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见证中国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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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专访芮效俭:见证中国七十年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03-28


芮效俭接受中评社记者独家专访谈其与中国的70年不解之缘。(中评社记者 余东晖摄)
  中评社华盛顿3月27日电(记者 余东晖)中评社记者独家专访了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

  他出生于南京,成长于成都,在中国兵荒马乱时离开上海回到美国。28年后作为美国外交官回到中国,后来官至美国驻华大使。退休12年来几乎每年去中国5、6趟,为促进美中关系而奔走。他就是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一位77岁的“中国通”,见证了中国从内战到封闭,由开放到崛起的70年变迁。

  现任“伍德罗•威尔逊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的芮效俭,最近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中评社记者近两个小时的独家专访。虽年逾古稀,但满头银发的芮效俭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思路清晰、思维敏捷。我们的聊天从他在中国的4段生活和工作经历开始。

  童年记忆日军轰炸

  1935年6月16日,芮效俭出生在南京,父亲芮陶庵是美国传教士,任教于金陵大学。出生后芮效俭被父母带回美国休假,其父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38年,芮效俭3岁时,全家又回到中国。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已经开始,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而芮效俭则随同父母迁往金陵大学设在成都华西大学的校园,在那里度过了7年少儿时光。

  芮效俭说,儿时的第一记忆是,日本人经常来轰炸成都,炸弹爆炸的地点离大学校园很近,他们家所住的房子有时候会受波及而损坏,有时候要半夜爬起来躲到防空洞里。






http://www.zhgpl.com/doc/1024/8/2/5/102482500.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2482500&mdate=0328100358

中评社专访芮效俭:见证中国七十年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03-28

芮效俭接受中评社记者独家专访谈其与中国的70年不解之缘。(中评社记者 余东晖摄)  中评社华盛顿3月27日电(记者 余东晖)中评社记者独家专访了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

  他出生于南京,成长于成都,在中国兵荒马乱时离开上海回到美国。28年后作为美国外交官回到中国,后来官至美国驻华大使。退休12年来几乎每年去中国5、6趟,为促进美中关系而奔走。他就是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一位77岁的“中国通”,见证了中国从内战到封闭,由开放到崛起的70年变迁。

  现任“伍德罗•威尔逊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的芮效俭,最近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中评社记者近两个小时的独家专访。虽年逾古稀,但满头银发的芮效俭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思路清晰、思维敏捷。我们的聊天从他在中国的4段生活和工作经历开始。

  童年记忆日军轰炸

  1935年6月16日,芮效俭出生在南京,父亲芮陶庵是美国传教士,任教于金陵大学。出生后芮效俭被父母带回美国休假,其父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38年,芮效俭3岁时,全家又回到中国。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已经开始,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而芮效俭则随同父母迁往金陵大学设在成都华西大学的校园,在那里度过了7年少儿时光。

  芮效俭说,儿时的第一记忆是,日本人经常来轰炸成都,炸弹爆炸的地点离大学校园很近,他们家所住的房子有时候会受波及而损坏,有时候要半夜爬起来躲到防空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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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等待了一个月后,芮效俭兄弟回到南京,与父母团聚。那时候正值中国政权更替,没人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上海的美国人学校也关张了,他们只好在南京继续学习课程。就这样又持续了一年,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一切都改变了。芮效俭说,共产党掌权之初,美国人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当的对待,不同的是,美国人以往受到的特殊优待没了。买东西要跟别人一样排队,不过芮效俭的父母说,这才是正常的。
  芮效俭说:“当时联络处里的人不知道我们要进行秘密谈判,我们一方面与中国外长黄华谈,一方面通过特殊的渠道与华盛顿沟通,当时华盛顿只有6个人知道美中正在进行建交的秘密谈判。”

  轻车熟路地梳理着美中关系的这些脉络,芮效俭说,美中关系就是这样,起起伏伏,作为美国的使者,他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职责允许的范围,推动美中关系向好的方向迈进。
  今年6月16日即将迎来78岁生日的芮效俭现在仍然忙得无法静下心来写自传,好在美国国务院有个项目,通过面谈,为资深外交官写历史记录。现在还没打算在家赋闲的芮效俭说:“我的哲学是,只要有让你感兴趣的事情可干,就一直干下去。”
芮效俭2005年参观少林寺。(芮效俭提供)
芮效俭接受中评社记者余东晖(右)独家专访。(余东晖提供)
芮效俭向中评独家讲述美中外交秘闻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03-29   



  中评社华盛顿3月28日电(记者 余东晖专访报道)担任美国驻华高级外交官,注定是一个“救火队长”,既要代表美国利益坚持立场,又不能因美中利益矛盾而让这个重要关系陷入僵局。1978年出任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1991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Stapleton Roy)对此深有体会。最近在接受中评社记者独家专访时,芮效俭讲述了他参与美中建交秘密谈判和担任驻华大使期间处理美中棘手事件的秘闻轶事。

  建交密谈难点:对台军售

  从1978年7月5日到12月15日,美中双方在北京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进行了5个多月的秘密谈判,谈判最大的难点是对台军售问题。芮效俭说,当时卡特总统已经决定,要与“中华民国”断交,关闭在台北的大使馆,从台湾撤出军队,停止共同防卫协定,但那时很多美国人认为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那样华盛顿给人感觉是抛弃台湾,将之送给大陆,这在美国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卡特认为继续军售很重要,但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

  芮效俭回忆,美中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会谈,美方用非常谨慎的外交语言告诉中方,美国会继续对台军售。但到了最后一刻,华盛顿担心北京没有清楚地了解美国将继续对台军售的立场,于是指示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去见邓小平,清楚地阐述了美国的这个意图。当时邓小平非常生气,对美方最后一刻提出这样的问题很不满意,会谈的气氛变得紧张激烈。
此时美中建交的其它问题都已解决,包括建交公报都基本起草好了。邓小平问伍德科克:对台军售对中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当时并没有得到华盛顿明确指示的伍德科克只好根据自己的理解回应:美方认识到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如果完全停止对台军售,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卡特总统就无法在美国国内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虽然美方同意不会每年都出售,但完全终止是不可能的。在伍德科克看来,美中双方有外交关系,比没有外交关系更能较好地处理对台军售问题。

  芮效俭说,当时伍德科克将其个人的评估坦率地告诉邓小平,邓小平沉思片刻,只说了一个字:“好”。就这样,美中两国同意建交,但对台军售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

  虽然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交,但美国在台北的大使馆需要两个月时间处理善后事宜,因此在北京的大使馆到3月1日才正式开馆,并举行了仪式。随后美国在台协会成立,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芮效俭说,中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美中关系在建交之初马上就遭遇危机,但他认为,当时美国需要“台湾关系法”,因为美台之间不再有外交条约,美国不再将台湾视为国家,需要有合法的途径在美国国内法之下,继续进行与台湾的文化、教育、商业往来,继续实施以往签署的十多个相关协议,寻找法律基础就显得有必要。其中有些元素在北京看来侵犯了中国主权,因此双边关系遭遇了一些困难。
邓小平受邀访美小插曲

  芮效俭透露,当时邀请邓小平访美也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因为当时华国锋还是党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当时的官方身份是副总理。虽然美方知道邓小平是实际的一号角色,但在外交上如果指名道姓地邀请邓小平访美会有敏感性,于是美方的邀请只是说邀请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访美,但邓小平立即回应说他接受邀请。芮效俭笑称:“这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但这必须由中方自己来决定。”

  定下邓小平访美之后,美中建交的1979年1月1日,首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伍德科克举行庆祝招待会,邓小平与其他几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前来参加。此时双方面临着非常紧迫的议程,就是在邓小平1月29日访美之前要完成美中之间的领事协议、文化交流协议、科技合作协议的谈判。

  当时负责领事协议与科技合作协议谈判的芮效俭说:当时我们只有3周时间,而且中国春节也快到了,时间非常紧张,我们真是日夜兼程。美方打字员的手累得都抬不起来,而中方那会儿没有打字机,如果协议文本中有错误或需要调整的地方,就得送到印刷厂去,往往要等8、9个小时。双方就这样不分昼夜地工作,终于赶在邓小平动身访美之前,完成了美中之间三个重要协议的谈判和文件起草工作。

  危机一:美售台F-16战机

  美中建交时没有解决的对台军售问题,不时困扰着美中关系,在芮效俭1991年出任第五任驻华大使后不久,美国1992年向台湾出售F-16战机就成了他面临的美中关系第一个危机。
虽然中美1982年签署了“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逐步减少对台售武,但芮效俭指出,当时老布什总统正谋求连任,而他的家乡得克萨斯州又是军工企业重镇,选举人票多,布什希望通过此次军售多拉一些选票。而美国情报界称,台海的“战机差距”正在扩大,因为中国大陆从前苏联那里得到了苏-27战机,有可能部署到距离台湾较近的福建,从而形成对台湾的威胁,因此他们建议应马上对台出售F-16战机,而布什总统只是批准开始为台湾建造F-16飞机,这样要到5、6年后才会交付。

  芮效俭表示,当时他收到华盛顿的指示,通知北京这项军售计划时,他当然不能说布什总统批准这个军售的原因,只能将这项军售放在建交以来军售问题悬而未决的大背景下来说明。他说,中方足够聪明,知道这个军售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而不是要加强台湾分离的能力,但美中关系还是经历了一段紧张期,“我在北京走到哪里都是一片愤怒”,最后双方还是以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度过了难关。

  危机二:“银河号”事件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93年7月到9月间发生的“银河号”事件是芮效俭在大使任上面临的第二次美中关系危机。芮效俭说,这是因为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中国的“银河号”货轮载有敏感化学物资前往与公开行程不同的目的地,而有趣的是,在这个事件的全过程中,美方得到中方很好的合作。

  芮效俭回忆道,当时他将信息转告中方,中方表示已经进行调查,“银河号”上没有美方所说的化学品,问题在美方;而美国情报界坚持认为他们的情报是准确的,是中方不诚实。由于华盛顿不相信北京说的话,最后导致双方的对峙,美国舰机尾随跟踪“银河号”,局势更趋紧张。
芮效俭谈到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他见面时,很严肃地对他说:“大使先生,我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告诉你,我们调查过这个事件,船上没有你们说的化学品。”当时芮效俭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态,赶紧报告回华盛顿,但没能改变情报界的态度。芮效俭说:“我非常生气,很努力地试图推动事情转机,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不可能既同意银河号接受检查,又给我们虚假信息,那很不能令人信服。”最后的检查结果证明,是美方的情报有误。

  芮效俭强调,这起事件对美中关系有很大的破坏性,最后多位涉事美方官员因此被革职,实际上就是承认美方对此事处理失误,但问题在于,此事给中国人产生很坏的印象—即美国是个傲慢的国家,不能恰当地与中方打交道,虽然双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进行着合作与沟通。他说:“当时我作为大使,必须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尽管内心也怀疑我们的信息是否准确。”

  危机三:李登辉访美

  1995年6月7日至12日,李登辉访美。在李访美之前,美中之间的一系列博弈,掀起了芮效俭任上美中关系的第三次危机。芮效俭认为,这是因为美方内部出现严重误判。

  曾经担任处理台湾问题的副助理国务卿的芮效俭判断,美国政府不会阻止李登辉访美,因为如果美国政府阻止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李登辉访美,就会被认为是对台湾的不尊重,这样会激起美国国会的反对,国会那一关就过不去。

  尽管如此,芮效俭相信,应当严格区分美国如何对待中国领导人的正式访问与如何对待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台湾领导人的非官方访问。由此他认为,应当让江泽民先来访,在江泽民得到外交礼仪对待后,再批准李登辉来访。不过这样的话,李登辉访美的日期势必推迟。
当时华盛顿的政治环境仍处于“六十四风波”之后对中国不利的氛围中,许多官员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来访,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他们不愿冒这个风险,也不允许李登辉来访。因此美方官员就告诉中方:李登辉不会访美。然而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案,支持台湾领导人来访,美国政府最后一刻突然改变了主意,允许李登辉来访。

  芮效俭认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美方先告诉中方不会有李登辉访美,而后又改变了立场;二是美方设立了规矩,规定李登辉访美期间不能从事与政治有关的活动,而实际上又无法执行。因此这个访问就难免对美中双边关系造成损害。芮效俭说,当时他正要从美国驻华大使位置上离任,处理这个问题觉得很棘手。

  芮效俭指出,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好的,并没有想给李登辉官方待遇,但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在此访背后起了作用。没有江泽民来访,体现美国如何礼遇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官方访问,以此形成鲜明对照,中方就很容易将李登辉来访解读为美国违背了与中方的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