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甫一胜选即宣布钓鱼岛属于日本 自民党鹰派重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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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7日00:50环球时报
　　希望安倍不是又一位“愤青首相”

　　日本自民党昨天获得国会众院选举的绝对胜利，其总裁安倍晋三将成为罕见的“二进宫”首相。安倍是日本典型的鹰派政治家，但上次2006年当选首相时，也是他把首次出访地选为中国，形成著名的“破冰之旅”。这次他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很有看头。

　　多数分析认为，由于中日当前僵局的原因是领土之争，安倍再迅速“破冰”可能性不大，但他在野田的烂摊子上继续恶化中日关系，更难成选择。估计安倍政权会同中方开展多变且就事论事的互动。

　　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安倍头上至少有两个“紧箍咒”。一个是日本社会的严重右倾化，民族主义成为政治家们的普遍性盟友。二是中国实力快速上升，日本经济已经离不开中国的拉动。它们提供了两套相反的咒语，安倍很可能在它们中间做保全自我的平衡。

　　安倍昨天刚一胜选就声明钓鱼岛“是日本的”，这样的迫不及待表态就是向前一个“紧箍咒”投降及迎合。钓鱼岛争端的复杂性安倍再清楚不过了，但他昨天的最初表现不像是他有对这种复杂性给予某种回应的意思。

　　日本政治几乎在将所有政治家“政客化”。短线操作成为日本政坛的流行做法，日本像条没动力的船，在风浪间随波逐流。中国如今同日本打交道也很难按照某种战略行事，两国关系严重“办案化”，而且两国都不堪其累。

　　在发生类似日本当下的重要人事变动时，中国常有“争取对方”的愿望。但对安倍，显然不是“听其言、观其行”的问题。安倍是日本近年来“一年首相”的开先河者，如今“二进宫”，他最关心自己能在位子上多待些日子，他才不会关心中国人如何看他。

　　要争取，就得争取日本选民。虽然日本“厌华者”越来越多，但想跟中国做摊牌对立的只是少数极右倾者。中国在钓鱼岛的强烈反击最近几个月震动了日本，它的惯性仍在发挥作用。安倍一上台，中方就应用实际行动给他立规矩，如果他对华有过分强硬之举，我们就应坚决回击，把野田的晦气往他身上移。

　　有这样的压力，安倍才能忌惮。否则他就会轻飘飘，以为中国会求着他改善关系。中国当然不应对安倍政府可能的善意信号不闻不问，但我们决不能太上赶了求他。最近几年，日本相对温和的对华政策都是我们斗出来的，而没有一次是我们央求来的。

　　中日两国已经适应了这种冷飕飕的关系，在两国实力没有新的巨大变化，以及亚太地区没有更新颖的推力出现之前，中日关系很难因为一时的心血来潮发生历史性好转。即使有好转，都很难不反复。中国实在没必要为改善同日本的关系下太大力气。

　　中国倒是有必要在防止钓鱼岛出现军事对抗方面，同安倍政府进行商议。但前提是，中国保持在钓鱼岛海域及空域加强实际存在的趋势。中日正在钓鱼岛开展难度极高、风险也越来越大的游戏。它需要两国在坚持各自主张、并采取各自行动的同时，都保持战略思考能力。而严重依赖小动作的日本政府，在这方面很不让人放心。

　　自民党是日本老牌执政党，安倍又有过上次执政的教训。我们希望他不是又一位日本的“愤青首相”，希望他能在极难操作的中日关系方面展现出自己的成熟。

http://news.sina.com.cn/w/2012-12-17/063925827244.shtml
2012年12月17日06:39东方早报 评论(4人参与)
　　早报记者 张喆

　　自“二战”以来，日本政治主要由自民党支配，自民党党内的鹰派和鸽派轮流执政，“这次安倍上台算鹰派，安倍之前的谷垣祯一是鸽派。如果这么判断的话，现在日本是再次回到自民党时代，回到了三年前自民党鹰派掌权的时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中心副主任廉德瑰表示。

　　日本政局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着该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选择，也将对正处于低谷中的中日关系带来变数。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与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近日联合主办的“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就日本国内政局与中日关系进行了专题讨论。

　　改善中日关系可能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寄南认为，选举语言和现实政策有不同。“从安倍选举中的一些言论来看，他主张要在钓鱼岛常驻公务人员，还提到修宪，把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所以比较强硬，特别是他在党首辩论中提到上次首相任内没去参拜靖国神社，感觉痛悔之心，言下之意还将参拜靖国神社，尽管如此，他上任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打破日本同中韩关系同时恶化的局面。”

　　吴寄南此前刚刚访问过日本，与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前外务事务官谷内正太郎会晤，并同安倍几个亲信进行了一些接触。吴寄南感觉到安倍已经在对华关系上做了一些布局，“安倍一边在跟中国说狠话，说硬话，一边在他就任总裁以后任命高村正彦做副总裁，高村现在是日本众议院联盟会长，利用他在中国的人脉，作为今后在中国进行交涉的渠道，让谷内和宫本两人出面(与中方打交道)，因为(2006年)谷内和戴秉国(在东京举行的中日第六轮战略对话)促成了当年安倍的破冰之旅。宫本现在非常活跃，来过北京了。我想这么多的精力、这么多的钱，安倍肯定是有准备的。”吴寄南认为，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虽已引退，但考虑到福田在中国的良好形象，可能安倍还要用他。

　　吴寄南指出，对于安倍，一方面要警惕，一方面也可做一些工作，打破中日关系僵局，“但现在看起来，安倍大幅度调整对华关系幅度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他说了那么多的硬话，多少对他还是有一些约束，谷内就表示过他的担心，特别是安倍说要参拜靖国神社，如果真的这么做，那么中日在领土争端之外又将开辟一个新战场，历史问题再次引起严重的对立，所以安倍任内要调整中日关系可能比较难。”

　　复旦大学国关学院副教授包霞琴注意到日本学界在对华问题上越发强硬的态度，“他们觉得2010年释放船长是一个外交的失败，绝不能重复那样的失败。这些主流、精英都在说要对中国强硬。”包霞琴说，一些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日本不能算是一个大国，只能算是一个中等的强国，不能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必须团结一批国家，包括韩国。所以他们外交战略上要团结亚太地区所谓的友好国家，共同应对中国崛起，这个战略非常明显，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中，日本的外交特别对华外交会越来越趋于强硬。”

　　新国家主义

　　其中，日本是否会修改宪法成为一大看点。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认为，自民党和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第三极不一样，“因为改宪和废宪有根本差别，修改后的宪法并不是新宪法，只是对原有宪法经过修改草案最后形成宪法修改版。但石原讲的废宪就不一样了，废宪是另起炉灶，新旧宪法是两个东西。不同的国家根本法差别大，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战后的和平宪法就有很大区别，因为是另外一个宪法，不受前面的规范，不是在这个延长线上做的改动，这点不可同日而语。”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中心主任李秀石指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上是不必修宪的，“如果首相有决断，通过内阁法做一个法则就可以。这就看安倍了，安倍一直要打破这个禁区。”

　　不过，高洪认为，中国应慎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提法，“尤其不要用军国主义已经复活来指代整个日本社会和整个日本政府，否则下一段中国对日外交无法转圜，无法转暖，对方已经都军国主义了，我们怎么往回拉？”高洪说，过度地强调“军国主义”，容易将日本社会中的友好和中间力量推向右翼一方，这也是不高明的。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认为，军国主义、国家主义这些概念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有特殊含义，“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对这些有特殊含义的概念不加以改造，不适应现在的情况，很容易引起误会，而且使用起来也很不确定，比如说军国主义，如果现在使用军国主义的概念来分析日本的右倾倾向，可能日本大多数的民众难以接受，而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确实日本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右倾倾向，我们就要按照实际情况建立一些新的概念，我比较倾向于用新国家主义来定义目前日本的右倾倾向。”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也指出，“日本年轻的精英层当中确实有很多人言行比较右，至少带有一些硬派色彩，带有强烈色彩。对于日本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客观地认定，但也不需要过分夸大，因为整个日本的体制要动，是非常困难的，整个战后的格局要变化也很难。日本经济实力在下降，这也不容否认，它要轻易改变也很难，但这个倾向本身也隐含着对中国对抗这一面，这一面在上升。”

　　即使是在日本国内也存在这种担心，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近日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当前日本政客“仅着眼于国内，一味宣扬廉价的民族主义，这种做法在国际社会是否通用，着实让我担心”。河野认为，如果像现在这样继续“向右靠”，日本自由派势力有可能消亡。“当然，行到路尽头，跌至深渊中，选民可能会兀然察觉，不过等到了那时再想回头可能就难了。所以必须及时阻止右倾化。”

(原标题：中日关系面临变数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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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7日00:50环球时报
　　希望安倍不是又一位“愤青首相”

　　日本自民党昨天获得国会众院选举的绝对胜利，其总裁安倍晋三将成为罕见的“二进宫”首相。安倍是日本典型的鹰派政治家，但上次2006年当选首相时，也是他把首次出访地选为中国，形成著名的“破冰之旅”。这次他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很有看头。

　　多数分析认为，由于中日当前僵局的原因是领土之争，安倍再迅速“破冰”可能性不大，但他在野田的烂摊子上继续恶化中日关系，更难成选择。估计安倍政权会同中方开展多变且就事论事的互动。

　　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安倍头上至少有两个“紧箍咒”。一个是日本社会的严重右倾化，民族主义成为政治家们的普遍性盟友。二是中国实力快速上升，日本经济已经离不开中国的拉动。它们提供了两套相反的咒语，安倍很可能在它们中间做保全自我的平衡。

　　安倍昨天刚一胜选就声明钓鱼岛“是日本的”，这样的迫不及待表态就是向前一个“紧箍咒”投降及迎合。钓鱼岛争端的复杂性安倍再清楚不过了，但他昨天的最初表现不像是他有对这种复杂性给予某种回应的意思。

　　日本政治几乎在将所有政治家“政客化”。短线操作成为日本政坛的流行做法，日本像条没动力的船，在风浪间随波逐流。中国如今同日本打交道也很难按照某种战略行事，两国关系严重“办案化”，而且两国都不堪其累。

　　在发生类似日本当下的重要人事变动时，中国常有“争取对方”的愿望。但对安倍，显然不是“听其言、观其行”的问题。安倍是日本近年来“一年首相”的开先河者，如今“二进宫”，他最关心自己能在位子上多待些日子，他才不会关心中国人如何看他。

　　要争取，就得争取日本选民。虽然日本“厌华者”越来越多，但想跟中国做摊牌对立的只是少数极右倾者。中国在钓鱼岛的强烈反击最近几个月震动了日本，它的惯性仍在发挥作用。安倍一上台，中方就应用实际行动给他立规矩，如果他对华有过分强硬之举，我们就应坚决回击，把野田的晦气往他身上移。

　　有这样的压力，安倍才能忌惮。否则他就会轻飘飘，以为中国会求着他改善关系。中国当然不应对安倍政府可能的善意信号不闻不问，但我们决不能太上赶了求他。最近几年，日本相对温和的对华政策都是我们斗出来的，而没有一次是我们央求来的。

　　中日两国已经适应了这种冷飕飕的关系，在两国实力没有新的巨大变化，以及亚太地区没有更新颖的推力出现之前，中日关系很难因为一时的心血来潮发生历史性好转。即使有好转，都很难不反复。中国实在没必要为改善同日本的关系下太大力气。

　　中国倒是有必要在防止钓鱼岛出现军事对抗方面，同安倍政府进行商议。但前提是，中国保持在钓鱼岛海域及空域加强实际存在的趋势。中日正在钓鱼岛开展难度极高、风险也越来越大的游戏。它需要两国在坚持各自主张、并采取各自行动的同时，都保持战略思考能力。而严重依赖小动作的日本政府，在这方面很不让人放心。

　　自民党是日本老牌执政党，安倍又有过上次执政的教训。我们希望他不是又一位日本的“愤青首相”，希望他能在极难操作的中日关系方面展现出自己的成熟。

http://news.sina.com.cn/w/2012-12-17/063925827244.shtml
2012年12月17日06:39东方早报 评论(4人参与)
　　早报记者 张喆

　　自“二战”以来，日本政治主要由自民党支配，自民党党内的鹰派和鸽派轮流执政，“这次安倍上台算鹰派，安倍之前的谷垣祯一是鸽派。如果这么判断的话，现在日本是再次回到自民党时代，回到了三年前自民党鹰派掌权的时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中心副主任廉德瑰表示。

　　日本政局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着该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选择，也将对正处于低谷中的中日关系带来变数。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与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近日联合主办的“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就日本国内政局与中日关系进行了专题讨论。

　　改善中日关系可能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寄南认为，选举语言和现实政策有不同。“从安倍选举中的一些言论来看，他主张要在钓鱼岛常驻公务人员，还提到修宪，把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所以比较强硬，特别是他在党首辩论中提到上次首相任内没去参拜靖国神社，感觉痛悔之心，言下之意还将参拜靖国神社，尽管如此，他上任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打破日本同中韩关系同时恶化的局面。”

　　吴寄南此前刚刚访问过日本，与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前外务事务官谷内正太郎会晤，并同安倍几个亲信进行了一些接触。吴寄南感觉到安倍已经在对华关系上做了一些布局，“安倍一边在跟中国说狠话，说硬话，一边在他就任总裁以后任命高村正彦做副总裁，高村现在是日本众议院联盟会长，利用他在中国的人脉，作为今后在中国进行交涉的渠道，让谷内和宫本两人出面(与中方打交道)，因为(2006年)谷内和戴秉国(在东京举行的中日第六轮战略对话)促成了当年安倍的破冰之旅。宫本现在非常活跃，来过北京了。我想这么多的精力、这么多的钱，安倍肯定是有准备的。”吴寄南认为，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虽已引退，但考虑到福田在中国的良好形象，可能安倍还要用他。

　　吴寄南指出，对于安倍，一方面要警惕，一方面也可做一些工作，打破中日关系僵局，“但现在看起来，安倍大幅度调整对华关系幅度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他说了那么多的硬话，多少对他还是有一些约束，谷内就表示过他的担心，特别是安倍说要参拜靖国神社，如果真的这么做，那么中日在领土争端之外又将开辟一个新战场，历史问题再次引起严重的对立，所以安倍任内要调整中日关系可能比较难。”

　　复旦大学国关学院副教授包霞琴注意到日本学界在对华问题上越发强硬的态度，“他们觉得2010年释放船长是一个外交的失败，绝不能重复那样的失败。这些主流、精英都在说要对中国强硬。”包霞琴说，一些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日本不能算是一个大国，只能算是一个中等的强国，不能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必须团结一批国家，包括韩国。所以他们外交战略上要团结亚太地区所谓的友好国家，共同应对中国崛起，这个战略非常明显，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中，日本的外交特别对华外交会越来越趋于强硬。”

　　新国家主义

　　其中，日本是否会修改宪法成为一大看点。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认为，自民党和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第三极不一样，“因为改宪和废宪有根本差别，修改后的宪法并不是新宪法，只是对原有宪法经过修改草案最后形成宪法修改版。但石原讲的废宪就不一样了，废宪是另起炉灶，新旧宪法是两个东西。不同的国家根本法差别大，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战后的和平宪法就有很大区别，因为是另外一个宪法，不受前面的规范，不是在这个延长线上做的改动，这点不可同日而语。”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中心主任李秀石指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上是不必修宪的，“如果首相有决断，通过内阁法做一个法则就可以。这就看安倍了，安倍一直要打破这个禁区。”

　　不过，高洪认为，中国应慎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提法，“尤其不要用军国主义已经复活来指代整个日本社会和整个日本政府，否则下一段中国对日外交无法转圜，无法转暖，对方已经都军国主义了，我们怎么往回拉？”高洪说，过度地强调“军国主义”，容易将日本社会中的友好和中间力量推向右翼一方，这也是不高明的。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认为，军国主义、国家主义这些概念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有特殊含义，“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对这些有特殊含义的概念不加以改造，不适应现在的情况，很容易引起误会，而且使用起来也很不确定，比如说军国主义，如果现在使用军国主义的概念来分析日本的右倾倾向，可能日本大多数的民众难以接受，而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确实日本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右倾倾向，我们就要按照实际情况建立一些新的概念，我比较倾向于用新国家主义来定义目前日本的右倾倾向。”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也指出，“日本年轻的精英层当中确实有很多人言行比较右，至少带有一些硬派色彩，带有强烈色彩。对于日本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客观地认定，但也不需要过分夸大，因为整个日本的体制要动，是非常困难的，整个战后的格局要变化也很难。日本经济实力在下降，这也不容否认，它要轻易改变也很难，但这个倾向本身也隐含着对中国对抗这一面，这一面在上升。”

　　即使是在日本国内也存在这种担心，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近日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当前日本政客“仅着眼于国内，一味宣扬廉价的民族主义，这种做法在国际社会是否通用，着实让我担心”。河野认为，如果像现在这样继续“向右靠”，日本自由派势力有可能消亡。“当然，行到路尽头，跌至深渊中，选民可能会兀然察觉，不过等到了那时再想回头可能就难了。所以必须及时阻止右倾化。”

(原标题：中日关系面临变数和机会)