟然留下了后遗症，不能再从事舞女职业，只好改行，一番奔波后，于1947年经人介绍到国际饭店当了一名杂务工。次年结婚，丈夫是电车司机。钱岚岚于今年春天生一女婴，休息一个月后即来饭店上班。正好赶上上海解放，工会为员工争取到了一系列合理权益，其中一条是上班时间允许给女工自己生的婴儿喂奶。钱岚岚家住在四马路(今福州路)，距国际饭店不远，于是其婆婆就每天中午把婴儿抱来，在饭店后门门房间让钱岚岚喂奶。但这天的情况却有些反常，钱岚岚的婆婆没有抱孙女来饭店，钱岚岚是在下午1点左右自行离开饭店回家喂奶的。据门卫回忆，钱岚岚出门时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用报纸包扎得整整齐齐的物件。
钟松林，男，三十二岁，抗战前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当过清洁工，会说一点法语、英语。青帮分子，是著名大亨黄金荣的徒孙，据说交往很广，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法租界被日本军队占领，法捕房也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钟松林不愿意替日本人效力，就离开了。几年间先后干过掮客、守夜人、教堂杂役、浴室茶房等，抗战胜利后进了国际饭店当清洁工。上海解放后，据群众反映钟松林的牢骚话颇多，上月还为此受到了工会方面的点名警告。钟松林这天的疑点是：中午12点30分左右从饭店推了一车垃圾出去倒掉，而平时他应当是在下午2点去倒垃圾的。据门卫回忆，他出去倒垃圾所用的时间跟平时差不多，但如果是把可能窃得的“警卫皮包”交给预先约好而在附近等候的同党手里的话，这点时间是足够的。
程阿根，男，四十岁，饭店维修工，这人的经历就复杂了：孤儿出身，从小是在英国人的孤儿院生活的，少年时进了英国教堂当杂务工，几年后又跟着一个英国人上了一艘荷兰海轮当起了轮机工，数年间周游世界，可谓见多识广。抗战胜利前一年，不知怎么的回到上海后就上了岸，又回英国教堂去当杂务工。不久因跟一英国神甫发生矛盾而离开，经朋友介绍到国际饭店当起了维修工。本来，宴会举行时他这个维修工是不能出现在现场的，可是电梯工在宴会刚开始时发现电梯运转时有异样声响，生怕待会儿宾客下楼乘坐时发生问题，于是就报经现场的公安局警卫人员同意后，打电话唤来程阿根进行检修。因此，程阿根是背着他那个大大的工具包上楼来的。检修一番后电梯声响没有了，也没有人留意过这位维修工是几时离开现场的，连开电梯的那位女工也说不清楚。而程阿根被工会召来参加宴会期间曾到过现场的员工会议室，他是12点15分左右完成了检修下楼去的。如果确是这样，那么他应该是没有嫌疑的，因为当时赵根友刚刚进入失窃现场，“警卫皮包”还在他的手里拿着呢。可问题是，据饭店大堂的侍者回忆，他们是亲眼看见程阿根在12点35分时从电梯里出来的，当时的电梯信号灯显示电梯是直接从最高层的“摩天厅”下到1楼的。大堂侍者之所以留有深刻印象，是程阿根从电梯出来时，背着他那个工具包。因为这是违反规定的，维修工穿着工作服、带着工具包是不能乘电梯的，即使是执行维修业务，也只能在楼梯步行。程阿根当时发现侍者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脸色有点异样，解释说维修急需牛油(上海方言对于“润滑油”的俗称)得赶紧去购买，然后就匆匆出门而去。几时返回的，不清楚，因为他是从后门进店的。
隋留思，男，二十八岁，饭店清洁工，经历简单，从十八岁开始进国际饭店已经干了整整十年，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有人甚至认为他的脑子可能有点小毛病。但他干活却非常认真细致，任劳任怨，即使最挑剔的管理者也不得不对他发出由衷的赞赏。在饭店，隋留思是一个老板和工会都信任的员工，如果不是被认为脑子可能有问题，党组织是准备把他作为发展对象的。但即使是一般群众身份，他也是被列入可靠一类的，因此解放后在国际饭店举行的每次有市领导出席的宴会的工作人员名单中，隋留思总是排在“杂务人员”的首位。可是，就是这个隋留思，在昨天宴会尚未结束时却突然未跟任何人打一声招呼，就悄然从其“摩天厅”的岗位上离开，来到后门口，跟两个身份不明的女子会见，几分钟后方才重新上楼。更为可疑的是，隋留思在事后举行的员工自发排查中，对于自己曾经离开过岗位下楼出门会见不明身份者一节，竟然绝口不提，一口咬定自己始终在楼上。而由于他是从电梯上下楼的，所以当时还真没有人留心到他曾经离开过岗位。如果没有专案人员向所有门卫和电梯工的个别一对一细致了解，这个情节也许就给他蒙过去了。
上述4个有可疑迹象对象的情况，是下午2点汇总到专案组的，专案人员稍稍一议，当即决定立刻分头找这4位进行个别谈话接触，要求他们对自己昨天的上述反常情况作出解释，然后再视情况进行下一步行动。
钱岚岚是第一个获得解脱的，她面对着专案人员的询问显得很是从容镇定，心平气和地解释说因为当天她的婆婆扭伤了脚，不能把小孙女抱到饭店来喂奶，于是她就回去喂奶了。那么手里拎着的那包看上去沉甸甸的物件是什么呢？钱岚岚一愣之后恍然道：哦！那是客房部一位要好小姐妹叫秦阿兰的从崇明老家替我带来的一大块糯米糕！
调查当即马上跟着进行，客房部秦阿兰证实了钱岚岚的说法，还举出了另外两个在场看见她把糯米糕包扎好后递给钱岚岚的同事。她们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而另外一路前往钱岚岚家调查的人员也亲眼看见了钱岚岚的婆婆那扭伤而尚未消肿的脚。正好有邻居来串门，也证实昨天中午确实看见钱岚岚回家来给女儿喂奶的。
这样，钱岚岚就没事了。
与此同时，钟松林也在接受专案人员的调查。这位清洁工的性格有点暴躁，可能心绪也不是太好，所以一上来不大愿意配合，说如果你们认为我跟你们在调查的事情有关的话，那就一副洋铐(当时上海滩对手铐的称谓，因为那是舶来品)把我铐到巡捕房去说话就是了。专案人员于是就请来饭店工会干部，一起跟他说了一番道理，他这才冷冰冰地撂了一句：“为什么提前去倒垃圾？你们去问林黑三！”
林黑三是何许人？工会干部说是饭店的木工。于是就找到了木匠间，林黑三对此作了解释：原来，他昨天上午接到老板指令让迅速打制一口小柜，方料倒是现成的，但板料却是要一块一块刨出来的，结果就弄出了一大堆刨花，木匠间不大，他就及时把刨花和碎料清理出去了。这样，钟松林的那辆垃圾车就给装满了。那钟松林脾气虽暴躁，干活却是认真的，见垃圾车满了，就提前推出去倒掉了。于是，钟松林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专案人员跟程阿根的谈话就显得有点紧张了。因为当程阿根走进专案组征用的临时办公室时，他的脸色就显得异样，眼睛闪着隐约可辨的惊慌。于是，专案人员也就不客气了，直截了当让他“把昨天放在工具包里带出去的东西交代一下”。但程阿根毕竟是在外国轮船上待过较长时间几乎跑遍了全球海港城市的主儿，还有着跟教堂的英国神甫吵架的胆量，因此他在稍微一慌之后，随即镇静下来，说他昨天确实出去过，但是出去购买牛油的，有发票为证，五金商店的店员也可以作证，这，你们都是可以调查的。
程阿根几次三番都保持着这一说法，这样专案人员反倒没谱了。因为先前不过是蒙蒙对方的，手里并无任何证据。于是，一边请来工会干部相帮做说服工作，一边同时派人去向五金商店调查，证实确是来买过牛油。而被称为“铜匠间”的程阿根的操作室里那张脏兮兮的桌子的玻璃台板下面，也确实压着一张购买牛油的发票。
调查话题不得不转到了问程阿根为什么违反饭店规定在没有检修任务时乘了电梯直接下到大堂。以程阿根的资格，这个话题已经难不倒他了，他说我当时是脑子一时没有想到，进了电梯就稀里糊涂地下到了大堂。这个说法当然不能令人相信，于是专案人员就警告说如果不老实交代，那就只能去公安局谈了。程阿根也豁出来了似的，说那进去谈吧，反正就是这话了。
于是，程阿根就被拘留了。拘留后随即又进行了讯问，但还是未能取得进展。两个负责对付他的专案人员正在琢磨对策时，传来了另一嫌疑对象隋留思在专案人员找他谈话时逃脱的消息！
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案
文/孙沉
上海解放初期，当时的报纸新闻照片和新闻纪录影片显示，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的陈毅公开露面时，身边总是有一至数名穿着打扮斯文、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牛皮公文包的男子。人们通常会以为那是陈毅的秘书，其实，那是身负保护陈毅安全重任的贴身警卫。他们拿着的皮包里，装的是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块防弹钢板，其作用是当发现四周有刺客突然行刺陈毅时，以手里的皮包挡住首长身体的要害部位，确保陈毅的生命安全。
警卫人员的这个土法防弹用具，当时在内部被称为“警卫皮包”。1949年11月，意外发生了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案件，从而惊动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高层，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当即下令专门组建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缜密侦查……
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上海市长陈毅赴京出席了开国大典返回上海后没几天，就接到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亲自从北京打来的加密长途电话，告知11月上旬将有波兰科学界贵宾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被访问的城市中有上海。根据双方议定的日程，外宾定于11月8日抵达上海，次日前往杭州，要求上海方面做好接待工作。陈毅代表上海方面向中央保证做好接待工作，请周总理放心。
陈毅随后便将上述消息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上作了通报，要求主管部门尽快拿出接待方案上报市委，他要亲自审议。三天后，上海市外事办向市委递交了接待波兰贵宾的方案，陈毅于繁忙中抽空审阅了这个方案，提出了几个细节上的修改意见。经修改后市委批准了这个接待方案，随即上报北京，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根据这个接待方案的安排，陈毅将以上海市长的身份于1949年11月8日在上海南京路上著名的国际饭店设宴款待波兰贵宾。
这个日子很快就来临了，这天上午，陈毅前往上海市工商联参加民族资本家座谈会。会议于11时结束，有几个与会资本家意犹未尽，还围着陈市长争相说话。这时，工商联办公室主任前来报告：潘汉年副市长让人从虹桥机场给陈市长打来电话，报告说波兰贵宾的专机已经从北京飞抵上海，安全降落。陈毅听了，笑着冲四周拱拱手说，鄙人还有重要使命，时间来不及了，只好就此告别，我们回头约个时间再谈吧。
陈毅离开市工商联，上了轿车，前往国际饭店。他的座车正好赶在潘汉年陪同的波兰贵宾一行到达之前抵达国际饭店。刚进饭店大堂，外面就响起了波兰贵宾所乘坐的轿车抵达的喇叭声，于是，宾主双方就在饭店大堂愉快会面，握手言欢。然后，陈毅请波兰贵宾去国际饭店的会议室稍事休息，闲聊片刻后便邀请外宾前往“摩天厅”接受上海市政府的自助冷餐形式的宴请。
根据当时的警卫规定，由于这天陈毅出席的两个活动都是小范围和非公开形式的，所以只在身边安排了两名手持“警卫皮包”的贴身警卫。这两个警卫员一个名叫赵根友，另一个叫邹为朋，都是二十三岁，来自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原先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副班长，两人在1949年3月接到命令前往华东军区保卫部报到，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基本警卫技能训练后，于渡江战役发起前派往陈毅警卫班。这天，赵根友、邹为朋护卫陈毅抵达国际饭店后，按照规定，陈毅进入宴会厅后他们是不必跟着进去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公安局联合组成的严密警卫措施已经足以保证陈毅在整个宴会时段内的安全，于是两人就和往常执行此类任务时一样，坐在“摩天厅”门外的椅子上待命。
宴会进行到大约一半时，陈毅警卫班的副班长葛福宽出现了。葛福宽是和另一个警卫员奉命前来接替赵根友、邹为朋的贴身警卫勤务的。因为执行贴身警卫勤务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时间一长，难免疲惫，这就会影响执勤质量，留下安全隐患，所以只要时间稍长的勤务，中间就得换班。葛福宽接替赵根友、邹为朋的勤务后说，你们可以去用午餐了，午餐后回市政府去休息，汽车在饭店后门对面的马路旁，司机正在车里等着。
这天，饭店给工作人员安排的用餐地点是位于“摩天厅”下一层的一个饭厅里。赵根友两人下去一看，饭店给他们准备的也是自助餐，由于在这个时段进餐的工作人员较多而饭厅又小，后去的人就只能在挑选了食物后去对面的一个会议室内用餐。邹为朋在走廊正好遇见其在华东军区保卫部当警卫排长的表兄，便驻足说话，让赵根友先去用餐，不必等他。赵根友拎着那个沉甸甸的“警卫皮包”显然是很不方便的，于是他就把皮包放在小会议室靠门口一侧墙边的一张桌子上，也有占个位置的意思。赵根友在挑选食物时，碰到了华东军区保卫部当初教过他警卫技能的老兵，如今已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干事了，这天也是来参加警卫工作的，两人说了几句话。就是这么一耽搁，等赵根友托着食盘返回对面的小会议室时，发现他刚才放在桌上的“警卫皮包”已经不见了！
赵根友不禁蓦地一惊，最初当然是以为被别人随手挪了位置，于是马上放下食盘四下寻找，转遍了整个会议室也没有发现皮包的影踪。于是就往门外走，正好迎面碰上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的一个警卫干事老王，因为经常见面也算得上是熟人了。老王见赵根友一脸紧张，便问怎么回事，赵根友说皮包不见了。老王笑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就是你们那装着实心货的皮包啊，我看见小孙拿着上楼去了呢。小孙也是陈毅警卫班的战士，这天也担任警卫工作，不过不是拿“警卫皮包”的贴身警卫，刚才赵根友去小会议室放“警卫皮包”占位置时，他就在一旁的那张桌子上用餐，是看见赵根友放下皮包的。赵根友事后回忆这一节时说，他当时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眼珠子发绿了，只想快点吃饭，所以对于老王的话深信不疑，也就没有上楼去问一问小孙，就坐下吃饭了。
赵根友吃完饭后上楼去，见到了小孙，便问对方吃过饭离开时是否顺手拿上了他的皮包，小孙摇头说没有拿，他拿的是自己的这个皮包。赵根友于是明白了，老王所说的看见小孙所拿的皮包，是小孙自己执行勤务时的那个。
那么，赵根友的皮包呢？葛福宽和小孙见赵根友很是紧张，便说这么一个沉甸甸的物件，谁有兴趣拿着玩儿啊，估计是哪个工作人员看见了顺便收起来了，你下去问一问就知道了。赵根友再次下楼，这时邹为朋也已经吃好饭了，听说情况后就拿着自己的皮包陪着赵根友去向在场的工作人员打听。一个圈子问下来，在场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看见过这个皮包的。
直到这时，赵根友还没有意识到“警卫皮包”的不翼而飞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案子，他和邹为朋的思维是停留在“警卫皮包”的价值上，寻思那是一个意大利生产的牛皮公文包，价值不菲，丢失了这样一件公物那可是犯了一个不算小的错误了。他和邹为朋又找了一会儿，刚才送葛福宽和小孙来接替贴身警卫勤务的汽车司机在饭店后门外等得心焦，从后门的门卫室打电话上来询问赵根友、邹为朋到底走不走，不走的话，他就要把汽车开回去了。赵根友于是就去向副班长葛福宽请示，葛福宽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到底有多大，说邹为朋回去吧，你就留下来再找找看，实在找不到，那也没有办法。又不是丢了手枪，大概还算不上违反了军纪，不过在班务会上作检讨肯定是少不了的。
这样，赵根友就留下继续寻找。可是，一直到宴会结束也未能找到。他想请示葛福宽怎么办，但陈毅这时已经从“摩天厅”出来要离开国际饭店了，葛福宽和小孙已经拿起他们的“警卫皮包”执行护卫勤务了，于是他也就不吭声了。
赵根友和其他执行警卫使命的警卫人员一起下了楼，上了警卫车，随同陈毅的座车离开国际饭店，返回上海市政府。
陈毅回到市政府后，这趟警卫勤务就算结束了。副班长葛福宽马上来找赵根友，让他马上去向警卫参谋报告丢失“警卫皮包”之事。警卫参谋一听，脸色倏变，一双冒火的眼睛盯着赵根友和葛福宽，忍了又忍，最后还是骂了出来：“真糊涂！混账！”
警卫参谋知道，“警卫皮包”的丢失可能意味着什么。这要从“警卫皮包”的来历说起，被赵根友非常看重觉得价值不菲的意大利名牌皮包那倒仅仅是经济价值的问题，重要的是装在皮包里的那块钢板。那是根据担任中共警卫顾问的苏联保卫专家的建议，特地向苏联定制的防弹钢板。中苏双方的警卫专家交接这批货物时，专门用手枪、冲锋枪分别在规定的距离内对每一块钢板进行过射击，以测试其防弹性能。据苏联专家介绍，生产这批防弹钢板的工厂完成任务后，在莫斯科派去的专家监督下，当场销毁了边角余料，全部化为钢水，混杂于其他普通钢材熔化成的钢水中。钢板的配比成分、炼制工艺等资料，一律被列为绝密档案，交由莫斯科来人带走。如此措施，是为了防止相关资料落入敌方之手，通过金相分析破解配方和工艺后，研制出相应的专门对付这种防弹钢板的武器，使刺客的暗杀行动得逞。
这些内容，一般警卫人员当然是不知晓的。因此，赵根友对于丢失“警卫皮包”意味着什么没有看得那么严重。但警卫参谋是知道的，于是他马上下令：立即组织人员前往国际饭店查找！
陈毅的警卫班子，原由华东军区保卫部负责。1949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合并，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区司令部迁往南京，就是后来的南京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与此同时，华东军区保卫部将陈毅的安全保卫工作交由淞沪警备司令部负责。因此，此时意识到“警卫皮包”的不翼而飞不是一桩小事的警卫参谋当即拨通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
二
这时，奉命前往国际饭店再次查找“警卫皮包”的陈毅警卫班部分战士在国际饭店方面的配合下，正在重新对可能藏匿“警卫皮包”的所有角落进行周密细致的搜寻。
查找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未发现“警卫皮包”的影踪！
已经赶到现场的警卫参谋面对着这个他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有点瞠目结舌，站在几小时前还在款待波兰贵宾的“摩天厅”里，显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神态，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件，也确实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才算妥当。这时，来了两位军人，都是警卫参谋的熟人——他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军官。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获知陈毅“警卫皮包”丢失后，甚为重视，部长亲自指派这两位军官前往国际饭店现场，关注和在必要时直接指挥寻找皮包的行动。
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这两位军官都是行伍出身，并未专门学过侦查学，战争年代在部队干保卫工作，跟侦查也基本上不搭界，他们面对着警卫参谋所介绍的情况，也感到颇有些憷头。三人凑在一起商议片刻，认为皮包的不翼而飞肯定有原因，就是说，必须有人动了那皮包才会导致它的失踪。而就在那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吃饭的场所以及外面乃至整个国际饭店大楼都始终有人待着的，众目睽睽之下谁动了皮包，难道还用障眼法遮住了众人的眼睛？所以，看来还有一个法子：发动群众进行排查。
国际饭店员工中的中共党员和工会干部被召集起来，听了情况介绍，纷纷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助部队寻找那个特殊的皮包。中午参加宴会接待工作的所有员工——厨房大师傅、厨工、侍者、清洁工、电梯工、杂务工以及到过现场的各个部门的领班，都接到通知紧急集中，由工会干部出面向大家说明中午宴会进行时丢失了一个黑色皮包。考虑到保密需要，对外宣布的是外宾所携之物，非常重要，由中方警卫人员代为提着的。工会干部要求如果有谁无意间收起了这个皮包，那就马上交出来，部队同志已经表示这不算行窃，保证不予追究责任，还会替其保密。如果有谁见过这个皮包，希望马上向部队同志如实反映情况。情况属实而追回失物的，部队方面将给予适当物质奖励。
先前曾在宴会进行的“摩天厅”楼面和下一层楼面寻找过失物，但当时没有说过是什么性质的一个皮包，众人只道是普通的公文包，现在听说竟是一个重要物件，于是就都重视起来了。工会干部作过动员后，没有一个人离开会议室，都留在原地愣着。稍停，终于有人回过神来，意识到必须得让大家相信自己确实是没有接触过失物。这就需要以事实说话了，最好的事实是有人能够证明自己当时没有去过丢失皮包的那个楼面。于是，首先醒悟过来的人马上互相指证，以表示自己没有离开过“摩天厅”这层楼面。这个头一开，其他人就纷纷跟进，都互相证明在那个时段确实都在做其他事情。
然后，有人提出是否大家一起行动，再在相关楼层搜寻一次？经军方人员同意后，这些员工就分组划块开始搜寻，这回找得更为细致了，不但所有比皮包体积大的角落一一搜索到了，就是比皮包小的角角落落也都找了，因为说不定皮包已经被弄碎后藏匿起来了(他们不知道皮包里装的是弄不碎的钢板)。清洁工、杂务工基于这个念头，就想到不知是否有人把皮包弄碎后扔进抽水马桶冲进楼下的化粪池了，就拿了工具下楼去化粪池打捞残渣。
一切该进行的都已经进行过了，“警卫皮包”却是杳无音信，人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皮包已经被人窃走了！
接下去应该怎么办？“警卫皮包”价值不大，但可能会引发极为严重的隐患，因此，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当即向司令员郭化若报告。郭化若的意见很明了：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请求地方对查明此事提供帮助。
其实，就在郭化若司令员下达指示时，上海方面已经获悉了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已经接到了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情况的报告。是哪条渠道向潘汉年报告的？后来始终没有人说起过。
据潘汉年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回忆，潘汉年当时闻讯后，一个愣怔，说这事儿似乎有点蹊跷啊，根据中央的安排，陈市长下月上旬就要会见前来上海访问的苏联防空军司令阿特维也夫将军，会商老大哥支援和指导上海防空事宜，为了安定民心和对于中苏友谊的宣传，市委市政府将举行群众大会，陈市长还要在会上作报告。此外，下月底我们还准备举行上海军政民迎贺新年大会，陈市长也必须公开露面并作重要讲话。怎么就在这当儿，突然丢失了“警卫皮包”呢？这事儿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啊！
潘汉年正这么议论着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方面已经接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报告，向市委来电报告此案。潘汉年亲自接听了电话，指示说你们公安局得组织力量对陈市长“警卫皮包”丢失之事进行立案侦查，不单是迅即追回皮包，还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调查清楚。如果确是台湾蒋帮特务机关搞的特别行动，那我们就得迅速调整保卫方案，加强对陈毅同志的安全警卫措施，确保陈市长的安全。
当天傍晚，上海市公安局就抽调专人成立了专案组。考虑到这件事跟军方有关，所以根据李士英局长的指示，公安局方面还专门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取得联系，要求军方是否考虑派员参加专案组，和警方一起对该案进行侦查。于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派了两名军官参加专案侦查，其中一位名叫郭俊峰的担任了专案组副组长。专案组连军方两人在内一共有7名成员，都是中共党员，警方的5名成员中一位担任组长的是跟着李士英局长从山东前来接管上海市公安局的原武工队小队长，名叫江河天；其余4人都是具有一定侦查经验的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年岁最长的那位老黄同志已经吃了十多年侦查饭，可谓精通侦查业务。
专案组连夜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对于皮包失窃之事进行了客观的缜密分析。侦查人员一致认为皮包的去向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还藏匿在国际饭店的某处，一是已经被带离饭店。鉴于当天只有参加宴会接待工作的人员才能进入那两个楼层，因此，从客观上看，皮包的失窃应该是跟国际饭店内部人员相关的，因为只有饭店内部的人员才能进入现场。也正因为是饭店内部人员涉案的原因，所以为藏匿皮包提供了方便，皮包有可能被藏匿于饭店的其他楼层，甚至藏匿于下榻于饭店内的某个宾客的房间内。
国际饭店的中共党支部和工会的负责人被悄然请到了公安局，专案人员把分析的上述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询问用何种方式开展下一步的调查工作较为合适。一番讨论后，专案组认为显然不适宜采用刚才曾经考虑过的对所有客房以及旅客行李进行搜查的方案，因为这不但会引起国际饭店经营方的强烈反感，而且还会在社会上甚至海外产生不良影响，为今后饭店的业务经营和礼宾接待留下隐患。那么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好呢？专案组采纳了饭店党工组织负责人的建议：饭店每层楼面乃至底层的前后大门24小时都是有专人值勤的，如果有内部员工在窃取皮包后藏匿或者转移的，显然难以避开这些值勤者的注视，因此，可以从当时的每个值勤者那里获取线索。
次日上午，专案组全体出动，一律换上了便衣，悄然进入国际饭店，在党工组织的配合下，分别找那些昨天宴会进行期间在各个楼面和前后大门值勤的员工进行了秘密谈话。最后，汇总了谈话内容，有4个被认为有可疑迹象的对象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这4名可疑人员的基本情况分别如下——
钱岚岚，女，二十六岁，“摩天厅”杂务工。这女工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是舞女出身，在“百乐门”、“仙斯厅”从十七岁陪人跳舞一直跳到二十三岁，在一下雨天晚上离开舞厅下台阶时不慎跌了一跤扭伤了脚，竟然留下了后遗症，不能再从事舞女职业，只好改行，一番奔波后，于1947年经人介绍到国际饭店当了一名杂务工。次年结婚，丈夫是电车司机。钱岚岚于今年春天生一女婴，休息一个月后即来饭店上班。正好赶上上海解放，工会为员工争取到了一系列合理权益，其中一条是上班时间允许给女工自己生的婴儿喂奶。钱岚岚家住在四马路(今福州路)，距国际饭店不远，于是其婆婆就每天中午把婴儿抱来，在饭店后门门房间让钱岚岚喂奶。但这天的情况却有些反常，钱岚岚的婆婆没有抱孙女来饭店，钱岚岚是在下午1点左右自行离开饭店回家喂奶的。据门卫回忆，钱岚岚出门时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用报纸包扎得整整齐齐的物件。
钟松林，男，三十二岁，抗战前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当过清洁工，会说一点法语、英语。青帮分子，是著名大亨黄金荣的徒孙，据说交往很广，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法租界被日本军队占领，法捕房也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钟松林不愿意替日本人效力，就离开了。几年间先后干过掮客、守夜人、教堂杂役、浴室茶房等，抗战胜利后进了国际饭店当清洁工。上海解放后，据群众反映钟松林的牢骚话颇多，上月还为此受到了工会方面的点名警告。钟松林这天的疑点是：中午12点30分左右从饭店推了一车垃圾出去倒掉，而平时他应当是在下午2点去倒垃圾的。据门卫回忆，他出去倒垃圾所用的时间跟平时差不多，但如果是把可能窃得的“警卫皮包”交给预先约好而在附近等候的同党手里的话，这点时间是足够的。
程阿根，男，四十岁，饭店维修工，这人的经历就复杂了：孤儿出身，从小是在英国人的孤儿院生活的，少年时进了英国教堂当杂务工，几年后又跟着一个英国人上了一艘荷兰海轮当起了轮机工，数年间周游世界，可谓见多识广。抗战胜利前一年，不知怎么的回到上海后就上了岸，又回英国教堂去当杂务工。不久因跟一英国神甫发生矛盾而离开，经朋友介绍到国际饭店当起了维修工。本来，宴会举行时他这个维修工是不能出现在现场的，可是电梯工在宴会刚开始时发现电梯运转时有异样声响，生怕待会儿宾客下楼乘坐时发生问题，于是就报经现场的公安局警卫人员同意后，打电话唤来程阿根进行检修。因此，程阿根是背着他那个大大的工具包上楼来的。检修一番后电梯声响没有了，也没有人留意过这位维修工是几时离开现场的，连开电梯的那位女工也说不清楚。而程阿根被工会召来参加宴会期间曾到过现场的员工会议室，他是12点15分左右完成了检修下楼去的。如果确是这样，那么他应该是没有嫌疑的，因为当时赵根友刚刚进入失窃现场，“警卫皮包”还在他的手里拿着呢。可问题是，据饭店大堂的侍者回忆，他们是亲眼看见程阿根在12点35分时从电梯里出来的，当时的电梯信号灯显示电梯是直接从最高层的“摩天厅”下到1楼的。大堂侍者之所以留有深刻印象，是程阿根从电梯出来时，背着他那个工具包。因为这是违反规定的，维修工穿着工作服、带着工具包是不能乘电梯的，即使是执行维修业务，也只能在楼梯步行。程阿根当时发现侍者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脸色有点异样，解释说维修急需牛油(上海方言对于“润滑油”的俗称)得赶紧去购买，然后就匆匆出门而去。几时返回的，不清楚，因为他是从后门进店的。
隋留思，男，二十八岁，饭店清洁工，经历简单，从十八岁开始进国际饭店已经干了整整十年，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有人甚至认为他的脑子可能有点小毛病。但他干活却非常认真细致，任劳任怨，即使最挑剔的管理者也不得不对他发出由衷的赞赏。在饭店，隋留思是一个老板和工会都信任的员工，如果不是被认为脑子可能有问题，党组织是准备把他作为发展对象的。但即使是一般群众身份，他也是被列入可靠一类的，因此解放后在国际饭店举行的每次有市领导出席的宴会的工作人员名单中，隋留思总是排在“杂务人员”的首位。可是，就是这个隋留思，在昨天宴会尚未结束时却突然未跟任何人打一声招呼，就悄然从其“摩天厅”的岗位上离开，来到后门口，跟两个身份不明的女子会见，几分钟后方才重新上楼。更为可疑的是，隋留思在事后举行的员工自发排查中，对于自己曾经离开过岗位下楼出门会见不明身份者一节，竟然绝口不提，一口咬定自己始终在楼上。而由于他是从电梯上下楼的，所以当时还真没有人留心到他曾经离开过岗位。如果没有专案人员向所有门卫和电梯工的个别一对一细致了解，这个情节也许就给他蒙过去了。
上述4个有可疑迹象对象的情况，是下午2点汇总到专案组的，专案人员稍稍一议，当即决定立刻分头找这4位进行个别谈话接触，要求他们对自己昨天的上述反常情况作出解释，然后再视情况进行下一步行动。
钱岚岚是第一个获得解脱的，她面对着专案人员的询问显得很是从容镇定，心平气和地解释说因为当天她的婆婆扭伤了脚，不能把小孙女抱到饭店来喂奶，于是她就回去喂奶了。那么手里拎着的那包看上去沉甸甸的物件是什么呢？钱岚岚一愣之后恍然道：哦！那是客房部一位要好小姐妹叫秦阿兰的从崇明老家替我带来的一大块糯米糕！
调查当即马上跟着进行，客房部秦阿兰证实了钱岚岚的说法，还举出了另外两个在场看见她把糯米糕包扎好后递给钱岚岚的同事。她们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而另外一路前往钱岚岚家调查的人员也亲眼看见了钱岚岚的婆婆那扭伤而尚未消肿的脚。正好有邻居来串门，也证实昨天中午确实看见钱岚岚回家来给女儿喂奶的。
这样，钱岚岚就没事了。
与此同时，钟松林也在接受专案人员的调查。这位清洁工的性格有点暴躁，可能心绪也不是太好，所以一上来不大愿意配合，说如果你们认为我跟你们在调查的事情有关的话，那就一副洋铐(当时上海滩对手铐的称谓，因为那是舶来品)把我铐到巡捕房去说话就是了。专案人员于是就请来饭店工会干部，一起跟他说了一番道理，他这才冷冰冰地撂了一句：“为什么提前去倒垃圾？你们去问林黑三！”
林黑三是何许人？工会干部说是饭店的木工。于是就找到了木匠间，林黑三对此作了解释：原来，他昨天上午接到老板指令让迅速打制一口小柜，方料倒是现成的，但板料却是要一块一块刨出来的，结果就弄出了一大堆刨花，木匠间不大，他就及时把刨花和碎料清理出去了。这样，钟松林的那辆垃圾车就给装满了。那钟松林脾气虽暴躁，干活却是认真的，见垃圾车满了，就提前推出去倒掉了。于是，钟松林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专案人员跟程阿根的谈话就显得有点紧张了。因为当程阿根走进专案组征用的临时办公室时，他的脸色就显得异样，眼睛闪着隐约可辨的惊慌。于是，专案人员也就不客气了，直截了当让他“把昨天放在工具包里带出去的东西交代一下”。但程阿根毕竟是在外国轮船上待过较长时间几乎跑遍了全球海港城市的主儿，还有着跟教堂的英国神甫吵架的胆量，因此他在稍微一慌之后，随即镇静下来，说他昨天确实出去过，但是出去购买牛油的，有发票为证，五金商店的店员也可以作证，这，你们都是可以调查的。
程阿根几次三番都保持着这一说法，这样专案人员反倒没谱了。因为先前不过是蒙蒙对方的，手里并无任何证据。于是，一边请来工会干部相帮做说服工作，一边同时派人去向五金商店调查，证实确是来买过牛油。而被称为“铜匠间”的程阿根的操作室里那张脏兮兮的桌子的玻璃台板下面，也确实压着一张购买牛油的发票。
调查话题不得不转到了问程阿根为什么违反饭店规定在没有检修任务时乘了电梯直接下到大堂。以程阿根的资格，这个话题已经难不倒他了，他说我当时是脑子一时没有想到，进了电梯就稀里糊涂地下到了大堂。这个说法当然不能令人相信，于是专案人员就警告说如果不老实交代，那就只能去公安局谈了。程阿根也豁出来了似的，说那进去谈吧，反正就是这话了。
于是，程阿根就被拘留了。拘留后随即又进行了讯问，但还是未能取得进展。两个负责对付他的专案人员正在琢磨对策时，传来了另一嫌疑对象隋留思在专案人员找他谈话时逃脱的消息！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7年第4期
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案
文/孙沉
上海解放初期，当时的报纸新闻照片和新闻纪录影片显示，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的陈毅公开露面时，身边总是有一至数名穿着打扮斯文、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牛皮公文包的男子。人们通常会以为那是陈毅的秘书，其实，那是身负保护陈毅安全重任的贴身警卫。他们拿着的皮包里，装的是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块防弹钢板，其作用是当发现四周有刺客突然行刺陈毅时，以手里的皮包挡住首长身体的要害部位，确保陈毅的生命安全。
警卫人员的这个土法防弹用具，当时在内部被称为“警卫皮包”。1949年11月，意外发生了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案件，从而惊动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高层，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当即下令专门组建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缜密侦查……
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上海市长陈毅赴京出席了开国大典返回上海后没几天，就接到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亲自从北京打来的加密长途电话，告知11月上旬将有波兰科学界贵宾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被访问的城市中有上海。根据双方议定的日程，外宾定于11月8日抵达上海，次日前往杭州，要求上海方面做好接待工作。陈毅代表上海方面向中央保证做好接待工作，请周总理放心。
陈毅随后便将上述消息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上作了通报，要求主管部门尽快拿出接待方案上报市委，他要亲自审议。三天后，上海市外事办向市委递交了接待波兰贵宾的方案，陈毅于繁忙中抽空审阅了这个方案，提出了几个细节上的修改意见。经修改后市委批准了这个接待方案，随即上报北京，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根据这个接待方案的安排，陈毅将以上海市长的身份于1949年11月8日在上海南京路上著名的国际饭店设宴款待波兰贵宾。
这个日子很快就来临了，这天上午，陈毅前往上海市工商联参加民族资本家座谈会。会议于11时结束，有几个与会资本家意犹未尽，还围着陈市长争相说话。这时，工商联办公室主任前来报告：潘汉年副市长让人从虹桥机场给陈市长打来电话，报告说波兰贵宾的专机已经从北京飞抵上海，安全降落。陈毅听了，笑着冲四周拱拱手说，鄙人还有重要使命，时间来不及了，只好就此告别，我们回头约个时间再谈吧。
陈毅离开市工商联，上了轿车，前往国际饭店。他的座车正好赶在潘汉年陪同的波兰贵宾一行到达之前抵达国际饭店。刚进饭店大堂，外面就响起了波兰贵宾所乘坐的轿车抵达的喇叭声，于是，宾主双方就在饭店大堂愉快会面，握手言欢。然后，陈毅请波兰贵宾去国际饭店的会议室稍事休息，闲聊片刻后便邀请外宾前往“摩天厅”接受上海市政府的自助冷餐形式的宴请。
根据当时的警卫规定，由于这天陈毅出席的两个活动都是小范围和非公开形式的，所以只在身边安排了两名手持“警卫皮包”的贴身警卫。这两个警卫员一个名叫赵根友，另一个叫邹为朋，都是二十三岁，来自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原先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副班长，两人在1949年3月接到命令前往华东军区保卫部报到，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基本警卫技能训练后，于渡江战役发起前派往陈毅警卫班。这天，赵根友、邹为朋护卫陈毅抵达国际饭店后，按照规定，陈毅进入宴会厅后他们是不必跟着进去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公安局联合组成的严密警卫措施已经足以保证陈毅在整个宴会时段内的安全，于是两人就和往常执行此类任务时一样，坐在“摩天厅”门外的椅子上待命。
宴会进行到大约一半时，陈毅警卫班的副班长葛福宽出现了。葛福宽是和另一个警卫员奉命前来接替赵根友、邹为朋的贴身警卫勤务的。因为执行贴身警卫勤务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时间一长，难免疲惫，这就会影响执勤质量，留下安全隐患，所以只要时间稍长的勤务，中间就得换班。葛福宽接替赵根友、邹为朋的勤务后说，你们可以去用午餐了，午餐后回市政府去休息，汽车在饭店后门对面的马路旁，司机正在车里等着。
这天，饭店给工作人员安排的用餐地点是位于“摩天厅”下一层的一个饭厅里。赵根友两人下去一看，饭店给他们准备的也是自助餐，由于在这个时段进餐的工作人员较多而饭厅又小，后去的人就只能在挑选了食物后去对面的一个会议室内用餐。邹为朋在走廊正好遇见其在华东军区保卫部当警卫排长的表兄，便驻足说话，让赵根友先去用餐，不必等他。赵根友拎着那个沉甸甸的“警卫皮包”显然是很不方便的，于是他就把皮包放在小会议室靠门口一侧墙边的一张桌子上，也有占个位置的意思。赵根友在挑选食物时，碰到了华东军区保卫部当初教过他警卫技能的老兵，如今已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干事了，这天也是来参加警卫工作的，两人说了几句话。就是这么一耽搁，等赵根友托着食盘返回对面的小会议室时，发现他刚才放在桌上的“警卫皮包”已经不见了！
赵根友不禁蓦地一惊，最初当然是以为被别人随手挪了位置，于是马上放下食盘四下寻找，转遍了整个会议室也没有发现皮包的影踪。于是就往门外走，正好迎面碰上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的一个警卫干事老王，因为经常见面也算得上是熟人了。老王见赵根友一脸紧张，便问怎么回事，赵根友说皮包不见了。老王笑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就是你们那装着实心货的皮包啊，我看见小孙拿着上楼去了呢。小孙也是陈毅警卫班的战士，这天也担任警卫工作，不过不是拿“警卫皮包”的贴身警卫，刚才赵根友去小会议室放“警卫皮包”占位置时，他就在一旁的那张桌子上用餐，是看见赵根友放下皮包的。赵根友事后回忆这一节时说，他当时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眼珠子发绿了，只想快点吃饭，所以对于老王的话深信不疑，也就没有上楼去问一问小孙，就坐下吃饭了。
赵根友吃完饭后上楼去，见到了小孙，便问对方吃过饭离开时是否顺手拿上了他的皮包，小孙摇头说没有拿，他拿的是自己的这个皮包。赵根友于是明白了，老王所说的看见小孙所拿的皮包，是小孙自己执行勤务时的那个。
那么，赵根友的皮包呢？葛福宽和小孙见赵根友很是紧张，便说这么一个沉甸甸的物件，谁有兴趣拿着玩儿啊，估计是哪个工作人员看见了顺便收起来了，你下去问一问就知道了。赵根友再次下楼，这时邹为朋也已经吃好饭了，听说情况后就拿着自己的皮包陪着赵根友去向在场的工作人员打听。一个圈子问下来，在场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看见过这个皮包的。
直到这时，赵根友还没有意识到“警卫皮包”的不翼而飞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案子，他和邹为朋的思维是停留在“警卫皮包”的价值上，寻思那是一个意大利生产的牛皮公文包，价值不菲，丢失了这样一件公物那可是犯了一个不算小的错误了。他和邹为朋又找了一会儿，刚才送葛福宽和小孙来接替贴身警卫勤务的汽车司机在饭店后门外等得心焦，从后门的门卫室打电话上来询问赵根友、邹为朋到底走不走，不走的话，他就要把汽车开回去了。赵根友于是就去向副班长葛福宽请示，葛福宽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到底有多大，说邹为朋回去吧，你就留下来再找找看，实在找不到，那也没有办法。又不是丢了手枪，大概还算不上违反了军纪，不过在班务会上作检讨肯定是少不了的。
这样，赵根友就留下继续寻找。可是，一直到宴会结束也未能找到。他想请示葛福宽怎么办，但陈毅这时已经从“摩天厅”出来要离开国际饭店了，葛福宽和小孙已经拿起他们的“警卫皮包”执行护卫勤务了，于是他也就不吭声了。
赵根友和其他执行警卫使命的警卫人员一起下了楼，上了警卫车，随同陈毅的座车离开国际饭店，返回上海市政府。
陈毅回到市政府后，这趟警卫勤务就算结束了。副班长葛福宽马上来找赵根友，让他马上去向警卫参谋报告丢失“警卫皮包”之事。警卫参谋一听，脸色倏变，一双冒火的眼睛盯着赵根友和葛福宽，忍了又忍，最后还是骂了出来：“真糊涂！混账！”
警卫参谋知道，“警卫皮包”的丢失可能意味着什么。这要从“警卫皮包”的来历说起，被赵根友非常看重觉得价值不菲的意大利名牌皮包那倒仅仅是经济价值的问题，重要的是装在皮包里的那块钢板。那是根据担任中共警卫顾问的苏联保卫专家的建议，特地向苏联定制的防弹钢板。中苏双方的警卫专家交接这批货物时，专门用手枪、冲锋枪分别在规定的距离内对每一块钢板进行过射击，以测试其防弹性能。据苏联专家介绍，生产这批防弹钢板的工厂完成任务后，在莫斯科派去的专家监督下，当场销毁了边角余料，全部化为钢水，混杂于其他普通钢材熔化成的钢水中。钢板的配比成分、炼制工艺等资料，一律被列为绝密档案，交由莫斯科来人带走。如此措施，是为了防止相关资料落入敌方之手，通过金相分析破解配方和工艺后，研制出相应的专门对付这种防弹钢板的武器，使刺客的暗杀行动得逞。
这些内容，一般警卫人员当然是不知晓的。因此，赵根友对于丢失“警卫皮包”意味着什么没有看得那么严重。但警卫参谋是知道的，于是他马上下令：立即组织人员前往国际饭店查找！
陈毅的警卫班子，原由华东军区保卫部负责。1949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合并，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区司令部迁往南京，就是后来的南京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与此同时，华东军区保卫部将陈毅的安全保卫工作交由淞沪警备司令部负责。因此，此时意识到“警卫皮包”的不翼而飞不是一桩小事的警卫参谋当即拨通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
二
这时，奉命前往国际饭店再次查找“警卫皮包”的陈毅警卫班部分战士在国际饭店方面的配合下，正在重新对可能藏匿“警卫皮包”的所有角落进行周密细致的搜寻。
查找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未发现“警卫皮包”的影踪！
已经赶到现场的警卫参谋面对着这个他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有点瞠目结舌，站在几小时前还在款待波兰贵宾的“摩天厅”里，显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神态，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件，也确实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才算妥当。这时，来了两位军人，都是警卫参谋的熟人——他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军官。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获知陈毅“警卫皮包”丢失后，甚为重视，部长亲自指派这两位军官前往国际饭店现场，关注和在必要时直接指挥寻找皮包的行动。
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的这两位军官都是行伍出身，并未专门学过侦查学，战争年代在部队干保卫工作，跟侦查也基本上不搭界，他们面对着警卫参谋所介绍的情况，也感到颇有些憷头。三人凑在一起商议片刻，认为皮包的不翼而飞肯定有原因，就是说，必须有人动了那皮包才会导致它的失踪。而就在那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吃饭的场所以及外面乃至整个国际饭店大楼都始终有人待着的，众目睽睽之下谁动了皮包，难道还用障眼法遮住了众人的眼睛？所以，看来还有一个法子：发动群众进行排查。
国际饭店员工中的中共党员和工会干部被召集起来，听了情况介绍，纷纷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助部队寻找那个特殊的皮包。中午参加宴会接待工作的所有员工——厨房大师傅、厨工、侍者、清洁工、电梯工、杂务工以及到过现场的各个部门的领班，都接到通知紧急集中，由工会干部出面向大家说明中午宴会进行时丢失了一个黑色皮包。考虑到保密需要，对外宣布的是外宾所携之物，非常重要，由中方警卫人员代为提着的。工会干部要求如果有谁无意间收起了这个皮包，那就马上交出来，部队同志已经表示这不算行窃，保证不予追究责任，还会替其保密。如果有谁见过这个皮包，希望马上向部队同志如实反映情况。情况属实而追回失物的，部队方面将给予适当物质奖励。
先前曾在宴会进行的“摩天厅”楼面和下一层楼面寻找过失物，但当时没有说过是什么性质的一个皮包，众人只道是普通的公文包，现在听说竟是一个重要物件，于是就都重视起来了。工会干部作过动员后，没有一个人离开会议室，都留在原地愣着。稍停，终于有人回过神来，意识到必须得让大家相信自己确实是没有接触过失物。这就需要以事实说话了，最好的事实是有人能够证明自己当时没有去过丢失皮包的那个楼面。于是，首先醒悟过来的人马上互相指证，以表示自己没有离开过“摩天厅”这层楼面。这个头一开，其他人就纷纷跟进，都互相证明在那个时段确实都在做其他事情。
然后，有人提出是否大家一起行动，再在相关楼层搜寻一次？经军方人员同意后，这些员工就分组划块开始搜寻，这回找得更为细致了，不但所有比皮包体积大的角落一一搜索到了，就是比皮包小的角角落落也都找了，因为说不定皮包已经被弄碎后藏匿起来了(他们不知道皮包里装的是弄不碎的钢板)。清洁工、杂务工基于这个念头，就想到不知是否有人把皮包弄碎后扔进抽水马桶冲进楼下的化粪池了，就拿了工具下楼去化粪池打捞残渣。
一切该进行的都已经进行过了，“警卫皮包”却是杳无音信，人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皮包已经被人窃走了！
接下去应该怎么办？“警卫皮包”价值不大，但可能会引发极为严重的隐患，因此，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当即向司令员郭化若报告。郭化若的意见很明了：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请求地方对查明此事提供帮助。
其实，就在郭化若司令员下达指示时，上海方面已经获悉了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已经接到了陈毅“警卫皮包”失窃情况的报告。是哪条渠道向潘汉年报告的？后来始终没有人说起过。
据潘汉年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回忆，潘汉年当时闻讯后，一个愣怔，说这事儿似乎有点蹊跷啊，根据中央的安排，陈市长下月上旬就要会见前来上海访问的苏联防空军司令阿特维也夫将军，会商老大哥支援和指导上海防空事宜，为了安定民心和对于中苏友谊的宣传，市委市政府将举行群众大会，陈市长还要在会上作报告。此外，下月底我们还准备举行上海军政民迎贺新年大会，陈市长也必须公开露面并作重要讲话。怎么就在这当儿，突然丢失了“警卫皮包”呢？这事儿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啊！
潘汉年正这么议论着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方面已经接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报告，向市委来电报告此案。潘汉年亲自接听了电话，指示说你们公安局得组织力量对陈市长“警卫皮包”丢失之事进行立案侦查，不单是迅即追回皮包，还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调查清楚。如果确是台湾蒋帮特务机关搞的特别行动，那我们就得迅速调整保卫方案，加强对陈毅同志的安全警卫措施，确保陈市长的安全。
当天傍晚，上海市公安局就抽调专人成立了专案组。考虑到这件事跟军方有关，所以根据李士英局长的指示，公安局方面还专门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保卫部取得联系，要求军方是否考虑派员参加专案组，和警方一起对该案进行侦查。于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派了两名军官参加专案侦查，其中一位名叫郭俊峰的担任了专案组副组长。专案组连军方两人在内一共有7名成员，都是中共党员，警方的5名成员中一位担任组长的是跟着李士英局长从山东前来接管上海市公安局的原武工队小队长，名叫江河天；其余4人都是具有一定侦查经验的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年岁最长的那位老黄同志已经吃了十多年侦查饭，可谓精通侦查业务。
专案组连夜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对于皮包失窃之事进行了客观的缜密分析。侦查人员一致认为皮包的去向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还藏匿在国际饭店的某处，一是已经被带离饭店。鉴于当天只有参加宴会接待工作的人员才能进入那两个楼层，因此，从客观上看，皮包的失窃应该是跟国际饭店内部人员相关的，因为只有饭店内部的人员才能进入现场。也正因为是饭店内部人员涉案的原因，所以为藏匿皮包提供了方便，皮包有可能被藏匿于饭店的其他楼层，甚至藏匿于下榻于饭店内的某个宾客的房间内。
国际饭店的中共党支部和工会的负责人被悄然请到了公安局，专案人员把分析的上述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询问用何种方式开展下一步的调查工作较为合适。一番讨论后，专案组认为显然不适宜采用刚才曾经考虑过的对所有客房以及旅客行李进行搜查的方案，因为这不但会引起国际饭店经营方的强烈反感，而且还会在社会上甚至海外产生不良影响，为今后饭店的业务经营和礼宾接待留下隐患。那么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好呢？专案组采纳了饭店党工组织负责人的建议：饭店每层楼面乃至底层的前后大门24小时都是有专人值勤的，如果有内部员工在窃取皮包后藏匿或者转移的，显然难以避开这些值勤者的注视，因此，可以从当时的每个值勤者那里获取线索。
次日上午，专案组全体出动，一律换上了便衣，悄然进入国际饭店，在党工组织的配合下，分别找那些昨天宴会进行期间在各个楼面和前后大门值勤的员工进行了秘密谈话。最后，汇总了谈话内容，有4个被认为有可疑迹象的对象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这4名可疑人员的基本情况分别如下——
钱岚岚，女，二十六岁，“摩天厅”杂务工。这女工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是舞女出身，在“百乐门”、“仙斯厅”从十七岁陪人跳舞一直跳到二十三岁，在一下雨天晚上离开舞厅下台阶时不慎跌了一跤扭伤了脚，竟然留下了后遗症，不能再从事舞女职业，只好改行，一番奔波后，于1947年经人介绍到国际饭店当了一名杂务工。次年结婚，丈夫是电车司机。钱岚岚于今年春天生一女婴，休息一个月后即来饭店上班。正好赶上上海解放，工会为员工争取到了一系列合理权益，其中一条是上班时间允许给女工自己生的婴儿喂奶。钱岚岚家住在四马路(今福州路)，距国际饭店不远，于是其婆婆就每天中午把婴儿抱来，在饭店后门门房间让钱岚岚喂奶。但这天的情况却有些反常，钱岚岚的婆婆没有抱孙女来饭店，钱岚岚是在下午1点左右自行离开饭店回家喂奶的。据门卫回忆，钱岚岚出门时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用报纸包扎得整整齐齐的物件。
钟松林，男，三十二岁，抗战前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当过清洁工，会说一点法语、英语。青帮分子，是著名大亨黄金荣的徒孙，据说交往很广，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法租界被日本军队占领，法捕房也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钟松林不愿意替日本人效力，就离开了。几年间先后干过掮客、守夜人、教堂杂役、浴室茶房等，抗战胜利后进了国际饭店当清洁工。上海解放后，据群众反映钟松林的牢骚话颇多，上月还为此受到了工会方面的点名警告。钟松林这天的疑点是：中午12点30分左右从饭店推了一车垃圾出去倒掉，而平时他应当是在下午2点去倒垃圾的。据门卫回忆，他出去倒垃圾所用的时间跟平时差不多，但如果是把可能窃得的“警卫皮包”交给预先约好而在附近等候的同党手里的话，这点时间是足够的。
程阿根，男，四十岁，饭店维修工，这人的经历就复杂了：孤儿出身，从小是在英国人的孤儿院生活的，少年时进了英国教堂当杂务工，几年后又跟着一个英国人上了一艘荷兰海轮当起了轮机工，数年间周游世界，可谓见多识广。抗战胜利前一年，不知怎么的回到上海后就上了岸，又回英国教堂去当杂务工。不久因跟一英国神甫发生矛盾而离开，经朋友介绍到国际饭店当起了维修工。本来，宴会举行时他这个维修工是不能出现在现场的，可是电梯工在宴会刚开始时发现电梯运转时有异样声响，生怕待会儿宾客下楼乘坐时发生问题，于是就报经现场的公安局警卫人员同意后，打电话唤来程阿根进行检修。因此，程阿根是背着他那个大大的工具包上楼来的。检修一番后电梯声响没有了，也没有人留意过这位维修工是几时离开现场的，连开电梯的那位女工也说不清楚。而程阿根被工会召来参加宴会期间曾到过现场的员工会议室，他是12点15分左右完成了检修下楼去的。如果确是这样，那么他应该是没有嫌疑的，因为当时赵根友刚刚进入失窃现场，“警卫皮包”还在他的手里拿着呢。可问题是，据饭店大堂的侍者回忆，他们是亲眼看见程阿根在12点35分时从电梯里出来的，当时的电梯信号灯显示电梯是直接从最高层的“摩天厅”下到1楼的。大堂侍者之所以留有深刻印象，是程阿根从电梯出来时，背着他那个工具包。因为这是违反规定的，维修工穿着工作服、带着工具包是不能乘电梯的，即使是执行维修业务，也只能在楼梯步行。程阿根当时发现侍者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脸色有点异样，解释说维修急需牛油(上海方言对于“润滑油”的俗称)得赶紧去购买，然后就匆匆出门而去。几时返回的，不清楚，因为他是从后门进店的。
隋留思，男，二十八岁，饭店清洁工，经历简单，从十八岁开始进国际饭店已经干了整整十年，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有人甚至认为他的脑子可能有点小毛病。但他干活却非常认真细致，任劳任怨，即使最挑剔的管理者也不得不对他发出由衷的赞赏。在饭店，隋留思是一个老板和工会都信任的员工，如果不是被认为脑子可能有问题，党组织是准备把他作为发展对象的。但即使是一般群众身份，他也是被列入可靠一类的，因此解放后在国际饭店举行的每次有市领导出席的宴会的工作人员名单中，隋留思总是排在“杂务人员”的首位。可是，就是这个隋留思，在昨天宴会尚未结束时却突然未跟任何人打一声招呼，就悄然从其“摩天厅”的岗位上离开，来到后门口，跟两个身份不明的女子会见，几分钟后方才重新上楼。更为可疑的是，隋留思在事后举行的员工自发排查中，对于自己曾经离开过岗位下楼出门会见不明身份者一节，竟然绝口不提，一口咬定自己始终在楼上。而由于他是从电梯上下楼的，所以当时还真没有人留心到他曾经离开过岗位。如果没有专案人员向所有门卫和电梯工的个别一对一细致了解，这个情节也许就给他蒙过去了。
上述4个有可疑迹象对象的情况，是下午2点汇总到专案组的，专案人员稍稍一议，当即决定立刻分头找这4位进行个别谈话接触，要求他们对自己昨天的上述反常情况作出解释，然后再视情况进行下一步行动。
钱岚岚是第一个获得解脱的，她面对着专案人员的询问显得很是从容镇定，心平气和地解释说因为当天她的婆婆扭伤了脚，不能把小孙女抱到饭店来喂奶，于是她就回去喂奶了。那么手里拎着的那包看上去沉甸甸的物件是什么呢？钱岚岚一愣之后恍然道：哦！那是客房部一位要好小姐妹叫秦阿兰的从崇明老家替我带来的一大块糯米糕！
调查当即马上跟着进行，客房部秦阿兰证实了钱岚岚的说法，还举出了另外两个在场看见她把糯米糕包扎好后递给钱岚岚的同事。她们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而另外一路前往钱岚岚家调查的人员也亲眼看见了钱岚岚的婆婆那扭伤而尚未消肿的脚。正好有邻居来串门，也证实昨天中午确实看见钱岚岚回家来给女儿喂奶的。
这样，钱岚岚就没事了。
与此同时，钟松林也在接受专案人员的调查。这位清洁工的性格有点暴躁，可能心绪也不是太好，所以一上来不大愿意配合，说如果你们认为我跟你们在调查的事情有关的话，那就一副洋铐(当时上海滩对手铐的称谓，因为那是舶来品)把我铐到巡捕房去说话就是了。专案人员于是就请来饭店工会干部，一起跟他说了一番道理，他这才冷冰冰地撂了一句：“为什么提前去倒垃圾？你们去问林黑三！”
林黑三是何许人？工会干部说是饭店的木工。于是就找到了木匠间，林黑三对此作了解释：原来，他昨天上午接到老板指令让迅速打制一口小柜，方料倒是现成的，但板料却是要一块一块刨出来的，结果就弄出了一大堆刨花，木匠间不大，他就及时把刨花和碎料清理出去了。这样，钟松林的那辆垃圾车就给装满了。那钟松林脾气虽暴躁，干活却是认真的，见垃圾车满了，就提前推出去倒掉了。于是，钟松林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专案人员跟程阿根的谈话就显得有点紧张了。因为当程阿根走进专案组征用的临时办公室时，他的脸色就显得异样，眼睛闪着隐约可辨的惊慌。于是，专案人员也就不客气了，直截了当让他“把昨天放在工具包里带出去的东西交代一下”。但程阿根毕竟是在外国轮船上待过较长时间几乎跑遍了全球海港城市的主儿，还有着跟教堂的英国神甫吵架的胆量，因此他在稍微一慌之后，随即镇静下来，说他昨天确实出去过，但是出去购买牛油的，有发票为证，五金商店的店员也可以作证，这，你们都是可以调查的。
程阿根几次三番都保持着这一说法，这样专案人员反倒没谱了。因为先前不过是蒙蒙对方的，手里并无任何证据。于是，一边请来工会干部相帮做说服工作，一边同时派人去向五金商店调查，证实确是来买过牛油。而被称为“铜匠间”的程阿根的操作室里那张脏兮兮的桌子的玻璃台板下面，也确实压着一张购买牛油的发票。
调查话题不得不转到了问程阿根为什么违反饭店规定在没有检修任务时乘了电梯直接下到大堂。以程阿根的资格，这个话题已经难不倒他了，他说我当时是脑子一时没有想到，进了电梯就稀里糊涂地下到了大堂。这个说法当然不能令人相信，于是专案人员就警告说如果不老实交代，那就只能去公安局谈了。程阿根也豁出来了似的，说那进去谈吧，反正就是这话了。
于是，程阿根就被拘留了。拘留后随即又进行了讯问，但还是未能取得进展。两个负责对付他的专案人员正在琢磨对策时，传来了另一嫌疑对象隋留思在专案人员找他谈话时逃脱的消息！
三
隋留思是由专案组成员小许约其谈话的，那时还没有这类谈话必须两人以上进行的规定。小许是刑警出身，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干过数年刑侦工作，单独和参与侦破过的刑事案子也有二三十起了，跟不知多少涉案对象打过交道，根本没有把眼前这个看上去脑子像是进过水的谈话对象放在眼里，寻思还不是三吓两吓就吓唬出真话来了？
哪知，这隋留思硬是占了脑子进水的便宜，面对着小许的虚声恫吓，他根本没有反应，甚至还懒得答理，逼急了才开口，却是索讨香烟抽。这样一耗就是两个多小时，当小许递给他第4支香烟时，警告说这支烟抽完，你必须交代情况了，如果再不交代，那我可要不客气了。隋留思点头说没问题，等我抽完这支烟就好好跟您聊聊。
一支烟很快就抽完了，小许拧开钢笔套子，说现在你该回答我的问题了，隋留思说可以，不过可否让我先上趟厕所。小许说可以，我也正要上厕所了，一起过去吧。于是两人就一起去了厕所。隋留思的伎俩就在这当儿耍出来了，高档饭店的厕所是分隔式的，他进去后并没有动作，待听见隔壁的小许有动作时，悄悄开了门一溜了之。等到小许出来后发现这主儿已经不见影踪时，隋留思已经乘着电梯下到底楼后出门混入了南京路上的人流之中。
隋留思的逃走，理所当然地使专案组认为问题基本上就是出在此人身上了。于是也顾不上讯问已经被拘留了的程阿根，当即把全部力量都扑到了隋留思的身上。正副组长江河天、郭俊峰坐镇位于福州路上的上海市公安局专案组办公室，下达了一道道命令：通知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内河和海运轮船码头的军警巡逻队加强巡查，留意隋留思是否企图混离上海；通知各公安分局、派出所注意各自辖区内是否有符合隋留思特征的对象出现；派员立刻前往隋留思家了解情况并搜查。
隋留思家住在榆林区，老黄带着几名专案人员会同辖区派出所民警登门。隋留思是独子，少年丧父，由摆纸烟摊头的母亲拉扯长大，由于家境贫寒且被人认为脑子似有毛病，直到二十八岁了也没有娶上亲。据其母说，隋留思平时在家里也是沉默寡言，如果不主动跟他说话有时几天不吭一声是经常性的现象。那么他平时在家里干些什么呢？其母把警察领进了她儿子所住的那间屋子，指着一堆书说，以前喜欢看书，不但常常去弄堂口的旧书店租书看，自己还掏钱购买，这一堆书就是他所购买的一部分。最近，隋留思喜欢上了无线电，自己鼓捣着装起了矿石收音机。
警察在搜查中，果然发现有一些跟无线电相关的技术书籍，其中竟然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合办的中美情报合作所所编制的仅用于国民党特务系统内部的《简易无线电收发报机技术》。这自然引起了专案人员的兴趣，这些书籍当然要带走，还指望搜查出更多的可以作为线索的物品，但把隋留思家翻了个遍也未有新的发现。
然后就向隋留思母亲了解她家的社会关系以及隋留思平时的交往人员，不难想象，一个穷寡妇拖着一个被认为脑子可能有点小毛病的儿子的家庭，其社会关系肯定不可能复杂，即使以前复杂的也已经变得不复杂了。而隋留思自己的社交圈子也极其狭窄，其母只见过偶有其以前的同学来家里坐坐，喝杯茶，聊聊天。那几个同学姓什么叫什么呢？她可就回答不上来了。
这样，唯一的选择就是专案人员自己去了解了。这类事情难不倒警察，他们当天就查清楚隋留思以前的求学情况：从八岁至十三岁在上海市榆林区明易小学上学，毕业后考进了榆林区第二初级中学，但只读了半个学期就因生活困难而停学了，从此再也没有进过任何学校。别看就这半个学期两个多月时间的初中，却给专案人员的调查增添了成倍的工作量，因为隋留思的同学中显然也包含着初中的同学。专案人员分头查访隋留思的小学和初中同学，时隔十几年，中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同学互相之间已经很少联系，因此折腾到次日下午还只查访了一半不到。傍晚，专案人员在市局会合，交换了查访情况后正要重新排出查访名单时，忽然传来一个消息：隋留思被榆林分局抓到了！
专案组在对隋留思家进行搜查后，随即让派出所进行布控。派出所就召来居委会干部将此事作了布置，居委会干部的积极性甚高，当即安排专人开始实施。这天傍晚6点左右，负责监视隋留思家的治安积极分子忽然发现隋留思竟然从外面返回家中了。
当时他的母亲还在马路上摆香烟摊，家里没人，他是用带着的钥匙打开家门后进去的。隋留思进门还没有坐定时，居委会干部已经来拜访了，以闲聊方式缠住他。一会儿，派出所民警就登门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续的，说声“跟我走一趟”就把隋留思给带走了。因为这人是市局专案对象，派出所唯恐发生不测承担不起责任，于是当即就派人把他押往分局了。
专案组长江河天当即带了老黄和昨天讯问过隋留思的小许前往榆林分局，就在分局提审隋留思。讯问也不拐弯抹角了，一上来就问你为什么在谈话时逃跑？隋留思的回答令专案人员暗吃一惊，他说他事先已向饭店请过假了，这天是要离开饭店的。去干什么？去松江相亲，他的一位同学的姐姐名叫张荫琴的最近给他介绍了一位对象，是松江城里的一位小学老师，对方已经看过他的照片，觉得可以接受，于是就进行下一步，双方当面看一看。张荫琴于是就在前一天中午特地到饭店来通知他次日一起前往松江，因为交通不便，所以得在松江过夜的。于是他就向饭店方面请了假，但考虑到饭店人手比较紧，次日也就是昨天，他还是去了饭店，干了一会儿活就被专案人员找去谈话了，看看约好跟张荫琴见面的时间要到了，于是就不辞而别。隋留思在专案人员面前显得从容自如，说我这一个回答解决了两个问题：你们问我前天中午有两个女子来饭店门口找我是为啥事的，我也正好顺便回答了，那就是张荫琴，另一位是她的邻居朱小莺。
江河天听隋留思说完后问，你说你请过假了，是什么时候请的假？向谁请的假？隋留思说是前天中午张荫琴来饭店门口通知他后，他就向饭店负责清洁工作的领班胡师傅口头说了说，下班前想想不好，又写了一张请假条，但胡师傅不在他那屋子里，于是就把条子放在桌上了。
小许当即向饭店打电话，胡师傅正好上夜班，接听后说他已经记不清隋留思是否对他说过请假的事情，条子肯定没有收到过。再问隋留思，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江河天说这就奇怪了，老黄你去国际饭店走一趟，当面问问那位胡师傅，这种事情不是开玩笑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得负责任的。
老黄去国际饭店的时候，榆林分局这边也没空着，江河天和小许继续对隋留思讯问，问清楚了张荫琴和朱小莺的住址，当即去电市局让其他专案人员连夜前往查问，并且向住所地居委会了解这两人的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
老黄去国际饭店找到了胡师傅，对方还是保持着电话里的那个说法。老黄看着对方那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心里已经相信了这一说法，但从调查的程序来说，还是需要看一下隋留思所说的放请假条的现场的。过去一看，结果竟在桌子旁边靠墙壁的一条夹缝里轻而易举就发现了那张条子。
而另一路专案人员对于张荫琴、朱小莺的调查也有了结果：张是家庭妇女，居委会治安积极分子，其夫是革命军人，现在华东军区司令部当参谋；朱是纱厂工人，1947年入党的地下党员，政治立场坚定。两人均证实了隋留思所说的情况，其中朱还出示了保存着的去松江的车票。
这样，隋留思就得到了解脱。当专案人员让他回家时，他却又缠上了，一定要原先“请”他去的派出所民警送他回家。专案人员知道他那脑子进水劲又来了，也就只好依着他了。
4个被认为有可疑迹象的对象中，3个已经排除了，还剩下已被拘留了的程阿根。专案人员便去看守所提审程阿根。这主儿这回老实了，不等专案人员开口，便主动说我愿意把事情说清楚。专案人员原还以为苗头来了，哪知他一交代却是另外情况，原来他那天慌慌张张直接乘了电梯下到大堂然后出门的原因并非跟“警卫皮包”有关，而是因为他偷了饭店的一块废铜，赶紧出去卖给收破烂的人。
专案人员用了一天半时间终于查访到了那个收破烂的老头，证实了程阿根的交代，还取回了那块重约3斤的铜块。
至此，线索全部断了！
四
专案组再次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认为既然饭店内部没有人作案的话，那就只有把侦查视线投向外来人员作案这方面了。
但这样考虑似乎有点苍白无力：案发现场的外来人员其实只有被宴请的外宾，而外宾那天自始至终一直在宴会现场“摩天厅”待着，并没有离开过楼面去下一层现场，这一点，在场的众多警卫人员都是能够证明的。
江河天说：“顺着这个角度，再换一个思路进行考虑。”这一换，产生的一种可能性是：当时住在国际饭店其他楼层客房的宾客中是否有人混上来窃走了“警卫皮包”？
这种盗窃手段，在警方侦查人员的术语中称做“闯窃”，就是不速之客经过化装或者不化装直接闯入现场，迅速作案后逃逸。由于这种作案手法疾如眨眼，通常事后往往容易使人回不过神来，分析案情时就漏掉了。即使分析到了这种可能性，也因为作案者未在现场留下蛛丝马迹而导致无法侦破。专案人员意识到，他们面临着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作案者。
不过，既然考虑到了“闯窃”，那还是要找到作案者的漏洞的。专案人员分析：这位外来的不速之客的来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原本就是住在饭店的宾客，另一种是在宴会进行期间从外面进入饭店的。于是，就需要对此仔细查一查了。
先查看了饭店前后门卫室当天的外来人员登记资料，后门对外是不开放的，所以进入饭店的几人都是跟饭店日常业务有关的人员，专案人员一一抄下后转给各自辖区的派出所进行初步查摸。前门进来的就是访问住宿在饭店内的宾客的人员了，那天只有3位，登记资料显示两人是一起来的，于9点37分来，十分钟后就离开了。另一人是单独来访，10点35分进入饭店，10点50分就离开了。当时，外宾还没有抵达饭店，所以，前门登记资料上的这3位轻易就可排除了。
再查宴会举行的那天住宿于饭店内的宾客，一共有97位，其中23位是外国人，分别来自苏联、芬兰。其中芬兰来的是一支20人的旅游团队，是从日本途经上海前往北京的，集体入住于国际饭店，一共住三天，是案发次日傍晚离开上海前往北京的。
那3位苏联人是一家三口，登记资料显示是受上海市政府邀请来上海进行游览的，一应费用也由市政府承担。当时上海对于外国人的入境已经有一套严格的管理措施了，于是专案组当即向市局专管部门询问这一家三口的来历，了解到他们原是居住于上海市虹口公平路一带的白俄，那男子是电器行老板，抗战前曾为我中共地下党组织作出过贡献，还曾慷慨捐献过一些无线电器材支援苏区红军。抗战前期还曾为新四军购买无线电器材、药品提供过帮助。后来，他们返回苏联。上海解放后，那位前电器行老板从报上看到照片，认出当初跟他联系过的“王先生”就是现今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于是就写信来叙旧，提出了想携妻女前来上海旧地重游的想法。潘汉年接到信件后，便对此进行了安排。这三位苏联人已于案发当晚前往杭州游览，然后计划从杭州去南京，再赴北京游览后返回苏联。
专案组一致认为这一家三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就划到了一边。
再查那个芬兰旅游团，根据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规定，从安全因素考虑，类似这样的外国旅游团在沪活动期间，不管他们是否提出请求，上海市方面都应当派便衣警察陪同。这样，在对这个团队的在沪情况进行调查时，专案组只要找陪同接待的便衣警察就可以了。据参加接待的那位便衣警察小董说，这20名芬兰人在沪活动的三天内，都是集体行动，没有人单独离开过团队。那么饭店发生“警卫皮包”失窃的那个时段，这些外国游客在哪里活动呢？便衣警察说那天中午他们在虹口公园草坪上野餐，并无人临时离开过现场。这样，这个旅游团队也被划到一边去了。
排除了住宿的外国宾客后，侦查视角转向了74位中国宾客。根据住宿登记资料显示，这74位宾客中的14人来自上海本地，其中有3对是夫妇，其余则是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估计是来饭店开了房间寻欢作乐的。其余宾客分别来自北京、广州、南京、天津、西安、武汉等地。几个专案人员正翻阅着住宿登记资料时，专案人员老姜从外面进来，也翻了起来。他拿起放在一边的别人已经翻阅过的上海宾客资料看着，忽然一声惊叫：“哎！这人在这里啊？难道真是他？”
这一叫，马上惊动了其他成员，都停下手里的工作，问老姜发现了什么。老姜指着一个名字说，这个名字我知道啊，正是我在查找的一个人，难道真有这么巧啊？
原来，老姜在奉命参加这个专案组时，手头刚完成了一个蒋帮派遣特务案的侦查。一个姓贾的特务奉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派遣，从舟山潜来上海执行破坏使命。这贾某刚刚在吴淞码头上岸，就碰上了军警联合巡防队的例行检查，他携带的伪造证件其实是没有破绽的，可是他的眼神显得惊慌，于是就被扣留起来，因为不肯开口说清楚自己的真实来龙去脉，于是就被移交给市局政保处，由老姜负责对其讯问。一番政策攻心后，贾某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承认是来自台湾的“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接受的使命是在有历史问题的上海市民中发展特务，伺机进行反革命宣传，在适当时候还要伪造大批人民币散发上海和华东各大城市，以破坏新中国的金融市场。贾某还交代他临行时上司交给的3个秘密联络人的姓名和地址，公安局当即进行查缉，两人落网，其中一位名叫鲍正民的却早已变更了住址，没有人知道其下落。而这个失踪者的姓名竟然跟老姜眼下发现的住宿名单中的那位一字不差！
查看这个鲍正民在登记资料上所显示的情况：持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所出具的介绍信，以天津荣丰纺织厂机械设备采购员的身份赴沪出差，四十岁，南京人氏，于案发前一天上午9时入住国际饭店1012客房，已于案发当日下午2时退房离店。
老姜立刻向饭店大堂人员和楼面茶房了解了1012客房那个住客的外形、面容，跟他向派遣特务贾某当时所讯问到的情况相似，于是便初步确定那人就是警方正在查缉的主儿了。
专案人员碰上这种情况，当然肯定要马上查一查的。鉴于鲍正民已经退房离店，不知去向，于是就只有向曾经接触过此人的饭店服务人员了解他们是否在其住店期间留意到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信息。专案人员分头跟饭店大堂账台员、侍者、客房茶役、饭厅侍者等进行了个别谈话，最后终于从餐厅的一位侍者那里获得一条可能有价值的信息：案发当天上午7点45分左右，鲍正民在餐厅用早餐时，这位侍者接听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个男子，要求侍者替他问一下，是否有一位名叫鲍正民的先生在餐厅用餐。当时在餐厅用餐的男性宾客大约有20人，侍者逐个悄然询问，问到第七个就是那个鲍正民先生。鲍正民在接听电话时，嘴里重复过“法华镇刘三宝”这样6个字。法华镇是长宁区的一个地名，那位侍者就住在那里，所以记得很清楚。刘三宝这个人名也是一听就容易记住的，所以他也就留在脑海里了。
于是专案人员前往长宁区法华镇一带调查是否有一个名叫“刘三宝”的人，当时上海已经解放半年，户籍制度已经成功实施，通过查阅法华镇派出所的户籍资料，得知该地区有3人名叫“刘三宝”：一个是一位九十一岁的老太太，户口在法华镇，平时都是住在其儿子徐家汇那里的，而且身体不好，隔三差五要去医院救治的，于是先往旁边放一放。另一位是一个二十八岁的纺织女工，寡妇，有一对子女，生活过得很是艰难。还有一位是个四十八岁的茶馆老板，历史经历有点复杂。专案人员对比下来，觉得宜先把茶馆老板作为调查对象为妥，于是就对这个刘三宝进行外围调查。
茶馆老板刘三宝的经历确实复杂，这人是山东临沂人，早年在孙传芳军队当过排长，后来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后，他就退出军队，去了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打听，拜著名大亨黄金荣为师加入了青帮。做了几年包打听后，刘三宝又改行做起了生意，先后倒腾过棉纱、中西药材、生漆、茶叶、木材，有赚有赔，抗战胜利那年到法华镇开了一家“三宝茶馆”，一直经营到现在。
由于刘三宝的经历中有当过法租界包打听的经历，按照上海市军管会的规定，应当属于那种“有历史问题”而“应主动向公安局登记”的对象。可是，尽管上海市军管会的布告就张贴在“三宝茶馆”的门口，但刘三宝仍然根本不当一回事，未在规定的时间里前往派出所登记。这样，在1949年7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的一次缉捕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的全市性大行动中，这位茶馆老板就被拘捕。据说，当公安人员去抓刘三宝时，他正在茶馆跟几位老茶客海聊，面对着秋风黑脸的警察，他竟然一脸的轻松，对一旁已经吓得浑身瑟瑟发抖的账房先生说，你好好看着店，我没什么事，肯定能回来继续当老板的。
果然，刘三宝在公安局的班房里只待了三天就被释放了。原来，这人在30年代前期曾接触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几位负责人，为特科工作提供过多次帮助，还数次营救过中共地下党员，其中有的还是担任党内职务的重要人士。这些，由于属于机密，社会经验丰富的刘三宝从未对人说过，这次被拘捕后，他才对讯问他的承办员说了说，从他嘴里随口说出的一连串中共重要人士的名字倒使承办员大大吃惊。还没回过神来，刘三宝已经以一句“这些，你们去问一下现在的潘副市长就知道了”结束了口供。公安局方面随即向潘汉年报告了刘三宝的情况，潘汉年证实了茶馆老板的说法，说如果没有发现此人犯下过罪行的话，应当马上释放。这样，刘三宝就被释放了。
专案人员分析，以刘三宝这样复杂的经历，在其以前的社会交往中肯定不乏国民党方面的特务，因此，鲍正民跟他有接触倒确实有可能，当然，这个茶馆老板是否卷入“警卫皮包”失窃案还不好轻易下结论。现在先要弄清楚的是：鲍正民究竟是否去找过刘三宝？
专案人员通过派出所悄然跟“三宝茶馆”的一个老跑堂见了面，向其了解是否有过貌似鲍正民那样的男子去茶馆找过刘三宝。老跑堂说确实有过这样一个男子去过茶馆，看起来跟刘老板是第一次见面。刘老板先是盯着对方看了又看，问了又问，后来在看了对方出示的一张什么条子后，态度就变得客气了，把那人让进了后面那间属于老板个人空间的小屋子，吩咐沏一壶上等龙井送进去。茶是这老跑堂沏的，添水也是他的事情。那男子跟刘老板聊了大约一个小时，中间添过三次开水，第四次老跑堂再去添开水时，那人起身告辞了，说那我到星期六再来拜访。
专案人员听着有点惊喜，因为明天就是星期六，正好可以去布控，把鲍正民拿下再说。于是，就再三叮嘱老跑堂不能泄露今天的谈话情况。那位诺诺再三，带着一份受到重视的满足离开了。
江河天和郭俊峰商议下来，认为不能掉以轻心，于是随即对“三宝茶馆”进行了布控，对刘三宝进行秘密监视，如果鲍正民提前赴约，那就跟踪，适当时候可以采取拘捕措施。
当晚无事，次日一早，老姜等几位专案人员就化装成茶客来到“三宝茶馆”喝茶。8时许，鲍正民果然坐着三轮车来了，西装革履，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牛皮小箱子。刘三宝还是热情接待，但他刚吩咐“沏一壶龙井”时，就愣住了：专案人员已经堵住了小房间的门，而且亮出了手枪！
隋留思是由专案组成员小许约其谈话的，那时还没有这类谈话必须两人以上进行的规定。小许是刑警出身，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干过数年刑侦工作，单独和参与侦破过的刑事案子也有二三十起了，跟不知多少涉案对象打过交道，根本没有把眼前这个看上去脑子像是进过水的谈话对象放在眼里，寻思还不是三吓两吓就吓唬出真话来了？
哪知，这隋留思硬是占了脑子进水的便宜，面对着小许的虚声恫吓，他根本没有反应，甚至还懒得答理，逼急了才开口，却是索讨香烟抽。这样一耗就是两个多小时，当小许递给他第4支香烟时，警告说这支烟抽完，你必须交代情况了，如果再不交代，那我可要不客气了。隋留思点头说没问题，等我抽完这支烟就好好跟您聊聊。
一支烟很快就抽完了，小许拧开钢笔套子，说现在你该回答我的问题了，隋留思说可以，不过可否让我先上趟厕所。小许说可以，我也正要上厕所了，一起过去吧。于是两人就一起去了厕所。隋留思的伎俩就在这当儿耍出来了，高档饭店的厕所是分隔式的，他进去后并没有动作，待听见隔壁的小许有动作时，悄悄开了门一溜了之。等到小许出来后发现这主儿已经不见影踪时，隋留思已经乘着电梯下到底楼后出门混入了南京路上的人流之中。
隋留思的逃走，理所当然地使专案组认为问题基本上就是出在此人身上了。于是也顾不上讯问已经被拘留了的程阿根，当即把全部力量都扑到了隋留思的身上。正副组长江河天、郭俊峰坐镇位于福州路上的上海市公安局专案组办公室，下达了一道道命令：通知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内河和海运轮船码头的军警巡逻队加强巡查，留意隋留思是否企图混离上海；通知各公安分局、派出所注意各自辖区内是否有符合隋留思特征的对象出现；派员立刻前往隋留思家了解情况并搜查。
隋留思家住在榆林区，老黄带着几名专案人员会同辖区派出所民警登门。隋留思是独子，少年丧父，由摆纸烟摊头的母亲拉扯长大，由于家境贫寒且被人认为脑子似有毛病，直到二十八岁了也没有娶上亲。据其母说，隋留思平时在家里也是沉默寡言，如果不主动跟他说话有时几天不吭一声是经常性的现象。那么他平时在家里干些什么呢？其母把警察领进了她儿子所住的那间屋子，指着一堆书说，以前喜欢看书，不但常常去弄堂口的旧书店租书看，自己还掏钱购买，这一堆书就是他所购买的一部分。最近，隋留思喜欢上了无线电，自己鼓捣着装起了矿石收音机。
警察在搜查中，果然发现有一些跟无线电相关的技术书籍，其中竟然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合办的中美情报合作所所编制的仅用于国民党特务系统内部的《简易无线电收发报机技术》。这自然引起了专案人员的兴趣，这些书籍当然要带走，还指望搜查出更多的可以作为线索的物品，但把隋留思家翻了个遍也未有新的发现。
然后就向隋留思母亲了解她家的社会关系以及隋留思平时的交往人员，不难想象，一个穷寡妇拖着一个被认为脑子可能有点小毛病的儿子的家庭，其社会关系肯定不可能复杂，即使以前复杂的也已经变得不复杂了。而隋留思自己的社交圈子也极其狭窄，其母只见过偶有其以前的同学来家里坐坐，喝杯茶，聊聊天。那几个同学姓什么叫什么呢？她可就回答不上来了。
这样，唯一的选择就是专案人员自己去了解了。这类事情难不倒警察，他们当天就查清楚隋留思以前的求学情况：从八岁至十三岁在上海市榆林区明易小学上学，毕业后考进了榆林区第二初级中学，但只读了半个学期就因生活困难而停学了，从此再也没有进过任何学校。别看就这半个学期两个多月时间的初中，却给专案人员的调查增添了成倍的工作量，因为隋留思的同学中显然也包含着初中的同学。专案人员分头查访隋留思的小学和初中同学，时隔十几年，中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同学互相之间已经很少联系，因此折腾到次日下午还只查访了一半不到。傍晚，专案人员在市局会合，交换了查访情况后正要重新排出查访名单时，忽然传来一个消息：隋留思被榆林分局抓到了！
专案组在对隋留思家进行搜查后，随即让派出所进行布控。派出所就召来居委会干部将此事作了布置，居委会干部的积极性甚高，当即安排专人开始实施。这天傍晚6点左右，负责监视隋留思家的治安积极分子忽然发现隋留思竟然从外面返回家中了。
当时他的母亲还在马路上摆香烟摊，家里没人，他是用带着的钥匙打开家门后进去的。隋留思进门还没有坐定时，居委会干部已经来拜访了，以闲聊方式缠住他。一会儿，派出所民警就登门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续的，说声“跟我走一趟”就把隋留思给带走了。因为这人是市局专案对象，派出所唯恐发生不测承担不起责任，于是当即就派人把他押往分局了。
专案组长江河天当即带了老黄和昨天讯问过隋留思的小许前往榆林分局，就在分局提审隋留思。讯问也不拐弯抹角了，一上来就问你为什么在谈话时逃跑？隋留思的回答令专案人员暗吃一惊，他说他事先已向饭店请过假了，这天是要离开饭店的。去干什么？去松江相亲，他的一位同学的姐姐名叫张荫琴的最近给他介绍了一位对象，是松江城里的一位小学老师，对方已经看过他的照片，觉得可以接受，于是就进行下一步，双方当面看一看。张荫琴于是就在前一天中午特地到饭店来通知他次日一起前往松江，因为交通不便，所以得在松江过夜的。于是他就向饭店方面请了假，但考虑到饭店人手比较紧，次日也就是昨天，他还是去了饭店，干了一会儿活就被专案人员找去谈话了，看看约好跟张荫琴见面的时间要到了，于是就不辞而别。隋留思在专案人员面前显得从容自如，说我这一个回答解决了两个问题：你们问我前天中午有两个女子来饭店门口找我是为啥事的，我也正好顺便回答了，那就是张荫琴，另一位是她的邻居朱小莺。
江河天听隋留思说完后问，你说你请过假了，是什么时候请的假？向谁请的假？隋留思说是前天中午张荫琴来饭店门口通知他后，他就向饭店负责清洁工作的领班胡师傅口头说了说，下班前想想不好，又写了一张请假条，但胡师傅不在他那屋子里，于是就把条子放在桌上了。
小许当即向饭店打电话，胡师傅正好上夜班，接听后说他已经记不清隋留思是否对他说过请假的事情，条子肯定没有收到过。再问隋留思，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江河天说这就奇怪了，老黄你去国际饭店走一趟，当面问问那位胡师傅，这种事情不是开玩笑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得负责任的。
老黄去国际饭店的时候，榆林分局这边也没空着，江河天和小许继续对隋留思讯问，问清楚了张荫琴和朱小莺的住址，当即去电市局让其他专案人员连夜前往查问，并且向住所地居委会了解这两人的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
老黄去国际饭店找到了胡师傅，对方还是保持着电话里的那个说法。老黄看着对方那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心里已经相信了这一说法，但从调查的程序来说，还是需要看一下隋留思所说的放请假条的现场的。过去一看，结果竟在桌子旁边靠墙壁的一条夹缝里轻而易举就发现了那张条子。
而另一路专案人员对于张荫琴、朱小莺的调查也有了结果：张是家庭妇女，居委会治安积极分子，其夫是革命军人，现在华东军区司令部当参谋；朱是纱厂工人，1947年入党的地下党员，政治立场坚定。两人均证实了隋留思所说的情况，其中朱还出示了保存着的去松江的车票。
这样，隋留思就得到了解脱。当专案人员让他回家时，他却又缠上了，一定要原先“请”他去的派出所民警送他回家。专案人员知道他那脑子进水劲又来了，也就只好依着他了。
4个被认为有可疑迹象的对象中，3个已经排除了，还剩下已被拘留了的程阿根。专案人员便去看守所提审程阿根。这主儿这回老实了，不等专案人员开口，便主动说我愿意把事情说清楚。专案人员原还以为苗头来了，哪知他一交代却是另外情况，原来他那天慌慌张张直接乘了电梯下到大堂然后出门的原因并非跟“警卫皮包”有关，而是因为他偷了饭店的一块废铜，赶紧出去卖给收破烂的人。
专案人员用了一天半时间终于查访到了那个收破烂的老头，证实了程阿根的交代，还取回了那块重约3斤的铜块。
至此，线索全部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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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再次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认为既然饭店内部没有人作案的话，那就只有把侦查视线投向外来人员作案这方面了。
但这样考虑似乎有点苍白无力：案发现场的外来人员其实只有被宴请的外宾，而外宾那天自始至终一直在宴会现场“摩天厅”待着，并没有离开过楼面去下一层现场，这一点，在场的众多警卫人员都是能够证明的。
江河天说：“顺着这个角度，再换一个思路进行考虑。”这一换，产生的一种可能性是：当时住在国际饭店其他楼层客房的宾客中是否有人混上来窃走了“警卫皮包”？
这种盗窃手段，在警方侦查人员的术语中称做“闯窃”，就是不速之客经过化装或者不化装直接闯入现场，迅速作案后逃逸。由于这种作案手法疾如眨眼，通常事后往往容易使人回不过神来，分析案情时就漏掉了。即使分析到了这种可能性，也因为作案者未在现场留下蛛丝马迹而导致无法侦破。专案人员意识到，他们面临着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作案者。
不过，既然考虑到了“闯窃”，那还是要找到作案者的漏洞的。专案人员分析：这位外来的不速之客的来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原本就是住在饭店的宾客，另一种是在宴会进行期间从外面进入饭店的。于是，就需要对此仔细查一查了。
先查看了饭店前后门卫室当天的外来人员登记资料，后门对外是不开放的，所以进入饭店的几人都是跟饭店日常业务有关的人员，专案人员一一抄下后转给各自辖区的派出所进行初步查摸。前门进来的就是访问住宿在饭店内的宾客的人员了，那天只有3位，登记资料显示两人是一起来的，于9点37分来，十分钟后就离开了。另一人是单独来访，10点35分进入饭店，10点50分就离开了。当时，外宾还没有抵达饭店，所以，前门登记资料上的这3位轻易就可排除了。
再查宴会举行的那天住宿于饭店内的宾客，一共有97位，其中23位是外国人，分别来自苏联、芬兰。其中芬兰来的是一支20人的旅游团队，是从日本途经上海前往北京的，集体入住于国际饭店，一共住三天，是案发次日傍晚离开上海前往北京的。
那3位苏联人是一家三口，登记资料显示是受上海市政府邀请来上海进行游览的，一应费用也由市政府承担。当时上海对于外国人的入境已经有一套严格的管理措施了，于是专案组当即向市局专管部门询问这一家三口的来历，了解到他们原是居住于上海市虹口公平路一带的白俄，那男子是电器行老板，抗战前曾为我中共地下党组织作出过贡献，还曾慷慨捐献过一些无线电器材支援苏区红军。抗战前期还曾为新四军购买无线电器材、药品提供过帮助。后来，他们返回苏联。上海解放后，那位前电器行老板从报上看到照片，认出当初跟他联系过的“王先生”就是现今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于是就写信来叙旧，提出了想携妻女前来上海旧地重游的想法。潘汉年接到信件后，便对此进行了安排。这三位苏联人已于案发当晚前往杭州游览，然后计划从杭州去南京，再赴北京游览后返回苏联。
专案组一致认为这一家三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就划到了一边。
再查那个芬兰旅游团，根据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规定，从安全因素考虑，类似这样的外国旅游团在沪活动期间，不管他们是否提出请求，上海市方面都应当派便衣警察陪同。这样，在对这个团队的在沪情况进行调查时，专案组只要找陪同接待的便衣警察就可以了。据参加接待的那位便衣警察小董说，这20名芬兰人在沪活动的三天内，都是集体行动，没有人单独离开过团队。那么饭店发生“警卫皮包”失窃的那个时段，这些外国游客在哪里活动呢？便衣警察说那天中午他们在虹口公园草坪上野餐，并无人临时离开过现场。这样，这个旅游团队也被划到一边去了。
排除了住宿的外国宾客后，侦查视角转向了74位中国宾客。根据住宿登记资料显示，这74位宾客中的14人来自上海本地，其中有3对是夫妇，其余则是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估计是来饭店开了房间寻欢作乐的。其余宾客分别来自北京、广州、南京、天津、西安、武汉等地。几个专案人员正翻阅着住宿登记资料时，专案人员老姜从外面进来，也翻了起来。他拿起放在一边的别人已经翻阅过的上海宾客资料看着，忽然一声惊叫：“哎！这人在这里啊？难道真是他？”
这一叫，马上惊动了其他成员，都停下手里的工作，问老姜发现了什么。老姜指着一个名字说，这个名字我知道啊，正是我在查找的一个人，难道真有这么巧啊？
原来，老姜在奉命参加这个专案组时，手头刚完成了一个蒋帮派遣特务案的侦查。一个姓贾的特务奉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派遣，从舟山潜来上海执行破坏使命。这贾某刚刚在吴淞码头上岸，就碰上了军警联合巡防队的例行检查，他携带的伪造证件其实是没有破绽的，可是他的眼神显得惊慌，于是就被扣留起来，因为不肯开口说清楚自己的真实来龙去脉，于是就被移交给市局政保处，由老姜负责对其讯问。一番政策攻心后，贾某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承认是来自台湾的“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接受的使命是在有历史问题的上海市民中发展特务，伺机进行反革命宣传，在适当时候还要伪造大批人民币散发上海和华东各大城市，以破坏新中国的金融市场。贾某还交代他临行时上司交给的3个秘密联络人的姓名和地址，公安局当即进行查缉，两人落网，其中一位名叫鲍正民的却早已变更了住址，没有人知道其下落。而这个失踪者的姓名竟然跟老姜眼下发现的住宿名单中的那位一字不差！
查看这个鲍正民在登记资料上所显示的情况：持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所出具的介绍信，以天津荣丰纺织厂机械设备采购员的身份赴沪出差，四十岁，南京人氏，于案发前一天上午9时入住国际饭店1012客房，已于案发当日下午2时退房离店。
老姜立刻向饭店大堂人员和楼面茶房了解了1012客房那个住客的外形、面容，跟他向派遣特务贾某当时所讯问到的情况相似，于是便初步确定那人就是警方正在查缉的主儿了。
专案人员碰上这种情况，当然肯定要马上查一查的。鉴于鲍正民已经退房离店，不知去向，于是就只有向曾经接触过此人的饭店服务人员了解他们是否在其住店期间留意到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信息。专案人员分头跟饭店大堂账台员、侍者、客房茶役、饭厅侍者等进行了个别谈话，最后终于从餐厅的一位侍者那里获得一条可能有价值的信息：案发当天上午7点45分左右，鲍正民在餐厅用早餐时，这位侍者接听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个男子，要求侍者替他问一下，是否有一位名叫鲍正民的先生在餐厅用餐。当时在餐厅用餐的男性宾客大约有20人，侍者逐个悄然询问，问到第七个就是那个鲍正民先生。鲍正民在接听电话时，嘴里重复过“法华镇刘三宝”这样6个字。法华镇是长宁区的一个地名，那位侍者就住在那里，所以记得很清楚。刘三宝这个人名也是一听就容易记住的，所以他也就留在脑海里了。
于是专案人员前往长宁区法华镇一带调查是否有一个名叫“刘三宝”的人，当时上海已经解放半年，户籍制度已经成功实施，通过查阅法华镇派出所的户籍资料，得知该地区有3人名叫“刘三宝”：一个是一位九十一岁的老太太，户口在法华镇，平时都是住在其儿子徐家汇那里的，而且身体不好，隔三差五要去医院救治的，于是先往旁边放一放。另一位是一个二十八岁的纺织女工，寡妇，有一对子女，生活过得很是艰难。还有一位是个四十八岁的茶馆老板，历史经历有点复杂。专案人员对比下来，觉得宜先把茶馆老板作为调查对象为妥，于是就对这个刘三宝进行外围调查。
茶馆老板刘三宝的经历确实复杂，这人是山东临沂人，早年在孙传芳军队当过排长，后来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后，他就退出军队，去了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打听，拜著名大亨黄金荣为师加入了青帮。做了几年包打听后，刘三宝又改行做起了生意，先后倒腾过棉纱、中西药材、生漆、茶叶、木材，有赚有赔，抗战胜利那年到法华镇开了一家“三宝茶馆”，一直经营到现在。
由于刘三宝的经历中有当过法租界包打听的经历，按照上海市军管会的规定，应当属于那种“有历史问题”而“应主动向公安局登记”的对象。可是，尽管上海市军管会的布告就张贴在“三宝茶馆”的门口，但刘三宝仍然根本不当一回事，未在规定的时间里前往派出所登记。这样，在1949年7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的一次缉捕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的全市性大行动中，这位茶馆老板就被拘捕。据说，当公安人员去抓刘三宝时，他正在茶馆跟几位老茶客海聊，面对着秋风黑脸的警察，他竟然一脸的轻松，对一旁已经吓得浑身瑟瑟发抖的账房先生说，你好好看着店，我没什么事，肯定能回来继续当老板的。
果然，刘三宝在公安局的班房里只待了三天就被释放了。原来，这人在30年代前期曾接触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几位负责人，为特科工作提供过多次帮助，还数次营救过中共地下党员，其中有的还是担任党内职务的重要人士。这些，由于属于机密，社会经验丰富的刘三宝从未对人说过，这次被拘捕后，他才对讯问他的承办员说了说，从他嘴里随口说出的一连串中共重要人士的名字倒使承办员大大吃惊。还没回过神来，刘三宝已经以一句“这些，你们去问一下现在的潘副市长就知道了”结束了口供。公安局方面随即向潘汉年报告了刘三宝的情况，潘汉年证实了茶馆老板的说法，说如果没有发现此人犯下过罪行的话，应当马上释放。这样，刘三宝就被释放了。
专案人员分析，以刘三宝这样复杂的经历，在其以前的社会交往中肯定不乏国民党方面的特务，因此，鲍正民跟他有接触倒确实有可能，当然，这个茶馆老板是否卷入“警卫皮包”失窃案还不好轻易下结论。现在先要弄清楚的是：鲍正民究竟是否去找过刘三宝？
专案人员通过派出所悄然跟“三宝茶馆”的一个老跑堂见了面，向其了解是否有过貌似鲍正民那样的男子去茶馆找过刘三宝。老跑堂说确实有过这样一个男子去过茶馆，看起来跟刘老板是第一次见面。刘老板先是盯着对方看了又看，问了又问，后来在看了对方出示的一张什么条子后，态度就变得客气了，把那人让进了后面那间属于老板个人空间的小屋子，吩咐沏一壶上等龙井送进去。茶是这老跑堂沏的，添水也是他的事情。那男子跟刘老板聊了大约一个小时，中间添过三次开水，第四次老跑堂再去添开水时，那人起身告辞了，说那我到星期六再来拜访。
专案人员听着有点惊喜，因为明天就是星期六，正好可以去布控，把鲍正民拿下再说。于是，就再三叮嘱老跑堂不能泄露今天的谈话情况。那位诺诺再三，带着一份受到重视的满足离开了。
江河天和郭俊峰商议下来，认为不能掉以轻心，于是随即对“三宝茶馆”进行了布控，对刘三宝进行秘密监视，如果鲍正民提前赴约，那就跟踪，适当时候可以采取拘捕措施。
当晚无事，次日一早，老姜等几位专案人员就化装成茶客来到“三宝茶馆”喝茶。8时许，鲍正民果然坐着三轮车来了，西装革履，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牛皮小箱子。刘三宝还是热情接待，但他刚吩咐“沏一壶龙井”时，就愣住了：专案人员已经堵住了小房间的门，而且亮出了手枪！
五
鲍正民和刘三宝当即被押送市公安局，分别予以讯问。
鲍正民初时还想装装糊涂，坚称自己是天津荣丰纺织厂采购员，是来上海采购机械设备的。但没几个回合后，就不得不承认他原是国民党军统局中校特工，抗战胜利后虽然脱离了军界，但还是领着先是军统后是保密局的一份津贴，替国民党特务机关收集情报。上海解放前夕，他也参加了特务头子毛森亲自召开的潜伏特务会议，受命潜伏沪上，接受命令伺机行动。
交代完历史，专案人员以为鲍正民要交代现行罪行了，但他却以“解放后我没有干过一件坏事”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招供。这就不对头了，没有干过坏事，那你化名住进国际饭店干吗呢？鲍正民对此的解释是：他见解放后共产党肃清敌特分子的行动十分厉害，就不敢执行毛森交待的潜伏方案。但他知道台湾特务机关肯定要派人来跟他联络的，就决定避开。于是，在跟一位参股天津荣丰纺织厂的亲戚取得沟通之后，便以该厂新聘技术人员的身份把户口从上海迁往天津，在该厂当起了采购员。这次确实是受厂方委派赴沪出差的，采购纺织机械设备的零部件。他拎到“三宝茶馆”去的那口小箱子里装的就是样品，之所以跟刘三宝接触，是因为想通过刘的关系从供货方那里获得比较优惠价格的紧俏货，当然他是答应要付给刘三宝一笔酬劳费的。
鲍正民的这番供词似乎具有一定可信性，这时他那口小箱子里的物件也已经被仔细查看过，确实被认定是纺织机械方面的零部件。但是，专案人员对于一点还是觉得可疑：作为一个纺织厂的采购人员出差来沪，凭什么条件入住国际饭店呢？
鲍正民交代说，他入住国际饭店，是为了跟一位老相识姘头幽会，因为对方出身富豪，一贯养尊处优，解放前跟其幽会，要么“国际饭店”，要么“华懋饭店”，再不就是“上海大厦”，否则她是绝对拒绝的。所以这次他就入住了国际饭店。幽会之后，他正好接到生意中介人的电话让他去找找刘三宝，于是就离开了国际饭店，住进了长宁区的一家旅馆，现在行李还在那里。说着，鲍正民说出了那个姘头和生意中介人的姓名、住址和电话以及入住旅馆的凭证。
最后，就要弄清鲍正民究竟是否有作案时间了。一问，鲍正民那天中午请供货方在南京西路“梅龙镇酒家”吃饭，一起吃饭的除了那个中介人，还有协华机器厂、大成机械公司和明太阳工具经销中心的几位供货方谈判代表。
那边，刘三宝也在接受讯问。这位茶馆老板这次折进局子可就比上次糊涂了，因为他说不知何故又把他弄进来了，而且来势很凶，以至于使他根本来不及对账房先生关照一句话。专案人员不搭他的腔，不问别的，单问他跟鲍正民的关系。刘三宝机灵，马上猜测那是鲍正民的问题了，于是把情况爽快地倒了出来：他跟鲍正民原先根本不认识，是一位生意场上的中介朋友介绍过来的，因为知道他跟协华机器厂、大成机械公司的老板都是关系甚铁的朋友，想托他跟对方打个招呼，提供一些紧俏零部件。因为当时朝鲜战争已经打起来了，美国的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西方国家还联合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封锁制裁，所以大家都想赶紧进一些紧俏零部件备用。他听说有好处可捞，也就点了头。除此之外，他根本再也说不出任何内容来了。
专案人员随即对鲍正民和刘三宝所提供的相关证人分头进行了紧急调查。那位中介人证明确实是他为鲍正民和刘三宝之间牵线搭桥了，是那天上午往国际饭店餐厅打电话让侍者找了鲍正民通知他去见刘老板的，也证实那天中午和几家供货方代表在梅龙镇酒家一起吃了饭。
鲍正民的那个只认上海滩三家高级宾馆的富女姘头也找到了，证实鲍正民所言不谬。
“协华”、“大成”、“明太阳”三家供货方代表也证实那天中午确实受鲍正民邀请在梅龙镇酒家吃饭，直到过了1点才离开的。
出于慎重，专案人员还特地前往梅龙镇酒家，向那天当班的侍者调查情况。侍者还记得曾经接待过这样几位顾客。
这样，鲍正民跟“警卫皮包”失窃案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对于专案组来说，此举虽然意外抓获了一名历史反革命分子，但由于案件未破，大伙儿心头都觉得沉甸甸的。
在调查鲍正民的同时，专案人员并没有放弃对于国际饭店案发那天中午前尚未退房的其他宾客的分析，但是并未发现可疑对象。
案子查到这里，再次断线了。专案人员为之深感迷惑，不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江河天和郭俊峰商议后，作出了一个出乎众人意料的决定：全体休息一天，放松一下，然后再举行新一轮的案情分析会。
谁也没有想到，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从而使新一轮的案情分析会提前举行，并令专案组全体人员产生了一种接近成功曙光的亢奋。
新的情况，就是在专案组休息的这天下午不经意间出现的——
这天下午，前一天入住于国际饭店1410房间的一位来自香港的客人给服务台打电话，说她午后睡了一觉，醒来发现放在床头柜上的项链不见了，估计可能是放的位置过于靠近床头柜边缘，睡觉时不留心碰了一下，滑落到床头柜和床的交界缝隙间去了，要求派侍者帮助寻找一下。
两名侍者随即来到1410房间，移开床头柜，那条镶着钻石的白金项链就显现在眼前了。本来这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可是其中一位打从国际饭店开张时就进店效力的老侍者却觉得似乎有点不对头：捡起来的项链上怎么沾有花絮样的脏灰？按照规定，客房每两个星期打扫一次，不应当有这种灰尘出现的，这种灰尘只有没有打扫到的近似密封的床底下才有。由此看来，这几天这张床是被人移动过的。这位侍者联想起这几天一直在折腾着的“皮包失窃案”，心里就多生了一分机灵。当下也不吭声，退出客房后就去找了工会主席。工会主席一听，说这得把床移开了检查一下。
于是服务台就跟这位香港女客联系，找了一个借口让对方换一个房间。那香港人有点迷信，正为这事弄得有点忐忑，一听自是愿意。她前脚刚走，饭店方面后脚就到，移开床一看，只见下面藏着一块比公文包略小的用旧报纸包着的钢板。由于当时对于失窃的皮包内装着何物始终保密，所以饭店方面没有一个人知道关于防弹钢板之事，但不管怎样，这显然是一个异常情况，于是就马上向专案组报告了。
专案组长江河天让专案组其他人休息，他自己却没有回家，还是待在市局为这个案子耗神。接到国际饭店方面的这个电话，顿时一阵激动，当即赶往饭店。江河天之前并没有接触过防弹钢板，但他在向陈毅警卫班方面了解案情时，已经把皮包、包裹钢板的旧报纸以及钢板的尺寸、重量等问得详详细细，所以此刻一看就知道眼前这块钢板八九不离十就是“警卫皮包”里的内容了。于是便一面打电话让派人把全组成员召集过来，一面通知陈毅的警卫参谋火速前来国际饭店辨认实物。
陈毅的警卫参谋赶来一看，确认这块钢板就是丢失的“警卫皮包”里的那块，因为苏联方面定制的这批防弹钢板，正反面的四个角上都是镌刻着编号的，一眼就能分辨清楚。
专案组成员到齐后，就在国际饭店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从饭店大堂总服务台调来的旅客入住登记资料显示，发现床底下藏匿着防弹钢板的1410房间在案发前后入住的是芬兰游客哈默尔夫妇，他们是随这支旅游团从日本抵达上海的，案子发生后的次日傍晚随团一起前往北京了。根据之前的调查，案子发生的那天中午，这对夫妇没有作案时间，两人和旅游团的其他成员一起去虹口公园野餐了。
这样，可以把哈默尔夫妇初步排除在作案者之外。那么，能够把防弹钢板藏到1410房间的人就只有饭店内部人员了。于是又调来了饭店的楼面值班记录，表明在案子发生后能够有条件拿到钥匙进入这个房间的侍者有3人。可是，已经反复调查的情况表明，这3位侍者在案子发生的那天都未曾去过现场，他们和另外两位侍者已经互相证明过当时他们都在14楼干活和闲聊。
众人又考虑到另一种可能：会不会是其他内部人员作案之后通过这三人中的哪位把钢板藏匿于1410房间了？这个可能如果存在，那么那位作案者肯定跟这三人中的某人的关系非常铁，所以，如果要调查的话，那可以从这三位侍者跟饭店内部其他人员的私交上着手调查为妥。这先作为一种可能记录下来了。
专案人员又分析：防弹钢板藏匿于饭店内而不带走，这是什么意思？这从作案者所处的角度来考虑，显然是生怕被人发现，这也是疑为内部人员作案可能的一个理由，因为在这个还用不到穿棉衣的季节就把这样面积的一块钢板夹带出去，毕竟是做贼心虚有点惧怕的。这样，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先把钢板暂时藏匿在饭店某个安全角落里，等到风头过去后、冬天来临可以穿棉衣时再夹带出去，那也不过最多是个把月的时间嘛。至于那个装钢板的皮包，也同样是无法夹带出门的，那则可能早已被剪碎后混杂于垃圾里扔掉了。
这样，越分析就越认为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几率甚高，于是会议就决定立即开始着手对那三位侍者进行外围秘密调查。
调查进行了一天，最后获得的情况却令人不无沮丧：这三位侍者中的一位是个饭店内部没有一个朋友、只知埋头干活的老黄牛，如果没有人跟他说话，他可以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另外两位倒是在饭店内部有朋友的，可是他们的朋友却是饭店的党支部成员和工会负责人，在之前的调查中早已被非常确凿的证据排除了作案可能性。因此，这三位侍者都应当排除藏匿防弹钢板的嫌疑。
这种结果，不免令人沮丧。
当晚，案情分析会再次举行。资深侦查员老黄在会上亮出了一个观点：是否应该考虑把疑点放到已经离开上海去北京的原住在1410房间的芬兰人哈默尔夫妇身上？
这是为什么？已经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老黄说，首先，这肯定不是上次案情分析会上所认为的饭店内部人员藏匿行为，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饭店内部人员不敢冒险把那钢板带离饭店，可是他完全可以请别人入住这个房间后从容取走啊。他做这种事情，显然肯定是奉命行事，指使他的后台人物在获悉作案成功的消息后，还不迅速把钢板拿到手以防夜长梦多？其次，哈默尔为什么把钢板留在饭店没有带走？这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作错了案，他偷窃“警卫皮包”显然是以为那皮包看上去沉甸甸的，估计装着颇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下手行窃。哪知到手后拿回房间一看，方才发现原来里面不过是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块钢板。他肯定不知道这块钢板的用途，只是感到奇怪，就决定扔掉，但无法扔在饭店的垃圾桶里。他可以带出去扔的，因为他不必担心饭店门卫会提防他，但是，他没有这份兴致。于是，他就把这块钢板藏进了床肚。那个皮包，因为是意大利名牌产品，他舍不得丢掉，就留下带走了。所以，那个皮包现在应当还在哈默尔的行李里藏着。
众人听得目瞪口呆，有人回过神来就问，照老黄同志这样说来，这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了？老黄点头，说是的，我认为这是一起刑事案件，但那洋主儿肯定是一个有前科的惯偷，否则，他不可能如此从容和迅疾地混上楼去作这个案子的。
又有人问，我们的便衣不是已经证明芬兰人那天中午在虹口公园野餐，20个人都到齐的吗？这哈默尔怎么有作案时间？
老黄说，对此我表示怀疑，所以我建议把那便衣同志找来，当面再了解一下那天野餐的情况。
专案组长江河天于是就让人往市局打电话，立刻通知那位便衣带着他的工作手册火速赶到国际饭店来，有急事处理。
不到一小时，便衣小董就气喘吁吁地来了。这是一位参加公安工作不过三个月的小青年，面对着眼前这些老刑警的冷峻得使人害怕的神情，还没开口额头上就已经沁汗了。江河天让他不要紧张，回忆一下那天陪同芬兰游客的情况就可以了，主要是上午离开国际饭店时有多少人？中午在虹口公园时有多少人？
小董拿出工作手册，翻着看了看，结结巴巴汇报说，那天上午离开饭店时一共是20位外宾，他数了的，7男13女，这上面都有记录的；中午在虹口公园野餐时，他也作了记录，人数情况相符。
小董在汇报时，早已有人拿着从大堂服务台调来的登记资料在对照了。他话音刚落，一张条子就传到了江河天的手头。江河天看了看，问小董：7男13女一共20位游客，数字没错，性别呢？你把上一天的记录看一看。小董只一看，脸色便倏地变了：芬兰游客抵沪时是8男12女啊！
老黄开口了，说看来那天上午这些芬兰客人中有一位男子没有随同团队集体行动，而是换了另一女子。小董同志，那个冒名顶替的女子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小董瞠目结舌了片刻，吞吞吐吐地说他没有发现有中国人混入了那个旅游团队。众人说那看来是一个外国女子代替某个芬兰男性游客进行了那天的游览活动。军方的副组长郭俊峰问小董，没有人对你作出过解释吗？那看来得找那个导游了解一下情况了。
找导游就费了点周折了，因为当时上海滩还没有一家国营旅行社，所有国内国际的旅游接待公司全是私人经办的。由于局势和交通等问题，所以这些旅行社的经营不是很好，导游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专案人员通过派出所找到旅行社老板已经不容易了，再辗转找到那个导游时，已是下半夜1点多了。
导游被汽车接往国际饭店后进入会议室时，还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抽了几口香烟方才回过神来。他听了情况介绍后说，掉换游客的事情他知道，是那个叫哈默尔的客人这天上午因为觉得肚子不大舒服，所以就提出不参加这天的活动了。团队出发前正好其妻妹、旅居上海的芬兰女子西恩斯娓前来饭店看望姐姐，于是就代替哈默尔去游览了。这事哈默尔的妻子对导游说了，他当然没有二话。
导游说得理直气壮，若无其事，专案人员却被弄得简直无话可说。这事导游应当跟小董沟通一下的，可是公安局却没有这个规定，所以也不好说导游什么。这件事过去后，经江河天的建议，市公安局随即就向全市各旅行社作了有此内容的规定。
按说，专案人员还应当去找那个西恩斯娓，但考虑到时间实在太晚了，还是到天明再说吧。不过老黄的推测基本上属于八九不离十的准确了，所以众人都认同了这一观点。专案组正副组长江河天和郭俊峰交换意见后，决定立即跟北京市公安局联系，让他们协助了解哈默尔的活动行程后即告，同时这边派人前往北京找哈默尔当面了解情况，上海这边待天明后一边找西恩斯娓调查核实，一边在饭店内部找案发那天有可能遇到过哈默尔的员工了解情况。
专案人员老黄、老姜赶到北京时，哈默尔一行已经打好行李，再过一小时就要动身前往前门火车站去广州前往香港了。专案人员看到哈默尔时，那火气自是不打一处来，二话不说先收掉了对方的护照和车票，然后问他就在宾馆进行谈话呢还是去公安局聊聊？哈默尔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边让妻子从行李里拿出那个意大利皮包，一面连声说“对不起”。
这是专门侦查的一起重要案件，当然不是可以用一声“对不起”就解决的，专案人员于是就按照预先定好的方案宣布对哈默尔予以拘留，押解上海处置。
经讯问，案情终于真相大白了：那天，哈默尔因为肚子不适而取消了随同团队活动的计划，他独自留在饭店1410房间里，躺了一上午后，觉得好多了，就准备去外面附近转转，正好在饭店门口目睹陈毅一行抵达饭店。他不懂中国话，所以不知这是上海市长，但一看那气度便知准是大官，于是便对陈毅身边那秘书模样的手里沉甸甸的皮包产生了兴趣，猜测里面肯定装着贵重物品。哈默尔在芬兰是个有过盗窃前科的主儿，尽管已经收手多年，但此刻在异国见到那皮包后还是萌发了隐藏心底多年的贪婪念头，于是便决定试着寻找下手行窃的机会。
哈默尔的心理素质和随机反应绝对到位，脑子里是这么想的，行动马上就跟上了。当下见迎接波兰外宾一行正等待在电梯口去“摩天厅”参加宴会，便凑了上去。我方的警卫人员已经保护着陈毅等人上楼去了，留下担任警戒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便衣警察，他们没有留心到有这样一个家伙混进了波兰外宾的行列，眼里只看着欧洲人的模样，穿着一模一样似的，根本没有在意。于是，哈默尔就顺利地混进了宴会场。
因为是自助冷餐形式，所以现场多了哈默尔这样一个外国男子也就没有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其实哈默尔的主意倒不是想混一顿白食吃，而是盯着警卫人员赵根友、邹为朋手里的皮包，因此他选择了一个靠近门口便于观察那两人的位置进餐。当他发现赵根友离开门口下楼去时，随即跟上，终于顺利得手。
哈默尔把窃得的皮包用脱下的西装掩盖着步行下到10楼，进了房间后迫不及待打开一看，却是一块钢板！不禁大失所望，喃喃骂了几句，寻思倒还不好随手扔掉呢，就想扔到外边去。他毕竟是老贼，经验丰富，先下楼去探看，却见饭店大堂和门口已经被布控了，于是便知道自己此举惹下大麻烦了。当下便先把钢板藏进了床肚。那个皮包原想弄碎了丢进抽水马桶销毁的，但又觉得不甘心白白折腾了一回。想了想，便决定先不动手，留心着外面的动静，若是人家开始搜查了，他这个房间号码排在中间不会是第一个的，那时再销毁也不迟。这样，由于后来警方并未搜查其他楼层，所以那个皮包就保留下来了。次日退房时，哈默尔把皮包放进了行李箱，带到了北京。
“警卫皮包”失窃案的侦查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尽管这个案件有惊无险，但对于刚解放时高级干部的保卫工作如何保证万无一失还是提供了借鉴。为此，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还特地让上海方面整理了详细的材料送往北京，作为改善高级干部的保卫工作措施的参考资料。
鲍正民和刘三宝当即被押送市公安局，分别予以讯问。
鲍正民初时还想装装糊涂，坚称自己是天津荣丰纺织厂采购员，是来上海采购机械设备的。但没几个回合后，就不得不承认他原是国民党军统局中校特工，抗战胜利后虽然脱离了军界，但还是领着先是军统后是保密局的一份津贴，替国民党特务机关收集情报。上海解放前夕，他也参加了特务头子毛森亲自召开的潜伏特务会议，受命潜伏沪上，接受命令伺机行动。
交代完历史，专案人员以为鲍正民要交代现行罪行了，但他却以“解放后我没有干过一件坏事”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招供。这就不对头了，没有干过坏事，那你化名住进国际饭店干吗呢？鲍正民对此的解释是：他见解放后共产党肃清敌特分子的行动十分厉害，就不敢执行毛森交待的潜伏方案。但他知道台湾特务机关肯定要派人来跟他联络的，就决定避开。于是，在跟一位参股天津荣丰纺织厂的亲戚取得沟通之后，便以该厂新聘技术人员的身份把户口从上海迁往天津，在该厂当起了采购员。这次确实是受厂方委派赴沪出差的，采购纺织机械设备的零部件。他拎到“三宝茶馆”去的那口小箱子里装的就是样品，之所以跟刘三宝接触，是因为想通过刘的关系从供货方那里获得比较优惠价格的紧俏货，当然他是答应要付给刘三宝一笔酬劳费的。
鲍正民的这番供词似乎具有一定可信性，这时他那口小箱子里的物件也已经被仔细查看过，确实被认定是纺织机械方面的零部件。但是，专案人员对于一点还是觉得可疑：作为一个纺织厂的采购人员出差来沪，凭什么条件入住国际饭店呢？
鲍正民交代说，他入住国际饭店，是为了跟一位老相识姘头幽会，因为对方出身富豪，一贯养尊处优，解放前跟其幽会，要么“国际饭店”，要么“华懋饭店”，再不就是“上海大厦”，否则她是绝对拒绝的。所以这次他就入住了国际饭店。幽会之后，他正好接到生意中介人的电话让他去找找刘三宝，于是就离开了国际饭店，住进了长宁区的一家旅馆，现在行李还在那里。说着，鲍正民说出了那个姘头和生意中介人的姓名、住址和电话以及入住旅馆的凭证。
最后，就要弄清鲍正民究竟是否有作案时间了。一问，鲍正民那天中午请供货方在南京西路“梅龙镇酒家”吃饭，一起吃饭的除了那个中介人，还有协华机器厂、大成机械公司和明太阳工具经销中心的几位供货方谈判代表。
那边，刘三宝也在接受讯问。这位茶馆老板这次折进局子可就比上次糊涂了，因为他说不知何故又把他弄进来了，而且来势很凶，以至于使他根本来不及对账房先生关照一句话。专案人员不搭他的腔，不问别的，单问他跟鲍正民的关系。刘三宝机灵，马上猜测那是鲍正民的问题了，于是把情况爽快地倒了出来：他跟鲍正民原先根本不认识，是一位生意场上的中介朋友介绍过来的，因为知道他跟协华机器厂、大成机械公司的老板都是关系甚铁的朋友，想托他跟对方打个招呼，提供一些紧俏零部件。因为当时朝鲜战争已经打起来了，美国的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西方国家还联合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封锁制裁，所以大家都想赶紧进一些紧俏零部件备用。他听说有好处可捞，也就点了头。除此之外，他根本再也说不出任何内容来了。
专案人员随即对鲍正民和刘三宝所提供的相关证人分头进行了紧急调查。那位中介人证明确实是他为鲍正民和刘三宝之间牵线搭桥了，是那天上午往国际饭店餐厅打电话让侍者找了鲍正民通知他去见刘老板的，也证实那天中午和几家供货方代表在梅龙镇酒家一起吃了饭。
鲍正民的那个只认上海滩三家高级宾馆的富女姘头也找到了，证实鲍正民所言不谬。
“协华”、“大成”、“明太阳”三家供货方代表也证实那天中午确实受鲍正民邀请在梅龙镇酒家吃饭，直到过了1点才离开的。
出于慎重，专案人员还特地前往梅龙镇酒家，向那天当班的侍者调查情况。侍者还记得曾经接待过这样几位顾客。
这样，鲍正民跟“警卫皮包”失窃案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对于专案组来说，此举虽然意外抓获了一名历史反革命分子，但由于案件未破，大伙儿心头都觉得沉甸甸的。
在调查鲍正民的同时，专案人员并没有放弃对于国际饭店案发那天中午前尚未退房的其他宾客的分析，但是并未发现可疑对象。
案子查到这里，再次断线了。专案人员为之深感迷惑，不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江河天和郭俊峰商议后，作出了一个出乎众人意料的决定：全体休息一天，放松一下，然后再举行新一轮的案情分析会。
谁也没有想到，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从而使新一轮的案情分析会提前举行，并令专案组全体人员产生了一种接近成功曙光的亢奋。
新的情况，就是在专案组休息的这天下午不经意间出现的——
这天下午，前一天入住于国际饭店1410房间的一位来自香港的客人给服务台打电话，说她午后睡了一觉，醒来发现放在床头柜上的项链不见了，估计可能是放的位置过于靠近床头柜边缘，睡觉时不留心碰了一下，滑落到床头柜和床的交界缝隙间去了，要求派侍者帮助寻找一下。
两名侍者随即来到1410房间，移开床头柜，那条镶着钻石的白金项链就显现在眼前了。本来这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可是其中一位打从国际饭店开张时就进店效力的老侍者却觉得似乎有点不对头：捡起来的项链上怎么沾有花絮样的脏灰？按照规定，客房每两个星期打扫一次，不应当有这种灰尘出现的，这种灰尘只有没有打扫到的近似密封的床底下才有。由此看来，这几天这张床是被人移动过的。这位侍者联想起这几天一直在折腾着的“皮包失窃案”，心里就多生了一分机灵。当下也不吭声，退出客房后就去找了工会主席。工会主席一听，说这得把床移开了检查一下。
于是服务台就跟这位香港女客联系，找了一个借口让对方换一个房间。那香港人有点迷信，正为这事弄得有点忐忑，一听自是愿意。她前脚刚走，饭店方面后脚就到，移开床一看，只见下面藏着一块比公文包略小的用旧报纸包着的钢板。由于当时对于失窃的皮包内装着何物始终保密，所以饭店方面没有一个人知道关于防弹钢板之事，但不管怎样，这显然是一个异常情况，于是就马上向专案组报告了。
专案组长江河天让专案组其他人休息，他自己却没有回家，还是待在市局为这个案子耗神。接到国际饭店方面的这个电话，顿时一阵激动，当即赶往饭店。江河天之前并没有接触过防弹钢板，但他在向陈毅警卫班方面了解案情时，已经把皮包、包裹钢板的旧报纸以及钢板的尺寸、重量等问得详详细细，所以此刻一看就知道眼前这块钢板八九不离十就是“警卫皮包”里的内容了。于是便一面打电话让派人把全组成员召集过来，一面通知陈毅的警卫参谋火速前来国际饭店辨认实物。
陈毅的警卫参谋赶来一看，确认这块钢板就是丢失的“警卫皮包”里的那块，因为苏联方面定制的这批防弹钢板，正反面的四个角上都是镌刻着编号的，一眼就能分辨清楚。
专案组成员到齐后，就在国际饭店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从饭店大堂总服务台调来的旅客入住登记资料显示，发现床底下藏匿着防弹钢板的1410房间在案发前后入住的是芬兰游客哈默尔夫妇，他们是随这支旅游团从日本抵达上海的，案子发生后的次日傍晚随团一起前往北京了。根据之前的调查，案子发生的那天中午，这对夫妇没有作案时间，两人和旅游团的其他成员一起去虹口公园野餐了。
这样，可以把哈默尔夫妇初步排除在作案者之外。那么，能够把防弹钢板藏到1410房间的人就只有饭店内部人员了。于是又调来了饭店的楼面值班记录，表明在案子发生后能够有条件拿到钥匙进入这个房间的侍者有3人。可是，已经反复调查的情况表明，这3位侍者在案子发生的那天都未曾去过现场，他们和另外两位侍者已经互相证明过当时他们都在14楼干活和闲聊。
众人又考虑到另一种可能：会不会是其他内部人员作案之后通过这三人中的哪位把钢板藏匿于1410房间了？这个可能如果存在，那么那位作案者肯定跟这三人中的某人的关系非常铁，所以，如果要调查的话，那可以从这三位侍者跟饭店内部其他人员的私交上着手调查为妥。这先作为一种可能记录下来了。
专案人员又分析：防弹钢板藏匿于饭店内而不带走，这是什么意思？这从作案者所处的角度来考虑，显然是生怕被人发现，这也是疑为内部人员作案可能的一个理由，因为在这个还用不到穿棉衣的季节就把这样面积的一块钢板夹带出去，毕竟是做贼心虚有点惧怕的。这样，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先把钢板暂时藏匿在饭店某个安全角落里，等到风头过去后、冬天来临可以穿棉衣时再夹带出去，那也不过最多是个把月的时间嘛。至于那个装钢板的皮包，也同样是无法夹带出门的，那则可能早已被剪碎后混杂于垃圾里扔掉了。
这样，越分析就越认为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几率甚高，于是会议就决定立即开始着手对那三位侍者进行外围秘密调查。
调查进行了一天，最后获得的情况却令人不无沮丧：这三位侍者中的一位是个饭店内部没有一个朋友、只知埋头干活的老黄牛，如果没有人跟他说话，他可以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另外两位倒是在饭店内部有朋友的，可是他们的朋友却是饭店的党支部成员和工会负责人，在之前的调查中早已被非常确凿的证据排除了作案可能性。因此，这三位侍者都应当排除藏匿防弹钢板的嫌疑。
这种结果，不免令人沮丧。
当晚，案情分析会再次举行。资深侦查员老黄在会上亮出了一个观点：是否应该考虑把疑点放到已经离开上海去北京的原住在1410房间的芬兰人哈默尔夫妇身上？
这是为什么？已经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老黄说，首先，这肯定不是上次案情分析会上所认为的饭店内部人员藏匿行为，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饭店内部人员不敢冒险把那钢板带离饭店，可是他完全可以请别人入住这个房间后从容取走啊。他做这种事情，显然肯定是奉命行事，指使他的后台人物在获悉作案成功的消息后，还不迅速把钢板拿到手以防夜长梦多？其次，哈默尔为什么把钢板留在饭店没有带走？这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作错了案，他偷窃“警卫皮包”显然是以为那皮包看上去沉甸甸的，估计装着颇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下手行窃。哪知到手后拿回房间一看，方才发现原来里面不过是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块钢板。他肯定不知道这块钢板的用途，只是感到奇怪，就决定扔掉，但无法扔在饭店的垃圾桶里。他可以带出去扔的，因为他不必担心饭店门卫会提防他，但是，他没有这份兴致。于是，他就把这块钢板藏进了床肚。那个皮包，因为是意大利名牌产品，他舍不得丢掉，就留下带走了。所以，那个皮包现在应当还在哈默尔的行李里藏着。
众人听得目瞪口呆，有人回过神来就问，照老黄同志这样说来，这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了？老黄点头，说是的，我认为这是一起刑事案件，但那洋主儿肯定是一个有前科的惯偷，否则，他不可能如此从容和迅疾地混上楼去作这个案子的。
又有人问，我们的便衣不是已经证明芬兰人那天中午在虹口公园野餐，20个人都到齐的吗？这哈默尔怎么有作案时间？
老黄说，对此我表示怀疑，所以我建议把那便衣同志找来，当面再了解一下那天野餐的情况。
专案组长江河天于是就让人往市局打电话，立刻通知那位便衣带着他的工作手册火速赶到国际饭店来，有急事处理。
不到一小时，便衣小董就气喘吁吁地来了。这是一位参加公安工作不过三个月的小青年，面对着眼前这些老刑警的冷峻得使人害怕的神情，还没开口额头上就已经沁汗了。江河天让他不要紧张，回忆一下那天陪同芬兰游客的情况就可以了，主要是上午离开国际饭店时有多少人？中午在虹口公园时有多少人？
小董拿出工作手册，翻着看了看，结结巴巴汇报说，那天上午离开饭店时一共是20位外宾，他数了的，7男13女，这上面都有记录的；中午在虹口公园野餐时，他也作了记录，人数情况相符。
小董在汇报时，早已有人拿着从大堂服务台调来的登记资料在对照了。他话音刚落，一张条子就传到了江河天的手头。江河天看了看，问小董：7男13女一共20位游客，数字没错，性别呢？你把上一天的记录看一看。小董只一看，脸色便倏地变了：芬兰游客抵沪时是8男12女啊！
老黄开口了，说看来那天上午这些芬兰客人中有一位男子没有随同团队集体行动，而是换了另一女子。小董同志，那个冒名顶替的女子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小董瞠目结舌了片刻，吞吞吐吐地说他没有发现有中国人混入了那个旅游团队。众人说那看来是一个外国女子代替某个芬兰男性游客进行了那天的游览活动。军方的副组长郭俊峰问小董，没有人对你作出过解释吗？那看来得找那个导游了解一下情况了。
找导游就费了点周折了，因为当时上海滩还没有一家国营旅行社，所有国内国际的旅游接待公司全是私人经办的。由于局势和交通等问题，所以这些旅行社的经营不是很好，导游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专案人员通过派出所找到旅行社老板已经不容易了，再辗转找到那个导游时，已是下半夜1点多了。
导游被汽车接往国际饭店后进入会议室时，还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抽了几口香烟方才回过神来。他听了情况介绍后说，掉换游客的事情他知道，是那个叫哈默尔的客人这天上午因为觉得肚子不大舒服，所以就提出不参加这天的活动了。团队出发前正好其妻妹、旅居上海的芬兰女子西恩斯娓前来饭店看望姐姐，于是就代替哈默尔去游览了。这事哈默尔的妻子对导游说了，他当然没有二话。
导游说得理直气壮，若无其事，专案人员却被弄得简直无话可说。这事导游应当跟小董沟通一下的，可是公安局却没有这个规定，所以也不好说导游什么。这件事过去后，经江河天的建议，市公安局随即就向全市各旅行社作了有此内容的规定。
按说，专案人员还应当去找那个西恩斯娓，但考虑到时间实在太晚了，还是到天明再说吧。不过老黄的推测基本上属于八九不离十的准确了，所以众人都认同了这一观点。专案组正副组长江河天和郭俊峰交换意见后，决定立即跟北京市公安局联系，让他们协助了解哈默尔的活动行程后即告，同时这边派人前往北京找哈默尔当面了解情况，上海这边待天明后一边找西恩斯娓调查核实，一边在饭店内部找案发那天有可能遇到过哈默尔的员工了解情况。
专案人员老黄、老姜赶到北京时，哈默尔一行已经打好行李，再过一小时就要动身前往前门火车站去广州前往香港了。专案人员看到哈默尔时，那火气自是不打一处来，二话不说先收掉了对方的护照和车票，然后问他就在宾馆进行谈话呢还是去公安局聊聊？哈默尔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边让妻子从行李里拿出那个意大利皮包，一面连声说“对不起”。
这是专门侦查的一起重要案件，当然不是可以用一声“对不起”就解决的，专案人员于是就按照预先定好的方案宣布对哈默尔予以拘留，押解上海处置。
经讯问，案情终于真相大白了：那天，哈默尔因为肚子不适而取消了随同团队活动的计划，他独自留在饭店1410房间里，躺了一上午后，觉得好多了，就准备去外面附近转转，正好在饭店门口目睹陈毅一行抵达饭店。他不懂中国话，所以不知这是上海市长，但一看那气度便知准是大官，于是便对陈毅身边那秘书模样的手里沉甸甸的皮包产生了兴趣，猜测里面肯定装着贵重物品。哈默尔在芬兰是个有过盗窃前科的主儿，尽管已经收手多年，但此刻在异国见到那皮包后还是萌发了隐藏心底多年的贪婪念头，于是便决定试着寻找下手行窃的机会。
哈默尔的心理素质和随机反应绝对到位，脑子里是这么想的，行动马上就跟上了。当下见迎接波兰外宾一行正等待在电梯口去“摩天厅”参加宴会，便凑了上去。我方的警卫人员已经保护着陈毅等人上楼去了，留下担任警戒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便衣警察，他们没有留心到有这样一个家伙混进了波兰外宾的行列，眼里只看着欧洲人的模样，穿着一模一样似的，根本没有在意。于是，哈默尔就顺利地混进了宴会场。
因为是自助冷餐形式，所以现场多了哈默尔这样一个外国男子也就没有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其实哈默尔的主意倒不是想混一顿白食吃，而是盯着警卫人员赵根友、邹为朋手里的皮包，因此他选择了一个靠近门口便于观察那两人的位置进餐。当他发现赵根友离开门口下楼去时，随即跟上，终于顺利得手。
哈默尔把窃得的皮包用脱下的西装掩盖着步行下到10楼，进了房间后迫不及待打开一看，却是一块钢板！不禁大失所望，喃喃骂了几句，寻思倒还不好随手扔掉呢，就想扔到外边去。他毕竟是老贼，经验丰富，先下楼去探看，却见饭店大堂和门口已经被布控了，于是便知道自己此举惹下大麻烦了。当下便先把钢板藏进了床肚。那个皮包原想弄碎了丢进抽水马桶销毁的，但又觉得不甘心白白折腾了一回。想了想，便决定先不动手，留心着外面的动静，若是人家开始搜查了，他这个房间号码排在中间不会是第一个的，那时再销毁也不迟。这样，由于后来警方并未搜查其他楼层，所以那个皮包就保留下来了。次日退房时，哈默尔把皮包放进了行李箱，带到了北京。
“警卫皮包”失窃案的侦查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尽管这个案件有惊无险，但对于刚解放时高级干部的保卫工作如何保证万无一失还是提供了借鉴。为此，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还特地让上海方面整理了详细的材料送往北京，作为改善高级干部的保卫工作措施的参考资料。
白皮猪...
感觉大惊小怪了，其实一块钢板，没啥可供研究的，只要穿甲弹 穿透力尽可能做强就好了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了解，在当时基本上还是农耕社会的背景下，从各个角度而言，一件重要的进口货失窃，免不了翻箱倒柜一番的。
xlfz 发表于 2013-5-31 13:42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了解，在当时基本上还是农耕社会的背景下，从各个角度而言，一件重要的进口货失窃，免不了 ...
不是这原因，而是因为钢板涉及到领导人的防护安全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了解，在当时基本上还是农耕社会的背景下，从各个角度而言，一件重要的进口货失窃，免不了 ...
不是这原因，而是因为钢板涉及到领导人的防护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