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军军长回忆14军作战情况

张景华，山东汶上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鲁西军区连指导员，冀鲁豫军区营长，中原野战军区参谋长、副团长，第二野战军团长。参加了挺进中原和睢杞、淮海、渡江等战役。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历任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军区参谋长。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任昆明军区陆军第14军军长。是中共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走进张景华将军家的客厅，兰花的幽香扑面而来，使人顿感精神一爽。张老衣着简朴、笑容可掬。从外表看不出他曾是一位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而是一位学识渊博、平易近人的长者。他向记者表述了简短真挚的欢迎之意后，很快就进入了对战争时代的回忆。

一

我是山东省汶上县九区张董村人，在私塾读书时，受到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老师影响，于1938年底和两个要好的同学走上了投笔从戒、抗日救国的道路。那年我不到15岁，在八路军山东纵队6支队1团2连当了战士。当时战斗生活十分艰苦，每天都是要行军打游击战。为了打击敌人和避开大股敌军，什么办法都想到了。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就反穿着鞋行军。当时也没什么军服(参军第2年曾发过一套)，和老百姓穿得差不多。晚上宿营根本不敢脱衣服睡觉，因为随时会有敌情。时间一长，身上生了虱子。一次，我回家探望，妈妈看见了，她心疼地哭了，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干八路了。但我说服了家人，又回到了队伍上。

【张老在战斗中不断地成长进步、到建国前夕，他已是人民解放军第5兵团第17军第50师第149团团长了，但他也两次负伤。尤其惊心动魄的一次遇险发生在建国之初，他从贵州去南京军事学院上学的路上，突遭土匪伏击，张老夺过机枪和警卫班拼死突围，紧要关头，友邻部队赶到，他才顺利突围。】

1950年12月，我在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1951年国庆周年阅兵时，我是军事学院方队第4排第4人。当晚毛主席接见并宴请我们，按规定，每人只许向主席敬一次酒，但我多敬了一次，因为我太激动了。1952年毕业，1955年我任陆军第49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1957～1959年，我率部参加了平息四川藏区的达赖集团叛乱。

二

1978年10月以前，我任11军副军长。那天我正在腾冲组织军事演习，突然接到军区的命令，任命我为14军军长，立即到任不得延误。我连家都没回就出发了。路途很远路况也不好，所以我带了两个司机昼夜兼程。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钰秀将军正等着我，他向我简明扼要地讲述了相关事项，我立即接手整军备战。当时“文革”刚结束，部队遗留这方面问题还较多，我到任后，即郑重宣布：当前的中心工作就是准备打仗，其它一切问题，打完仗再说，如有互相扯皮延误作战的，一律从严处置。大战在即，同志们的觉悟还是有的，全军上下的思想很快统一到备战上来了。

根据11月28日昆明军区第一次作战会议精神，我14军部队开始集结。当时军部设在开远，我带领作战指挥先遣组赶赴前线勘察地形。上级分配给14军的作战正面宽度达83千米。我走遍了这一区域所有的地方，仔细勘察各种地形。当时越军的骚扰日益频繁，有一次我和先遣组晚上住在一个偏辟的小学校里，还遭到了越军小分队的袭扰。

12月10日，昆明军区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和军区的命令，第14军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当时军区司令员已由杨得志将军担任。会后，他特别召见了我，我就把在前线勘察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汇报，杨司令很满意。

杨得志司令员（左一）视察部队

军区命令第14军各部队于1978年12月17日向文山以南地区开进，经过三次部署调整后，顺利完成战役展开。

根据作战需要，第14军所属部队扩编，补充了新兵，并从各大军区所属部队调进大批骨干，补充了枪支弹药和各种轻重火炮，后勤供应也达到了战时标准。

与此同时，为了准确摸清敌情，我军派出多个侦察分队渗透侦查一百多次，了解敌情。炮兵建成了几十个观察所并完成了数百平方千米的测地和射击准备。工兵急造军路几十千米，我和军政委范新友带领参谋作战人员多次下到基层检查指导部队的战前应急训练情况。

1979年1月9日，昆明军区发布命令：根据中央军委“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速战速决，速歼速回”的作战方针，14军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器，首先歼灭老街、孟康和发隆的越军，然后协同13军，消灭敌345师和316A师。

为作战需要，军区加强了14军炮4师、高炮65师、军区坦克团和防化团的一部，火炮有152毫米加榴炮、122毫米榴弹炮、130、122、85毫米加农炮、130、107毫米火箭炮、100毫米迫击炮和高射机枪、高射炮等。弹药供应也很充足。坦克是62式轻型坦克。另外喷火器及防化装备也有了很大加强。总之，无论在兵力和火器上，我军都占有绝对优势。

在我军攻击正面上，有越军一线部队254团、黄连山省246团、永富省149团和4个公安屯(类似预备役的二线军队)总兵力约4000多人，主要固守的据点有老街、孟康、发隆和班菲、他辣等处阵地以野战之事为主，老街、孟康等要点有永久工事另外，敌人还布设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地雷，有的树上也挂了地雷越军还插竹签、挖陷阱、拉铁丝网。这些都给解放军日后作战行动造成了不小麻烦二线部队有345师的118团和124团，分驻铺楼、郭参等地，并有部分机动兵力随时可支援一线部队。

1979年2月17日凌晨，自卫反击作战全线打响，14军各部队按计划向敌人发起猛攻敌人在纵深炮火的掩护下，拼命抵抗，部队伤亡加大。40师动用预备队投入进攻，475、3、1、2、22、23、24号高地相继被攻占从而形成对老街之敌的合围态势。

次日7时，越军开始向118、120团控制的阵地发起反攻，妄图阻止我军对老街的进攻、短时间里，有三千多发炮弹落在阵地上，步兵随之发动了15次进攻我军战士顽强坚守。3号阵地上的步话机员海水干在战友们伤亡严重的情况下，坚持用步话机不断给炮兵指示目标，炮弹准确落入敌群，敌人在阵地前遗尸60多具，不得不放弃进攻。

9时30分，118、120团在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向老街外围制高点发起进攻。在强大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粉碎了敌人的坚固防线和疯狂反扑，攻入老街市区残敌一部钻进炮台山上当年法国殖民者修建的永备工事继续顽抗。这个工事群中有500米长的坑道，25个屯兵洞，有7个出入口，很不好打，一营长杨长发带领部队分兵守住工事出口，教导员胡昭率部队冲进坑道内，与敌激战，对顽固之敌用机枪、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予以消灭到19日下午1时，我军攻占老街。

三

开战初的日子，是我从军几十年最紧张的时候，一连几天我都没有躺下睡过圆圆觉，实在困极了，就靠在军指挥所的椅背上打一个盹，有时刚一合眼，作战参谋就把我叫醒……

与40师强攻老街的同时，41师部队121团也在榴弹炮营强大火力的配合下，开始了歼灭发隆之战的作战行动该团一营担任穿插任务，先于主力行动，在2月15日夜进到大梁子河谷地区隐蔽，17日全面作战一打响，他们即插至尼记，以果断迅速的行动占领1301、1207及其西北无名高地，切断敌主力退路。

团主力于17日拂晓发起攻击，顺利攻占1434、1405和内比隆等要地，对发隆之敌形成合围，战至20日，发隆之敌被我全歼由于发隆是越南当局苦心经营多年的所谓“净化边境模范区”，对敌产生了强大震撼。

41师2月17日上午，攻占了1304、1372和仙人山高地，牢牢控制了孟康大桥，下午切断8号公路和孟康至发隆的公路，激战过后，我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占了孟康周围的大部分要点高地。

次日，在炮火的掩护下，我军先后攻占了9、12、6和7号高地。班长谢国华身负十多处伤，仍坚持战斗，自己毙敌6名。另外他还查明了敌人一个重要的屯兵山洞，并告诉连长韩洪亮韩连长马上组织4挺重机枪封锁住洞口，喷火班和投弹组抵近喷火投弹，洞内的71名越军被全部消灭，，下午，经过激战，我军占领了孟康地区的制高点——炮台山主峰。

19日清晨，部队开始向孟康守敌发起全线攻击，到傍晚攻占孟康。

42师124团一部于2月16日夜从三个方向隐蔽过境，17日穿插至391高地，切断8号公路，团主力向拔坡方向攻击前进，从而开始扫荡拔坡、那马、班老这几个越军重要据点敌人的作战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我军控制了该地区所有军事要点。

经过参战将士5天连续奋战，在14军攻击正面敌人的防御要点全部被我占领，各部队向前推进4～14千米歼敌1731名，巩固了既定阵地，开辟了战场，为纵深发展进攻创造了条件。

从2月22日到3月5日，14军的3个主力师，继续向越南纵深的朗忠、朗洋、得南等地发展进攻。

越方在遭到我第一阶段打击以后，迅速组织其345师和黄连山、永富省的部队，在我们进攻的正面组织梯次纵深防御，固守7号公路和红河左岸阻止我军前进。

为了粉碎越军企图，14军向郭参、铺楼方向展开大规模进攻。

经过参战部队全体将士的浴血奋战，部队攻占郭参、铺楼等要地，基本上消灭了红河左岸之敌，完成了昆明军区分配给14军的作战任务，最远深入到越南境内80千米。

四

那天晚上我到了铺楼，那里有一个很大、由我国援建的粮库，里面堆满了我国人民勒紧裤带援助他们的各种食品，战士们都很气愤、部队下令每人都尽可能多带一些回去，部队也因此改善了几天生活。那天晚上，大雨倾盆雷电交加，我坐在军用吉普车里，怎么也睡不着，因为我惦记着战士们是否找到足以遮风避雨的地方。虽然我是军长，管着几万人马，但我有责任为每一个参战的士兵着想。

遵照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的命令，14军的参战部队从3月6日起，按照“由前至后，交替掩护，边剿边撤”的原则，开始后撤，到13日，全部安全回到国内军指挥所也于10日经他辣、孟康撤到云南马关。

在撤退之前，各部队对越军的重要军事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其中包括：坑道、工事、桥梁、油库、油罐、军营、监狱、军用公路、钢筋混凝土的通讯线杆，和其它越军赖以对我进行军事挑衅的战争设施。同时，布设了一部分地雷(用以延迟越军修复的时间)。

在越南境内，我们还是很注意群众纪律的，对作战中炸坏的民房我们都把赔偿款放到显眼的地方，有的当面付款赔偿损失，部队砍了越南农民的甘蔗解渴，也会以量计价，予以补偿。

从2月17日发起攻击到3月13日撤回国内，历时25天，经过参战将士们的浴血奋战，14军先后攻占老街、孟康、发隆等重要城镇，铺楼、拔坡、坂甘等35个军事要点，合计毙敌4146名(不合伤敌数和32师歼敌数)。

通过这次战争，对我军的发展和建设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南亚国家心目中的地位，使那些饱受越南欺负的国家长出了一口气。同时也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个说话算数的大国。在越南祖国解放和抗美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倾其所有援助了他们，那时不是讲“六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的强大后方”吗？而他们也是什么都要。1965年，美国侵越战争进一步升级，中国也有过再次出兵抗美援越的打算。为了熟悉当地的情况，军委曾选调多位野战部队的师长专程赴越南考察，我当时任第49师师长，也去了越南。我们经过胡志明小道，到达越南南方看地形。在越期间，吃、穿、用、住、行如同在国内一样。吃的是中国大米、罐头：日用品也是上海天津产的，车也是中国造的，吃完大米饭刷碗时，碗底也印着“中国景德镇制”的字样。

五

当时的越军很狂妄。他们的中高级军事指挥干部都是由我国免费培训昆明陆军学校就培训过许多越军指挥官，把自己长期战争中用鲜血换来的经验都一骨脑地教给他们，所以他们对我们军队的战略战术相当熟悉。还有他们自认为刚赶走美国人又占领了柬埔寨，有丰富的战争经验，而认为我军经过十年内乱元气大伤，所以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客观地讲，越军的战斗作风确实比较顽强。从我们作战中俘虏很少可证明这一点。再加上他们长期在亚热带丛林丘陵山地作战、训练和生活，比较适应恶劣的环境，并且熟悉当地地形地物，如他们可赤着脚在山地丛林中奔跑作战，对食物要求也很有限。

1979年自卫反击战结束不久，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将军在昆明召见了我，让我谈一下对敌军的认识。我说越军在小分队规模山地丛林游击作战方面比我军有一定优势，他们往往以小部队游击战术，骚扰迟滞我军，然后以大部队向我们反攻。而我军训练长期以来，一直以运动战阵地战为主，虽然战前加强了山地丘陵丛林作战方面的训练，但比起越军来还差一些，好在部队边打边改，较快地适应了多变的战场环境，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但越军在营团规模作战方面比我军差距不小，再加上在重火器方面的不足，我军的优势就更明显了。杨司令对我的意见也深表赞同。这种情况在以后的骑线拔点和两山防御作战中就更明显了。

六

记者问：“张老，有一种说法：自卫反击作战东线(广西方向)不如西线(云南方向)打得好——您认为正确吗？”

听完这个提问，张老慈详的面孔陡然间变得严峻起来，声音也严厉起来了。

“怎么能这样讲呢？广州军区司令员(东线总指挥)许世友将军、副司令员我的老上级吴忠将军；昆明军区司令员(西线总指挥)杨得志将军，副司令员张铚秀将军都是我军的著名战将，参战部队也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英雄部队，都是为国家和民族打仗，哪个军人不希望自己打胜仗呢？但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各种意料之外的情况随时发生，‘胜负乃兵家常事’，怎么能妄下结论呢？东线个别部队在后撤时是出了一些问题，但西线部队在作战时也有不少失误。要公正客观辨证地看这个问题，否则那些长眠九泉之下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会心有不安啊！”

许世友司令员和周德礼参谋长视察55军164师炮团进入阵地时合影

七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顽固的越南当局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不断在边境，尤其是云南边境线一带滋事。昆明军区部队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开始了骑线拔点作战和长达数年的坚守防御作战。最先发生的就是我14军42师进行的扣林山作战。我到42师师部指挥作战。1981年5月6日晚正式打响，到7日下午3点胜利攻占扣林山三个主峰阵地，接着转入防御作战。部队在猫耳洞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打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巩固了阵地。

1983年底，我任昆明军区后勤部长，参与了组织指挥1984年4、5月份开始的老山、者阴山作战后勤保障。1984年9月，我任昆明军区参谋长。1985年有半年时间，我担任军区前指总指挥(军区首长轮流担任)，具体指挥老山、者阴山坚守防御部队的作战行动。

1984年8～12月，11军接替14军坚守老山。从那时起，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布署，各大军区的野战军开始到两山前线轮战，从1985年初到1990年2月，先后有第1、67、47等几个集团军参加两山之战。轮战部队统一接受昆明军区(1985年9月以后接受成都军区)前指的领导和指挥。

两山地区各阶段作战共歼敌7200余名，俘敌20名。这一阶段之所以能大量杀伤敌人，主要得益于我们占绝对优势的火炮，当时越军的重型火炮，除了我国原先援助的122毫米榴弹炮，大部分都是美国越战时的105毫米榴弹炮而且数量也不多，，我们一个榴炮营的建制是18门炮，而越军一个营才6门炮，而且由于其国内工业生产薄弱。备件弹药自给率很低。

在我老山地区防御作战期间，越军进行的1984年7月的“北光”计划(7·12大反扑)是规模最大的师级规模作战。他们七拼八凑才弄了10万发大口径炮弹，不几天就打完了。而我军前线的炮弹很充足，，为了抢运炮弹，军区除了动用现有的全部军车之外，还征用了800多辆地方车辆，昼夜不停地把大口径炮弹抢运到前线，为敌人准备了充足的“干粮”。

日子过得真快呀，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现在中越两国关系也恢复正常了。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为国戍边流血牺牲的烈士们，没有他们，祖国的西南边疆是不会有现在这样安宁的。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01-07/59064600-all.html

张景华，山东汶上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鲁西军区连指导员，冀鲁豫军区营长，中原野战军区参谋长、副团长，第二野战军团长。参加了挺进中原和睢杞、淮海、渡江等战役。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历任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军区参谋长。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任昆明军区陆军第14军军长。是中共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走进张景华将军家的客厅，兰花的幽香扑面而来，使人顿感精神一爽。张老衣着简朴、笑容可掬。从外表看不出他曾是一位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而是一位学识渊博、平易近人的长者。他向记者表述了简短真挚的欢迎之意后，很快就进入了对战争时代的回忆。

一

我是山东省汶上县九区张董村人，在私塾读书时，受到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老师影响，于1938年底和两个要好的同学走上了投笔从戒、抗日救国的道路。那年我不到15岁，在八路军山东纵队6支队1团2连当了战士。当时战斗生活十分艰苦，每天都是要行军打游击战。为了打击敌人和避开大股敌军，什么办法都想到了。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就反穿着鞋行军。当时也没什么军服(参军第2年曾发过一套)，和老百姓穿得差不多。晚上宿营根本不敢脱衣服睡觉，因为随时会有敌情。时间一长，身上生了虱子。一次，我回家探望，妈妈看见了，她心疼地哭了，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干八路了。但我说服了家人，又回到了队伍上。

【张老在战斗中不断地成长进步、到建国前夕，他已是人民解放军第5兵团第17军第50师第149团团长了，但他也两次负伤。尤其惊心动魄的一次遇险发生在建国之初，他从贵州去南京军事学院上学的路上，突遭土匪伏击，张老夺过机枪和警卫班拼死突围，紧要关头，友邻部队赶到，他才顺利突围。】

1950年12月，我在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1951年国庆周年阅兵时，我是军事学院方队第4排第4人。当晚毛主席接见并宴请我们，按规定，每人只许向主席敬一次酒，但我多敬了一次，因为我太激动了。1952年毕业，1955年我任陆军第49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1957～1959年，我率部参加了平息四川藏区的达赖集团叛乱。

二

1978年10月以前，我任11军副军长。那天我正在腾冲组织军事演习，突然接到军区的命令，任命我为14军军长，立即到任不得延误。我连家都没回就出发了。路途很远路况也不好，所以我带了两个司机昼夜兼程。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钰秀将军正等着我，他向我简明扼要地讲述了相关事项，我立即接手整军备战。当时“文革”刚结束，部队遗留这方面问题还较多，我到任后，即郑重宣布：当前的中心工作就是准备打仗，其它一切问题，打完仗再说，如有互相扯皮延误作战的，一律从严处置。大战在即，同志们的觉悟还是有的，全军上下的思想很快统一到备战上来了。

根据11月28日昆明军区第一次作战会议精神，我14军部队开始集结。当时军部设在开远，我带领作战指挥先遣组赶赴前线勘察地形。上级分配给14军的作战正面宽度达83千米。我走遍了这一区域所有的地方，仔细勘察各种地形。当时越军的骚扰日益频繁，有一次我和先遣组晚上住在一个偏辟的小学校里，还遭到了越军小分队的袭扰。

12月10日，昆明军区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和军区的命令，第14军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当时军区司令员已由杨得志将军担任。会后，他特别召见了我，我就把在前线勘察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汇报，杨司令很满意。

杨得志司令员（左一）视察部队

军区命令第14军各部队于1978年12月17日向文山以南地区开进，经过三次部署调整后，顺利完成战役展开。

根据作战需要，第14军所属部队扩编，补充了新兵，并从各大军区所属部队调进大批骨干，补充了枪支弹药和各种轻重火炮，后勤供应也达到了战时标准。

与此同时，为了准确摸清敌情，我军派出多个侦察分队渗透侦查一百多次，了解敌情。炮兵建成了几十个观察所并完成了数百平方千米的测地和射击准备。工兵急造军路几十千米，我和军政委范新友带领参谋作战人员多次下到基层检查指导部队的战前应急训练情况。

1979年1月9日，昆明军区发布命令：根据中央军委“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速战速决，速歼速回”的作战方针，14军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器，首先歼灭老街、孟康和发隆的越军，然后协同13军，消灭敌345师和316A师。

为作战需要，军区加强了14军炮4师、高炮65师、军区坦克团和防化团的一部，火炮有152毫米加榴炮、122毫米榴弹炮、130、122、85毫米加农炮、130、107毫米火箭炮、100毫米迫击炮和高射机枪、高射炮等。弹药供应也很充足。坦克是62式轻型坦克。另外喷火器及防化装备也有了很大加强。总之，无论在兵力和火器上，我军都占有绝对优势。

在我军攻击正面上，有越军一线部队254团、黄连山省246团、永富省149团和4个公安屯(类似预备役的二线军队)总兵力约4000多人，主要固守的据点有老街、孟康、发隆和班菲、他辣等处阵地以野战之事为主，老街、孟康等要点有永久工事另外，敌人还布设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地雷，有的树上也挂了地雷越军还插竹签、挖陷阱、拉铁丝网。这些都给解放军日后作战行动造成了不小麻烦二线部队有345师的118团和124团，分驻铺楼、郭参等地，并有部分机动兵力随时可支援一线部队。

1979年2月17日凌晨，自卫反击作战全线打响，14军各部队按计划向敌人发起猛攻敌人在纵深炮火的掩护下，拼命抵抗，部队伤亡加大。40师动用预备队投入进攻，475、3、1、2、22、23、24号高地相继被攻占从而形成对老街之敌的合围态势。

次日7时，越军开始向118、120团控制的阵地发起反攻，妄图阻止我军对老街的进攻、短时间里，有三千多发炮弹落在阵地上，步兵随之发动了15次进攻我军战士顽强坚守。3号阵地上的步话机员海水干在战友们伤亡严重的情况下，坚持用步话机不断给炮兵指示目标，炮弹准确落入敌群，敌人在阵地前遗尸60多具，不得不放弃进攻。

9时30分，118、120团在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向老街外围制高点发起进攻。在强大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粉碎了敌人的坚固防线和疯狂反扑，攻入老街市区残敌一部钻进炮台山上当年法国殖民者修建的永备工事继续顽抗。这个工事群中有500米长的坑道，25个屯兵洞，有7个出入口，很不好打，一营长杨长发带领部队分兵守住工事出口，教导员胡昭率部队冲进坑道内，与敌激战，对顽固之敌用机枪、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予以消灭到19日下午1时，我军攻占老街。

三

开战初的日子，是我从军几十年最紧张的时候，一连几天我都没有躺下睡过圆圆觉，实在困极了，就靠在军指挥所的椅背上打一个盹，有时刚一合眼，作战参谋就把我叫醒……

与40师强攻老街的同时，41师部队121团也在榴弹炮营强大火力的配合下，开始了歼灭发隆之战的作战行动该团一营担任穿插任务，先于主力行动，在2月15日夜进到大梁子河谷地区隐蔽，17日全面作战一打响，他们即插至尼记，以果断迅速的行动占领1301、1207及其西北无名高地，切断敌主力退路。

团主力于17日拂晓发起攻击，顺利攻占1434、1405和内比隆等要地，对发隆之敌形成合围，战至20日，发隆之敌被我全歼由于发隆是越南当局苦心经营多年的所谓“净化边境模范区”，对敌产生了强大震撼。

41师2月17日上午，攻占了1304、1372和仙人山高地，牢牢控制了孟康大桥，下午切断8号公路和孟康至发隆的公路，激战过后，我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占了孟康周围的大部分要点高地。

次日，在炮火的掩护下，我军先后攻占了9、12、6和7号高地。班长谢国华身负十多处伤，仍坚持战斗，自己毙敌6名。另外他还查明了敌人一个重要的屯兵山洞，并告诉连长韩洪亮韩连长马上组织4挺重机枪封锁住洞口，喷火班和投弹组抵近喷火投弹，洞内的71名越军被全部消灭，，下午，经过激战，我军占领了孟康地区的制高点——炮台山主峰。

19日清晨，部队开始向孟康守敌发起全线攻击，到傍晚攻占孟康。

42师124团一部于2月16日夜从三个方向隐蔽过境，17日穿插至391高地，切断8号公路，团主力向拔坡方向攻击前进，从而开始扫荡拔坡、那马、班老这几个越军重要据点敌人的作战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我军控制了该地区所有军事要点。

经过参战将士5天连续奋战，在14军攻击正面敌人的防御要点全部被我占领，各部队向前推进4～14千米歼敌1731名，巩固了既定阵地，开辟了战场，为纵深发展进攻创造了条件。

从2月22日到3月5日，14军的3个主力师，继续向越南纵深的朗忠、朗洋、得南等地发展进攻。

越方在遭到我第一阶段打击以后，迅速组织其345师和黄连山、永富省的部队，在我们进攻的正面组织梯次纵深防御，固守7号公路和红河左岸阻止我军前进。

为了粉碎越军企图，14军向郭参、铺楼方向展开大规模进攻。

经过参战部队全体将士的浴血奋战，部队攻占郭参、铺楼等要地，基本上消灭了红河左岸之敌，完成了昆明军区分配给14军的作战任务，最远深入到越南境内80千米。

四

那天晚上我到了铺楼，那里有一个很大、由我国援建的粮库，里面堆满了我国人民勒紧裤带援助他们的各种食品，战士们都很气愤、部队下令每人都尽可能多带一些回去，部队也因此改善了几天生活。那天晚上，大雨倾盆雷电交加，我坐在军用吉普车里，怎么也睡不着，因为我惦记着战士们是否找到足以遮风避雨的地方。虽然我是军长，管着几万人马，但我有责任为每一个参战的士兵着想。

遵照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的命令，14军的参战部队从3月6日起，按照“由前至后，交替掩护，边剿边撤”的原则，开始后撤，到13日，全部安全回到国内军指挥所也于10日经他辣、孟康撤到云南马关。

在撤退之前，各部队对越军的重要军事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其中包括：坑道、工事、桥梁、油库、油罐、军营、监狱、军用公路、钢筋混凝土的通讯线杆，和其它越军赖以对我进行军事挑衅的战争设施。同时，布设了一部分地雷(用以延迟越军修复的时间)。

在越南境内，我们还是很注意群众纪律的，对作战中炸坏的民房我们都把赔偿款放到显眼的地方，有的当面付款赔偿损失，部队砍了越南农民的甘蔗解渴，也会以量计价，予以补偿。

从2月17日发起攻击到3月13日撤回国内，历时25天，经过参战将士们的浴血奋战，14军先后攻占老街、孟康、发隆等重要城镇，铺楼、拔坡、坂甘等35个军事要点，合计毙敌4146名(不合伤敌数和32师歼敌数)。

通过这次战争，对我军的发展和建设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南亚国家心目中的地位，使那些饱受越南欺负的国家长出了一口气。同时也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个说话算数的大国。在越南祖国解放和抗美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倾其所有援助了他们，那时不是讲“六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的强大后方”吗？而他们也是什么都要。1965年，美国侵越战争进一步升级，中国也有过再次出兵抗美援越的打算。为了熟悉当地的情况，军委曾选调多位野战部队的师长专程赴越南考察，我当时任第49师师长，也去了越南。我们经过胡志明小道，到达越南南方看地形。在越期间，吃、穿、用、住、行如同在国内一样。吃的是中国大米、罐头：日用品也是上海天津产的，车也是中国造的，吃完大米饭刷碗时，碗底也印着“中国景德镇制”的字样。

五

当时的越军很狂妄。他们的中高级军事指挥干部都是由我国免费培训昆明陆军学校就培训过许多越军指挥官，把自己长期战争中用鲜血换来的经验都一骨脑地教给他们，所以他们对我们军队的战略战术相当熟悉。还有他们自认为刚赶走美国人又占领了柬埔寨，有丰富的战争经验，而认为我军经过十年内乱元气大伤，所以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客观地讲，越军的战斗作风确实比较顽强。从我们作战中俘虏很少可证明这一点。再加上他们长期在亚热带丛林丘陵山地作战、训练和生活，比较适应恶劣的环境，并且熟悉当地地形地物，如他们可赤着脚在山地丛林中奔跑作战，对食物要求也很有限。

1979年自卫反击战结束不久，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将军在昆明召见了我，让我谈一下对敌军的认识。我说越军在小分队规模山地丛林游击作战方面比我军有一定优势，他们往往以小部队游击战术，骚扰迟滞我军，然后以大部队向我们反攻。而我军训练长期以来，一直以运动战阵地战为主，虽然战前加强了山地丘陵丛林作战方面的训练，但比起越军来还差一些，好在部队边打边改，较快地适应了多变的战场环境，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但越军在营团规模作战方面比我军差距不小，再加上在重火器方面的不足，我军的优势就更明显了。杨司令对我的意见也深表赞同。这种情况在以后的骑线拔点和两山防御作战中就更明显了。

六

记者问：“张老，有一种说法：自卫反击作战东线(广西方向)不如西线(云南方向)打得好——您认为正确吗？”

听完这个提问，张老慈详的面孔陡然间变得严峻起来，声音也严厉起来了。

“怎么能这样讲呢？广州军区司令员(东线总指挥)许世友将军、副司令员我的老上级吴忠将军；昆明军区司令员(西线总指挥)杨得志将军，副司令员张铚秀将军都是我军的著名战将，参战部队也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英雄部队，都是为国家和民族打仗，哪个军人不希望自己打胜仗呢？但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各种意料之外的情况随时发生，‘胜负乃兵家常事’，怎么能妄下结论呢？东线个别部队在后撤时是出了一些问题，但西线部队在作战时也有不少失误。要公正客观辨证地看这个问题，否则那些长眠九泉之下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会心有不安啊！”

许世友司令员和周德礼参谋长视察55军164师炮团进入阵地时合影

七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顽固的越南当局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不断在边境，尤其是云南边境线一带滋事。昆明军区部队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开始了骑线拔点作战和长达数年的坚守防御作战。最先发生的就是我14军42师进行的扣林山作战。我到42师师部指挥作战。1981年5月6日晚正式打响，到7日下午3点胜利攻占扣林山三个主峰阵地，接着转入防御作战。部队在猫耳洞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打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巩固了阵地。

1983年底，我任昆明军区后勤部长，参与了组织指挥1984年4、5月份开始的老山、者阴山作战后勤保障。1984年9月，我任昆明军区参谋长。1985年有半年时间，我担任军区前指总指挥(军区首长轮流担任)，具体指挥老山、者阴山坚守防御部队的作战行动。

1984年8～12月，11军接替14军坚守老山。从那时起，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布署，各大军区的野战军开始到两山前线轮战，从1985年初到1990年2月，先后有第1、67、47等几个集团军参加两山之战。轮战部队统一接受昆明军区(1985年9月以后接受成都军区)前指的领导和指挥。

两山地区各阶段作战共歼敌7200余名，俘敌20名。这一阶段之所以能大量杀伤敌人，主要得益于我们占绝对优势的火炮，当时越军的重型火炮，除了我国原先援助的122毫米榴弹炮，大部分都是美国越战时的105毫米榴弹炮而且数量也不多，，我们一个榴炮营的建制是18门炮，而越军一个营才6门炮，而且由于其国内工业生产薄弱。备件弹药自给率很低。

在我老山地区防御作战期间，越军进行的1984年7月的“北光”计划(7·12大反扑)是规模最大的师级规模作战。他们七拼八凑才弄了10万发大口径炮弹，不几天就打完了。而我军前线的炮弹很充足，，为了抢运炮弹，军区除了动用现有的全部军车之外，还征用了800多辆地方车辆，昼夜不停地把大口径炮弹抢运到前线，为敌人准备了充足的“干粮”。

日子过得真快呀，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现在中越两国关系也恢复正常了。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为国戍边流血牺牲的烈士们，没有他们，祖国的西南边疆是不会有现在这样安宁的。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01-07/59064600-al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