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谈中国预警机研制始末，谈到两个国家

1月18日，来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的王小谟院士摘取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随着这位中国预警机事业的标志性人物走到大众面前，一向神秘的国产预警机研制内幕也逐步解密。

　　国产预警机被誉为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并列的国家重大工程，由于其直指军事用途，是信息化战争的核心装备，备受全世界关注。中国的国产两型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9个第一，突破了100余项关键技术。一项项独特的设计思路和集成创新，使国产预警机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

　　1990年海湾战争后，我国决定通过对外合作解决预警机装备急需。王小谟当时担任中方总设计师，主持系统总体设计，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基于二维有源相控阵体制的三面阵背负罩新型预警机工程方案。同时，带领和组织国内研发团队同步开展研制工作，掌握预警机设计方法和主要关键技术，锻炼和培养技术队伍，为我国自行研制预警机奠定坚实基础。

　　当美国迫使与中国合作的另一国单方面中止合同，王小谟建议“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一定要做中国人自己的“争气机”，得到国家的支持。国产预警机由此正式立项，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抓总，成为倾举国之力推进的重点工程。

　　此时，王小谟主动推荐了优秀的年轻专家担任总设计师，自己担任总顾问，为我国首型预警机的研制成功作出重要贡献。

　　就中国预警机的崛起始末，王小谟院士日前接受本报独家专访，讲述预警机研制风云变幻的历史。

空警2000预警机

　　上世纪60年代我国曾自主研制预警机，但因核心技术没过关中止；90年代上马预警机，对外合作的中止，推迟了用上预警机的时间，但却加快了国内自主研制的步伐

　　记者：首先祝贺您获得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有人把您称为首位摘取最高奖的军工科学家,也把您称为“预警机之父”。

　　王小谟：获得最高奖和预警机研制成功一样，让我感到自豪。这个自豪并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我们集体、我们国家。“预警机之父”我不敢当。这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我所从事的军工电子事业都需要团队协作来完成，我只是一个代表，一个中国军工电子人的符号。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团队，记住一种精神——自力更生，创新图强，协同作战，顽强拼搏，这也是中国预警机精神。

　　中国预警机研制团队庞大，集中全国百余个研究院所和工厂，覆盖到很多行业和很多专业。管理上采取双总师体制，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负责电子系统总承，中航工业集团负责载机平台改装工作。其中，电子系统设计的单位就有几十家研究院所、数万人参与其中。同时，预警机的研制要耗费巨资才能坚持下来，不仅仅是研制费用，研制出来后还要进行各种试验和数千架次的试飞，费用更高。预警机的研制是国家行为,预警机的成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记者：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就开始研制预警机，后来中止，之后又为何重新研制？

　　王小谟：我们重新开始研制预警机有两个大背景，第一个大背景是我们已经具备了技术条件。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自主研制雷达。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雷达是什么样，更不知道该怎么做，研究人员就跑到当时的中苏边界用望远镜看人家的雷达是怎么回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国雷达界就有了自力更生的传统。由于雷达上天后往下看会碰到严重的地杂波反射，我们在60年代开始研制的预警机“空警一号”，就是因为未能解决这个反杂波问题而中止。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从基础做起，首先要攻克“两高一低”技术。所谓“两高一低”，就是高纯频谱发射机、高性能信号处理器、超低副瓣天线。从70年代起，我们下决心要在这三项技术上突破，首先攻克天线和发射的难关。到80年代末期，随着计算机发展，高性能处理器已经变得相对容易，这样“两高一低”就被解决了。

　　第二个就是在世界军事转型的大背景下，特别是预警机在局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当时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军方更加迫切需要作为信息化武器装备的预警机，因此在90年代初，国家就决策重新开始研制工作。

　　记者：您曾经联合十几位专家联名上书请求自主研制预警机。您还提出，要研制出世界领先的预警机。当时国家决定立项研制预警机，是不是很不容易？

　　王小谟：是的，这时国家要上预警机，我们也已经有了十几年的预先研究基础。但这么大的工程，国内没有搞过，很多人担心自己能不能搞成。我们十几个专家，向上级领导陈述了我们自己能干预警机的理由和决心。

　　记者：对外合作不顺利，甚至最后外方单方面中止合同，这给我们的预警机研制带来什么影响？

　　王小谟：对外合作的中止，推迟了我们国内装备也就是用上预警机的时间，但却加快了国内自主研制的步伐。

　　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所以，中国一定得有自己的预警机才行。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做到。我们不但要研制出预警机，而且还要研制出世界领先的预警机。

　　预警机要集成很多技术，是非常难的；把众多的电子设备集成在一个飞机上，是完全自己摸索出来的



　　记者：您曾经提到，客观地讲，我们在对外合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王小谟：是的，比如对规范的尊重。预警机的雷达上有一个核心组件，在合作的过程中由我们自己制造。以前，我们造电子产品很简便，很多时候手工作坊的痕迹很重，好像拿个烙铁焊几下就成了。但因为没有工艺规范，从张三换成李四就不一定能做出来；即使第一个做出来了，第二个就不一定做出来。外方对我们的要求之严，可以称之为“吹毛求疵”。最简单的一个盒子的倒角都有明确的规范要求，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所以，一开始很费周折，工人师傅们都很生气，私底下骂我们是“卖国贼”，说为什么要迁就外国人。开始我们做好了交给对方，外方认为我们没有达到要求，退了回来，说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做。

　　等我们严格按照要求重新做出来后，一通电就合格，不用调整。于是大家就理解了外方在这方面的做法，也非常服气。跟外方合作后我们有了经验，知道批量生产该怎么搞，做一个成一个，质量稳定了，也省掉了很多维修的麻烦。

　　在技术上我们也有获益。当时雷达界还是按照常规思维来做，没有用上网络。而国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用上了网络技术，完全网络化。我们通过引进学习了技术，对预警机立项也有帮助，加快了研制周期。

　　幸运的是，对外合作期间，我们坚持了不只是买东西，而是着眼于同步研制。实际上我们没想到他们后来会撕毁合同，只是想先跟着学，最后肯定要我们自己做。

　　记者：但合作的解除，毕竟对中国装备预警机是个不小的冲击。重任只能落在自主研制上，您当时压力大不大？

　　王小谟：当时情况比较紧张，因为需要更快地拿出装备。如果按照科研程序，我们自主研制的科研样机都没做出来，科研样机做出来后还要做出正样机，根据正样机的情况才能决定是否形成装备，按常规说至少还要十年时间。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当时我们提出自行研制，确实有很多人都很担心。

　　但这个时候必须破釜沉舟。通过对外合作，我们也学到了技术，我们又有十年的预研基础，懂得了自行设计。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有利的地方，就是合同中止后，我们已经有了一套自行设计的电子设备样机。在这种情况下，关键的问题是要下决心自己做。

　　到了第二年，我们的科研地面样机就全面做好了。又过了一年，样机就飞上了天。这样，样机做出来后，关于预警机后面的发展，大家意见就非常统一了。

　　记者：我们自己做预警机，有哪些困难？

　　王小谟：预警机上要把很多技术集成起来，是非常难的。比如电磁兼容性，把这么多电子设备集成在一个飞机上，完全是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而且加装的电子设备比合作期间的要多。信息融合方面，因为预警机上天不是独立的，它还是一个指挥所，战斗机要跟着上去。每架战斗机上都有雷达，地面也有好多雷达。如果出现一架敌机，五架飞机看见它就是五个坐标，都报告给预警机，预警机就得综合判断到底是多架还是一架。

　　在开发预警机的过程中，我们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选择飞机，只能用外国人的。但你用哪个飞机，哪个飞机就卡我们。比如当时某国看我们做出预警机了，就不想卖飞机给我们了。这不卖不要紧，逼得我们在小一些并且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飞机上面也能做到一样的性能。我们利用自身的特点，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做出了有自己特色的预警机。



　　国产预警机，在数以万计的参研人员肩膀上起飞

　　记者：中国预警机的横空出世，背后是数以万计的人的无私奉献和攻坚克难。像您就要经常到茫茫戈壁的试验现场，40多摄氏度的高温，飞机上高分贝的噪声，晚上经常加班到凌晨，这些都是家常便饭。

　　王小谟：预警机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微小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整个研制任务的失败。但数以万计的参研人员，有困难共同克服，有难题共同解决，有风险共同承担，凝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强大合力。

　　我们的预警机设计人员玩了命地干，连续五年没过过一个春节，都是在试验场和部队度过的。大家一天当作两天用。没有这种精神干不出预警机。

　　我举两个例子。预警机工程立项时，某分系统负责人还不到36岁，他带领项目组人员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工作，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几年后，他满头黑发都变成花白。还有一位某分系统负责人，在工程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被查出身患癌症。在化疗进行到第六次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头发全部掉光。但她心里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工作，一次又一次请求回到工作岗位。令人悲痛的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昏迷后，她再也没有醒来，永远离开了她无限眷念的预警机事业。

　　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两个型号的空中预警机飞到天安门城楼上空，我当时就掉眼泪了。在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怀念那些为预警机事业献身的战友们。



　　记者：您能描述一下未来的中国预警机的发展吗？

　　王小谟：在最初的自主研制中，我们就有着长远考虑。因此，第一个型号做出来后，后面的各种机型也都能做出来了。我们现在的预警机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系列。我认为只要原理通了，总能做得出来，只是好一点差一点、快一点慢一点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自大。虽然美国预警机归纳起来只有海军型和空军型两种，但他们的能力和技术水平还是很高，有技术潜力可挖。

　　我们现在做预警机的点子很多，大家也对我们充满了信心。预警机现在向小型化、网络化、多功能化、使用方便、价格便宜等方面发展。尤其是成本方面，从发展来看，以后的预警机会越来越便宜。打个比方，第一代预警机就像“大哥大”手机，今后预警机会像现在的手机一样，买起来不贵，同时外形小巧、功能丰富。也可以按需来做，像汽车一样，可以经常有新款更新。我们有信心不断做得更好。
http://mil.news.sina.com.cn/2013-01-28/1424714098.html

1月18日，来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的王小谟院士摘取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随着这位中国预警机事业的标志性人物走到大众面前，一向神秘的国产预警机研制内幕也逐步解密。

　　国产预警机被誉为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并列的国家重大工程，由于其直指军事用途，是信息化战争的核心装备，备受全世界关注。中国的国产两型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9个第一，突破了100余项关键技术。一项项独特的设计思路和集成创新，使国产预警机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

　　1990年海湾战争后，我国决定通过对外合作解决预警机装备急需。王小谟当时担任中方总设计师，主持系统总体设计，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基于二维有源相控阵体制的三面阵背负罩新型预警机工程方案。同时，带领和组织国内研发团队同步开展研制工作，掌握预警机设计方法和主要关键技术，锻炼和培养技术队伍，为我国自行研制预警机奠定坚实基础。

　　当美国迫使与中国合作的另一国单方面中止合同，王小谟建议“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一定要做中国人自己的“争气机”，得到国家的支持。国产预警机由此正式立项，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抓总，成为倾举国之力推进的重点工程。

　　此时，王小谟主动推荐了优秀的年轻专家担任总设计师，自己担任总顾问，为我国首型预警机的研制成功作出重要贡献。

　　就中国预警机的崛起始末，王小谟院士日前接受本报独家专访，讲述预警机研制风云变幻的历史。

空警2000预警机

　　上世纪60年代我国曾自主研制预警机，但因核心技术没过关中止；90年代上马预警机，对外合作的中止，推迟了用上预警机的时间，但却加快了国内自主研制的步伐

　　记者：首先祝贺您获得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有人把您称为首位摘取最高奖的军工科学家,也把您称为“预警机之父”。

　　王小谟：获得最高奖和预警机研制成功一样，让我感到自豪。这个自豪并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我们集体、我们国家。“预警机之父”我不敢当。这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我所从事的军工电子事业都需要团队协作来完成，我只是一个代表，一个中国军工电子人的符号。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团队，记住一种精神——自力更生，创新图强，协同作战，顽强拼搏，这也是中国预警机精神。

　　中国预警机研制团队庞大，集中全国百余个研究院所和工厂，覆盖到很多行业和很多专业。管理上采取双总师体制，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负责电子系统总承，中航工业集团负责载机平台改装工作。其中，电子系统设计的单位就有几十家研究院所、数万人参与其中。同时，预警机的研制要耗费巨资才能坚持下来，不仅仅是研制费用，研制出来后还要进行各种试验和数千架次的试飞，费用更高。预警机的研制是国家行为,预警机的成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记者：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就开始研制预警机，后来中止，之后又为何重新研制？

　　王小谟：我们重新开始研制预警机有两个大背景，第一个大背景是我们已经具备了技术条件。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自主研制雷达。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雷达是什么样，更不知道该怎么做，研究人员就跑到当时的中苏边界用望远镜看人家的雷达是怎么回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国雷达界就有了自力更生的传统。由于雷达上天后往下看会碰到严重的地杂波反射，我们在60年代开始研制的预警机“空警一号”，就是因为未能解决这个反杂波问题而中止。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从基础做起，首先要攻克“两高一低”技术。所谓“两高一低”，就是高纯频谱发射机、高性能信号处理器、超低副瓣天线。从70年代起，我们下决心要在这三项技术上突破，首先攻克天线和发射的难关。到80年代末期，随着计算机发展，高性能处理器已经变得相对容易，这样“两高一低”就被解决了。

　　第二个就是在世界军事转型的大背景下，特别是预警机在局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当时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军方更加迫切需要作为信息化武器装备的预警机，因此在90年代初，国家就决策重新开始研制工作。

　　记者：您曾经联合十几位专家联名上书请求自主研制预警机。您还提出，要研制出世界领先的预警机。当时国家决定立项研制预警机，是不是很不容易？

　　王小谟：是的，这时国家要上预警机，我们也已经有了十几年的预先研究基础。但这么大的工程，国内没有搞过，很多人担心自己能不能搞成。我们十几个专家，向上级领导陈述了我们自己能干预警机的理由和决心。

　　记者：对外合作不顺利，甚至最后外方单方面中止合同，这给我们的预警机研制带来什么影响？

　　王小谟：对外合作的中止，推迟了我们国内装备也就是用上预警机的时间，但却加快了国内自主研制的步伐。

　　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所以，中国一定得有自己的预警机才行。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做到。我们不但要研制出预警机，而且还要研制出世界领先的预警机。

　　预警机要集成很多技术，是非常难的；把众多的电子设备集成在一个飞机上，是完全自己摸索出来的



　　记者：您曾经提到，客观地讲，我们在对外合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王小谟：是的，比如对规范的尊重。预警机的雷达上有一个核心组件，在合作的过程中由我们自己制造。以前，我们造电子产品很简便，很多时候手工作坊的痕迹很重，好像拿个烙铁焊几下就成了。但因为没有工艺规范，从张三换成李四就不一定能做出来；即使第一个做出来了，第二个就不一定做出来。外方对我们的要求之严，可以称之为“吹毛求疵”。最简单的一个盒子的倒角都有明确的规范要求，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所以，一开始很费周折，工人师傅们都很生气，私底下骂我们是“卖国贼”，说为什么要迁就外国人。开始我们做好了交给对方，外方认为我们没有达到要求，退了回来，说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做。

　　等我们严格按照要求重新做出来后，一通电就合格，不用调整。于是大家就理解了外方在这方面的做法，也非常服气。跟外方合作后我们有了经验，知道批量生产该怎么搞，做一个成一个，质量稳定了，也省掉了很多维修的麻烦。

　　在技术上我们也有获益。当时雷达界还是按照常规思维来做，没有用上网络。而国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用上了网络技术，完全网络化。我们通过引进学习了技术，对预警机立项也有帮助，加快了研制周期。

　　幸运的是，对外合作期间，我们坚持了不只是买东西，而是着眼于同步研制。实际上我们没想到他们后来会撕毁合同，只是想先跟着学，最后肯定要我们自己做。

　　记者：但合作的解除，毕竟对中国装备预警机是个不小的冲击。重任只能落在自主研制上，您当时压力大不大？

　　王小谟：当时情况比较紧张，因为需要更快地拿出装备。如果按照科研程序，我们自主研制的科研样机都没做出来，科研样机做出来后还要做出正样机，根据正样机的情况才能决定是否形成装备，按常规说至少还要十年时间。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当时我们提出自行研制，确实有很多人都很担心。

　　但这个时候必须破釜沉舟。通过对外合作，我们也学到了技术，我们又有十年的预研基础，懂得了自行设计。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有利的地方，就是合同中止后，我们已经有了一套自行设计的电子设备样机。在这种情况下，关键的问题是要下决心自己做。

　　到了第二年，我们的科研地面样机就全面做好了。又过了一年，样机就飞上了天。这样，样机做出来后，关于预警机后面的发展，大家意见就非常统一了。

　　记者：我们自己做预警机，有哪些困难？

　　王小谟：预警机上要把很多技术集成起来，是非常难的。比如电磁兼容性，把这么多电子设备集成在一个飞机上，完全是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而且加装的电子设备比合作期间的要多。信息融合方面，因为预警机上天不是独立的，它还是一个指挥所，战斗机要跟着上去。每架战斗机上都有雷达，地面也有好多雷达。如果出现一架敌机，五架飞机看见它就是五个坐标，都报告给预警机，预警机就得综合判断到底是多架还是一架。

　　在开发预警机的过程中，我们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选择飞机，只能用外国人的。但你用哪个飞机，哪个飞机就卡我们。比如当时某国看我们做出预警机了，就不想卖飞机给我们了。这不卖不要紧，逼得我们在小一些并且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飞机上面也能做到一样的性能。我们利用自身的特点，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做出了有自己特色的预警机。



　　国产预警机，在数以万计的参研人员肩膀上起飞

　　记者：中国预警机的横空出世，背后是数以万计的人的无私奉献和攻坚克难。像您就要经常到茫茫戈壁的试验现场，40多摄氏度的高温，飞机上高分贝的噪声，晚上经常加班到凌晨，这些都是家常便饭。

　　王小谟：预警机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微小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整个研制任务的失败。但数以万计的参研人员，有困难共同克服，有难题共同解决，有风险共同承担，凝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强大合力。

　　我们的预警机设计人员玩了命地干，连续五年没过过一个春节，都是在试验场和部队度过的。大家一天当作两天用。没有这种精神干不出预警机。

　　我举两个例子。预警机工程立项时，某分系统负责人还不到36岁，他带领项目组人员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工作，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几年后，他满头黑发都变成花白。还有一位某分系统负责人，在工程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被查出身患癌症。在化疗进行到第六次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头发全部掉光。但她心里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工作，一次又一次请求回到工作岗位。令人悲痛的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昏迷后，她再也没有醒来，永远离开了她无限眷念的预警机事业。

　　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两个型号的空中预警机飞到天安门城楼上空，我当时就掉眼泪了。在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怀念那些为预警机事业献身的战友们。



　　记者：您能描述一下未来的中国预警机的发展吗？

　　王小谟：在最初的自主研制中，我们就有着长远考虑。因此，第一个型号做出来后，后面的各种机型也都能做出来了。我们现在的预警机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系列。我认为只要原理通了，总能做得出来，只是好一点差一点、快一点慢一点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自大。虽然美国预警机归纳起来只有海军型和空军型两种，但他们的能力和技术水平还是很高，有技术潜力可挖。

　　我们现在做预警机的点子很多，大家也对我们充满了信心。预警机现在向小型化、网络化、多功能化、使用方便、价格便宜等方面发展。尤其是成本方面，从发展来看，以后的预警机会越来越便宜。打个比方，第一代预警机就像“大哥大”手机，今后预警机会像现在的手机一样，买起来不贵，同时外形小巧、功能丰富。也可以按需来做，像汽车一样，可以经常有新款更新。我们有信心不断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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