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个中朝历史60年展望，看看中朝关系是什么样的

六十年中朝关系真相解密


作者：吴太史
转帖：ws







一、朝战中及结束后，中朝关系并未处于蜜月期
其实，早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军事指挥权、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和冲突，因此，朝战期间及战争结束时，中朝关系并不好。


1955年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在关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报告中透露：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仅仅进行过几次会晤。……在平壤战争展览馆的12个战功展览厅中，只给了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只宣传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根本没有关于志愿军的内容。……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鲜大使后，一直到1955年1月份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十分显眼的是，周恩来同志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
也就是说，朝鲜对志愿军从来没有像国人想象的那般信任和感激。

1、50年代中国给了朝鲜大量援助帮其重建
为了重新赢得朝鲜领导人的支持和信任，战争一结束，中国便开始大规模援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中国的援助力度非常大：
（1）、1953年金日成访华期间与中国签订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方明确表示“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起，截止1953年12月31日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54至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旧币，折合人民币新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同时规定，在1954-1956三年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
（2）、除资金援助外，中国还向朝鲜提供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和生活消费品等。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和大量的粮食等。
（3）、中国几十万志愿军还为朝鲜提供了大量无偿劳动力，支持其战后重建。据志愿军司令员杨勇1958年的报告说：“8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43万公尺，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18.71公里，进行田间劳动8.5亿坪，送粪1314.6万担，植树3608.65万棵，运送粮食物资63853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2126.05万斤，衣物58.9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188.39万人次。”


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考虑到中国刚刚在朝战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这样的援助确实超乎寻常。
2、1965年之前朝鲜支持中国反对苏联，中朝进入“蜜月期”随着中苏论战的逐步升级和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朝鲜的中立政策就难以为继了。由于不认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等原因，1965年以前朝鲜更加倾向于保持同中国的亲密关系。比如针对苏共带头指责中共的情况，1963年1月朝鲜《劳动新闻》发社论明确表示：“朝鲜劳动党反对片面攻击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做法危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使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蒙受严重损失，等于参加敌人的反华大合唱。”


而到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时，金日成明确表示：
（1）朝党不怕国际共运的分裂，朝党早就在思想上同赫鲁晓夫分裂了；如果中国同赫闹翻，朝党坚决同中国站在一起；
（2）朝党不愿站在第二线，已组织了“秀才”班了，准备参加论战，并且准备“点名”批苏；（3）朝党支持召开左派亚洲党会议，并愿意出面向其他党做工作。此外，在中印边境冲突中，朝鲜也明确支持中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朝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在这段时间内，中朝之间缔结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协定：
（1）1961年7月11日缔结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从而确立了中朝军事同盟。
（2）1962年10月12日周恩来和金日成在平壤签署了《中朝边界条约》，在此条约的基础上，1964年3月20日，中朝两国在北京缔结了《中朝国境的议定书》，将长白山一带的边界从1909年《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的石乙水线退让到接近于朝方的主张线，将白头峰和天池的一大半（朝鲜54.5%、中国45.5%）划给朝鲜，白头峰后被朝鲜改名叫将军峰。
后来经过1972年至1975年进行的中朝第一次边界联检，确定中朝边境的沙洲、岛屿61个，其中划归中方13个。“这是对朝鲜相当有利的分割。”正因为如此，在中朝矛盾深化的“文革”期间，参与此事的延边朝鲜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受到红卫兵的残酷迫害。红卫兵骂他是“卖国贼”，“连从鸭绿江中国一侧登上白头山山顶的公路都出卖给了朝鲜”。


朝鲜劳动党对中共公开的支持招来了苏联的一系列反制措施。1962年苏联决定暂时延缓对朝鲜的军事及经济援助，并于1964年正式停止对朝鲜的军事援助。1963年，朝苏关系除贸易外，已没有什么了，这让朝鲜遭受到了巨大损失。


3、60年代后期中国奉行**外交，朝鲜为了获取苏联援助与中国疏远参与中苏论战对朝鲜而言毕竟弊多利少。苏联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也给朝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苏联从1965年勃烈日涅夫上台起起，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加大争取朝鲜的力度。而朝鲜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也开始远离中国转而亲近苏联。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以苏划线，非友即敌，这自然影响了中朝关系。加上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中国推行**外交，双方关系更加恶化。部分红卫兵针对朝鲜的“背叛”指责金日成是“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门徒”，消息传到朝鲜，金日成闻讯大怒，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墓碑也被砸。


从1965年开始，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多次发生争端，中国方面一度在1968年关闭中朝边界中方通道。1966年10月，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和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停止交换各自重要新闻素材。
1967年底，中朝两国都撤回各自的大使，暂由临时代办处理日常事务。而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里陈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史迹材料也被悄然替换。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朝鲜报刊发表一系列评论性文章，通过批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来影射中国。中朝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僵持状态，在中朝边境，丹东中断了与朝鲜的一切来往不说，还成为双方叫板的前沿阵地。曾到朝鲜拉电线的王景昌记得，白天，双方的高音喇叭在鸭绿江两岸互骂对方“变修”。晚上，他参加单位的工宣队去江边站岗，防止对面有人偷渡过来。

三、90年代至今，朝核问题让朝鲜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强
1、1992年中韩建交让中朝关系趋于冷淡随着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中韩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韩建交。
在建交之前，中方一直注意及时向朝方通报情况，争取朝方的理解。而朝鲜方面表示出了明显的不悦。比如据中国前外长钱其琛回忆：“1992年7月12日，江总书记……让我去平壤一趟，面见金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在征得朝方同意后，第三天我便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
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我们的只有外长金永南。寒暄后，金永南告诉我们，还要去外地，并带我们登上了一架闷得热不可耐的直升机。飞机在一个偌大的湖边降落，这里有金主席的别墅。……金主席听后，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尽管朝鲜表示了“理解”，但并不代表朝鲜方面对中韩建交就听之任之，相反，他们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反制。比如1993年，北京仅以两票之差丧失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出问题的就是朝鲜将关键的一票报复性地投给了悉尼。再如，有韩国学者披露，朝鲜向中国转达了《抗议备忘录》，并且作为中韩建交的抗议表示，朝鲜威胁将终止1961年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条约》，紧急召回朝鲜驻华大使朱昌骏，以及暂停两国体育文化交流，以此露骨地向中方表示不满态度。
尽管这些讯息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从中也折射出，中韩建交给中朝关系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事实上，整个90年代中朝关系都处于冷淡阶段，两国极少有高层互访。而两国的贸易往来也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2、由于苏联解体、朝核危机等因素，2000年以来朝鲜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在逐渐增加在1990年代之前，朝鲜虽然需要中国提供军事保护，但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并不是很强。而随着苏联解体和因朝核问题引发的越来越严厉的国际制裁，导致朝鲜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仅从经济角度看，朝鲜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从1990年代开始特别是2001年之后是不断增强的：

朝鲜对中国的高度依赖不仅体现在贸易方面，更体现在援助方面。1996年5月，朝鲜副总理洪成南访华，签订了《中朝经济技术协议书》，协议签订5年内，中国每年支持朝鲜50万吨粮食、120万吨石油、150万吨煤炭，其中一半以上是无偿援助的。据联合早报统计，1995年到2001年5年间，朝鲜所获粮食援助总计410万吨，其中200万吨来自中国，几乎占了一半。


中国援助朝鲜的其他物资有多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一个间接的数据反映出中国当前对朝援助规模相当可观——根据统计仅在2000年，从丹东火车站进入朝鲜的中国战略物资主要有：原油7500灌车计30万吨；大豆500车皮计12000吨；原煤5000车皮计18万吨；载重卡车500辆；工业机械200余套。


当然，当前的中朝关系依然摩擦和分歧不断，比如在朝鲜人冲闯外国驻华机构的一系列事件中，中国“都是以‘经第三国去韩国’的个案手法妥善处理”，而不是遣送回国的做法，显然会引起朝鲜的不快，金正日认为“是中国在拆朝鲜的台”。2006年7月5日，朝鲜试射导弹，“在试射导弹前通报了俄罗斯，但却没有通报中国”。更重要的是，朝鲜不顾中国反对，坚持进行核试验，虽然历次朝鲜核危机几乎都是朝鲜在向美国示威，但也从侧面反映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是有限的。


结语：中国与朝鲜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中国对朝外交的得与失，说明中朝之间从来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唇齿相依亲密无间。值得从头回顾和检讨。

六十年中朝关系真相解密


作者：吴太史
转帖：ws







一、朝战中及结束后，中朝关系并未处于蜜月期
其实，早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军事指挥权、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和冲突，因此，朝战期间及战争结束时，中朝关系并不好。


1955年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在关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报告中透露：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仅仅进行过几次会晤。……在平壤战争展览馆的12个战功展览厅中，只给了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只宣传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根本没有关于志愿军的内容。……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鲜大使后，一直到1955年1月份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十分显眼的是，周恩来同志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
也就是说，朝鲜对志愿军从来没有像国人想象的那般信任和感激。

1、50年代中国给了朝鲜大量援助帮其重建
为了重新赢得朝鲜领导人的支持和信任，战争一结束，中国便开始大规模援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中国的援助力度非常大：
（1）、1953年金日成访华期间与中国签订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方明确表示“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起，截止1953年12月31日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54至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旧币，折合人民币新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同时规定，在1954-1956三年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
（2）、除资金援助外，中国还向朝鲜提供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和生活消费品等。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和大量的粮食等。
（3）、中国几十万志愿军还为朝鲜提供了大量无偿劳动力，支持其战后重建。据志愿军司令员杨勇1958年的报告说：“8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43万公尺，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18.71公里，进行田间劳动8.5亿坪，送粪1314.6万担，植树3608.65万棵，运送粮食物资63853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2126.05万斤，衣物58.9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188.39万人次。”


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考虑到中国刚刚在朝战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这样的援助确实超乎寻常。
2、1965年之前朝鲜支持中国反对苏联，中朝进入“蜜月期”随着中苏论战的逐步升级和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朝鲜的中立政策就难以为继了。由于不认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等原因，1965年以前朝鲜更加倾向于保持同中国的亲密关系。比如针对苏共带头指责中共的情况，1963年1月朝鲜《劳动新闻》发社论明确表示：“朝鲜劳动党反对片面攻击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做法危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使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蒙受严重损失，等于参加敌人的反华大合唱。”


而到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时，金日成明确表示：
（1）朝党不怕国际共运的分裂，朝党早就在思想上同赫鲁晓夫分裂了；如果中国同赫闹翻，朝党坚决同中国站在一起；
（2）朝党不愿站在第二线，已组织了“秀才”班了，准备参加论战，并且准备“点名”批苏；（3）朝党支持召开左派亚洲党会议，并愿意出面向其他党做工作。此外，在中印边境冲突中，朝鲜也明确支持中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朝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在这段时间内，中朝之间缔结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协定：
（1）1961年7月11日缔结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从而确立了中朝军事同盟。
（2）1962年10月12日周恩来和金日成在平壤签署了《中朝边界条约》，在此条约的基础上，1964年3月20日，中朝两国在北京缔结了《中朝国境的议定书》，将长白山一带的边界从1909年《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的石乙水线退让到接近于朝方的主张线，将白头峰和天池的一大半（朝鲜54.5%、中国45.5%）划给朝鲜，白头峰后被朝鲜改名叫将军峰。
后来经过1972年至1975年进行的中朝第一次边界联检，确定中朝边境的沙洲、岛屿61个，其中划归中方13个。“这是对朝鲜相当有利的分割。”正因为如此，在中朝矛盾深化的“文革”期间，参与此事的延边朝鲜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受到红卫兵的残酷迫害。红卫兵骂他是“卖国贼”，“连从鸭绿江中国一侧登上白头山山顶的公路都出卖给了朝鲜”。


朝鲜劳动党对中共公开的支持招来了苏联的一系列反制措施。1962年苏联决定暂时延缓对朝鲜的军事及经济援助，并于1964年正式停止对朝鲜的军事援助。1963年，朝苏关系除贸易外，已没有什么了，这让朝鲜遭受到了巨大损失。


3、60年代后期中国奉行**外交，朝鲜为了获取苏联援助与中国疏远参与中苏论战对朝鲜而言毕竟弊多利少。苏联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也给朝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苏联从1965年勃烈日涅夫上台起起，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加大争取朝鲜的力度。而朝鲜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也开始远离中国转而亲近苏联。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以苏划线，非友即敌，这自然影响了中朝关系。加上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中国推行**外交，双方关系更加恶化。部分红卫兵针对朝鲜的“背叛”指责金日成是“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门徒”，消息传到朝鲜，金日成闻讯大怒，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墓碑也被砸。


从1965年开始，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多次发生争端，中国方面一度在1968年关闭中朝边界中方通道。1966年10月，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和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停止交换各自重要新闻素材。
1967年底，中朝两国都撤回各自的大使，暂由临时代办处理日常事务。而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里陈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史迹材料也被悄然替换。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朝鲜报刊发表一系列评论性文章，通过批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来影射中国。中朝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僵持状态，在中朝边境，丹东中断了与朝鲜的一切来往不说，还成为双方叫板的前沿阵地。曾到朝鲜拉电线的王景昌记得，白天，双方的高音喇叭在鸭绿江两岸互骂对方“变修”。晚上，他参加单位的工宣队去江边站岗，防止对面有人偷渡过来。

三、90年代至今，朝核问题让朝鲜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强
1、1992年中韩建交让中朝关系趋于冷淡随着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中韩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韩建交。
在建交之前，中方一直注意及时向朝方通报情况，争取朝方的理解。而朝鲜方面表示出了明显的不悦。比如据中国前外长钱其琛回忆：“1992年7月12日，江总书记……让我去平壤一趟，面见金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在征得朝方同意后，第三天我便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
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我们的只有外长金永南。寒暄后，金永南告诉我们，还要去外地，并带我们登上了一架闷得热不可耐的直升机。飞机在一个偌大的湖边降落，这里有金主席的别墅。……金主席听后，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尽管朝鲜表示了“理解”，但并不代表朝鲜方面对中韩建交就听之任之，相反，他们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反制。比如1993年，北京仅以两票之差丧失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出问题的就是朝鲜将关键的一票报复性地投给了悉尼。再如，有韩国学者披露，朝鲜向中国转达了《抗议备忘录》，并且作为中韩建交的抗议表示，朝鲜威胁将终止1961年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条约》，紧急召回朝鲜驻华大使朱昌骏，以及暂停两国体育文化交流，以此露骨地向中方表示不满态度。
尽管这些讯息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从中也折射出，中韩建交给中朝关系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事实上，整个90年代中朝关系都处于冷淡阶段，两国极少有高层互访。而两国的贸易往来也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2、由于苏联解体、朝核危机等因素，2000年以来朝鲜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在逐渐增加在1990年代之前，朝鲜虽然需要中国提供军事保护，但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并不是很强。而随着苏联解体和因朝核问题引发的越来越严厉的国际制裁，导致朝鲜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仅从经济角度看，朝鲜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从1990年代开始特别是2001年之后是不断增强的：

朝鲜对中国的高度依赖不仅体现在贸易方面，更体现在援助方面。1996年5月，朝鲜副总理洪成南访华，签订了《中朝经济技术协议书》，协议签订5年内，中国每年支持朝鲜50万吨粮食、120万吨石油、150万吨煤炭，其中一半以上是无偿援助的。据联合早报统计，1995年到2001年5年间，朝鲜所获粮食援助总计410万吨，其中200万吨来自中国，几乎占了一半。


中国援助朝鲜的其他物资有多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一个间接的数据反映出中国当前对朝援助规模相当可观——根据统计仅在2000年，从丹东火车站进入朝鲜的中国战略物资主要有：原油7500灌车计30万吨；大豆500车皮计12000吨；原煤5000车皮计18万吨；载重卡车500辆；工业机械200余套。


当然，当前的中朝关系依然摩擦和分歧不断，比如在朝鲜人冲闯外国驻华机构的一系列事件中，中国“都是以‘经第三国去韩国’的个案手法妥善处理”，而不是遣送回国的做法，显然会引起朝鲜的不快，金正日认为“是中国在拆朝鲜的台”。2006年7月5日，朝鲜试射导弹，“在试射导弹前通报了俄罗斯，但却没有通报中国”。更重要的是，朝鲜不顾中国反对，坚持进行核试验，虽然历次朝鲜核危机几乎都是朝鲜在向美国示威，但也从侧面反映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是有限的。


结语：中国与朝鲜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中国对朝外交的得与失，说明中朝之间从来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唇齿相依亲密无间。值得从头回顾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