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尘封档案》-----盘尼西林走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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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8年第10期
盘尼西林走私案
文 易明佳
一
1951年9月13日下午，台北。
市郊南侧隐藏于重重绿荫中的一幢带着浓厚神秘色彩的日本式花园洋房内，“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正在披阅一份绝密文件。
一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政府派出了由彭德怀为统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正为不知如何对付大陆正义之师准备解放台湾而焦灼不已的蒋介石闻讯大喜，他凭着自己多年来历练的丰富政治经验敏感地察觉到，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方面的出兵，对于中共军队武装解决台湾问题显然起到了一种滞缓作用。而在当时，尽管美国政府已经派遣海军第七舰队来到了台湾海峡，但蒋介石不能保证之后美国肯定会把这一政策长期持续下去。因此，他认为，台湾方面有必要向美国表示出一种超常的友好，同时，也必须申明自己一方对当前世界形势的态度和立场。于是，蒋介石就向美国方面提出：为支持美国对于“韩战”的政策和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台湾愿意派遣精锐军队前往朝鲜参与作战。不料，美国出于对朝作战全盘形势和整个世界潮流态势的发展考虑，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蒋介石理解美国方面的用心，很快就调整了策略，放弃了出兵朝鲜的企图，改为对大陆派遣特务实施收集情报、蓄意破坏等活动。这一策略的具体主持者，是主管台湾情报政治工作的蒋经国。蒋大公子所倚重的，自然是由毛人凤主持的“国防部保密局”。而从1951年初开始，蒋经国就开始频频与毛人凤见面，密议对大陆进行特务破坏活动。毛人凤对蒋氏父子绝对忠诚，也很善于领会蒋氏父子的心思，凭着自己过人的精力全力落实蒋介石的意图。
这天，毛人凤正在审阅一份由“保密局”特工专家策划的一个代号为“901”的绝密级行动计划。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案如果实施成功，能够起到不亚于一个兵团的作战力量。当时，在“保密局”，凡是由毛人凤亲自拍板的行动计划，都被下属认为有绝对把握。这种计划一旦批准，通常就会上报给蒋经国，最后呈现在蒋介石的案头。
二十天后，“保密局”特务许骧璋受命主持执行“901”计划，从台北飞赴香港。稍事停顿后，许骧璋在一个雨夜偷偷上了日本一条名唤“九富丸”的渔轮，三天后抵达当时还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着的一江山岛。1951年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化装成渔民的许骧璋搭乘一条浙江渔船抵达上海定海桥。至此，许骧璋完成了他从台湾潜赴大陆目的地的行程，摇身一变，以西药掮客的身份混进了大上海的茫茫人群中。
许骧璋，江苏无锡人氏，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抗日战争爆发那年他正在上海读大学二年级。跟当时中国许许多多热血青年一样，游行集会、募捐献血，只觉得满腔的爱国热情无处迸发。这时，刚从“复兴社特务处”改为“军统局”的特工专家为这些热血青年设计了一条“救国之路”，从他们中百里挑一遴选出适合从事特工工作的优秀分子，招收进“军统局”，送到了首期特工训练班接受特工训练。戴笠对这件事特别重视，三分之二的学员都是他亲自面试之后拍板的。许骧璋就是戴笠亲自选中的一位学员。
许骧璋从“军统”特训班毕业后，就被派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特训班他学的是情报，但到了上海他有时还客串着搞搞暗杀、设置定时炸弹等属于行动特工的活儿，对付的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和汪伪“76号”特工总部，所以立了几次功。当然，也被日本人和汉奸列入了需要重点对付的特别危险分子的秘密名单。许骧璋算得上是一员福将，他在上海潜伏多年，竟然从来没有暴露过。抗战结束后，许骧璋本来估计是可以到“军统局”总部当个什么官员的，因为戴笠接见他时曾经表示过这层意思。但他的官运有问题，戴笠这话说了不到一个月就死了，这样，许骧璋就被郑介民、毛人凤晾在一旁。后来，他们总算想起这位当年的地下工作有功之臣来了，给了他一个中校军衔，仍打发他去了上海，专搞经济情报。
用许骧璋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来说，叫做“金子总是要发光的”，他在上海竟然又干出了一番名堂，弄到了几份很有价值的国际经济情报。据说其中有一条被蒋介石提供给美国，换得了一个师的美援装备，当然这些装备后来都被林彪、罗荣桓的第四野战军缴获过去了。但是，许骧璋的名字因此而被蒋介石记了下来。这次，毛人凤准备实施“901”计划，蒋介石亲自点名说让“那个姓许的无锡人”去上海走一趟。
现在，许骧璋终于重新踏上了上海这块熟悉的土地。根据事先安排，他先去找住在黄浦区浙江中路上的一个名叫孔爱芳的28岁的女子。
孔爱芳是上海本地人，出身于一个西医家庭，其父早殁，所以家境不佳。孔爱芳在18岁时离家出走，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一个姓姚的汉奸头目作为外妾养着，身边有佣人、保镖、车夫，日子过得很是滋润。姚先生在“76号”分管上海郊区诸县的情报工作，这自然就被纳入了“军统”派遣上海的地下工作者的视线。于是，孔爱芳就被内定为“工作对象”，“军统”上海特区头头命许骧璋采取“一对一”的手段把孔爱芳拿下后控制在手里。
许骧璋先收买了孔爱芳的佣人，通过佣人又软硬兼施地控制了车夫和保镖。这三位并不知道许骧璋的“军统”特工身份，只道是一个花花公子，看上了颇有几分姿色的孔爱芳，也就乐呵呵地接受了贿赂。哪知，许骧璋干的活儿是从孔爱芳那里获取“76号”的情报。所以，当后来事情终于败露，日本宪兵队的警车呼啸而至时，这三位甚至还以为人家东洋先生找错了地方。孔爱芳却因为不在家而逃过了一劫，她的姚先生因此吃了些苦头，后来还是汪精卫发了话才留了一条性命，逃往香港去做生意了。
孔爱芳脱险后，走投无路，找许骧璋求助。但许骧璋没有上峰发话是不能收留她的，于是就给了一笔钱让她自找生路。女人若是记起仇来那是很要命的事儿，孔爱芳从此就一直记着这件事。尽管她感恩于许骧璋当时给过她一笔钱钞，但不能原谅许骧璋是此事肇因。所以，后来她嫁给沪上一个有点名气的资本家做了小老婆后，可以对许骧璋客客气气，仗义疏财，但坚决拒绝许骧璋有时想逢场作戏的念头。这样，许骧璋和孔爱芳之间就属于那种保持着距离但又可以互相说说私话的关系。
这次，许骧璋就是基于这种情况设计了一个方案，让孔爱芳稀里糊涂地协助“保密局”执行“901”计划。
根据潜伏在上海的特务调查，孔爱芳在解放后的生活每况愈下。上海解放前夕，她那资本家老公瞒着她变卖了产业，携着大老婆和子女悄然逃往海外，没有给孔爱芳留下一文钱，只有她住的一套小洋房因为当初是她的产权而算是她的财产了。孔爱芳灵机一动把小洋房出租，用一部分租金在浙江中路租了一个住处，剩下的就作为生活费打发了。孔爱芳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很喜欢跳舞，差不多天天去“百乐门”，不久就搭识了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名叫甘祖强的小白脸。两人这时已经同居了半年。
许骧璋的登门使孔爱芳深感意外，这倒不是他的特务身份。许骧璋从来没有对孔爱芳暴露过自己的特务身份，多年前的那桩“76号”案子，事后对孔爱芳的解释也是“受朋友之托”，他对外的身份是生意场上的掮客或者洋行的买办。问题是，自1949年春天江南地区行将解放始，许骧璋就跟孔爱芳中断了联系，孔爱芳一直以为他已经失踪了。现在冷不防突然冒了出来，许骧璋对她的解释是，自己去广州那边发展了，现在混得还可以，这次来沪考察商机，打算住一段时间，因为惦记着她，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她，马上过来探望。说着，许骧璋就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礼品：高级化妆品、时尚服装、皮鞋，还有几筒香烟，都是舶来品。香烟是送给甘祖强的，因为这个小白脸也是“保密局”的“901”计划中的一枚棋子。
当时，上海滩能够享用舶来品的人已经不多，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共同经济封锁，中断了贸易。所以，海外商品成了罕见之物，谁拥有那就不但具有一种享用之优，还代表着一份心理上的虚荣。因此，许骧璋的这些礼品极受孔爱芳、甘祖强这对同居者的欢迎，也就很容易地赢得了两人的信任。
二
随后，许骧璋就跟甘祖强套起了近乎，对孔爱芳倒反而冷淡了。
甘祖强的出身并不高贵，他的老爸是给一位英国在沪经商的老板当听差的。正是由于这一点，甘祖强从小就从老爸那里学得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渐渐还知道了外国贵族的一些做派。这样，当他成年后，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具有高贵门第背景、自小就在国外生活的华侨子弟，就不是一桩很犯难的事情了。他那副白脸小生的面容和经常从事“勃克新”(英语Boxing：拳击)活动而形成的体魄，要想吃软饭那就是上天特赐给他的福分了，对付孔爱芳那样的女人，自然就是小菜一碟了。但是，他跟孔爱芳的交往却是看走了眼，他以为对方很有钱，寻思靠在孔爱芳身上挥霍一番不成问题，哪知同居了方才知道孔爱芳只有一套小洋房，暗叹自己眼力不济之余又动起了另一番脑筋。这个脑筋后来在他落网后交代出来,是想把孔爱芳的那套洋房骗卖后卷款玩消失。
不过，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计划，火候到了方才能把洋房的产权凭证骗到手，所以，甘祖强眼下就得捺着性子讨好孔爱芳。他是吃软饭的老手了，讨好女人倒是很从容，但就是缺乏实力，没有装扮如他对孔爱芳所说的自己是华侨子弟的经济基础。为此，他已经悄然背了若干债务。甘祖强以前吃软饭时曾经跟在人家后面接触过生意方面的事儿，他自己空闲时偶尔也做做掮客。所以，他盘算着最好先弄点掮客生意来做做，以解决眼前的经济拮据问题。
许骧璋的出现、许骧璋对甘祖强说的一番话，使甘祖强很感兴趣。许骧璋跟甘祖强喝了几次酒后，基本上已经摸清了对方的路数，这跟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奉命调查到的情况差不多。于是对甘祖强说我在上海有一个好友，听说在经营西药方面很有路子，如果老弟有兴趣的话，我倒是可以介绍你们两人认识一下的，看是否有合作的可能。甘祖强一听，寻思这真是正想瞌睡有人送枕头来了，于是马上连声说好，谢声不迭。
这样，“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特务仇学武就出场了。仇学武年岁比许骧璋大几岁，但参加“军统”却是抗战结束后的事儿了。他原是“国军”的中尉政工人员，抗战结束后裁减部队政工人员，戴笠正好择优录取从中挑选了一批，进行特务技能训练。当时，给仇学武当教官的那批人已经属于许骧璋当年在“军统”特训班当学员时的学弟了，所以，若按武林规矩来论的话，许骧璋应该是仇学武的师叔了。这次，根据台湾方面的指令，让仇学武担任许骧璋在沪执行“901”计划的助手，这对仇学武而言自然不得不生发出一丝受宠若惊之感，寻思一定得好好表现一番，努力完成使命，给自己创造一条升官发财之道。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让“901”计划的内容曝光了。要说这个计划内容，先要从“二战”时最为风靡的一种西药盘尼西林说起。盘尼西林是英文的音译，中文的准确表述是“青霉素”。
青霉素的发现开创了人类征服病菌的一条崭新的道路，之后科学家又据此生产了其他抗生素，一直到今天还在不断研制着这个霉素那个霉素。
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因“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而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在英美政府的鼓励下，药品制造商进入了这个领域，很快就解决了批量生产青霉素的方法。这种珍贵的新药一出现，马上就被公众认为是“神奇救命药”。由于产量低且成本高，最初两三年间青霉素只是留给战争伤员使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青霉素的价格大幅度下降，接着，英国、美国政府相继宣布解除青霉素出口的禁令，青霉素才以缓慢的速度和极少的数量流入英美以外的国家的黑市。对于全世界的需求量而言，这些流出的青霉素的数量显然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价格仍然高不可攀，令人咋舌。1946年上海西药黑市场上黄牛推出的盘尼西林的等重价格甚至一度超过了黄金。
随着中国大陆诸多城市相继获得解放，从事黑市走私盘尼西林的主儿们都闻风而遁。走私盘尼西林的主要渠道——香港、澳门那边的口子也已被封闭，因此，盘尼西林在黑市场上基本消失了。人民政府卫生管理机构则由于西方国家的禁运而无法从海外采购到盘尼西林，所以，医院、医药商店也是无此药可卖。当时的苏联已经能够自己生产盘尼西林，根据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协议，苏联能向中国出口一些盘尼西林。但是，这些进口的盘尼西林相对中国的需求量而言，简直是微乎其微。尤其是当时中国大陆还在进行追击国民党残余军队和剿匪战争，军队对于盘尼西林的需求量很大。因此，盘尼西林是当时中国最为缺乏的西药。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对苏联进行访问时，与斯大林谈到了请苏联政府援建制造包括盘尼西林在内的一些西药的药厂。苏联政府将该项目列入了对新中国首批援建的项目。三年后，中国终于能够自己生产盘尼西林了，上市时的药名改为正规的名称——青霉素。
1951年，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尚未能够自己生产盘尼西林，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大批官兵负伤。不难想象，盘尼西林对于当时的志愿军是多么缺乏。
台湾“保密局”的特工专家就是基于这种形势背景，策划了“901”计划：将一种由美国间谍机构研制的无色无味且通常药检手段无法检测出的毒药混入盘尼西林针剂药粉内，将这些盘尼西林作为走私货偷偷运往上海，物色一个蒙在鼓里的局外人作为货主接收货物；安排另一名局外人对此事进行举报，从而使中共方面安排力量截获这批走私药品；中共方面获得这批中国大陆特别急需的药品后，肯定会检验，但凭大陆药检部门目前的检测水平是不可能发现这些盘尼西林针剂中混入了毒药的，所以会作出这是正常的盘尼西林针剂的检测结论。这样，这批药品就不会被销毁，根据大陆目前对于盘尼西林的缺货状况，自然也不可能送往医院或者西药房作为商品出售，而会将其放到最需要的地方——那就是提供给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了。那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在使用这种特殊的盘尼西林之后，初时跟使用正宗产品没有什么两样，伤口也能痊愈，身体也没有什么反应。但是，过了大约半年之后，美国专家研制的慢性毒药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能够使人的内脏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渐渐地腐烂，然后有一天就突然死亡了。更为可怕的是，即使死亡之后对尸体进行解剖，也无法查出这是毒药在起作用。
许骧璋物色的接收这批特殊走私货的“蒙在鼓里”的主儿，就是“花花公子”甘祖强，让助手仇学武去做具体工作，而他本人要做的是把孔爱芳“培养”成一个举报者，让她去举报甘祖强。鉴于孔爱芳与甘祖强的同居关系，要做通她的思想工作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必须得由许骧璋这个老牌情报特工亲自策划了。
之后几天，仇学武和甘祖强打得火热，已经具体谈到了关于走私这批盘尼西林的问题。甘祖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表示非常愿意跟仇学武合作，不过，资金却是一个问题。据仇学武说，这批盘尼西林的数量大约在3000盒，需要一笔巨款才能买到手。而走私货物的规矩甘祖强也是知道的，向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此，甘祖强就对仇学武说了这个问题，表示自己拿不出哪怕是百分之一的资金。
仇学武怎么说？他当然不能大包大揽地说你拿不出不要紧，由我来拿就是。如果这样说了，那就容易露馅，因为能够拿出这笔巨款的人，是不可能看中甘祖强这样的角色并将其选为合作对象的。仇学武的说法是由许骧璋事先传授过的。他说，老弟你拿不出百分之一，不瞒你说，老兄我连百分之零点五也拿不出。不过没有关系，这笔资金是由别人出的，我不过是他的代理人罢了，我一个人可能忙不过来，再说也没有经验，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活儿，听说老弟你以前曾经走私过五金产品，所以想请你跟我合作一把，反正有好处大家平分就是了。什么叫哥们儿？这就叫哥们儿，还是铁的!
谈话进行到这一步，就该暂且打住告一段落了，一下子谈得太深了，容易吓着人家，甘祖强不过才26岁一个青年哩。又过了两天，仇学武再次跟甘祖强见面，这回就谈深了：老弟啊，我跟人家投资方说了，投资方的意思是这种事儿在旧社会就属于犯法，现在新社会那就更加不用说了，咱跟甘祖强初次结识，凭什么这样相信人家？
甘祖强一听就急了，这不是不带我了吗？于是就急赤白脸地打断仇学武的话要求一定带上他一起做，并说他眼下是如何如何需要获得发财的机会，说到动情处，甚至落了眼泪。这，完全在许骧璋的预料之中，这就是专业特工的水平了。仇学武见时机成熟就说：老弟啊，我没想到你对这件事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份积极性真是令人感动。这样吧，我给你向人家投资方再说说看，尽量替你争取到这个机会吧。
当天晚上，仇学武到甘祖强下榻的浙江中路孔爱芳住所来了，“正好”许骧璋也来看孔爱芳。甘祖强自然要避着那二位，于是就把仇学武扯到房间里去说话了。仇学武对甘祖强说，人家投资方的意思是：既然如此，那就让你老弟交纳一笔保证金表示诚意吧。你可以放心，这笔保证金不是投资，不会拿去作为本钱的，不管这次买卖做得成与不成，事后都会一文不少还给你的。甘祖强一听就来了劲儿，问保证金需要交多少。仇学武说不能少于1000万元吧(注：旧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1000元)。当时物价低廉，100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额，甘祖强听了顿时脸有难色。仇学武说你如果觉得为难，那也有一个办法，可以用同等价值的东西作抵押的。甘祖强先是一喜，然后就苦着脸只是摇头，暗忖我的所谓华侨身份那是编造的，我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大概就是老爸那台十七灯旧收音机，拿到电器行去恐怕也卖不了1000万元保证金的百分之一哩，我有什么东西抵押？
仇学武对于甘祖强的神色不读也懂，因为事先“保密局”早已调查得清清楚楚，如果眼前这小子真拿得出1000万元保证金的话，大概特工专家也不会将其作为工作对象了呢。他没有对甘祖强说拿什么东西抵押，只是微笑着，用那种像是很和蔼、客气的眼光看着对方。甘祖强当然不笨，他既然一心要往这个套套里钻，那自会想出主意来的。片刻，他就打定主意，对仇学武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现在跟我同居的阿姐的一套洋房的房契悄悄借用一下。
用犯罪心理学来分析，甘祖强的这个选择属于偶然中的必然。之前他就有过把孔爱芳的那套小洋房偷偷卖掉后卷款玩消失的念头。只是要做成此事，得请孔爱芳本人亲自出场。当时上海滩的房屋产权凭证还延续解放前的旧凭证，如果房子是自己出资建造的，那就凭出资人与营造商的合约在房子造好后向工部局申领房契；如果房子是通过买卖所得，那就由房屋转让人约请两名中间人作证当场立下房屋出让契约。解放后，市民如果要买卖房屋，还是按照旧规矩办。这对于甘祖强想把孔爱芳的洋房骗卖是一个难题，你即使拿到了孔爱芳当初买进房子时的房契也没用，因为必须让孔爱芳亲自到场签名画押才行，这需要他耗费时间对孔爱芳下水磨工夫，火候不到别撒网，否则准会把鸟儿惊飞了。而眼下的抵押就不同了，甘祖强只要把孔爱芳的房契偷偷拿到手，交给仇学武，就算完成抵押了，完事后再拿回来悄然放回原处就是。
甘祖强得意扬扬地对仇学武说了说，仇学武说这事我不表态，你自个儿看着办吧。甘祖强说那就这样定了，你等我的消息就是!
这番密议，自然落到了由许骧璋在外屋暗示下对甘祖强和仇学武的鬼鬼祟祟之举产生了好奇加怀疑之心从而进行偷听的孔爱芳的耳朵里，真个是又惊又恼，自然要作出一番反应。
可是，孔爱芳作出的反应却让许骧璋大失所望!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8年第10期
盘尼西林走私案
文 易明佳
一
1951年9月13日下午，台北。
市郊南侧隐藏于重重绿荫中的一幢带着浓厚神秘色彩的日本式花园洋房内，“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正在披阅一份绝密文件。
一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政府派出了由彭德怀为统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正为不知如何对付大陆正义之师准备解放台湾而焦灼不已的蒋介石闻讯大喜，他凭着自己多年来历练的丰富政治经验敏感地察觉到，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方面的出兵，对于中共军队武装解决台湾问题显然起到了一种滞缓作用。而在当时，尽管美国政府已经派遣海军第七舰队来到了台湾海峡，但蒋介石不能保证之后美国肯定会把这一政策长期持续下去。因此，他认为，台湾方面有必要向美国表示出一种超常的友好，同时，也必须申明自己一方对当前世界形势的态度和立场。于是，蒋介石就向美国方面提出：为支持美国对于“韩战”的政策和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台湾愿意派遣精锐军队前往朝鲜参与作战。不料，美国出于对朝作战全盘形势和整个世界潮流态势的发展考虑，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蒋介石理解美国方面的用心，很快就调整了策略，放弃了出兵朝鲜的企图，改为对大陆派遣特务实施收集情报、蓄意破坏等活动。这一策略的具体主持者，是主管台湾情报政治工作的蒋经国。蒋大公子所倚重的，自然是由毛人凤主持的“国防部保密局”。而从1951年初开始，蒋经国就开始频频与毛人凤见面，密议对大陆进行特务破坏活动。毛人凤对蒋氏父子绝对忠诚，也很善于领会蒋氏父子的心思，凭着自己过人的精力全力落实蒋介石的意图。
这天，毛人凤正在审阅一份由“保密局”特工专家策划的一个代号为“901”的绝密级行动计划。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案如果实施成功，能够起到不亚于一个兵团的作战力量。当时，在“保密局”，凡是由毛人凤亲自拍板的行动计划，都被下属认为有绝对把握。这种计划一旦批准，通常就会上报给蒋经国，最后呈现在蒋介石的案头。
二十天后，“保密局”特务许骧璋受命主持执行“901”计划，从台北飞赴香港。稍事停顿后，许骧璋在一个雨夜偷偷上了日本一条名唤“九富丸”的渔轮，三天后抵达当时还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着的一江山岛。1951年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化装成渔民的许骧璋搭乘一条浙江渔船抵达上海定海桥。至此，许骧璋完成了他从台湾潜赴大陆目的地的行程，摇身一变，以西药掮客的身份混进了大上海的茫茫人群中。
许骧璋，江苏无锡人氏，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抗日战争爆发那年他正在上海读大学二年级。跟当时中国许许多多热血青年一样，游行集会、募捐献血，只觉得满腔的爱国热情无处迸发。这时，刚从“复兴社特务处”改为“军统局”的特工专家为这些热血青年设计了一条“救国之路”，从他们中百里挑一遴选出适合从事特工工作的优秀分子，招收进“军统局”，送到了首期特工训练班接受特工训练。戴笠对这件事特别重视，三分之二的学员都是他亲自面试之后拍板的。许骧璋就是戴笠亲自选中的一位学员。
许骧璋从“军统”特训班毕业后，就被派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特训班他学的是情报，但到了上海他有时还客串着搞搞暗杀、设置定时炸弹等属于行动特工的活儿，对付的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和汪伪“76号”特工总部，所以立了几次功。当然，也被日本人和汉奸列入了需要重点对付的特别危险分子的秘密名单。许骧璋算得上是一员福将，他在上海潜伏多年，竟然从来没有暴露过。抗战结束后，许骧璋本来估计是可以到“军统局”总部当个什么官员的，因为戴笠接见他时曾经表示过这层意思。但他的官运有问题，戴笠这话说了不到一个月就死了，这样，许骧璋就被郑介民、毛人凤晾在一旁。后来，他们总算想起这位当年的地下工作有功之臣来了，给了他一个中校军衔，仍打发他去了上海，专搞经济情报。
用许骧璋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来说，叫做“金子总是要发光的”，他在上海竟然又干出了一番名堂，弄到了几份很有价值的国际经济情报。据说其中有一条被蒋介石提供给美国，换得了一个师的美援装备，当然这些装备后来都被林彪、罗荣桓的第四野战军缴获过去了。但是，许骧璋的名字因此而被蒋介石记了下来。这次，毛人凤准备实施“901”计划，蒋介石亲自点名说让“那个姓许的无锡人”去上海走一趟。
现在，许骧璋终于重新踏上了上海这块熟悉的土地。根据事先安排，他先去找住在黄浦区浙江中路上的一个名叫孔爱芳的28岁的女子。
孔爱芳是上海本地人，出身于一个西医家庭，其父早殁，所以家境不佳。孔爱芳在18岁时离家出走，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一个姓姚的汉奸头目作为外妾养着，身边有佣人、保镖、车夫，日子过得很是滋润。姚先生在“76号”分管上海郊区诸县的情报工作，这自然就被纳入了“军统”派遣上海的地下工作者的视线。于是，孔爱芳就被内定为“工作对象”，“军统”上海特区头头命许骧璋采取“一对一”的手段把孔爱芳拿下后控制在手里。
许骧璋先收买了孔爱芳的佣人，通过佣人又软硬兼施地控制了车夫和保镖。这三位并不知道许骧璋的“军统”特工身份，只道是一个花花公子，看上了颇有几分姿色的孔爱芳，也就乐呵呵地接受了贿赂。哪知，许骧璋干的活儿是从孔爱芳那里获取“76号”的情报。所以，当后来事情终于败露，日本宪兵队的警车呼啸而至时，这三位甚至还以为人家东洋先生找错了地方。孔爱芳却因为不在家而逃过了一劫，她的姚先生因此吃了些苦头，后来还是汪精卫发了话才留了一条性命，逃往香港去做生意了。
孔爱芳脱险后，走投无路，找许骧璋求助。但许骧璋没有上峰发话是不能收留她的，于是就给了一笔钱让她自找生路。女人若是记起仇来那是很要命的事儿，孔爱芳从此就一直记着这件事。尽管她感恩于许骧璋当时给过她一笔钱钞，但不能原谅许骧璋是此事肇因。所以，后来她嫁给沪上一个有点名气的资本家做了小老婆后，可以对许骧璋客客气气，仗义疏财，但坚决拒绝许骧璋有时想逢场作戏的念头。这样，许骧璋和孔爱芳之间就属于那种保持着距离但又可以互相说说私话的关系。
这次，许骧璋就是基于这种情况设计了一个方案，让孔爱芳稀里糊涂地协助“保密局”执行“901”计划。
根据潜伏在上海的特务调查，孔爱芳在解放后的生活每况愈下。上海解放前夕，她那资本家老公瞒着她变卖了产业，携着大老婆和子女悄然逃往海外，没有给孔爱芳留下一文钱，只有她住的一套小洋房因为当初是她的产权而算是她的财产了。孔爱芳灵机一动把小洋房出租，用一部分租金在浙江中路租了一个住处，剩下的就作为生活费打发了。孔爱芳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很喜欢跳舞，差不多天天去“百乐门”，不久就搭识了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名叫甘祖强的小白脸。两人这时已经同居了半年。
许骧璋的登门使孔爱芳深感意外，这倒不是他的特务身份。许骧璋从来没有对孔爱芳暴露过自己的特务身份，多年前的那桩“76号”案子，事后对孔爱芳的解释也是“受朋友之托”，他对外的身份是生意场上的掮客或者洋行的买办。问题是，自1949年春天江南地区行将解放始，许骧璋就跟孔爱芳中断了联系，孔爱芳一直以为他已经失踪了。现在冷不防突然冒了出来，许骧璋对她的解释是，自己去广州那边发展了，现在混得还可以，这次来沪考察商机，打算住一段时间，因为惦记着她，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她，马上过来探望。说着，许骧璋就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礼品：高级化妆品、时尚服装、皮鞋，还有几筒香烟，都是舶来品。香烟是送给甘祖强的，因为这个小白脸也是“保密局”的“901”计划中的一枚棋子。
当时，上海滩能够享用舶来品的人已经不多，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共同经济封锁，中断了贸易。所以，海外商品成了罕见之物，谁拥有那就不但具有一种享用之优，还代表着一份心理上的虚荣。因此，许骧璋的这些礼品极受孔爱芳、甘祖强这对同居者的欢迎，也就很容易地赢得了两人的信任。
二
随后，许骧璋就跟甘祖强套起了近乎，对孔爱芳倒反而冷淡了。
甘祖强的出身并不高贵，他的老爸是给一位英国在沪经商的老板当听差的。正是由于这一点，甘祖强从小就从老爸那里学得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渐渐还知道了外国贵族的一些做派。这样，当他成年后，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具有高贵门第背景、自小就在国外生活的华侨子弟，就不是一桩很犯难的事情了。他那副白脸小生的面容和经常从事“勃克新”(英语Boxing：拳击)活动而形成的体魄，要想吃软饭那就是上天特赐给他的福分了，对付孔爱芳那样的女人，自然就是小菜一碟了。但是，他跟孔爱芳的交往却是看走了眼，他以为对方很有钱，寻思靠在孔爱芳身上挥霍一番不成问题，哪知同居了方才知道孔爱芳只有一套小洋房，暗叹自己眼力不济之余又动起了另一番脑筋。这个脑筋后来在他落网后交代出来,是想把孔爱芳的那套洋房骗卖后卷款玩消失。
不过，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计划，火候到了方才能把洋房的产权凭证骗到手，所以，甘祖强眼下就得捺着性子讨好孔爱芳。他是吃软饭的老手了，讨好女人倒是很从容，但就是缺乏实力，没有装扮如他对孔爱芳所说的自己是华侨子弟的经济基础。为此，他已经悄然背了若干债务。甘祖强以前吃软饭时曾经跟在人家后面接触过生意方面的事儿，他自己空闲时偶尔也做做掮客。所以，他盘算着最好先弄点掮客生意来做做，以解决眼前的经济拮据问题。
许骧璋的出现、许骧璋对甘祖强说的一番话，使甘祖强很感兴趣。许骧璋跟甘祖强喝了几次酒后，基本上已经摸清了对方的路数，这跟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奉命调查到的情况差不多。于是对甘祖强说我在上海有一个好友，听说在经营西药方面很有路子，如果老弟有兴趣的话，我倒是可以介绍你们两人认识一下的，看是否有合作的可能。甘祖强一听，寻思这真是正想瞌睡有人送枕头来了，于是马上连声说好，谢声不迭。
这样，“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特务仇学武就出场了。仇学武年岁比许骧璋大几岁，但参加“军统”却是抗战结束后的事儿了。他原是“国军”的中尉政工人员，抗战结束后裁减部队政工人员，戴笠正好择优录取从中挑选了一批，进行特务技能训练。当时，给仇学武当教官的那批人已经属于许骧璋当年在“军统”特训班当学员时的学弟了，所以，若按武林规矩来论的话，许骧璋应该是仇学武的师叔了。这次，根据台湾方面的指令，让仇学武担任许骧璋在沪执行“901”计划的助手，这对仇学武而言自然不得不生发出一丝受宠若惊之感，寻思一定得好好表现一番，努力完成使命，给自己创造一条升官发财之道。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让“901”计划的内容曝光了。要说这个计划内容，先要从“二战”时最为风靡的一种西药盘尼西林说起。盘尼西林是英文的音译，中文的准确表述是“青霉素”。
青霉素的发现开创了人类征服病菌的一条崭新的道路，之后科学家又据此生产了其他抗生素，一直到今天还在不断研制着这个霉素那个霉素。
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因“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而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在英美政府的鼓励下，药品制造商进入了这个领域，很快就解决了批量生产青霉素的方法。这种珍贵的新药一出现，马上就被公众认为是“神奇救命药”。由于产量低且成本高，最初两三年间青霉素只是留给战争伤员使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青霉素的价格大幅度下降，接着，英国、美国政府相继宣布解除青霉素出口的禁令，青霉素才以缓慢的速度和极少的数量流入英美以外的国家的黑市。对于全世界的需求量而言，这些流出的青霉素的数量显然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价格仍然高不可攀，令人咋舌。1946年上海西药黑市场上黄牛推出的盘尼西林的等重价格甚至一度超过了黄金。
随着中国大陆诸多城市相继获得解放，从事黑市走私盘尼西林的主儿们都闻风而遁。走私盘尼西林的主要渠道——香港、澳门那边的口子也已被封闭，因此，盘尼西林在黑市场上基本消失了。人民政府卫生管理机构则由于西方国家的禁运而无法从海外采购到盘尼西林，所以，医院、医药商店也是无此药可卖。当时的苏联已经能够自己生产盘尼西林，根据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协议，苏联能向中国出口一些盘尼西林。但是，这些进口的盘尼西林相对中国的需求量而言，简直是微乎其微。尤其是当时中国大陆还在进行追击国民党残余军队和剿匪战争，军队对于盘尼西林的需求量很大。因此，盘尼西林是当时中国最为缺乏的西药。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对苏联进行访问时，与斯大林谈到了请苏联政府援建制造包括盘尼西林在内的一些西药的药厂。苏联政府将该项目列入了对新中国首批援建的项目。三年后，中国终于能够自己生产盘尼西林了，上市时的药名改为正规的名称——青霉素。
1951年，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尚未能够自己生产盘尼西林，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大批官兵负伤。不难想象，盘尼西林对于当时的志愿军是多么缺乏。
台湾“保密局”的特工专家就是基于这种形势背景，策划了“901”计划：将一种由美国间谍机构研制的无色无味且通常药检手段无法检测出的毒药混入盘尼西林针剂药粉内，将这些盘尼西林作为走私货偷偷运往上海，物色一个蒙在鼓里的局外人作为货主接收货物；安排另一名局外人对此事进行举报，从而使中共方面安排力量截获这批走私药品；中共方面获得这批中国大陆特别急需的药品后，肯定会检验，但凭大陆药检部门目前的检测水平是不可能发现这些盘尼西林针剂中混入了毒药的，所以会作出这是正常的盘尼西林针剂的检测结论。这样，这批药品就不会被销毁，根据大陆目前对于盘尼西林的缺货状况，自然也不可能送往医院或者西药房作为商品出售，而会将其放到最需要的地方——那就是提供给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了。那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在使用这种特殊的盘尼西林之后，初时跟使用正宗产品没有什么两样，伤口也能痊愈，身体也没有什么反应。但是，过了大约半年之后，美国专家研制的慢性毒药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能够使人的内脏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渐渐地腐烂，然后有一天就突然死亡了。更为可怕的是，即使死亡之后对尸体进行解剖，也无法查出这是毒药在起作用。
许骧璋物色的接收这批特殊走私货的“蒙在鼓里”的主儿，就是“花花公子”甘祖强，让助手仇学武去做具体工作，而他本人要做的是把孔爱芳“培养”成一个举报者，让她去举报甘祖强。鉴于孔爱芳与甘祖强的同居关系，要做通她的思想工作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必须得由许骧璋这个老牌情报特工亲自策划了。
之后几天，仇学武和甘祖强打得火热，已经具体谈到了关于走私这批盘尼西林的问题。甘祖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表示非常愿意跟仇学武合作，不过，资金却是一个问题。据仇学武说，这批盘尼西林的数量大约在3000盒，需要一笔巨款才能买到手。而走私货物的规矩甘祖强也是知道的，向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此，甘祖强就对仇学武说了这个问题，表示自己拿不出哪怕是百分之一的资金。
仇学武怎么说？他当然不能大包大揽地说你拿不出不要紧，由我来拿就是。如果这样说了，那就容易露馅，因为能够拿出这笔巨款的人，是不可能看中甘祖强这样的角色并将其选为合作对象的。仇学武的说法是由许骧璋事先传授过的。他说，老弟你拿不出百分之一，不瞒你说，老兄我连百分之零点五也拿不出。不过没有关系，这笔资金是由别人出的，我不过是他的代理人罢了，我一个人可能忙不过来，再说也没有经验，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活儿，听说老弟你以前曾经走私过五金产品，所以想请你跟我合作一把，反正有好处大家平分就是了。什么叫哥们儿？这就叫哥们儿，还是铁的!
谈话进行到这一步，就该暂且打住告一段落了，一下子谈得太深了，容易吓着人家，甘祖强不过才26岁一个青年哩。又过了两天，仇学武再次跟甘祖强见面，这回就谈深了：老弟啊，我跟人家投资方说了，投资方的意思是这种事儿在旧社会就属于犯法，现在新社会那就更加不用说了，咱跟甘祖强初次结识，凭什么这样相信人家？
甘祖强一听就急了，这不是不带我了吗？于是就急赤白脸地打断仇学武的话要求一定带上他一起做，并说他眼下是如何如何需要获得发财的机会，说到动情处，甚至落了眼泪。这，完全在许骧璋的预料之中，这就是专业特工的水平了。仇学武见时机成熟就说：老弟啊，我没想到你对这件事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份积极性真是令人感动。这样吧，我给你向人家投资方再说说看，尽量替你争取到这个机会吧。
当天晚上，仇学武到甘祖强下榻的浙江中路孔爱芳住所来了，“正好”许骧璋也来看孔爱芳。甘祖强自然要避着那二位，于是就把仇学武扯到房间里去说话了。仇学武对甘祖强说，人家投资方的意思是：既然如此，那就让你老弟交纳一笔保证金表示诚意吧。你可以放心，这笔保证金不是投资，不会拿去作为本钱的，不管这次买卖做得成与不成，事后都会一文不少还给你的。甘祖强一听就来了劲儿，问保证金需要交多少。仇学武说不能少于1000万元吧(注：旧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1000元)。当时物价低廉，100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额，甘祖强听了顿时脸有难色。仇学武说你如果觉得为难，那也有一个办法，可以用同等价值的东西作抵押的。甘祖强先是一喜，然后就苦着脸只是摇头，暗忖我的所谓华侨身份那是编造的，我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大概就是老爸那台十七灯旧收音机，拿到电器行去恐怕也卖不了1000万元保证金的百分之一哩，我有什么东西抵押？
仇学武对于甘祖强的神色不读也懂，因为事先“保密局”早已调查得清清楚楚，如果眼前这小子真拿得出1000万元保证金的话，大概特工专家也不会将其作为工作对象了呢。他没有对甘祖强说拿什么东西抵押，只是微笑着，用那种像是很和蔼、客气的眼光看着对方。甘祖强当然不笨，他既然一心要往这个套套里钻，那自会想出主意来的。片刻，他就打定主意，对仇学武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现在跟我同居的阿姐的一套洋房的房契悄悄借用一下。
用犯罪心理学来分析，甘祖强的这个选择属于偶然中的必然。之前他就有过把孔爱芳的那套小洋房偷偷卖掉后卷款玩消失的念头。只是要做成此事，得请孔爱芳本人亲自出场。当时上海滩的房屋产权凭证还延续解放前的旧凭证，如果房子是自己出资建造的，那就凭出资人与营造商的合约在房子造好后向工部局申领房契；如果房子是通过买卖所得，那就由房屋转让人约请两名中间人作证当场立下房屋出让契约。解放后，市民如果要买卖房屋，还是按照旧规矩办。这对于甘祖强想把孔爱芳的洋房骗卖是一个难题，你即使拿到了孔爱芳当初买进房子时的房契也没用，因为必须让孔爱芳亲自到场签名画押才行，这需要他耗费时间对孔爱芳下水磨工夫，火候不到别撒网，否则准会把鸟儿惊飞了。而眼下的抵押就不同了，甘祖强只要把孔爱芳的房契偷偷拿到手，交给仇学武，就算完成抵押了，完事后再拿回来悄然放回原处就是。
甘祖强得意扬扬地对仇学武说了说，仇学武说这事我不表态，你自个儿看着办吧。甘祖强说那就这样定了，你等我的消息就是!
这番密议，自然落到了由许骧璋在外屋暗示下对甘祖强和仇学武的鬼鬼祟祟之举产生了好奇加怀疑之心从而进行偷听的孔爱芳的耳朵里，真个是又惊又恼，自然要作出一番反应。
可是，孔爱芳作出的反应却让许骧璋大失所望!
盘尼西林走私案
文 易明佳
一
1951年9月13日下午，台北。
市郊南侧隐藏于重重绿荫中的一幢带着浓厚神秘色彩的日本式花园洋房内，“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正在披阅一份绝密文件。
一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政府派出了由彭德怀为统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正为不知如何对付大陆正义之师准备解放台湾而焦灼不已的蒋介石闻讯大喜，他凭着自己多年来历练的丰富政治经验敏感地察觉到，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方面的出兵，对于中共军队武装解决台湾问题显然起到了一种滞缓作用。而在当时，尽管美国政府已经派遣海军第七舰队来到了台湾海峡，但蒋介石不能保证之后美国肯定会把这一政策长期持续下去。因此，他认为，台湾方面有必要向美国表示出一种超常的友好，同时，也必须申明自己一方对当前世界形势的态度和立场。于是，蒋介石就向美国方面提出：为支持美国对于“韩战”的政策和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台湾愿意派遣精锐军队前往朝鲜参与作战。不料，美国出于对朝作战全盘形势和整个世界潮流态势的发展考虑，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蒋介石理解美国方面的用心，很快就调整了策略，放弃了出兵朝鲜的企图，改为对大陆派遣特务实施收集情报、蓄意破坏等活动。这一策略的具体主持者，是主管台湾情报政治工作的蒋经国。蒋大公子所倚重的，自然是由毛人凤主持的“国防部保密局”。而从1951年初开始，蒋经国就开始频频与毛人凤见面，密议对大陆进行特务破坏活动。毛人凤对蒋氏父子绝对忠诚，也很善于领会蒋氏父子的心思，凭着自己过人的精力全力落实蒋介石的意图。
这天，毛人凤正在审阅一份由“保密局”特工专家策划的一个代号为“901”的绝密级行动计划。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案如果实施成功，能够起到不亚于一个兵团的作战力量。当时，在“保密局”，凡是由毛人凤亲自拍板的行动计划，都被下属认为有绝对把握。这种计划一旦批准，通常就会上报给蒋经国，最后呈现在蒋介石的案头。
二十天后，“保密局”特务许骧璋受命主持执行“901”计划，从台北飞赴香港。稍事停顿后，许骧璋在一个雨夜偷偷上了日本一条名唤“九富丸”的渔轮，三天后抵达当时还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着的一江山岛。1951年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化装成渔民的许骧璋搭乘一条浙江渔船抵达上海定海桥。至此，许骧璋完成了他从台湾潜赴大陆目的地的行程，摇身一变，以西药掮客的身份混进了大上海的茫茫人群中。
许骧璋，江苏无锡人氏，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抗日战争爆发那年他正在上海读大学二年级。跟当时中国许许多多热血青年一样，游行集会、募捐献血，只觉得满腔的爱国热情无处迸发。这时，刚从“复兴社特务处”改为“军统局”的特工专家为这些热血青年设计了一条“救国之路”，从他们中百里挑一遴选出适合从事特工工作的优秀分子，招收进“军统局”，送到了首期特工训练班接受特工训练。戴笠对这件事特别重视，三分之二的学员都是他亲自面试之后拍板的。许骧璋就是戴笠亲自选中的一位学员。
许骧璋从“军统”特训班毕业后，就被派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特训班他学的是情报，但到了上海他有时还客串着搞搞暗杀、设置定时炸弹等属于行动特工的活儿，对付的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和汪伪“76号”特工总部，所以立了几次功。当然，也被日本人和汉奸列入了需要重点对付的特别危险分子的秘密名单。许骧璋算得上是一员福将，他在上海潜伏多年，竟然从来没有暴露过。抗战结束后，许骧璋本来估计是可以到“军统局”总部当个什么官员的，因为戴笠接见他时曾经表示过这层意思。但他的官运有问题，戴笠这话说了不到一个月就死了，这样，许骧璋就被郑介民、毛人凤晾在一旁。后来，他们总算想起这位当年的地下工作有功之臣来了，给了他一个中校军衔，仍打发他去了上海，专搞经济情报。
用许骧璋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来说，叫做“金子总是要发光的”，他在上海竟然又干出了一番名堂，弄到了几份很有价值的国际经济情报。据说其中有一条被蒋介石提供给美国，换得了一个师的美援装备，当然这些装备后来都被林彪、罗荣桓的第四野战军缴获过去了。但是，许骧璋的名字因此而被蒋介石记了下来。这次，毛人凤准备实施“901”计划，蒋介石亲自点名说让“那个姓许的无锡人”去上海走一趟。
现在，许骧璋终于重新踏上了上海这块熟悉的土地。根据事先安排，他先去找住在黄浦区浙江中路上的一个名叫孔爱芳的28岁的女子。
孔爱芳是上海本地人，出身于一个西医家庭，其父早殁，所以家境不佳。孔爱芳在18岁时离家出走，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一个姓姚的汉奸头目作为外妾养着，身边有佣人、保镖、车夫，日子过得很是滋润。姚先生在“76号”分管上海郊区诸县的情报工作，这自然就被纳入了“军统”派遣上海的地下工作者的视线。于是，孔爱芳就被内定为“工作对象”，“军统”上海特区头头命许骧璋采取“一对一”的手段把孔爱芳拿下后控制在手里。
许骧璋先收买了孔爱芳的佣人，通过佣人又软硬兼施地控制了车夫和保镖。这三位并不知道许骧璋的“军统”特工身份，只道是一个花花公子，看上了颇有几分姿色的孔爱芳，也就乐呵呵地接受了贿赂。哪知，许骧璋干的活儿是从孔爱芳那里获取“76号”的情报。所以，当后来事情终于败露，日本宪兵队的警车呼啸而至时，这三位甚至还以为人家东洋先生找错了地方。孔爱芳却因为不在家而逃过了一劫，她的姚先生因此吃了些苦头，后来还是汪精卫发了话才留了一条性命，逃往香港去做生意了。
孔爱芳脱险后，走投无路，找许骧璋求助。但许骧璋没有上峰发话是不能收留她的，于是就给了一笔钱让她自找生路。女人若是记起仇来那是很要命的事儿，孔爱芳从此就一直记着这件事。尽管她感恩于许骧璋当时给过她一笔钱钞，但不能原谅许骧璋是此事肇因。所以，后来她嫁给沪上一个有点名气的资本家做了小老婆后，可以对许骧璋客客气气，仗义疏财，但坚决拒绝许骧璋有时想逢场作戏的念头。这样，许骧璋和孔爱芳之间就属于那种保持着距离但又可以互相说说私话的关系。
这次，许骧璋就是基于这种情况设计了一个方案，让孔爱芳稀里糊涂地协助“保密局”执行“901”计划。
根据潜伏在上海的特务调查，孔爱芳在解放后的生活每况愈下。上海解放前夕，她那资本家老公瞒着她变卖了产业，携着大老婆和子女悄然逃往海外，没有给孔爱芳留下一文钱，只有她住的一套小洋房因为当初是她的产权而算是她的财产了。孔爱芳灵机一动把小洋房出租，用一部分租金在浙江中路租了一个住处，剩下的就作为生活费打发了。孔爱芳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很喜欢跳舞，差不多天天去“百乐门”，不久就搭识了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名叫甘祖强的小白脸。两人这时已经同居了半年。
许骧璋的登门使孔爱芳深感意外，这倒不是他的特务身份。许骧璋从来没有对孔爱芳暴露过自己的特务身份，多年前的那桩“76号”案子，事后对孔爱芳的解释也是“受朋友之托”，他对外的身份是生意场上的掮客或者洋行的买办。问题是，自1949年春天江南地区行将解放始，许骧璋就跟孔爱芳中断了联系，孔爱芳一直以为他已经失踪了。现在冷不防突然冒了出来，许骧璋对她的解释是，自己去广州那边发展了，现在混得还可以，这次来沪考察商机，打算住一段时间，因为惦记着她，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她，马上过来探望。说着，许骧璋就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礼品：高级化妆品、时尚服装、皮鞋，还有几筒香烟，都是舶来品。香烟是送给甘祖强的，因为这个小白脸也是“保密局”的“901”计划中的一枚棋子。
当时，上海滩能够享用舶来品的人已经不多，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共同经济封锁，中断了贸易。所以，海外商品成了罕见之物，谁拥有那就不但具有一种享用之优，还代表着一份心理上的虚荣。因此，许骧璋的这些礼品极受孔爱芳、甘祖强这对同居者的欢迎，也就很容易地赢得了两人的信任。
二
随后，许骧璋就跟甘祖强套起了近乎，对孔爱芳倒反而冷淡了。
甘祖强的出身并不高贵，他的老爸是给一位英国在沪经商的老板当听差的。正是由于这一点，甘祖强从小就从老爸那里学得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渐渐还知道了外国贵族的一些做派。这样，当他成年后，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具有高贵门第背景、自小就在国外生活的华侨子弟，就不是一桩很犯难的事情了。他那副白脸小生的面容和经常从事“勃克新”(英语Boxing：拳击)活动而形成的体魄，要想吃软饭那就是上天特赐给他的福分了，对付孔爱芳那样的女人，自然就是小菜一碟了。但是，他跟孔爱芳的交往却是看走了眼，他以为对方很有钱，寻思靠在孔爱芳身上挥霍一番不成问题，哪知同居了方才知道孔爱芳只有一套小洋房，暗叹自己眼力不济之余又动起了另一番脑筋。这个脑筋后来在他落网后交代出来,是想把孔爱芳的那套洋房骗卖后卷款玩消失。
不过，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计划，火候到了方才能把洋房的产权凭证骗到手，所以，甘祖强眼下就得捺着性子讨好孔爱芳。他是吃软饭的老手了，讨好女人倒是很从容，但就是缺乏实力，没有装扮如他对孔爱芳所说的自己是华侨子弟的经济基础。为此，他已经悄然背了若干债务。甘祖强以前吃软饭时曾经跟在人家后面接触过生意方面的事儿，他自己空闲时偶尔也做做掮客。所以，他盘算着最好先弄点掮客生意来做做，以解决眼前的经济拮据问题。
许骧璋的出现、许骧璋对甘祖强说的一番话，使甘祖强很感兴趣。许骧璋跟甘祖强喝了几次酒后，基本上已经摸清了对方的路数，这跟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奉命调查到的情况差不多。于是对甘祖强说我在上海有一个好友，听说在经营西药方面很有路子，如果老弟有兴趣的话，我倒是可以介绍你们两人认识一下的，看是否有合作的可能。甘祖强一听，寻思这真是正想瞌睡有人送枕头来了，于是马上连声说好，谢声不迭。
这样，“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特务仇学武就出场了。仇学武年岁比许骧璋大几岁，但参加“军统”却是抗战结束后的事儿了。他原是“国军”的中尉政工人员，抗战结束后裁减部队政工人员，戴笠正好择优录取从中挑选了一批，进行特务技能训练。当时，给仇学武当教官的那批人已经属于许骧璋当年在“军统”特训班当学员时的学弟了，所以，若按武林规矩来论的话，许骧璋应该是仇学武的师叔了。这次，根据台湾方面的指令，让仇学武担任许骧璋在沪执行“901”计划的助手，这对仇学武而言自然不得不生发出一丝受宠若惊之感，寻思一定得好好表现一番，努力完成使命，给自己创造一条升官发财之道。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让“901”计划的内容曝光了。要说这个计划内容，先要从“二战”时最为风靡的一种西药盘尼西林说起。盘尼西林是英文的音译，中文的准确表述是“青霉素”。
青霉素的发现开创了人类征服病菌的一条崭新的道路，之后科学家又据此生产了其他抗生素，一直到今天还在不断研制着这个霉素那个霉素。
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因“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而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在英美政府的鼓励下，药品制造商进入了这个领域，很快就解决了批量生产青霉素的方法。这种珍贵的新药一出现，马上就被公众认为是“神奇救命药”。由于产量低且成本高，最初两三年间青霉素只是留给战争伤员使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青霉素的价格大幅度下降，接着，英国、美国政府相继宣布解除青霉素出口的禁令，青霉素才以缓慢的速度和极少的数量流入英美以外的国家的黑市。对于全世界的需求量而言，这些流出的青霉素的数量显然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价格仍然高不可攀，令人咋舌。1946年上海西药黑市场上黄牛推出的盘尼西林的等重价格甚至一度超过了黄金。
随着中国大陆诸多城市相继获得解放，从事黑市走私盘尼西林的主儿们都闻风而遁。走私盘尼西林的主要渠道——香港、澳门那边的口子也已被封闭，因此，盘尼西林在黑市场上基本消失了。人民政府卫生管理机构则由于西方国家的禁运而无法从海外采购到盘尼西林，所以，医院、医药商店也是无此药可卖。当时的苏联已经能够自己生产盘尼西林，根据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协议，苏联能向中国出口一些盘尼西林。但是，这些进口的盘尼西林相对中国的需求量而言，简直是微乎其微。尤其是当时中国大陆还在进行追击国民党残余军队和剿匪战争，军队对于盘尼西林的需求量很大。因此，盘尼西林是当时中国最为缺乏的西药。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对苏联进行访问时，与斯大林谈到了请苏联政府援建制造包括盘尼西林在内的一些西药的药厂。苏联政府将该项目列入了对新中国首批援建的项目。三年后，中国终于能够自己生产盘尼西林了，上市时的药名改为正规的名称——青霉素。
1951年，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尚未能够自己生产盘尼西林，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大批官兵负伤。不难想象，盘尼西林对于当时的志愿军是多么缺乏。
台湾“保密局”的特工专家就是基于这种形势背景，策划了“901”计划：将一种由美国间谍机构研制的无色无味且通常药检手段无法检测出的毒药混入盘尼西林针剂药粉内，将这些盘尼西林作为走私货偷偷运往上海，物色一个蒙在鼓里的局外人作为货主接收货物；安排另一名局外人对此事进行举报，从而使中共方面安排力量截获这批走私药品；中共方面获得这批中国大陆特别急需的药品后，肯定会检验，但凭大陆药检部门目前的检测水平是不可能发现这些盘尼西林针剂中混入了毒药的，所以会作出这是正常的盘尼西林针剂的检测结论。这样，这批药品就不会被销毁，根据大陆目前对于盘尼西林的缺货状况，自然也不可能送往医院或者西药房作为商品出售，而会将其放到最需要的地方——那就是提供给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了。那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在使用这种特殊的盘尼西林之后，初时跟使用正宗产品没有什么两样，伤口也能痊愈，身体也没有什么反应。但是，过了大约半年之后，美国专家研制的慢性毒药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能够使人的内脏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渐渐地腐烂，然后有一天就突然死亡了。更为可怕的是，即使死亡之后对尸体进行解剖，也无法查出这是毒药在起作用。
许骧璋物色的接收这批特殊走私货的“蒙在鼓里”的主儿，就是“花花公子”甘祖强，让助手仇学武去做具体工作，而他本人要做的是把孔爱芳“培养”成一个举报者，让她去举报甘祖强。鉴于孔爱芳与甘祖强的同居关系，要做通她的思想工作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必须得由许骧璋这个老牌情报特工亲自策划了。
之后几天，仇学武和甘祖强打得火热，已经具体谈到了关于走私这批盘尼西林的问题。甘祖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表示非常愿意跟仇学武合作，不过，资金却是一个问题。据仇学武说，这批盘尼西林的数量大约在3000盒，需要一笔巨款才能买到手。而走私货物的规矩甘祖强也是知道的，向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此，甘祖强就对仇学武说了这个问题，表示自己拿不出哪怕是百分之一的资金。
仇学武怎么说？他当然不能大包大揽地说你拿不出不要紧，由我来拿就是。如果这样说了，那就容易露馅，因为能够拿出这笔巨款的人，是不可能看中甘祖强这样的角色并将其选为合作对象的。仇学武的说法是由许骧璋事先传授过的。他说，老弟你拿不出百分之一，不瞒你说，老兄我连百分之零点五也拿不出。不过没有关系，这笔资金是由别人出的，我不过是他的代理人罢了，我一个人可能忙不过来，再说也没有经验，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活儿，听说老弟你以前曾经走私过五金产品，所以想请你跟我合作一把，反正有好处大家平分就是了。什么叫哥们儿？这就叫哥们儿，还是铁的!
谈话进行到这一步，就该暂且打住告一段落了，一下子谈得太深了，容易吓着人家，甘祖强不过才26岁一个青年哩。又过了两天，仇学武再次跟甘祖强见面，这回就谈深了：老弟啊，我跟人家投资方说了，投资方的意思是这种事儿在旧社会就属于犯法，现在新社会那就更加不用说了，咱跟甘祖强初次结识，凭什么这样相信人家？
甘祖强一听就急了，这不是不带我了吗？于是就急赤白脸地打断仇学武的话要求一定带上他一起做，并说他眼下是如何如何需要获得发财的机会，说到动情处，甚至落了眼泪。这，完全在许骧璋的预料之中，这就是专业特工的水平了。仇学武见时机成熟就说：老弟啊，我没想到你对这件事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份积极性真是令人感动。这样吧，我给你向人家投资方再说说看，尽量替你争取到这个机会吧。
当天晚上，仇学武到甘祖强下榻的浙江中路孔爱芳住所来了，“正好”许骧璋也来看孔爱芳。甘祖强自然要避着那二位，于是就把仇学武扯到房间里去说话了。仇学武对甘祖强说，人家投资方的意思是：既然如此，那就让你老弟交纳一笔保证金表示诚意吧。你可以放心，这笔保证金不是投资，不会拿去作为本钱的，不管这次买卖做得成与不成，事后都会一文不少还给你的。甘祖强一听就来了劲儿，问保证金需要交多少。仇学武说不能少于1000万元吧(注：旧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1000元)。当时物价低廉，100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额，甘祖强听了顿时脸有难色。仇学武说你如果觉得为难，那也有一个办法，可以用同等价值的东西作抵押的。甘祖强先是一喜，然后就苦着脸只是摇头，暗忖我的所谓华侨身份那是编造的，我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大概就是老爸那台十七灯旧收音机，拿到电器行去恐怕也卖不了1000万元保证金的百分之一哩，我有什么东西抵押？
仇学武对于甘祖强的神色不读也懂，因为事先“保密局”早已调查得清清楚楚，如果眼前这小子真拿得出1000万元保证金的话，大概特工专家也不会将其作为工作对象了呢。他没有对甘祖强说拿什么东西抵押，只是微笑着，用那种像是很和蔼、客气的眼光看着对方。甘祖强当然不笨，他既然一心要往这个套套里钻，那自会想出主意来的。片刻，他就打定主意，对仇学武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现在跟我同居的阿姐的一套洋房的房契悄悄借用一下。
用犯罪心理学来分析，甘祖强的这个选择属于偶然中的必然。之前他就有过把孔爱芳的那套小洋房偷偷卖掉后卷款玩消失的念头。只是要做成此事，得请孔爱芳本人亲自出场。当时上海滩的房屋产权凭证还延续解放前的旧凭证，如果房子是自己出资建造的，那就凭出资人与营造商的合约在房子造好后向工部局申领房契；如果房子是通过买卖所得，那就由房屋转让人约请两名中间人作证当场立下房屋出让契约。解放后，市民如果要买卖房屋，还是按照旧规矩办。这对于甘祖强想把孔爱芳的洋房骗卖是一个难题，你即使拿到了孔爱芳当初买进房子时的房契也没用，因为必须让孔爱芳亲自到场签名画押才行，这需要他耗费时间对孔爱芳下水磨工夫，火候不到别撒网，否则准会把鸟儿惊飞了。而眼下的抵押就不同了，甘祖强只要把孔爱芳的房契偷偷拿到手，交给仇学武，就算完成抵押了，完事后再拿回来悄然放回原处就是。
甘祖强得意扬扬地对仇学武说了说，仇学武说这事我不表态，你自个儿看着办吧。甘祖强说那就这样定了，你等我的消息就是!
这番密议，自然落到了由许骧璋在外屋暗示下对甘祖强和仇学武的鬼鬼祟祟之举产生了好奇加怀疑之心从而进行偷听的孔爱芳的耳朵里，真个是又惊又恼，自然要作出一番反应。
可是，孔爱芳作出的反应却让许骧璋大失所望!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8年第10期
盘尼西林走私案
文 易明佳
一
1951年9月13日下午，台北。
市郊南侧隐藏于重重绿荫中的一幢带着浓厚神秘色彩的日本式花园洋房内，“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正在披阅一份绝密文件。
一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政府派出了由彭德怀为统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正为不知如何对付大陆正义之师准备解放台湾而焦灼不已的蒋介石闻讯大喜，他凭着自己多年来历练的丰富政治经验敏感地察觉到，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方面的出兵，对于中共军队武装解决台湾问题显然起到了一种滞缓作用。而在当时，尽管美国政府已经派遣海军第七舰队来到了台湾海峡，但蒋介石不能保证之后美国肯定会把这一政策长期持续下去。因此，他认为，台湾方面有必要向美国表示出一种超常的友好，同时，也必须申明自己一方对当前世界形势的态度和立场。于是，蒋介石就向美国方面提出：为支持美国对于“韩战”的政策和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台湾愿意派遣精锐军队前往朝鲜参与作战。不料，美国出于对朝作战全盘形势和整个世界潮流态势的发展考虑，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蒋介石理解美国方面的用心，很快就调整了策略，放弃了出兵朝鲜的企图，改为对大陆派遣特务实施收集情报、蓄意破坏等活动。这一策略的具体主持者，是主管台湾情报政治工作的蒋经国。蒋大公子所倚重的，自然是由毛人凤主持的“国防部保密局”。而从1951年初开始，蒋经国就开始频频与毛人凤见面，密议对大陆进行特务破坏活动。毛人凤对蒋氏父子绝对忠诚，也很善于领会蒋氏父子的心思，凭着自己过人的精力全力落实蒋介石的意图。
这天，毛人凤正在审阅一份由“保密局”特工专家策划的一个代号为“901”的绝密级行动计划。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案如果实施成功，能够起到不亚于一个兵团的作战力量。当时，在“保密局”，凡是由毛人凤亲自拍板的行动计划，都被下属认为有绝对把握。这种计划一旦批准，通常就会上报给蒋经国，最后呈现在蒋介石的案头。
二十天后，“保密局”特务许骧璋受命主持执行“901”计划，从台北飞赴香港。稍事停顿后，许骧璋在一个雨夜偷偷上了日本一条名唤“九富丸”的渔轮，三天后抵达当时还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着的一江山岛。1951年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化装成渔民的许骧璋搭乘一条浙江渔船抵达上海定海桥。至此，许骧璋完成了他从台湾潜赴大陆目的地的行程，摇身一变，以西药掮客的身份混进了大上海的茫茫人群中。
许骧璋，江苏无锡人氏，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抗日战争爆发那年他正在上海读大学二年级。跟当时中国许许多多热血青年一样，游行集会、募捐献血，只觉得满腔的爱国热情无处迸发。这时，刚从“复兴社特务处”改为“军统局”的特工专家为这些热血青年设计了一条“救国之路”，从他们中百里挑一遴选出适合从事特工工作的优秀分子，招收进“军统局”，送到了首期特工训练班接受特工训练。戴笠对这件事特别重视，三分之二的学员都是他亲自面试之后拍板的。许骧璋就是戴笠亲自选中的一位学员。
许骧璋从“军统”特训班毕业后，就被派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特训班他学的是情报，但到了上海他有时还客串着搞搞暗杀、设置定时炸弹等属于行动特工的活儿，对付的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和汪伪“76号”特工总部，所以立了几次功。当然，也被日本人和汉奸列入了需要重点对付的特别危险分子的秘密名单。许骧璋算得上是一员福将，他在上海潜伏多年，竟然从来没有暴露过。抗战结束后，许骧璋本来估计是可以到“军统局”总部当个什么官员的，因为戴笠接见他时曾经表示过这层意思。但他的官运有问题，戴笠这话说了不到一个月就死了，这样，许骧璋就被郑介民、毛人凤晾在一旁。后来，他们总算想起这位当年的地下工作有功之臣来了，给了他一个中校军衔，仍打发他去了上海，专搞经济情报。
用许骧璋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来说，叫做“金子总是要发光的”，他在上海竟然又干出了一番名堂，弄到了几份很有价值的国际经济情报。据说其中有一条被蒋介石提供给美国，换得了一个师的美援装备，当然这些装备后来都被林彪、罗荣桓的第四野战军缴获过去了。但是，许骧璋的名字因此而被蒋介石记了下来。这次，毛人凤准备实施“901”计划，蒋介石亲自点名说让“那个姓许的无锡人”去上海走一趟。
现在，许骧璋终于重新踏上了上海这块熟悉的土地。根据事先安排，他先去找住在黄浦区浙江中路上的一个名叫孔爱芳的28岁的女子。
孔爱芳是上海本地人，出身于一个西医家庭，其父早殁，所以家境不佳。孔爱芳在18岁时离家出走，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一个姓姚的汉奸头目作为外妾养着，身边有佣人、保镖、车夫，日子过得很是滋润。姚先生在“76号”分管上海郊区诸县的情报工作，这自然就被纳入了“军统”派遣上海的地下工作者的视线。于是，孔爱芳就被内定为“工作对象”，“军统”上海特区头头命许骧璋采取“一对一”的手段把孔爱芳拿下后控制在手里。
许骧璋先收买了孔爱芳的佣人，通过佣人又软硬兼施地控制了车夫和保镖。这三位并不知道许骧璋的“军统”特工身份，只道是一个花花公子，看上了颇有几分姿色的孔爱芳，也就乐呵呵地接受了贿赂。哪知，许骧璋干的活儿是从孔爱芳那里获取“76号”的情报。所以，当后来事情终于败露，日本宪兵队的警车呼啸而至时，这三位甚至还以为人家东洋先生找错了地方。孔爱芳却因为不在家而逃过了一劫，她的姚先生因此吃了些苦头，后来还是汪精卫发了话才留了一条性命，逃往香港去做生意了。
孔爱芳脱险后，走投无路，找许骧璋求助。但许骧璋没有上峰发话是不能收留她的，于是就给了一笔钱让她自找生路。女人若是记起仇来那是很要命的事儿，孔爱芳从此就一直记着这件事。尽管她感恩于许骧璋当时给过她一笔钱钞，但不能原谅许骧璋是此事肇因。所以，后来她嫁给沪上一个有点名气的资本家做了小老婆后，可以对许骧璋客客气气，仗义疏财，但坚决拒绝许骧璋有时想逢场作戏的念头。这样，许骧璋和孔爱芳之间就属于那种保持着距离但又可以互相说说私话的关系。
这次，许骧璋就是基于这种情况设计了一个方案，让孔爱芳稀里糊涂地协助“保密局”执行“901”计划。
根据潜伏在上海的特务调查，孔爱芳在解放后的生活每况愈下。上海解放前夕，她那资本家老公瞒着她变卖了产业，携着大老婆和子女悄然逃往海外，没有给孔爱芳留下一文钱，只有她住的一套小洋房因为当初是她的产权而算是她的财产了。孔爱芳灵机一动把小洋房出租，用一部分租金在浙江中路租了一个住处，剩下的就作为生活费打发了。孔爱芳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很喜欢跳舞，差不多天天去“百乐门”，不久就搭识了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名叫甘祖强的小白脸。两人这时已经同居了半年。
许骧璋的登门使孔爱芳深感意外，这倒不是他的特务身份。许骧璋从来没有对孔爱芳暴露过自己的特务身份，多年前的那桩“76号”案子，事后对孔爱芳的解释也是“受朋友之托”，他对外的身份是生意场上的掮客或者洋行的买办。问题是，自1949年春天江南地区行将解放始，许骧璋就跟孔爱芳中断了联系，孔爱芳一直以为他已经失踪了。现在冷不防突然冒了出来，许骧璋对她的解释是，自己去广州那边发展了，现在混得还可以，这次来沪考察商机，打算住一段时间，因为惦记着她，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她，马上过来探望。说着，许骧璋就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礼品：高级化妆品、时尚服装、皮鞋，还有几筒香烟，都是舶来品。香烟是送给甘祖强的，因为这个小白脸也是“保密局”的“901”计划中的一枚棋子。
当时，上海滩能够享用舶来品的人已经不多，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共同经济封锁，中断了贸易。所以，海外商品成了罕见之物，谁拥有那就不但具有一种享用之优，还代表着一份心理上的虚荣。因此，许骧璋的这些礼品极受孔爱芳、甘祖强这对同居者的欢迎，也就很容易地赢得了两人的信任。
二
随后，许骧璋就跟甘祖强套起了近乎，对孔爱芳倒反而冷淡了。
甘祖强的出身并不高贵，他的老爸是给一位英国在沪经商的老板当听差的。正是由于这一点，甘祖强从小就从老爸那里学得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渐渐还知道了外国贵族的一些做派。这样，当他成年后，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具有高贵门第背景、自小就在国外生活的华侨子弟，就不是一桩很犯难的事情了。他那副白脸小生的面容和经常从事“勃克新”(英语Boxing：拳击)活动而形成的体魄，要想吃软饭那就是上天特赐给他的福分了，对付孔爱芳那样的女人，自然就是小菜一碟了。但是，他跟孔爱芳的交往却是看走了眼，他以为对方很有钱，寻思靠在孔爱芳身上挥霍一番不成问题，哪知同居了方才知道孔爱芳只有一套小洋房，暗叹自己眼力不济之余又动起了另一番脑筋。这个脑筋后来在他落网后交代出来,是想把孔爱芳的那套洋房骗卖后卷款玩消失。
不过，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计划，火候到了方才能把洋房的产权凭证骗到手，所以，甘祖强眼下就得捺着性子讨好孔爱芳。他是吃软饭的老手了，讨好女人倒是很从容，但就是缺乏实力，没有装扮如他对孔爱芳所说的自己是华侨子弟的经济基础。为此，他已经悄然背了若干债务。甘祖强以前吃软饭时曾经跟在人家后面接触过生意方面的事儿，他自己空闲时偶尔也做做掮客。所以，他盘算着最好先弄点掮客生意来做做，以解决眼前的经济拮据问题。
许骧璋的出现、许骧璋对甘祖强说的一番话，使甘祖强很感兴趣。许骧璋跟甘祖强喝了几次酒后，基本上已经摸清了对方的路数，这跟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奉命调查到的情况差不多。于是对甘祖强说我在上海有一个好友，听说在经营西药方面很有路子，如果老弟有兴趣的话，我倒是可以介绍你们两人认识一下的，看是否有合作的可能。甘祖强一听，寻思这真是正想瞌睡有人送枕头来了，于是马上连声说好，谢声不迭。
这样，“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特务仇学武就出场了。仇学武年岁比许骧璋大几岁，但参加“军统”却是抗战结束后的事儿了。他原是“国军”的中尉政工人员，抗战结束后裁减部队政工人员，戴笠正好择优录取从中挑选了一批，进行特务技能训练。当时，给仇学武当教官的那批人已经属于许骧璋当年在“军统”特训班当学员时的学弟了，所以，若按武林规矩来论的话，许骧璋应该是仇学武的师叔了。这次，根据台湾方面的指令，让仇学武担任许骧璋在沪执行“901”计划的助手，这对仇学武而言自然不得不生发出一丝受宠若惊之感，寻思一定得好好表现一番，努力完成使命，给自己创造一条升官发财之道。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让“901”计划的内容曝光了。要说这个计划内容，先要从“二战”时最为风靡的一种西药盘尼西林说起。盘尼西林是英文的音译，中文的准确表述是“青霉素”。
青霉素的发现开创了人类征服病菌的一条崭新的道路，之后科学家又据此生产了其他抗生素，一直到今天还在不断研制着这个霉素那个霉素。
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因“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而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在英美政府的鼓励下，药品制造商进入了这个领域，很快就解决了批量生产青霉素的方法。这种珍贵的新药一出现，马上就被公众认为是“神奇救命药”。由于产量低且成本高，最初两三年间青霉素只是留给战争伤员使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青霉素的价格大幅度下降，接着，英国、美国政府相继宣布解除青霉素出口的禁令，青霉素才以缓慢的速度和极少的数量流入英美以外的国家的黑市。对于全世界的需求量而言，这些流出的青霉素的数量显然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价格仍然高不可攀，令人咋舌。1946年上海西药黑市场上黄牛推出的盘尼西林的等重价格甚至一度超过了黄金。
随着中国大陆诸多城市相继获得解放，从事黑市走私盘尼西林的主儿们都闻风而遁。走私盘尼西林的主要渠道——香港、澳门那边的口子也已被封闭，因此，盘尼西林在黑市场上基本消失了。人民政府卫生管理机构则由于西方国家的禁运而无法从海外采购到盘尼西林，所以，医院、医药商店也是无此药可卖。当时的苏联已经能够自己生产盘尼西林，根据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协议，苏联能向中国出口一些盘尼西林。但是，这些进口的盘尼西林相对中国的需求量而言，简直是微乎其微。尤其是当时中国大陆还在进行追击国民党残余军队和剿匪战争，军队对于盘尼西林的需求量很大。因此，盘尼西林是当时中国最为缺乏的西药。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对苏联进行访问时，与斯大林谈到了请苏联政府援建制造包括盘尼西林在内的一些西药的药厂。苏联政府将该项目列入了对新中国首批援建的项目。三年后，中国终于能够自己生产盘尼西林了，上市时的药名改为正规的名称——青霉素。
1951年，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尚未能够自己生产盘尼西林，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大批官兵负伤。不难想象，盘尼西林对于当时的志愿军是多么缺乏。
台湾“保密局”的特工专家就是基于这种形势背景，策划了“901”计划：将一种由美国间谍机构研制的无色无味且通常药检手段无法检测出的毒药混入盘尼西林针剂药粉内，将这些盘尼西林作为走私货偷偷运往上海，物色一个蒙在鼓里的局外人作为货主接收货物；安排另一名局外人对此事进行举报，从而使中共方面安排力量截获这批走私药品；中共方面获得这批中国大陆特别急需的药品后，肯定会检验，但凭大陆药检部门目前的检测水平是不可能发现这些盘尼西林针剂中混入了毒药的，所以会作出这是正常的盘尼西林针剂的检测结论。这样，这批药品就不会被销毁，根据大陆目前对于盘尼西林的缺货状况，自然也不可能送往医院或者西药房作为商品出售，而会将其放到最需要的地方——那就是提供给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了。那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在使用这种特殊的盘尼西林之后，初时跟使用正宗产品没有什么两样，伤口也能痊愈，身体也没有什么反应。但是，过了大约半年之后，美国专家研制的慢性毒药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能够使人的内脏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渐渐地腐烂，然后有一天就突然死亡了。更为可怕的是，即使死亡之后对尸体进行解剖，也无法查出这是毒药在起作用。
许骧璋物色的接收这批特殊走私货的“蒙在鼓里”的主儿，就是“花花公子”甘祖强，让助手仇学武去做具体工作，而他本人要做的是把孔爱芳“培养”成一个举报者，让她去举报甘祖强。鉴于孔爱芳与甘祖强的同居关系，要做通她的思想工作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必须得由许骧璋这个老牌情报特工亲自策划了。
之后几天，仇学武和甘祖强打得火热，已经具体谈到了关于走私这批盘尼西林的问题。甘祖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表示非常愿意跟仇学武合作，不过，资金却是一个问题。据仇学武说，这批盘尼西林的数量大约在3000盒，需要一笔巨款才能买到手。而走私货物的规矩甘祖强也是知道的，向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此，甘祖强就对仇学武说了这个问题，表示自己拿不出哪怕是百分之一的资金。
仇学武怎么说？他当然不能大包大揽地说你拿不出不要紧，由我来拿就是。如果这样说了，那就容易露馅，因为能够拿出这笔巨款的人，是不可能看中甘祖强这样的角色并将其选为合作对象的。仇学武的说法是由许骧璋事先传授过的。他说，老弟你拿不出百分之一，不瞒你说，老兄我连百分之零点五也拿不出。不过没有关系，这笔资金是由别人出的，我不过是他的代理人罢了，我一个人可能忙不过来，再说也没有经验，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活儿，听说老弟你以前曾经走私过五金产品，所以想请你跟我合作一把，反正有好处大家平分就是了。什么叫哥们儿？这就叫哥们儿，还是铁的!
谈话进行到这一步，就该暂且打住告一段落了，一下子谈得太深了，容易吓着人家，甘祖强不过才26岁一个青年哩。又过了两天，仇学武再次跟甘祖强见面，这回就谈深了：老弟啊，我跟人家投资方说了，投资方的意思是这种事儿在旧社会就属于犯法，现在新社会那就更加不用说了，咱跟甘祖强初次结识，凭什么这样相信人家？
甘祖强一听就急了，这不是不带我了吗？于是就急赤白脸地打断仇学武的话要求一定带上他一起做，并说他眼下是如何如何需要获得发财的机会，说到动情处，甚至落了眼泪。这，完全在许骧璋的预料之中，这就是专业特工的水平了。仇学武见时机成熟就说：老弟啊，我没想到你对这件事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份积极性真是令人感动。这样吧，我给你向人家投资方再说说看，尽量替你争取到这个机会吧。
当天晚上，仇学武到甘祖强下榻的浙江中路孔爱芳住所来了，“正好”许骧璋也来看孔爱芳。甘祖强自然要避着那二位，于是就把仇学武扯到房间里去说话了。仇学武对甘祖强说，人家投资方的意思是：既然如此，那就让你老弟交纳一笔保证金表示诚意吧。你可以放心，这笔保证金不是投资，不会拿去作为本钱的，不管这次买卖做得成与不成，事后都会一文不少还给你的。甘祖强一听就来了劲儿，问保证金需要交多少。仇学武说不能少于1000万元吧(注：旧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1000元)。当时物价低廉，100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额，甘祖强听了顿时脸有难色。仇学武说你如果觉得为难，那也有一个办法，可以用同等价值的东西作抵押的。甘祖强先是一喜，然后就苦着脸只是摇头，暗忖我的所谓华侨身份那是编造的，我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大概就是老爸那台十七灯旧收音机，拿到电器行去恐怕也卖不了1000万元保证金的百分之一哩，我有什么东西抵押？
仇学武对于甘祖强的神色不读也懂，因为事先“保密局”早已调查得清清楚楚，如果眼前这小子真拿得出1000万元保证金的话，大概特工专家也不会将其作为工作对象了呢。他没有对甘祖强说拿什么东西抵押，只是微笑着，用那种像是很和蔼、客气的眼光看着对方。甘祖强当然不笨，他既然一心要往这个套套里钻，那自会想出主意来的。片刻，他就打定主意，对仇学武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现在跟我同居的阿姐的一套洋房的房契悄悄借用一下。
用犯罪心理学来分析，甘祖强的这个选择属于偶然中的必然。之前他就有过把孔爱芳的那套小洋房偷偷卖掉后卷款玩消失的念头。只是要做成此事，得请孔爱芳本人亲自出场。当时上海滩的房屋产权凭证还延续解放前的旧凭证，如果房子是自己出资建造的，那就凭出资人与营造商的合约在房子造好后向工部局申领房契；如果房子是通过买卖所得，那就由房屋转让人约请两名中间人作证当场立下房屋出让契约。解放后，市民如果要买卖房屋，还是按照旧规矩办。这对于甘祖强想把孔爱芳的洋房骗卖是一个难题，你即使拿到了孔爱芳当初买进房子时的房契也没用，因为必须让孔爱芳亲自到场签名画押才行，这需要他耗费时间对孔爱芳下水磨工夫，火候不到别撒网，否则准会把鸟儿惊飞了。而眼下的抵押就不同了，甘祖强只要把孔爱芳的房契偷偷拿到手，交给仇学武，就算完成抵押了，完事后再拿回来悄然放回原处就是。
甘祖强得意扬扬地对仇学武说了说，仇学武说这事我不表态，你自个儿看着办吧。甘祖强说那就这样定了，你等我的消息就是!
这番密议，自然落到了由许骧璋在外屋暗示下对甘祖强和仇学武的鬼鬼祟祟之举产生了好奇加怀疑之心从而进行偷听的孔爱芳的耳朵里，真个是又惊又恼，自然要作出一番反应。
可是，孔爱芳作出的反应却让许骧璋大失所望!
三
孔爱芳跟比她小两岁的同居者甘祖强的关系，属于情人关系。她是一个喜欢享受奉承的女人，也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吃花”的女人。这里的“吃”是沪语“喜欢”的意思，“花”用于此间作沪语“甜言蜜语”理解。而甘祖强恰恰就是这类男人中的佼佼者。因此，孔爱芳很喜欢甘祖强，她为自己设定的终极目标是要和甘祖强结为夫妻。
孔爱芳偷听到了甘祖强跟仇学武的密议后，最初当然是恼火，寻思自己对他这样好了，而他竟然还要瞒着自己偷拿房契去做非法生意。但恼过之后没几分钟就产生了另外的念头，她转念一想：甘祖强对我还是不错的，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挣钱，平时他一直说的要挣大钱供我享受，看来这就是为了实现他的诺言啊。如此一想，孔爱芳的火气就消失了。本来，她是准备要对许骧璋诉说一番的，就是这一转念，她打消了诉说的念头，若无其事地把话题扯到了其他方面。
许骧璋观察人的心理自有一套独特功夫，当下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心思，便很是有些失望。不过，他也并不沮丧，一个合格的特工，当然得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否则这活儿还怎么干？当晚，许骧璋没有作出什么反应，甚至想也没想过，一直到仇学武和甘祖强结束谈话开口告辞，他脸上也没有什么异样神情显露出来。
为防止给甘祖强留下一个这是一起“连档模子”之局，许骧璋没有和仇学武一起离开，他是在仇学武告辞后一个多小时才离开的。离开后就去了外白渡桥畔的一家咖啡馆，那里，仇学武已经在等着他了。许骧璋对仇学武说了孔爱芳的反应，仇学武说如此看来这件事有问题了，要么我干脆另外叫人举报这桩案子算了？
干特务工作也是讲究资历的，而且似乎比其他行当还要讲究，因此，对于仇学武这样的行业后辈，许骧璋其实是看不上眼的。于是，他就对仇学武说，如何执行计划，上峰是有一套具体方案的，方案是“最高组织”(指“保密局”)的专家制订的，通常，必须按照专家制订的方案执行计划，这样，即使失败了，回去述职时也有个说法，不至于受到处分。他见仇学武的脸上露出似乎怀疑的神情，便又说：我知道你是想说难道专家能够预料到一切，包括眼下孔爱芳对此的态度？我告诉你，专家不是神仙，他们不可能预料一切情况，但是，专家是会考虑到意外情况的，所以通常在交待行动方案时会给你总的思路，如果发生意外，只要按照他们的思路轨迹考虑解决方法，一般来说也是很有效果的。这件事，接下来怎么做，让我考虑后再作决定。你那里，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仍旧和甘祖强那小子谈下去。注意，甘祖强其人比孔爱芳要重要得多，你可得牢牢抓住，千万不能放手。
许骧璋按照“保密局”的特工专家制定的思路考虑下来，想到了另外一个措施：那甘祖强是一个喜好玩弄女人的“花花公子”，那何不就在这上面做做文章，弄一个漂亮女人去勾引他，然后让孔爱芳知晓此事。女人的吃醋心决定她决不会听之任之，何愁她不上钩？
主意打定，许骧璋就约见仇学武，如此这般说了说，让仇学武去执行。
仇学武作为“保密局”的潜伏特务，还担负着发展新特务的使命，他的工作积极性还是蛮高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已经发展了11名新特务，有的已经接受过实战考验，比如散发反动传单、散布扰乱人心的谣言之类。此时他决定从发展的新特务中挑选一名女性去执行勾引甘祖强的使命。
这个女特务名叫柳传丽，22岁，未婚，初中毕业，在一家私立医院当护士。这个姑娘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反应敏捷，口齿伶俐，据仇学武向许骧璋介绍，乃一个“有头脑的人”。柳传丽的头脑在于懂得记住仇恨，她的父亲是上海滩的一个恶霸，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柳传丽把这件事作为与共产党结下了深仇大恨的人生头等大事对待，从此就一心一意留意着如何报仇。还真让她给撞上了，仇学武的老婆患了阑尾炎住院开刀，正好柳传丽是位护士。仇学武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小护士。于是，在老婆痊愈出院后，他也生了“病”，私立医院好说话，只要付钱，想住院就住院，还能指定病房、床位，仇学武当然躺在他老婆躺过的那张床上。等到他出院时，柳传丽已经宣过誓了。
这次，仇学武让柳传丽去勾引甘祖强，生怕吓着对方，就说这是来自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的指令，如果照着实施了，就算是立下了功劳，日后……柳传丽打断说功劳不功劳我无所谓，我要的是报仇!仇学武便改口说你要为你老爹报仇，那这一步棋子真是再好不过了，你这步棋子一走通，下面的全盘计划就都能畅通了，对共产党的破坏作用那是大得没法说的，看报纸吧。
柳传丽于是接受了指派，经仇学武的介绍认识了甘祖强。
仇学武故意安排了一个在舞厅“偶然”遇到柳传丽的机会。柳传丽是有备而来，刻意打扮了一番，又施出了那份在旧社会私立医院受过特殊训练的护士小姐的妩媚，马上使甘祖强产生了非分之想。甘祖强对于女人，一是图色，二是图财，能够“双图”当然最好。对于孔爱芳，他图的就是那套洋房。此刻对于眼前这个护士小姐，他就图色了。
甘祖强跟柳传丽结识之后，次日就给她打了电话，约她到国际饭店吃饭。柳传丽应约而至。这是仇学武预先对柳传丽关照过的，让她不要坚持拒绝，因为那桩使命的时间有点紧迫，一摆架子就要耽搁了。不过也不能主动，一主动可能会引起甘祖强的怀疑。柳传丽都一一做到了，她跟甘祖强在公平路上一家私营旅馆里开了房间。开房间时，还特意跟旅馆的服务员闹了一点小纠纷，好让接下来的事情好做一点。
所谓“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许骧璋悄然对孔爱芳所说的：我听仇学武说，甘祖强好像交了一位漂亮的女朋友，是个22岁的护士小姐。他故意说得漫不经心，但对于孔爱芳而言，几乎等同于在耳畔爆了一个“二踢脚”。她马上盯着追问，许骧璋吞吞吐吐了好一阵，才答应向仇学武打听后再告知。
打听的结果就涉及了公平路上的那家私营旅馆，孔爱芳当即前往询问。旅馆服务员对柳传丽的恼火还没有消，正好添油加醋说了一番。
女人在感情问题上有时很容易走极端，孔爱芳也不能免俗，回到住所，正好许骧璋也来了，她便哭哭啼啼地把情况诉说了一番，说要给甘祖强颜色看。许骧璋假装劝说，但说出的话语却不乏火上浇油之嫌。孔爱芳在男女方面毕竟是老手了，她这时的头脑显得出奇的冷静，得出的结论也就有些冷。就像当初她认为许骧璋有负于她而从此不能发生上床之类的事情一样，她同样也认为甘祖强既然跟那小护士私通了，那她姓孔的也就别指望能够跟他结婚，这场交往也就不过是一场游戏，此刻差不多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不过，她毕竟对甘祖强倾注了一份难得的真心，所以，就这样分手似乎过于便宜他了。于是，孔爱芳的心里就产生了报复的念头。
怎样报复？孔爱芳反复考虑下来，觉得只有抓住前几天偷听到的那桩准备走私盘尼西林的事儿做文章。反正做不成夫妻了，那就干脆得罪到底，送佛送到西天，写一封举报信把甘祖强弄到监牢里去算了。至于人民政府会判处甘祖强什么刑罚，那就看他小子的造化了，以孔爱芳此刻的心态，当然最好是枪毙。
别看孔爱芳不过是一个小市民式的俗女人，她倒还是有心机的，决定之后，她没有对许骧璋透露，因为她考虑到走私盘尼西林之事跟仇学武也有关系，到时候人民政府少不了也要请仇学武进去吃免费饭，而仇学武是许骧璋的朋友，让许骧璋知道了透露了风声，这事儿就黄了。
孔爱芳另外还考虑到了一个问题，她得先让甘祖强有机会把这件事进行下去，使他能够轻而易举地偷拿到她的房契。于是，她就对甘祖强谎称要和几位小姐妹一起去普陀山烧香，问甘祖强是否有兴趣一起去。甘祖强正为没有机会下手偷拿房契而犯愁，此刻孔爱芳把机会主动送上来了，哪有推出去的道理？自然找了一个理由婉拒了。
孔爱芳去徐家汇的一个小姐妹那里住了五天，回来后一检查，房契已经不在了，便知道甘祖强已经开始行动了。后来知道，甘祖强是在孔爱芳离开的当天下午就从街头请了一位锁匠来开了锁，偷拿了房契交给了仇学武。
孔爱芳于是就写了一封举报信，生怕寄丢了，决定亲自送往华东军政委员会去。
孔爱芳不知应当向哪位领导同志举报此事，就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市华东军政委员会 领导同志 收”。解放初期时，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每个领导每天都不知要收到多少封人民来信，通常就交由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处分管信访的人员去处理。本来，孔爱芳把信函交给接待人员就行了。但是，她出于谨慎，担心这封函件没有受到重视，于是就对接待人员说她要把信函直接交到哪位领导的手中。这一要求当然是无法满足的，孔爱芳一见人家摇头，就摆出了一副不见到领导决不罢休的架势，声称要在接待室一直待下去。这样，工作人员就要问一下究竟是为何事而要直接向领导投递该函。孔爱芳说是为举报走私药品事，那个接待人员一听“药品”两字，立马就说那你把这信函送到上海市卫生局去吧，卫生局局长崔义田同志还兼着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卫生处处长，交给崔局长没错。
孔爱芳于是就去了上海市卫生局。她未能见到局长崔义田，但是，接待她的工作人员答应一定把信函交给崔义田局长。工作人员没有蒙人，确实是把孔爱芳的这封信函交给了崔义田局长。
崔义田看了举报信函，认为这件事应当由公安部门去处理，于是就把信直接转给了上海市公安局扬帆局长。扬帆收到后，批转到了刑事侦查处。当时，这种不着边的举报信函几乎每天都会飞往公安局，有时一天几十封甚至上百封也是有的，大部分查着查着就没法查下去了，工作量之大、警力之紧是可想而知的。刑侦处的领导看了孔爱芳的这封未具举报人姓名和住址的匿名信函，暗忖别又是一个查不下去的线索啊，但工作是要做一下的，于是就唤来一位从部队转业过来的名叫罗清山的刑警，让他先去初步查摸一下这封举报信函内容的真伪。
罗清山是解放战争前期入伍的山东籍小伙子，上海战役时他在宋时轮的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保卫部当保卫干事。中共方面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宣告成立上海市公安局后不久，为充实公安力量，他奉命和其他一批部队同志就地转业，当了人民警察。罗清山没有什么突出的聪明才智，但是小伙子非常踏实，寻思既然到了这个岗位上，那就得把工作做好，而要在大上海做好公安工作。看来先得把上海滩的道路摸熟，还要把上海话学好。这两桩事情说说容易，真要做成功那还是蛮犯难的。但是，罗清山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到接受这一使命的时候，小伙子已经把上海滩的每条大街小巷都摸排得了如指掌，一口上海话也说得几可乱真，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哩。
罗清山接受任务后，想了一阵，寻思要了解举报信内容的真假，有两个途径：一是去找信中所说的那两个有名有姓但是不知住址的被举报走私药品的主儿甘祖强和仇学武，二是找到那个匿名的举报者。这两条途径的相同之处是对方都没有住址，不同之处是前者有姓名，后者连姓名也没有。那么，走哪条途径呢？罗清山想先去找那个匿名举报人，这样做尽管难些，但是找到后接触时没有“打草惊蛇”之虑，而且找到了举报人也等于是找到了被举报人甘祖强和仇学武。
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匿名举报人呢？罗清山想，举报信是从上海市卫生局转过来的，那就先去那里了解一下情况。这封信的信封上没有贴邮票，也没有盖邮戳，说明不是通过邮局邮寄的，那就很有可能是写信人直接上市卫生局递交的，如果真是这样，那运气就来了。
运气倒还真让罗清山撞着了，他去上海市卫生局一打听，信访接待的工作人员根据信封上的编号查到了收下这封信函的登记，那上面竟然有孔爱芳当时自报的姓名和地址。罗清山真是喜从天降，抄下后就去走访。小伙子多生了一个心眼儿，他没有直接上孔爱芳的住处，而是先去了管段派出所，向分管的户籍警了解是否有孔爱芳这样一个住户。户籍警查了一下，说有孔爱芳这么一个住户，不过报的是临时户口，她的固定户口是在闸北区，她那临时户口本上还挂着一个人，是个男子，名叫甘祖强。
罗清山这下乐了，别说天上掉下馅饼只是童话故事中的情节，看来现实生活中也有啊。如此看来，这封信的内容十有八九倒是属实的，因为举报人和被举报人是住在一个门口里的，那事儿通常就不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了。出于慎重，还是先请示领导再说吧，看这活儿怎样往下派。
刑侦处领导听了罗清山的汇报，说小罗你这样做很好，是得先研究一下看怎么往下查，这事儿估计是确凿的呢，那就得立案了。活儿还是你干，给你增派一个助手，让小袁和你一起查吧。
小袁名叫袁蒙一，比罗清山小两岁，他是革命烈士后代，其父是中共地下党的情报人员，抗战胜利前一年在苏州被捕，拒绝吐露机密出卖同志，英勇不屈，光荣牺牲。上海解放时，袁蒙一正由其经商的伯父供养着读高中，其父当年的上级随军进沪后在市公安局当部门领导，前往他家慰问，袁蒙一坚决要求辍学参加工作，于是就进了公安局当了一名刑警。
罗清山和袁蒙一两人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通过派出所安排悄悄跟举报人孔爱芳接触。当天下午，派出所户籍警请居委会干部打探到甘祖强不在时，就把孔爱芳请到了居委会干部的家里接受刑警的调查。
孔爱芳对于刑警找上门来感到吃惊，甚至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承认是她写的举报信，然后又把情况陈述了一遍。可能出于谨慎，也可能根本是一种无意识，她只字未提许骧璋。这样，当时的陈述笔录里就没有许骧璋的记录，警方根本不知道还有许骧璋这样一个其实更值得怀疑的人物。
事先，领导已经把策略向罗清山两人作过交待了：如果举报情况属实，那就要求孔爱芳严格保密，稳住甘祖强，对走私药品情况予以密切监视，让他们把药品偷运进来，到时候来一个人赃俱获。
当下，袁蒙一就把要求对孔爱芳说了，希望她能配合政府做好这件事。孔爱芳说没有问题，但她也有一个要求希望政府满足。孔爱芳的要求是：我的房契已经被甘祖强作为信用担保抵押在人家手里了，希望到时候政府能够发还。袁蒙一说这事没有问题，肯定会还给你的。孔爱芳于是很高兴地点头，表示绝对没有问题，一定配合警察同志把这件事做好。
其实，孔爱芳的举动没有逃出许骧璋的视线，说老实话，他最担心的就是孔爱芳不举报，再有就是举报后不被警方重视，现在事情发展的轨迹是沿着“保密局”特工专家事先设定的方向走的，所以他就放心了。为防止发生意外，许骧璋就不再去孔爱芳那里，还关照仇学武也用不露面的隐秘的方式跟甘祖强联系。
为防止夜长梦多，许骧璋要求仇学武立刻执行“走私”行动。货是现成的，那是3000盒盘尼西林针剂粉末，每盒12瓶，可供救治二三千名伤病员。这批货，在许骧璋离开台湾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就运到了当时还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着的大陈岛，然后通过“保密局”的秘密地下运输渠道伪装成海货运至上海附近的海域，乘夜晚黑幕的掩护避开解放军海军巡逻艇的巡查，就在海上和前来接货的“保密局”潜伏特务办理了交接手续，由潜伏特务运至浦东高桥镇一位不是特务身份的百姓朋友家里存放着。保管这批特殊货物的潜伏特务得到的指令是，根据指定的暗号发放这批货物。
罗清山、袁蒙一对孔爱芳调查后的第三天，许骧璋决定开始行动。他先让仇学武给甘祖强写了一封信，说货物已经运到，目前藏于浦东高桥镇某处，这两天准备提货。写这封信的用意其实是要使警方知道这批货密藏于何处，好让警方采取行动。因为警方肯定已经通过邮局控制了甘祖强的通信，写给他的信函他本人还没阅读到时，警方已经拍照取证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刑警看了这封信函的内容后，当即前往高桥镇秘密摸排，在川沙警方的协助下对存放货物之处布置了秘密监控。
许骧璋下达指令后，就通知仇学武赶紧躲避，连甘祖强也得躲起来，免得他被捕后乱咬乱攀使警方产生怀疑，使卫生管理部门对这批盘尼西林也产生怀疑，从而坏了毛人凤的大计。
又过了一天，仇学武按照许骧璋的安排，去十六铺码头临时雇了一辆卡车，写了一纸条子，用暗号通知高桥方面发货。这时，罗清山和袁蒙一两人在高桥镇已经守候一天一夜了，此刻见有人前来提货，在川沙县公安局的几位便衣民警的协助下将来人连车带货给查扣了。
保管货物的人也给逮进了局子，他当然就咬出了那位利用他的不知是潜伏特务身份的朋友，警方马上行动。那个名叫丁根宝的特务接到仇学武的通知早躲避出去了，但因为想着家里还有点事情没有交待，晚上返回来处理，结果就落网了。不过，丁根宝的被捕跟许骧璋执行的计划没有更多的关系，所以，警方对于敌特的阴谋还不可能知情，只是将其作为走私刑事犯罪涉嫌人来看待。由于案值巨大，所以将其押解到了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关押着。
而罗清山、袁蒙一回过头来想捉拿甘祖强时，孔爱芳说甘祖强已经三天没有回来过了，也没有留下过什么话，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这个案子就办得有点像夹生饭了。不过，案子是破获了，两个年轻的刑警还是受到了表扬。因为活儿还没有干完，所以，一边准备写结案报告，一边对甘祖强和仇学武作了布控安排，保证在布控点只要露面就能抓获，然后，就跟市卫生局联系鉴定查获的走私药品的鉴定。卫生局药检部门对于药品的鉴定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结案报告中要写清楚查获的是什么药品，真货还是假货，抑或是有毒假药，等等；都要有一个权威说法，以便对走私案犯进行定罪量刑。
前面说过，这批“盘尼西林”针剂中混入的毒药是中国大陆当时所使用的检测手段无法检测的，这样，这批药品在经过抽检后就被认为是正宗的盘尼西林。
消息上报给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那边的专家正为筹措有效安全的消炎药品支援抗美援朝而大伤脑筋，听说警方查获了3000盒盘尼西林，就有人把脑筋动到了这上面。一个专家写了一份建议书，送到了主持工作的卫生局长崔义田那里。
崔义田是科班出身，他早年就读于辽宁医学院，1938年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苏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并兼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卫生部部长、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建国后官至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崔义田对于那3000盒求之不得的盘尼西林自然也有心动之意，如果运往朝鲜前线，那是可以拯救数以千计的志愿军伤员的生命的。这样，他在收到专家的建议函后，就召集相关人员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经过讨论后，决定从这批查获的盘尼西林中随机抽取样品，送往北京国家卫生部去作了检测，看结果如何再作决定。
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决定跟警方已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警方这时要做的是结案了。
但这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
四
许骧璋在警方查扣藏于浦东高桥镇上的那3000盒盘尼西林之后，暗暗长嘘了一口气，寻思这桩活儿总算干完了。至此，他的使命也算是完成了，药品已经到了共产党手里，是否会运送朝鲜前线去给志愿军野战医院使用，那就不是他能起什么作用的了，于是，他就想按照事先上峰所交待的，返回台北去向“保密局”交差。是否立得上功那要看造化，但此行总算没有出事，得以平安返回台湾，那可算是喜事一桩了。
但是，就在许骧璋准备动身的时候，“保密局”本部通过地下电台向他下达了一条指令，让他“暂缓回返，留沪代行视察潜伏组织情况，物色优秀分子上报局部作备选全能特工之用”。许骧璋差点要破口大骂，这不是要老子涉险吗？潜伏的主儿中哪个万一已经变节了的话，正等着台湾来人登门好作为向共产党邀功求赏的资本，他姓许的岂不正是自投罗网吗？但没有回绝的理由，他只好先留下来再作计议了。
许骧璋的留下，仇学武是不知道的。仇学武与许骧璋的助手关系，从完成“901”计划开始已经结束了，根据特务工作的纪律，他和许骧璋就不能再见面或者联系了。仇学武这时想到了一个问题：许骧璋完事后回台湾了，我还在大陆待着，“走私盘尼西林”这桩活儿虽已干完，但共产党公安局的活儿还没有完哩，他们还在侦缉甘祖强，通过甘祖强就能找到我。要想摆脱这个风险，看来只有切断线索。眼下，跟甘祖强和孔爱芳的脱离还不能算是真正完整的切断，要真正切断，看来只有杀人灭口了。杀谁？最好是把甘祖强和孔爱芳一起解决掉，但甘祖强目前在哪里他不清楚，孔爱芳倒是清楚的，还在浙江中路那里住着，那就先解决这个女人吧。至于甘祖强，有了他的下落再下手。
派谁下手？想来想去还是那个小护士柳传丽似乎最为合适了。于是，仇学武就指派另一个特务名叫裘富贵的去浙江中路那里打听孔爱芳的下落。打听的结果是孔爱芳上一天患了急性阑尾炎，连夜被送到第一人民医院去了。仇学武寻思在医院那就更容易下手了，柳传丽又是做护士的，熟悉医院情况，让她下手再好不过。
可是，柳传丽却不肯执行这个使命，因为她之前奉命勾引甘祖强，仇学武对她说过会发生登上报纸的破坏事件，但她一直等到现在也没见报上刊登什么事件，所以，她那大小姐脾气就发作了，无论仇学武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她一口咬定不干了，除非仇学武马上做一桩轰动上海滩的大事件出来，让她看着共产党受损害出出气，倒还可以考虑考虑。柳传丽把话说到这一步，仇学武也就拿她没有办法。毕竟这个使命并非台湾的指令，而是他为了保全自己而自作主张决定的，他不可能因此而对柳传丽采取纪律制裁。况且，一制裁柳传丽，他就多了一份暴露的可能性。
这样，仇学武就只好另外选择执行对象，寻思一事不烦二主，干脆就叫裘富贵去执行算了。
裘富贵33岁，他是苏北人，出身地主，当过还乡团小头目，亲手杀过七八名民兵和解放军家属，用“血债累累”来评判算不上冤枉他。淮海战役结束前，他见“国军”败局已定，便逃来上海，改名换姓开了一家水果店铺。正好他跟仇学武的老婆是同乡，买卖时间稍长就跟仇学武夫妇认识了。仇学武在跟其接触中也就渐渐觉察到裘富贵对共产党似有刻骨仇恨，寻思多半不是一个善主儿，悄悄让老婆以探亲为名回乡打听，公安局门口的墙上贴着裘富贵的照片正张榜通缉着呢。仇学武马上就把裘富贵拉到了手下，成为一个死心塌地的骨干分子。
裘富贵没有柳传丽那样的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仇学武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求有一天老蒋反攻大陆成功。当下，听了仇学武一番话语，就马上点头说愿意去第一人民医院谋杀孔爱芳。
但是，裘富贵并不是一个称职的杀手，尽管他亲手制造了七八条人命案。仇学武给了他一件白大褂，让他冒充医生晚上潜进病房，往正熟睡着的孔爱芳的心窝插上一把尖刀，当场了结就是。但裘富贵寻思万一孔爱芳挨了刀还不死，当场叫嚷，或者他刚挨到病床前她就叫起来了，那怎么办？所以，他就自作主张地修改了行动方案。他向街头兜售老鼠药的小贩买了老鼠药，煮了一锅鸡汤掺了进去。然后，把鸡汤拿到了医院，却又不敢直接送进病房。于是就“假装”在楼下碰到了一个病人家属，说他有急事不上去了，烦请人家帮个忙把鸡汤送到几病区几病床那里。解放初期，社会人际关系很是融洽，助人为乐比本分事还本分，那个家属很是热心，马上乐呵呵地办了。
可是，出乎裘富贵意料的是，他事先打听准了的孔爱芳的病床已经发生了变化，医院已经给孔爱芳换了一个病床。这样，这锅掺老鼠药的鸡汤就送给了原先她那个床位的病人。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先生，也是患了阑尾炎来动手术的。上一天有个邻居来看他，说过要熬汤给他加强营养的，所以就以为这是邻居送来的营养汤。他当下也不生疑，正好赶上开饭的当儿，就乘热喝了些肉汤，吃了点鸡肉。
不到两小时，老鼠药就发作了。好在是在医院里，医生马上抢救，老先生喝得也不算多，所以倒是没有丧生。医院方面当然马上报警，上海市公安局北四川路公安分局派员前来调查，因为涉及人命，所以很是重视。不过，侦查员是盯着老先生的社会关系查找线索的，所以不可能查出什么来。而孔爱芳对此根本就没有想过是怎么一回事，只将其当做一件病房新闻告诉前来探望她的亲朋好友。
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三天，罗清山和袁蒙一来向孔爱芳打听是否有甘祖强的消息。孔爱芳跟两位刑警打过好几次交道了，觉得很熟了，所以把这桩病房新闻告诉罗清山、袁蒙一。
罗清山、袁蒙一当时听了也就听了，按照警察内部的规矩，凡是已经有其他同事在调查的案子，别人是不宜议论和去猜测什么的。但是，两人回到市局后作访查记录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节，就议论起来。因为之前两人曾去过一次医院，那是听户籍警说孔爱芳住院的消息后，他们是去慰问这个协助破案有功的举报人的。当时，孔爱芳躺在正好是这次中毒的老先生现在躺的病床。于是，他们就考虑到投毒事件是否是针对孔爱芳的？
罗清山向刑侦处领导汇报了这一想法，认为有必要去北四川路分局走一趟，了解一下他们对投毒案件的侦查情况。刑侦处领导赞同罗清山的想法，出具了介绍信让马上去调查。
向北四川路分局调查的结果使罗清山、袁蒙一对投毒案件产生了更深的怀疑，他们决定跟孔爱芳再次接触，看是否能够了解到与那起走私案件更多相关的情况。
这时，孔爱芳正好出院了，她的一位亲戚把她接到家里去休养。于是，两位刑警就去了孔爱芳的亲戚家对孔爱芳进行调查。
这样，终于提到了一个之前从来没有提及过的、事实上刑警也从未想到过的问题：甘祖强和仇学武是如何认识的？
孔爱芳对于警方怀疑“毒鸡汤事件”可能是针对她的这点是认同的，于是就颇有些惊慌，她同时也就意识到当初的举报似乎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么轻松，看来，不仅仅是一个让甘祖强吃点苦头的问题，同时还涉及了其他人，人家心痛那些巨额资金，所以对她恨之入骨，想来要她性命了。这样，孔爱芳就想努力把事情原原本本都对警方说清楚，好让刑警尽快查明情况，抓获所有涉案人员。只有这样，她才能太平了。于是，她在陈述甘祖强与仇学武的相识时就说到了许骧璋其人。刑警对于突然新冒出的这个男子很感兴趣，反复询问了许骧璋历史上和此次忽然露面的种种细节。
两位刑警返回市局向刑侦处领导汇报了调查到的情况，领导想了一下，拿出了一本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内部印刷的小册子，上面有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上海解放这段时间里警方能够收集到的所有曾在上海滩活动过的国民党“军统”、“中统”、“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国防部保密局”、上海市警察局等各部门大大小小的特务分子的名单，让袁蒙一、罗清山翻翻，看上面是否有许骧璋这样一个名字。
结果，上面果然有许骧璋其人，还有他的简历，最后注明是“目前下落不明，有特务被捕后供称已逃台”。
刑侦处方面没有想到查刑事案子竟然查出了一个有点资历的“军统”特务来，不禁愕然，于是当即同政治保卫处联系。政保处已经接到国家公安部转来的情报，说据内线密报，有一名许骧璋者于1951年10月离开台北前往浙江省被蒋方占领的岛屿，疑拟潜赴大陆从事破坏活动。上海市公安局在接到这份情报后已经布置了密查，但一直没有查到许骧璋的消息。此刻竟然被刑侦处查了出来，自是兴奋不已。
罗清山、袁蒙一被请至政保处介绍“盘尼西林走私案”侦查情况，几位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听着听着就觉得似乎不对头。他们这些人善于从政治破坏角度来考虑案情，因为这事涉及到“军统”资深特务许骧璋，所以就对这起案件产生了怀疑，因为孔爱芳说得很明白：她是因为吃醋而决定举报甘祖强要让他吃官司的。而使孔爱芳吃醋的关键一节——前往公平路旅馆捉奸一举，是由许骧璋提供的消息，这就有理由怀疑此事可能是由许骧璋策划的。许骧璋一手介绍仇学武跟甘祖强搞盘尼西林走私，一手又使孔爱芳去捉奸，最后导致孔爱芳愤而举报走私案，这情节就很是值得怀疑了。
案情直接汇报到了扬帆局长那里，扬帆听说查获的盘尼西林抽检样品送往北京复检，如果未发现问题那就有可能支援抗美援朝战场医院去了，便马上致电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询问送京检测情况。那边回答说北京的检测结果刚到，说送检盘尼西林没有发现问题，明天崔义田局长准备在例行局务会上提出讨论将该批药品支援朝鲜前线问题。扬帆暗嘘一口气，当下便直接挂通了崔义田的电话，说明了情况。崔义田听得暗自心惊，说那我们这边马上封存这批药品。扬帆说不管我们是否侦破该案，对这批药品的检测还是要求有一个确凿的定论的，崔局长你看有什么更权威的检测方法吗？崔义田说要么就请苏联方面协助检测，我们马上给国家卫生部打报告送检吧。
上海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当即决定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当晚即成立了专案侦查组。鉴于刑侦处刑警罗清山、袁蒙一对案件进行了先期侦查，熟悉案情，故将两人临时调来参加专案工作。
专案组对案情进行分析后，认为刑警先前怀疑医院发生的“毒鸡汤事件”可能是针对孔爱芳的杀人灭口行动是有道理的，按照这个思路，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方案：让孔爱芳返回其浙江中路的住处居住，敌特方面见她返回了，可能还会继续采取谋杀行动，警方来一个昼夜守候，严密保护，届时对敌特分子现场捉拿，再顺藤摸瓜追查包括许骧璋在内的其他敌特。
这个方案马上得到了实施，孔爱芳很乐意配合警方，很平静地返回了浙江中路住处。警方安排了若干名便衣警察分班轮流秘密蹲守。
可是，蹲守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敌特分子竟然没有任何行动。专案组深觉纳闷，难道这事儿哪个环节没有考虑周到，在某处弄砸了？
孔爱芳跟比她小两岁的同居者甘祖强的关系，属于情人关系。她是一个喜欢享受奉承的女人，也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吃花”的女人。这里的“吃”是沪语“喜欢”的意思，“花”用于此间作沪语“甜言蜜语”理解。而甘祖强恰恰就是这类男人中的佼佼者。因此，孔爱芳很喜欢甘祖强，她为自己设定的终极目标是要和甘祖强结为夫妻。
孔爱芳偷听到了甘祖强跟仇学武的密议后，最初当然是恼火，寻思自己对他这样好了，而他竟然还要瞒着自己偷拿房契去做非法生意。但恼过之后没几分钟就产生了另外的念头，她转念一想：甘祖强对我还是不错的，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挣钱，平时他一直说的要挣大钱供我享受，看来这就是为了实现他的诺言啊。如此一想，孔爱芳的火气就消失了。本来，她是准备要对许骧璋诉说一番的，就是这一转念，她打消了诉说的念头，若无其事地把话题扯到了其他方面。
许骧璋观察人的心理自有一套独特功夫，当下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心思，便很是有些失望。不过，他也并不沮丧，一个合格的特工，当然得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否则这活儿还怎么干？当晚，许骧璋没有作出什么反应，甚至想也没想过，一直到仇学武和甘祖强结束谈话开口告辞，他脸上也没有什么异样神情显露出来。
为防止给甘祖强留下一个这是一起“连档模子”之局，许骧璋没有和仇学武一起离开，他是在仇学武告辞后一个多小时才离开的。离开后就去了外白渡桥畔的一家咖啡馆，那里，仇学武已经在等着他了。许骧璋对仇学武说了孔爱芳的反应，仇学武说如此看来这件事有问题了，要么我干脆另外叫人举报这桩案子算了？
干特务工作也是讲究资历的，而且似乎比其他行当还要讲究，因此，对于仇学武这样的行业后辈，许骧璋其实是看不上眼的。于是，他就对仇学武说，如何执行计划，上峰是有一套具体方案的，方案是“最高组织”(指“保密局”)的专家制订的，通常，必须按照专家制订的方案执行计划，这样，即使失败了，回去述职时也有个说法，不至于受到处分。他见仇学武的脸上露出似乎怀疑的神情，便又说：我知道你是想说难道专家能够预料到一切，包括眼下孔爱芳对此的态度？我告诉你，专家不是神仙，他们不可能预料一切情况，但是，专家是会考虑到意外情况的，所以通常在交待行动方案时会给你总的思路，如果发生意外，只要按照他们的思路轨迹考虑解决方法，一般来说也是很有效果的。这件事，接下来怎么做，让我考虑后再作决定。你那里，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仍旧和甘祖强那小子谈下去。注意，甘祖强其人比孔爱芳要重要得多，你可得牢牢抓住，千万不能放手。
许骧璋按照“保密局”的特工专家制定的思路考虑下来，想到了另外一个措施：那甘祖强是一个喜好玩弄女人的“花花公子”，那何不就在这上面做做文章，弄一个漂亮女人去勾引他，然后让孔爱芳知晓此事。女人的吃醋心决定她决不会听之任之，何愁她不上钩？
主意打定，许骧璋就约见仇学武，如此这般说了说，让仇学武去执行。
仇学武作为“保密局”的潜伏特务，还担负着发展新特务的使命，他的工作积极性还是蛮高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已经发展了11名新特务，有的已经接受过实战考验，比如散发反动传单、散布扰乱人心的谣言之类。此时他决定从发展的新特务中挑选一名女性去执行勾引甘祖强的使命。
这个女特务名叫柳传丽，22岁，未婚，初中毕业，在一家私立医院当护士。这个姑娘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反应敏捷，口齿伶俐，据仇学武向许骧璋介绍，乃一个“有头脑的人”。柳传丽的头脑在于懂得记住仇恨，她的父亲是上海滩的一个恶霸，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柳传丽把这件事作为与共产党结下了深仇大恨的人生头等大事对待，从此就一心一意留意着如何报仇。还真让她给撞上了，仇学武的老婆患了阑尾炎住院开刀，正好柳传丽是位护士。仇学武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小护士。于是，在老婆痊愈出院后，他也生了“病”，私立医院好说话，只要付钱，想住院就住院，还能指定病房、床位，仇学武当然躺在他老婆躺过的那张床上。等到他出院时，柳传丽已经宣过誓了。
这次，仇学武让柳传丽去勾引甘祖强，生怕吓着对方，就说这是来自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的指令，如果照着实施了，就算是立下了功劳，日后……柳传丽打断说功劳不功劳我无所谓，我要的是报仇!仇学武便改口说你要为你老爹报仇，那这一步棋子真是再好不过了，你这步棋子一走通，下面的全盘计划就都能畅通了，对共产党的破坏作用那是大得没法说的，看报纸吧。
柳传丽于是接受了指派，经仇学武的介绍认识了甘祖强。
仇学武故意安排了一个在舞厅“偶然”遇到柳传丽的机会。柳传丽是有备而来，刻意打扮了一番，又施出了那份在旧社会私立医院受过特殊训练的护士小姐的妩媚，马上使甘祖强产生了非分之想。甘祖强对于女人，一是图色，二是图财，能够“双图”当然最好。对于孔爱芳，他图的就是那套洋房。此刻对于眼前这个护士小姐，他就图色了。
甘祖强跟柳传丽结识之后，次日就给她打了电话，约她到国际饭店吃饭。柳传丽应约而至。这是仇学武预先对柳传丽关照过的，让她不要坚持拒绝，因为那桩使命的时间有点紧迫，一摆架子就要耽搁了。不过也不能主动，一主动可能会引起甘祖强的怀疑。柳传丽都一一做到了，她跟甘祖强在公平路上一家私营旅馆里开了房间。开房间时，还特意跟旅馆的服务员闹了一点小纠纷，好让接下来的事情好做一点。
所谓“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许骧璋悄然对孔爱芳所说的：我听仇学武说，甘祖强好像交了一位漂亮的女朋友，是个22岁的护士小姐。他故意说得漫不经心，但对于孔爱芳而言，几乎等同于在耳畔爆了一个“二踢脚”。她马上盯着追问，许骧璋吞吞吐吐了好一阵，才答应向仇学武打听后再告知。
打听的结果就涉及了公平路上的那家私营旅馆，孔爱芳当即前往询问。旅馆服务员对柳传丽的恼火还没有消，正好添油加醋说了一番。
女人在感情问题上有时很容易走极端，孔爱芳也不能免俗，回到住所，正好许骧璋也来了，她便哭哭啼啼地把情况诉说了一番，说要给甘祖强颜色看。许骧璋假装劝说，但说出的话语却不乏火上浇油之嫌。孔爱芳在男女方面毕竟是老手了，她这时的头脑显得出奇的冷静，得出的结论也就有些冷。就像当初她认为许骧璋有负于她而从此不能发生上床之类的事情一样，她同样也认为甘祖强既然跟那小护士私通了，那她姓孔的也就别指望能够跟他结婚，这场交往也就不过是一场游戏，此刻差不多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不过，她毕竟对甘祖强倾注了一份难得的真心，所以，就这样分手似乎过于便宜他了。于是，孔爱芳的心里就产生了报复的念头。
怎样报复？孔爱芳反复考虑下来，觉得只有抓住前几天偷听到的那桩准备走私盘尼西林的事儿做文章。反正做不成夫妻了，那就干脆得罪到底，送佛送到西天，写一封举报信把甘祖强弄到监牢里去算了。至于人民政府会判处甘祖强什么刑罚，那就看他小子的造化了，以孔爱芳此刻的心态，当然最好是枪毙。
别看孔爱芳不过是一个小市民式的俗女人，她倒还是有心机的，决定之后，她没有对许骧璋透露，因为她考虑到走私盘尼西林之事跟仇学武也有关系，到时候人民政府少不了也要请仇学武进去吃免费饭，而仇学武是许骧璋的朋友，让许骧璋知道了透露了风声，这事儿就黄了。
孔爱芳另外还考虑到了一个问题，她得先让甘祖强有机会把这件事进行下去，使他能够轻而易举地偷拿到她的房契。于是，她就对甘祖强谎称要和几位小姐妹一起去普陀山烧香，问甘祖强是否有兴趣一起去。甘祖强正为没有机会下手偷拿房契而犯愁，此刻孔爱芳把机会主动送上来了，哪有推出去的道理？自然找了一个理由婉拒了。
孔爱芳去徐家汇的一个小姐妹那里住了五天，回来后一检查，房契已经不在了，便知道甘祖强已经开始行动了。后来知道，甘祖强是在孔爱芳离开的当天下午就从街头请了一位锁匠来开了锁，偷拿了房契交给了仇学武。
孔爱芳于是就写了一封举报信，生怕寄丢了，决定亲自送往华东军政委员会去。
孔爱芳不知应当向哪位领导同志举报此事，就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市华东军政委员会 领导同志 收”。解放初期时，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每个领导每天都不知要收到多少封人民来信，通常就交由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处分管信访的人员去处理。本来，孔爱芳把信函交给接待人员就行了。但是，她出于谨慎，担心这封函件没有受到重视，于是就对接待人员说她要把信函直接交到哪位领导的手中。这一要求当然是无法满足的，孔爱芳一见人家摇头，就摆出了一副不见到领导决不罢休的架势，声称要在接待室一直待下去。这样，工作人员就要问一下究竟是为何事而要直接向领导投递该函。孔爱芳说是为举报走私药品事，那个接待人员一听“药品”两字，立马就说那你把这信函送到上海市卫生局去吧，卫生局局长崔义田同志还兼着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卫生处处长，交给崔局长没错。
孔爱芳于是就去了上海市卫生局。她未能见到局长崔义田，但是，接待她的工作人员答应一定把信函交给崔义田局长。工作人员没有蒙人，确实是把孔爱芳的这封信函交给了崔义田局长。
崔义田看了举报信函，认为这件事应当由公安部门去处理，于是就把信直接转给了上海市公安局扬帆局长。扬帆收到后，批转到了刑事侦查处。当时，这种不着边的举报信函几乎每天都会飞往公安局，有时一天几十封甚至上百封也是有的，大部分查着查着就没法查下去了，工作量之大、警力之紧是可想而知的。刑侦处的领导看了孔爱芳的这封未具举报人姓名和住址的匿名信函，暗忖别又是一个查不下去的线索啊，但工作是要做一下的，于是就唤来一位从部队转业过来的名叫罗清山的刑警，让他先去初步查摸一下这封举报信函内容的真伪。
罗清山是解放战争前期入伍的山东籍小伙子，上海战役时他在宋时轮的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保卫部当保卫干事。中共方面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宣告成立上海市公安局后不久，为充实公安力量，他奉命和其他一批部队同志就地转业，当了人民警察。罗清山没有什么突出的聪明才智，但是小伙子非常踏实，寻思既然到了这个岗位上，那就得把工作做好，而要在大上海做好公安工作。看来先得把上海滩的道路摸熟，还要把上海话学好。这两桩事情说说容易，真要做成功那还是蛮犯难的。但是，罗清山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到接受这一使命的时候，小伙子已经把上海滩的每条大街小巷都摸排得了如指掌，一口上海话也说得几可乱真，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哩。
罗清山接受任务后，想了一阵，寻思要了解举报信内容的真假，有两个途径：一是去找信中所说的那两个有名有姓但是不知住址的被举报走私药品的主儿甘祖强和仇学武，二是找到那个匿名的举报者。这两条途径的相同之处是对方都没有住址，不同之处是前者有姓名，后者连姓名也没有。那么，走哪条途径呢？罗清山想先去找那个匿名举报人，这样做尽管难些，但是找到后接触时没有“打草惊蛇”之虑，而且找到了举报人也等于是找到了被举报人甘祖强和仇学武。
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匿名举报人呢？罗清山想，举报信是从上海市卫生局转过来的，那就先去那里了解一下情况。这封信的信封上没有贴邮票，也没有盖邮戳，说明不是通过邮局邮寄的，那就很有可能是写信人直接上市卫生局递交的，如果真是这样，那运气就来了。
运气倒还真让罗清山撞着了，他去上海市卫生局一打听，信访接待的工作人员根据信封上的编号查到了收下这封信函的登记，那上面竟然有孔爱芳当时自报的姓名和地址。罗清山真是喜从天降，抄下后就去走访。小伙子多生了一个心眼儿，他没有直接上孔爱芳的住处，而是先去了管段派出所，向分管的户籍警了解是否有孔爱芳这样一个住户。户籍警查了一下，说有孔爱芳这么一个住户，不过报的是临时户口，她的固定户口是在闸北区，她那临时户口本上还挂着一个人，是个男子，名叫甘祖强。
罗清山这下乐了，别说天上掉下馅饼只是童话故事中的情节，看来现实生活中也有啊。如此看来，这封信的内容十有八九倒是属实的，因为举报人和被举报人是住在一个门口里的，那事儿通常就不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了。出于慎重，还是先请示领导再说吧，看这活儿怎样往下派。
刑侦处领导听了罗清山的汇报，说小罗你这样做很好，是得先研究一下看怎么往下查，这事儿估计是确凿的呢，那就得立案了。活儿还是你干，给你增派一个助手，让小袁和你一起查吧。
小袁名叫袁蒙一，比罗清山小两岁，他是革命烈士后代，其父是中共地下党的情报人员，抗战胜利前一年在苏州被捕，拒绝吐露机密出卖同志，英勇不屈，光荣牺牲。上海解放时，袁蒙一正由其经商的伯父供养着读高中，其父当年的上级随军进沪后在市公安局当部门领导，前往他家慰问，袁蒙一坚决要求辍学参加工作，于是就进了公安局当了一名刑警。
罗清山和袁蒙一两人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通过派出所安排悄悄跟举报人孔爱芳接触。当天下午，派出所户籍警请居委会干部打探到甘祖强不在时，就把孔爱芳请到了居委会干部的家里接受刑警的调查。
孔爱芳对于刑警找上门来感到吃惊，甚至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承认是她写的举报信，然后又把情况陈述了一遍。可能出于谨慎，也可能根本是一种无意识，她只字未提许骧璋。这样，当时的陈述笔录里就没有许骧璋的记录，警方根本不知道还有许骧璋这样一个其实更值得怀疑的人物。
事先，领导已经把策略向罗清山两人作过交待了：如果举报情况属实，那就要求孔爱芳严格保密，稳住甘祖强，对走私药品情况予以密切监视，让他们把药品偷运进来，到时候来一个人赃俱获。
当下，袁蒙一就把要求对孔爱芳说了，希望她能配合政府做好这件事。孔爱芳说没有问题，但她也有一个要求希望政府满足。孔爱芳的要求是：我的房契已经被甘祖强作为信用担保抵押在人家手里了，希望到时候政府能够发还。袁蒙一说这事没有问题，肯定会还给你的。孔爱芳于是很高兴地点头，表示绝对没有问题，一定配合警察同志把这件事做好。
其实，孔爱芳的举动没有逃出许骧璋的视线，说老实话，他最担心的就是孔爱芳不举报，再有就是举报后不被警方重视，现在事情发展的轨迹是沿着“保密局”特工专家事先设定的方向走的，所以他就放心了。为防止发生意外，许骧璋就不再去孔爱芳那里，还关照仇学武也用不露面的隐秘的方式跟甘祖强联系。
为防止夜长梦多，许骧璋要求仇学武立刻执行“走私”行动。货是现成的，那是3000盒盘尼西林针剂粉末，每盒12瓶，可供救治二三千名伤病员。这批货，在许骧璋离开台湾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就运到了当时还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着的大陈岛，然后通过“保密局”的秘密地下运输渠道伪装成海货运至上海附近的海域，乘夜晚黑幕的掩护避开解放军海军巡逻艇的巡查，就在海上和前来接货的“保密局”潜伏特务办理了交接手续，由潜伏特务运至浦东高桥镇一位不是特务身份的百姓朋友家里存放着。保管这批特殊货物的潜伏特务得到的指令是，根据指定的暗号发放这批货物。
罗清山、袁蒙一对孔爱芳调查后的第三天，许骧璋决定开始行动。他先让仇学武给甘祖强写了一封信，说货物已经运到，目前藏于浦东高桥镇某处，这两天准备提货。写这封信的用意其实是要使警方知道这批货密藏于何处，好让警方采取行动。因为警方肯定已经通过邮局控制了甘祖强的通信，写给他的信函他本人还没阅读到时，警方已经拍照取证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刑警看了这封信函的内容后，当即前往高桥镇秘密摸排，在川沙警方的协助下对存放货物之处布置了秘密监控。
许骧璋下达指令后，就通知仇学武赶紧躲避，连甘祖强也得躲起来，免得他被捕后乱咬乱攀使警方产生怀疑，使卫生管理部门对这批盘尼西林也产生怀疑，从而坏了毛人凤的大计。
又过了一天，仇学武按照许骧璋的安排，去十六铺码头临时雇了一辆卡车，写了一纸条子，用暗号通知高桥方面发货。这时，罗清山和袁蒙一两人在高桥镇已经守候一天一夜了，此刻见有人前来提货，在川沙县公安局的几位便衣民警的协助下将来人连车带货给查扣了。
保管货物的人也给逮进了局子，他当然就咬出了那位利用他的不知是潜伏特务身份的朋友，警方马上行动。那个名叫丁根宝的特务接到仇学武的通知早躲避出去了，但因为想着家里还有点事情没有交待，晚上返回来处理，结果就落网了。不过，丁根宝的被捕跟许骧璋执行的计划没有更多的关系，所以，警方对于敌特的阴谋还不可能知情，只是将其作为走私刑事犯罪涉嫌人来看待。由于案值巨大，所以将其押解到了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关押着。
而罗清山、袁蒙一回过头来想捉拿甘祖强时，孔爱芳说甘祖强已经三天没有回来过了，也没有留下过什么话，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这个案子就办得有点像夹生饭了。不过，案子是破获了，两个年轻的刑警还是受到了表扬。因为活儿还没有干完，所以，一边准备写结案报告，一边对甘祖强和仇学武作了布控安排，保证在布控点只要露面就能抓获，然后，就跟市卫生局联系鉴定查获的走私药品的鉴定。卫生局药检部门对于药品的鉴定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结案报告中要写清楚查获的是什么药品，真货还是假货，抑或是有毒假药，等等；都要有一个权威说法，以便对走私案犯进行定罪量刑。
前面说过，这批“盘尼西林”针剂中混入的毒药是中国大陆当时所使用的检测手段无法检测的，这样，这批药品在经过抽检后就被认为是正宗的盘尼西林。
消息上报给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那边的专家正为筹措有效安全的消炎药品支援抗美援朝而大伤脑筋，听说警方查获了3000盒盘尼西林，就有人把脑筋动到了这上面。一个专家写了一份建议书，送到了主持工作的卫生局长崔义田那里。
崔义田是科班出身，他早年就读于辽宁医学院，1938年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苏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并兼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卫生部部长、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建国后官至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崔义田对于那3000盒求之不得的盘尼西林自然也有心动之意，如果运往朝鲜前线，那是可以拯救数以千计的志愿军伤员的生命的。这样，他在收到专家的建议函后，就召集相关人员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经过讨论后，决定从这批查获的盘尼西林中随机抽取样品，送往北京国家卫生部去作了检测，看结果如何再作决定。
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决定跟警方已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警方这时要做的是结案了。
但这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
四
许骧璋在警方查扣藏于浦东高桥镇上的那3000盒盘尼西林之后，暗暗长嘘了一口气，寻思这桩活儿总算干完了。至此，他的使命也算是完成了，药品已经到了共产党手里，是否会运送朝鲜前线去给志愿军野战医院使用，那就不是他能起什么作用的了，于是，他就想按照事先上峰所交待的，返回台北去向“保密局”交差。是否立得上功那要看造化，但此行总算没有出事，得以平安返回台湾，那可算是喜事一桩了。
但是，就在许骧璋准备动身的时候，“保密局”本部通过地下电台向他下达了一条指令，让他“暂缓回返，留沪代行视察潜伏组织情况，物色优秀分子上报局部作备选全能特工之用”。许骧璋差点要破口大骂，这不是要老子涉险吗？潜伏的主儿中哪个万一已经变节了的话，正等着台湾来人登门好作为向共产党邀功求赏的资本，他姓许的岂不正是自投罗网吗？但没有回绝的理由，他只好先留下来再作计议了。
许骧璋的留下，仇学武是不知道的。仇学武与许骧璋的助手关系，从完成“901”计划开始已经结束了，根据特务工作的纪律，他和许骧璋就不能再见面或者联系了。仇学武这时想到了一个问题：许骧璋完事后回台湾了，我还在大陆待着，“走私盘尼西林”这桩活儿虽已干完，但共产党公安局的活儿还没有完哩，他们还在侦缉甘祖强，通过甘祖强就能找到我。要想摆脱这个风险，看来只有切断线索。眼下，跟甘祖强和孔爱芳的脱离还不能算是真正完整的切断，要真正切断，看来只有杀人灭口了。杀谁？最好是把甘祖强和孔爱芳一起解决掉，但甘祖强目前在哪里他不清楚，孔爱芳倒是清楚的，还在浙江中路那里住着，那就先解决这个女人吧。至于甘祖强，有了他的下落再下手。
派谁下手？想来想去还是那个小护士柳传丽似乎最为合适了。于是，仇学武就指派另一个特务名叫裘富贵的去浙江中路那里打听孔爱芳的下落。打听的结果是孔爱芳上一天患了急性阑尾炎，连夜被送到第一人民医院去了。仇学武寻思在医院那就更容易下手了，柳传丽又是做护士的，熟悉医院情况，让她下手再好不过。
可是，柳传丽却不肯执行这个使命，因为她之前奉命勾引甘祖强，仇学武对她说过会发生登上报纸的破坏事件，但她一直等到现在也没见报上刊登什么事件，所以，她那大小姐脾气就发作了，无论仇学武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她一口咬定不干了，除非仇学武马上做一桩轰动上海滩的大事件出来，让她看着共产党受损害出出气，倒还可以考虑考虑。柳传丽把话说到这一步，仇学武也就拿她没有办法。毕竟这个使命并非台湾的指令，而是他为了保全自己而自作主张决定的，他不可能因此而对柳传丽采取纪律制裁。况且，一制裁柳传丽，他就多了一份暴露的可能性。
这样，仇学武就只好另外选择执行对象，寻思一事不烦二主，干脆就叫裘富贵去执行算了。
裘富贵33岁，他是苏北人，出身地主，当过还乡团小头目，亲手杀过七八名民兵和解放军家属，用“血债累累”来评判算不上冤枉他。淮海战役结束前，他见“国军”败局已定，便逃来上海，改名换姓开了一家水果店铺。正好他跟仇学武的老婆是同乡，买卖时间稍长就跟仇学武夫妇认识了。仇学武在跟其接触中也就渐渐觉察到裘富贵对共产党似有刻骨仇恨，寻思多半不是一个善主儿，悄悄让老婆以探亲为名回乡打听，公安局门口的墙上贴着裘富贵的照片正张榜通缉着呢。仇学武马上就把裘富贵拉到了手下，成为一个死心塌地的骨干分子。
裘富贵没有柳传丽那样的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仇学武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求有一天老蒋反攻大陆成功。当下，听了仇学武一番话语，就马上点头说愿意去第一人民医院谋杀孔爱芳。
但是，裘富贵并不是一个称职的杀手，尽管他亲手制造了七八条人命案。仇学武给了他一件白大褂，让他冒充医生晚上潜进病房，往正熟睡着的孔爱芳的心窝插上一把尖刀，当场了结就是。但裘富贵寻思万一孔爱芳挨了刀还不死，当场叫嚷，或者他刚挨到病床前她就叫起来了，那怎么办？所以，他就自作主张地修改了行动方案。他向街头兜售老鼠药的小贩买了老鼠药，煮了一锅鸡汤掺了进去。然后，把鸡汤拿到了医院，却又不敢直接送进病房。于是就“假装”在楼下碰到了一个病人家属，说他有急事不上去了，烦请人家帮个忙把鸡汤送到几病区几病床那里。解放初期，社会人际关系很是融洽，助人为乐比本分事还本分，那个家属很是热心，马上乐呵呵地办了。
可是，出乎裘富贵意料的是，他事先打听准了的孔爱芳的病床已经发生了变化，医院已经给孔爱芳换了一个病床。这样，这锅掺老鼠药的鸡汤就送给了原先她那个床位的病人。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先生，也是患了阑尾炎来动手术的。上一天有个邻居来看他，说过要熬汤给他加强营养的，所以就以为这是邻居送来的营养汤。他当下也不生疑，正好赶上开饭的当儿，就乘热喝了些肉汤，吃了点鸡肉。
不到两小时，老鼠药就发作了。好在是在医院里，医生马上抢救，老先生喝得也不算多，所以倒是没有丧生。医院方面当然马上报警，上海市公安局北四川路公安分局派员前来调查，因为涉及人命，所以很是重视。不过，侦查员是盯着老先生的社会关系查找线索的，所以不可能查出什么来。而孔爱芳对此根本就没有想过是怎么一回事，只将其当做一件病房新闻告诉前来探望她的亲朋好友。
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三天，罗清山和袁蒙一来向孔爱芳打听是否有甘祖强的消息。孔爱芳跟两位刑警打过好几次交道了，觉得很熟了，所以把这桩病房新闻告诉罗清山、袁蒙一。
罗清山、袁蒙一当时听了也就听了，按照警察内部的规矩，凡是已经有其他同事在调查的案子，别人是不宜议论和去猜测什么的。但是，两人回到市局后作访查记录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节，就议论起来。因为之前两人曾去过一次医院，那是听户籍警说孔爱芳住院的消息后，他们是去慰问这个协助破案有功的举报人的。当时，孔爱芳躺在正好是这次中毒的老先生现在躺的病床。于是，他们就考虑到投毒事件是否是针对孔爱芳的？
罗清山向刑侦处领导汇报了这一想法，认为有必要去北四川路分局走一趟，了解一下他们对投毒案件的侦查情况。刑侦处领导赞同罗清山的想法，出具了介绍信让马上去调查。
向北四川路分局调查的结果使罗清山、袁蒙一对投毒案件产生了更深的怀疑，他们决定跟孔爱芳再次接触，看是否能够了解到与那起走私案件更多相关的情况。
这时，孔爱芳正好出院了，她的一位亲戚把她接到家里去休养。于是，两位刑警就去了孔爱芳的亲戚家对孔爱芳进行调查。
这样，终于提到了一个之前从来没有提及过的、事实上刑警也从未想到过的问题：甘祖强和仇学武是如何认识的？
孔爱芳对于警方怀疑“毒鸡汤事件”可能是针对她的这点是认同的，于是就颇有些惊慌，她同时也就意识到当初的举报似乎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么轻松，看来，不仅仅是一个让甘祖强吃点苦头的问题，同时还涉及了其他人，人家心痛那些巨额资金，所以对她恨之入骨，想来要她性命了。这样，孔爱芳就想努力把事情原原本本都对警方说清楚，好让刑警尽快查明情况，抓获所有涉案人员。只有这样，她才能太平了。于是，她在陈述甘祖强与仇学武的相识时就说到了许骧璋其人。刑警对于突然新冒出的这个男子很感兴趣，反复询问了许骧璋历史上和此次忽然露面的种种细节。
两位刑警返回市局向刑侦处领导汇报了调查到的情况，领导想了一下，拿出了一本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内部印刷的小册子，上面有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上海解放这段时间里警方能够收集到的所有曾在上海滩活动过的国民党“军统”、“中统”、“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国防部保密局”、上海市警察局等各部门大大小小的特务分子的名单，让袁蒙一、罗清山翻翻，看上面是否有许骧璋这样一个名字。
结果，上面果然有许骧璋其人，还有他的简历，最后注明是“目前下落不明，有特务被捕后供称已逃台”。
刑侦处方面没有想到查刑事案子竟然查出了一个有点资历的“军统”特务来，不禁愕然，于是当即同政治保卫处联系。政保处已经接到国家公安部转来的情报，说据内线密报，有一名许骧璋者于1951年10月离开台北前往浙江省被蒋方占领的岛屿，疑拟潜赴大陆从事破坏活动。上海市公安局在接到这份情报后已经布置了密查，但一直没有查到许骧璋的消息。此刻竟然被刑侦处查了出来，自是兴奋不已。
罗清山、袁蒙一被请至政保处介绍“盘尼西林走私案”侦查情况，几位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听着听着就觉得似乎不对头。他们这些人善于从政治破坏角度来考虑案情，因为这事涉及到“军统”资深特务许骧璋，所以就对这起案件产生了怀疑，因为孔爱芳说得很明白：她是因为吃醋而决定举报甘祖强要让他吃官司的。而使孔爱芳吃醋的关键一节——前往公平路旅馆捉奸一举，是由许骧璋提供的消息，这就有理由怀疑此事可能是由许骧璋策划的。许骧璋一手介绍仇学武跟甘祖强搞盘尼西林走私，一手又使孔爱芳去捉奸，最后导致孔爱芳愤而举报走私案，这情节就很是值得怀疑了。
案情直接汇报到了扬帆局长那里，扬帆听说查获的盘尼西林抽检样品送往北京复检，如果未发现问题那就有可能支援抗美援朝战场医院去了，便马上致电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询问送京检测情况。那边回答说北京的检测结果刚到，说送检盘尼西林没有发现问题，明天崔义田局长准备在例行局务会上提出讨论将该批药品支援朝鲜前线问题。扬帆暗嘘一口气，当下便直接挂通了崔义田的电话，说明了情况。崔义田听得暗自心惊，说那我们这边马上封存这批药品。扬帆说不管我们是否侦破该案，对这批药品的检测还是要求有一个确凿的定论的，崔局长你看有什么更权威的检测方法吗？崔义田说要么就请苏联方面协助检测，我们马上给国家卫生部打报告送检吧。
上海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当即决定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当晚即成立了专案侦查组。鉴于刑侦处刑警罗清山、袁蒙一对案件进行了先期侦查，熟悉案情，故将两人临时调来参加专案工作。
专案组对案情进行分析后，认为刑警先前怀疑医院发生的“毒鸡汤事件”可能是针对孔爱芳的杀人灭口行动是有道理的，按照这个思路，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方案：让孔爱芳返回其浙江中路的住处居住，敌特方面见她返回了，可能还会继续采取谋杀行动，警方来一个昼夜守候，严密保护，届时对敌特分子现场捉拿，再顺藤摸瓜追查包括许骧璋在内的其他敌特。
这个方案马上得到了实施，孔爱芳很乐意配合警方，很平静地返回了浙江中路住处。警方安排了若干名便衣警察分班轮流秘密蹲守。
可是，蹲守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敌特分子竟然没有任何行动。专案组深觉纳闷，难道这事儿哪个环节没有考虑周到，在某处弄砸了？
五
专案组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再三研究如何进行下一步侦查工作，最后决定在浙江中路孔爱芳住所这边继续秘密蹲守，那是针对甘祖强的。而另外也需要伸出一个侦查触角，那是针对把甘祖强拉下水的仇学武的。
专案人员分析，从孔爱芳的陈述来看，那个仇学武是许骧璋介绍给甘祖强认识的，而甘祖强和那个他不知姓名的小女人(即护士柳传丽)在公平路那家旅馆通奸的消息，据许骧璋对孔爱芳说也是那个仇学武提供的。这样看来，仇学武在这个案子中承担着重要环节作用。因此，这个家伙一定是受许骧璋指挥的一个得力干将。现在有必要寻找此人的线索，如果能将其拿下，其意义远比甘祖强落网来得大。
那么，怎样了解仇学武的线索呢？专案人员想到了在“走私案”中落网的丁根宝。
专案组特地约了市局预审处的一位精于讯问的高手前往第二看守所提审丁根宝。丁根宝在被捕后已经由罗清山、袁蒙一讯问过两次，几天后被批捕前又由预审承办员提审了一次。他三供不离一辞：他只是接受了“朋友”仇学武之托，把对方的一票货物介绍给高桥镇上的一位好友处去存放，他没有收受任何好处，也不知道那是一票什么货物。至于仇学武是什么角色，他只知道是做生意的，他跟仇学武是在两三年前一次去苏州的火车上相识的，以后有时有来往，但没有做过任何不法之事。总之，丁宝根反复向承办员表明的是一个意思：他绝对是一个守法良民!
现在，这个“守法良民”重新出现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的提审室里，又一次接受讯问。这回，承办员不问其他情况，单是盯着仇学武的情况反复追问。应该说，这种讯问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以前三次讯问丁宝根的是年轻刑警罗清山、袁蒙一和预审处的两位普通警员，这次讯问的却是有着“政保行家”之称的专案组长以及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很有名气的一名预审高手，两人没有使出那套凶声恶气、拍桌摔凳的敲山震虎架势，只是跟丁宝根和颜悦色地交谈。说也奇怪，谈着谈着，不知怎么就触动了丁宝根的神经，竟然主动交代了自己的潜伏特务身份，还交代了仇学武是发展他的上家，也是他的上司。
丁宝根交代的内容其实是预料之中的，并不特别地引起讯问者的兴趣，他们的兴趣是仇学武的下落或者活动情况。但是，丁宝根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尽管他想迷途知返，立功赎罪，可真的是力不从心。因为仇学武在将其发展为特务后，除了这次要让他藏匿货物，再未跟他有过联系。
专案组最后还是将获取线索的希望寄托于寻找甘祖强上。这回扩大了搜寻范围，不但继续在孔爱芳家附近蹲守，还决定抽调警力分别对甘祖强的父母、亲戚朋友等进行广泛的寻找。
专案组一共抽调了30余名警员进行搜寻工作，连续忙碌了一周，竟然未能查摸到任何线索。
这时，北京传来了国家卫生部的消息：盘尼西林注射针剂粉末请苏联权威医学机构进行检测，发现其中含有一种不明成分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如果进入人体后，将会导致死亡；目前，还没有发现能够消除该有毒化学物质的药品。
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马上作出决定，将警方查获的那批盘尼西林针剂药品全部销毁。
至此，尽管警方还不知道台湾“保密局”的“901”计划，但对于敌特分子制造该案的用意已经非常明了，警方于是将此案划定为必须侦查的重要政治性案件。扬帆局长下令给专案组增派人手，尽快侦破案件，捕获敌特分子。
阵容扩大了的专案组举行了案情分析会，出于慎重，会议将案情重新分析梳理了一遍，寻找是否有线索遗漏点，或者侦查方向选择上出现过偏差，最后肯定了之前包括罗清山和袁蒙一两名年轻刑警所做过的全部工作。这样，问题似乎就应当朝甘祖强究竟是否还在上海或者是否还活着这方面去考虑了。专案人员根据已经掌握的甘祖强的社会关系、社交能力、生活习惯喜好和性格等分析下来，认为甘祖强如果是为了避风头，那就不会离开上海前往外地，因为他在外地没有任何可以落脚的社会关系；那就还剩一个可能，他也许已经被仇学武为灭口而杀害了。
因此，侦查工作还得从寻找仇学武的下落开始调查。之前，专案组早已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向全市所有分局、派出所对“仇学武”其人发出了协查通知，反馈情况都是“本辖区查无此人”。这样，看来仇学武是使用了化名或者别名在上海进行的户籍登记，也有可能“仇学武”这个姓名是其特务身份的化名。看来，从正规户籍登记渠道是无法查到此人的，那就只有考虑从其他方面获取线索了。
一位复姓完颜的专案组侦查员提出了一个建议：是否从孔爱芳那次去公平路旅馆捉奸这方面去找找线索？毕竟那件事中是新揳入了一个人的，尽管刑警已经去过旅馆，没有摸排到那个跟甘祖强通奸的女人的姓名、住址之类的任何线索，但还没有跟捉奸人孔爱芳通过气，现在是否可以跟孔爱芳通气，看是否能够获得意外线索？
这个建议获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专案组指派刑警罗清山、袁蒙一和提建议的完颜同志负责向孔爱芳进行新的调查。
三人跟孔爱芳聊下来获得了一个之前没有掌握的细节：孔爱芳听许骧璋说到那个跟甘祖强通奸的小女人时，曾提及过对方是从事医务工作的，好像是个护士小姐。
专案组于是马上前往各区查找具有孔爱芳所说年龄、容貌、体形特征的护士或者药剂员。当时，上海各区根据1950年7月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区人民政府试行组织规程(草案)》，规定区人民政府按主管业务，分设秘书室及民政、工商、文教、卫生各科，区政府卫生科已经完成了对本区内的各公私医院、诊所、药房从业人员的登记，能够拿出完整的附有近照的简历。侦查员就在各区卫生科仔细翻阅这些资料，当天就在嵩山区、北站区、徐汇区、静安区查到了五名符合查寻对象特征的女性。
这五份档案材料被侦查员借走，拿到市局集中后，罗清山、袁蒙一和完颜又拿着悄然前往孔爱芳住处所在的派出所，请户籍警把孔爱芳请来辨认，结果孔爱芳一下子就认出了嵩山区“博爱私立医院”的外科护士柳传丽。
出于慎重，侦查员又请公平路旅馆的服务员对这五张照片予以辨认，三个服务员在单独辨认的条件下不约而同地确认了柳传丽。
专案组长终于嘘了一口气：找到柳传丽了，离找到仇学武也不远了吧？
十几名侦查员化装后轮流在柳传丽家周围和博爱私立医院内外进行秘密监控，密切注意着柳传丽的动态。最初两天，没有什么发现，柳传丽上班下班医院家里两点一线踩得很准，回家后也没有往外面跑，也没有跟外界通什么电话。到了第三天，专案组的运气来了——甘祖强竟然前往博爱私立医院找柳传丽了!
那是下午三时许，一位化装成病人在医院里面等候就诊的侦查员发现从外面来了一个脸孔似熟的男子，凝神一想：这不是在照片上见识过多次的正在追捕的那个甘祖强吗？他不露声色，冷静地注视着甘祖强，只见他进了外科护士室，跟柳传丽说话。说些什么当然无法知晓，甚至因为生怕打草惊蛇连两人的神情也是通过玻璃窗户的反射才勉强看见的。
几分钟后，甘祖强离开了。那个侦查员马上跟踪，一直到了医院外面远远地给另一个侦查员打了交接暗号，将甘祖强交给了对方。另一侦查员继续跟踪，但遗憾的是最后竟然跟丢了。当时，甘祖强去了附近一家咖啡馆。侦查员见他上了二楼，寻思只要守住门口，你就走不了。于是就在咖啡馆紧邻的一家烟纸店打电话报告情况，要求增派人手。十几分钟后，专案组长派来的两名增援侦查员就赶到了。可是，当其中一位上楼去查看时，上面已经没有甘祖强了。
原来，这家咖啡馆有一道后门，是跟一家百货公司直通的。甘祖强上楼后可能忽然改变主意不想喝咖啡了，于是就下楼去了百货公司。而他就百货公司也没待久，转了转就离开了，所以，当侦查员发现咖啡馆有门通百货公司马上赶过去查看时，已经不见甘祖强的人影了。
那个脱梢的侦查员自然挨了领导批评，但此事毕竟是给了众人一个鼓舞，因为甘祖强诚如之前分析的，没有离开上海，而且还在跟柳传丽来往，那就有希望摸排仇学武和许骧璋的下落了。
接下来，好事果然出现了——当天晚上，柳传丽竟然跟久未露面的仇学武见面了!
柳传丽当天下班后跟前两天一样，乘坐电车回家。在她家周围执行监视任务的那三个侦查员以为她跟前两天一样，不会出门了。哪知，9时05分，柳传丽忽然出门了。侦查员马上跟了上去。这天是阴历初五，后来知道，阴历逢五是柳传丽和仇学武约定的见面日，时间和地点在上次见面时会约定的。这天柳传丽就是去跟仇学武见面的，她尽管拒绝执行谋杀孔爱芳的使命，但仇学武还是觉得这是一块好料，所以没有另眼看待，还是将其作为最忠诚可靠的部下来对待的。确实，在某些方面，比如色相，柳传丽是能够起到目前仇学武这边所有特务中谁也无法替代的作用的。
这天，仇学武和柳传丽的见面地点是在外白渡桥畔黄浦路上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仅咫尺之距的原“利查饭店”底楼的咖啡厅。受过正规特工训练的仇学武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进行了化装，因此，出现在侦查员眼里的是一个年过六旬须发皆白了的老头，还戴了一副眼镜，佝着腰背，拄着拐杖。这样，侦查员就没有认出这就是在照片上见到过的仇学武。
不过，不管是谁，只要跟柳传丽见过面的，那就得跟踪。这回，侦查员跟踪成功了，一小时后，当两个目标分手时，有人盯上了仇学武，一直盯到其下榻的地方——北四川路区的一家旅社。
可是，当天深夜警方对该旅社进行突击检查时，仇学武已经不翼而飞了!
六
事后得知，仇学武这是施出了其在特工训练班学到的反侦查手段。他在执行完“901”计划后，知道警方肯定在对其实施侦缉，于是就玩了消失，躲到了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一个位于长宁区的只有他知道的隐秘住处，那是他以化名租居的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平时，他基本上不出门，埋头看书，房东还以为这个房客是一个搞学问的知识分子。在需要跟柳传丽等定期会面的下属见面时，仇学武就提前出门，在见面处附近找家旅馆，用假证件住进去，当场付清房费。到了约定的时间，从旅馆出去，见面后再返回旅馆。不管是否有人跟踪，都必须在几分钟内立刻离开旅馆。反正他已经预付了房费，所以不必办理结账什么的。
这天，那个跟踪的侦查员跟踪到旅馆后，仇学武倒是没有发现已经被盯上，但是他还得立马离开。当然，他离开前还得化下装，就是这一伎俩，使守候在旅馆对面的侦查员竟然观察失误，使目标得以顺利脱梢。
深夜突击检查失利后，专案组当即举行新的案情分析会。当时还不能确认仇学武的突然离开旅馆是否是发现了被跟踪，所以需要着重进行分析。最后，大多数人认为从仇学武事先向旅馆付清了房费并对服务台说过“随时可能有事离店，不办理退房手续了”这一点来判断，多半这是他玩弄的一个反侦查手段。既然如此，那就继续对柳传丽进行监视，这个女人身上系着甘祖强和仇学武两条线，盯着她没错的。
于是，专案组继续布置对柳传丽进行监视，接受前面脱梢的教训，这回安排了足够的警力，还配备了挂民用牌照的摩托车。
甘祖强为何又想到了柳传丽呢？那是为了孔爱芳的那套小洋房。甘祖强把孔爱芳的小洋房房契偷出去交给仇学武作抵押后，不久仇学武就还给他了。他却没有放回孔爱芳的原处。现在他游荡在外，手头很紧，就想起了这份房契，盘算要把那套洋房卖了。甘祖强把房契给房屋买卖经纪人看过，谎称是其表妹的，咨询如何由他代理转让。经纪人看了房契后说，根据最近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私房买卖的相关规定，为充分体现男女平等精神，房契注明系妇女产权的，办理转让手续时必须由其本人到场签字。你手头的这份房契上面注明着产权人为“女性”，所以，必须把她本人请到现场亲自签名的。
甘祖强于是就动起了作假的脑筋：房契上只写了姓名、性别，没有写明年龄，也没有照片，那我只要办一个假户口本，请一个女人出面去卖房，就行了嘛!
请谁出面？甘祖强想了几个跟他比较投机的女人，觉得都不妥，不是富婆不稀罕金钱的，就是一直拮据而过于贪婪的，而且是否能够把戏演得天衣无缝还难说。想来想去，脑子里就转到了柳传丽，这个小女人倒是颇有些胆识的，那天去公平路旅馆开房间，明明是轧姘头，放在别的女人身上只怕胆战心惊了，她不但若无其事，还敢跟人家服务员吵架。而且，甘祖强觉得跟柳传丽交往下来，这个小女人并不贪婪，经济上是不穷不富。行了，就她吧!
这样，甘祖强就去柳传丽供职的医院找她了。那天柳传丽正在忙，他把这事儿稍稍说了两句，自然不可能说是孔爱芳的，只是佯称是其表妹的，但人家已经去了香港，现在来信要求把房子卖了，他去找过经纪人了，经纪人说必须产权人本人到场，当然，实在到不了场的也可以叫个人来替代一下，不就亮亮相签个名嘛，简单得很。他给表妹去函告知此事，表妹回信说她同意这样做，愿意花相当于房价百分之一的价格请人代替到场做这笔买卖。他于是想到了柳传丽，觉得她是肯也有能力帮这个忙的，现在特地过来问她是否愿意。
柳传丽没有接到过仇学武让她不要跟甘祖强接触的通知，大概仇学武也不会想到甘祖强在拥有一个逃犯身份的时候竟然还动着骗卖别人房产的脑筋，所以疏忽了。这样，柳传丽就很爽快地点了头。
要命的是，初五那天晚上柳传丽去跟仇学武例行见面时，竟然没有提及甘祖强曾经去医院找过她这一节，这样，灭顶之灾就成为不可避免。
柳传丽其实还是喜欢金钱的，只不过之前跟甘祖强厮混时，为了让甘祖强迅速上钩，所以都是她掏钱的时候多，而她掏的则是仇学武给的活动经费。活动没了，经费也没了，现在她靠的是当护士的那点薪水，对于一个爱打扮的年轻姑娘来说，这点钱当然是捉襟见肘的。所以，柳传丽很想挣甘祖强所说的那笔出场费，这几天一直在等着甘祖强来约她。
甘祖强这几天没有出现，是因为他正在地下市场偷偷找人伪造户口本和刻孔爱芳的印章。这活儿在解放前可以公开做，如今人民政府手下就只好隐蔽再隐蔽了，一旦发现那是要吃官司的。因此，甘祖强折腾了四五天才完成此事。可是，当他往医院打电话想跟柳传丽联系时，接听电话的护士却说柳传丽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已经两天没有上班了。
柳传丽遭遇什么情况了呢？原来，仇学武发现情况似乎不对头。那天，仇学武去“保密局”规定的最新联系密点察看是否有什么指示。所谓“联系密点”，是人民公园内的一株大树，这株大树伸展出的众多根枝中有一个特别粗大的，距主干大约一尺处的南侧株干如果有一道逆向刀痕，那就说明海外有新的指示了，仇学武得在次日上午10时至11时在人民公园后门口手持一张当天的《解放日报》等候有人前来联系，一直等到联系人出现为止。
这天下午4时许，仇学武去人民公园密点查看时发现了联络暗号，便知道海外有指示了。人处于劣势的状态时，往往容易朝好的方面去考虑，仇学武此刻就是这样的，他寻思可能是那批盘尼西林被共产党查获后已经通过了检测，运往朝鲜前线去救治伤员了。如此，大功就算已经告成，根据许骧璋最初交待执行“901”计划时的许诺，多半是要把他调往台湾“保密局”本部机关去了。
仇学武于是便很高兴，心境大顺。离开人民公园往回返时，忽然心血来潮，想跟柳传丽见个面，一起吃顿饭，聊聊天，也算是放松放松。于是，仇学武就拦了辆出租车前往博爱私立医院。这天上海有重要外宾来，封锁了部分道路，当出租车赶到医院时，柳传丽正好下班。这当儿，就显出仇学武的特工水平来了，他坐在行驶着的轿车里，正好远远看见柳传丽从医院大门出来。医院斜对面有一所小学，这时候也正是放学的时候，一群小学生从校门内涌出来，出租车就稍稍停了停。这时，仇学武发现有两个原本站在医院隔壁小店铺柜台前买香烟什么的路人忽然停止交易，一个步行一个推起一旁的自行车，马上尾随柳传丽而去!
仇学武冷不防暗吃一惊。不过他还想验证一下，他是知道柳传丽下班回家时所乘电车的站点的，于是就让司机绕道前往电车站。正好跟柳传丽迎面而遇，发现先前那两个“路人”果然在后面跟踪。
仇学武确认柳传丽确实已经受到了公安人员的监视，心里暗嘘了一口气，好险啊!看来得让柳传丽注意提防，可是怎样通知她呢？
前面是红灯，出租车停下时，一个发广告的少年从车窗缝里塞进来一纸推销旧书的广告，仇学武一看之后，心里便有了主意，他让司机把车开往四川路桥邮电局。在邮局，仇学武买了个信封，写上柳传丽的地址姓名，把广告塞进去，封了口贴上邮票后投进了邮箱。这是一封报警信，根据他将柳传丽发展为特务时的交待，如果需要报警，他会在给她寄送的邮件或者东西的包装上落款“包金金”的伪名。她看到这三个字，那就需要特别引起注意了。
次日柳传丽下班后，收到了这封已经经过警方秘密检查的信件，仇学武的伎俩当然未能逃过侦查员的判断。只是，使专案组领导感到奇怪的是，这封不知寄自何人的报警信是依据什么而发现情势不对而要向柳传丽报警的？
柳传丽收到报警信后，大吃一惊。她毕竟不过是一个22岁的姑娘，又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特工训练，让她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什么主观能动性作出什么妥善的反应当然是不大可能的。她采取的对付方式是：装病不出门，以不变应万变。
这样，柳传丽就不再上班。警方则还是按照既定方针密切予以监视。甘祖强打往医院找柳传丽的电话内容当时就被警方监听到了，听甘祖强自称是“柳传丽的朋友，上几天去医院找过她的”，就马上知道那是甘祖强了。专案组一分析，料定甘祖强可能会去柳传丽家，于是决定在甘祖强去柳传丽家时，采取行动，将两人一并抓捕。
专案组的判断是准确的，当天晚上，甘祖强叫了一辆三轮车，鬼鬼祟祟地前往柳传丽家。他当然还是为了把孔爱芳那套小洋房骗卖之事，但柳传丽这时已经决定闭门不出实施蠢人避险了，所以没有答应，说过些日子再说。甘祖强只好告辞。柳传丽送他出门，结果被警方悄然逮个正着。
柳传丽、甘祖强一进局子就痛哭流涕作了交代，没有任何隐瞒。这样，第一人民医院的那起投毒案件的情况大致上也就清楚了，果然是针对孔爱芳的。
这下，专案组可就忙了，当即马上举行会议分析案情，连夜作出了一个决定：把柳传丽放回家去，让她还是装病闭门不出，警方布置力量监视着等候仇学武的出现。
仇学武会上柳传丽家来找柳传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个特务没有这么嫩，这种特工行业的低级错误他是不可能犯的。但是，专案组从柳传丽和甘祖强供称的内容发现，仇学武精于化装，据说曾在特工训练班的化装比赛中获得过第一名。这样，从特工心理学来说，这种角色往往就容易使用自己的特长，尤其是在非常阶段。因此，专案组认为仇学武很有可能会化装后悄然来到柳传丽家附近前来察看动静，看警方是否解除了对柳传丽的监视。警方就是要在仇学武不管化装成什么样子的角色出现在柳传丽家周围时，采取行动将其拿获。
基于这个考虑，专案组就把柳传丽放回家，指示她闭门不出，但是每天必须不定时地在窗口露露面，也可以到门口坐坐，以向外界展示她的存在。
仇学武果然化装出现了。这回，他化装成一个银发飘飘的老太太，雇了一辆黄包车拉着慢慢地从柳传丽家门前经过。专案组已经在柳传丽家周围布置了十几人，附近的路口连汽车、摩托车也已经准备好了，只要目标出现志在必得。因此，这辆黄包车就未能逃过监视者的视线，侦查员放其过了这段马路后，突然将黄包车拦进了旁边一条小弄堂，仇学武就这样落网了。
仇学武虽然接受过反审讯的特工训练，但是他知道这是无用的，自己保命要紧，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有过研究的，于是一进审讯室就大叫要立功赎罪。问他可以立什么功，他说愿意配合政府把台北派来的高级特务许骧璋抓获。
原来，仇学武这时已经跟许骧璋重新恢复了联系。那天，他在人民公园接到暗号形式的密令后，次日他就顺利地跟“海外来客”见了面。这个海外来客不是别人，就是许骧璋。许骧璋受命视察上海潜伏特务组织、考察优秀分子后，纵有千般不愿，也是无可奈何，只好乖乖执行。其实，所谓的“视察上海潜伏组织”，不过是通过地下电台给了他几个特务的姓名和联络方式，让他跟这几个潜伏特务分别见面，了解他们潜伏期间的活动情况，包括发展了多少新特务，其中如果有潜在特工素质的，那可以上报总部，让上层考虑作为全能特工培养的候选人才。许骧璋获得的名单中，有仇学武，所以，许骧璋就重新跟仇学武见面了。他当然不会说自己根本没有离开过上海，就骗称已经返台述职，此番接受新的使命前来上海。
仇学武听说许骧璋已经回过台湾，当然要问一下对于他作为助手执行“901”计划后上峰的评价，打听是否有希望调往台湾。许骧璋是搞情报出身，瞎骗一套谎话不成问题，当下说得仇学武看到的只是一片辉煌，伸手就可摘取似的。这样，当许骧璋让他推荐优秀分子时，仇学武就推荐了柳传丽。但他没有透露柳传丽已经被警方监视了，以防许骧璋怪他无能。
许骧璋联络的那几个潜伏特务，一个已经被捕，两个无法联系，估计不是被捕就是已经洗手不干了，另外三个联系上的，只有仇学武算是干出点名堂了。这样，他就想跟仇学武推荐了“优秀分子”柳传丽见见面，当面考察一番，返回台湾也好有一个交待。他把意思一说，仇学武就只有硬着头皮想跟柳传丽联系了。诚如专案组所估料的，他仗着自己精于化装术，寻思先去柳传丽家附近察看一下情况，再看如何跟柳传丽联系。不想，这一出动，就掉落进了警方的罗网。
现在，仇学武要立功，就把跟许骧璋约定的次日晚上在淮海路一家饭馆见面的秘密交代了。专案组当即查看地形，制订方案，全组出动，还增派警力把守外围。许骧璋插翅难飞，只有落网的份儿了。
许骧璋落网后，交代了奉命执行“901”计划的情况和上海那几个潜伏特务的联络方式。这样，警方在圆满侦破“901”案件之际，还顺带破获了几起特务潜伏案件。
专案组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再三研究如何进行下一步侦查工作，最后决定在浙江中路孔爱芳住所这边继续秘密蹲守，那是针对甘祖强的。而另外也需要伸出一个侦查触角，那是针对把甘祖强拉下水的仇学武的。
专案人员分析，从孔爱芳的陈述来看，那个仇学武是许骧璋介绍给甘祖强认识的，而甘祖强和那个他不知姓名的小女人(即护士柳传丽)在公平路那家旅馆通奸的消息，据许骧璋对孔爱芳说也是那个仇学武提供的。这样看来，仇学武在这个案子中承担着重要环节作用。因此，这个家伙一定是受许骧璋指挥的一个得力干将。现在有必要寻找此人的线索，如果能将其拿下，其意义远比甘祖强落网来得大。
那么，怎样了解仇学武的线索呢？专案人员想到了在“走私案”中落网的丁根宝。
专案组特地约了市局预审处的一位精于讯问的高手前往第二看守所提审丁根宝。丁根宝在被捕后已经由罗清山、袁蒙一讯问过两次，几天后被批捕前又由预审承办员提审了一次。他三供不离一辞：他只是接受了“朋友”仇学武之托，把对方的一票货物介绍给高桥镇上的一位好友处去存放，他没有收受任何好处，也不知道那是一票什么货物。至于仇学武是什么角色，他只知道是做生意的，他跟仇学武是在两三年前一次去苏州的火车上相识的，以后有时有来往，但没有做过任何不法之事。总之，丁宝根反复向承办员表明的是一个意思：他绝对是一个守法良民!
现在，这个“守法良民”重新出现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的提审室里，又一次接受讯问。这回，承办员不问其他情况，单是盯着仇学武的情况反复追问。应该说，这种讯问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以前三次讯问丁宝根的是年轻刑警罗清山、袁蒙一和预审处的两位普通警员，这次讯问的却是有着“政保行家”之称的专案组长以及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很有名气的一名预审高手，两人没有使出那套凶声恶气、拍桌摔凳的敲山震虎架势，只是跟丁宝根和颜悦色地交谈。说也奇怪，谈着谈着，不知怎么就触动了丁宝根的神经，竟然主动交代了自己的潜伏特务身份，还交代了仇学武是发展他的上家，也是他的上司。
丁宝根交代的内容其实是预料之中的，并不特别地引起讯问者的兴趣，他们的兴趣是仇学武的下落或者活动情况。但是，丁宝根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尽管他想迷途知返，立功赎罪，可真的是力不从心。因为仇学武在将其发展为特务后，除了这次要让他藏匿货物，再未跟他有过联系。
专案组最后还是将获取线索的希望寄托于寻找甘祖强上。这回扩大了搜寻范围，不但继续在孔爱芳家附近蹲守，还决定抽调警力分别对甘祖强的父母、亲戚朋友等进行广泛的寻找。
专案组一共抽调了30余名警员进行搜寻工作，连续忙碌了一周，竟然未能查摸到任何线索。
这时，北京传来了国家卫生部的消息：盘尼西林注射针剂粉末请苏联权威医学机构进行检测，发现其中含有一种不明成分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如果进入人体后，将会导致死亡；目前，还没有发现能够消除该有毒化学物质的药品。
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马上作出决定，将警方查获的那批盘尼西林针剂药品全部销毁。
至此，尽管警方还不知道台湾“保密局”的“901”计划，但对于敌特分子制造该案的用意已经非常明了，警方于是将此案划定为必须侦查的重要政治性案件。扬帆局长下令给专案组增派人手，尽快侦破案件，捕获敌特分子。
阵容扩大了的专案组举行了案情分析会，出于慎重，会议将案情重新分析梳理了一遍，寻找是否有线索遗漏点，或者侦查方向选择上出现过偏差，最后肯定了之前包括罗清山和袁蒙一两名年轻刑警所做过的全部工作。这样，问题似乎就应当朝甘祖强究竟是否还在上海或者是否还活着这方面去考虑了。专案人员根据已经掌握的甘祖强的社会关系、社交能力、生活习惯喜好和性格等分析下来，认为甘祖强如果是为了避风头，那就不会离开上海前往外地，因为他在外地没有任何可以落脚的社会关系；那就还剩一个可能，他也许已经被仇学武为灭口而杀害了。
因此，侦查工作还得从寻找仇学武的下落开始调查。之前，专案组早已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向全市所有分局、派出所对“仇学武”其人发出了协查通知，反馈情况都是“本辖区查无此人”。这样，看来仇学武是使用了化名或者别名在上海进行的户籍登记，也有可能“仇学武”这个姓名是其特务身份的化名。看来，从正规户籍登记渠道是无法查到此人的，那就只有考虑从其他方面获取线索了。
一位复姓完颜的专案组侦查员提出了一个建议：是否从孔爱芳那次去公平路旅馆捉奸这方面去找找线索？毕竟那件事中是新揳入了一个人的，尽管刑警已经去过旅馆，没有摸排到那个跟甘祖强通奸的女人的姓名、住址之类的任何线索，但还没有跟捉奸人孔爱芳通过气，现在是否可以跟孔爱芳通气，看是否能够获得意外线索？
这个建议获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专案组指派刑警罗清山、袁蒙一和提建议的完颜同志负责向孔爱芳进行新的调查。
三人跟孔爱芳聊下来获得了一个之前没有掌握的细节：孔爱芳听许骧璋说到那个跟甘祖强通奸的小女人时，曾提及过对方是从事医务工作的，好像是个护士小姐。
专案组于是马上前往各区查找具有孔爱芳所说年龄、容貌、体形特征的护士或者药剂员。当时，上海各区根据1950年7月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区人民政府试行组织规程(草案)》，规定区人民政府按主管业务，分设秘书室及民政、工商、文教、卫生各科，区政府卫生科已经完成了对本区内的各公私医院、诊所、药房从业人员的登记，能够拿出完整的附有近照的简历。侦查员就在各区卫生科仔细翻阅这些资料，当天就在嵩山区、北站区、徐汇区、静安区查到了五名符合查寻对象特征的女性。
这五份档案材料被侦查员借走，拿到市局集中后，罗清山、袁蒙一和完颜又拿着悄然前往孔爱芳住处所在的派出所，请户籍警把孔爱芳请来辨认，结果孔爱芳一下子就认出了嵩山区“博爱私立医院”的外科护士柳传丽。
出于慎重，侦查员又请公平路旅馆的服务员对这五张照片予以辨认，三个服务员在单独辨认的条件下不约而同地确认了柳传丽。
专案组长终于嘘了一口气：找到柳传丽了，离找到仇学武也不远了吧？
十几名侦查员化装后轮流在柳传丽家周围和博爱私立医院内外进行秘密监控，密切注意着柳传丽的动态。最初两天，没有什么发现，柳传丽上班下班医院家里两点一线踩得很准，回家后也没有往外面跑，也没有跟外界通什么电话。到了第三天，专案组的运气来了——甘祖强竟然前往博爱私立医院找柳传丽了!
那是下午三时许，一位化装成病人在医院里面等候就诊的侦查员发现从外面来了一个脸孔似熟的男子，凝神一想：这不是在照片上见识过多次的正在追捕的那个甘祖强吗？他不露声色，冷静地注视着甘祖强，只见他进了外科护士室，跟柳传丽说话。说些什么当然无法知晓，甚至因为生怕打草惊蛇连两人的神情也是通过玻璃窗户的反射才勉强看见的。
几分钟后，甘祖强离开了。那个侦查员马上跟踪，一直到了医院外面远远地给另一个侦查员打了交接暗号，将甘祖强交给了对方。另一侦查员继续跟踪，但遗憾的是最后竟然跟丢了。当时，甘祖强去了附近一家咖啡馆。侦查员见他上了二楼，寻思只要守住门口，你就走不了。于是就在咖啡馆紧邻的一家烟纸店打电话报告情况，要求增派人手。十几分钟后，专案组长派来的两名增援侦查员就赶到了。可是，当其中一位上楼去查看时，上面已经没有甘祖强了。
原来，这家咖啡馆有一道后门，是跟一家百货公司直通的。甘祖强上楼后可能忽然改变主意不想喝咖啡了，于是就下楼去了百货公司。而他就百货公司也没待久，转了转就离开了，所以，当侦查员发现咖啡馆有门通百货公司马上赶过去查看时，已经不见甘祖强的人影了。
那个脱梢的侦查员自然挨了领导批评，但此事毕竟是给了众人一个鼓舞，因为甘祖强诚如之前分析的，没有离开上海，而且还在跟柳传丽来往，那就有希望摸排仇学武和许骧璋的下落了。
接下来，好事果然出现了——当天晚上，柳传丽竟然跟久未露面的仇学武见面了!
柳传丽当天下班后跟前两天一样，乘坐电车回家。在她家周围执行监视任务的那三个侦查员以为她跟前两天一样，不会出门了。哪知，9时05分，柳传丽忽然出门了。侦查员马上跟了上去。这天是阴历初五，后来知道，阴历逢五是柳传丽和仇学武约定的见面日，时间和地点在上次见面时会约定的。这天柳传丽就是去跟仇学武见面的，她尽管拒绝执行谋杀孔爱芳的使命，但仇学武还是觉得这是一块好料，所以没有另眼看待，还是将其作为最忠诚可靠的部下来对待的。确实，在某些方面，比如色相，柳传丽是能够起到目前仇学武这边所有特务中谁也无法替代的作用的。
这天，仇学武和柳传丽的见面地点是在外白渡桥畔黄浦路上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仅咫尺之距的原“利查饭店”底楼的咖啡厅。受过正规特工训练的仇学武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进行了化装，因此，出现在侦查员眼里的是一个年过六旬须发皆白了的老头，还戴了一副眼镜，佝着腰背，拄着拐杖。这样，侦查员就没有认出这就是在照片上见到过的仇学武。
不过，不管是谁，只要跟柳传丽见过面的，那就得跟踪。这回，侦查员跟踪成功了，一小时后，当两个目标分手时，有人盯上了仇学武，一直盯到其下榻的地方——北四川路区的一家旅社。
可是，当天深夜警方对该旅社进行突击检查时，仇学武已经不翼而飞了!
六
事后得知，仇学武这是施出了其在特工训练班学到的反侦查手段。他在执行完“901”计划后，知道警方肯定在对其实施侦缉，于是就玩了消失，躲到了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一个位于长宁区的只有他知道的隐秘住处，那是他以化名租居的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平时，他基本上不出门，埋头看书，房东还以为这个房客是一个搞学问的知识分子。在需要跟柳传丽等定期会面的下属见面时，仇学武就提前出门，在见面处附近找家旅馆，用假证件住进去，当场付清房费。到了约定的时间，从旅馆出去，见面后再返回旅馆。不管是否有人跟踪，都必须在几分钟内立刻离开旅馆。反正他已经预付了房费，所以不必办理结账什么的。
这天，那个跟踪的侦查员跟踪到旅馆后，仇学武倒是没有发现已经被盯上，但是他还得立马离开。当然，他离开前还得化下装，就是这一伎俩，使守候在旅馆对面的侦查员竟然观察失误，使目标得以顺利脱梢。
深夜突击检查失利后，专案组当即举行新的案情分析会。当时还不能确认仇学武的突然离开旅馆是否是发现了被跟踪，所以需要着重进行分析。最后，大多数人认为从仇学武事先向旅馆付清了房费并对服务台说过“随时可能有事离店，不办理退房手续了”这一点来判断，多半这是他玩弄的一个反侦查手段。既然如此，那就继续对柳传丽进行监视，这个女人身上系着甘祖强和仇学武两条线，盯着她没错的。
于是，专案组继续布置对柳传丽进行监视，接受前面脱梢的教训，这回安排了足够的警力，还配备了挂民用牌照的摩托车。
甘祖强为何又想到了柳传丽呢？那是为了孔爱芳的那套小洋房。甘祖强把孔爱芳的小洋房房契偷出去交给仇学武作抵押后，不久仇学武就还给他了。他却没有放回孔爱芳的原处。现在他游荡在外，手头很紧，就想起了这份房契，盘算要把那套洋房卖了。甘祖强把房契给房屋买卖经纪人看过，谎称是其表妹的，咨询如何由他代理转让。经纪人看了房契后说，根据最近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私房买卖的相关规定，为充分体现男女平等精神，房契注明系妇女产权的，办理转让手续时必须由其本人到场签字。你手头的这份房契上面注明着产权人为“女性”，所以，必须把她本人请到现场亲自签名的。
甘祖强于是就动起了作假的脑筋：房契上只写了姓名、性别，没有写明年龄，也没有照片，那我只要办一个假户口本，请一个女人出面去卖房，就行了嘛!
请谁出面？甘祖强想了几个跟他比较投机的女人，觉得都不妥，不是富婆不稀罕金钱的，就是一直拮据而过于贪婪的，而且是否能够把戏演得天衣无缝还难说。想来想去，脑子里就转到了柳传丽，这个小女人倒是颇有些胆识的，那天去公平路旅馆开房间，明明是轧姘头，放在别的女人身上只怕胆战心惊了，她不但若无其事，还敢跟人家服务员吵架。而且，甘祖强觉得跟柳传丽交往下来，这个小女人并不贪婪，经济上是不穷不富。行了，就她吧!
这样，甘祖强就去柳传丽供职的医院找她了。那天柳传丽正在忙，他把这事儿稍稍说了两句，自然不可能说是孔爱芳的，只是佯称是其表妹的，但人家已经去了香港，现在来信要求把房子卖了，他去找过经纪人了，经纪人说必须产权人本人到场，当然，实在到不了场的也可以叫个人来替代一下，不就亮亮相签个名嘛，简单得很。他给表妹去函告知此事，表妹回信说她同意这样做，愿意花相当于房价百分之一的价格请人代替到场做这笔买卖。他于是想到了柳传丽，觉得她是肯也有能力帮这个忙的，现在特地过来问她是否愿意。
柳传丽没有接到过仇学武让她不要跟甘祖强接触的通知，大概仇学武也不会想到甘祖强在拥有一个逃犯身份的时候竟然还动着骗卖别人房产的脑筋，所以疏忽了。这样，柳传丽就很爽快地点了头。
要命的是，初五那天晚上柳传丽去跟仇学武例行见面时，竟然没有提及甘祖强曾经去医院找过她这一节，这样，灭顶之灾就成为不可避免。
柳传丽其实还是喜欢金钱的，只不过之前跟甘祖强厮混时，为了让甘祖强迅速上钩，所以都是她掏钱的时候多，而她掏的则是仇学武给的活动经费。活动没了，经费也没了，现在她靠的是当护士的那点薪水，对于一个爱打扮的年轻姑娘来说，这点钱当然是捉襟见肘的。所以，柳传丽很想挣甘祖强所说的那笔出场费，这几天一直在等着甘祖强来约她。
甘祖强这几天没有出现，是因为他正在地下市场偷偷找人伪造户口本和刻孔爱芳的印章。这活儿在解放前可以公开做，如今人民政府手下就只好隐蔽再隐蔽了，一旦发现那是要吃官司的。因此，甘祖强折腾了四五天才完成此事。可是，当他往医院打电话想跟柳传丽联系时，接听电话的护士却说柳传丽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已经两天没有上班了。
柳传丽遭遇什么情况了呢？原来，仇学武发现情况似乎不对头。那天，仇学武去“保密局”规定的最新联系密点察看是否有什么指示。所谓“联系密点”，是人民公园内的一株大树，这株大树伸展出的众多根枝中有一个特别粗大的，距主干大约一尺处的南侧株干如果有一道逆向刀痕，那就说明海外有新的指示了，仇学武得在次日上午10时至11时在人民公园后门口手持一张当天的《解放日报》等候有人前来联系，一直等到联系人出现为止。
这天下午4时许，仇学武去人民公园密点查看时发现了联络暗号，便知道海外有指示了。人处于劣势的状态时，往往容易朝好的方面去考虑，仇学武此刻就是这样的，他寻思可能是那批盘尼西林被共产党查获后已经通过了检测，运往朝鲜前线去救治伤员了。如此，大功就算已经告成，根据许骧璋最初交待执行“901”计划时的许诺，多半是要把他调往台湾“保密局”本部机关去了。
仇学武于是便很高兴，心境大顺。离开人民公园往回返时，忽然心血来潮，想跟柳传丽见个面，一起吃顿饭，聊聊天，也算是放松放松。于是，仇学武就拦了辆出租车前往博爱私立医院。这天上海有重要外宾来，封锁了部分道路，当出租车赶到医院时，柳传丽正好下班。这当儿，就显出仇学武的特工水平来了，他坐在行驶着的轿车里，正好远远看见柳传丽从医院大门出来。医院斜对面有一所小学，这时候也正是放学的时候，一群小学生从校门内涌出来，出租车就稍稍停了停。这时，仇学武发现有两个原本站在医院隔壁小店铺柜台前买香烟什么的路人忽然停止交易，一个步行一个推起一旁的自行车，马上尾随柳传丽而去!
仇学武冷不防暗吃一惊。不过他还想验证一下，他是知道柳传丽下班回家时所乘电车的站点的，于是就让司机绕道前往电车站。正好跟柳传丽迎面而遇，发现先前那两个“路人”果然在后面跟踪。
仇学武确认柳传丽确实已经受到了公安人员的监视，心里暗嘘了一口气，好险啊!看来得让柳传丽注意提防，可是怎样通知她呢？
前面是红灯，出租车停下时，一个发广告的少年从车窗缝里塞进来一纸推销旧书的广告，仇学武一看之后，心里便有了主意，他让司机把车开往四川路桥邮电局。在邮局，仇学武买了个信封，写上柳传丽的地址姓名，把广告塞进去，封了口贴上邮票后投进了邮箱。这是一封报警信，根据他将柳传丽发展为特务时的交待，如果需要报警，他会在给她寄送的邮件或者东西的包装上落款“包金金”的伪名。她看到这三个字，那就需要特别引起注意了。
次日柳传丽下班后，收到了这封已经经过警方秘密检查的信件，仇学武的伎俩当然未能逃过侦查员的判断。只是，使专案组领导感到奇怪的是，这封不知寄自何人的报警信是依据什么而发现情势不对而要向柳传丽报警的？
柳传丽收到报警信后，大吃一惊。她毕竟不过是一个22岁的姑娘，又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特工训练，让她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什么主观能动性作出什么妥善的反应当然是不大可能的。她采取的对付方式是：装病不出门，以不变应万变。
这样，柳传丽就不再上班。警方则还是按照既定方针密切予以监视。甘祖强打往医院找柳传丽的电话内容当时就被警方监听到了，听甘祖强自称是“柳传丽的朋友，上几天去医院找过她的”，就马上知道那是甘祖强了。专案组一分析，料定甘祖强可能会去柳传丽家，于是决定在甘祖强去柳传丽家时，采取行动，将两人一并抓捕。
专案组的判断是准确的，当天晚上，甘祖强叫了一辆三轮车，鬼鬼祟祟地前往柳传丽家。他当然还是为了把孔爱芳那套小洋房骗卖之事，但柳传丽这时已经决定闭门不出实施蠢人避险了，所以没有答应，说过些日子再说。甘祖强只好告辞。柳传丽送他出门，结果被警方悄然逮个正着。
柳传丽、甘祖强一进局子就痛哭流涕作了交代，没有任何隐瞒。这样，第一人民医院的那起投毒案件的情况大致上也就清楚了，果然是针对孔爱芳的。
这下，专案组可就忙了，当即马上举行会议分析案情，连夜作出了一个决定：把柳传丽放回家去，让她还是装病闭门不出，警方布置力量监视着等候仇学武的出现。
仇学武会上柳传丽家来找柳传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个特务没有这么嫩，这种特工行业的低级错误他是不可能犯的。但是，专案组从柳传丽和甘祖强供称的内容发现，仇学武精于化装，据说曾在特工训练班的化装比赛中获得过第一名。这样，从特工心理学来说，这种角色往往就容易使用自己的特长，尤其是在非常阶段。因此，专案组认为仇学武很有可能会化装后悄然来到柳传丽家附近前来察看动静，看警方是否解除了对柳传丽的监视。警方就是要在仇学武不管化装成什么样子的角色出现在柳传丽家周围时，采取行动将其拿获。
基于这个考虑，专案组就把柳传丽放回家，指示她闭门不出，但是每天必须不定时地在窗口露露面，也可以到门口坐坐，以向外界展示她的存在。
仇学武果然化装出现了。这回，他化装成一个银发飘飘的老太太，雇了一辆黄包车拉着慢慢地从柳传丽家门前经过。专案组已经在柳传丽家周围布置了十几人，附近的路口连汽车、摩托车也已经准备好了，只要目标出现志在必得。因此，这辆黄包车就未能逃过监视者的视线，侦查员放其过了这段马路后，突然将黄包车拦进了旁边一条小弄堂，仇学武就这样落网了。
仇学武虽然接受过反审讯的特工训练，但是他知道这是无用的，自己保命要紧，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有过研究的，于是一进审讯室就大叫要立功赎罪。问他可以立什么功，他说愿意配合政府把台北派来的高级特务许骧璋抓获。
原来，仇学武这时已经跟许骧璋重新恢复了联系。那天，他在人民公园接到暗号形式的密令后，次日他就顺利地跟“海外来客”见了面。这个海外来客不是别人，就是许骧璋。许骧璋受命视察上海潜伏特务组织、考察优秀分子后，纵有千般不愿，也是无可奈何，只好乖乖执行。其实，所谓的“视察上海潜伏组织”，不过是通过地下电台给了他几个特务的姓名和联络方式，让他跟这几个潜伏特务分别见面，了解他们潜伏期间的活动情况，包括发展了多少新特务，其中如果有潜在特工素质的，那可以上报总部，让上层考虑作为全能特工培养的候选人才。许骧璋获得的名单中，有仇学武，所以，许骧璋就重新跟仇学武见面了。他当然不会说自己根本没有离开过上海，就骗称已经返台述职，此番接受新的使命前来上海。
仇学武听说许骧璋已经回过台湾，当然要问一下对于他作为助手执行“901”计划后上峰的评价，打听是否有希望调往台湾。许骧璋是搞情报出身，瞎骗一套谎话不成问题，当下说得仇学武看到的只是一片辉煌，伸手就可摘取似的。这样，当许骧璋让他推荐优秀分子时，仇学武就推荐了柳传丽。但他没有透露柳传丽已经被警方监视了，以防许骧璋怪他无能。
许骧璋联络的那几个潜伏特务，一个已经被捕，两个无法联系，估计不是被捕就是已经洗手不干了，另外三个联系上的，只有仇学武算是干出点名堂了。这样，他就想跟仇学武推荐了“优秀分子”柳传丽见见面，当面考察一番，返回台湾也好有一个交待。他把意思一说，仇学武就只有硬着头皮想跟柳传丽联系了。诚如专案组所估料的，他仗着自己精于化装术，寻思先去柳传丽家附近察看一下情况，再看如何跟柳传丽联系。不想，这一出动，就掉落进了警方的罗网。
现在，仇学武要立功，就把跟许骧璋约定的次日晚上在淮海路一家饭馆见面的秘密交代了。专案组当即查看地形，制订方案，全组出动，还增派警力把守外围。许骧璋插翅难飞，只有落网的份儿了。
许骧璋落网后，交代了奉命执行“901”计划的情况和上海那几个潜伏特务的联络方式。这样，警方在圆满侦破“901”案件之际，还顺带破获了几起特务潜伏案件。
kmt就会搞些下三烂的事情
:许骧璋联络的那几个潜伏特务，一个已经被捕，两个无法联系，估计不是被捕就是已经洗手不干了，另外三个联系上的，只有仇学武算是干出点名堂了。这样，他就想跟仇学武推荐了“优秀分子”柳传丽见见面
穷途末路啊，都是列入监控的对象了，还被寄予希望。
穷途末路啊，都是列入监控的对象了，还被寄予希望。
搞的太复杂了，派人花钱雇人走私，另外派人直接举报不就行了吗。
聪明反被聪明误，不得不佩服两个刑警，这个故事说明，训练有素是多么重要（敌特脱逃），警觉性是多么重要（刑警对投毒的警觉）。
志愿军是中国人,国民党居然要对中国人下毒,心肠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