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好文推荐：中国缘何成为大国之“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3:24:06
<P>2005年开年，一股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主要目标、以“大国协调对华政策”为主要议题的寒流，突然从四面八方袭来，使新一年的中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
美欧日俄“协调对华”
2月16日，欧盟负责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呼吁，欧洲和美国就中国崛起举行战略对话，以“共同应对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强国”的局面。他建议以布什总统访欧为契机、以协调欧美在对华军售上的分歧为突破口，以欧美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的实质性和建设性合作为模式，就应对中国崛起建立一种“更具战略性的对话机制”。索拉纳的提议是对美官方相关倡议的一种回应，也是前一阶段美欧保守派学者反复鼓噪的结果。</P>
<P>无独有偶。2月19日，日美外交、防务部门有关阁僚在华盛顿举行安全磋商会议，其中目标之一，就是日美“加强战略合作”，奉行“融合政策”预防中国崛起对两国的潜在威胁。在其公布的联合声明中，首次公开将“台海问题”纳入美日共同防卫的内容，使美日协调对华有公开化的趋势。私底下，美日还决定共同努力防止中国破坏海上通道安全，敦促中国参加防扩散安全倡议（PSI）。
如果说“协调对华”属美与欧、日盟国之间“分内之事”，《纽约时报》2月13日的一篇报道则别有寓意。这篇题为《日俄为对付中国而握手言和》的报道称，日俄这两个始终没有签订二战和约的国家最近在军事、经济和能源合作上打得火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中国崛起的共同担心，“中国谋求地区领导地位的努力把日俄推到了一起”。一向反华的石原慎太郎甚至建议：“日、美、俄应该在修建管道的问题上携起手来，这样就能大力遏制中国，因为中国缺少资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共同社2月16日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称，美已原则上接受中国提出的就重大国际、战略问题举行定期战略对话的提议，而此前美国对此一直未作积极回应。不过尽管如此，这位美国官员又表示不愿把这种对话称为“战略对话”，因为担心盟国的负面反应。</P>
<P>虽有炒作之嫌，但非空穴来风
上述报道自然难免媒体炒作之嫌。不过，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集体关注和希望协调对华政策的声音绝非空穴来风。
近年来，通过倡导“上海合作组织”、构建“10＋1”、“10＋3”、宣示“新安全观”、“新睦邻观”等一系列“新外交”努力，中国比较成功地化解了周边国家尤其是中亚、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其主要表现是“中国威胁论”很大程度为“中国机遇论”所取代，“东亚共同体”成为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共同追求的区域合作目标，绝大多数亚洲领导人“乐见中国崛起”。然而，美、欧、日、俄等大国或大国集团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性和不确定感仍很强烈。个中原因在于：
首先，“中国崛起”的迅速、平稳态势，多少有些使世界各大力量“无所适从”，缺乏足够的心理和机制上的准备。从上世纪90年代初炒作“中国威胁论”，到90年代末渲染“中国崩溃论”，再到本世纪初炮制所谓“中国统计掺水论”等，西方大国总是不情愿承认中国能够顺利实现崛起。但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国的稳步崛起已成为活生生的国际现实。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新外交”等，无不刺激着用老眼光看中国的西方大国的敏感神经。更重要的是，中国坚定奉行“和平崛起”，注重“软实力”，强调“负责任”，给传统的大国竞争理论带来了新鲜气息。各大国面对这样的中国，片面遏制恐无济于事，放任自流则心有不甘，单独应对又有心无力，因此只好谋求“协调对华”。其中，美欧之间围绕对华军售解禁问题频生龃龉，使双方深感不立即加以战略协调，中美欧三角互动的主动权将操控在中国人手里。布什第二任首访欧洲，并将协调对华战略作为议题之一，可谓费尽思量。
其次，“中国崛起”效应已开始触及某些大国的重大利益，使其在“协调对华”方面出现某种共同需求。在美国保守派看来，中国在亚太地区“以柔克刚”，在拉美地区“悄然进入”，在欧亚大陆“合纵连横”，甚至在中东地区也要“显示存在”，凡此无不挤占美国的势力范围乃至全球利益。甚至中国发展模式本身也对美国引以自傲的民主自由模式构成“威胁”；对日本而言，中国的崛起与日本的“停滞”形成鲜明反差，并由此导致日本巨大的心理落差，以致中国在台海、东海地区正常的主权诉求，被解读为中国崛起将导致“陆权向海权扩张”；相较而言，俄、欧对待中国崛起的心态更为复杂和微妙。它们一方面将中国崛起视为制衡单极世界的砝码，因此谋求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一方面又不希望中国崛起损及自身利益、影响自身崛起，因而在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上又心存芥蒂。俄罗斯在远东地区问题和能源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矛盾心态，欧盟在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的欲进还退，都是这种两面性的体现。各大国在看待中国崛起问题上心态不一，自然使其在对华政策上的选择也不尽一致，但是，在谋求“协调对华”方面却有相通之处。
最后，以反分裂国家法的酝酿出笼为标志，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将以法律形式昭示世界。在美、日等与台海地区有直接利害牵连的国家看来，台海战争的可能性“绝难排除”。因此，此次日美“共同战略目标”撕下以往模糊的面罩，将“周边事态”清晰化，公然表示将共同应对台海军事冲突。这种“联合行动”表面看是因应台海危机，实则是在应对中国崛起上的某种同气相求。</P>
<P>中国该如何应对？
面对2005年新年伊始国际社会吹来的这股“冷空气”，中国该如何应对？
邓小平同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战略自信和战略胆识言犹在耳，值得记取。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6000亿美元、正在迅速崛起的泱泱大国。如果说，中国在冷战结束后十几年能在内外条件不如今天的情况下先后顶住西方遏制、“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战略压力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那么，一个顺利实现领导集体权力和平交接、成功抗御非典、有效遏制“台独”分裂趋向、正在实施科学、均衡、全面发展战略的中国，应该更加充满自信，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节拍前进，更加理直气壮地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必然意味着在发展经济实力、提升软实力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大力强化现代意义的国防意识和忧患意识。
与此同时，要准确评估“中国崛起”的内涵和意义。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已经逐渐习惯于承担作为“大国”的责任，但仍然谨慎、低调地回避中国“崛起”。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外部世界早就把“中国崛起”当作21世纪最重大的国际关系现象来研究。中外各方对中国崛起认知上的落差，有时容易引起一种相对不利于中国的“不必要的麻烦”，那就是我们自认为正当合理的利益追求，往往被歪曲为“有意与人为难”，从而导致大国过早对中国进行防范。这其中虽主要出自西方大国“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特有敏感和固守冷战思维的独霸心态，但多少也与我们以无意识对有意识的思维和作为有关。因此，时刻从一个“正在迅猛崛起的大国”角度审视自身、制定决策，是新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此外，既然我们能成功地化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我们也能够找到一条与大国和平共处的新道路。对于依然信奉“国际关系实际上是大国关系”的美国决策者而言，如何与“崛起的中国共处”是个历史性课题，他们并没有找到最恰当的答案，也不会有一成不变的应对方案。中国应该具有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战略意识。其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和平崛起”理论，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实际上，新的时空条件将决定着大国“权力转移”完全有可能以相互融合与协调为结果，而不必然走向竞争与冲突。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而是一种“水涨船高”的依存关系；中国的崛起也不是国际社会孤立的现象，欧盟的发展、俄罗斯的振兴、印度的崛起以及东盟等区域性力量的整体提升等，都与中国崛起同步，共同描绘着未来国际关系多极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景观。（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袁鹏）</P><P>2005年开年，一股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主要目标、以“大国协调对华政策”为主要议题的寒流，突然从四面八方袭来，使新一年的中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
美欧日俄“协调对华”
2月16日，欧盟负责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呼吁，欧洲和美国就中国崛起举行战略对话，以“共同应对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强国”的局面。他建议以布什总统访欧为契机、以协调欧美在对华军售上的分歧为突破口，以欧美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的实质性和建设性合作为模式，就应对中国崛起建立一种“更具战略性的对话机制”。索拉纳的提议是对美官方相关倡议的一种回应，也是前一阶段美欧保守派学者反复鼓噪的结果。</P>
<P>无独有偶。2月19日，日美外交、防务部门有关阁僚在华盛顿举行安全磋商会议，其中目标之一，就是日美“加强战略合作”，奉行“融合政策”预防中国崛起对两国的潜在威胁。在其公布的联合声明中，首次公开将“台海问题”纳入美日共同防卫的内容，使美日协调对华有公开化的趋势。私底下，美日还决定共同努力防止中国破坏海上通道安全，敦促中国参加防扩散安全倡议（PSI）。
如果说“协调对华”属美与欧、日盟国之间“分内之事”，《纽约时报》2月13日的一篇报道则别有寓意。这篇题为《日俄为对付中国而握手言和》的报道称，日俄这两个始终没有签订二战和约的国家最近在军事、经济和能源合作上打得火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中国崛起的共同担心，“中国谋求地区领导地位的努力把日俄推到了一起”。一向反华的石原慎太郎甚至建议：“日、美、俄应该在修建管道的问题上携起手来，这样就能大力遏制中国，因为中国缺少资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共同社2月16日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称，美已原则上接受中国提出的就重大国际、战略问题举行定期战略对话的提议，而此前美国对此一直未作积极回应。不过尽管如此，这位美国官员又表示不愿把这种对话称为“战略对话”，因为担心盟国的负面反应。</P>
<P>虽有炒作之嫌，但非空穴来风
上述报道自然难免媒体炒作之嫌。不过，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集体关注和希望协调对华政策的声音绝非空穴来风。
近年来，通过倡导“上海合作组织”、构建“10＋1”、“10＋3”、宣示“新安全观”、“新睦邻观”等一系列“新外交”努力，中国比较成功地化解了周边国家尤其是中亚、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其主要表现是“中国威胁论”很大程度为“中国机遇论”所取代，“东亚共同体”成为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共同追求的区域合作目标，绝大多数亚洲领导人“乐见中国崛起”。然而，美、欧、日、俄等大国或大国集团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性和不确定感仍很强烈。个中原因在于：
首先，“中国崛起”的迅速、平稳态势，多少有些使世界各大力量“无所适从”，缺乏足够的心理和机制上的准备。从上世纪90年代初炒作“中国威胁论”，到90年代末渲染“中国崩溃论”，再到本世纪初炮制所谓“中国统计掺水论”等，西方大国总是不情愿承认中国能够顺利实现崛起。但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国的稳步崛起已成为活生生的国际现实。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新外交”等，无不刺激着用老眼光看中国的西方大国的敏感神经。更重要的是，中国坚定奉行“和平崛起”，注重“软实力”，强调“负责任”，给传统的大国竞争理论带来了新鲜气息。各大国面对这样的中国，片面遏制恐无济于事，放任自流则心有不甘，单独应对又有心无力，因此只好谋求“协调对华”。其中，美欧之间围绕对华军售解禁问题频生龃龉，使双方深感不立即加以战略协调，中美欧三角互动的主动权将操控在中国人手里。布什第二任首访欧洲，并将协调对华战略作为议题之一，可谓费尽思量。
其次，“中国崛起”效应已开始触及某些大国的重大利益，使其在“协调对华”方面出现某种共同需求。在美国保守派看来，中国在亚太地区“以柔克刚”，在拉美地区“悄然进入”，在欧亚大陆“合纵连横”，甚至在中东地区也要“显示存在”，凡此无不挤占美国的势力范围乃至全球利益。甚至中国发展模式本身也对美国引以自傲的民主自由模式构成“威胁”；对日本而言，中国的崛起与日本的“停滞”形成鲜明反差，并由此导致日本巨大的心理落差，以致中国在台海、东海地区正常的主权诉求，被解读为中国崛起将导致“陆权向海权扩张”；相较而言，俄、欧对待中国崛起的心态更为复杂和微妙。它们一方面将中国崛起视为制衡单极世界的砝码，因此谋求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一方面又不希望中国崛起损及自身利益、影响自身崛起，因而在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上又心存芥蒂。俄罗斯在远东地区问题和能源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矛盾心态，欧盟在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的欲进还退，都是这种两面性的体现。各大国在看待中国崛起问题上心态不一，自然使其在对华政策上的选择也不尽一致，但是，在谋求“协调对华”方面却有相通之处。
最后，以反分裂国家法的酝酿出笼为标志，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将以法律形式昭示世界。在美、日等与台海地区有直接利害牵连的国家看来，台海战争的可能性“绝难排除”。因此，此次日美“共同战略目标”撕下以往模糊的面罩，将“周边事态”清晰化，公然表示将共同应对台海军事冲突。这种“联合行动”表面看是因应台海危机，实则是在应对中国崛起上的某种同气相求。</P>
<P>中国该如何应对？
面对2005年新年伊始国际社会吹来的这股“冷空气”，中国该如何应对？
邓小平同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战略自信和战略胆识言犹在耳，值得记取。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6000亿美元、正在迅速崛起的泱泱大国。如果说，中国在冷战结束后十几年能在内外条件不如今天的情况下先后顶住西方遏制、“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战略压力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那么，一个顺利实现领导集体权力和平交接、成功抗御非典、有效遏制“台独”分裂趋向、正在实施科学、均衡、全面发展战略的中国，应该更加充满自信，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节拍前进，更加理直气壮地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必然意味着在发展经济实力、提升软实力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大力强化现代意义的国防意识和忧患意识。
与此同时，要准确评估“中国崛起”的内涵和意义。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已经逐渐习惯于承担作为“大国”的责任，但仍然谨慎、低调地回避中国“崛起”。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外部世界早就把“中国崛起”当作21世纪最重大的国际关系现象来研究。中外各方对中国崛起认知上的落差，有时容易引起一种相对不利于中国的“不必要的麻烦”，那就是我们自认为正当合理的利益追求，往往被歪曲为“有意与人为难”，从而导致大国过早对中国进行防范。这其中虽主要出自西方大国“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特有敏感和固守冷战思维的独霸心态，但多少也与我们以无意识对有意识的思维和作为有关。因此，时刻从一个“正在迅猛崛起的大国”角度审视自身、制定决策，是新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此外，既然我们能成功地化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我们也能够找到一条与大国和平共处的新道路。对于依然信奉“国际关系实际上是大国关系”的美国决策者而言，如何与“崛起的中国共处”是个历史性课题，他们并没有找到最恰当的答案，也不会有一成不变的应对方案。中国应该具有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战略意识。其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和平崛起”理论，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实际上，新的时空条件将决定着大国“权力转移”完全有可能以相互融合与协调为结果，而不必然走向竞争与冲突。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而是一种“水涨船高”的依存关系；中国的崛起也不是国际社会孤立的现象，欧盟的发展、俄罗斯的振兴、印度的崛起以及东盟等区域性力量的整体提升等，都与中国崛起同步，共同描绘着未来国际关系多极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景观。（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袁鹏）</P>
美欧日俄“协调对华”
2月16日，欧盟负责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呼吁，欧洲和美国就中国崛起举行战略对话，以“共同应对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强国”的局面。他建议以布什总统访欧为契机、以协调欧美在对华军售上的分歧为突破口，以欧美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的实质性和建设性合作为模式，就应对中国崛起建立一种“更具战略性的对话机制”。索拉纳的提议是对美官方相关倡议的一种回应，也是前一阶段美欧保守派学者反复鼓噪的结果。</P>
<P>无独有偶。2月19日，日美外交、防务部门有关阁僚在华盛顿举行安全磋商会议，其中目标之一，就是日美“加强战略合作”，奉行“融合政策”预防中国崛起对两国的潜在威胁。在其公布的联合声明中，首次公开将“台海问题”纳入美日共同防卫的内容，使美日协调对华有公开化的趋势。私底下，美日还决定共同努力防止中国破坏海上通道安全，敦促中国参加防扩散安全倡议（PSI）。
如果说“协调对华”属美与欧、日盟国之间“分内之事”，《纽约时报》2月13日的一篇报道则别有寓意。这篇题为《日俄为对付中国而握手言和》的报道称，日俄这两个始终没有签订二战和约的国家最近在军事、经济和能源合作上打得火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中国崛起的共同担心，“中国谋求地区领导地位的努力把日俄推到了一起”。一向反华的石原慎太郎甚至建议：“日、美、俄应该在修建管道的问题上携起手来，这样就能大力遏制中国，因为中国缺少资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共同社2月16日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称，美已原则上接受中国提出的就重大国际、战略问题举行定期战略对话的提议，而此前美国对此一直未作积极回应。不过尽管如此，这位美国官员又表示不愿把这种对话称为“战略对话”，因为担心盟国的负面反应。</P>
<P>虽有炒作之嫌，但非空穴来风
上述报道自然难免媒体炒作之嫌。不过，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集体关注和希望协调对华政策的声音绝非空穴来风。
近年来，通过倡导“上海合作组织”、构建“10＋1”、“10＋3”、宣示“新安全观”、“新睦邻观”等一系列“新外交”努力，中国比较成功地化解了周边国家尤其是中亚、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其主要表现是“中国威胁论”很大程度为“中国机遇论”所取代，“东亚共同体”成为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共同追求的区域合作目标，绝大多数亚洲领导人“乐见中国崛起”。然而，美、欧、日、俄等大国或大国集团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性和不确定感仍很强烈。个中原因在于：
首先，“中国崛起”的迅速、平稳态势，多少有些使世界各大力量“无所适从”，缺乏足够的心理和机制上的准备。从上世纪90年代初炒作“中国威胁论”，到90年代末渲染“中国崩溃论”，再到本世纪初炮制所谓“中国统计掺水论”等，西方大国总是不情愿承认中国能够顺利实现崛起。但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国的稳步崛起已成为活生生的国际现实。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新外交”等，无不刺激着用老眼光看中国的西方大国的敏感神经。更重要的是，中国坚定奉行“和平崛起”，注重“软实力”，强调“负责任”，给传统的大国竞争理论带来了新鲜气息。各大国面对这样的中国，片面遏制恐无济于事，放任自流则心有不甘，单独应对又有心无力，因此只好谋求“协调对华”。其中，美欧之间围绕对华军售解禁问题频生龃龉，使双方深感不立即加以战略协调，中美欧三角互动的主动权将操控在中国人手里。布什第二任首访欧洲，并将协调对华战略作为议题之一，可谓费尽思量。
其次，“中国崛起”效应已开始触及某些大国的重大利益，使其在“协调对华”方面出现某种共同需求。在美国保守派看来，中国在亚太地区“以柔克刚”，在拉美地区“悄然进入”，在欧亚大陆“合纵连横”，甚至在中东地区也要“显示存在”，凡此无不挤占美国的势力范围乃至全球利益。甚至中国发展模式本身也对美国引以自傲的民主自由模式构成“威胁”；对日本而言，中国的崛起与日本的“停滞”形成鲜明反差，并由此导致日本巨大的心理落差，以致中国在台海、东海地区正常的主权诉求，被解读为中国崛起将导致“陆权向海权扩张”；相较而言，俄、欧对待中国崛起的心态更为复杂和微妙。它们一方面将中国崛起视为制衡单极世界的砝码，因此谋求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一方面又不希望中国崛起损及自身利益、影响自身崛起，因而在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上又心存芥蒂。俄罗斯在远东地区问题和能源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矛盾心态，欧盟在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的欲进还退，都是这种两面性的体现。各大国在看待中国崛起问题上心态不一，自然使其在对华政策上的选择也不尽一致，但是，在谋求“协调对华”方面却有相通之处。
最后，以反分裂国家法的酝酿出笼为标志，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将以法律形式昭示世界。在美、日等与台海地区有直接利害牵连的国家看来，台海战争的可能性“绝难排除”。因此，此次日美“共同战略目标”撕下以往模糊的面罩，将“周边事态”清晰化，公然表示将共同应对台海军事冲突。这种“联合行动”表面看是因应台海危机，实则是在应对中国崛起上的某种同气相求。</P>
<P>中国该如何应对？
面对2005年新年伊始国际社会吹来的这股“冷空气”，中国该如何应对？
邓小平同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战略自信和战略胆识言犹在耳，值得记取。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6000亿美元、正在迅速崛起的泱泱大国。如果说，中国在冷战结束后十几年能在内外条件不如今天的情况下先后顶住西方遏制、“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战略压力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那么，一个顺利实现领导集体权力和平交接、成功抗御非典、有效遏制“台独”分裂趋向、正在实施科学、均衡、全面发展战略的中国，应该更加充满自信，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节拍前进，更加理直气壮地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必然意味着在发展经济实力、提升软实力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大力强化现代意义的国防意识和忧患意识。
与此同时，要准确评估“中国崛起”的内涵和意义。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已经逐渐习惯于承担作为“大国”的责任，但仍然谨慎、低调地回避中国“崛起”。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外部世界早就把“中国崛起”当作21世纪最重大的国际关系现象来研究。中外各方对中国崛起认知上的落差，有时容易引起一种相对不利于中国的“不必要的麻烦”，那就是我们自认为正当合理的利益追求，往往被歪曲为“有意与人为难”，从而导致大国过早对中国进行防范。这其中虽主要出自西方大国“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特有敏感和固守冷战思维的独霸心态，但多少也与我们以无意识对有意识的思维和作为有关。因此，时刻从一个“正在迅猛崛起的大国”角度审视自身、制定决策，是新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此外，既然我们能成功地化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我们也能够找到一条与大国和平共处的新道路。对于依然信奉“国际关系实际上是大国关系”的美国决策者而言，如何与“崛起的中国共处”是个历史性课题，他们并没有找到最恰当的答案，也不会有一成不变的应对方案。中国应该具有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战略意识。其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和平崛起”理论，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实际上，新的时空条件将决定着大国“权力转移”完全有可能以相互融合与协调为结果，而不必然走向竞争与冲突。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而是一种“水涨船高”的依存关系；中国的崛起也不是国际社会孤立的现象，欧盟的发展、俄罗斯的振兴、印度的崛起以及东盟等区域性力量的整体提升等，都与中国崛起同步，共同描绘着未来国际关系多极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景观。（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袁鹏）</P><P>2005年开年，一股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主要目标、以“大国协调对华政策”为主要议题的寒流，突然从四面八方袭来，使新一年的中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
美欧日俄“协调对华”
2月16日，欧盟负责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呼吁，欧洲和美国就中国崛起举行战略对话，以“共同应对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强国”的局面。他建议以布什总统访欧为契机、以协调欧美在对华军售上的分歧为突破口，以欧美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的实质性和建设性合作为模式，就应对中国崛起建立一种“更具战略性的对话机制”。索拉纳的提议是对美官方相关倡议的一种回应，也是前一阶段美欧保守派学者反复鼓噪的结果。</P>
<P>无独有偶。2月19日，日美外交、防务部门有关阁僚在华盛顿举行安全磋商会议，其中目标之一，就是日美“加强战略合作”，奉行“融合政策”预防中国崛起对两国的潜在威胁。在其公布的联合声明中，首次公开将“台海问题”纳入美日共同防卫的内容，使美日协调对华有公开化的趋势。私底下，美日还决定共同努力防止中国破坏海上通道安全，敦促中国参加防扩散安全倡议（PSI）。
如果说“协调对华”属美与欧、日盟国之间“分内之事”，《纽约时报》2月13日的一篇报道则别有寓意。这篇题为《日俄为对付中国而握手言和》的报道称，日俄这两个始终没有签订二战和约的国家最近在军事、经济和能源合作上打得火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中国崛起的共同担心，“中国谋求地区领导地位的努力把日俄推到了一起”。一向反华的石原慎太郎甚至建议：“日、美、俄应该在修建管道的问题上携起手来，这样就能大力遏制中国，因为中国缺少资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共同社2月16日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称，美已原则上接受中国提出的就重大国际、战略问题举行定期战略对话的提议，而此前美国对此一直未作积极回应。不过尽管如此，这位美国官员又表示不愿把这种对话称为“战略对话”，因为担心盟国的负面反应。</P>
<P>虽有炒作之嫌，但非空穴来风
上述报道自然难免媒体炒作之嫌。不过，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集体关注和希望协调对华政策的声音绝非空穴来风。
近年来，通过倡导“上海合作组织”、构建“10＋1”、“10＋3”、宣示“新安全观”、“新睦邻观”等一系列“新外交”努力，中国比较成功地化解了周边国家尤其是中亚、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其主要表现是“中国威胁论”很大程度为“中国机遇论”所取代，“东亚共同体”成为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共同追求的区域合作目标，绝大多数亚洲领导人“乐见中国崛起”。然而，美、欧、日、俄等大国或大国集团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性和不确定感仍很强烈。个中原因在于：
首先，“中国崛起”的迅速、平稳态势，多少有些使世界各大力量“无所适从”，缺乏足够的心理和机制上的准备。从上世纪90年代初炒作“中国威胁论”，到90年代末渲染“中国崩溃论”，再到本世纪初炮制所谓“中国统计掺水论”等，西方大国总是不情愿承认中国能够顺利实现崛起。但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国的稳步崛起已成为活生生的国际现实。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新外交”等，无不刺激着用老眼光看中国的西方大国的敏感神经。更重要的是，中国坚定奉行“和平崛起”，注重“软实力”，强调“负责任”，给传统的大国竞争理论带来了新鲜气息。各大国面对这样的中国，片面遏制恐无济于事，放任自流则心有不甘，单独应对又有心无力，因此只好谋求“协调对华”。其中，美欧之间围绕对华军售解禁问题频生龃龉，使双方深感不立即加以战略协调，中美欧三角互动的主动权将操控在中国人手里。布什第二任首访欧洲，并将协调对华战略作为议题之一，可谓费尽思量。
其次，“中国崛起”效应已开始触及某些大国的重大利益，使其在“协调对华”方面出现某种共同需求。在美国保守派看来，中国在亚太地区“以柔克刚”，在拉美地区“悄然进入”，在欧亚大陆“合纵连横”，甚至在中东地区也要“显示存在”，凡此无不挤占美国的势力范围乃至全球利益。甚至中国发展模式本身也对美国引以自傲的民主自由模式构成“威胁”；对日本而言，中国的崛起与日本的“停滞”形成鲜明反差，并由此导致日本巨大的心理落差，以致中国在台海、东海地区正常的主权诉求，被解读为中国崛起将导致“陆权向海权扩张”；相较而言，俄、欧对待中国崛起的心态更为复杂和微妙。它们一方面将中国崛起视为制衡单极世界的砝码，因此谋求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一方面又不希望中国崛起损及自身利益、影响自身崛起，因而在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上又心存芥蒂。俄罗斯在远东地区问题和能源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矛盾心态，欧盟在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的欲进还退，都是这种两面性的体现。各大国在看待中国崛起问题上心态不一，自然使其在对华政策上的选择也不尽一致，但是，在谋求“协调对华”方面却有相通之处。
最后，以反分裂国家法的酝酿出笼为标志，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将以法律形式昭示世界。在美、日等与台海地区有直接利害牵连的国家看来，台海战争的可能性“绝难排除”。因此，此次日美“共同战略目标”撕下以往模糊的面罩，将“周边事态”清晰化，公然表示将共同应对台海军事冲突。这种“联合行动”表面看是因应台海危机，实则是在应对中国崛起上的某种同气相求。</P>
<P>中国该如何应对？
面对2005年新年伊始国际社会吹来的这股“冷空气”，中国该如何应对？
邓小平同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战略自信和战略胆识言犹在耳，值得记取。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6000亿美元、正在迅速崛起的泱泱大国。如果说，中国在冷战结束后十几年能在内外条件不如今天的情况下先后顶住西方遏制、“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战略压力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那么，一个顺利实现领导集体权力和平交接、成功抗御非典、有效遏制“台独”分裂趋向、正在实施科学、均衡、全面发展战略的中国，应该更加充满自信，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节拍前进，更加理直气壮地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必然意味着在发展经济实力、提升软实力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大力强化现代意义的国防意识和忧患意识。
与此同时，要准确评估“中国崛起”的内涵和意义。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已经逐渐习惯于承担作为“大国”的责任，但仍然谨慎、低调地回避中国“崛起”。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外部世界早就把“中国崛起”当作21世纪最重大的国际关系现象来研究。中外各方对中国崛起认知上的落差，有时容易引起一种相对不利于中国的“不必要的麻烦”，那就是我们自认为正当合理的利益追求，往往被歪曲为“有意与人为难”，从而导致大国过早对中国进行防范。这其中虽主要出自西方大国“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特有敏感和固守冷战思维的独霸心态，但多少也与我们以无意识对有意识的思维和作为有关。因此，时刻从一个“正在迅猛崛起的大国”角度审视自身、制定决策，是新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此外，既然我们能成功地化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我们也能够找到一条与大国和平共处的新道路。对于依然信奉“国际关系实际上是大国关系”的美国决策者而言，如何与“崛起的中国共处”是个历史性课题，他们并没有找到最恰当的答案，也不会有一成不变的应对方案。中国应该具有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战略意识。其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和平崛起”理论，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实际上，新的时空条件将决定着大国“权力转移”完全有可能以相互融合与协调为结果，而不必然走向竞争与冲突。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而是一种“水涨船高”的依存关系；中国的崛起也不是国际社会孤立的现象，欧盟的发展、俄罗斯的振兴、印度的崛起以及东盟等区域性力量的整体提升等，都与中国崛起同步，共同描绘着未来国际关系多极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景观。（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袁鹏）</P>
假如美国人想主宰地球的话呢?中国届时必将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